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產主義為何失敗？
學院經濟學家的本分是闡析現象。在這狹窄的範圍內，我希望這篇論文，可以幫助增加中國人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瞭解。對制度的運作缺乏認識，是會嚴重地妨礙經濟成長的。一直以來，中國人所接受的是令人迷誤的事實和教條的灌輸。對中國人而言，確鑿的事實，將越來越有說服力。至於教條方面，撥開虛浮的措詞，到底馬克思和毛澤東錯在哪裡呢？
自私的基因
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的本性。唯物辯證主義認為可以通過教育將人類行為改變過來，無私地為共同的利益服務。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分析則以「自私」或「自利」為基本假設——故此每個人在局限條件下，盡量追求財富或收入，是一個有普遍性的基本假設。就經濟學理論而言，到底兩者之中哪一個才是人性的真面目，卻是無關重要的；關鍵之處是哪一個假設可以推出足以解釋或推斷行為的假說。毫無疑問，「自私」這假設符合了這個準則，雖然在將來可能出現具有相等或更佳解釋能力的假設，亦未可料。
不過，倘若改造社會的出發點是以為可以透過教育將人性改成不自私的話，那麼整個問題又另當別論。就算人性確實是可以改造過來的，在邏輯上那也並不等於說人性便應該接受改造。這亦更不等於說共產主義下的含混產權結構，將可助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倘若人是天生自私，不可更易的，那麼，以利他主義為本的改革將必定帶來浩劫。生物學現已開始找到證據，證明和皮膚色素一樣，人性自私是遺傳而不可以改變的；事實上，這是所有動物最重要的生存特徵（注四十五）。阿當·密斯以為我們之所以能夠從市場中得到麵包和牛油，是因為人是自私的（換言之，人的行為是由自私所激發的）；他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毛主席原先也許是相信自私的天性是可以泯滅的，但是他本身的行為卻反映出他自己亦是一個自私的人。他自己一手設計、控制以遂私利的經濟制度，並沒有任何自動調整的機能，迫使追逐私利的同志，在謀求滿足自己的慾望的時候，同時可以滿足別人的慾望。另一方面，在市場中自利與私有產權的結合，卻剛巧保證了這個調整機能的運作。
馬克思相對高斯
共產主義的第二個主要缺漏，是強辭奪理地將市場裡出現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歸咎到私有產權上去。沒有私有產權當然不可能有自由市場，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資本家在中國所作的令人鄙棄的行徑，卻與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與勞工剝削沒有任何關係。反之，這些行徑主要是因為私有產權並未受到保護和監察，因而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馬克思與高斯之間的一場智力競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高斯均全面勝出。高斯老早便體察到，產權的監察和市場的運作將會牽涉到費用及代價。故此，私營企業的活動可能會帶來一些表面上看來是「不良」的效果。但倘若私有產權的結構一旦被清楚地界定下來，切實督察執行，令到督察費用的增加不致在邊際的情形下高於資源價值的相應上升，其交易費用將要比今日在中國觀察到的費用少得多。這篇文章，從邏輯推理及實證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絕不可能是例外。
不平均是競爭的含意
共產主義的第三個盲點是相信在共產制度下，收入的分配會來得更為合理。我在這篇論文中指出，收入分配會隨遊戲規則（產權結構）的改變而改變——究其原因，是因為每個人的天賦各異，在不同的規則下，便會有不同的競爭優勢。到底應該以年資、體格、相貌、政治手腕或子女數目作為分配收入的標準，至今仍無定案。同樣，以為應該用生產力來決定收入的分配，亦只是一個主觀價值判斷而已。
但是，大多數社會似乎都普遍以生產力為競爭及分配收入的準則，當今的中國領導人尤其贊同這個準則，因為這是唯一符合現代化需求的準則。但他們似乎還未明白只有私有產權才能界定一套促使每一個人自動自覺，相互競爭以提高生產的準則。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準則之所以廣泛地為人所接受，是根源於人類追求長期經濟生存的本能。
在私有產權或其它任何的產權結構下，收入分配肯定是不會是平均的。平均與競爭是水火不兼容的；在任何社會裡，人都會相互競爭的。有些人說，在私有企業的社會，成功總有僥倖的成分。不管這些成分是什麼東西，它在任何的經濟制度裡都會存在。再者，在每一項成就裡，要將僥倖及才能所作的相對貢獻，分辨開來，是不可能的事。
走向個人選擇的制度
一個人獨作決策，有時對，有時錯；又或者事情的效果比他原先所預料的較好，或者較差。私有產權容許每一個人運用自由的判斷力——也就是每個人都得以用本身的知識和信息。正如我在上文指出，交易費用亦將因而得以減低。壓抑僥倖的成分（這也只能透過專橫的辦法來做），交易費用亦會隨之而上升。
故此，將共產主義所以能夠繼續在中國生存，歸功於其正確的經濟分析，是毫無根據的。向來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倘若中國領袖們能夠維持當前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力的政策的話，共產主義憑口號堅持的優越性，將要受到全面考驗。在這種情形下，高斯格言的反面將仍然成立：當中國人民清楚地掌握了共產主義的論據後，假以時日，他們必能知其謬誤。
註釋
（注四十五）請參閱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6。
Monday, January 5, 1981
Sunday, January 4, 1981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第四章
第四章 改革中國制度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
差不多所有共產政權都有系統地禁制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絕非是偶然的事。共產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後，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來得更為困難。閉關政策與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再矛盾不過的現象；將這個明顯的矛盾，付諸考驗，對一個共產領袖而言，確是一個莫大的挑戰。現在終於有一個領袖敢於接受這個挑戰，他就是鄧小平。
