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鐵路或許會淘汰飛機

網友問：

近年來中國的鐵路提速很快，請問張教授怎麼看鐵路這種傳統的運輸工具與其它如飛機之類的運輸工具之間的競爭？


答：

不久前，我和太太到武漢去探望張培剛大哥，跟著從武漢到南京，我們是坐「動車」的。這種車沒有污染，快，比傳統的火車舒適得多。說車行的速度快，是大部分時間的速度是每小時250公里，這是比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快的汽車高出一倍。從武漢到南京是2小時55分鐘，包括中途在合肥作短暫的停留。

沒有疑問，動車發展下去，在某些城市之間是會取代飛機的。考慮如下的條件吧。機場一般離市中心比較遠，要提前到達機場，候機時間比較長，而時間誤點在這兩年越來越普遍了。我大約計算過，乘搭飛機除飛行之外所花的時間，比起動車除車行之外所花的時間，大約多了兩個小時。好比從武漢到南京，從市中心到市中心，坐動車所花的時間大約是三個半小時，而坐飛機則要四個小時以上。另一方面，動車的票價不到機票的三分之一。再另一方面，動車是在陸地行駛，可以觀賞風景。

所以我認為，長此下去，好些城市之間，動車的發展會淘汰飛機。我不會選擇從深圳坐動車到上海，但坐動車從上海到北京則值得考慮了。換言之，飛機的飛行時間是在一個小時之內的路程，我會選擇坐動車而不是飛機。一個半小時的飛行路程，我會考慮坐動車。兩個小時的飛行路程，我就會選擇坐飛機了。但我可能是一個特別重視時間的人，所以不能排除好些長途乘客會選坐動車而放棄飛機的。

現在動車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車站辦得不好。尤其是武漢的。不夠清潔，混亂（指示不清），而最頭痛的是要跨越鐵軌，有級數多且陡峭的樓梯要上落，卻沒有提供電梯。所以車站的安排是有關當局要大費思量的。

最後，有一個因素可以救飛機一救。那就是山多的地區，是不容易建造鐵路的。例如，坐動車從武漢到南京，或長或短的隧洞穿過了數十個之多。

微觀不足是宏觀失敗的原因

二十年前，一位美國教授到香港大學作學術報告，分析美國的宏觀經濟。不同的變量七個，曲線於是六條。是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加上當時盛行的「理性預期」分析。變量的轉變，通過理性預期的邏輯，該教授把曲線移來移去，「解釋」得層次井然。問題是，他的模型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有強勢，到港大講話時美元轉為弱勢三個月了。此轉也，使整篇文章的變量各散東西，很尷尬。可救嗎？不困難，改變一下理性預期，多加一些曲線，重頭砌過，又再會是層次井然的。

這類分析，雖然成行成市，犯了科學方法的大忌，在不經意間作者中了馬歇爾說的posthocergopropterhoc（在這之後這就是原因）之計。這是以事實「解釋」事實，沒有被事實推翻一個假說的可能性，因而無從驗證，算不上是有解釋力的科學。

不是說所有宏觀經濟論著都是這樣的。「理性預期」的引進顯然是因為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所不達而起。沒有誰不認為盧卡斯（R.Lucas）是當代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者，也沒有誰否認人的行為可以受到預期的影響。我的保留，是「預期」（expectation）這回事，不是實物，真實世界無從觸摸，只能以其它現象或行為來引申這預期的存在，而預期本身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是非常頭痛的學問。「理性預期」出現之前，我作研究生的日子，宏觀分析的不濟不少學者知道，因而有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這些學者認為微觀經濟（即價格理論）的解釋力較強，因而要把微觀的基礎譜入宏觀經濟的分析中。這個microfoundationofmacroeconomics的發展熱鬧過一些日子，卻達不到大有可觀之境。

個人認為（可能只我一個），微觀分析不能幫宏觀分析一個大忙，主要因為價格理論（微觀）本身的發展不是那麼好。正如史德拉（G.J.Stigler）一九五○的鴻文說，經濟學者對解釋世事或現象沒有興趣！嚴格來說——這也是我個人之見——價格理論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真的有點真材實料，解釋力才有點看頭，而發展到可以揮灑自如的境界，恐怕要到二○○○年我動筆寫三卷本《經濟解釋》的時候了。不要誤會，我沒有那麼厲害。我只是綜合了六十年代對我影響深遠的三位師友——佛利民（M.Friedman）、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的價格理論的思維，這裡那裡發揮一下自己的。沒有這三位，價格理論止於英國的馬歇爾（A.Marshall）及美國的費沙（I.Fisher），雖然了不起，但解釋力還是遠為不足的。

