給中國醫改的一些建議

上期《醫療改革是大難題》發表後，讀者評論多，埋怨多，訴苦也多。讀來心酸，讀來頭痛。他們的提點不少我事前知道，也有些是讀後才知道的。北京的朋友當然比我知得多，但我還是要在這裡懇求他們細讀這些評論。中國醫改要面對的，困難重重，改得好是偉大的成就了。

上期我說的是原則，讀者大致上支持。但原則歸原則，要怎樣改，細節如何，是否行得通，是更為頭痛的另一些話題了。中國人多，窮人也多，資源卻少，嚴重地加重了醫改的困難。這裡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公立的醫院很少辦得有看頭，劣績差不多是例行公事。香港的公立醫院是例外。香港的是我見過的運作得最好的公立醫院，但有兩個大問題。其一是經費高得離奇；其二是公立醫院的醫生薪酬高，一般醫生打不進去。是的，除非是名醫，在香港的市場掛牌不容易獲得好生計。香港的公立學校大花納稅人的錢，把私立的殺得片甲不留。醫療的情況也一樣，只是一些名醫及養和醫院可以私營兼好過。這是說，公立醫院可以辦得好，但同樣的服務水平，公立的遠比私立的成本為高。後者看來是個定律：美國教育的公私兩製出現同樣的情況。

中國沒有香港的條件，花不起香港的奢侈浪費。推出服務水平足夠的公立醫院，中國是沒有條件考慮的。

（二）目前，國內的公立醫院一般公非公，私非私。這是說，院內的醫生利用公立的設備來做一些私幫生意，賺取一些外快，也有論及紅包等間接收費。沒有錢的病人當然受到歧視了。不能大事怪責醫生這樣做：他們的正規薪酬實在低，有水平的服務供不應求，醫生賺點外快是難以厚非的。不公平是沒有錢的病人獲得的醫療服務，會因而打了個大折扣。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關的問題。因為公非公、私非私，不同地區的醫院的醫生的收入差別很大。窮人多的地區不容易賺取外快，醫院內一個全職醫生的收入每月只略高於人民幣一千，而值夜班或加班的有說是二元，有說是五元。雖雲醫者父母心，這樣的收入讀醫是傻瓜。

（三）我沒有說錯，今天在國內要考進有名的醫學院難過考狀元。為什麼？因為這些學子們期待著中國的醫改會出現。目前看，醫科畢業的學生一般找不到工作。這個看來是互相矛盾的現象，起於畢業生不能自由地在市場掛牌行醫。要進醫院工作嗎？外快可觀的醫院不會容易接受新醫生的參與。這跟香港的公立醫院相同，只是香港的工資大有可觀，政府監管得緊，沒有外快這回事。

（四）容許資格足夠的醫生在市場自由掛牌行醫是刻不容緩的。這種行醫要有醫院的配合才可以發揮效率。這是說，當一個在街上掛牌的醫生見到一個病人需要入醫院，他可以立刻找到醫院收容他的病人。此外，驗血、驗尿、X光等實驗室，政府也要立刻鼓勵私營或民營的設立。掛牌醫生及實驗室的收費一律讓自由市場決定。實驗室可以賺大錢，我恐怕政府會諸多留難，要搞什麼關係，什麼檯底交易等。事關人命，我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在醫療的事項上還在搞什麼特權利益，還在弄什麼關係玄虛，是有違天理的。他們要設立一些毫無利益關連的獨立機構，批准條件足夠的設立私營的實驗室。換言之，我們要見到掛牌醫生及實驗室的收費由市場的競爭決定。目前我敢打賭，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醫改後應該會出現的私營實驗室，其設立一定會受到「關係」及「檯底」的留難。

（五）國內的所有公立醫院要改為私營——平庸的公立死得人多，優質的公立是太奢侈了。北京也要鼓勵善長仁翁設立私營的醫院，大家一起競爭。我反對醫療社會制（socializedmedicine）：在中國資源的局限下，堅決反對。我支持幫助那些出不起錢求醫的窮人。推出上期提到的醫券制吧——雖然醫券制的設計會比學券制來得複雜。醫院及在外間掛牌的醫生皆私管，取得的醫券可向政府換錢。這些醫券只發給需要幫助的人。醫券的面額如果全國一致，貧困地區的醫院及醫生的收入會大幅提升。

我反對出得起錢求醫的人要政府補貼。只要醫療的各方面都有適當的競爭，我認為出得起錢就醫的人應該出，或自己出錢購買醫療保險。不富不貧的要怎樣處理是另一個問題，只要北京的朋友不從外地亂抄一通，客觀地利用自己的智能，他們會想出一些折衷的好方法。

是的，只要醫療市場的競爭有看頭，我不反對多收富人的診金來幫補一下窮人的補貼。歷來反對劫富濟貧，但在醫療與教育這兩個話題上，考慮到中國的局限，做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羅賓漢是有機會上天堂的。

（六）中國十三多億人口，說出不起錢治重病的達十億可能不誇張。在可見的將來我們不能祈求貧困的地區一般可以有先進醫療的照顧。有些人沒有受過嚴格的醫學訓練，但行醫多年，可以醫。另一方面，中藥與中醫有數千年的歷史，不能漠視。在達到醫道有大成之前——恐怕是很久之後的事——北京要重視這些往往被輕視的大夫們。

（七）最後要談一個我深信而又擔心的問題。我認為在醫道這方面，人格重於文憑，醫德重於醫術。一個信奉市場數十年的人說這樣的話，是違反了自己的學問嗎？不是的。這是因為疾病這回事，對一般人來說，訊息費用是太高了，容易受騙。無良的，或有意無意間誤導病人的醫生存在。搞醫療市場化，這樣的醫生在中國看來不少。這是文化的問題，是風氣的問題，也是一個善於造假貨的民族不能不面對的麻煩。

要搞好醫療，北京的朋友真的任重途遠了。

醫療改革是大難題

四月六日北京公佈《新醫改方案》，針對國內醫療制度的弊端。要改是肯定的，怎樣改是大難題。細則還沒有公佈，大概的方針，目前看不是那麼差︰一方面反對市場醫療制，另一方面不壓制私營或民營的運作。不一定有矛盾︰目前國內的醫院是公非公、私非私，有見死不救的情況。北京的朋友當然知道，要改也當然。

地球上有不少地方是醫療公立或施行社會制度的，socializedmedicine是也。各地處理不同，但從來沒有出現過好效果！我不知道北京的專家們怎樣想，但希望他們不要盲目地把外國的抄過來。正因為不知細節——就是北京要走的大概路線也摸不準——我要在這裡提出一些基本原則給北京的朋友考慮。

原則一。要讓醫生有機會賺很高的收入。有這需要，因為嚴格的醫學訓練的成本高得離奇。沒有機會獲得高收入，知識投資不足，高明的醫生訓練不出來。另一方面，稱得上是良醫的工作很辛苦。年多前美國推出法例，不准醫生每星期工作超過八十個小時。不少醫生反對。我的兒子說，有良知的醫生一般反對，因為有些病人要跟得很緊才可以活下去，是自己的病人，往往要親自跟進的。要做一個好醫生絕對不是好職業。話得說回來，有些水平一般的醫生可以憑口才而賺大錢，有瞞騙的成分。