雖然他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經濟制度，也堅持「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路線，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大門，引進西方思想。至今，他所採納的訊息開放政策，雖然未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完全開放，但就一個共產國家而言，是絕不尋常的事了。現在中國的電視台在播映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節目時，已不再循例地加上詆毀、非難之辭。以報道客觀見著的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都對中國作數小時廣播，而平均每個星期他們收到約三千封中國聽眾的來信。據說中國政府甚至要求該公司增加廣播時間。外國學者被邀請到中國講學，現在更蔚成風氣；佛利民最近被邀請到中國作巡迴講學，由此亦可見中國政治氣候的改變，風雷急劇。正如上文所述，贊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公開發售，就算在最近打擊資本主義活動的時候，中國亦沒有試圖關閉思想之門。
廣闊了的視野
一個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最近投書到一份香港的報章，坦言承認他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已有所懷疑。很多人都察覺到，從中國大陸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很少會持久相信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的。而那些在共產主義教條中被認定為「資本主義剝削對像」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潔工人、砌磚匠及園丁，即使沒有工會組織，依然可以獲得令他們羨慕的薪酬。
這些事實是絕難推翻的。領教過各種「主義」的中國人，對理論的厭棄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門戶開放政策讓中國人對一度貧困的鄰居——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韓，有了新的認識。在二次大戰後，這些國家都像中國一樣從頭做起。將美國在資本主義下的成就歸功於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過戰爭的破壞等幸運因素是輕而易舉的事。循著這種推理，對人口稠密、資源貧乏的國家來說，共產主義便是真正的出路。這種說法已被中國的鄰近國家，無情地推翻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不下於中國，但私有企業卻能成功地運作。
香港的示範
經過三十年的閉關自守，中國人現已開始對鄰國的發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說法以為香港和中國接鄰，情形特殊，不足為例（在我看來，這是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說法），但台灣和新加坡的例子卻將這個論點駁倒。另一種說法則以為美國的成就，主要是因為礦藏豐富，尤以石油為然，但幾乎完全沒有天然石油蘊藏的日本卻繁榮興盛！以我個人的經驗，在今日，要辯贏中國幹部的快捷方式就是列舉在文化、人口壓力及天然資源和中國相若的鄰近國家的經濟成就。一些較有學養的中國人亦體認到他們可以用的托詞、借口已是越來越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國維持共產主義的統治，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難得多。這是因為中國和鄰近國家的經濟民生，高下懸殊，就算不量度亦不言自明。儘管領導人繼續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他們亦再難在實際的表現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而儘管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繼續堅信不移，但遲早他們亦必將明白到個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他們奉以為圭臬的格言（注四十一）。
大門打開了
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信息費用。到頭來，激發一九一一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帶動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來品！日本的經驗亦同樣地證明了門戶開放政策的經濟影響。
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倘若他們不是對此深信不疑的話，相信他們不會放膽把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譯成中文，或送經濟學教員到國外去學習。誠然，以西方的尺度來看，中國對言論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沒有人敢明目張膽當眾焚燒毛像——雖然他的肖像和語錄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來產品，如可口可樂的廣告所取代。雖然政制改革還沒有被公開地提出來討論，但許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我噤囁。
毫無疑問，門戶確是敞開了。現今的關鍵問題是它會不會再被關起來。答案是，倘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的。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的計劃。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會拒絕返國；為遊客而建蓋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亦將中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為殷鑒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後期，毛澤東掀起了詩意泱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但不旋踵他卻將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黑暗時代亦由那時候開始。相對之下，鄧小平確實讓「千花」齊放了。要將他們連根拔起，又焉能不帶來另一場災劫呢？
過去三、四年，中國的政局較為穩定，而在較為開放的氣氛下，中國人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他們對本國制度的運作亦有了較為明確的瞭解。毫無疑問，許多毛澤東所提出的口號和允諾，尚未實現，而一般人對共產主義的教條失卻信心，是相當明顯的事。對那些起碼要在公共場合勉力為共產主義政權作辯護的人而言，這個制度的千瘡百孔，不能不令他們尷尬不已。
等級分歧難圓其說
