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之爭︰世界大亂矣！

跟進國際貨幣話題半個世紀，沒有見過今天那麼熱鬧。克魯格曼之流凶神惡煞，直指人民幣刻意貶值搞跨世界經濟，阻礙了地球轉動云云。曾幾何時，只在不久前吧，克氏的老師的老師蒙代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刀槍不入，美元的世界領導地位將會百年不變。蒙兄是站在中國那邊的。世銀與國際貨幣基金則站在他的徒孫那邊，也有不少其它專家支持中國。在貨幣與匯率這話題上，世界大亂矣！



有關的話題我分析過多次（見拙作《貨幣戰略論》），不打算再寫。但要求我發表意見的讀者實在多，而蕭老弟滿章傳來的美國吵鬧文章，多而厚。禁不住要把此前說過的再說，這裡那裡加些新觀點，不多的。



（一）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的白市是六元九角兌一美元。人民幣上升了很多，反映著十多年間中國的生產力急升，而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卻在睡覺，或有恃無恐，不認為中國會有什麼作為——廣東話說的「睇白坑渠冇浪起」是也。一九九四年起人民幣緊鉤美元，其後在國際壓力下，二○○五年轉鉤一籃子貨幣，鉤了幾年又再轉鉤美元，鉤來鉤去，總是鉤著先進之邦的貨幣，刻意地把人民幣貶值來搶生意的手法──所謂操控──一絲也看不到。



（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斯德哥爾摩跟佛利民相聚，我指出地球將會多了二十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在經濟體制的結構上不作修改來應對，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麻煩。佛老當時不反對我的分析，但輕敵，可能不認為窮慣了的人會那麼容易站起來。跟著的十多年，美國的經濟很不錯，我認識的西方行家朋友聽到我重複當年對佛老提出的觀點，客氣地點點頭，笑一笑，只此而矣。



中國的發展帶來的震撼，使舉世矚目的，只不過是三幾年前開始。想不到，年多前雷曼兄弟事發，有些美國專家認為是中國的發展惹來的禍。另一方面他們說︰中國的工業發展害了好些先進之邦的工業。若如是，那是三十年的逐步發展，為什麼他們今天才知道？我同意格林斯潘當年的看法︰中國的廉價製造品輸進美國對後者有利，協助了通脹一直偏低。



（三）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執掌人民銀行，手起刀落，鬼斧神工，只幾年把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率調控為零及零下，導致或明或暗地與美元掛鉤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一律偏高，一九九七金融風暴在亞洲出現了。跟著大家的幣值調整相當快，約兩年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與人民幣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工業的發展大家都有看頭，其產品一起攻進先進之邦。二○○三年我看到一九九一認為有機會出現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產出成本遠低於先進之邦，而產品的質量可以，在幣值與產出的成本上，發展中國家與先進之邦之間出現了一個斷層，大而明顯。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寫道︰「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說不出兩年，其實這壓力四個月後就叫出聲來了。



上述的斷層很麻煩，兩年多前次貸事發後倍加嚴重。昔日在國際壓力下，日圓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但日本當年沒有那麼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競爭，而日圓大升協助了日商投資外地設廠，雖然史坦福的一位教授著書立說，直指日圓大升搞跨了日本經濟。今天的國際形勢跟日本當年很不相同，一九九一年起參與國際產出競爭的經濟落後之邦，佔了地球人口約六成！當年日圓升值，先進之邦把日本拉上去。跟著是什麼亞洲四小龍的也被拉上去。但這些加起來不到三億人口。今天要在國際上競爭生活的多了十倍，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只一個中國他們就拉不上去。別無選擇，中國要自己打上去。不容易。在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與雷曼兄弟事發之前，人民幣只升百分之十強中國的接單工業就明顯地遇難。



這其中還有另一個頭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對中國富有的人有利，甚至對中上階層、買了可觀房子的人有利。換言之，先進之邦可以把今天中國生活得相當好的一小撮人，通過人民幣的大幅提升而把他們的生活水平再拉高。但數以億計的勞苦大眾呢？人民幣提升他們在國際競爭中鬥不過其它發展中國家。一頭被拉上一頭被拉落，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會遠比今天嚴重。事實上，這幾年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約百分之二十，出外旅遊的炎黃子孫暴升，其中沒有一個是天天做生做死的勞苦大眾。國家究竟是為了誰而改革的？



（四）三月十六日《信報》大字標題云︰「美國智庫指香港屬匯率操控地區」，引述Peterson Institute的話，說中國之外，亞洲還有四個地方操控匯率偏低。何謂「操控」(manipulate)當然有待商榷，但這智庫說的是幾年來我讀到的關於國際匯率的最高明的西方之見：他們終於看到了我說的斷層！被點名的四個地方都或明或暗地鉤著美元。其實該智庫應該點更多的名，差不多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要放進去。韓國看來是個例外：該國出外投資設廠的商人多，幣值上升有助。



