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真諦——再為大哥序

經濟發展學（Economic Development，內地稱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的一門新學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很熱門，但無數論著皆廢物，到六十年代後期就不再風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增長理論（Growth Theory），以數學模型處理，倡導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師，但因為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的處理失當，對經濟發展的解釋也令人失望。

二戰後，相對上美國是天下大富，舉世對美元的需求甚殷，那所謂「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的話題持續了近二十年。斯時也，不少國家赤貧，尤其是亞洲及非洲的。美國既富且強，其對外資助（foreign aid）成為某些大學的課題，受惠的窮國恍若求乞討飯吃，其實惹來的是貪污。昔日的窮國，不少一直窮到今天。

當年美國遊客或大兵所到之處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長在額頭上，美國本土的人也看不過眼，因而有「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這個稱呼。歧視的行為不論，美國人一般是值得我們欣賞的。我讚賞那裡的朋友多過讚賞中國人。經濟發展學是在二戰後亞洲、非洲等國家窮得要命的日子中冒升起來的。長貧難顧，持久地賑濟不是辦法，怎樣才可以使一個窮國發展起來呢？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歲，我進入洛杉磯加大讀本科。當時經濟發展學是大熱門，一九六○年我開始選修，六一年進入研究院後繼續，以這專題作為博士選修的四個題材之一。教這專題的主要是R. E. Baldwin﹐哈佛出身，也在哈佛教過。哈佛當時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是刊登最多關於經濟發展的學報。

Baldwin教價格理論，也教經濟發展，教得詳細清楚，而他自己是經濟發展學的一個中堅人物。他提供的讀物表詳盡，而他對讀物的理論技術闡釋非常清晰，同學們皆說難得一見。但Baldwin比阿爾欽客氣，沒有痛下批評，只是說那些理論沒有驗證過，不知是否可靠。當年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過人之處，是老師們重視驗證假說。他們自己驗證不多，但鼓勵學生做。這鼓勵影響了我頻頻驗證的學術生涯，今天回顧匆匆半個世紀了。

當年經濟發展學的課程讀物表很一致。觸發整個課題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的一本小書，提出惡性循環。他人跟著的主要題材包括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雙層經濟（dual economy）、投資準則（investment criteria）、平衡與不平衡增長（balanced vs unbalanced growth）、內生外部性（externality）等，皆謬論也！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源自庇古的內生外部性在經濟發展學走紅，主要是起於英國的米德爵士（J. E. Meade）一九五二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蜜蜂採蜜與傳播花粉的文章。內生外部性的胡鬧一九六○年被科斯斬了一刀，跟著一九七○年我補踩一腳。至於蜜蜂的故事，則被我一九七三年寫進神話去。

我要到二○○二年才有機會讀到張培剛大哥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農業與工業化》這本重要的書。這本書早於Nurkse的四年，而大哥論文的完工時日是早出八年了。大哥的論文算是經濟發展學的開山鼻祖嗎？以時日算應該是，因為這是最早的牽涉到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應該怎樣發展才對的論著。但論到傳統的經濟發展學，大哥的書可不是鼻祖：如果當年研究經濟發展的有三幾個人注意大哥之作，這門學問不會搞得一團糟！跟Nurkse相比，大哥之作高出太多了。跟當年我背得出來的經濟發展論著相比，大哥之作高出更多。

大哥勝出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他寫好論文時是三十二歲，超齡！（我寫好《佃農理論》時是三十一歲，也超齡。）美國博士平均約二十七歲。我說過經濟是老人的學問。除非走純理論的路，以什麼方程式推理的，有關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多長幾年有大著數。其二是大哥寫論文時，我在上文提到的經濟發展學還沒有出現，因而沒有受到胡說八道的污染。

其三最重要。大哥幼小時在中國的農村長大，做過放牛、砍柴、栽秧等粗活，而後來在武漢大學畢業後參與過中國農業的實地調查研究。這是說，在一九四一年獲庚款進入哈佛研究院之前，大哥不僅是個中國的農業專家，而且深知中國窮人的生活及意識是怎麼樣的。相比起來，西方從事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對落後之邦的農民生活一無所知，只是胡亂地猜測下筆。我知道Nurkse是個正人君子的學者，但他只到亞洲的窮國遊覽了一個月，其他的倡導經濟發展學的根本沒有到過。我的老師Baldwin當年無從肯定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有多少斤兩，直認不知落後國家的真實情況。今天的同學如果能找時間細讀大哥的《農業與工業化》，會察覺到雖然這本書徵引西方的論著既廣且博，也處理得非常用心，但字裡行間大哥的思維是環繞著他早年在中國農村的觀察與體會。

