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世俗約束的學術創作

拙作《經濟解釋》的三卷本正在大修，其實一半以上是重寫。看來三卷本會變為五卷本了。原來的三十多萬字會變為五十多萬字。不是隨筆，不是課本，既不易寫，也不易讀。我要把自己在一門學問上走了五十年的路回顧而綜合，也要發揮一下自己多年來想過但要到今天才認真地整理的。是艱巨的工程，而七十五歲了，集中兩個小時就要停下來休息一下，有時要休息一兩天。

跟大自然斗法鬥不過。但經濟學是關於真實世界的學問，觀察的經驗重要。我刻意地等到六十五歲，退了休，才動筆寫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那是十年前。寫得還可以，但今天看不夠痛快，彷彿下筆時有些什麼顧忌。早就知道要大修，等了十年。值得的，因為這十年中國發展的經驗教我很多，視野無疑擴大了。但我可能等得太久：那五卷本還需要兩年腦子與身體皆健康才能完工。

不要以為那是不苛求的事。同事及朋友的經驗，是學術創作到了六十五歲左右腦子就開始打折扣。重要的學術論著豈同兒戲，搏到盡也要望天打卦。科學思想史上沒有誰六十五歲之後創出奇蹟。經濟科學有點不同：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要花上很長的觀察時日。這觀察的累積與無可避免的智力與精力的衰退有一個替代的考慮，要怎樣選才對呢？我選七十四歲才攻最後一城——本來打算只是把《經濟解釋》大修，但處理了卷一後發覺跟著而來的大部分要重寫，要補加二十多萬字。

今天早上第三次審閱了卷二的文稿。這是《供應的行為》的上篇，稱《收入與成本》。卷三還未動工，是《供應的行為》的下篇，稱《受價與覓價》。跟著是《制度的選擇》，也可能分上、下篇，目前不肯定。如果要分，上篇（即《經濟解釋》的卷四）稱《合約的安排》，下篇（即卷五）稱《國家的制度》。

卷一《科學說需求》修好了，補加了一章新的，很滿意。卷二《收入與成本》共八章，四章是舊的修改，四章是新寫的，更滿意。歷程是苦事，但回顧平生，在學術的創作上我從來沒有像這次那樣感到痛快。盡己所能，思想到處勢如破竹。自己可以寫得最好就是那麼好，而歷程中凡遇難題，必定運到！

「共用品」歷來是大難題，我在卷一的第八章解決了；「失業」歷來是大難題，卷二第三章找到答案；「財富累積」歷來是大難題，卷二第四章寫來得心應手。此外，生產成本與上頭成本的處理，前不見古人，這次修改後再沒有沙石；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的市場成因，這次寫了出來；歷來自認不懂的宏觀經濟學，這次以一長章處理，手起刀落，直說這裡那裡都是皇帝的新衣；租值消散與制度費用的概念，寫到了自己知道的盡頭！

文稿傳給幾位讀過很多經濟學書籍的朋友看，他們無不嘩然，把老人家捧到天上去。其實是客氣地給老人家打打氣。你要他們怎麼說呢？老人家拿起寶刀，頻頻喘氣地賣弄一下自己的平生功力，難道他們要笑出聲來嗎？

這就帶到我要對同學們說的一個話題：為什麼我要到今天才感到在學術的創作上格外舒暢，新意來得格外容易，而痛快的感受在盛年之際比不上今天呢？告訴同學吧。今天與昔日動筆時的主要不同處，是今天我達到了一個沒有世俗約束的境界。

不愁沒有發表的地盤或出版商，讀者怎樣評論或是否暢銷，一律不管。退了休那麼多年，職業上早就沒有半點顧忌。對經濟學的發展不滿意逾三十年，行家朋友不高興他們最好不讀。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影響政策，所以除了專欄評論文字，為學術動筆我只著重真理，讀者用價值觀看是他們的自由，與我無干。子女長大了，可以自立，作為父親我只跟他們談情說愛。所有名頭一律推卻，與世無爭也。

大修或重寫《經濟解釋》是非常認真的。這是今天我唯一用足心機去做的事。空餘時間喜歡習書法，或探討文化消閒。少看電視，因為不懂得怎樣開：有時亂按一通，幾分鐘找不到有趣的就放棄了。有時熱情地購買了一堆什麼藍光之類的影碟，奇怪地很少看，再買時不少重複了。