中國的工業產出主要不是跟先進之邦競爭。美國封殺所有中國的製造品進口對他們的就業不會有助，因為他們還要面對多個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口。後者的價錢比中國的還要相宜，質量差一點，但檔次是夠高進入美國的。美國要考慮全面封殺，而這樣做，災難在所必然。



（五）上述的斷層早晚是要接合的，早一點比晚一點好，而怎樣接合是難題，下了一著大錯的棋地球人類要付上大代價。人民幣兌美元獨自升值不應該考慮，因為除了一些利益分子，對中國對美國對其他先進之邦都沒有好處。大家不再鉤美元，讓美元自行貶值，某方面對美國有利。



我曾經說過，人民幣鉤著美元是幫美國一個大忙，協助美元不大跌。這是幾個月前的看法。今天看，我認為美元自行貶值對他們的經濟在某方面有助。我的觀點有變，因為我對美國挽救經濟的政策愈來愈失望。凱恩斯學派的藥方失靈是意料中事；我曾經讚賞的貝南克堅拒通脹是失策；在目前時刻推行醫療改革，含意著未來加稅對前景不利；去年七月他們提升最低工資約百分之十一，導致青少年的失業率跳升；汽車工業國企與私營對立，中國的經驗說不妥；歐洲的不幸情況有不良影響……還有其它的。



不久前讀報，某老外名家說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中國有利。這是胡說。先進之邦的經濟不妥對中國有害無利。另一方面，我歷來很少錯的分析說，人民幣獨自升值對先進之邦是不利的。



今天看，美元自行貶值對美國的經濟會有助。跟我曾建議的通脹政策相比，這貶值要付出另一些代價。美元貶值也會增加美國的通脹，然而，同樣的通脹率，單從就業的角度衡量，貶值政策是勝於通脹政策的。



（六）人民幣要跟美元脫鉤，美元才可以自行貶值。其它或明或暗地鉤著美元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人民幣的重量，何況人民幣脫鉤美元後，這些國家的貨幣多半也會跟著脫鉤。中國的困難是如果人民幣什麼也不鉤，變為無錨貨幣(fiat money)，處理非常困難。貨幣無錨，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放開匯管搞國際金融中心有機會惹來災難。我多次建議的轉鉤一籃子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是最好的方法。今天人民幣要推出國際市場如箭在弦，不轉鉤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夜長夢多，闖禍的機會有好幾方面。



（七）解除所有匯管，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央行當然要讓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自由浮動，但先要下一個固定的不用外幣的錨。用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界定人民幣的幣值，近於萬無一失，我解釋過多次了。北京早就應該這樣做，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大好的機會錯過一次又一次。今天的機會沒有幾年前或年多前那麼好，但還是不錯的。



（八）這就帶來我要說的最後一個話題。今天，人民幣真的如美國專家的估計，大幅度地偏低嗎？如果北京的其它貨幣政策不變，只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人民幣兌美元會大幅上升嗎？美國的專家或議員似乎肯定，但我不敢賭身家。這些日子，正規銀行的匯率是一港元兌人民幣八角七仙六至八角七仙八，但地下錢莊卻是一港元兌八角八仙至八角八仙二。這是說，人民幣在地上比在地下值錢。地下的生意成本較低，某方面有優勢；信譽有問號，某方面有弱勢。然而，如果人民幣真的如西方君子所說，大幅偏低，這些地上地下的匯率圖案會倒轉過來。



我還是認為人民幣在國際上是有強勢的。但為什麼此幣也，在地下弱於在地上呢？考考讀者吧。不知西方的專家君子們敢不敢跟老人家賭一手呢？

從張軍的書評想到的

復旦大學的張軍教授最近發表了一篇頗長的評論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的文章，寫得好。不是因為他讚賞拙作而說寫得好：老人家對讚的彈的早如過眼煙云也。說張軍的文章寫得好，因為他把我的經濟增長思維與行內的經濟增長學說互相比對，發現二者之間沒有一絲關連。我沒有跟進他家之說多年了，張軍給我上了一課。



在經濟增長這門學問上，張軍比我晚了兩輩，恍若隔世。我讀的經濟增長論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當年認為一律不妥，但選修了這門學問，考博士試要背得出來。我是一九六三年考這科目的博士筆試的，之後再沒有染指，雖然在《佃農理論》的第一個附錄中我禁不住手起刀落。張軍讀的經濟增長學說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作品，晚了整整四十年。他提到的「增長決定學」的首要人物，是我認識的Robert Barro。認識，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與此君進晚餐時，我問：「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大研究院時，有一位很聰明的同學名為Steve Barro，你認識嗎？」Robert回應：「是我的哥哥！」地球是小的。我再問：「七十年代在西雅圖華大，有一個叫Barro的造訪，是你嗎？」答曰：「是。」