當前中國存在一個眾目昭彰的矛盾。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世界上卻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例如在廣州較好的食肆裡，當地的中國人、香港去的中國人、來自美國的中國人及其它的外國人，便完全被隔離，三處的服務水平，也截然不同。此外，當地的中國人更不得進入「友誼商店」（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可能連這些商店的櫥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者，中國人事事「論資排輩」的作風，對西方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此可以再舉一些有關這種情形的具體事例。在海鮮短缺的武漢，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時便要開始排隊，輪候三個小時，等市場開門營業，以人民幣一元八角的代價，購買半公斤的魚。但政府幹部卻可以不必排隊，兼且享用人民幣四角半公斤的優惠價格。同樣，在中國，一部性能可靠的腳踏車已屬奢侈品，但十一級的行政幹部（幹部共有二十六級，一級是最高的），卻有權使用名貴的外國轎車，例如「標緻牌」（Peugeot）的房車，司機和汽油亦是一併由政府報效。這個幹部更可能有權使用幾間辦公室，有些可能設在有空氣調節的酒店裡；他的住所大約有一千五百方呎，而普通人卻只可能擠縮在二十方呎的位；他差不多每一晚都會出席宴會，免費享用膳食；此外，他還會有林林總總的利益門路和關係。他的月薪大約只有二百元人民幣（約一百二十元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實際收益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幹部的薪酬是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幣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們所享受到的福利卻要少得多。雖然如此，我卻認識一個在家裡安裝了空氣調節的非行政幹部（中國的電費高昂，這種享受可以說是窮奢極侈）。這個幹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車，而他正在動腦筋送兒子到美國留學。相對之下，一個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過人民幣五十元（美金三十元），福利則絕無僅有。
公社相對私營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國現存制度下，資源使用所出現的問題，也令人對這制度的所謂優越性產生疑問。公社容許人們擁有小塊的自留地。據一些粗略的估計所得，這些所謂「私有」的土地的產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當然，一般人在這些土地上所花的勞力應該較大。但據熟悉情況的說，倘若所有的土地皆為私有，整體生產力會大幅上升。在其它行業裡，「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個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忙於養雞或製造家俬或其它工藝，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戚。
其它各種行業亦存在著同樣的現象。一九七九年的中國之行，我出席了一個宴會，筵席尚未終結，酒樓的工作人員已下班去了，竟然沒有人留下來收錢。招呼我的主人家說這種情形絕非稀奇。倘若要修理電視機，慣常的做法是找個「朋友」來幫忙，私底下給他一些錢。國營市場出賣的蔬菜，選擇少，質量劣，往往要將過半的丟掉。但出售自留地產品的自由市場，不僅品類繁多，而且質量較佳，價錢當然亦會高些。在國營市場，買魚要排長龍，但價錢高出兩倍的「議價」魚，卻不需要輪購。在過去，購買一個新燈泡，曾一度要出示一個個燒掉的燈泡作為報廢憑證；同樣，買縫衣用的線便要出示線軸；在購買其它東西時，亦需要類似的證明。因為這個緣故，許多本來已相當擁擠的家庭，堆滿了一盒二盒購物時必須出示的廢物。
今日的中國，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貨，佔據了一個相當獨特的地位（這個問題甚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國叫這些產品為「處理物品」，因為這些不合質量規格的產品，會被分配給工廠的領導和工人，然後他們會將它們私下轉售。難怪時常會出現故意輕輕碰撞盛著蛋只的紙箱之類的「意外」。
後門交易是權力買賣
毫無疑問，後門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場買賣方式。在別的地方，這些可能被視為貪污或黑市的活動，但在中國卻是普遍而公開的。後門交易需要關係，而且意味恩惠的交換。例如一個沒有門路的病人，可能要輪上幾個月才有機會施手術。但一個關係搞得好，懂得搭通門路的人，醫院的「後門」卻為他而開（事實上，他當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門進入醫院）。此種疏通之術幾乎適用於任何價值高、在牌價下供應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之上——在比較好的餐廳訂位、要個巧手的廚師弄菜、戲票、一包上等的香煙、肉類、藥物、水果、較佳的腳踏車輪胎等。當然，要謀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對一般人而言，走後門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錢的實物是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門路的幹部，更同時操縱了訂定價格的權力，故此越是價高的貨品，他們也就越有意將其價格定低。以同一次數的交易而言，這些幹部所能獲得的好處也就越大；不管是銷售還是製造貨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資是固定的，將價格定低並不會對他們有不良的影響，他們倒樂得加入爭取恩惠的行列。後門交易可以減低如排隊輪候的交易費用。但因為壓低價格而催生的後門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權的幹部，和那些門路較多的人家受益，對貧下階層可以說無甚裨益可言。
正確思想相對交易費用的課
一般的中國人對上述的例子及類似事件，耳熟能詳。事實上，為了生活所需，中國人對生產和分配系統的認識，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的人，更為深切。在那個制度下，一個普遍老百姓會變成一個交易費用專家，因為日常他必定要撥出一大部分時間鑽研辦法，尋找生活所需。交易費用越高，就越有需要掌握到避過這些費用的辦法。
在毛澤東時代，一般同志，在不忙於背誦政治口號的時候，便得要三緘其口，步步為營。但現在他卻可以開腔說話了。一九七九年，到處我見到人們忙於交換有關貨品、門路的消息。在中國的親友，坦然承認，通消息、搞關係是日常的要務，而在工作時的交談，亦離不開這兩個老問題。
這是毛與鄧之間顯著不同之處。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人們每天都要上「正確思想路線」的課。在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人們則每天上交易費用的課。這些課程的代價，都同樣昂貴。但兩者之中，一個是會將共產主義維持下去，而另一個，假以時日，則必定帶來改革體制的要求。