只是《經濟解釋》這套作品我用心而執著，希望將來的經濟思想史這作品會有一個明確而又舒適的位置。起初沒有這個意圖，但這些日子愈來愈多的朋友這樣看。幾位美國的舊同事聽到這套書，催促我翻成英文，但翻譯既艱難，也苦悶，而我自己不能全不參與。除非找到頂級的譯手，不敢嘗試。

同學們明白嗎？古往今來足以傳世的學術論著，作者一律是像我今天那樣，在沒有多少世俗約束的情況下寫成的。以經濟學而言，從斯密到李嘉圖到密爾到馬克思到馬歇爾……甚至到科斯一九六○年那篇長文，都沒有經過什麼評審，用不著為米折腰。純為自己的興趣，要對自己作個交代，創作才痛快。

說起來，我要感謝昔日在西雅圖華大的三位同事：諾斯、巴澤爾、麥基。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因為越戰惹來的爭議，論學報、數文章的規定開始盛行。這三君子堅持放我一馬。

今天回顧，我是比斯密等大師幸運的。有三點。其一是我學了他們的，學得通透，吃了甜頭。其二是醫學發達，對生命的預期較長（生命是否較長是另一回事），我的創作時日比他們的長了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其三是我這輩子的世事演變多而快，加上訊息靈通，在觀察上得到較多的啟發。

《制度的費用》第五節：從帕累托至善到帕累托至悲

意大利大師帕累托（V. Pareto, 1848-1923）是施蒂格勒高舉為當時唯一的執著於以驗證來解釋世事的經濟學者。帕氏得享大名主要是提出了一個資源使用的情況，我在《科學說需求》第七章簡介如下：

「帕累托說：資源的使用及物品的交易可以達到一個情況或條件，滿足了這條件，我們不可能改變資源的使用，使一個人得益而沒有其他人受損。換言之，要是這條件不達到，我們總可以改變資源的使用或市場的交易，使社會起碼有一個人得益而沒有其他人受損——這也等於可使整個社會的人得益。」

這兩句話有略為不同的稱呼：客觀稱帕累托條件（Pareto Condition），價值觀稱帕累托至善點（Pareto Optimality）。這格言重要，因為是最簡單的描述一個複雜社會的資源使用的一般均衡。用於社會，不用於一人世界。在社會的資源缺乏與競爭的侷限下，經濟學的公理說每個人爭取自己的利益極大化，達到資源使用的最「理想」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指出的情況。歷久以來，經濟學者以這情況或條件的達到來形容社會經濟有效率，違反了是無效率。然而，當我們引進交易或制度費用作為一種無可避免的侷限，帕累托條件或至善點的闡釋改變了。

一人世界沒有無效率這回事

經濟本科一年級的課本喜歡先教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提出一條「生產可能性曲線」，魯賓遜的產出點在該在線稱有效率，在該線之內稱無效率。落筆打三更，教錯了。魯賓遜的產出點怎可以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之內呢？假設的公理說，魯賓遜在侷限下無時無刻不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既然該曲線說「可能」，即是說在侷限下最高的可能產出，定義上魯賓遜的產出點一定是在該線之上，邏輯不容許產出在該線之內。

你說魯賓遜會在侷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又說這極大化有曲線為限，他怎可以走進該曲線之內呢？他的產出在哪一點，曲線一定穿過那一點才沒有邏輯上的矛盾。說他選在該曲線之內的是違反了定義，屬蠢到死的不可能。就算魯賓遜自己蠢到死，跌跛了腳，產出下降，那只不過是侷限變了，「生產可能性曲線」要重新畫過。

社會：從自助餐說起

既然一人世界的資源使用不可能無效率，轉到社會看帕累托條件怎會有無效率呢？我喜歡從自助餐的例子看。吃自助餐要付一個固定的人頭價，然後自助，吃多吃少隨君便。這樣，顧客當然吃到最後一口的邊際用值為零，甚至有吃不完的棄於枱上。餐館提供自助餐的食品的邊際成本可不是零。邊際成本高於邊際用值是浪費，而所有前者高於後者的每口浪費加起來是總浪費了。這樣看，自助餐的供應無效率，違反了帕累托條件。