原則二。醫生之間的醫術水平相差甚大。這一點，所有我認識的醫生朋友都同意。據我所知，有三個行業的專業水平在同行的眾君子中有天淵之別。其一是律師，其二是醫生，其三是經濟學者。這方面，醫生之間的收入要有相當大的差別才可以減少魚目混珠的麻煩。另一方面，雖雲小病無醫自愈，有些無能的醫生很無良：或拖長診治，或誇張病情，或亂開藥方，等等，務求自己的收入增加。北京的專家要考慮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原則三。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一個富有的人可獲高人診治，可住私家病房，可聘請幾個特護。任何人願出高價，沒有理由不讓他出高價，幫補一下醫院的設備投資。出不起錢的窮人呢？需要治療的疾病我們要照顧，不能馬虎，不應隨意，不可亂來。我曾經建議政府採用憑券制（vouchersystem）的方法，讓需要的人憑政府派發的醫券就醫，獲券的醫院或醫生可拿券到政府換錢。佛利民提出的學券制雖然沒有通行，但肯定行得通。醫券制的概念與效用相同，但因為病情變化多，醫券制的設計遠為複雜。

原則四。國際上，不少先進之邦的醫生要購買保險，醫壞了病人由保險公司負責。我認為這保險制度不可取，因為醫生的收費會被迫而提升得太高了：病人動不動起訴，發達的是律師。另一方面，醫生不可以亂醫一通而逍遙法外。醫生是要負責的，但以買保險而卸責的制度不可取。北京的專家要想出中國自己的「醫生責任制」。這方面，我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下，他們會想出較好的處理方法。

一個實例可以說明美國醫生以保險卸責的制度大有問題。幾年前老友巴賽爾在醫院接受手術，醫生不小心把幾塊棉花留在他的肚子裡。巴兄為此昏迷了整整三個月，到今天還是行動不便。官司打了兩年，巴兄所獲微不足道。雙方律師所獲當然不菲，水出魚，魚飲水，這些律師費用會加進醫療費用那裡去。

原則五。中國的醫療服務人手供應不足（目前要考進醫學院難過考狀元），醫術水平也遠不及先進之邦。我們要投訴的不是讓醫生賺大錢，而是不讓醫生的供應增加來把醫生的收費壓下去，是大錯。至於醫術水平那方面，不容易明白的是中國不容許水平夠高的持有外地牌照的醫生自由地到中國行醫。外來的醫生有沒有真功夫當然要審核，但拒外來的於門外顯然是為了維護國內醫生的利益。說不容易明白，是外資到中國傳授知識大受歡迎，醫療卻另行處理。

原則六。國內的人到香港自由行，一個主要項目是購買西藥。為什麼上佳的西藥在國內買不到？為什麼假藥在國內那麼多？批准賣假藥的仁兄不是被槍斃了嗎？中國人口多，窮人多，於是叫救命的也多。西方的名牌藥廠到中國來開業肯定會賺大錢。原則說中國要鼓勵國際的名牌藥廠到中國來開業，給他們有專利權的保障，我們也會學得不少。

原則七。不明白為什麼北京不出巨資，或鼓勵民營集巨資，開設一家醫學、生物學與藥物研究的、附有全面性醫院的大學研究院，在國際上招兵買馬。這個想法起於我的一位外甥與自己的兒子都是生物與醫學的專材，也與科大的王子輝談過好一陣，認為炎黃子孫作醫學、藥物、生物等研究的籌碼多得很。說我發神經吧，我不僅認為中國的青年聰明，而我們的精於手工藝的文化傳統極宜於作有關醫學與生物的研究。大智能及博學不一定比得上人家，但有關醫學及生化的研究，加以栽培，假以時日，炎黃子孫應該勝出。

原則八。中國與眾不同的經濟制度，我分析過了，其中重點是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是天下獨有的。在《新醫改方案》這方面，我建議北京的朋友考慮清楚了這方案的大概之後，鼓勵不同的地區各自為戰地想出他們的細節與法則，然後按時衡量不同地區的成敗得失，有了經驗的效果作依憑，才選出一套完整的推到整個國家去。

毒資產是一頭怪獸

美國金融危機的演變複雜，不容易明白。說過了，是前所未見的現象，過於特殊，解通了對經濟學的貢獻不一定很大。我自己當然不敢說解得通。有些要點認為是掌握了，另一些認為深不可測。他家之見多得很，一般水平不差，但好些觀點加不起來。這裡試把此前自己分析過的，加上一些新觀察，再推下去。推錯了讀者或可提點一下。

以我之見，那所謂毒資產，起於借貸與抵押的比率太高（我稱為浮沙指數的），加上衍生工具（包括保險工具）的縱橫織合而促成的。是怪物，可以作為一頭怪獸看。怪在何處呢？怪在三處。

一、毒資產不是壞帳，而是可毒可不毒。這是說，只要發行衍生工具的機構不倒閉，資產（尤其是房地產）之價上升，毒資產可以變為不毒。二、毒資產無價。九十多歲的貨幣大師AnnaSchwartz不久前說︰「何謂毒資產？因為無價，所以毒。」我認為要倒轉過來說︰「因為毒，所以無價。」三、金額極為龐大，其怪處可不是龐大，而是到今天還沒有誰可以肯定其總額究竟是多少。

上述的三個怪處顯然有關連，我們要從哪點入手分析呢？我認為要從第二點——無價——入手。資產怎可以是無價的？壞帳不是一般有價嗎？天下何來無價資產了？我對「無價」解釋的第一步——應該對——是賣家的價格要求持久地高於買家願出之價。這是英語說的bid-askspread太大了。據說去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事發後，毒資產立刻無價。那是七個多月前的事，逾半年，依然無價為時甚久矣。那是為什麼？不久前美國財長蓋特納推出政府補貼購買毒資產之法，不知他怎樣想。我的想法是這補貼有減低要價與出價的差距之效。我同意一些經濟學者的看法：把毒資產從銀行或金融機構拿開，其毒性依舊，於事無補。我想不通的，是政府補貼無疑可促長毒資產的成交，這成交通行後，會否收窄要價與出價的差距呢？

也應該對的第二點，是要價高於出價的差距，主要起於訊息費用。這是說，持有毒資產的人的訊息，與可能購買毒資產的人的訊息不同。這裡我想過另一點。那就是持有毒資產的金融機構明知不值多少錢，為了避免破產不肯賤價而沽。但考慮到美國此前的mark-to-market法例及不久前的取締，這想法看來不對。訊息費用應該是要價與出價分歧的主要原因。這差距維持了那麼久，不可謂不奇。

可毒可不毒（第一怪）無疑會增加訊息費用；不知毒資產究竟有多少（第三怪）也會增加訊息費用。我們有理由相信銀行或金融機構對毒資產的認識比一般市民知得多，多很多。前者的要價持久地高於後者願出之價不難明白：毒資產何物行外人不容易知道。然而，金融機構之間對毒資產何物的訊息費用的差距應該不大。為什麼這些機構之間不作價成交呢？答案是這些機構一般自身難保，再購入毒資產風險是太大了。

是複雜的世界。原則上，政府大可印製鈔票，大手壓價購入毒資產，有機會賺大錢。問題是，無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這些費用納稅人早晚要支付，一旦輸了大錢政府是難以交代的。

