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學（Economic Development，內地稱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的一門新學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美國很熱門，但無數論著皆廢物，到六十年代後期就不再風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增長理論（Growth Theory），以數學模型處理，倡導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師，但因為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的處理失當，對經濟發展的解釋也令人失望。
二戰後，相對上美國是天下大富，舉世對美元的需求甚殷，那所謂「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的話題持續了近二十年。斯時也，不少國家赤貧，尤其是亞洲及非洲的。美國既富且強，其對外資助（foreign aid）成為某些大學的課題，受惠的窮國恍若求乞討飯吃，其實惹來的是貪污。昔日的窮國，不少一直窮到今天。
當年美國遊客或大兵所到之處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長在額頭上，美國本土的人也看不過眼，因而有「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這個稱呼。歧視的行為不論，美國人一般是值得我們欣賞的。我讚賞那裡的朋友多過讚賞中國人。經濟發展學是在二戰後亞洲、非洲等國家窮得要命的日子中冒升起來的。長貧難顧，持久地賑濟不是辦法，怎樣才可以使一個窮國發展起來呢？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歲，我進入洛杉磯加大讀本科。當時經濟發展學是大熱門，一九六○年我開始選修，六一年進入研究院後繼續，以這專題作為博士選修的四個題材之一。教這專題的主要是R. E. Baldwin﹐哈佛出身，也在哈佛教過。哈佛當時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是刊登最多關於經濟發展的學報。
Baldwin教價格理論，也教經濟發展，教得詳細清楚，而他自己是經濟發展學的一個中堅人物。他提供的讀物表詳盡，而他對讀物的理論技術闡釋非常清晰，同學們皆說難得一見。但Baldwin比阿爾欽客氣，沒有痛下批評，只是說那些理論沒有驗證過，不知是否可靠。當年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過人之處，是老師們重視驗證假說。他們自己驗證不多，但鼓勵學生做。這鼓勵影響了我頻頻驗證的學術生涯，今天回顧匆匆半個世紀了。
當年經濟發展學的課程讀物表很一致。觸發整個課題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的一本小書，提出惡性循環。他人跟著的主要題材包括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雙層經濟（dual economy）、投資準則（investment criteria）、平衡與不平衡增長（balanced vs unbalanced growth）、內生外部性（externality）等，皆謬論也！這裡要特別一提的，是源自庇古的內生外部性在經濟發展學走紅，主要是起於英國的米德爵士（J. E. Meade）一九五二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蜜蜂採蜜與傳播花粉的文章。內生外部性的胡鬧一九六○年被科斯斬了一刀，跟著一九七○年我補踩一腳。至於蜜蜂的故事，則被我一九七三年寫進神話去。
我要到二○○二年才有機會讀到張培剛大哥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農業與工業化》這本重要的書。這本書早於Nurkse的四年，而大哥論文的完工時日是早出八年了。大哥的論文算是經濟發展學的開山鼻祖嗎？以時日算應該是，因為這是最早的牽涉到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應該怎樣發展才對的論著。但論到傳統的經濟發展學，大哥的書可不是鼻祖：如果當年研究經濟發展的有三幾個人注意大哥之作，這門學問不會搞得一團糟！跟Nurkse相比，大哥之作高出太多了。跟當年我背得出來的經濟發展論著相比，大哥之作高出更多。
大哥勝出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他寫好論文時是三十二歲，超齡！（我寫好《佃農理論》時是三十一歲，也超齡。）美國博士平均約二十七歲。我說過經濟是老人的學問。除非走純理論的路，以什麼方程式推理的，有關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多長幾年有大著數。其二是大哥寫論文時，我在上文提到的經濟發展學還沒有出現，因而沒有受到胡說八道的污染。
其三最重要。大哥幼小時在中國的農村長大，做過放牛、砍柴、栽秧等粗活，而後來在武漢大學畢業後參與過中國農業的實地調查研究。這是說，在一九四一年獲庚款進入哈佛研究院之前，大哥不僅是個中國的農業專家，而且深知中國窮人的生活及意識是怎麼樣的。相比起來，西方從事經濟發展研究的學者對落後之邦的農民生活一無所知，只是胡亂地猜測下筆。我知道Nurkse是個正人君子的學者，但他只到亞洲的窮國遊覽了一個月，其他的倡導經濟發展學的根本沒有到過。我的老師Baldwin當年無從肯定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有多少斤兩，直認不知落後國家的真實情況。今天的同學如果能找時間細讀大哥的《農業與工業化》，會察覺到雖然這本書徵引西方的論著既廣且博，也處理得非常用心，但字裡行間大哥的思維是環繞著他早年在中國農村的觀察與體會。