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會有自助餐這種收費安排呢？答案顯然是減少了交易費用：量度顧客食量的費用，顧客點菜的麻煩，結賬時多了手續，等等，都是交易費用。原則上，餐館提供自助餐要基於交易費用的節省高於顧客大吃一通的浪費。我們也可以推斷，自助餐提供的食品不會是很珍貴或是成本很高的，因為珍貴食品的浪費會容易地超過交易費用的節省。同樣，我們可以理解某些自助餐提供珍貴食品時，餐館會加上限量的約束。這裡的要點是：加上交易費用的考慮，食物的邊際產出成本高於顧客的邊際用值是滿足著帕累托條件的要求。

上述自助餐的經濟解釋，用上的法門又是需求定律與侷限轉變。但這裡帶來一個重要的理念：自助餐被視為浪費，無效率，只不過是因為我們漠視了交易費用。單是為瞭解釋吃自助餐的顧客狼吞虎嚥，我們不需要引進量度及分類算價的交易費用，只提出按人頭算價的收費，吃多少沒有約束，就足夠了。但如果我們要解釋為什麼自助餐的收費安排會被採用，這些交易費用非引進不可。前者有浪費，後者沒有。要點是：解釋一個現象不一定需要把足以滿足帕累托條件的侷限放進去；「浪費」的行為起於我們無需顧及所有侷限來解釋狼吞虎嚥。如果真實世界所有有關的侷限都放進去，浪費算不出來。

這就帶到帕累托條件的一個重要用途。解釋一個現象，當我們發覺指定的侷限有浪費的效果，我們要審查一下沒有引進的促成「浪費」的其他侷限是否需要引進。

租金管制的實例

自助餐的實例是淺的，示範著無效率與有效率的分別只不過起於侷限的引進不同，而足以解釋某些行為或現象的侷限引進，往往不需要考慮足以滿足帕累托條件的其他侷限。在真實世界中，我們不容易找到像自助餐那麼顯淺地示範著局部與全面性的侷限引進。處理的方法其實一樣，但好些實例我們要用上幾年時間才知大概。結論永遠一樣：侷限是指無可避免的，無論政府的政策如何失敗，只要引進所有有關的侷限，帕累托條件是滿足了的。換言之，無效率這回事，是經濟學者有意或無意間把某些侷限漠視了。最常被漠視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

我曾經用上幾年時間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發表了三篇文章，雖然其中的《價格管制理論》行內的朋友認為重要，但那為禍不淺的租管的出現與持續不易明白。單看該政策的效果，帕累托會立刻昏倒。

一九四七年，香港政府考慮推出租金管制，理由是要讓二戰逃難後回歸的港人有棲身之所。當時的港督委任五個委員決定，是港督事前知道會投租管一票的。其中兩位是可從租管賺錢的律師。為該管制寫法例的英國律師說明他不懂，對自己寫的有懷疑。港督說是暫時性的，但延期兩次後轉為不暫時，法例後來修改了三十多次，合共管了四十多年。災難是明顯的：當年香港的人口急升，但因為租管舊樓不容易重建加高，租客與業主吵罵甚至大打出手的故事天天有。就是今天，在香港市區重點的破落建築物不少，一般是昔日的不同租管遺留下來的痕跡。

我曾經跟兩位專於處理租管案件的香港法官詳談過（一位被邀請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一個星期，天天談）。他們一致認為，如果一定要推出租管，香港修改了多次的法例是最可取的，可教，但香港的經驗是早知如此，悔不當初！

我不敢說解通了香港當年堅持租管的侷限密碼，但認為四個侷限是明顯的。一、無知——修改了三十多次是無知的證據。二、愚蠢——無知是學問不足，愚蠢則奇哉怪也。一九六二年在修改法例時不小心地加進一個蠢腳註，說一九六五年底前申請立刻重建可以有較大的容積率。重建狂潮出現，導致銀行擠提與樓價暴跌。愚蠢是侷限，也無可避免，帕累托要笑出聲來吧。三、利益團體不易處理。律師的利益姑且不論，業主有業權，租客有住權，而什麼議員政客有治權，三者混淆不清。無意為禍可以惹來大禍。四、一項暫時性的法例，惹來的麻煩香港政府初時做夢也想不到。世界複雜，看似可以調控的法例帶出其他事前想不到的侷限轉變。今天回顧，這些其他侷限當時是真實的，所以帕累托條件是滿足了。

盜竊的帕累托觀

經濟學者塔洛克（G. Tullock）提出一個問題與一個答案。我認為問題有趣，但答案卻是錯了。塔兄問：盜竊對社會何害之有？竊賊得物，物主失物，一得一失，何害之有？塔兄的答案，是物主為了防盜，要花錢購買門鎖及其他防盜設施，而政府為了提供保安，要抽物主的稅，這些加起來的社會費用不少，所以盜竊對社會有害，違反了帕累托條件。你同意嗎？