把毒資產減毒或消毒看來是最上算的辦法。說過了，這是要把資產的市值再推上去。也說過了，以財政政策刺激消費的減毒效果不大；撤銷工會與最低工資政治上行不通。餘下來是大手提升貨幣供應量，希望搞起通脹。通脹太高不能接受，但可以接受的通脹是有機會適當地減毒的。

這些日子差不多所有美國的經濟大師們都恐怕高通脹捲土重來。其中有些持著我的看法，也像我一樣，不知道怎樣才能把通脹推得適可而止。大家知道，一旦通脹的預期形成了，要調校非常困難。目前美國的形勢，是通脹不容易推上去！美國二月份的數字，顯示通脹率升得有看頭，但三月份卻又緩慢下來。去年全年算有通縮，是五十三年來第一次。期貨市場之價下跌了百分之三十是一個原因。問題是，雷曼兄弟事發後，聯儲局十分勇，放寬銀根的大手筆是美國史無前例的。七個月過去了，從佛利民當年定下來的時間表看，今天應該明顯地見到物價上升的反應，但沒有。

這裡我要提到中國的例子。我們的央行放寬銀根比美國聯儲來得慢，也遠不及聯儲那麼勇，但國內房地產的止跌回升明顯，而這回升看來是與北京的「四萬億」政策沒有多大關係。這使我想到如下的結論：中國放寬銀根的效應遠比美國明顯，主要因為中國沒有多少毒資產。

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毒資產的大量存在，會阻礙貨幣政策的正常運作呢？與郭中光研討良久，一個可能的答案，是美國的市民，在銀行的壓力下，正在忙於重整債務，一方借錢是為了清理另一方的債，導致貨幣量有暫時性的增加，而這增加到目前還沒有大幅地用到消費那方面去。這是說，因為毒資產的存在，美國的銀行的借錢政策不是鼓勵消費，而是為了自保。另一方面，經濟學者擔心高通脹出現，主要是因為聯儲局把銀根（monetarybase）提升得很高，而銀行的超額儲備（excessreserve）一年內上升了二百四十倍！

蕭滿章傳來一篇MartinFeldstein的文章。這位哈佛教授大有來頭：在列根時期曾為美國經濟顧問委員主席，今天是奧巴馬旗下的一位救災委員。文章的最後一句說：「奇怪長線利率還沒有反映著未來的通脹風險。」我為同一現象感到奇怪有好幾個月了。今天我的解釋是：長線利率是由政府債券之價決定的；美國人民肯定不毒的資產，是政府發行的債券；安全的債券需求大，其價高企，所以長線利率不升。我們有理由相信，Feldstein今天感到奇怪的現象，將會改變。

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

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再評新勞動法

我喜歡親自建造園林。沒有真的學過，但研究過，建造過，曾經在美國獲得一個園林大獎。由我出錢，由我設計，由我指揮，從早到晚工作一個月，造成後讓承包工程的仁兄拿去比賽，獲大獎後此君生意滔滔。

說自己沒有學過可能不對。參閱過蘇州與日本京都的園林書籍，認為日本的較合心意。到京都幾個園林靜坐幾天，心領神會，再找一些建造園林的技術書籍參考一番就是了。自己的本領，是攝影時構圖看得快，看得準，用於之園林，石頭、草木、小丘、水池等的擺佈，建造時意之所之地發揮可也。技術的要點是不同物體的動工及安置要有先後次序。根底是日式，中國品味是加進柳樹——日本的園林不用柳——是「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影響吧。讀者不要給我誤導：植柳是名樹中的最差投資。

喜歡親自造園林，因為作為一門藝術，那是最容易發洩情感的玩意：創作時作者身在園中，整件作品包圍著作者。我不先作任何圖樣設計，建造時在場中指揮，晚上細想這裡那裡怎麼辦，日間見到不滿意的這裡那裡修改一下。

親近的朋友知道，在學術思想時我是個集中力很強的人，可以持久地集中多天，外人說什麼往往聽不到。當太太及孩子們見到一下子我魂遊四方，知道發生著什麼事，也知道怎樣吵鬧我是聽而不聞的，於是不管。奇怪，集中思想時我喜歡孩子們在旁邊搞得天翻地覆。這樣的一個人，久不久要找藝術的表達來鬆弛一下，造園林是個好去處。

造園林的機會在美國的西雅圖多得很，在香港的機會是零，而今天在神州大地的機會，比美國還要好。是的，中國沒有美國那種發神經的環保法例，僱用農工一律相宜，而中國農工對種植的知識，冠絕天下。今天老了，不能整天站在園地指揮。只是久不久去看一次，作些建議或改動，成果遠不及自己能長駐場地那麼好。然而，有機會我還是喜歡染指一下園林的。

這裡還有一個不能漠視的話題。造園林是一項可以穩定地賺點錢的投資。困難是要找到一間有足夠空地及宜於造園林的房子。找到了，自己的勞力不論，一元投資房子可升值三至五元。還有，園林這回事，保養得宜會按年升值。這與室內裝修年年折舊有很大的差別。

最近要在一個園林種植約四十株桂花樹。這種樹常綠，清潔，花香，而每年的增值可觀也。我選較大的，樹幹直徑八至十公分。售價包運、包種、包活一年。要天晴起碼三天才移植，要懂得怎樣挖掘，要懂得怎樣用草繩把樹根連泥土紮成球形，而某些樹要懂得怎樣切枝。準備工作做好後，搬運移植桂花樹那天，六個農民，四女二男，從清早七時工作到晚上七時也植不完。當我知道該天他們每人的工資只約四十元，不是天天有工作，心酸起來，每人補給五十。異日繼續，只半天就植完了。當時我不在場，電話堅持要等我趕去看看才放農民走，其實是趕去每人再補給五十。我不要把錢給他們的老闆轉交，要親自交到農民手上。

上述的平凡現象有兩個不平凡的經濟含意。首先是這樣的園林移植，連樹帶工，美國要多少錢一株呢？答案的第一步是美國的園藝專家不懂。五年以上的樹他們不敢移植。我移植的桂花樹逾十年。中國的農民可以移植逾五十年的老樹，一律是包活的。

讓我假設技術上美國也沒有困難，那麼同樣的一株樹，包運包種包活的，在美國需要多少錢呢？我的大約估計是美元六千一株，比中國約高五十倍。這是較為誇張的例子，但數字的估計大致上對。六千美元一株，選植兩株也是過於奢侈了，做夢也不會想到四十株那邊去。

現在的問題，是從植樹那方面看，中國的勞動力與美國的沒有多大差別，樹的欣賞價值也差不多，但從國民收入那方面衡量，我選的誇張例子是中國只有美國的五十分之一。國民收入是不算消費者盈餘的——應該算，但無從算——作為欣賞者，這盈餘比在美國高得多了。這些大差距的解釋，是植樹這個行業不能賣到美國去，而中國的貧苦農民實在多。我遇到的那六位植樹農民上了年紀，識字不多，而他們的植樹知識雖然了不起，沒有其它值錢的用途。享受著他們的產出是我這種人，市場說廉價，我就付廉價，除了趕到場地多給他們一點錢，我還可以做什麼呢？說過了，按照經濟原則幫助農民，我們要鼓勵農民轉到工業去，然後讓市場壓力使農產品之價提升。這是唯一的最有經濟效率的法門，其它的一概不妥。