我們說中國人已體認到他們的制度出了問題，並不就等於說我們可以輕易將他們說服過來，使他們相信私有產權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當我向一些中國人提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時，他們的一般反應是害怕由此而帶來高昂的價格。當我向他們指出，他們現在所付出的價格（一旦將排隊輪候及鑽營門徑的花費計算在內後），實際上是相當高的，他們的反應是，以他們有限的收入，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錢代價。要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物資供應增加可以令實質價格下跌，從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件艱巨的任務。私營企業以交貨取代允諾，共產制度則往往輕諾寡信，有口號，無貨可交。
學習是需要花時間的；對那些缺乏正規教育、知識淺陋的人，更復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國人當前的知識水平，而是他們的訊息增長的速度。而後者在近幾年來的發展是毋容置疑的。
等級與競爭
前文提及，中國「排資論輩」蔚成風氣。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形下，某程度上，「排資論輩」有助於界定權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資源製造出來的經濟收益。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爭相競奪非私有資源必定會帶來耗損，等級的劃分是有助於減少這些耗損的（注四十二）。任何制度的改革，將必定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
今日在中國，一般人都以「兩頭熱，中間冷」來形容改革的動力根源。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層領導及一般工人都熱衷於某程度的改革（雖然不一定要循走資的方向來改），但一大群中層幹部卻要給改革拖後腿。正如上文所述，地方幹部——尤其是行政幹部——他們的權勢關係令到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視乎他們本身的門路、關係及別人欠他們的恩惠而定，就算一個低級幹部亦可以有相當可觀的非金錢收入。
倘若我們假設收入是應該和製造貨品與提供服務的生產力掛的話，那麼中國現存的收入差距確實是難於辯護的。但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產權結構會帶來不同的競爭規則。在現存的規則下勝出的人，他們必定擁有某些相對優越的條件，只不過現存的規則並不一定有利於刺激消費品的生產，難以提高服務水平。以生產力的眼光來看，毫無疑問中國幹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在他們的競爭規則下，他們可以保住職位，亦足以證明他們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
準則開始改變
不過，這些規則現在循著三個主要層面改變。第一，直至最近，幹部競爭的一個主要準則，是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從而教育大眾執行這條路線的本領。成功的幹部，不但可以享用職位所提供的特權，他更可以限制別人晉身幹部階級的機會——他可以揭發及打擊那些所謂「走資派」的人。鄧小平掌權後，「正確思想路線」這準則已被削弱了。
自從門戶開放以來，眾說紛雲；現在要界定什麼是「正確」的政治路線亦來得相當困難（注四十三）。「四人幫」顯然是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以歪曲毛澤東的思想為理由，拘捕及審訊四人幫，令人不能不對官方的實際立場有所懷疑。在中國，政治冤案，積習成風，牽連廣闊，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號空洞，毫無實際。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會堅信毛澤東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對言不及意的政治口號，實是厭倦不已。北京的領導人已決定不以高壓的手段，從事現代化計劃。他們亦不再執著於什麼是「正確的思想」路線。地方幹部亦喪失了他們過去向人民強制從事思想教育的權力。再者，自毛澤東逝世後，似乎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將毛澤東煽動群眾的本領繼承下來。考試交白卷再不會贏得喝采。大學現在都遵從鄧小平親自頒下的嚴格規則——錄取任何考試合格的考生，不必理會他們的政治背景。
追隨政治路線的本領，在競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低降。這帶來三個後果——一、由於強制執行思想路線教育的權力已大為削弱，幹部們倘若繼續維持現狀，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二、此中的一個後果是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三、準則的改變亦會使幹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的優勢，變成疑問。
現存政權的競爭準則依然讓地方幹部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不過這些優勢卻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在毛澤東時代，幹部的俸祿是靠冒險得回來的。只要有絲毫動搖他的權力的跡象，毛澤東便巧立名目，發動革命運動，務必令到人頭落地。故此一個幹部可以風光幾年，但一夜之間卻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動盪，令我們無從鑒定幹部高水平收入的穩定性。
於此，亦是第二個的路向改變——政治穩定是鄧小平的現代化計劃的主要目標。當前幹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一部分是毛澤東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幹部仍然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時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泯滅，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的本領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為削減。