這裡的問題，是經濟學的基礎假設是每個人在侷限約束下爭取自己的利益極大化，而這基礎假設是帕累托至善點或條件不可忽略的。拿開這假設，帕累托條件不可能在邏輯上成立。斯密說人類的自私會給社會帶來利益，當然對，但《國富論》輕視了人類的自私會容易地增加社會的交易或制度費用。

盜竊、欺騙、打家劫舍、恐怖活動等行為，都是在侷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結果。是定義性的，經濟學的範疇不容許從另一個角度看。不是說不可能有另一些解釋力更強的基礎假設，而是在我們今天知道的有解釋力的範疇內，這傳統假設要墨守成規。你說人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那麼任何行為都可從自私或不自私作解釋，不可能推出可以被驗證（即有可能被行為推翻）的假說。捐錢協助窮人是自私嗎？只有上蒼知道，但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要堅守這個假設，然後以侷限的轉變來解釋捐錢的行為。

回頭看自助餐的例子，那顧客吃到邊際用值是零的「浪費」。如果顧客是不自私的，懂得顧及大眾的利益，對自己會有利。餐館的老闆只要把每項食物的邊際成本貼在牆上，顧客一律知所適從，每位只吃到邊際用值等於食物的邊際成本，量度與監管的費用是節省了，邊際用值低於邊際成本的浪費也節省了。這樣，餐館的老闆在同行競爭下不能不減自助餐的收費，讓顧客們皆大歡喜。可惜人類不是這樣的。

如果上帝造出來的人只在對社會有利的行為上自私，對社會有害的不自私，社會會比我們知道的富裕得多。然而，《聖經》舊約說摩西從山上帶下了「十誡」，都是教人不要自私的。我們要問：為什麼《聖經》會有十誡？中國的聖人為什麼教仁義道德？我們的父母為什麼教孩子要誠實，要以禮待人？為什麼地球上所有的風俗都有禮節這回事？我的答案是這一切都是為了減低交易或制度費用。減歸減，風俗只不過協助約束著某些增加制度費用的行為，把人類選擇的侷限在某方面略為改變了。自私的行為還是會增加制度費用的。

博弈理論無濟於事

斯密沒有重視自私帶來的「禍」，是博弈理論三十年來盛行的原因。對真實世界認識不足，不重視侷限的變化，好些行為無從解釋，而引進博弈理論只不過是賣弄一些花拳繡腿，說故事，無從驗證。

經濟學有一個霍特林（H. Hotelling, 1895-1973）悖論（Hotelling Paradox）。這悖論說，有一條很長的從東到西的公路，人口平均分佈。為了節省交通費用，要開辦一家超市當然選建在公路的中央點。要開辦兩家，理想的選擇是分別建在路的東西兩邊的四分之一。然而，為了爭取顧客，東家與西家都爭著向中央移動，最後的均衡點是兩家一起建在公路的中央處。這是博弈的行為，而如果有三家，則大家會轉來轉去，永無止境地轉。

有實用性的經濟解釋可不是這樣的。只要知道侷限的約束情況，我們可以推斷超市的位置會在哪裡，或有多少家。一家可以收購另一家，或多家可以合股經營，或有無數小家分佈在路上的多處，甚或離開公路可能是較為優勝的選擇。但我們對侷限的變化要知道很多：地價、人口分佈的性質、商業區的位置、超市的連鎖性、僱用員工的方便程度等。要知道這些的大概可不容易，但知道瞭解釋超市的分佈不困難。

這裡我要重複說過的：理論要簡單，但要有深入的層面；侷限可以簡化，但要經得起複雜的蹂躝。

人類滅亡是帕累托至悲

如果我們接受自助餐的浪費是滿足著帕累托的條件或至善點，那我們要接受其他因為侷限與自私帶來的禍也滿足著帕累托，甚至人類滅絕也是。侷限如斯，自私若此，在定義上邏輯不容許其他選擇。算進所有的有關侷限，帕累托至善與帕累托至悲是同一回事。