我不要在這裡表揚我高舉過無數次的史密斯（A.Smith）的《國富論》。史前輩以頂級的感受、觀察、博學與大智慧寫成的巨著，提供了一個有整體性的經濟系統，其中分析資源使用屬微觀，而分析收入分配則屬宏觀了。後者主要是關於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跟著李嘉圖（D.Ricardo）與米爾（J.S.Mill）兩位天才的工作，證明題材很困難。當時沒有明確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工資與租值的釐定很頭痛。另一方面，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才由費沙解釋得一清二楚。以馬歇爾（A.Marshall）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有了邊際產出定律，解通了工資與租值的釐定，而更重要的，是馬氏提供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其中有經濟內容。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馬歇爾的理論天才在經濟學上前不見古人，雖然他本人也非常重視經濟解釋與科學方法，但在實證工作上他沒有染指。偉大如英國的經濟學傳統，對現象或事實的調查馬虎，不夠執著。後來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Plant及他的學生高斯執著於調查工作，但他們打不進主流。經濟學需要的調查一般是艱巨工程，可以花多年所獲不多，而讓我批評高斯一句，他的調查工作往往過於認真，在不大重要的細節上花上太多時間。這可能是歷史學家的影響，但任何調查都要達到行業專家的水平，我認為不值得。我自己在發明專利與租務管制這兩項調查上也因為過於詳盡而中計。經濟學的事實調查是要找重點而放棄無足輕重的。

價格理論的實證研究，五十年代興起的重鎮首推芝加哥大學，可能是戴維德（A.Director）的影響，其次是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想當年，後者遠不及前者。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以價格理論作解釋出現了一些好文章。然而，今天回顧，價格理論的大突破，主要是同期出現了上文提到的三個人物。

佛利民的天才眾所周知。少人知道的，是他的天賦主要在價格理論。可惜這方面他的興趣不持久，五十年代中期就轉到消費函數與貨幣理論那方面去。這些年，我這一輩及老一輩的懂價格理論的老人家回顧，沒有一個不惋惜佛利民當年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下工夫。

佛老一九四九發表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是重要文章，雖然我認為有不少問題。他在價格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五十年代在芝大研究院的授課講義，一九六二年經他自己修改後出版。那是一本不厚的書，非常湛深。我在美國教的研究院學生說讀得懂，但十三年下來，算得上是懂的只兩三個！如下幾個要點我要讀多遍才能掌握。一、理論要有經濟內容，馬歇爾有，瓦爾拉斯（L.Walras）沒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來決定，而是看內容有沒有顧及經濟整體。三、變量與不變量的處理可隨君便，選擇要從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為準則。四、除了「風落」，市場永遠沒有盈利，成本永遠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成本曲線。

佛老那本「講義」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書後的習作問題是市場觀察到的現象，問何解，但他書中的內容沒有提供線索！是芝大傳統提出的市場現象，沒有解釋，學子自理。在洛杉磯加大考博士試時，我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處理佛老書後的問題，而若干年後我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竟然發覺與戴維德早年想到的不同。

轉談高斯。他一九三七發表的《公司的本質》雖然重要，但不夠清楚，不容易摸得準。二十多年後——一九五九與一九六○——他的兩篇文章，好些要點是舊話重提，但說得清楚了。不明白為什麼高斯老是說只我一個能真的讀懂他。我的闡釋，是高斯重視合約的局限條件，雖然他沒有提到合約。說來說去，高斯重視的局限條件是交易費用。在高斯之前有人提及，但高斯來來去去是說，不考慮交易費用我們無從解釋世事。這一重點，跟古典及新古典經濟學是有了很大的分離。怎樣處理交易費用，怎樣把之引進價格理論來解釋世事，是難度高的學問。我從作研究生起不斷地為交易費用思考到今天。三十年前開始心領神會，一九八一以之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老師艾智仁對我的深遠影響，主要來自他在課堂上的講話。我旁聽了他三年。兩個極端重要的啟發來自艾師的課。其一是產權對人類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其二是需求定律在一方面要墨守成規，在另一方面要千變萬化。說過了，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但覺得快，可以舉一反三，以想像力推理一個晚上可以推到四顧無人的地方。二十五年後我寫《科學說需求》，其源頭主要來自艾師，其中的多種變化起於自己的想像力與多年不斷地應用而得到的收穫。

寫到這裡，我可以停下來讓讀者想想了。如果沒有出現過佛利民、高斯、艾智仁這三個人，價格理論的解釋力會怎樣了？答案是不怎麼樣，對解釋現象或行為沒有大看頭。這三君子之前的理論架構不俗，概念的發展有看頭，但從解釋行為的角度衡量，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是經濟學之幸，這三君子在價格理論上的重要思維，差不多同期在六十年代初一起出現。是我之幸，剛好站在其中，三位都指導過我。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時，我用上的價格理論就有了上述的基礎，其後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觀察，不斷地以理論印證，到六十五歲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

結論是明顯的。經濟學的微觀與宏觀其實是同一回事，前者的解釋力不足，導致後者的分離發展。然而，宏觀是無從脫離微觀的。以微觀不足的基礎搞宏觀，效果當然令人失望。另一方面，如果微觀（價格理論）真的大有解釋力，宏觀只不過是以微觀逐步加上去，我個人是看不到宏觀經濟學本身是有著些什麼不可或缺的用場的。