第三，亦是最後的一點，是現代化計劃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澤東的統治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訂，而是給「正確思想路線」壓住的。今日，在中國，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雖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與一些所謂「奢侈品」無緣），而甚至中國的經濟學家亦已開始說，點算數量不是衡量生產力的恰當準則。政府對外匯需求渴切，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故此，越來越多幹部的實際身份，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已無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亦相差不遠。據說中國當局正在招羅舊社會的企業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國再次壓制資本主義活動。我相信那是特權階級試圖維持現狀的結果。但現在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全面恢復過去的遊戲規則。幹部們當然會繼續頑抗，但一且音樂的節拍改了，他們的鼓聲亦變得越來越空洞。
某方面必要讓步
過去三十年來，除了私有企業外，中國嘗遍了差不多所有其它辦法。當前的事態顯示各種試驗（以不同組合揉混舊辦法）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在產權結構上不會明顯地改轅易轍。而共產主義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極有可能被「驗證」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後要在經濟上有所進展，應該像在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台後那般容易。但時移勢易，世界已步入一個新的經濟紀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已不再可以贏得喝采了。倘若中國領導們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加上日益對消費者喜好的注視），那麼遊戲的規則便不能不會有所改變，而這些改變亦必然導致與當前產權結構有衝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讓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價亦因而逐漸下降。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亦已減輕（一般人在私下談話的時候，便往往有「向台灣學習」的說法）。由於遊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要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費用亦隨之而下跌。由於中國的制度在運作的時候，牽涉到龐大的交易費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所需的總費用，便可以扭轉今天的形勢。
我推斷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在此我必定要對這個推斷加以註釋。資源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有程度高低的分別；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國家是將所有資源完全由私人擁有。當然，我不會極端至推測中國將郵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資源——一些政府能以較低費用維護壟斷的部門——轉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卻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
中國會走的路
在這篇論文裡，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牽涉到的制度重建費用。例如重寫憲法、人事更易、設立以法制為基礎的法庭等皆所費不貲；但在我而言，和其它的費用比較，這些顯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強調過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上所存在著的障礙，現在我且略為異想天開一下，談談這個發展將會如何出現。
上文我已提到中國現已容許在街邊擺賣。有關放鬆規條，容許工人轉行轉業的問題亦已被公開討論。有些工廠已獲得某程度的自主權，此中包括在扣除開支及上繳給政府後，有「留成」——保留剩餘下來的收入。一九八○年，中國更設立了一個所得稅制，這個制度可能會以向工廠、公社（或其成員）抽稅的辦法，取代現存向政府上繳利潤的辦法。現在更有些說法，要向工廠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員分發股票。倘若這些措施被擴展到包括一般農工的生產單位，讓每一個工人，除了賺取工資外，還可以獲得以生產資源為基礎而發行的股票的股息；那麼中國要向前再跨進一步的步驟是——
（一）讓股東全權決定公司或公社的組織事宜；
（二）容許股票自由轉讓。
假若隨之而設立法庭，保障、監察包括訂定合約的股東權利，一個私有企業制度便可以應運而生。資產組合的更易，透過私人買賣將會導引出減低交易費用的組織結構，每個人亦會因而各展所長，專門發展。競爭的規則必定會有所改變，生產力的高低將以消費者的喜好為依歸，而這亦將成為決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標準（注四十四）。
註釋
（注四十一）自一九七八年始，這句格言異常流行，使人發生錯覺以為是出自鄧小平的。其實是來自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六月寫的一篇文章。原文題為《實踐論》，重印於一九五一年北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一至二百九十六頁。這句格言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光明日報》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以此作為社論的標題。其後得知，社論的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副教授胡福明。也有傳聞說「唯一」二字，是由現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所加。
（注四十二）對於減省經濟資源的損耗的討論，見張五常：《價格管制理論》，法律與經濟學報，一九七四年四月，第五十三至七十一頁。
（注四十三）一九七九年五月間，中國曾嘗試設立準則，提出四個堅持——（一）堅持社會主義；（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列、毛思想（見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官方正式宣稱，雖然毛澤東在文革時曾犯「錯誤」，他的思想，仍然是正確的。不過，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報章上的社論，不斷辯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反映出「正確」的學說力量漸弱。
