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穆遜（Paul A. Samuelson，國內稱薩繆爾森）謝世了，享年九十四。三年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國內稱弗裡德曼）謝世，也享年九十四。米爾頓我很熟，保羅只是認識，不熟。兩個多月前在廣州與森大師的最佳弟子蒙代爾把酒話舊，提到保羅，蒙兄說正在考慮怎樣處理保羅本人不大喜歡舉行的九十五歲生日的大慶。天公不作美。
不打緊吧。論到經濟模型的創造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森穆遜。桃李滿門，他起碼有五個學生拿得諾貝爾獎，可能還有幾個，芝加哥的奈特比不上他。佛利民與森穆遜的爭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的熱鬧話題。大家在生時佛老的聲望佔了先機，但最近森老謝世，排山倒海而來的追悼文字卻比三年前佛老謝世時的轟動強一點了。我對二師的相對形勢在他們身後倒轉過來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麻省理工的經濟學人馬來得一致、均勻，且歷久不衰。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出現後凱恩斯學派再抬頭，而森氏是這學派的中堅人物。話雖如此，我認為佛、森二師孰高孰低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輿論上誰勝誰負要看世界怎樣發展來決定了。
無數評價森氏的文章，頌讚無疑是大多數。有兩篇唱反調，很難拆解。這兩位作者指出森氏平生對宏觀經濟（森氏的專長）的推測，錯的多，對的少，其中一位直指森氏沒有對過一次︰his predictions have invariably been wrong（他的推測毫無例外地錯）。他們引經據典，下足註腳，真的水洗不清。尤其是，森氏歷來看好昔日的蘇聯與東歐的發展，說一九九○年蘇聯的人均收入會追及美國。就是到了蘇聯解體前兩年的一九八九，森氏還認為那裡的經濟前途無量。早幾年的一九八五，蘇聯的經濟潰不成軍，但森氏寫道：「不要被他們的不足之處誤導。任何經濟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毫無疑問，蘇聯的計劃制度歷來是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這樣的話，類似的說過幾次，白紙黑字地發表了，怎還可算是經濟大師呢？經濟學的重點是解釋現象，而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雖然有事後與事前之分。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不少讀者及朋友要求我表達對森氏的評價。我認為天才是沒有疑問的，說是經濟大師也當然。但我認為森氏不是搞經濟解釋的。他本人認為是，我認為不是。在一門複雜的學問的一條路上他走得很遠，遠過歷史上的任何人。為此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我的仰慕。然而，經濟學有好幾條路可以走，走其一而又要佔有其二、其三會惹來麻煩。四十一年前，在芝大，夏理．莊遜（H. Johnson）催促我多學數，認為走森穆遜的路我也會走得很遠。細心考慮後我選走另一條路。我認為經濟學需要有森氏那樣的學者，可惜他對後學的影響一般不是那麼好。搞純理論能搞出大成的歷來不及一掌之數，不自量力的多若天上星。能在名學報多發表文章不等於在思想史上會有半點立足之地。搞純理論不容易搞出可以傳世的貢獻來。
跟無數學子一樣，作本科生時我也讀森氏的《經濟學》。這本最暢銷的教科書出了十九個不同的版本。我認為最好是第四版，今天還珍藏著兩本。這本書創立了教科書的典範，仿而效之的作品擴散到所有科目去。初級課本，概念的處理不深入，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沒有寫出來的侷限假設與真實世界大有分離，誤導了學子。但學子容易學，老師容易教，於是暢銷。
作研究生時我喜歡讀森氏的專業文章。他推理清晰，邏輯前後一貫，永遠不拖泥帶水，在當時的讀物中是表表者。雖然我不同意他或明或暗的侷限假設，但有新意而又邏輯井然的理論讀物不容易遇上。後來在西雅圖華大跟巴賽爾談及森穆遜，大家同意讀森氏的文章不用擔心邏輯出錯，或假設轉軚，或前言不對後語。換言之，讀森氏的文章，只要知道他的假設，讀者不會中計。一九四八年森氏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滿是方程式，幸或不幸，是二十世紀後期數學經濟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森氏的其它文章就遠沒有今天見到的後學的那麼多方程式了。森氏不論，滿是方程式的經濟文章的普及發展，有幾個原因，我認為決定性最大的是這些寫手寫不出好英文！好些人不知道，非經濟的散文，森穆遜寫得非常好。高傲，鋒利，幽默，但寫起散文森氏有情感。