大哥比我年長二十二歲。當他像天之驕子那樣在哈佛拚搏時，我正在廣西跟著母親逃難，在連稀粥也沒有得吃的日子中也像大哥幼時那樣，在農村做放牛、砍柴等粗活。我對中國貧苦農民的認識與體會當然遠不及大哥，但有一整年差不多餓死的日子，對中國農作有深刻的體會。這親歷其境的經驗讓我二十多年後寫《佃農理論》的第八章時，面對亞洲的農業數據，腦子裡看到一幅一幅滿是血淚的圖畫，於是按著這些畫面推理髮揮。後來赫舒拉發告訴我，阿爾欽讀這章後跑到他的辦公室去，說終於讀到一篇好論文。再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基爾‧約翰遜讀了這第八章後，邀請我在那裡教了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大哥和我的經驗顯示著實地觀察很重要。沒有農村放牛的經歷我寫不出《佃農理論》，而大哥也不會寫出《農業與工業化》。

回頭說經濟發展學，大哥之幸是沒有受到廢物的污染，我之幸是晚了大哥二十年，什麼是廢物多了人知道，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經濟發展要講制度的運作是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明顯想法。一九六○年科斯發表他的大文，一九六一年施蒂格勒發表他的訊息費用，一九六二年阿羅發表他的收錢困難。這些都重要，但當年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阿爾欽在課堂上對產權的口述傳統。更重要是一九六四年起，阿師讓我隨時跑進他的辦公室去研討。我當時的意識，是制度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而制度的問題是權利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問題。阿師當時反對我在產權與交易費用這些方面寫博士論文──他認為太困難，成功機會甚微，應先找較易的，拿了博士再作打算。我不接受這勸導，認為除了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老生常談的很沉悶。再兩年的尋尋覓覓，我一腳踏中佃農問題，推敲出來的重要收穫是合約理論的發展了。

提到這些，因為要問當年的經濟發展學得到的是些什麼呢？地球上從來沒有一個窮國因為西方這門學問的提點而發展起來。日本在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時，西方的經濟發展專家感到奇哉怪也，急忙創立那些不知所謂的日本模式。印度的經濟發展學專家多得很，而儘管這些年該國頻頻報喜，到過那裡的朋友皆搖頭嘆息。中國的崛起是另一回事，這些年把老外嚇得要命。西方的經濟發展學說可以解釋中國的奇蹟嗎？要看你怎樣算。

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論文詳盡地解釋了農業與工業化的關係，同時指出了這關係的體現是農業國家要發展起來不能避免的過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論文指出清楚界定權利與減低交易費用對經濟發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後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佃農理論》的延伸，不僅解釋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經濟發展，也解釋了中國。不是事後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連一些細節也預先寫了出來。可以這樣說吧，能成功地解釋一個大國從赤貧到小康的經濟發展例子，以農業與工業化的關係為大前提及以交易費用與合約選擇的理論作解釋，走在前頭的經濟學者只有大哥和我這兩個人，無疑也是經濟發展的學問，但跟傳統的是兩回事。

哈佛當年給大哥一個博士論文獎沒有判錯，但大哥之作的影響力甚微是悲劇。為什麼後者會是這樣呢？一個解釋是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不重視。另一個解釋，不好說也要說，是因為大哥是中國人。在美國的大學之內種族歧視較少，但不能說不存在，尤其是大哥親歷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後我出版《佃農理論》這本書，算是有點影響主要是因為有兩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學報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報》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之次。書中其他較為重要的地方──關於中國的農業經驗──從那時到今天基本上沒有人讀。讀理論本身的不少，但批評多得我一律懶得回應。算是我歧視他們吧。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人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炎黃子孫在西方受到歧視有些屬咎由自取，有些怎樣也說不過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認為那所謂祟洋媚外，或炎黃子孫喜歡把西方的名校大師之見看作高深學問或不敢貶低，可能是在西方飽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學之外的。我說過，中國三十多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長奇蹟，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劣策則全部是進口貨。我對西方經濟學不以為然的言論說得多了，這裡不再說，但希望大哥的書這次重印，可讓同學們知道從中國輸出求學的經濟學者的思想，因為經歷不同，際遇有別，在經濟發展學而言，比起西方是遠有過之的。