這就帶來第二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上述的六位農民是打散工的，既沒有白紙黑字的合約，也不遵守最低工資的規限，而新勞動合同法的所有條例顯然是一律違反了。我們應該為這些農民而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嗎？

我的大略估計，如果新勞動法被堅持引進，桂花樹的培養與移植的成本上升，會使市價高出一倍。有些還能繼續移植工作的勞動農民的收入會提升，但因為顧客見樹價上升了，會減少購買量，植樹的勞動需求量會相應下降。樹園的老闆會因為新勞動法的執行而選聘那些生產力較高的勞工，生產力較弱的要不是失業，就是被迫轉向收入較低的、勞動法管不著的小販工作，或行乞，或盜竊。鄧小平先生昔日站起來搞經濟改革，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不是說得擲地有聲，說得清楚，要給每一個人自力更生的機會嗎？

如此類推，轉到工業那方面看，我不否認，新勞動合同法會促使還沒有倒閉的廠家多置較為先進的機械，也會多向較為優質的產品打主意。淘汰了接單工業，餘下來還可以繼續操作的會好看一點。中國的改革是為了好看嗎？還是為了改善勞苦大眾的生計？是誰想出來的經濟謬論，支持著科技的改進由法例逼出來會有好效果的？高舉騰籠換鳥的汪洋先生最近說大家要耐心等一下，要忍一下，忍得雲開見太陽。看來汪先生是忘記了中國的窮人是沒有煉過仙術的（一笑）。

我沒有反對過幫助那些因為某些不幸而不能工作的人，但像中國那樣人口多資源少的國家，大搞福利經濟愚不可及——也沒有資格。新勞動法的執行有一個肯定的效果，那就是生產力最低的人受到損害。這是淺的經濟學。較深的經濟學說，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只要最低下的人能有自力更生的機會，層面高一級的眾君子的生活用不著我們操心。

回頭說我遇到的那六位上了年紀的植樹農工，他們的前途怎樣了？很不幸，就算新勞動法不存在，我看不到他們的生活會在他們有生之日大幅地提升。衣服破舊，鞋子看不出是什麼，到死那天還會差不多吧。我想，他們工作得那麼起勁，應該是為了他們的後代。這裡那裡多賺幾塊錢，寄回鄉下孫子們或可購買一件新衣。他們是希望見到子孫有成而活下去，不是希望自己會富裕起來。這些人偉大，國家是因為他們吃得苦而建設起來了。

寫到這裡，脾氣頓發，要問︰上蒼究竟授予了什麼人那麼大的權力，可以連最苦的人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

金融救災大點兵——順覆浙大同學

經一事，長一智。對經濟學問有興趣的可以從目前的金融危機學得很多。不是有趣的學問，而又因為「毒資產」很特殊，歷史沒有出現過，對一般理論的貢獻應該不是那麼大。然而，從開始研究經濟到今天的剛好五十年中，我沒有見過一項經濟話題像今天那麼熱鬧，引進了那麼多的經濟大師們吵得天翻地覆。美國的次貸事發是二○○七的夏天，震撼地球的金融危機卻始於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的雷曼兄弟，距今只七個月。消息多，爭議也多，橫眉冷對我也感到有點天旋地轉了。要停下來，衡量一下紛爭頻頻的各方君子的言論，粗枝大葉地以事實發展略作印證。嚴格來說作不得準︰今天發生著的不幸，一百年後還會有學者提出新意見。我想，昔日稼軒沙場秋點兵，也作不得準，但點點何妨哉？

幾天前到浙江大學講話，聽眾據說逾四千，講後提問者眾，一般有水平，反映著浙大名不虛傳了。提問的同學太多，答不到舉起的手的二十分之一吧。離場後，太太交給我一位同學寫在廢紙上的問題，問得好。同學的名字是Stanley，不知是何方神聖，只能在這裡回應，希望他能讀到。他問︰

「不知張教授是否瞭解莫瑞．羅斯巴德（MurryRothbard）這個人？此君乃奧地利學派的最後一位集大成者。他在《通貨膨脹真相》一書中成功預言了這次金融海嘯發生的必然性。他認為由借錢達成的虛假繁榮（也即是你所說的浮沙指數太高）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向理性回歸。那麼請問張教授，危機後的政府救市是不是在某種程度阻礙了經濟向理性回歸？你怎麼看？」

我沒有讀過羅斯巴德的論著。作研究生時我對奧國學派有偏愛，而我歷來高舉的耶魯大學的費沙也算是這學派的。依稀記得，費沙也曾指出借貸過多會闖大禍（此君論著甚多，走馬看花也不易）。但七、八十年前的費沙時代，我說的浮沙指數（借貸與抵押的比率）一般低於一，沒有浮沙，或甚少，不會出現今天的金融困境。浮沙指數高於一——尤其是遠高於一——主要是金融行業的衍生工具帶出來的。浮沙指數低於一不會有「毒資產」。我不知道羅斯巴德所說的虛假繁榮是否也想到浮沙指數遠高於一那方面去。應該不會吧。

以我之見，只要浮沙指數不高於一，借貸總量不管如何龐大，不會出現今天的金融危機。歷史的經驗，是破產或負資產可以一時間出現數以萬計，導致經濟不景，但一般而言，除非在政策上政府不斷犯錯（例如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經濟復甦指日可待。今天美國不少專家說，那裡的毒資產是無底深潭。我的闡釋，是此潭也，浮沙指數有多高就有多深。

政府救市要怎樣救呢？毒資產要怎樣處理才對？一個方法是用納稅人的錢把毒資產全部買過來，或放在一間「毒銀行」。此法難行，其中一個理由是在公平上說不通。花納稅人的錢會大幅增加赤字財政，納稅人早晚要付午餐費用。這裡不平之處，是搞出毒資產的金融「天才」曾經享受多年高薪，花紅天文數字。美國一些學者的看法，是這些專才或機構要負責，政府不要挽救，就是銀行也不要挽救。我的看法是銀行擠提是太大的一件事，不公平也要保一下。

另一個方法是財長蓋特納不久前建議的，政府補貼市民把毒資產買下來。這一手，在技術上財長的想法不錯，但大多數經濟學者反對，認為毒資產雖然可以脫離銀行，但毒性依舊，還存在經濟體制中，於事無補。

餘下來的辦法是把毒資產減毒。減毒之法，是要把美國的房地產及其它資產的市值再推上去，過了關，清理了那些我認為是劣制度促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再作打算。沒有誰這樣說也沒有誰這樣看，但我認為應該這樣看，也要想盡辦法這樣做。

最簡單的方法，我曾經打趣說是微觀派的，是美國取消工會及最低工資！政治上當然行不通，但學問則是經濟學的第一課。不管金融災難龐大如何，美國的生產力沒有變。依照盤古初開的經濟分析，國民的總收入可分兩大部分：其一是工資；其二是租值。工資下調，資產的租值必然上升，於是，毒資產會大減其毒，甚至變為不毒。這是書生之見，一士諤諤，寂寞無人見。不識時務嗎？卻又不然。幾天前蕭滿章傳來一篇美國教授LeeOhanian最近發表的重要文章，其要點是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主要起因是當時的胡佛總統被工會形勢所迫而讓工資提升，導致無從解決的工資高於市值的困境。