[五常問答室]小學語文應從古文體學起

自由路問：

如果請張教授編一本小學語文教材，會把什麼樣的文章放在裡面？


答：

我認為小孩子開始學語文時，一定要學古文體。不是學古文，而是學古文體。白話文體要起碼到小學四年級才可以引進，這是因為古文體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記得我在四歲時，入學開始的課本是這樣的。第一課：「日，日出，日初出。」第二課：「起，早起，天明即起。哥哥弟弟，同上學校。」第三課：「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這些都是古文體。

到了六歲時，我今天還記得的一篇要背的文章，也是古文體。其文如下：「農人種菜，得一蘿蔔，其大如桶。獻諸國王，國王喜，厚賜之。富人聞之，曰，蘿蔔何足寶，我以寶石獻王，獲賜當更厚。遂以寶石獻王。王曰，汝之寶石誠寶也，我之蘿蔔亦寶也。汝以寶石獻我，我無以為報，以蘿蔔賜汝，可乎？富人不敢違，遂抬蘿蔔而去。」

我認為上述簡單易懂的古文體文字，對初入門的學生的文字意識非常重要。白話文是要有了這樣的根底才開始的。我也認為，簡單易懂的唐詩一開始就要背。開始不要學宋詞，也不要學古文，而是要學古文體，要背簡單的唐詩。

凱恩斯學派的不幸

在今天的政治人物中，美國副總統拜登是我比較喜歡的，可惜在美國花錢救災的話題上，他明顯地說錯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幾個月前，當美國政府要推出近八千億美元振興經濟，拜登說︰「所有經濟學者都同意要這樣做。」這句話被經濟學者罵個半死。當時，政府本身的人馬之外，極力贊成大手花錢的經濟學者可能只有克魯格曼一個（此君推斷無數，錯得離奇，但大名依舊）。另一個看來不反對的是森穆遜（此君當年紅極一時的課本屬凱恩斯學派，他自己屬哪一派有爭議）。另一方面，從我收到的名家專欄衡量，反對大手花錢救市的經濟學者眾。

拜登說錯的第二句，是不久前說的。他見政府大手花錢而美國的失業率繼續上升，說︰「每個人都看錯了。」區區在下不論，認為大手花錢的就業效果甚微的學者無數。凱恩斯學派的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從我作本科生時聽到的估計為二，到兩年前某教授估計為一點五，到幾個月前一位教授估計為零點八以下，到另一位說可能是負值。皆名家也。

七月八日《信報》頭條報導，奧巴馬總統說美國的失業率近百分之十，考慮再加碼救市。奇怪他的專家們幾個月前認為推出的方案會約束失業率在百分之八以下，而今天則轉為可以高於百分之十。幾個月前我胡亂猜測，寫下美國的失業率會在今年升至百分之十以上。雖說胡亂猜測，但我把自己的名字簽上去。有些數字的大略推斷是不需要有深入的考查研究的。好比去年十月我讀到林毅夫說中國保八以上容易，我立刻於該月二十四日發表《保零也艱難！》。如果北京不立刻大手放寬銀根，跟著大手軟化新勞動合同法，又推出「四萬億」政策（每年兩萬億是中國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負增長可以肯定。

我在雷曼兄弟事發前三天（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發表《北京要立刻撒銷宏觀調控！》，可不是因為有什麼數據在手，或作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自己的隨意觀察，記得歷史的經驗，理論的掌握足夠，見市場的形勢不對頭，就拍板動筆了。認為自己不會錯，就把名字押上去。如果北京依我當時說的，立刻一手減息兩至三厘，中國的經濟會較好。他們不聽，可能因為他們沒有我那麼肯定。經濟的準確推斷，主要靠簡單的理論掌握得通透，歷史的經驗記得多而清楚，推論客觀、快而又能顧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對經濟觀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後者，學經濟是浪費時光。佛利民多次這樣說。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淺學問，但學得通的人甚少。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華社報導今年一月一日起，兩年內北京會推出四萬億人民幣的「額外開支」，挽救金融危機帶來的禍。我不反對，認為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有機會高於一。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打算下注的項目，大都是有了策劃而又需要做的基建，只是提前及加速進行。這樣，投資的浪費不會很大。其二，新勞動合同法導致失業急升，回鄉者眾，政府提前基建動工會有助。讀者要知道，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一般是假設失業人士無數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明顯地有了轉機，但我看不到「四萬億」的功能。有轉機的原因，是新勞動法不再嚴格執行，人民幣的匯值下調了一點，而最重要的是央行把銀根放寬得快，市場的反應也快。今年初起到目前，人民幣的貨幣量升得強勁，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復甦明顯。這樣的形勢，到今天先進之邦是見不到的。美國的聯儲局把銀根放寬得遠比中國為甚，但房地產市場還是烏雲一片。關鍵所在，是中國受到的金融衝擊不大，遠沒有美國那麼多的毒資產。

現在我們要問：凱恩斯學派的花錢救市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有兩方面。第一方面，從中國的「四萬億」政策衡量，我們看不到有明顯的正面效果。房地產市場的起死回生是銀根放寬所致，不可能是什麼基建工程帶起的，而工業有復甦的跡象，主要是大手軟化新勞動法的效應。基建工程在目今階段對工業不利。市場的一般消費沒有明顯地上升。話雖如此，我們不能說那「四萬億」政策對經濟沒有影響，只是目前難以估計。導致資源浪費是有的，但隨意的觀察說不嚴重。