我沒有跟進Robert的學問，但知道他早就成了名。年多前金融危機出現後，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好些評論，跟凱恩斯學派過不去，讀來過癮。我可沒有跟進過張軍顯然重視的「增長決定學」。上文說過，一九六三年博士試後，我再沒有染指他家的經濟增長學說。我知道六十年代後期起麻省理工的經濟學派搞起了另一套經濟增長學，主要的骨幹是生產函數加上財富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後者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難題，佛利民在生時常說他的《價格理論》最後的關於財富累積那一章，他自己格外滿意，但注意的人甚少。財富累積是重要話題，我曾經像佛老當年，從費沙的《利息理論》入手，所獲不多。年多來得到金融危機與中國房地產的啟發，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只是人老了，想想無妨，說說無妨，但要坐下來大興土木則沒有魄力了。



新角度有兩個相關點。其一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些所謂「毒資產」只是一些紙張，寫著的財富下降至零什麼也沒有。如果財富的累積是房地產，其價暴跌資產還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機會存在，不會出現絕望之境。股票財富的暴跌差一點，但有關機構一日存在，股民有機會收復失地。用沒有抵押或抵押遠為不足的紙張來累積財富，說是先進的金融制度，是愚蠢的選擇，雖然時來運到可以賺很多錢。



第二點，有關的，是這些年北京屢次要打壓樓市。我明白他們的目的，但在經濟增長得好的中國，一般市民要通過投資來累積財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產打主意。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無意間令房地產的投資者損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極端的例子，說打壓樓市可以把整個經濟搞跨。中國面對的房地產政策是大難題。我曾經指出國家的人口要怎樣分佈，樓價的約束差不多是唯一的可靠策略。香港的經驗不支持廉租房，廉價房較為可取，但不易處理。不反對協助那些居無定所的窮人，但香港在二戰後有如下的經驗：一些窮人喜歡買樓，做生做死也要買，先買很差的，然後逐步捱上去；另一些怎樣也不買，天天投訴，見到樓價上升就破口大罵。前者今天不少發了達，後者今天住廉租屋或公屋。原則上，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地從窮日子開始買房子，跟著國家的增長以房子作為財富累積而一起富裕起來。困難是中國增長得快，收入的增長不均，對房子投資的看法不同，出現了今天的情況。



這就帶來以生產函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困難，也有兩點。其一是沒有上佳的財富累積理論的支持，生產函數理論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產要素放進函數，制度不對頭產出會失靈。六十年代初期我研究生產函數時，人民公社在神州當道，饑荒遍野的消息源源不絕，由我的兩位姊姊傳到香港的母親傳到我那邊。也是那時，老師艾智仁的課強調產權對產出的重要，而我拜讀高斯一九六○的大作始於一九六二，反覆地讀了三年。中國開放改革之初，一些來自美國的中國經濟學者到北京推銷生產函數，我寫《賣橘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時，隻字不提這函數。其實生產函數這門學問北京早就從蘇聯進了口，我提出的產權及交易費用對他們有新意。



我是懂得生產函數分析的，曾經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數很搞笑。異曲同工，史德拉的《價格理論》的初版有如下一題：「瑪麗說：『你給我錢我也不吃橄欖。』試繪瑪麗的等優曲線。」此妙題後來史老兄尷尬地取消了。（我知道答案，同學猜得中嗎？）



分析經濟增長，多年以來我只著重兩點：一、資源的侷限，二、競爭的制度。這些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增長學說興起之前的老生常談，從古典的史密斯到新古典的馬歇爾都那樣看。經濟的增長由競爭制度帶來的資源使用決定，亦老生常談。我的貢獻，是得到艾智仁及高斯的啟發後，把制度分析改進了。改進的重點是把產權約束競爭逐步發展為以合約約束競爭；把交易費用推廣為社會費用，再轉一下角度，看為約束競爭的費用；把租值消散與社會費用掛鉤，而制度增加效率則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來是頭痛萬分的財富累積一下子簡單起來，因為可從資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帶來的資源價值上升就是財富累積了。



財富累積的分析，從利息理論的通道發展很難走，從資源租值變動的通道推進順利得多。不幸，後者可能遇上租值分配的問題，正如今天中國遇到的。這問題牽涉到價值觀，難有科學答案。



不容易達到自己今天的經濟增長觀。從《佃農理論》到《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四十年，我走的路沒有變。基本上是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修改了好些地方，加進了他們沒有考慮的侷限變化，但通道是他們打開的。費了不少心力，一點一滴地改進，走了很遠，但還是那條路。今天得到張軍的提點，發覺自己站著的位置與行內盛行的「增長決定學」有那麼大的分離，不知何解，也有無限的感慨。



高斯曾經說，無論一個理論怎樣了得，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錯，或會被較佳的理論替代了。這看法不是高斯獨有——科學思想史滿是這樣的觀點。搞思想不是爭取永遠地對，而是爭取有深度的啟發力，然後望上蒼保佑，寫下來的可以經得起一段漫長時日的蹂躪。