我個人肯定取消工會與最低工資必有神效，不始自今天，而是來自九十年代中國的經驗，我說過好幾次了。那時中國的通縮嚴峻——算進當時物品質量的急升非常嚴峻——而房地產之價一般下跌了四分之三。但中國的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大致上保八。多方考慮，考慮良久，我認為中國九十年代出現的史無先例的奇跡，起於兩點。其一是中國的縣競爭制度一九九四開始形成，其二是當時勞資雙方的合約（沒有寫下來也是合約）絕對自由：老闆說炒就炒，工人話走就走，工資形式變化多。主要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使我不同意佛利民與蒙代爾等貨幣大師的理論中的某些觀點。

第二個解毒之法是大手地把貨幣量提升。這方面，雷曼兄弟事發後，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得好，夠勇。上文提到的Ohanian教授也看到其中玄機：工資下調有困難，貨幣政策的效應增加。這是重點，我在《伯南克別無選擇》一文內解釋過了。從目前美國的情況看，貨幣政策開始生效，但遠不及讓工資自由下調來得高明，因為前者無可避免地會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通貨膨脹。說無可避免，因為貨幣量的大幅提升，對通脹調校得准歷史沒有出現過。

第三個方法是財政政策，也即是美國政府正在推出的大手花錢刺激消費。對於解毒，此法收效必然甚微，而對於增加就業，經驗說遠不及減稅。我沒有讀過全部名家言論，但在讀到的諸多名家中，贊成政府大手花錢的只有克魯格曼一個。為什麼政府大手花錢會是那麼容易被採用呢？答案是官員或議員或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一律有著數。

也是幾天前，WallaceChan從加拿大傳來一篇短文，作者PaulTharp報導一項調查結果，說五十多個經濟學諾獎得主表達意見，比率九對一認為財長蓋特納處理毒資產的方法是劣著！諾貝爾獎不一定靈光，但這些獲獎者我認識不少，沒有一個是蠢才。該報導引用其中三君子聯名寫下的我欣賞：「相信大政府可以幫助今天的美國，是希望超於經驗的凱旋。」

回頭再看浙大同學提出的問題，我曾經在雷曼兄弟事發後指出過一點：在浮沙指數那麼高的金融制度下，闖大禍是早晚的事。另一方面，美國的不幸經驗教我兩點之前沒有想過的。其一是借貸量升得很高，但貨幣量沒有相應地提升，通脹不會因為借貸的提升而增加。其二是幸或不幸，這借貸的提升看來是協助了伊拉克之戰的財政困難。伊戰的費用，物價調整後，高於三十多年前越戰的約一倍，但當年因為財政「擠迫」而出現的麻煩，伊戰看不到。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美國地大物博，只有地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地球的頂級知識人才卻佔了八成，得天獨厚是無庸置疑的。我們不容易相信美國的眾多大師們解決不了目前的困難——解決不了可能是說他們的政治制度有不足之處。

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

不久前北京公佈二○二○年上海將推出國際金融中心。二十一世紀看天下大勢，上海是地球上搞金融中心的最佳地點。其實，上海要推出金融中心不需要等十一年：只要解除外匯管制，搞好人民幣，不出兩年上海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了。外間的金融機構，或大或小地早就群集上海，而陸家嘴的商業大廈，不讓華爾街，還在建造。從建築物那方面看，陸家嘴超越華爾街指日可待(地球最高的商廈正在那裡興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要搞好人民幣，要放開外匯管制。

國際金融中心大鬥法，陸家嘴要鬥的是華爾街，不是香港中環。不久前北京公佈二○二○這個時間表，香港的關心人士說不怕不怕，香港不是與上海競爭，只是互相協助。胡說：互助當然；競爭也當然。上海人做生意是不會手下留情的。至於香港認為人才比上海多，商業法律比上海好，等等，我不同意。加上地理，我認為有一面倒的形勢，上海應該勝來容易。關鍵是中國的央行對人民幣的處理是否到家。分點說說吧。

(一)說過了，雖然時間一樣，上海的太陽比香港早出一個小時。重要的。太陽早出可以早開市，先拔頭籌。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搞不起。上海推出金融中心，香港及其它地方的股票及金融交易，可以在上海先開市。

(二)長三角的工業發展勝於珠三角，國際名牌雲集於前者。另一方面，十多年來，無論空運、海運、陸運、通訊等發展，到今天，長三角達到的水平，盡屬一流，不亞於世界任何地方。

(三)金融人才也是上海勝。這方面，我的判斷是經驗之談。香港土生土長的商業及金融人才，不少是我教過的學生，而今天在四十五歲以下的，不是我教過就是我的學生教過，應該達八成吧。他們的水平我知道。不是說香港的學生不夠好，不少好得很，但國內人多，淘汰下來能在上海打江山的一般優越。想想吧：中國的人口是香港的二百倍，能打進名校的是很小的一個百分率，其中選修經濟或商科的很多。今天國內有不少學子令我見而生畏。可以這樣看吧：初出道而又算是良材美質的青年，上海的月薪約五千，香港則要二萬。十年前我們可以說國內優質學子的英語水平比不上香港的，今天我們只能說在發音方面香港的還佔優，斗識字多則國內的略勝。但國內的懂普通話，中語文筆高出相當多，以計算機打簡體字往往快得離奇。還有，在浙江一帶的中年工商業人才，甚眾，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一群。

(四)高級的金融人才，今天當然是香港勝。這些專才大可移師上海。看另一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些專才的命運使我想到杜牧寫《金谷園》，落花猶似墜樓人也。正因為這個不幸的發展，陸家嘴與華爾街大比並，前者有機會勝出。那所謂金融衍生工具這個行業，看來日暮黃昏。動不動年入數百萬美元的金融工作，不容易繼續下去了。有理由相信，美國目前的困境過後，他們會把金融行業管得緊。大家不搞複雜無比的金融運作，上海佔了甜頭。

(五)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勝香港最重要是哪一點呢？我賭你猜不中。這是嚴格地說，港元沒有自己的面目。鉤著美元或轉鉤人民幣，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貨幣。多年以來，港元在國際上打出一點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自己的貨幣可以獨當一面非常重要。

回顧歷史，英鎊曾經雄視地球，今天還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倫敦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說，面目得來不易，帶起華爾街。七十年代日圓呼之欲出，一時間東京紅得發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錯，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歐洲採用歐元之前有三幾隻貨幣有看頭，但國際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歐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沒有國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機出現後，歐元能否保得住是問題，因為不同的國家需要有不同的貨幣政策。當年佛利民反對蒙代爾的歐元建議就是為了這一點。

要搞起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貨幣有自己的面目重要。這是說貨幣需要是一隻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為結算單位。弱幣不成，強幣較好，但太強也不成。與物價水平衡量，幣值穩定重要；國家本身的生產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幣有十三多億人口的可靠生產力支持，過了一個難關，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物價當然穩定，所有難關都過了。這裡要說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凱恩斯三十年代建議的以三十種物品為貨幣之錨，與我建議的方法不同，施行會有困難。我建議的要點，是為錨的一籃子物品要化為任何人可以大約地在市場自由成交的物價指數。這是重點，我解釋過多次了。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發表《是港元轉鉤人民幣的時候了》。今天看，港方不接受是大錯︰外匯儲備與銀行輸多了多少是一回事，香港市民這幾年買貴米是另一回事。最近轉鉤人民幣之聲再起，曾特首說要等到人民幣自由兌換才可轉鉤。不對。在鈔票局的制度下，轉鉤人民幣要有足夠的人民幣儲備，不多，而就算是不少北京沒有理由不支持。自由兌換搞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搞鈔票局不需要。一九八三彭勵治考慮鈔票局時，我參與研討，是過來人了。