第二方面，看美國大手花錢救市的效果，凱恩斯學派是明顯地失敗了。如附圖可見，奧巴馬人才鼎盛的經濟隊對有及沒有振興方案的失業率預期，與實際的失業率相比，恍若隔世。二十一世紀的宏觀經濟學是搞什麼鬼的？
讀《信報》七月八日的頭條報導，奧巴馬的「危機小組」的成員之一的泰森（L.Tyson）講話，認為美國花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救災不足，要加碼。她顯然是堅持著凱恩斯學派的花錢信念。可能我過於敏感，泰森的言論使我覺得美國的大手花錢，中國的「四萬億」政策多多少少有點不良影響。她認為中國有成效，因為北京花錢花得快，而美國是花得太慢了。她又說，再加碼花錢，美國要轉到基建投資那方面去。她似乎沒有想到中國的基建投資是早就定了下來的項目，不是臨急抱佛腳的發明。她似乎不知道中國的樓市大事復甦很重要，但絕對不是「四萬億」的效果。她也似乎忽略了中國不是一個以民主投票作救市決策的國家，因而不僅可以說花就花，更重要是可以說不花就不花，可以見勢頭不對而臨崖勒馬。後者，某程度北京正在那樣做。換言之，北京分出去的餅仔是可以隨時收回的。

提到凱恩斯學派，因為四十多年前我的朋友AxelLeijonhufvud發表《OnKeynesianEconomicsandtheEconomicsofKeynes》那本名著，說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本人的經濟學是兩回事。前者主要由哈佛發揚，Axel認為不可取，而後者卻屬一等的經濟學。大手花錢爭取乘數效應屬凱恩斯學派。我很難同意Axel的觀點，因為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四十多年前吵得熱鬧的話題。想當年，老師艾智仁（ArmenAlchian）天才絕頂，對我坦言，他本來讀不懂《通論》，但讀Axel之作後再讀《通論》，懂了。為此我自己也再讀《通論》，還是不懂！後來接受了高斯給我的安慰：「你讀不懂的，不可能沒有問題。」

那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當時我認為，凱恩斯對價格理論掌握不足，而自己研讀算是由凱氏主導的宏觀經濟學，雖然考試成績好，不同意的地方可真不少。老師怕我提問。博士試過後，我再沒有染指宏觀經濟學。這使不少外人認為我不懂。其實我也真的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

行內於是傳言：張五常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價格理論了不起；張五常不懂宏觀經濟！奇怪的是，數十年來，我對宏觀現象的解釋及推斷，雖然偶有錯失，大致上比我知道的所有「宏觀」專家來得準繩。不是准一點，是准很多，而我用上的永遠是簡單的價格理論。遠的不說，最近在這裡發表的關於日本數十年來的幸與不幸，牽涉到的全部是宏觀現象。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你不能不同意，我用上的全部是本科一年級可以學到的價格理論，沒有其它。沒有誰可以因為我的分析簡單就認為我錯。科學的行規說，反對我的分析你要提供你自己的理論或假說來。三十多年前ReubenKessel對我說：如果你什麼都沒有，一定是輸局（Youcanno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

讀者不妨參考多年以來對日本宏觀分析的不少學術文章。模型多多，回歸統計數字密密麻麻。對我來說，這些解釋力絕對是零的學問，令人尷尬。

[五常問答室]姚明的腳傷根源在於教練教錯了他

體育迷問：

請問張教授對最近姚明因腳傷而很可能缺席下季NBA、據說甚至危及他的職業生涯有什麼看法？


答：

雖然我不是一個籃球專家，但我在UCLA讀書的時候，那裡的籃球隊差不多年年都是美國大學裡的冠軍。那時有一個很好的球員賈巴爾（Jabbar），不過當時他的名字是LewAlcindor，Jabbar是後來改的名字。我在UCLA做助理教員的時候，他上過我的課，所以我對籃球有些認識。

關於姚明，他的長處是：第一，他射罰球射得好，在NBA的歷史上不曾有過這樣一個高個子射罰球是這麼好的。第二，他射球射得輕（softtouch），所以球入籃的機會大了。在高個子來說，這兩點是非常特別的天份。

我認為姚明的弱點是集中力不夠。如果他的集中力能提高，以他這樣的高個子，每場的籃板球平均可以增加五個。另一個弱點是他缺乏一個殺手鐧。賈巴爾當年的殺手鐧是Skyhook。張伯倫（Chamberlain）是另一個超高的中鋒，他的殺手鐧是Fall-awayshot。這些殺手鐧隨時可以拿出來用，命中率在五成以上。因為他們有了這些殺手鐧，就能凌駕對手。可是姚明沒有殺手鐧，所以就難以做到這一點。