張五常，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月蝕之夜

大學收生的準則排列

最近在電視看到南開與復旦招收新生要脫離聯招，改為獨立處理，考慮中學校長的推薦信。我以為中國的教育制度開始大手革新，大喜，但細讀一位同學傳來的有關資料，認為算不上是重要的改革。我對大學收生應該怎樣衡量有自己的看法，寫出來給大家考慮吧。

我要把大學可以獲取的學生數據的重要性排列，分五項，由最可靠到最不可靠。如果不管費用或成本，當然五項皆用，但重量的分佈還是要排列的。

（一）最重要的數據是中學老師的推薦信。不是中學校長的推薦信，是教學生的老師寫的，最好不通過校長室。老師親自教導，是唯一可以判斷一個學生是否可造之材的人。成績不是那麼重要，通常比不上一個學子的靈氣、悟性、好奇心、殺手本能等。判斷這些質素最有資格的是學子的老師。

這裡要小心了。考慮收生的人要懂得怎樣判斷一封推薦信，是否客套之辭或應酬之作，還是真的有點含金量，要弄清楚。舉個例，在港大作系主任時我讓同事們挑選要聘請的教師。他們淘汰了一位幾封推薦信沒有半句讚賞之辭的。我力排眾議，認為三封推薦信雖然沒有高評價，但寫得長，主要是評論申請者寫下的幾篇文稿。我的判斷，是寫信的皆名家，時間寶貴，而他們竟然花時間閱讀申請者的文稿！同事們依我，聘請了，但港大終於留不住這個人。推薦信不一定以長為上。Jacob Viner寫貝克爾的推薦信以短知名行內，只一句：「貝克爾是我平生教過最好的學生。」

這裡有些眾人皆知的麻煩。寫推薦信的老師可能不說真話，也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招生要招得好是要做功課的。除了老師的推薦還有其他有關申請者的資料要參考，只是要把推薦信放在一個特別的位置。一九六八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招收研究生時，我參與，話事的是Gregg Lewis教授。這位大教授對多個寫推薦信的人的「案底」了然於胸。

一位成績平平的學生，Lewis教授把該生排在第一位，而其他學生的成績則遠為優勝。大教授解釋說，寫推薦信的人歷來可靠，但永不讚賞，這次竟然說學生可以做學問，是難得的高評價了。我和幾位參與評審的助理教授有點不服氣，但話事權在大教授之手。後來知道該申請學生獲幾家頂級大學的獎學金，芝大也給獎學金，但鬥不過人家。美國的大名校的學系部門通常知己知彼，或明或暗有多個寫推薦信的人的檔案。

那是說研究院的專科衡量。本科招生申請者眾，不是專科，比較麻煩。但我認為，嚴格可靠的取錄，本科招生校方也要多做功課，也應該儲存推薦老師的檔案。不是說所有的本科申請者都要有老師的推薦信，但我關心的是漏網的大魚。是的，有些學子考試成績歷來不妥，但有老師看出是一頭千里馬。

（二）申請的學生就讀的中學是何方神聖重要。不同中學的校方成績是不能相比的。在西方，某些中學大名遠播，大學收生只看這些中學的名字，少管學生的成績——蓋茨當年在西雅圖就讀的中學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半個世紀前香港與內地也有些中學與大學，是西方學府重視的名校，學生申請他們少管成績。

大學收生重視中學的名牌對學術的發展有助。中學的名牌是反映著產出的學子在學術與事業上的成就。中學之間爭取名牌會知道應該怎樣培養學子才對。目前內地的中、小學皆有可觀，一些中學的學子我見而生畏，但據說這些佳校的學子很少像西方那樣受到優先取錄的。