目前看，如果上海推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要比得上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作為一個重要的金融輔助中心的機會還好。爭取這機會，香港要轉用人民幣！單是轉鉤而不轉用不足夠。這是因為一旦人民幣成功地殺出國際市場——這是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的衡量準則——港幣還是依然故我，單從金融那方面看，上海與香港之別，會有點像今天的香港與澳門之別了。

（六）最後要說的是司法或法治的問題。不能否認，從司法的整體看，香港遠勝國內，而國內急起直追也要長時日。問題是從金融本身的法治看，範圍小很多，我有理由相信上海可以做得好。這一點，讀者要細讀我去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上海是一個城市，是一個地方，不是一個國家。依照中國的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地方，上海搞金融中心會有很大的政策及金融法例的自主權，加上央行的協助，做得有成果北京多半不會插手。這些年我對上海幹部的本領打高分。批評永遠容易，但上海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能是無能之輩的作品。

陸家嘴能否與華爾街一較高下，或起碼達到地球的第二金融重鎮，關鍵問題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的央行。人民幣是央行處理的，面目如何，牌子如何，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如何。其它條件上海一律足夠。這幾年我擔心央行可能擔心得太多了。

舒巷城當可傳世

舒巷城是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謝世的，距今剛好十年了。一九九七他心臟病發，我請鄭俊豪診治他。鄭醫生是性情中人，不收診金，連醫院的所有費用也代付了。我要秘書小姐催促鄭醫生寄帳單來，催了幾個月，催了多次，才可憑單結帳。想舒巷城，總是想到人間的溫暖事。過後醫生對我說，按照他知的概率，舒巷城大約可多活兩年。不幸言中。

一九八五舒巷城開始替我修改中語文章。那是在《賣橘者言》之後，《中國的前途》之前。聘請他是由我和家母捐到香港大學的錢出薪酬，按校方的規格方程式。舒兄一九九七病發後，多在家休息，我因而懶得寫中語文章。後來再執筆是為追悼舒兄而作，全是自己的文字了。朋友見水平依舊，問何解。我說經過舒巷城十多年，再蠢也學得為文之道。其實舒兄修改不多，重要的是他喜歡提點一下。例如他教「毋庸諱言」通常是指壞事，「實不相瞞」通常是指好事。又例如他教在年份之前通常不用「在」字或「於」字。這些學問，注於我這個四十八歲才開始學寫中文的人，無疑大開眼界。

舒兄病發前三年，我強迫他接受我的稿酬，按期放進他的戶口，再授權給我管理。一九九八某天，舒兄找我，吞吞吐吐地說著些什麼。我意識到他是關心著太太的養老生計，不知稿酬戶口要怎樣處理才對。我說：「你擔心什麼？我是不會那麼容易地死去的。」話題立刻轉開了，離別時我感到他是愉快的。

舒兄謝世後不久，他太太到港大找我，說希望能動用稿酬戶口的錢來出版舒巷城的作品。我說不能，因為那些是她的養老錢，但答應想辦法。其實我擔心的是文藝創作在香港不容易賣出去。自己出錢印製容易，但有誰樂意發行，有哪家書店樂意陳列呢？沒有誰懷疑舒巷城的作品是香港文化的一個重鎮，但文藝創作的命運眾所周知。舒兄本人曾經對我說，在報章上發表一首新詩，稿酬換不到一碗魚蛋粉。

我想，最好可能是開一間出版社，讓舒兄的太太在那裡工作，我把自己的作品及稿酬協助，發行商要一起發行舒兄及我的書，有盈餘就給我一些顧問薪酬吧。投資主要是購買兩部計算機，聘請三幾個人，小規模的。大家很快就這樣決定了。出版社要有個名字，我見牆上掛著一幅周慧珺的書法，寫稼軒的《青玉案》。那是舒巷城深愛的詞，第一句是「東風夜放花千樹」，於是說，出版社就起名為「花千樹」吧。

那是一九九九的秋天，舒兄謝世幾個月。不到十年，舒巷城的書出版了二十本。不管銷量如何，每出一本，發行商必為之奔跑，每逢書展必大事陳列，曾經有七本入選什麼獎的。讀者不買無所謂，我們就是堅持，死不悔改。守得雲開見月明，香港的年輕人終於注意到舒巷城的作品，大學舉行研討，中央圖書館陳列過兩次，而最重要的是所有圖書館都收藏。是的，今天看，舒巷城的作品將會傳世。

人的一生不容易遇到一件可以做到的有意義的事。捐錢容易，幫助朋友也容易，但意義這回事，是要講機緣際遇的。我遇到，於是站起來。客觀地看，我的功勞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因為舒巷城的朋友多，舒巷城的朋友好，舒巷城的朋友懂文藝，舒巷城的朋友仰慕舒巷城。舒巷城的太太小心地保存著舒巷城的作品及文稿，一紙不棄。於是，只要太太出聲要出書，舒巷城的朋友都站起來幫忙了。這是香港的一個小故事，國內的朋友不容易相信吧。

我是一九四九年認識舒巷城的，當時十三歲。舒兄原名王深泉，他的弟弟王柏泉是我在灣仔書院的同學，大家住在西灣河，很熟。他們的家是今天不復存在的太寧街二十七號地下，在海旁，住著幾伙人家。當時是有名的地址，因為能人怪傑雲集，一般貧困，但對我後來的思想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太寧街的往事我寫過幾次了。

認識深泉時他二十八歲，是太寧街公認的才子。戰前他在香港的英文書院中學畢業，太寧街友儕間沒有誰達到那個水平。他能文、能詩、能詞、能聯、能畫、能曲，又能唱。沉默寡言，但說起話來卻滔滔不絕。太寧街的人多稱他為泉哥，我則跟他母親稱他為深泉，有時叫他的Swannie英文名字。年齡相差十五歲，深泉和我的爭論是太寧街的典故。爭論什麼呢？爭論文學！

你說奇不奇。當時深泉是文學的師級人物，古、今、中、外皆有掌握。我呢？什麼也不懂。我有的是過耳不忘之能，什麼詩、詞、古文、白話文，即使不懂，聽一兩遍就背得出。深泉明知我胡鬧，但我既然背得出，他沒有我的辦法，不能不應酬。四十多年後替我修改文章時，一天他有所感慨，說能把中國的詩詞或古文引用得那樣隨意自然，他沒有見到過。

有一次，也是半個多世紀前，我們的爭論吵到足球那邊去。他懂足球，少小時有練習，認為可以勝我。吵了一輪，大家決定在太古的足球場來一次生死戰。一對一，好事的觀眾不少。雖然球技不如他，我成竹在胸，因為知道氣力比他好。開賽後，每次我搶到球就帶著滿場走，累得他筋疲力盡，結果是我大勝三比零。

我認識深泉時，他的筆名是秦西寧，是秦淮河、西灣河、太寧街的合併。那時是戰後，香港平凡，西灣河平凡，太寧街平凡，窮朋友也平凡。不平凡的是深泉的才華。受到他的感染，後來我自己也變得有點不平凡了。