我認為姚明最失敗的地方，就是教練教錯了他。以他這樣高的身材，是不應該經常跑來跑去，不應該參與搶球。無論攻守，他應該只站在有利的地方。當年的賈巴爾和張伯倫是很少走動的。因為高個子在場的時間越長，就越需要留氣，而他們的動作又相對比較慢，不夠敏捷。我好幾年前就已經說，以姚明那樣高的身材，卻使用這樣的打法，是很容易受傷的。通常有相當高度的人，在進攻時是慢慢走到籃板之下佔據有利位置，然後很少離開，使對方要以兩人看守他，等於是己方以四人打對方三人，這樣己方就大佔便宜。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教練教導這樣的高個子，是像讓姚明走動那麼頻繁的。另外，高個子跌倒時，受傷的機會比常人高。可是你看科比（Kobe），他跌倒是很有技巧的，順著去勢而倒，因此很少受傷。

北京要利用縣際競爭處理勞動法

不久前有朋自遠方來，談中國經濟，他們問外資會否再光顧神州。地球不景，有外資（尤其是韓資）撤離，而問津中國的外資是減少了。我說：「外資還會再來的。雖然中國的經濟不是那麼好，但比起世界各地，投資下注還是中國最上算。投資環境永遠是相對的。」說了這幾句，我想到新勞動合同法，想到不久前幾家考慮到中國下注的美國機構，提到此法有恐懼感。我於是說新勞動法一定要取締。只輕輕帶過：這些朋友知道我罵過不少筆墨，再大罵一番會觸犯邊際效用下降定律。

幾天前再查詢形勢，有點好消息：中國的工業有復甦的跡象！南中國的工業區，水靜河飛大半年，市面有點熱鬧了；昆山的廠房租金，暴跌後最近回升了十多個百分點；工業發展最可靠的指數——紙盒的銷量——止跌回升。解釋有兩方面。其一，次要的，是央行放寬了銀根，借貸較為容易。其二，主要的，是地方政府不僅不執行新勞動法，而且提供避去該法的門徑。

經過了一年的發展，避開新勞動法的門徑是簡化了。廠家提供的勞動合同只寫下最低工資，其它皆以獎金的形式處理。只要僱主言而有信，員工接受。偶爾有守法的廠家——例如超時工資加倍。但這些守法的管得緊，對員工的產出表現苛求。據說在初時，守法的工廠比較容易聘請員工，但過了不久員工怕管得緊，紛紛選取「獎金」制。二者之間顯然達到一個均衡點，一起共存，而二者與新勞動法的意圖皆有出入。一般之見，是如果此法全面嚴厲執行，大部分的工廠會倒閉。

今天，說外資見新勞動合同法而生畏，不是全對。港資也算外資，懂得怎樣處理。據說台資也學得快。但來自西方的廠家就遠為頭痛了。新勞動合同法是非常複雜的文件，通過律師解釋也天旋地轉，且費用不菲。選大城市下注是個問題，不善於跟地區幹部打交道是個問題，而字號有點份量，招牌有點金漆，也是個問題了。這是說，中國愈需要引進的外資，應付新勞動法愈困難。

順便提及，因為新勞動法的存在，一門搞事的行業出現。聽說有些「搞事」之徒是以分帳的形式由「專人」指導的。說搞事，因為這些「員工」基本上不打算安分守己地工作。他們受聘一兩個月，找到僱主的「非法」行為，要求賠償和解。要求不多，三幾千元一般不難拿到。這樣，新勞動法是鼓勵了不事生產的「勞工」。這方面，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球上所有勞工法例都有類同的效果。

地區政府為了挽救自己的工業，紛紛採用有「彈性」的方法來處理新勞動法，而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彈性安排。我於是想到，北京為什麼不容許甚至鼓勵不同地區各自為戰，或各出奇謀，設計自己的勞動合同法，務求爭取自己的工業發展有成效呢？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指出，中國發明的縣際競爭制度了不起，是天才之筆，也是九十年代中國在經濟困境中出現奇跡的主要原因。雖然近幾年這制度的運作是被中央上頭削弱了，但性能仍在。讓我提出如下的構思，或建議，給北京的朋友考慮。

建議如下。選一個地點及資源屬中等的縣，讓該縣的政府設計及策劃自己的勞動法例。可以是前所未聞的，或者說明完全不管（讓個別機構設計自己的僱用員工的規則），又或者是一字不改地接受北京上頭定下來的新勞動合同法。重點是要說清楚，要履行，好叫勞資雙方沒有混水摸魚的機會。這樣，不管勞方怎樣大呼剝削，或資方怎樣認為不合理，我們只看效果論成敗。這是說，如果這個中庸的縣推出的勞動法例使投資者相爭下注，勞動人口不斷湧至，明顯地帶起該縣的工業發展，人均收入增加，那麼事實勝於雄辯，該縣的勞動法例是優勝的了。投資者有選擇的自由，勞動員工也有選擇的自由。佛利民說得好：自由選擇是民主的真諦。但如果這個縣設計的勞動法例找不到投資者問津，或勞工避之唯恐不及，那麼怎樣誇誇其談也沒有用。當然，上述只是一個例子，北京要讓所有的縣設計及履行自己的選擇，衡量成敗不會困難。