中國文化與神州再起

沒有炎黃子孫不希望見到神州再起。從經濟發展那方面看，中國確是搞起來了。衰落了不止二百年大家知道，而今天回顧，我們不容易肯定曾經有過的昌盛究竟有多繁榮。有學者估計過，提出的天文數字不可靠。另一方面，記載所及，中國滿是兵荒馬亂的日子。



我喜歡用間接的證據來衡量國家的以往，得到的結論是曾經了不起。例如沒有理由懷疑宋徽宗時期畫下的《清明上河圖》是作者虛構的想像，不是開封當時真的那樣繁榮。也沒有理由懷疑馬哥勃羅到中國遊歷多年寫下的傳記，描述的經濟遠勝當時的歐洲，雖然他見到的是衰退了不少的元代。最重要的證據是出土文物，這些年大家見到很多，一般保存得好。我細心地鑑賞過，得到的結論，是如果不富裕，這些妙絕的文物不可能造出來。



文物這回事，不可能是一小撮富人或貴族出得起錢就造得出來。精妙而高雅的玉雕、青銅、陶瓷之類，是反映著一個偉大文化的發展，而歐洲的經驗說，可觀的文化發展一定是由經濟繁榮帶動的。曾經盤算過，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的藝術水平跟歐洲的差不多，其後負於西方。但在十七世紀之前的幾千年，除了建築，中國遙遙領前。曾經以為雕塑是西方勝，這幾年改觀了。



神州再起，炎黃子孫有點未富先驕，老外反應遲鈍，只是最近幾年才叫出聲來。金融危機以還，老外大有被中國的發展嚇倒之慨。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起飛時，西方的朋友被嚇倒。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可用的土地不止十倍。我早就提出十個日本之說，西方的眾君子顯然開始感受到巨浪之將至。



認識的西方朋友沒有一個不替中國高興，其中不少為中國擔心，恐怕中國會走上西方的福利經濟之路。報導說，不久前中國的農曆大假，還在經歷金融之災的先進之邦認為是聖誕之後的另一個黃金時節，因為來自神州的購物者多。另一方面，好些言論對中國不是那麼友善。言下之意，是有些人不希望見到中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第一強國。我想，中國人口那麼多，不知他們是怎樣算的？



論人均財富或收入，中國要超越先進之邦機會甚微。論總收入，物價水平相差那麼遠，不知怎樣調校才對。論總實質收入，拿開居所我不敢打賭中國今天不冠於地球。論總財富，如果以房地產的總值衡量，中國今天冠於地球應無疑問：六年前上海的樓價不及美國大都會的一半，今天剛好倒轉過來！中國的高樓大廈多得發神經。據說超過千萬人口的城市，中國今天有三十個，算他們睡在街上地價的總值也驚人。



上述的比較是沒有意思的：很難比，統計數字一般胡說。至於那些計算什麼快樂指數的眾君子，則要找神經科醫生檢查一下。



我要說的是另一回事，遠為重要的另一回事。我要說的是無論先進之邦的朋友怎樣見到神州再起而目瞪口呆，他們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們見到高樓大廈，見到車水馬龍，見到十三億人口在拚搏，但他們可沒有注意到那些是聰明的腦子，有深不可測的文化傳統支持著。我不是個信奉優生學的人，雖然基因的遺傳早就是學問。研究了中國的文化多年，知道在厚而純的傳統上其變化多而微妙。不一定比西方的高明，但很不相同。我在想，中國沒有可觀的科學傳統是因為學而優則仕，這制度去如黃鶴了，如果中國能搞起學術，尤其是搞起科學，冰山一角之下有多大才是神州再起的真面目。



一個聰明的腦子值多少錢呢？說沒有知識不值錢嗎？知識可以放進去，聰明的腦子吸收得快。大約一年前，在某窮鄉僻壤的黑夜見到一個不足兩歲的孩子在一塊斜板走上走落，走個不停。一個男人在旁監視著。觀察該孩子的一舉一動良久，我問：「是男的還是女的？」「是女的。」我禁不住說：「這孩子很聰明呀，教得好長大後是人才。」這類判斷我歷來準確：沒有見過一個好奇心強的蠢孩子。這樣的孩子神州無數，冰山一角之下究竟有多大，要看這些孩子是怎樣培養了。



我們不容易分開一個民族的學問成就有多少出自基因的遺傳，有多少來自文化的感染。我自己是明顯地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當年在美國，師友們說我的想像力強，變化多。是微小的變化，親近的同事說我有變化自如之能。其實中國人一般皆如是。從上古的文物到唐宋的詩、書、畫到今天的手工藝，滿是我那種來去自如的小變化。二十四歲才進入西方的大學，中國的文化傳統驅之不去。高斯與諾斯說我的作品細節多，其實從中國的傳統看我算是個不拘小節的人。讀辛棄疾、李清照、秦少游等人的詞，你會發覺西方的詩人遠沒有那麼多的微小變化與想像力。中國的書法與繪畫藝術也是執著於變化。懂得掌握小變化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科學的條件。