從「至善」的角度看，自助餐這類收費安排是不會滅絕人類的——不管浪費多大也不會。這是因為餐館的老闆有選擇：自助餐的浪費如果高過非自助餐的交易費用增加，該老闆不會供應自助餐。如果老闆生得蠢，堅持提供浪費高於費用節省的自助餐，市場會淘汰他。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在個人或個別機構各自為戰、各有自己的選擇的情況下，會給社會帶來進步。經濟學鼻祖斯密是個大智大慧的人。他說人類自私是適者生存的結果，而他分析農地操作的制度演進，也是適者制度淘汰不適者。雖然在農地制度演變的分析中他嚴重出錯（見拙作《佃農理論》三十二至三十四頁），他的適者生存的思維實在好，也實在重要。這思維有說服力，影響了後來可能是人類歷史最偉大的科學家：達爾文。

可能因為自私自利競爭的淘汰一般給社會帶來好效果，斯前輩不重視自私帶來的禍。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斯前輩當年沒有想到，人類的自私帶來的制度費用提升或侷限轉變，可使個別的人或機構沒有退出或不參與的機會，因而可能導致很大的損害。斯前輩當年也沒有想到，人類的智慧可以製造出足以毀滅全人類的武器。

想想吧。昔日香港的租金管制只是一小撮人的決策，但推了出去收不回來——業主與租客的選擇要弄到一團糟才逐步修改。然而，與當年死人無數的中國人民公社相比，香港的租管屬小兒科。單是二十世紀這一百年，人為的大災難出現過多次。一九四五年核彈爆於日本，三十年後核武的研發與製造，據說足以毀滅全人類幾次。個別的人或機構沒有不參與的選擇可以有恐怖的效果。

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在一篇文章寫道：

「人類怎會互相殘殺呢？答案只有一個。自私無疑可以給社會帶來利益，但自私也可以增加交易費用或社會費用。只要這些費用因為自私而變得夠高，人類可以毀滅自己。在這樣的侷限下，人類因為腦子了得，發明了可以毀滅自己的武器，有不少機會會因為自私增加了交易費用，導致宇宙沒有出現過的生物自取滅亡。只有人類可以做到，因為只有人類才有足以毀滅自己的『智慧』。」

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套套邏輯，但非常重要，因為加進內容可以推出無數有解釋力的假說。帕累托條件對經濟的看法是重要的思想，也屬套套邏輯，我們也要把內容放進去才推得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當我把交易或制度費用放進去，得到的結果是帕累托至善與帕累托至悲相同！

雖屬套套邏輯，帕累托條件畢竟提供一個簡單而重要的角度看世界，協助我們在解釋行為的過程中，面對多而複雜的侷限轉變時，作出清晰的選擇。很好用；我常常用。不要忘記帕累托條件的一個重要含意，是在社會的競爭下，可以避免的侷限一定避免。我們不要把對解釋世事無關的侷限放進分析去。

（制度的費用，之五，完）

《制度的費用》第四節：市場節省了些什麼？

中國的甲骨文顯示，市場交易盤古初開有之。儘管我們知道今天的「先進」市場麻煩多多，不盡不實的瞞騙行為的困擾不少，我們不能否認市場的存在是人類生存及進步的一個主要引擎。分析生產成本時我指出大家知道的：專業生產可以帶來數以百倍計的產量增加，或導致平均成本大幅下降。專業生產主要是要由市場交易帶動的。一七七六年斯密說：專業生產的程度是被市場的範圍約束著。這句有名的格言，是對是錯曾經吵過一陣。結論是小節有錯，大體上對。

交易費用是零的失誤

奈特一九二四年說沒有私產不會有市場；科斯一九六○年說只要權利有清楚的界定（私產也），交易費用是零（他這樣說），通過市場的運作，不管權利界定屬誰會有相同的資源使用的效果。一九八二年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書內提出異議：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蒐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他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工作者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他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而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科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

科斯與阿羅（K. Arrow）同意這段文字說的。

腦子閉塞二十年！

這就帶來一個難倒了我多年的問題。市場交易無疑給社會很大的利益，但這利益不足以解釋市場的存在！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更大的利益可以不通過市場而獲取。事實上，二十世紀上半部的經濟學文獻，不少直指在社會主義下，由中央指導生產及分配會比市場更有效率。這觀點，跟著的史實無情地推翻了。