我曾經指出，中國的縣其實是一家商業機構，或是一間公司。我們知道，在競爭下，只要政府容許，不同機構會有自己的公司法（bylaw），而類同機構的公司法設計，在競爭下會偏於類同。在中國，縣際競爭激烈，但因為地理環境與資源分配往往有大差別，不同勞動法例的設計可能出現，但大致上類別不會多。我的估計，是縣際競爭最後達到的均衡點，是個別的縣設計的勞動法不會超過三類，而且會是清楚明確的。歷史的經驗說，在競爭下，模糊的法例，或過於複雜的，一定是輸家。這些不可取的法例通常只在利益團體的壓力下出現，而中國付不起應酬個別團體的代價。

如果不同的縣真的有個別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例的自由，而他們一般還是選擇現有的新勞動合同法，我這個老人家是無話可說的。北京能否容許這樣的自由——沒有幕後左右的自由——有關鍵性。四十年前我研讀過西方的合同法律的演變，很欣賞英國傳統的智慧。今天我很欣賞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那是非常聰明的中國人在經濟壓力下想出來的一套承包合約的安排的組合。如果北京能真的放手，讓縣政府在競爭下設計自己的勞動法（包括不管，只讓個別商業機構設計自己的），中國的經濟會再急升可以斷言。外資必將蜂擁而至也。

讓我再解釋一次。在地區或縣際競爭的運作下，讓每個縣設計自己的勞動法例，或讓他們選擇處理勞工的安排，如果某縣能搞起工業發展，比有同樣資源局限的縣跑出一個馬位，這個縣對勞動員工的貢獻一定是較大的。七十多年前英國的魯賓遜夫人（Mrs.JoanRobinson）推出僱主剝削勞工的可能性，但只可以在缺乏僱主競爭的情況下出現。機構之間的競爭會保障勞工的收入，而我曾經指出，中國的縣際競爭是多了一層非常重要的競爭，西方求之不得也。今天我想到，如果勞動法例由縣際各自設計，各出奇謀，在達到經濟整體的均衡點下，這法例對勞工的收入增長一定是最上算的。

經濟發展的成敗得失的衡量，不要單看人均收入的轉變。更重要是租值的升幅與累積。不要因為勞動員工持有的物業不多而認為他們沒有什麼租值可言。歷史的經驗說，知識租值比物業租值遠為重要。目前的新勞動合同法對工人的知識租值的增長，乏善可陳，是負值。我深信，讓縣際競爭決定勞動法例的取捨，工人的知識租值會急速上升。

在縣際競爭下，不管他們推出怎麼樣的勞動法例，甚或選擇完全不管為最佳的均衡方案，北京也應該接受。重點是每個縣要說清楚，要讓工人明白他們可以選擇的是些什麼。我不擔心工人受到剝削，但擔心他們可能被騙，也擔心他們因為無知而作錯誤的選擇。

立下法例而不執行，長遠來說不是辦法。撤銷新勞動合同法看來不易，但讓縣作選擇，包括可選現有的，然後帶動著不僅是資方的選擇，勞方的選擇有更重要的決定性。除了壓力團體，有誰可以反對呢？正如上文提到的一個例子，有執行與不執行新勞動法的類同工廠，工人選不執行的，不可能是因為他們生得蠢。但我認為要讓工人知道他們選擇的是些什麼。我也不能排除，在縣際競爭下，一種前所未見的有經濟效率的勞動法例可能出現。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斗經濟智商有膽擺擂台，可惜在局限下競爭而衍生出來的合約安排，我很少事前猜中！

[五常問答室]學生選擇專業應以自己的興趣為導向

網友問：

又是一年高考時，很多學生和家長都為如何選擇專業而煩惱，尤其是看到同一時候畢業的大學生找工作那麼困難。請問張教授，對學生選擇專業有什麼建議？


答：

我平生很羨慕某種平庸凡俗的人。這種人說不上有什麼建樹，平生既沒有見報，也沒有在電視出現過。這些人安分守紀，工作勤奮，收入穩定。結了婚，有了兩三個可愛的孩子，用心教導。孩子長大了，也有類同的穩定職業。每逢週末或假日，父母帶著子女，及後來再帶著孫兒女，到這裡那裡旅行一下，散散心，盡享天倫之樂。

這樣的人我非常羨慕，雖然自己不是這樣的人。然而，我感到悲觀的，是這種平庸而又享受人生的朋友，雖然五十年前我認識不少，但到今天這樣的人和家庭是很少見到了。好些朋友在三四十歲時還可以有上述的前景，但過了不久，要不是鬧離婚，就是遇到失業或在股票、房地產市場上失利而破產。也有一些因為兒女遇到什麼不幸，或不顧雙親離家而去。換言之大好的家庭以悲劇收場，是隨處可見的。這是今天的世界，要做一個中庸的人很困難。

另一方面，為人師表數十年，不少學生問及，要選哪門專業的前途較好。我的經驗是不容易作出準確的建議。叫學生考慮讀醫嗎？儘管他成績好，但不一定進得了醫學院。讀法律嗎？今天收入很不錯的律師，幾年之後可能會急速地轉差。幾年前讀金融學的前途無限，但今天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數十年內，我沒有見過一門專業可以持久地不遇到困難的。