不是說在思想或學問上中國的文化傳統優於西方的。西方的學問有深度，有大氣，而在理論上他們來得遠為清晰。中國的哲理過於抽象，是一個缺乏科學驗證的傳統使然。但我肯定，如果中國大手地走向科學發展的路，他們的智慧與耐力不會弱於西方。幾年前跟香港科大的王子輝論及，他認為中國人搞科學，腦子過關沒有問題。這幾年我的一位在美國研究細胞的外甥，屢次對我說來自中國的學子有看頭。不是說笑，賭平手，我賭這位傻裡傻氣的外甥會拿得諾貝爾醫學獎。（最近美國批准的多發性硬化症的特效藥，是基於以他為首的細胞研究。）



不是說中國人一律聰明及有幹勁。但中國人多，而在人口比例上，我認為中國學子的天賦比西方的勝了一籌。他們就是沒有上佳的求學機會，遠不及我當年，也遠不及有機會到西方求學的。不容易知道怎樣才能廣泛地提供上佳的求學機會，也不容易搞起上佳的學術氣氛，但原則上這些可以做到。若如是，我說的冰山一角之下大得無法形容，才是令人見而生畏的中國。



今天晩上跟幾位熟知中國的朋友進膳，他們擔心中國今後的發展。有理由擔心，何況樹大招風，而從西方引進的經濟政策一律不妥。發展學術是另一回事。數千年來，中國沒有大步而又廣泛地朝這方向走。炎黃子孫的天賦潛質沒有問題；文化傳統的支持應該了不起；北京有錢可花，而事實上也重視花錢於學術上。可惜還是看不到今天內地的學子有近於當年我在西方求學的際遇。



我相信，如果內地的學子有近於我當年的求學際遇，或近於當年從台灣及香港到西方求學的際遇，數以千萬計地出現在文化純而厚的神州，人類歷史會打開新的一頁，什麼經濟領導云云不足道。北京的朋友要細心地考慮西方曾經有的幾個時期、幾個地方的科學發展是怎樣搞起來的。跟戰爭扯不上關係的學術傳統重要。



是淺道理。考慮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提出的分析吧。在那近於奇蹟的縣際競爭制度下，土地與勞力這兩項資源發揮得好，外資與科技的引進有成就，工業產品的質量急升，而中國的接單工業的產品，曾經有一段時期近於包辦地球！這些都了不起，但我們要問：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炎黃子孫的腦子這兩項重要資源怎樣了？我的觀察是還沒有好好地利用，應該是驚人的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



人類的歷史經驗明顯地告訴我們，文化與腦子這兩項資源最重要。我們不容易衡量文化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但從馬歇爾到費沙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知識資產經濟研究，沒有一個不認為腦子資源可以帶來的貢獻遠超任何其他可以觀察到的資產。上蒼有知，天生下來的聰明腦子炎黃子孫可能佔了地球的一半以上。



到過中國很多地方，凡有古村落都去看一下。互不相干的天南地北，文化奇怪地很一致。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品味相通。十多年前我見到幾個不同地區的出土陶器，也是天南地北但品味一致。怎麼可能呢？古時交通不便，魚雁無憑，他們是怎樣溝通的？這使我作出一個中國文化純而厚的結論。我很想知道這樣的文化，在今天有利的情況下，與中國人的先天智慧結合發展起來會是怎樣的？



北京的朋友會同意，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古國，走進人類的二十一世紀，如果學問遠不到位，那麼儘管天下的財富集中在神州，贏得的免不了是一個狼藉似的聲名。但如果炎黃子孫能憑著傳統的文化與先天的智慧，把先進的學問發展到他們應該達到的層面，那就算經濟只屬小康，贏得的尊重會是人類的驕傲了。



開放改革三十年了，神州本土的學術發展還是看不到火花。有那麼多的聰明腦子，是發生了些什麼事？江澤民先生當年大手推廣教育，使大學的學位暴升，無疑做得對。有點學識的青年多了不少，但學術氣氛還是遠不及西方。以我熟知的經濟學為例，這些年在內地遇到不少天賦可觀的學子，但到今天還沒看到有一家之言。是難明而又有點困窘的問題。北京顯然重視學術的發展：關於文化、學問等項目，中央電視台不遺餘力，提供的節目好而多。非不為也。看來中國的教育制度某方面要大事改革了。

概念說：從「租值消散」說起

經濟學最「淺」的是概念，最重要的是概念，最難教的是概念，最不易學的也是概念。除了需求定律，經濟學沒有其他不可或缺的理論，但這定律要用得好，概念的掌握重要。從重點規劃的結構看，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經濟學者早就給物理學誤導，以為既然在科學方法上物理與經濟相同，於是把前者的數學搬進後者。這發展使用不上數學的概念被經濟學子漠視了，到今天變得連國際名校的大教授也不懂。老師不懂，學子們只能望天打卦。



