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黃牛的經濟分析

（五常按︰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我發表〈黃牛也有道〉，過於簡略，內容遠為不足。這裡再寫，是要加強構思中的《新賣橘者言》的陣容。）


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採取同樣的政策或法例來處理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闖禍。

不久前我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個例子。一些假貨無疑對真貨有害，但名牌手錶、手袋之類，假貨的普及宣傳可以幫真貨一個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貨杜絕，不僅會損害真貨的老闆，數以十萬計的製造假貨的工人也會受到損害，無數的消費者少了享受也。

同樣，排隊輪購這現象要怎樣解釋才對呢？傳統的解釋是因為有價格管制，售價被約束在市價之下。價管無疑可能導致排隊輪購，然而，沒有價管的超級市場，在繁忙時間一般有排隊輪購的現象。後者的可能解釋有好幾個︰超市頻頻調整價格的費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亂的代價可能太高；在短暫的繁忙時間增加收錢的服務可能不划算，顧客寧願多等幾分鐘；有人龍出現，收錢的服務員會見形勢而提升工作的速度。這些及其他的解釋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可教如何取捨解釋，如何決定是哪幾個解釋的合併，也教怎樣從幾個有關的合併中衡量彼此之間的輕重。

炒「黃牛」一詞據說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現的「黃牛黨」，以「黃牛群之騷然」來描述該現象。其中那個「黨」字近於不可或缺，因為下文可見，要炒得有利可圖，聯群結黨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見，是「炒黃牛」通常是把原訂的物價或票價炒上去而圖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經驗說，把原價炒下去也時有所遇。炒黃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時炒上有時炒落。我曾經說中國的市場比西方先進之邦的來得自由，來得精彩，黃牛之價往往炒落是西方經濟學者不容易想像的玩意了。

不成氣候的課本說的炒黃牛，其實是指炒黑市。這是要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才出現的。黑市的存在可以減少在價管下因為要排隊輪購或花時間搞關係等行為必會導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為，破壞了價管的目的。其實價管的目的為何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認為在私營運作下政府推出價格管制，主要是滿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歷史的經驗，很難找到勞苦大眾能因價管而獲益的證據。

跟八十年代的中國相比，西方的價格管制屬小兒科了。當年神州大地的價管，主要用於國營企業的產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為有國營幹部的支持。當時在價管下的炒黑市稱為倒買倒賣，誰是獲益者清楚明確。今天回顧，國企的大事價管幫助了經濟改革。這是因為價管無可避免地帶來的國企財政損失，要政府上頭負擔。上頭負擔不起，是促成要虧蝕的國企加速私有化或民營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世紀轉換時地價開始上升，國企因而賣得出去，有足夠的資金遣散國家職工。是的，當年賣要虧蝕的國企其實是賣地產。

轉談大家熟知的炒黃牛，其實主要是炒票：戲票、球票、車票、糧票、劇票、音樂會票、運動比賽票等。黃牛黨賣的稱黃牛票。炒黃牛門票有兩個特點，增加其生動性與過癮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紙張，黃牛老兄攜帶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隨身帶很多。其二是門票的使用一般有時間性，過了開場或開車的時間，票的使用權一般作廢。炒票的繁忙時間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暫時刻。要急切地推銷，否則作廢，這樣的局限逼使黃牛老兄們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賺錢。他們要聯群結黨，互相呼應。黃牛「黨」於是成立，大家互傳信息的法門是個現象了。今天手提電話普及，使國內黃牛黨的運作快若閃電，令人歎為觀止。

國企或公立的服務的票價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間的火車票價——黃牛當然大炒特炒，而我們不用懷疑這偏低的票價會使有權發票的人獲利。公立出售的車票或門票鼓勵炒黃牛容易解釋，不用細說了。困難是私營牟利的企業也屢見炒黃牛的現象。為什麼呢？有幾種原因。