所以我認為，既然平庸凡俗的人不易做，選擇專業不容易拿得準，最上算的方法還是意之所之，自己對哪方面有興趣就向哪方面走。重要的是要去嘗試，不斷地嘗試，希望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說不定自己有點天賦。自己有興趣而又有點天賦的事項，今天的收入可能不對頭，但過了幾年大有轉機，是常有的事。據我所知，物理、化學、數學、歷史、地理、語言、法律等等，及無數其它的，每一項在二十年之內都經歷過盛衰的轉變。

從日本的經驗看地球一體化的不幸形勢

上期寫《從森穆遜與他的中國觀說起》，字數超越了篇幅，不想把題材分期，又不願意少說一點我對森穆遜的回憶，以致該文後半部的分析是過於簡略了。較為詳盡的分析讀者大都可從其它文章找到補充，但有一點，重要的，此前我沒有寫過，行內的眾君子也未曾提及，這裡補充一下吧。

該文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森穆遜提到，在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的情況下，美國很可能走上保護主義的路。我認為如果奧巴馬的政策成員真的有森氏說的水平，保護主義是不會出現的。這是因為今天的世界與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開放而又滿是廉價勞工的發展中國家無數，在產品的成本上這些國家與先進之邦出現了一個差距很大的斷層，『保護』對成本高的國家會帶來災難性的發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約束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進口商會轉到印度等地方購買，就是對所有國家封殺也不容易找到投資者在美國設廠製造玩具。這是說，今天，保護主義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國際要全面，製造品也要全面。這樣一來，美國的物價大幅上升不會被消費者接受。」

讓我從日本說起吧。五十年前，日本的製造品在國際上開始發難，價廉，且質量不斷改進。先進之邦鬥不過，約十年英國輸得面目無光，繼而美國及西歐。在保護主義的壓力下，日圓大幅升值。記不清楚時日，也不記得過了多久。記得的是日圓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到八十兌一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這就帶來一個經濟奇跡︰日圓上升了那麼多，但日本的產品還在國際上暢銷，還是滿佈地球。日本當時繼續有貿易順差不奇，因為彈性係數有決定性，但出口產量依舊強勁卻是奇跡。相比之下，兩年前人民幣兌美元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強，中國的廠家就遇到困難，在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好些工廠開始關門了。

日本當年的際遇與中國今天的際遇大為不同，可不是因為中國產品質量的改進速度比不上人家，而是五十年前落後國家的製造品能大量地攻進先進之邦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人口一億多。七十年代加進亞洲三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八十年代再加上第四小龍——韓國。連日本一起算，這些新興之區的總人口只約二億。世界人口是五十億強。

拉丁美洲的際遇歷來風風雨雨，這裡不說。地球一體化始於三十年前中國開放改革，跟著是印度，再跟著是蘇聯瓦解，東歐參與國際競爭，又再跟著是越南、非洲及那些「斯坦」之邦。這是說，三十年來，參與國際競爭產出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三十億（勞動人口當然較少），比日本與什麼亞洲小龍的人口多了十多倍！六年前，美國的商場滿是中國貨，但當人民幣兌美元只升約百分之十，那裡的商場不同國家的品牌無數。

想當年，日本的國際競爭形勢與今天的中國很不相同。在缺少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下，日本承受得起先進之邦的保護主義，而他們選擇讓日圓的國際幣值大幅提升，換取先進之邦不大加進口稅，是明智的選擇。可惜跟著的處理出現了問題。是的，跟著而來的日本故事是悲哀而又有趣的學問了。

是經濟學博士生也不容易考得及格的問題。當年日圓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日本貨還是銷售得好，失業率沒有多大變動，經濟整體的均衡點要怎樣調整才對呢？答案是三方面的合併：提升外匯儲備，提升工資，提升租值（是經濟租值，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二章第三節）。日本的外匯儲備無疑是大幅提升了，但從他們經濟整體的實力看，微不足道。工資提升得快，而當時的日本，終生僱用的合約安排普及，這提升主要是以分花紅的方法處理。當年日本員工的「分紅」的誇張，使舉世嘩然。

是在租值大幅增加的發展中，日本當年的政策闖大禍！他們變本加厲地禁止農產品進口──這是增加租值的一種方法。七十年代後期我路經日本時，在一間高級零銷店見到如下的訂價：一隻西紅柿五美元，一粒溫室葡萄一美元。我帶兩個孩子到可能是最高檔次的花園餐館進午餐，最相宜的套餐每位美元一百五十。

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川時代的大地主們的財力，百多年後還存在。他們要地價高，而禁止農產品進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資急速提升，主要通過分紅制，有需要時下調不困難。然而，房地產的價格（屬租值）上升，下調卻不容易。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壓力下，農產品進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產一般押進銀行借錢，水漲船高，借貸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產價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大約一九八六我發表《日本大勢已去》，年多後，我見中國的發展有看頭，接受邀請在日本的《朝日新聞》的頭版發表了一篇對日本經濟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們翻作日語，而據說《朝日新聞》是當時日本的第一大報。好些日本朋友讀後不開心。