何謂成本？問香港的中六學生大多數答得朗朗上口，給你一個滿分的定義。這可不是真的能掌握「成本」的概念。要真的掌握，五年以上在街頭巷尾跑，或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印證，是起碼的要求了。一七七六年的偉大天才史密斯對成本的概念有足夠的掌握，但一八九○年的另一個偉大天才馬歇爾對成本概念的掌握卻頻頻失誤。同樣說成本，「定義」是一回事，學子考滿分不難；「概念」是另一回事，是定義之外的內容掌握，能達大成的鳳毛麟角。高斯是我認識的對「成本」的概念掌握得最高明的人，但只能給他九十分。



這裡不說成本，而是說租值。其實也不是說租值，而是說租值消散。其實也不是說租值消散——一本書也說不完——而是說我這個老人家對租值消散的認識的歷程，好叫今天的學子能明白他們正在學的經濟學根本不管用！按歷程的要點說說吧。



（一）作本科生時，學的租值稱為經濟租值（economic rent），到研究生時才知道馬歇爾稱為準租值（quasi rent），二者其實一樣。歸屬租值（imputed rent）也一樣。三者有吹毛求疵的分別，浪費時間，不要管。我喜歡簡稱「租值」（rent），用不著婆婆媽媽的。



當年老師教租值，起筆永遠是歌星貓王的例子。這位二十世紀收入最高的歌星，賣唱之前是貨車司機，月入僅數百。天才被發現後，過了不久年入以千萬美元算。推理說，即使貓王的收入大幅下降，或政府抽他收入百分之九十的稅，他仍然會作歌星，不變。這與土地類同：一塊地無論其收入怎樣轉變，土地還在，租金的大幅下降不會使土地消失。租值之稱於是從土地的租金或租值搬過來。想深一層，土地還在是不變，但土地的使用這裡那裡總會因為租金的變動而變的，正如貓王作歌星不變，但唱什麼曲，或演什麼戲，這裡那裡總會因為收入的變動而變。租值是從不變的角度看收入或價格變動。這觀點，我得到魯賓遜夫人一九三四年的大作中的《租值閒話》的啟發。讀該作時我剛進入了研究院。



（二）租值消散的理念起自德國的J. H. von Thunen (1826)，但重要的首篇文章是奈特一九二四之作。後者難讀，有錯，但非常重要。該文是回應庇古一九二○提出的兩條公路的例子，說好路車多堵塞，壞路空空如也，如果政府抽使用好路的稅，把部分車輛趕到壞路去，社會整體會得益。奈特的回應，是如果好路屬私有，路主會收費，效果與政府抽稅一樣。這觀點當然對，也可以看為三十多年後「高斯定律」的前身。



（三）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這一詞起自H. Scott Gordon一九五四的一篇重要的關於公海漁業的文章。此文把奈特的一幅兩條公路的幾何圖表搬過來，轉九十度，從鏡中看，好、壞二路變為優、劣兩個公海漁場。因為海屬公有，任人隨意捕魚，優場的捕釣者爆滿，平均工資等於平均魚捕所值，該場的租值下降至零。這是說，如果公海漁場是私產，場主會約束捕釣人數，使平均工資等於邊際捕釣所值，漁場會有租金進帳。但漁場既為公有，捕釣者有人滿之患，總工資的增加替代了租金，租值因而消散了。這是一九六三年我學得的知識。同年，我讀到A. Bottomley於該年發表的只兩頁紙的文章，說某小國的土地宜於種植杏仁樹，但因為土地公有，用作畜牧，於是沒有租值。這使我知道租值消散不限於勞力參與過多或產出成本增加，過少或轉換資源的用途這消散也會出現。



（四）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被邀請為一個漁業研討會議寫文章。重讀Gordon的一九五四之作，發覺言不成理。每個公海的捕釣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其邊際捕釣所得會等於自己的工資或機會成本，人人如是，怎可以導致平均所得等於平均工資呢？說公海收不到租金，或租值是零，是定義性的結論，說了等於沒說。就是在沒有約束的競爭下，每個參與者的邊際所獲還是等於工資，租值從何而散了？所有師友及其他文章的解釋都是定義性，一律是說了等於沒說。



那時在芝大，天大寒，在國際宿舍的一個晚上，我推出公海人滿而使租值下降至零，要有無限的捕釣者，每個捕釣者的工作時間是無限地少。本來是重大的發現，但我跟著想到那是一八三八年法國A. A. Cournot的雙頭競爭的思維，只是雙頭變作無限頭，於是在文章中說是他的。該文一九七○發表，題為《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兩個月前在廈門遇到一位美國教授，他說那四十年前的舊文今天還是天然資源經濟學的中流砥柱。可惜到今天，很少人注意到該文提出的一個重點：租值消散只會在邊際上出現，邊際之內不會完全消散。