深泉寫的是老香港及西灣河的人與事。既不寫恩仇，也不寫怨恨。他寫的是窮人家之間的愛與關懷，初讀有點平淡，但讀後的感受是入木三分。依稀記得，認識他時他剛發表了《玻璃窗下》，跟著是《鯉魚門的霧》。今天大家知道，這些是香港文學的短篇小說的精品了。我在美國求學時收到他寄來《太陽下山了》，是長篇，寫西灣河。我要向讀者推薦這本書，因為認為是舒巷城的代表作。

《太陽下山了》完稿後，深泉為該書的人物與感情寫下一副長聯，在信中寄到美國給我。今天我還記得全聯，應該一字不差吧。這裡謹錄如下，好叫讀者知道我高舉舒巷城的才華沒有誇張：

「愁霞疊疊，水逝茫茫，鯉魚門外水流黃昏去。愁到此間，思那夜，小林江碼頭釣銀光，談夢談詩何寫意。夢易完成，有月未圓今夜夢。
苦霧重重，春歸寂寂，獅子山前春帶暗日來。苦臨斯境，念當時，張七皮沙地敲鐵罐，講情講古獨傳神。情難已際，無聲還缺舊時情。」

（按：鯉魚門與獅子山是當年太寧街海旁可見的兩個名景。書中小林江是主角小孩，張七皮是在海旁沙地上的講古佬。）

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這邊廂聽到迪士尼樂園將會在上海浦東建造；那邊廂北京公佈二○二○年國際金融中心會在上海浦東推出。是誰作的決策了？幾年前我不是說過米奇老鼠不要跑到未來的神州大地的金融中心去嗎？

十多年前我說二十五年後上海一帶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浦東會容易地把香港殺下馬來。儘管這幾年央行處理人民幣失誤頻頻，而新勞動合同法的推出愚不可及，但上海一帶還是按著我早就定下來的時間表走。

反對迪士尼設在浦東，因為此樂園也，跟重要的商業及金融中心合不來。當然不反對迪士尼在中國開業，也希望他們能多賺炎黃子孫的錢，但迪士尼的主事人顯然不明白，到中國開業不容易賺我這種曾經周遊列國的人的錢，更不容易賺外籍賓客的錢。他們的顧客對像應該是中國的勞苦大眾，或那些在中國農村成長的貧苦人家。不要小看這些人，或認為他們窮得要命。他們的錢不多，但遇到迪士尼樂園這種名動地球的玩意，不吃飯他們也要讓孩子們開心一下。

迪士尼樂園建在浦東不對。那裡可以提供人民幣百多元的酒店房間嗎？可以在街上找到幾塊錢吃得飽的膳食嗎？農民一家大小，扶老攜幼地跑到不久的將來差不多肯定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去，孩子在路旁小便是否犯法了？不成體統，於是合不來。不要誤會，我絕不小看中國的貧苦人家，更不小看中國的農民。我曾經是他們其中一個，認為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為他們爭取機會動筆發牢騷，春去秋來，三十個年頭過去了。

歡迎迪士尼到神州大地開業，但認為他們的主要顧客對像應該是那些出不起錢住星級酒店的人。我也認為這些人對迪士尼那種高級玩意會比我更為樂意花點錢的。深圳的世界之窗不是大有斬獲嗎？後者我沒有去過，迪士尼無疑是另一個檔次，另一個層面，他們應該把樂園建在中國勞苦大眾出得起其它費用的地方。

幾年前我建議迪士尼把樂園建在洛陽，認為地球雖大，不容易找到一處比洛陽更適宜飼養米奇老鼠的地方。首先，洛陽是中國中原文化的中心點，西望西安，東見鄭州、開封，鄰近有無端端地因為遊客多而發了大達的少林寺。地球上沒有另一處對人類的文化歷史表達得比中國中原更具感染力的。於是遊客多：幾年前算過，從西安到鄭州一帶，每年遊客六千萬。其次，雖然西安的遊客比洛陽多，但迪士尼樂園主要是室外活動，西安在夏天熱得叫救命，冬天冷得叫救命。洛陽的氣候奇怪地遠為溫和。該市清潔（比上海清潔），不缺水。再其次，洛陽的工資低廉，約上海的三分之一吧。迪士尼樂園是要聘請很多員工的。

寫到這裡，我要把筆一轉，談談只略有關連的話題。幾年前我為文建議打開秦始皇的陵墓，神州吵得火熱，罵我者無數。奇怪地，私下間沒有一位朋友不贊同。我的理由簡單︰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而如果要打開，二千多年來最好的時機是今天。我也認為那些反對的專家之見，一律沒有說服力。從個人的品味說，要是餘下的日子只能參觀一個重要的陵墓，首選可不是秦陵，而是武則天的乾陵，也在西安。我認為秦始皇是一個魄力有餘但文化修養不足的皇帝，而從兵馬俑看，他的品味真的不是那幺好。武則天呢？雖然心狠手辣拜始皇為師，但是個才女，絕對是，藝術品味應該超凡。

我常想，乾陵之內可能有數千件王羲之的真跡書法！右軍的書法，今天傳世的一件真跡也沒有！我怎會想到乾陵之內可能有數以千計的呢？我的推理，基於西方藝術作品收藏的經驗，是藝術家的畫作愈是被人集中地收藏，其持久傳世的機會愈高。歷史記載︰唐太宗是個王羲之迷，生前舉國搜集，收藏了數千件右軍作品。這個大收藏後來怎樣了？歷史說，太宗的兒子高宗也是個王羲之迷，熱衷於書法的武則天也是，乾陵是高宗與則天的墓，右軍書法全部帶進去不僅可能，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傳世的右軍真跡一件也沒有。大名鼎鼎的《蘭亭》真跡，可能也在乾陵。高宗答應把《蘭亭》跟父親陪葬，但父親謝世死無對證，說不定高宗偷偷地拿起留給武則天。（據說太宗的陵墓曾被打開，內裡沒有《蘭亭》。）是文化大懸案：今天右軍書法的鉤摹與臨摹作品，還存在的不少，這些是從原作「鉤」或「臨」出來的，為何原作一律不見了？

我還有另一個幻想。那是以草書雄視整個唐代的張旭，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只有《古詩四帖》。絕對是頂級狂草，不久前我在某展出中見過真跡。真的是張旭的手筆嗎？該作品沒有張旭的簽名，我們怎可以肯定是張旭的真跡呢？唯一的「證據」，是董其昌說是張旭寫的。董其昌是明代後期的人，他憑什麼可以肯定呢？張旭的書法究竟是怎樣的，多多少少還是懸案。他的狂草當時雄視神州是沒有疑問的。李白與杜甫見過，捧到天上去，形容為揮毫落紙如雲煙。杜工部的書法功力如何我無從考究，但據說是李太白書法真跡的《上陽台帖》，好得不得了，他對書法的判斷當然到家。我認為在乾陵之內，不小機會有張旭的真跡存在。張旭的書法早就名滿天下，而武則天謝世時他四十七歲。