這就帶來另一個有趣的經濟現象。日圓兌美元大升了好幾倍，以美元及先進之邦的幣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與先進之邦打成平手。但因為工資與租值跟著大幅上升，在禁止農產品進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實質生活水平其實升得遠沒有那麼高。這個發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約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調動資金到外地作房地產投資，到泰國等地投資設廠的也無數。這些投資一般不是那麼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開始進軍中國才算是有所斬獲。美國的朋友應該記得，七十年代後期與八十年代初期，美國的國際機場滿是日本學生及小孩子。這是日圓大幅上升給日本人民帶來的利益了。

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產市場終於崩潰，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級商業樓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導致那裡的銀行紛紛步入困境。通縮出現，經濟不景大致上持續到今天。這個日本不景現象連帶著的，是那裡的貨幣量推不上去。佛利民很關心這個發展，他謝世前數年幾次跟我談及日本的貨幣政策問題。日本有關當局不放寬銀根困擾著他。到二○○一，佛老說日本可能有轉機。我的看法不同，但沒有向佛老提出自己當時還是有點模糊的見解。

我認為德川時代的地主演變成為後來的資本家的後代，不少是日本的國會議員。他們反對日圓貶值。這個意向與放寬銀根及搞起通脹是背道而馳的。另一方面，經過那麼多年的向外投資的發展，維護日圓的強勢是需要的。君不見，幾年前日本的輿論就出現了「日日貿易」之說：日本輸出物品到中國去給那裡的日本人及廠家，日本在中國的廠家的產品輸出到日本去。這個有趣的輿論是正面的，大有感謝中國之意。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重點。日本的經驗，是日圓大幅升值，以先進之邦的幣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進之邦（實質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億多人口，先進之邦可以不困難地把他們的國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萬人，七十年代工業起飛，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兌美元升至五兌一，也同樣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點的有台灣，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點的有韓國。說過了，連日本在內，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發展中地區的總人口只約二億，先進之邦可以維護自己的工會與最低工資而在某程度上把這二億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變。自中國開放改革以還，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不止三十億。增加了那麼多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拉不上去，先進之邦不能不面對下面由無數廉價勞力組成的低成本斷層。上層不撒銷工會與最低工資，早晚會被下層拉下去。撤銷工會及最低工資會使上層的租值上升，原則上可以穩守。這是因為依照比較優勢定理，先進之邦在沒有工會及最低工資的約束下，大量廉價勞力參與國際競爭會使他們的知識租值大幅提升。這是經濟學，可惜今天失傳了。

我希望讀者明白，今時不同往日，先進之邦再推出保護政策是愚蠢的，因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這樣做會無可避免地帶來他們不可以接受的物價大升，知識租值會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前我堅決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主要是因為我看到中國要面對的世界，與日本當年面對的很不相同。

（按：本文引用的所有資料皆憑記憶，錯漏難免，但大致上應該對。）

[五常問答室]補習盛行麻木學子思想

網友問：

張教授，我是一位九歲孩子的母親，我非常想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但是現在每個週末都要上輔導班，都要「填鴨」那些本不該她這個年齡要學的知識，我也曾經想放棄這些輔導班，但孩子知道班裡的孩子都在超前學習，她怕落後，怕上不了好的中學。看這漫長的應試教育給孩子心靈的傷害，作為母親的我真得很痛苦，我沒有那麼高得要求，只希望孩子有健康的品行，有一技之長可以謀生，怎麼就那麼難呢？希望您談談教育改革。


答：

我是極力反對孩子們補習的。我自己的兒女進入中學時，他們要做什麼都可以商量，唯一不予商量的就是補習。補習增加一個學子的依賴性，減少創意，有時甚至麻木思想。

我認為補習在香港及日本等地方那麼盛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父母工作忙，也不願意孩子到街上跑，所以用補習老師來監管孩子。其二，是學校的功課多，太多，孩子們應付不了，要補習老師來協助。其三，最大的麻煩是因為升學要過公開試，而補習是教學子怎樣過公開試那一關。

當年，替兒女們選學校，我選回家後不用做功課那一種。我又鼓勵孩子在中小學時成績不要那麼好。但我有一個優越條件，是我作了大教授多年，孩子要進美國的大學，打個招呼有幫助。後來兒女在大學的成績好，非常好，只是女兒在本科畢業後沒有再讀下去。

個人認為，培養孩子的想像力重要，因為想像力是創意的根源。我又認為，求學有如長途賽跑，在初階段及中階段需要有計劃地走得慢一點，要留氣，到研究院時才作衝刺。我在中小學時成績奇差，中學沒能畢業。到了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一發勁，把來自香港、成績比我好得多的同學遠遠拋離。

補習，功課多，填鴨式的教法，嚴謹公開試的要求，以至到本科時讀得好，這樣訓練出來的學子會是個不錯的文員，或是一些中規中矩的工作者，但要在學術上有大作為則要免問了。事實上，我沒有遇見過一個算是在學問上有點成就的學生，有過補習的過程。在香港，好的中學生從來不補習，而是給人家補習，高班的給低班的補。而大學生給中學生補習是很普遍的事，收費可以高達300港元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