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章是要評審挑選才發表的。應該評審，有此必要。文章太多，其中廢物無數，學報的篇幅有限，而圖書館可以容納的面積就是那麼大。這是昔日。今天，任何人可在網上開個博客，把自己的大文放進去，容量無限，讀不讀由人。可惜人類的眼睛時間就那麼多，學者的超然之思鬥不過體育明星說幾句，今天所見，什麼諾獎大師的博客高見只兩三百點擊，曲高當然和寡了。
這就帶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數碼科技發達的今天，學術文章是否還需要通過評審呢？可以支持不需要。如果一七七六年有今天的傳播科技，斯密的《國富論》可在自己的博客刊登，不可能沒有識貨之人，他不僅在當時會名滿天下，在人口的比率上他的拜服者會上升。同樣，牛頓、達爾文等天才的曠世傑作，也可以在當時因為互聯網的傳播而立竿見影：大部分的人不會讀得懂，但他們的貢獻會被賞識。
另一方面，在傳播發達的今天，我們也可以支持學術文章還需要繼續評審。原則上，評審挑選可以節省專業人士及學生選擇讀物的時間，也可以協助聘用或升職的初步淘汰。無疑會有漏網之魚，但歷史的經驗說，一個成功的學術發展制度，文章評審之外還有好幾重網，使少發表甚至不發表文章的學術大師在頂級的學府站得住腳。上世紀三十年代倫敦經濟學院的Lionel Robbins與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經濟學派的Aaron Director是例子。他倆分別是兩個學派的中堅人物。
我不是反對學術文章評審，而是反對起自美國七十年代初期而今天變本加厲的那種。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見到這個早就變為胡鬧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後期引用到香港來。今天，內地的大學也採用著類似的變壞了的評審制度。這是災難性的發展。讓我從自己熟知的經濟學文章評審的演變說起，下期轉到其他的項目去。
一八九○年，英國的皇家經濟學會成立，一八九一年該學會創辦《經濟學報》（Economic Journal），由馬歇爾主編。此後八十年經濟學的學報數量增加，但主要還是靠一個主編選文章，有委員或顧問，而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文章投稿愈來愈多，邀請外間的學者評審開始普及。然而，從一八九一到一九七○左右，不管是誰審閱，決定發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編一個人獨裁取捨。七十年代，芝加哥經濟系作過一項調查，發覺他們的也算歷史悠久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過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個主編話事。他們指出有兩個時期該學報用幾個編輯連手處理，結果是一篇重要文章也沒有發表過。
我很熟識的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經濟學報》——的創辦與驕人的貢獻是個好例子。一九五八年創立，五八至六○由戴維德一個人主編，雖然戴老往往邀請同事們協助閱讀，提供意見，但發表及修改是由他一個人決定的。當時每年只一期的《法律經濟學報》，在戴老主編下往往不準時。他認為好文章不夠多學報可以等，等十年八載無所謂。後來施蒂格勒（歷史上最傑出經濟思想史專家）認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文章——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是戴老視為至寶的選擇，那期學報等了過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規的經濟學報發表：太長（五十多頁），沒有方程式，沒有圖表，沒有任何統計分析。
驟眼看，上述的文章評審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開始轉壞到今天的沒有什麼不同，其實是大幅地改變了。這轉變起自六十年代後期越南戰爭惡化，徵兵引起年輕人怨聲載道。不難理解，他們反對「權威」。記得七十年代後期，《新聞週刊》做了一項大學生的成績統計，以二為及格四為滿分的考試制度，越戰後美國學生的平均成績比越戰前大幅上升了幾近一個整分。這顯然是「權威」讓步的結果。
大學裡的助理教授問：「你們做正教授的老頭子懂什麼？為什麼你們的薪酬比我們高？憑什麼你們有終生僱用合約而我們沒有？」事實上，當時好些大學的老頭子的確有點困難：他們不懂數學，就是圖表曲線也不大懂。數學普及到經濟學不是那麼久的事。問題是：如果把那些被認為不中用的老頭子全部革職，把後起之秀升上去，又怎麼了？數學可不是經濟學。
學問根本沒有權威這回事，但在當時反「權威」的喧鬧中，大學的升職及聘請的準則逐步轉為以數文章、論學報聲望為依歸。起初是平庸的大學這樣，跟著向上一般化。這發展帶來的效果，是文章的發表重視規格，因為形式如何對取錄有決定性。方程式及統計技術變得風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數文章多少算本領，文章當然愈來愈多，學報的數量跟著暴升了。學報主編為了避免「權威」之嫌，把判斷的責任推到評審員那邊去。評審員呢？沒有誰喜歡做，所以往往推給連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的研究生。今天不少後起之秀喜歡把自己做過評審的學報大名寫在他們的履歷表上，我這個老人家四十年前就公告天下，文章評審不要寄到我這邊來！好些大學認為出書不算是學術，因為沒有通過學報那種評審。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編時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文內提出一個可能是重要的觀點，作為編輯總要設法挽救。今天的編輯不會再有這種麻煩。文章規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夠，或沒有回歸統計，或是長文，通常不會被考慮。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憐。他們要為發表文章而折腰，要數手指，名學報的文章以多為勝。但怎樣過關被取錄呢？他們要重視形式及規格，而往往要依照幾位評審員的要求而修改，發表一篇文章的「手續」往往是三幾年的事。這樣一來，新秀們要採取撒網政策，讓多篇文章發出去，周遊列刊，希望偶爾碰中。這樣做學問是不可能做出什麼學問來的。
幾天前一位朋友傳來美國某大學某教授的某科的讀物表。文章二十九篇，我的舊作佔五篇。真的老了，因為我被選中的最新一篇發表於一九八三。那是二十八年前。兩年前另一朋友傳來另一間大學的另一科讀物表，內裡的文章全部是古文物！我佔三篇，奇怪地變為最年輕的人，因為最新一篇發表於一九九八。那是美國西部經濟學會的會長演辭，學報發表無須評審。
不知是誰發明的，以中文發表不被認為是學術。老人家自己盤算，以中文寫下的經濟學貢獻要比英文的多一倍以上。再與世無爭，你不懂中文不讀算了。有創意的真理埋在地下三尺，總有一天會被挖掘出來，何況神州再起，中文是個好語言。學問的爭取是為興趣，求真理，覓知音，也要對自己作個交代。其他不要管。今天的學報評審制度是再不鼓勵甚至不容許這樣的治學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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