（五）一九六六年寫《佃農理論》，寫到台灣的土地改革，政府約束著地主的佃農分成不能超過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導致農戶的投入上升，因而使農業的產量上升，我突然想到：如果政府乾脆地強迫地主把一部分的土地產權送給農戶，使農戶成為土地的股權擁有者，權利界定清楚，農戶與原來的地主合股產出，當然要為土地爭取最高的租值，其產量會與沒有土地革改的情況一樣。這樣看，台灣管制分成率而導致的農戶投入上升，與公海因為非私產而導致漁民的投入上升類同，某程度上出現了租值消散。換言之，土地收入的權利如果不是全部界定為私有，與使用的權利不是全部界定為私有的情況相同：租值消散會出現。



（六）一九六九年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華大任職，暑期回港渡假，展開大規模的關於香港租金管制的調查，得到政府的協助，蒐集了數十箱詳盡資料。租管是價格管制，當時我早就知道價管帶來的價格之外的競爭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但香港的租管有兩個重要的現象困擾著我。其一是分租：一間只五百平方呎的居住單位可以因為分租而有十多伙住戶！其二是天台木屋：在樓房的天台上有木屋僭建，密密麻麻，成行成市！這些一團糟的現象，其含意卻是：在租管下的樓宇，因為有分租及天台僭建而使暴跌了的租值明顯地局部回升。反覆推理及考查數據，我得到的結論是，所有受到租管影響的人都有意圖去減低那無可避免的租值消散。



（七）我那被認為是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一九七四年發表。很難讀。要點是A、價管使資產的收入界定不清楚，導致租值消散（來自《佃農理論》）；B、依照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原則，受到影響的人會試圖減少這消散（來自香港租管調查）；C、任何非市價的競爭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這些非市價的準則只要被確定，均衡分析易如反掌，困難是如何推斷那些非市價的準則會被採用；D、在邊際上租值一定會全部消散，但邊際之內可以有租值存在（來自一九七○發表的公海業研究）；E、選擇非市價的競爭準則，是在侷限下可選的容許邊際之內有最高的不消散的租值。



（八）《價格管制理論》一文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交易費用的增加其實就是消散了的租值。這提點是後來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中國會走的路的理論中的一個基礎。一九八二發表，該文提出了一個廣泛的交易費用的概念，稱為社會費用，是指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二十五年後我構思《中國的經濟制度》時，把這廣泛定義加進以合約約束競爭替代產權約束，交易費用就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沒有明言，但減低租值消散其實就是減低約束競爭的費用。有明言的是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出現。換言之，我能解開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密碼，一個原因是租值消散這個概念用得好。



上述大略地回顧租值消散這個概念的發展，好叫同學們能體會到一個經濟學概念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玩意。要有長時期的思考，要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印證。可以說，有實際用場的經濟學主要靠概念用得好，因為可取概念的形成是基於人類行為的經驗規律。我選「租值消散」這概唸作示範，因為這概念的發展我走得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遠，遠很多。



理論上，租值消散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用途。同學們知道，那所謂均衡分析有局部均衡與一般均衡之別，而經濟學行內通常低貶前者而高舉後者。不對，一般均衡的創始大師L. Walras用方程式，滿是數學，但經濟內容卻空空如也。芝加哥大學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當年與眾不同，主要因為他的局部均衡分析有一般均衡的經濟內容。由我發展出來的租值消散的理念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一般均衡，容易得多，快得多，準確得多！



我的秘方是：凡是沒有可以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不一定對，但一定是達到了一般均衡；凡是有應該消散但沒有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一定錯！後者，因為簡單所以看得快。多年以來，不管是何方神聖寫出什麼誇誇其談的大文，我往往在幾分鐘之內肯定是錯。這是數十年來我不參與學術研討會議的其中一個原因。動不動說人家蠢到死沒有禮貌，但我是憑著秘方才那樣說的。比我聰明得多的馬歇爾的佃農分析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見拙作《佃農理論》43-44頁）。此君名不虛傳，他看到，知道不妥，但不知怎樣處理才對。

從縣際競爭的角度看最低工資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攻進神州，銷量不俗。不是很暢銷，但不俗：開頭三個月印製了三次，據說共七萬冊，從一個十三多億人口的市場看不怎麼樣。然而，考慮到該作是純學術論著，屬研究院的讀物，難度高，就是高斯也說對讀者的要求大，上述的銷量不能再苛求了。從一些讀者的評論看，他們讀得懂。我感激，因為要用上心機。從來不為賣錢寫文章，但有讀者重要，就是捱罵也值得。血濃於水，寫到中國我往往不管有沒有讀者，但求一抒胸懷，或一吐為快。北京的朋友可能懶得讀，因為到今天他們還在放我一馬。



內地的幹部及商人對國家的事歷來關注。動筆寫《制度》時，我戰戰兢兢地寫，因為知道在事實的細節上很多人知很多。如果我走傳統的學術象牙塔的路，大教授會被視作傻教授了。我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論，把不少人知道的事實細節連接起來，砌成一幅看得通的圖畫。很不容易，十分艱難，可幸在有關的理論上我下過數十年的功夫。