交易費用全部是零不會有市場，市場的出現是證實著社會有交易或制度費用。明顯地，市場的出現不會因為要增加這些費用，而是某些費用市場可以協助節省。然而，無論是產權界定的費用，訊息傳達的費用，市價釐定的費用，量度的費用，合約的費用——還有其他的——皆因市場的存在而存在，那麼市場可以協助節省的費用是些什麼呢？腦子閉塞，這問題我想了近二十年。

草原畜牧的啟示

二○○一年的一個晚上，我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作者A. Bottomley，一九六三年發表，關於非洲的黎波里塔尼亞的草原。二○○八年我在自己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對該文給我的啟發有如下的評述：

「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塔尼亞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眾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塔尼亞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裡，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的黎波里塔尼亞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裡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塔尼亞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的方法。」

如上可見，租值消散不限於公海捕魚那類情況：競爭公海捕釣，提升了參與的勞動力成本，局部或全部替代了海洋在有私產界定的約束下可以獲得的租值。的黎波里塔尼亞的例子示範著的，是草原可以植果樹，租值較高，但因為畜牧而放棄了租值較高的植樹用途。換言之，租值消散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形式，而私產的界定與市場的出現是協助減少租值消散。

租值消散是競爭現象

這就帶來租值消散的基本性質。任何資源或資產的用途有多種，要達到最高租值的用途不容易，因為有訊息費用等侷限的約束。租值消散的概念不是指最高租值的用途達不到。使用者作出錯誤的決策而導致租值下降為零，也不是租值消散。租值消散的概念，一定要從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導致的租值損失看。魯賓遜的一人世界，算他蠢到餓死，也沒有租值消散。魯賓遜的收入全部是租值，因為沒有競爭半點也沒有消散，雖然他可以頻頻作出錯誤的決策，使良田美池的租值或產出化為烏有。

的黎波里塔尼亞的草原用作畜牧而不植樹，顯然是競爭的結果，因而可以看為租值消散。我在一九七四年的《合約結構》一文提到，牛或羊可以在晚上帶回家，但樹卻不可以搬來搬去，所以除非土地有清楚的界線劃分，有產權的保障，植樹會被畜牲吃了。的黎波里塔尼亞的例子，是畜牧者競爭著使用公有的草原。租值消散但不會全部消散，跟上節分析公海捕釣的情況一樣。把土地劃分作為私產有法律費用，有界定及保護費用，也有政治及其他費用，都是制度費用。租值消散也是制度費用，皆從狹窄的交易費用擴大來看。如果植果樹的價值急升，或界定土地作為私產的費用下降，的黎波里塔尼亞的草原的權利制度會改變，租值消散這種制度費用會下降，但界定私產的制度費用會上升。

制度費用是約束競爭的費用

競爭一定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凡有社會必有競爭，凡有競爭必有制度。制度的形成是為了減低租值消散，也即是以一種制度費用替代另一種。從樂觀的角度看，這替代偏於減低制度費用；從悲觀的角度看，這些費用可以因為人的自私而增加了。是後話。在《制度的選擇》我會帶同學們走進更深入的層面：約束競爭的安排是合約安排；約束競爭的費用是交易或制度費用。

回頭說市場，是制度，當然也是約束競爭的安排，而市價是約束及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在多種決定經濟競爭勝負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本節可見，市場的形成與市價的採用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往往要經過千山萬水。中國的經驗可教。

市場節省了些什麼？節省了租值的消散。在眾多競爭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市價的採用與釐定要付出產權界定、訊息傳達、量度監管、合約磋商、風俗法律，等等費用。那是奢侈的競爭準則，只是租值消散往往龐大，為了生存人類的選擇是換得過。多麼精彩的世界，多麼有趣的學問。然而，再推下去，人類可能自取滅亡。

（制度的費用，之四，未完）

科斯百歲了

（五常按：《制度的費用》還有兩期，重要的，但科斯百歲，要先賀老人家為敬也。）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科斯的百歲大壽，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個「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為老人家祝壽。我因為姊姊剛在那時訪上海，要陪伴另一個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參與。科斯百歲，沒有我這個最年輕的老人家說幾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過網絡視頻三地對話。

先進科技不靈光。事前試機幾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個小時，不能再等，聽不懂，看不清。硬著頭皮胡亂地講了二十分鐘。過了一天，美國時間又是科斯百歲正日，他的助手來郵說科斯很失望，因為聽不到我說的，要求我通過視頻對科斯再說一次。這次他聽得清楚了。憑記憶再說，可能跟早一天說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斷地要我說得慢一點。這次我分點說，較有系統，大略如下：