想想吧，一間私營的電影院，老闆不可能不知道怎樣訂價才對，或起碼知道價位大概應該為幾。黃牛老兄要從中取利，談何容易？大手購入一批電影票，猜錯了市場的需求，只賣出其中一小部分豈不是血本無歸？這就帶來黃牛老兄們要與電影院的售票員串謀行動之舉：賣不出去的可以靜靜地退回給票房。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經驗，導致電影院的老闆們到警署投訴，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黃牛行動。這可能是炒黃牛一般屬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電影院一律以計算機處理票房操作，炒黃牛近於絕跡了。

今天，國內的音樂演奏會、體育比賽等項目，皆有黃牛黨的存在。那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這些節目的票價夠高，炒上炒落都有點油水。另一個原因，是這類演出，在國內通常有免費的贈票送給達官貴人，而這些君子們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許人也，黃牛老兄於是把這些懶得出現的君子的門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總有些購買了門票的人因為某些事故而不能參與，於是通過黃牛老兄放出去。炒贈票或因事故而不參與的票，往往炒落——即是黃牛票價低於原訂的票價。當然，有了黃牛老兄的存在，購買了票的顧客可能見黃牛票價大升了而放出去。

有一次，在上海要參觀世界乒乓球決賽，黃牛老兄擔保一定有最佳座位，說明票價大約會高出原價百分之五十。到那天，知道決賽的全是中國球手，該老兄說不用急，票價一定會下跌。我和太太等到開場前二十分鐘才抵達，結果以半價得票。

兩年前在廣州聽某鋼琴演奏，在演奏廳門外有兩位黃牛老兄求票。以為一定爆滿，殊不知進場後，竟然發覺三分之二的座位是空置的。我立刻考查，發覺黃牛老兄要炒落。他們要以廉價購入因事故而不能參與的棄票，賺一小點錢但以低於原訂的門票之價出售。那時該演奏廳的售票處還在賣票，但票價是硬性規定了的，不能改，售票員於是眼巴巴地看著黃牛老兄在面前割價搶生意。

最困難的解釋可能還是英國倫敦音樂劇的黃牛安排。這些音樂劇一般上演好幾年，而往往未來一年甚至兩三年的門票一早就全部賣清光。短暫的低估了需求可能，但那樣長線甚至永遠地低估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位外來的遊客要看任何音樂劇，只要出得起錢，有黃牛組織可以光顧，而最方便是名牌賓館的服務處了。屬非法，沒有告示說有票出售，但如果輕聲地問服務員，他會拿起電話，讓你討價還價一下，門票在半個小時內送到。票價比原價高很多，但頂級的座位隨時可獲。十多年前在倫敦，我們一家炒了兩場，其中一場的頂級座位從原價的五十英鎊炒到二百英鎊，太貴，只讓兩個孩子去看。倫敦的黃牛黨也神乎其技，只開場前幾個小時購得黃牛票，價夠高座位果然絕佳，而令人佩服的是這樣的黃牛處理，兩場皆坐滿了觀眾，空座一個也見不到。（我沒有去的那場，叫兒子數空座回報。）

我想到的解釋是價格分歧。音樂劇的老闆及他們的票房無從判斷誰是本地人，誰是願意出高價的遊客。他們於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地讓黃牛組織先購入一兩年的門票。黃牛組織有不同的等級層面，可以鑒辨不同類別的顧客，價格分歧於是出現了。有了這價格分歧的處理，音樂劇的老闆以不分歧的票價出售給黃牛組織，其總收入是會高於不容許這些組織存在的。這是經濟學。

相比起來，香港的迪斯尼樂園就顯得愚蠢了。幾年前啟業後不久，一些買了門票的國內客不光臨，托黃牛在園外出售。樂園報警，拘捕了一男一女，輿論嘩然。蠢到死，出售後容許黃牛轉讓的門票，其原價當然比出售後不容許轉讓的賣得起錢。這也是經濟學。


（五常按：拙作《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的神州簡體版已經出版，400頁，零售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