純從理論那方面衡量，《制度》一書的貢獻是在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我想了很久才決定放棄自己專長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來減少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這是避開了較為抽象的產權理念，使我在推理時每一步能腳踏實地。目前，高斯是唯一的知道這第三節是重要的理論發展的人，但我深信，如果正在搞得一團糟的新制度經濟學再有抬頭之日，從事者一定要向那第三節的道路走。真理的發現是看到了一條明確的信道，這信道此前沒有人到過。



我在神州版第八節的後面補充了四點，其實是再澄清原文說過的。一、私有產權與市場運作對經濟發展無疑重要，但一個制度的合約結構怎樣織合有很大的決定性。二、不同國家的資源侷限有別，適用的合約結構可能不同。中國是個人口多，天然資源相對地少的國家，發展出來的縣際競爭制度妙絕，但不一定適用於一個人口少資源多的國家。三、因為縣幹部的收入是直接而又正數地跟增長的速度聯繫著，他們頻頻催趕投資者動工，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其他制度高出五個百分點不能說是「過熱」。中國從來沒有西方經常提及的「商業週期」這回事。四、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形成，政府或共產黨的插手不可或缺。是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制度，從西方進口的政策一律不妥，會合起來容易闖禍。



最低工資是進口貨！我不明白為什麼北京不利用縣際競爭來處理勞動力及其他好些經濟問題。捉到鹿怎會不懂得脫角的？在《制度》的後記中，我質疑北京為何不先讓幾個縣嘗試那新《勞動合同法》，見效果可取才全面推廣。跟著二○○九年七月十四日我發表《北京要利用縣際競爭處理勞動法》，建議北京讓每個縣各自設計，或採用北京設計的，或容許企業有自己的選擇自由，來處理勞動事宜。整個地球只有中國有那麼方便的縣際競爭制度，效果如何，孰勝孰負，是不難觀察及判斷的。



我要提出兩個重點。其一是那重要的增值稅。全國劃一地定為百分之十七選得好，而地價的彈性調整解決了佃農分成的效率問題。我解釋過，這增值稅其實不是稅，而是佃農分成的租金。在縣際競爭下，這租金上升是說經濟發展得好。縣政府一般重視增值稅的總收入，其分成的方程式我解釋過了。這裡要指出的重點，是增值稅最主要的部分是勞動力的工資。工資愈高，增值稅收愈高，水漲船高，縣幹部的收入隨之而上。換言之，在縣際競爭與增值分成這制度下，我們不用擔心縣幹部不重視勞動工資的全面提升。



第二個重點是神州大地今天的流動人口多，離鄉別井如吃家常便飯，而縣幹部是要爭取勞動人口自己才可以吃得好。換言之，讓縣選擇勞動法例，讓縣決定有沒有最低工資，對工人的利益而言，會遠比北京上頭目前的政策有效。不要管縣幹部怎樣誇誇其談，工人跑掉他們會哭出來。是的，人口自由流動是強迫縣際競爭、強迫善待工人的重要保障。



不久前江蘇要提升最低工資百分之十二強，該省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最低工資。讀報導，是市的決定，由省批准，因為是全面性的提升，其含意是強迫性的了。我認為做得不對，因為最低工資的或有或無，或高或低，應該由縣作主。這類經濟政策的利與害，縣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而對工人收入增長的關懷，從北京到省到市到鎮到村，沒有一個管治階層比得上縣來得貼切。



最低工資的或有或無，或高或低，如果由縣作主，工人的收入增長得好是贏，增長得不好甚或倒退是輸，而這些會清楚地反映在增值稅收的變動上。縣的選擇可能出錯——任何層面的決策也可能出錯——但在縣際競爭下，我不懷疑假以時日，經驗的調整會帶來對工人最可取的效果。我擔心的是最低工資這回事，易加不易減——一九一四年美國當時租值奇高的福特車廠大手推出最低工資就中了計。一個縣自由地選立最低工資，或把最低工資提升了，其後知道是錯誤的決策要修改或取締不容易。事前說清楚可以隨時修改有助，但要取締或下調最低工資不會易到哪裡去。有僱主的工人像任何市民一樣，只管自己目前的利益：他們無從推斷將來的利益或經濟整體的利益對他們的影響。



如果北京能真的大手把權力下放，讓縣自由地選擇最低工資的或有或無，所有縣的政府會選擇沒有最低工資嗎？一個採納最低工資的縣，在縣際競爭下會敗下陣來嗎？通常是，應該是，但不一定。我想到如果不同的縣的企業有很不相同的租值，邏輯上某些縣可以採納或提升最低工資而某段時期成為贏家。是難度高的經濟分析，這裡不說， 要說的是讓縣際競爭決定最低工資的或有或無，或高或低，對工人的前途最上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