一、經濟學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發展得特別好。其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參與過這兩個重要發展的人。此外，上世紀六十年代是經濟學發展最有看頭的十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個主要貢獻者。我因此認為，一百年來，在時間上最幸運的經濟學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運程也不差。六十年代專注地學習，價格理論師從鮑特文、赫舒拉發、阿爾欽；科學方法師從布魯納與卡爾納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際遇。一九六七年到芝大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對戴維德的口述傳統與科斯的論著很熟。當時弗裡德曼專注於貨幣，施蒂格勒專注於工業結構，在研究題材上興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討是自然的取向。我沒有聽過他的課，也不問他誰對誰錯。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樣想：為什麼三十年代他會這樣問，跟著又那樣問；為什麼他要研究廣播行業；為什麼他認為這點重要那點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樣想是我能深入地體會他的論著的原因。後來他對人說我是最瞭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個思想家學習是學他怎樣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對我的影響，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經濟學上要走的路。一九六七年赫舒拉發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費雪；一九六八年夏理·約翰遜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薩繆爾森；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說我可能是另一個馬歇爾。但我是張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在芝大跟科斯研討的兩年中，最大的收穫是自己從佃農理論摸索出來的合約結構與選擇得到他屢次堅持為重要。（科斯是個個性很強、觀點頑固的人，對當時盛行的好些理論漠不關心。他不斷地鼓勵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因為我對斯密及馬歇爾的傳統很熟，只是加進交易費用及改進。）

五、思想上我也是個頑固的人。確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氣地走了四十多年，沒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釋行為與體制運作，發展出來的是重視真實世界的侷限調查，重視概念的闡釋與需求定律的運用。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遠了，而解釋及推斷力之強西方的先進經濟學者可能無法想像！十年前寫下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今天大修會變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兩卷，再兩年可以完工。

六、回頭說科斯的一百年，那是人類歷史最緊張刺激的。也最矛盾：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是天才之筆，反映著人類的智慧，但主義之爭、政策與制度的採用，皆蠢得離奇。有誰會想到，在這個難以自圓其說的發展中，中國竟然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起來？三十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沒有想到會起飛得那麼高那麼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蹟，科斯是我認識的最高興的西方人。他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回到他們應該站著的位置上。一九八○年十二月，在底特律，他極力勸導我回到中國去，用中文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一九八一年香港大學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親八十歲了，就依他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沒想到，之前沒有寫過中文，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只是好於解釋，為了一點關心我寫了三百萬字。

八、二○○八年為科斯寫好了《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要報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機寫，瘦了五磅。該文是寫給科斯一個人讀的，他滿意，我開心，其他的人怎樣讚賞或批評我無動於衷，一於懶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能在中國發展起來，是有意思的幻想。當然渺茫，但一點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還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個中國經濟學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除了經濟解釋，我看不到還有其他可以競爭的學派出現。更何況我用中文寫下那麼多，寫了那麼久，是斯密昔日的純文本寫法，有互聯網協助擴散，不可能半點影響也沒有。

上述是我對科斯說的大略。他的回應，是希望能在中國搞一份中、英雙語的經濟學報，推廣他喜歡的經濟學。他認為我還是個青年！比他年輕二十五歲，相差四分之一個世紀，不是青年是什麼？多年以來他總是這樣想，總是這樣說我來日方長。我不敢對他說中國的文化有年逾古稀這句話，說的是日暮黃昏。

最後科斯說，當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討只有兩年，要是還有二十年就好了。太太說沒有聽錯，他不是說恨不得昔日有二十年，而是希望還有二十年。

百歲了，科斯的身體還好，而令人羨慕是他的思想還很清晰。他構思《公司的本質》時只二十一歲，我沒有聽到過另一位學者能在一門學問上的執著持續了那麼久。我想，一個在學問上那樣執著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長生不老的。對我來說這是重要的啟示，對中國的青年應該是更為重要的啟示吧。希望同學們能夠明白，做學問要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頭說神州，中國的復興無疑是炎黃子孫贈送給科斯百年大壽最大的禮物。舉辦「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的朋友製作了一本精美的畫冊，圖文並茂，介紹科斯與中國的關係。此冊也，製作得用心，製作得好，百年後拍賣不知值多少錢。但我認為他們忽略了一項：為了使科斯更開心，他們應該放進一些照片，示範著三十年前的中國與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年，聽到任何中國有改進的話，老人家就興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