（注四十四）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注譯，有些人甚至以為類似私有企業式的資源管理辦法，和馬克思主義是毫無牴觸的（見A.Bajt, Property in Capital and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8, p.1-4。據我所知，Bajt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黨員）。
差不多所有共產政權都有系統地禁制及歪曲來自外間的新聞和消息，這絕非是偶然的事。共產領袖們顯然懼怕一旦他們的國民對私有企業的實況有所認識後，要維繫本身的制度便會來得更為困難。閉關政策與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再矛盾不過的現象；將這個明顯的矛盾，付諸考驗，對一個共產領袖而言，確是一個莫大的挑戰。現在終於有一個領袖敢於接受這個挑戰，他就是鄧小平。
雖然他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優越的經濟制度，也堅持「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路線，鄧小平毅然決定打開大門，引進西方思想。至今，他所採納的訊息開放政策，雖然未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完全開放，但就一個共產國家而言，是絕不尋常的事了。現在中國的電視台在播映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節目時，已不再循例地加上詆毀、非難之辭。以報道客觀見著的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都對中國作數小時廣播，而平均每個星期他們收到約三千封中國聽眾的來信。據說中國政府甚至要求該公司增加廣播時間。外國學者被邀請到中國講學，現在更蔚成風氣；佛利民最近被邀請到中國作巡迴講學，由此亦可見中國政治氣候的改變，風雷急劇。正如上文所述，贊同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公開發售，就算在最近打擊資本主義活動的時候，中國亦沒有試圖關閉思想之門。
廣闊了的視野
一個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最近投書到一份香港的報章，坦言承認他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已有所懷疑。很多人都察覺到，從中國大陸到美國去的留學生，很少會持久相信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的。而那些在共產主義教條中被認定為「資本主義剝削對像」的工人，如水喉匠、木匠、清潔工人、砌磚匠及園丁，即使沒有工會組織，依然可以獲得令他們羨慕的薪酬。
這些事實是絕難推翻的。領教過各種「主義」的中國人，對理論的厭棄和存疑是可以理解的。門戶開放政策讓中國人對一度貧困的鄰居——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甚至南韓，有了新的認識。在二次大戰後，這些國家都像中國一樣從頭做起。將美國在資本主義下的成就歸功於地大物博、人口稀疏、避過戰爭的破壞等幸運因素是輕而易舉的事。循著這種推理，對人口稠密、資源貧乏的國家來說，共產主義便是真正的出路。這種說法已被中國的鄰近國家，無情地推翻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不下於中國，但私有企業卻能成功地運作。
香港的示範
經過三十年的閉關自守，中國人現已開始對鄰國的發展感到好奇。一般的說法以為香港和中國接鄰，情形特殊，不足為例（在我看來，這是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說法），但台灣和新加坡的例子卻將這個論點駁倒。另一種說法則以為美國的成就，主要是因為礦藏豐富，尤以石油為然，但幾乎完全沒有天然石油蘊藏的日本卻繁榮興盛！以我個人的經驗，在今日，要辯贏中國幹部的快捷方式就是列舉在文化、人口壓力及天然資源和中國相若的鄰近國家的經濟成就。一些較有學養的中國人亦體認到他們可以用的托詞、借口已是越來越少了。
由此引伸，要在今日的中國維持共產主義的統治，要比二、三十年前困難得多。這是因為中國和鄰近國家的經濟民生，高下懸殊，就算不量度亦不言自明。儘管領導人繼續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他們亦再難在實際的表現上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辯護。而儘管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繼續堅信不移，但遲早他們亦必將明白到個中根深蒂固的矛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他們奉以為圭臬的格言（注四十一）。
大門打開了
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匯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信息費用。到頭來，激發一九一一年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及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帶動的革命思想及意念，都是舶來品！日本的經驗亦同樣地證明了門戶開放政策的經濟影響。
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倘若他們不是對此深信不疑的話，相信他們不會放膽把佛利民的《自由選擇》譯成中文，或送經濟學教員到國外去學習。誠然，以西方的尺度來看，中國對言論自由仍然是多所禁制。目前仍然沒有人敢明目張膽當眾焚燒毛像——雖然他的肖像和語錄大多已被悄然除下，被外來產品，如可口可樂的廣告所取代。雖然政制改革還沒有被公開地提出來討論，但許多的禁制似乎都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自我噤囁。
毫無疑問，門戶確是敞開了。現今的關鍵問題是它會不會再被關起來。答案是，倘若中國是要實行現代化的話，那是不會的。堵塞大門將會粉碎現代化的計劃。成千上萬的海外留學生將會拒絕返國；為遊客而建蓋的酒店工程將會停工；外資將會撤出；進一步的合約談判亦將中止；作家及翻譯家們亦會因為殷鑒未遠，而紛紛設法掩護自己。一九五七年後期，毛澤東掀起了詩意泱然的「百花齊放」運動，但不旋踵他卻將那些敢言的人打成「走資派」，狠狠懲罰。黑暗時代亦由那時候開始。相對之下，鄧小平確實讓「千花」齊放了。要將他們連根拔起，又焉能不帶來另一場災劫呢？
過去三、四年，中國的政局較為穩定，而在較為開放的氣氛下，中國人不但對外間的世界增加認識，他們對本國制度的運作亦有了較為明確的瞭解。毫無疑問，許多毛澤東所提出的口號和允諾，尚未實現，而一般人對共產主義的教條失卻信心，是相當明顯的事。對那些起碼要在公共場合勉力為共產主義政權作辯護的人而言，這個制度的千瘡百孔，不能不令他們尷尬不已。
等級分歧難圓其說