（三）中學校方的成績。如果一間中學的老師不是為了學生的高考或會考（即公開試）而教，老師只管教自己的，那麼一個中學生的成績一般可取是反映著不同老師有相近的評價。但如果老師為勢所迫，只教高考或會考的試卷與答案，老師自己的學問無從發揮，學生會被教「死」了。衡量中學校方的成績，老師是否可以自由發揮很重要。

（四）接見學生面談。有些學子很懂得怎樣討好接見面談的人，是有人教過的，不要中計。接見口試的重要法則只一條：要問到學生答不出來。接見的考官可從淺問到深，或從深減到淺，務求找到學生可以處理的是在哪個層面。

當年我在洛衫磯加大考博士口試，四位教授代表著四門我選修的科目，其中理論是必須修的，最重要。我輕易地過了三關，最後是理論，考官是赫舒拉發。我如臨大敵，你道赫師問什麼？他問：「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為什麼會是這樣？」我答：「因為人的行為就是這樣。」赫師說：「你下過苦功，沒有什麼要再問的了。」赫師是從最深的層面入手，用不著減淺了。這一問一答後來傳為佳話。

（五）我認為會考或高考等公開試是最不可靠的衡量收生的準則。這種試的好處是處理大量學子的成本低，而又不需要回應什麼私相授受或人事關系的閒言閒語。但當年Lewis教授作過多次統計，得到的結果是GRE（申請研究院的會考）的成績與學生入學後的表現的關係是零！

會考或高考不是沒有指示的。考得成績上佳的學子不會是蠢材，不會是懶蟲，記憶力與組織力皆有可觀之處。問題是這種試墨守成規，不僅考不出學生的想像力，而想像力特強的學子通常考得不好。記載說，愛因斯坦與達爾文都不善於考這種試。我更認為，經濟學鼻祖斯密在動筆寫《國富論》之前以「心不在焉」而大名遠播，考這種公開試會有很大的困難吧。

想像力是做學問最重要的，絕對是。但想像力牽涉到胡思亂想，想得快，想得奇，是一種聯想的玩意。公開試的困難是不容許標奇立異的思想。標奇立異不一定可取，但大學應該容許甚至鼓勵這種學生。

今天朋友讀我的文章，往往奇怪為什麼我會無端端地想到些什麼地方去。我歷來如是，從小如是，解釋了中、小學時墨守成規的考試很少及格。當年在佛山與香港，不及格卻有老師看中，不多，這裡一個那裡一個。但我就是讀不到會考那個層面。後來到了美國，有些老師喜歡把我的新奇答案在課堂上讀出來。

不久前跟兒子通電話，他說在大學修科考試如斬瓜切菜，但考公開試不知怎樣答才對。我的外甥當年在香港的會考成績還不錯，但達不到有大學收容的水平。後來到美國拜我為師，今天是生物學名家了。

會考成績可以作為大學收生的參考數據，但從造就學問人材的角度衡量是不可靠的。這種考試帶來的悲劇，是鼓勵了補習行業的盛行。大學收生重視公開試，或像香港那樣只看公開試，必定帶來補習的悲哀。補習生意要靠受補者的會考成績好才有可觀的收入。補習老師於是教猜試題，教可以背出來的答案。這樣，富於想像力的學子會被教得像個機械人了。我們不要鼓勵怪見，但墨守成規是做學問的大忌。

憇息閒話與大哥謝世

這些日子集中於大修十年前寫下的三卷《經濟解釋》，其實大部分是重寫：三卷三十一萬字會變為四卷五十多萬字，其中三十多萬字是新寫的。馬歇爾的《經濟原理》前後共八版，初版與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數，是有修改的版數。施蒂格勒、科斯、張滔等學者喜歡跟蹤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對大師的敬禮了。


我的《經濟解釋》前後只兩版，七十六歲，不會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兩版的前後變動比馬前輩三十年八版的前後變動多出很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寫《經濟解釋》時我還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樣全力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間發生的事比馬前輩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經濟科學要不斷地觀察，不斷地驗證，不斷地把理論與概念改進。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數據無疑比百多年前馬前輩見到的多，也較為精彩，尤其是中國經濟的改革帶來的啟發。然而，在斯密、馬歇爾等前輩的基礎上改進理論與概念是艱巨工程，要觀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獲得少許進境。


