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週刊》採訪張五常

74歲的張五常先生依然活躍，頻頻發言，闡述自己數十年來的觀察和思考。儘管他的贊同者和抨擊者，有極端對立之意，但爭議恰好說明他的存在。難以否認，張五常的確是少數幾個享有世界性聲譽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　

　　如果落到作家手裡，張五常的經歷足可寫一本「章回小說」。他1935年生於香港，家境算得上中產，卻不幸遭逢日本侵華戰爭，香港淪陷，全家化整為零，往內地逃。一度，他背著3歲的妹妹「野外生存」，「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曾被醫生診斷為「不可能活下去」，張五常硬把不可能變作可能，「妹妹今天還活著。」他說。

　　這段經歷，加之愛去田園沉思的習慣，讓張五常的經濟學思維始終貼牢現實。幾十年後赴美求學，嚴格的學術訓練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無論是專著抑或專欄，他都寫得活色生香，愛從生活中的細節談起，滿紙跳躍著花鳥魚蟲。可以說，近年來頗受普通讀者歡迎的經濟學隨筆，風氣由張五常打開。

　　同時，張五常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滿頭「爆炸式」的白髮，對經濟的看法、對現狀的剖析也頗具「爆炸」效應，常常一語激起千層浪。



　　「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張五常新書《新賣橘者言》。有新自然有舊。1983年，他把為香港某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彙集成《賣橘者言》，引發轟動，內地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從他「隨性」揮就的文字中得到啟發。1982年，張五常接受經濟學大師科斯的建議，從美國回中國香港任教。科斯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不久，是個大課題，張五常功力超凡，又是華人，應近距離觀察。因此，《賣橘者言》雖立足香港，卻著眼全國，他高度關注內地的一舉一動。

　　這關注持續了三十多年，從壯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賣橘者言》是這份關注的最新呈現。張五常還是那個「賣橘者」，對房價、戶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週刊：內地現行的房產模式是借鑑香港的，有學者認為這是房價飆升的重要原因。請問您持什麼看法？

　　張五常：凡是國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同的是，香港公務員的收入與地價的高低正面聯繫著，所以多年以來香港政府傾向於高地價政策。多年前他們否認，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詳盡的研究，有說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價政策。目前內地某些熱點城市有這樣的傾向，但不嚴重。

　　生活週刊：您如何看待戶籍制度？

　　張五常：本來我對戶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觀。六七年前內地對當時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識到戶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動全球化，中國不能獨善其身，若如是，戶籍制度也會有助。中國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動了，如果戶籍制度損害了私隱的需要，也可以改進。我認為戶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週刊：您怎樣剖析當前的「民工荒」？是否與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上馬有關？

　　張五常：這無疑有「擠出效應」，增加了「民工荒」的壓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數以千萬計的工業員工回鄉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沒有回到工業區，或沒有回到昔日的工業區。天倫之樂是真樂。我的推斷，是今後中國的工業發展，不會像以前那樣集中在傳統的工業區，而是會擴散到鄉鎮去。國家大興土木地興建公路、高鐵等，也會鼓勵這擴散。

　　生活週刊：因金融風暴之故，近期國企主動兼併的行為較多，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張五常：西方的經驗，是凡有經濟災難，政府權力大增是後果。目前中國有這樣的傾向，是明顯的，但我認為不嚴重。雨過天晴後，情況會改變。從西方的經驗看，這看法近於天方夜譚，但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我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



　　張五常的文章好讀、耐讀，鄧麗君、鐵飯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讓原本枯燥的經濟學妙趣橫生。但也有人據此批評他「不懂數學」，遠離經濟學家的「本行」。即便欽佩張五常學問的，也對他沒有繼續在西方經濟學界發展耿耿於懷。2002年，美國著名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公開說：「如果史提芬（張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職，早就拿得諾貝爾獎。」對此，張五常當然並不認同。

　　生活週刊：有人批評您文章裡不用數學方程式，不專業，您如何看？

　　張五常：有些人不懂數，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說什麼。我沒有這本領。有些人懶得學數，但要學時學得快。我有這本領。有些人可以發明數學，我也有這本領。我不認為從事經濟解釋數學是重要的。我認為英文要寫得好非常困難，而清晰、優美、文氣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經濟學的傳統，斯密、凱恩斯、費雪、科斯等人都有這樣的本領。我在英文的寫作上下過苦功，上世紀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稱讚，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語，雖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認為自己的中文可以揮灑自如。沒有辦法，此長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週刊：那您自認在學術領域的成就呢？

　　張五常：說到要在西方學術界打出名堂，中國人談何容易！如果讀我的《英語論文選》，你會發覺不少他家之說出自我的舊文，但沒有提到我。我的英語文章被提及的次數還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這次數會上升幾倍：這樣的運情，炎黃子孫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週刊：但至少您站穩腳跟了，所以有人認為，如果您留在美國，會獲得諾貝爾獎，有更多榮譽。

　　張五常：1983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是為了對同胞的一點關心。是中國的青年重要呢，還是什麼獎重要呢？只有科斯一個同意我的看法。兩年前他對一位朋友說，當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職，是他平生做得最對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說的「榮譽」重要，那我當年舍英取中的選擇是做對了。我是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這船沉沒我會沒頂，沒有誰會記得我；這船一帆風順再二十年，我寫下的不會被視作糞土。從來沒有刻意地爭取什麼身後聲名，歷來不重視，但今天看走勢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黃子孫要沾一下光理所當然，我是買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紀錄」



　　張五常還有一個鮮明特點：不論觀點受到怎樣的抨擊甚或責罵，只要他認定與學問無關、無助於增進智力者，很少回應。他總是獨來獨往，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做判斷，清晰、堅定。生活週刊記者試著問他對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動聲色地忽略。這或許和張五常的年紀有關——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週刊：您的思維方式屬於「天才型」，卻依然能在經濟學界立足。而現在很多學子，因思維較「野」，無法被教育體制認可，您有什麼建議嗎？

　　張五常：在神州大地，稱得上是「天才型」的學子無數。他們就是沒有機會，沒有我昔日的機遇，為此我大發牢騷多次了。

　　生活週刊：張軍教授在為您寫的《思想的衝擊》一文中提到，您飽受抨擊，特別網絡上對您的責罵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樣面對？

　　張五常：張軍說的是個潮流，年輕人心有不甘是個原因，不平則鳴是個原因，互聯網是方便發洩的好去處。我就是要讓他們罵到夠，真理半步不讓，久而久之，他們有一部分終會看到真理。

　　生活週刊：如何評價新制度經濟學的現狀？

　　張五常：一團糟。搞這門學問的一個學會幾個月前在廈門開會，請我為主講，我以《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為題，把科斯嚇了一跳，多次叫我留個情面。後來他很滿意我講的。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我刻意地講得搞笑，輕鬆一下，滿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週刊：看您在《五常學經濟》中寫兒時的香港，很神往那種氛圍，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國團的「乒乓第一課」都是您教的。這幾十年來，香港有巨大的變化吧？

　　張五常：跟我童年時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灘污染嚴重，不再美了。曾經是釣魚勝地，今天那裡的海水養不活魚。

　　生活週刊：未來的計劃是什麼？

　　張五常：七十四歲了，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只希望能在餘下來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僅多，而且雜。說到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了什麼紀錄。餘下來的日子可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