毋庸諱言，我認為《基礎》一書引起數學方程式在行內普及是不良效應。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優質學生被史德拉（G. J. Stigler）賞識，要請他到芝大去，說要監管他學數。該學生問：「數學對經濟真的那麼重要嗎？」史氏回應：「只有傻子才會這樣問。經濟學行內不用數而還能站得住腳的只有艾智仁、高斯、張五常這三個人，你把自己放在哪裡？」該學生對我說了，心中有氣，我說：「史德拉的數學水平是不需要怎樣學的。」
最近讀到關於森氏的評論，其中提及盧卡斯（R. Lucas）大讚森氏的《基礎》對他的影響，跟著說沒有方程式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廢物也。盧兄是過於高傲了。不知他會把史密斯放在哪裡呢？十九世紀的理論第一把手馬歇爾與二十世紀的第一把手費沙，皆數學出身，但他們的經濟論著很少用數——基本上不用。
一九六九年，後來獲諾獎的V. Smith對我說，沒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樣想。這是他的法門，但我認為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個框框，不宜用於道理不深但變化複雜的經濟學。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諾斯、麥基、巴賽爾等同事認為我的思想變化自如，無須學數，是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選。當時我可以自己發明數學。想通了問題，要加進方程式來粉飾一下，自己可以發明，再不然找些數學書參考。可惜自己發明的方程式雖然對，但不雅觀，被一位數學同事指責了，於是再也懶得發明。後來巴賽爾在文章中提及，當年他教我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只教了兩個小時，說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這些是說，除非選走阿羅、森穆遜等人的路，數學用於經濟不是那麼重要。但要走阿羅及森穆遜的路，談何容易？天賦需要上蒼賜予，不是數學懂得多就會有作為的。然而，阿羅應該知道，他用數推出來的我不用數也可以推出來。不知有誰敢賭身家，讓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實不相瞞，經濟推理鬥快，斗准，用數的鬥不過我。
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數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慮要不要用。我的經驗說，想通了再用數證是多此一舉。楊小凱曾經把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翻為方程式發表，後來知道史提芬.張就是張五常，嚇了一跳。究竟是誰先拔頭籌了？是我的文字公司還是小凱的數學公司有機會傳世呢？
小凱曾經指出，一位森穆遜教出來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發表的《合約選擇》翻為方程式表達，說如果我懂得用數會獲諾獎。小凱可不知道，那篇數學譯作是經我評審而發表的。評審時我察覺到該文的數學在概念上有一個嚴重失誤，無可救藥，但錯得有趣，就對學報的老編說了，建議發表。後來陳坤耀推薦一位韓國仔到港大經濟系講話，講的又是佃農分成合約的選擇，上述的名家的錯失頻頻出現。我指出，說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舉座嘩然，韓國仔講了十分鐘就鳴金收兵，很尷尬。可見數學用錯是連普通常識也沒有的。
這就帶來本文的中心話題：一個賣橘者怎樣看森大師的經濟學貢獻呢？先從科學方法衡量吧。森氏曾經與佛利民大吵科學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過。我的科學方法師從R. Carnap 與K. Brunner，也加進自己的，認為上述三師的爭議原則上沒有衝突，只是重點的處理有嚴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賣橘者的堅持：解釋現象要從調查真實現象入手，要知道現象的細節，雖然有時我投訴高斯花太多時間於不大重要的細節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測某現象的出現，我們要調查有關的侷限轉變，而細節也儘可能要顧及。換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場，是解釋或推測世事我們首先要從調查真實世界入手。