回頭說米奇老鼠，我倒有些不愉快的回憶。一九六五至六七年，我在加州南部的長堤大學任教職，離迪士尼樂園只二十分鐘車程。來自香港的朋友要求我帶他們到迪士尼，當然無所謂。當時的樂園是每項玩意收費的，熱門項目要排長龍，等一個小時才輪到常有。我的長堤學生多，不少在迪士尼打散工，收項目入場票。有我帶著要買票，但自己的學生守門口，打個招呼不用排隊。這本領傳了開去，熟與不熟的香港朋友，凡要到迪士尼去的都給我麻煩！

今天香港的迪士尼樂園要虧蝕，聽說曾特首埋怨，說是我建議的投資。當年作此建議的君子無數，我只是其中一個支持者。聖誕權當年可沒有聽清楚我在支持之外的其它四項建議，這裡說出來給大家考慮一下：

(一)我認為入場費不應超過港元五十，二十更好，要先讓場地爆滿，訪客入場後再按每項玩意分別收費。

(二)既然樂園在海旁，應建一個大碼頭，附設旅客入境簽證處，讓珠江水路可及之地用客輪載送大陸客直達樂園。

(三)客輪的設計要倣傚昔日的美國密西西比河的客輪，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觸目過癮。輪上設賭場，有理冇理先賺一筆。

(四)樂園鄰近要設廉價旅店，也提供廉價公共交通給樂園客到香港的繁盛市區熱鬧一下。

說過了，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周小川先生的魄力了不起。最近他一連發表了三篇文章，都有份量，其中一篇——《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提出以一種超主權的貨幣來作為國際的儲備貨幣，有替代美元之意。（SDR何物有機會再談；周先生的建議有局部替代美元的間接效果。）話題吵得熱鬧，要求我分析的讀者及機構無數。

我認為周小川的建議有思考、有道理，但我反對。理由簡單明確：在今天推出周小川的建議，有不小機會導致美元大跌（原因不淺）；如果美元大跌，有不小機會導致中國出現災難性的發展（原因也不淺）。另一方面，在今天舉世皆或大或小出現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對美國經濟不利的，地球人類半點好處也沒有。

本文發表的時間是公元二○○九年四月三日，地點是香港《信報》。立此存照：我願意出錢打賭，一博一，周小川的建議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國會是天下第一輸家。要跟讀者博一手，賭一元吧——希望賭不成。

正要為文分析為何我反對周小川的建議，蕭滿章傳來一篇EarlA.Thompson（湯姆遜）三月二十二日於《AmericanThinker》發表的文章，題為《WhatPresidentObamaShouldKnowAboutRecessions》，是雷曼兄弟事發之後我讀到的西方學者分析金融危機最具含金量的了。不一定對——問題太複雜，對或錯不容易判斷——但有新意，值得大家考慮。

湯姆遜何許人也？經濟本科出自我的母校（UCLA），哈佛博士，回到母校任教職。此君就是我提過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會議中反對我的佃農理論最激烈的人。後來改變了，認為我對，大讚我的價格理論。大家很熟，當年爭論他和我誰是功力較高的經濟學者，互不相讓，大家終於同意誰的乒乓球勝出誰的經濟學問較高。我一連大勝十多局。當時每局二十一分，最後幾局他無法過十。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的經濟學問比他高明是那樣決定了的（一笑）！

其實我和他之間經濟學誰高誰低很難說。我認為他是天才，艾智仁認為他是天才，據說布坎南也認為他是天才。此君的困難是不賣帳，不討好，不留情面，口不擇言。我認為這樣的品性有其可愛之處，朋友一般不那樣看。他的經濟思維往往近於發神經，偶爾妙絕，一律創新！這裡我要談的文章也是新意無處不在，一時間我竟然找不到發神經之處。看來湯姆遜也老了。讓我分點說。

（一）湯姆遜認為通脹對目前美國的困境有助。這與我三月二十日發表的《伯南克別無選擇》說的差不多。可幸以美國時間算我比他早三天，否則讀者可能認為我抄他的。他不可能抄我：此君高傲無比，打死也不會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吧。通脹這方面我說得比他大膽，認為美國聯儲局不妨定下一個通脹率目標，刻意地把通脹推上去。另一方面，他可能比我樂觀，對通脹的控制看得比我容易。

（二）湯姆遜認為聯儲局去年暑期犯了一項大錯：銀行存進聯儲局的儲備，聯儲局給利息。這導致算是銀根（monetarybase）的儲備上升，誤導市場以為貨幣量會上升，其實適得其反！我真的沒有聽過這一點，實情如何我沒有數據，但邏輯上我找不到錯處。

（三）湯姆遜指出，去年美國的M1（市場的鈔票加支票戶口）上升是假現象。這是因為市民見形勢不對頭，把存在金融機構的資產轉到銀行去。這也是我沒有聽過的，也不擔保是實情，但也找不到邏輯有錯。

（四）這點更重要。湯姆遜指出，雖然銀根與M1皆升，但去年開頭十個月，市場的鈔票量（即M0）沒有升過，有好幾個月是下跌了，要到最後兩個月才轉為急升。我認為這點重要。通常大家對貨幣量的衡量，是看銀根，看M1、M2，甚至M3。美國這次不幸的經驗提示，可能最重要是看M0——市場的鈔票量。

（五）湯姆遜指出，美國的無數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在不景或蕭條下，推出凱恩斯學派的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效果甚微，而減稅的效果甚大。這是因為財政花錢只能把資源的使用轉移（crowdingout），此長彼消，得不償失也。我去年十一月八日發表的《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的第八點，正好是指出crowdingout這一劣著。我當時不反對「四萬億」，是因為（甲）北京投資的是提前及加速既定的項目，與（乙）因為新勞動法導致失業人多，項目趕工可以協助。如果當時讀到湯姆遜這篇文章，我會大聲疾呼，提出大手減稅。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湯姆遜的減稅遠勝財政花錢之說，因為這些日子不少很有份量的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的估計使人心寒。不知北京的朋友能否在今天轉軑一下？

湯姆遜沒有分析我著重的美國金融制度出錯的問題，也沒有討論我這個微觀派掌門關心的美國工會與最低工資的問題。他的文章頗長，一半的文字用於申述他對三十年代大蕭條的看法，既有新意，也有水平。央行的朋友不要錯過這篇文章。

我老了，湯姆遜不可能不跟著我老起來。昔日的學術爭議吵到乒乓球桌上去，今天給我溫馨的回憶。四十多年過去，昔日在經濟話題上是分歧的多，同意的少，但今天讀湯姆遜，思故人，我不由得感到在學問的進取上，他可能勝於我。他是個純真的學者，不斷地追求，我也是。你追我追，四十多年後大家相比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話得說回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道在文章的最後湯姆遜建議奧巴馬總統做什麼？他建議奧巴馬立刻炒伯南克魷魚！因為上述，湯姆遜認為伯南克犯錯，罪不可赦！我曾經大讚伯南克，雖然在三月十七發表的《無錨貨幣與金融之災》一文內，我指出伯南克二○○六年二月接掌聯儲後犯錯。但我也指出，雷曼兄弟出事後我看不到伯南克有半步差池。湯姆遜也沒有指出伯氏在這後期犯錯，也顯然認為最近聯儲大手購入美國債券的決定——即大手增加貨幣量的決定——是對的。跟我一樣，他也看到美國的經濟出現了一絲曙光。

希望有機會湯姆遜能到中國來，讓我帶他暢遊神州。不知要在哪裡才能找到乒乓球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