大哥比我年長二十二歲。當他像天之驕子那樣在哈佛拚搏時，我正在廣西跟著母親逃難，在連稀粥也沒有得吃的日子中也像大哥幼時那樣，在農村做放牛、砍柴等粗活。我對中國貧苦農民的認識與體會當然遠不及大哥，但有一整年差不多餓死的日子，對中國農作有深刻的體會。這親歷其境的經驗讓我二十多年後寫《佃農理論》的第八章時，面對亞洲的農業數據，腦子裡看到一幅一幅滿是血淚的圖畫，於是按著這些畫面推理髮揮。後來赫舒拉發告訴我，阿爾欽讀這章後跑到他的辦公室去，說終於讀到一篇好論文。再後來芝加哥大學的基爾‧約翰遜讀了這第八章後，邀請我在那裡教了一個學期農業經濟。這裡要說的重點，是大哥和我的經驗顯示著實地觀察很重要。沒有農村放牛的經歷我寫不出《佃農理論》，而大哥也不會寫出《農業與工業化》。
回頭說經濟發展學，大哥之幸是沒有受到廢物的污染，我之幸是晚了大哥二十年，什麼是廢物多了人知道，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經濟發展要講制度的運作是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明顯想法。一九六○年科斯發表他的大文，一九六一年施蒂格勒發表他的訊息費用，一九六二年阿羅發表他的收錢困難。這些都重要，但當年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阿爾欽在課堂上對產權的口述傳統。更重要是一九六四年起，阿師讓我隨時跑進他的辦公室去研討。我當時的意識，是制度對經濟發展有決定性，而制度的問題是權利界定與交易費用的問題。阿師當時反對我在產權與交易費用這些方面寫博士論文──他認為太困難，成功機會甚微，應先找較易的，拿了博士再作打算。我不接受這勸導，認為除了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老生常談的很沉悶。再兩年的尋尋覓覓，我一腳踏中佃農問題，推敲出來的重要收穫是合約理論的發展了。
提到這些，因為要問當年的經濟發展學得到的是些什麼呢？地球上從來沒有一個窮國因為西方這門學問的提點而發展起來。日本在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時，西方的經濟發展專家感到奇哉怪也，急忙創立那些不知所謂的日本模式。印度的經濟發展學專家多得很，而儘管這些年該國頻頻報喜，到過那裡的朋友皆搖頭嘆息。中國的崛起是另一回事，這些年把老外嚇得要命。西方的經濟發展學說可以解釋中國的奇蹟嗎？要看你怎樣算。
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論文詳盡地解釋了農業與工業化的關係，同時指出了這關係的體現是農業國家要發展起來不能避免的過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論文指出清楚界定權利與減低交易費用對經濟發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後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佃農理論》的延伸，不僅解釋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經濟發展，也解釋了中國。不是事後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連一些細節也預先寫了出來。可以這樣說吧，能成功地解釋一個大國從赤貧到小康的經濟發展例子，以農業與工業化的關係為大前提及以交易費用與合約選擇的理論作解釋，走在前頭的經濟學者只有大哥和我這兩個人，無疑也是經濟發展的學問，但跟傳統的是兩回事。
哈佛當年給大哥一個博士論文獎沒有判錯，但大哥之作的影響力甚微是悲劇。為什麼後者會是這樣呢？一個解釋是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不重視。另一個解釋，不好說也要說，是因為大哥是中國人。在美國的大學之內種族歧視較少，但不能說不存在，尤其是大哥親歷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後我出版《佃農理論》這本書，算是有點影響主要是因為有兩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學報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發表於《政治經濟學報》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之次。書中其他較為重要的地方──關於中國的農業經驗──從那時到今天基本上沒有人讀。讀理論本身的不少，但批評多得我一律懶得回應。算是我歧視他們吧。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人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炎黃子孫在西方受到歧視有些屬咎由自取，有些怎樣也說不過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認為那所謂祟洋媚外，或炎黃子孫喜歡把西方的名校大師之見看作高深學問或不敢貶低，可能是在西方飽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學之外的。我說過，中國三十多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長奇蹟，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劣策則全部是進口貨。我對西方經濟學不以為然的言論說得多了，這裡不再說，但希望大哥的書這次重印，可讓同學們知道從中國輸出求學的經濟學者的思想，因為經歷不同，際遇有別，在經濟發展學而言，比起西方是遠有過之的。
張五常，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月蝕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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