森穆遜的立場，是作為一門科學，論方法，經濟與物理（後者是他早年的興趣）沒有兩樣，理論可以推測還沒有發生的現象，略知真實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創造理論來推出其它或整體。在科學方法上我認為他的想法沒有錯，只是他忽略了經濟科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而自然科學的卻有人造的實驗室。一個經濟學博士從來沒有進過人造的實驗室，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很皮毛：讀讀刊物，找些機構發表的數據作統計分析，就算是對真實世界有所認識了。我認為沒有作實地調查的經濟實證，遠為不足，是經濟學對世事的解釋或推測頻頻出錯的主要原因，而為彌補不足，動不動創造新理論，是錯上錯。
是的，我認為森前輩在經濟推斷上的失誤，起於他對現象的細節知得少，何況數學的思維永遠要把世界簡化。我不是說不應該簡化世界──任何理論的本質是簡化世界──而是我認為這簡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實世界的細節調查。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森氏不知世事。他知很多，記憶力上乘，但需要落手落腳的實地調查他沒有做，重要的細節他往往忽略了。
舉個例。森氏高舉昔日的蘇聯計劃制度：那裡的政府發表的增長數字歷來可觀。一九六九年，西雅圖華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發覺那裡賓館內的檯燈重得拿不起，推不動。原來蘇聯當時對檯燈產量增長的統計，以重量算！又例如，森氏當年高舉瑞典的福利經濟，指出那裡的人均收入不下於任何先進之邦。一九九○年我到瑞典時，找那裡唐人餐館的老闆細問，知道他們的層層抽稅加起來的總稅率奇高，而政府樂善好施的社會福利，對國民收入貢獻的算法是由政府主持。看看那裡的物價，看看那裡的食品市場，我認為那裡的居民不容易吃得飽。
我們不容易在森穆遜的作品中衡量他對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價格等──的掌握達到哪個水平。他的暢銷課本沒有提供深入的討論；他的《基礎》經典滿是方程式；他的學術文章著重於創造模型。我認為森氏高舉的凱恩斯對經濟學的掌握不到家。
曾經說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這是客套話。凱氏對不可或缺的價格理論沒有足夠的掌握。例如他假設工資下調有頑固性。工資下調當然比工資提升困難，但最低工資法例與工會勢力的左右，是不應該忽略的侷限。更重要是除了政府的機構僱用員工，自由市場的工資合約很少採用老生常談的時間工資合約：件工、分成、時間工資加分紅或加佣金，等等，皆普及，而這些合約的工資下調是沒有困難的。凱氏顯然也不明白，邊際產出等於工資的均衡，是競爭下的後果，不是他筆下的假設。凱氏也漠視了那所謂「均衡」只是一個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說理論的假說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更難明的是：凱氏說的儲蓄（saving）有儲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錢放進撲滿（piggy bank）的味道，使無數學子以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魯大學的費沙與凱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儲蓄及投資的理念遠為優勝。這兩位大師各走各的路。
可能受到他的老師森穆遜的影響，最近克魯格曼發表的專欄，直指美國削減最低工資不會對就業有助，對經濟無補於事云云。克大師顯然不知道最低工資的規限是一種價格管制，不知道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有別。我的意識是麻省理工的經濟系教深不教淺。
沒有誰會那樣傻，認為政府大手花錢毫無效應，或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對經濟不景的幫助是零。佛利民那邊反對，因為認為這類政策治標不治本，浪費多，惹來的大政府後患無窮也。財政政策容易被接受，因為表面上有淺道理，也容易獲得壓力團體的支持。知識上的影響也厲害：前有聰明蓋世的凱恩斯，後有智商頂級的森穆遜。這兩位鋒芒畢露，是二十世紀經濟學者中足以把行家們嚇破膽的人物。可惜天賦高不一定對。
金融危機以還，中國的經驗也誤導了地球人類。中國復甦得快，地球的人類頻頻指著北京的四萬億花得快。我是不同意這觀點的。我也認為跟三十年代不同，大政府今天不容易捲土重來。今天，地球上要活下去的窮人太多，哪個國家推出大政府，哪個國家在競爭下會敗下陣來。
回頭說那天晚上在廣州跟蒙代爾煮酒論英雄，談到森穆遜，他認為保羅的模型創造技巧天下無匹，缺少了的是有廣泛深遠影響的思想（no sweeping idea）。這評價應該對。若如是，森氏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上不會有一章的篇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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