當前中國存在一個眾目昭彰的矛盾。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地消除階級分歧，但世界上卻絕少有像中國那樣階級分明的社會。例如在廣州較好的食肆裡，當地的中國人、香港去的中國人、來自美國的中國人及其它的外國人，便完全被隔離，三處的服務水平，也截然不同。此外，當地的中國人更不得進入「友誼商店」（在毛澤東時代，他們可能連這些商店的櫥窗也不敢望一眼）。更有甚者，中國人事事「論資排輩」的作風，對西方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在此可以再舉一些有關這種情形的具體事例。在海鮮短缺的武漢，普通老百姓在早上五時便要開始排隊，輪候三個小時，等市場開門營業，以人民幣一元八角的代價，購買半公斤的魚。但政府幹部卻可以不必排隊，兼且享用人民幣四角半公斤的優惠價格。同樣，在中國，一部性能可靠的腳踏車已屬奢侈品，但十一級的行政幹部（幹部共有二十六級，一級是最高的），卻有權使用名貴的外國轎車，例如「標緻牌」（Peugeot）的房車，司機和汽油亦是一併由政府報效。這個幹部更可能有權使用幾間辦公室，有些可能設在有空氣調節的酒店裡；他的住所大約有一千五百方呎，而普通人卻只可能擠縮在二十方呎的位；他差不多每一晚都會出席宴會，免費享用膳食；此外，他還會有林林總總的利益門路和關係。他的月薪大約只有二百元人民幣（約一百二十元美金），但那只是他的實際收益的一小部分。
一般而言，非「行政」幹部的薪酬是較高的，（大致上月薪人民幣三百元已算是高薪），但他們所享受到的福利卻要少得多。雖然如此，我卻認識一個在家裡安裝了空氣調節的非行政幹部（中國的電費高昂，這種享受可以說是窮奢極侈）。這個幹部和他的同事合用一部汽車，而他正在動腦筋送兒子到美國留學。相對之下，一個普通的工人，月薪不超過人民幣五十元（美金三十元），福利則絕無僅有。
公社相對私營
除了收入不均外，在中國現存制度下，資源使用所出現的問題，也令人對這制度的所謂優越性產生疑問。公社容許人們擁有小塊的自留地。據一些粗略的估計所得，這些所謂「私有」的土地的產量要比相若的公社土地，高出五倍至十倍。當然，一般人在這些土地上所花的勞力應該較大。但據熟悉情況的說，倘若所有的土地皆為私有，整體生產力會大幅上升。在其它行業裡，「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個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忙於養雞或製造家俬或其它工藝，以留作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戚。
其它各種行業亦存在著同樣的現象。一九七九年的中國之行，我出席了一個宴會，筵席尚未終結，酒樓的工作人員已下班去了，竟然沒有人留下來收錢。招呼我的主人家說這種情形絕非稀奇。倘若要修理電視機，慣常的做法是找個「朋友」來幫忙，私底下給他一些錢。國營市場出賣的蔬菜，選擇少，質量劣，往往要將過半的丟掉。但出售自留地產品的自由市場，不僅品類繁多，而且質量較佳，價錢當然亦會高些。在國營市場，買魚要排長龍，但價錢高出兩倍的「議價」魚，卻不需要輪購。在過去，購買一個新燈泡，曾一度要出示一個個燒掉的燈泡作為報廢憑證；同樣，買縫衣用的線便要出示線軸；在購買其它東西時，亦需要類似的證明。因為這個緣故，許多本來已相當擁擠的家庭，堆滿了一盒二盒購物時必須出示的廢物。
今日的中國，那些略有瑕疵的次貨，佔據了一個相當獨特的地位（這個問題甚有學術研究的價值）。中國叫這些產品為「處理物品」，因為這些不合質量規格的產品，會被分配給工廠的領導和工人，然後他們會將它們私下轉售。難怪時常會出現故意輕輕碰撞盛著蛋只的紙箱之類的「意外」。
後門交易是權力買賣
毫無疑問，後門交易是最流行的市場買賣方式。在別的地方，這些可能被視為貪污或黑市的活動，但在中國卻是普遍而公開的。後門交易需要關係，而且意味恩惠的交換。例如一個沒有門路的病人，可能要輪上幾個月才有機會施手術。但一個關係搞得好，懂得搭通門路的人，醫院的「後門」卻為他而開（事實上，他當然是光天化日之下由前門進入醫院）。此種疏通之術幾乎適用於任何價值高、在牌價下供應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之上——在比較好的餐廳訂位、要個巧手的廚師弄菜、戲票、一包上等的香煙、肉類、藥物、水果、較佳的腳踏車輪胎等。當然，要謀一份好的差事，更非此不行。
對一般人而言，走後門就是恩惠的交易，而非金錢的實物是這些交易的媒介。一般有門路的幹部，更同時操縱了訂定價格的權力，故此越是價高的貨品，他們也就越有意將其價格定低。以同一次數的交易而言，這些幹部所能獲得的好處也就越大；不管是銷售還是製造貨品的人，反正他的工資是固定的，將價格定低並不會對他們有不良的影響，他們倒樂得加入爭取恩惠的行列。後門交易可以減低如排隊輪候的交易費用。但因為壓低價格而催生的後門交易，基本上只是那些掌權的幹部，和那些門路較多的人家受益，對貧下階層可以說無甚裨益可言。
正確思想相對交易費用的課
一般的中國人對上述的例子及類似事件，耳熟能詳。事實上，為了生活所需，中國人對生產和分配系統的認識，必定是要比生活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的人，更為深切。在那個制度下，一個普遍老百姓會變成一個交易費用專家，因為日常他必定要撥出一大部分時間鑽研辦法，尋找生活所需。交易費用越高，就越有需要掌握到避過這些費用的辦法。
在毛澤東時代，一般同志，在不忙於背誦政治口號的時候，便得要三緘其口，步步為營。但現在他卻可以開腔說話了。一九七九年，到處我見到人們忙於交換有關貨品、門路的消息。在中國的親友，坦然承認，通消息、搞關係是日常的要務，而在工作時的交談，亦離不開這兩個老問題。
這是毛與鄧之間顯著不同之處。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人們每天都要上「正確思想路線」的課。在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人們則每天上交易費用的課。這些課程的代價，都同樣昂貴。但兩者之中，一個是會將共產主義維持下去，而另一個，假以時日，則必定帶來改革體制的要求。
我們說中國人已體認到他們的制度出了問題，並不就等於說我們可以輕易將他們說服過來，使他們相信私有產權制度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當我向一些中國人提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時，他們的一般反應是害怕由此而帶來高昂的價格。當我向他們指出，他們現在所付出的價格（一旦將排隊輪候及鑽營門徑的花費計算在內後），實際上是相當高的，他們的反應是，以他們有限的收入，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付出更高的金錢代價。要說服他們，令他們相信在私有企業體制下，物資供應增加可以令實質價格下跌，從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一件艱巨的任務。私營企業以交貨取代允諾，共產制度則往往輕諾寡信，有口號，無貨可交。
學習是需要花時間的；對那些缺乏正規教育、知識淺陋的人，更復如此。就我在此所作的分析而言，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不是中國人當前的知識水平，而是他們的訊息增長的速度。而後者在近幾年來的發展是毋容置疑的。
等級與競爭
前文提及，中國「排資論輩」蔚成風氣。在沒有私有產權的情形下，某程度上，「排資論輩」有助於界定權利，承受那些由非私有資源製造出來的經濟收益。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爭相競奪非私有資源必定會帶來耗損，等級的劃分是有助於減少這些耗損的（注四十二）。任何制度的改革，將必定會改變現存的等級權利界定。
今日在中國，一般人都以「兩頭熱，中間冷」來形容改革的動力根源。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指北京的高層領導及一般工人都熱衷於某程度的改革（雖然不一定要循走資的方向來改），但一大群中層幹部卻要給改革拖後腿。正如上文所述，地方幹部——尤其是行政幹部——他們的權勢關係令到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的超乎一般老百姓之上。視乎他們本身的門路、關係及別人欠他們的恩惠而定，就算一個低級幹部亦可以有相當可觀的非金錢收入。