是大幸：我從來沒有為了升職或加薪而從事經濟著作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出道的經濟學者有這樣的機會，但也要靠一點運氣。斯密、李嘉圖、密爾等大師明顯地不需要為生計發表文章。發表或滅亡（publish or perish）的規定起於六十年代後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國的二等大學執行這規定變得嚴格了。我曾經解釋過，這主要是越戰帶來的效果。不是說不需要發表是可取的學術制度，而是說為米折腰折出來的不會是好文章。個人的經驗，是可以傳世三幾十年的文章永遠是在適當的學術氣氛下，得到師友的感染才能寫出來。幾天前給巴澤爾一封長信，論及大家認識的經濟大師朋友，我說可以打滿分的只有戴維德一個，但戴氏平生只發表過數十頁紙的文章。戴氏的口述傳統影響了很多人，當然是重要的學術成就。


這些日子重寫《經濟解釋》我寫得用心，也寫得辛苦。為什麼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見到三十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太不成話，希望中國的同學不被誤導，要儘可能解釋得清楚。其二是經過半個世紀在一門學問的累積，整體地寫下來有機會傳世，而怎樣表達對傳世有決定性。自己不會有機會見到，但四十多年來發表過的文章，其傳世時日的或長或短的特徵我有深入的體會。思想不一定需要是上乘的，但我想不出有哪種衡量思想的準則比傳世的時日更為可靠。


曾經說過，經濟學是老人的學問。但七十六歲了，大自然的規律不會有例外。每星期寫約三千多字的一節，有五位飽讀經濟學論著的朋友跟進。要是他們說我的思考能力明顯地退化，我會停筆，轉攻書法及中國的文化研究。後二者可以做到很老還可觀是人類的經驗。這些朋友沒有理由騙我：他們一致認為，正在重寫的《經濟解釋》比十年前寫下的高出很多。


最近一口氣地寫了卷三《受價與覓價》的第四及第五章，共九節，三萬多字，寫得稱意，但真的累了。不是什麼風花雪月的文字，思想上很多是前人沒有到過的地方，體力衰退，寫幾百字要停下來休息半天！一口氣寫三萬多有原創性的分析文字很苛求，何況是個老人家。正要憇息幾個星期，卻收到張培剛大哥謝世的消息，長壽九十八。不半天很多朋友通知，可見大哥和他的大兄弟的交情在神州大地不少人知道。我認識大哥只十多年，但一見如故。追思大哥的聚會我當然要去，但太太把我十二月一日的生日提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週末晚上宴會親友，而追思大哥是二十七日的早上。沒有拆解的方法，我於是寫了四段文字要華中理工的朋友替我在追思會上宣讀出來，簡短但遠超他們約束的字數。謹錄如下：


「張大哥謝世，我第一時間想到要寫一篇追悼文字，但跟著想，大哥和我這把年紀，不是他先去就是我先走，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什麼值得哭哭啼啼的，還是想辦法把大哥放進他應該站著的歷史位置吧。


我於是想到九年前香港花千樹出版社為大哥重印他一九四七年的哈佛博士的獲獎論文，急忙叫花千樹的人尋找當時做得很用心的檔案，找到了，跟著與北京的中信出版社洽商，打算在中國再版，紀念大哥。不會是暢銷書，但傳世用不著暢銷。


九年前我為大哥之作寫過一個很短的《為大哥序》，這次我會寫《再為大哥序》，較長的。我知道網上有不少頌讚大哥的文字，但天下沒有誰曾經被人「贊」進歷史去。我會用心寫，客觀地評述大哥經歷過的大時代。他從大幸到不幸再到大幸，而他的論文也從大幸到不幸，但終於有機會走進歷史去。


大哥稱我為大兄弟。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條船。那是中國船。此船沉沒，哥哥弟弟會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陽光普照，清風徐來，哥哥弟弟會一起走進歷史去。


張五常」


這裡要補加一個腳註。二○○二年香港花千樹重印大哥的《農業與工業化》時，我把自己寫書法時偶爾用上的閒章加進該書的後面，稱「大成若缺」，由上海徐慶華刻篆。這次由北京中信出版，我換了另一個為大哥新刻的閒章，稱「國之重寶」，由深圳陳壯志刻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