倘若我們假設收入是應該和製造貨品與提供服務的生產力掛的話，那麼中國現存的收入差距確實是難於辯護的。但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指出，不同的產權結構會帶來不同的競爭規則。在現存的規則下勝出的人，他們必定擁有某些相對優越的條件，只不過現存的規則並不一定有利於刺激消費品的生產，難以提高服務水平。以生產力的眼光來看，毫無疑問中國幹部的收入是大大偏高，但在他們的競爭規則下，他們可以保住職位，亦足以證明他們的收入是「恰如其分」的。
準則開始改變
不過，這些規則現在循著三個主要層面改變。第一，直至最近，幹部競爭的一個主要準則，是詮釋、追隨「正確思想路線」，從而教育大眾執行這條路線的本領。成功的幹部，不但可以享用職位所提供的特權，他更可以限制別人晉身幹部階級的機會——他可以揭發及打擊那些所謂「走資派」的人。鄧小平掌權後，「正確思想路線」這準則已被削弱了。
自從門戶開放以來，眾說紛雲；現在要界定什麼是「正確」的政治路線亦來得相當困難（注四十三）。「四人幫」顯然是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以歪曲毛澤東的思想為理由，拘捕及審訊四人幫，令人不能不對官方的實際立場有所懷疑。在中國，政治冤案，積習成風，牽連廣闊，是眾所周知的事；此外政策朝令夕改，口號空洞，毫無實際。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會堅信毛澤東是全知全能的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一般人對言不及意的政治口號，實是厭倦不已。北京的領導人已決定不以高壓的手段，從事現代化計劃。他們亦不再執著於什麼是「正確的思想」路線。地方幹部亦喪失了他們過去向人民強制從事思想教育的權力。再者，自毛澤東逝世後，似乎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將毛澤東煽動群眾的本領繼承下來。考試交白卷再不會贏得喝采。大學現在都遵從鄧小平親自頒下的嚴格規則——錄取任何考試合格的考生，不必理會他們的政治背景。
追隨政治路線的本領，在競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日益低降。這帶來三個後果——一、由於強制執行思想路線教育的權力已大為削弱，幹部們倘若繼續維持現狀，必定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二、此中的一個後果是政治本領將會帶來較少的利益。三、準則的改變亦會使幹部們是否依然擁有競爭的優勢，變成疑問。
現存政權的競爭準則依然讓地方幹部保存若干的競爭優勢，不過這些優勢卻不足以保證他們可以維持當前偏高的實際收入。在毛澤東時代，幹部的俸祿是靠冒險得回來的。只要有絲毫動搖他的權力的跡象，毛澤東便巧立名目，發動革命運動，務必令到人頭落地。故此一個幹部可以風光幾年，但一夜之間卻可以身陷囹圄。二十年的政治動盪，令我們無從鑒定幹部高水平收入的穩定性。
於此，亦是第二個的路向改變——政治穩定是鄧小平的現代化計劃的主要目標。當前幹部的高水平實際收入，一部分是毛澤東政權遺留下來的現象；在新政權下，個別幹部仍然得以維持過去的收入，主要是體恤這些新近「平反」的官員，在過去長時期以來吃了太多苦頭。但這些維持高收入的理由，不久亦將泯滅，就算這些準則保持不變，假以時日，競爭亦將使由政治的本領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為削減。
第三，亦是最後的一點，是現代化計劃令人對生產力有新的體驗。在毛澤東的統治下，生產力完全不以消費者的喜好來評訂，而是給「正確思想路線」壓住的。今日，在中國，追求物質享受，已不再是罪行（雖然一般老百姓仍然是與一些所謂「奢侈品」無緣），而甚至中國的經濟學家亦已開始說，點算數量不是衡量生產力的恰當準則。政府對外匯需求渴切，甚至以賺取外匯的表現，作為評估一些工廠的準則。故此，越來越多幹部的實際身份，和資本主義下的公司經理已無分別，而考核他們工作表現的準則亦相差不遠。據說中國當局正在招羅舊社會的企業家加入工作行列。
在第一章我提到中國再次壓制資本主義活動。我相信那是特權階級試圖維持現狀的結果。但現在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會全面恢復過去的遊戲規則。幹部們當然會繼續頑抗，但一且音樂的節拍改了，他們的鼓聲亦變得越來越空洞。
某方面必要讓步
過去三十年來，除了私有企業外，中國嘗遍了差不多所有其它辦法。當前的事態顯示各種試驗（以不同組合揉混舊辦法）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在產權結構上不會明顯地改轅易轍。而共產主義的成就——「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亦極有可能被「驗證」一番；在文化大革命劫後要在經濟上有所進展，應該像在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台後那般容易。但時移勢易，世界已步入一個新的經濟紀元；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已不再可以贏得喝采了。倘若中國領導們堅持門戶開放、政治穩定及增加生產（加上日益對消費者喜好的注視），那麼遊戲的規則便不能不會有所改變，而這些改變亦必然導致與當前產權結構有衝突。某一方面是必定要讓步的。
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代價亦因而逐漸下降。一般老百姓獲取訊息所要付出的費用亦已減輕（一般人在私下談話的時候，便往往有「向台灣學習」的說法）。由於遊戲的規則已被修訂了，要誘導特權階級去接受改革的費用亦隨之而下跌。由於中國的制度在運作的時候，牽涉到龐大的交易費用，可能不必大量降低改革所需的總費用，便可以扭轉今天的形勢。
我推斷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在此我必定要對這個推斷加以註釋。資源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有程度高低的分別；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國家是將所有資源完全由私人擁有。當然，我不會極端至推測中國將郵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資源——一些政府能以較低費用維護壟斷的部門——轉移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卻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
中國會走的路
在這篇論文裡，我一直忽略了制度改革所必然牽涉到的制度重建費用。例如重寫憲法、人事更易、設立以法制為基礎的法庭等皆所費不貲；但在我而言，和其它的費用比較，這些顯得微不足道。我既然已強調過中國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上所存在著的障礙，現在我且略為異想天開一下，談談這個發展將會如何出現。
上文我已提到中國現已容許在街邊擺賣。有關放鬆規條，容許工人轉行轉業的問題亦已被公開討論。有些工廠已獲得某程度的自主權，此中包括在扣除開支及上繳給政府後，有「留成」——保留剩餘下來的收入。一九八○年，中國更設立了一個所得稅制，這個制度可能會以向工廠、公社（或其成員）抽稅的辦法，取代現存向政府上繳利潤的辦法。現在更有些說法，要向工廠工人或甚至公社的社員分發股票。倘若這些措施被擴展到包括一般農工的生產單位，讓每一個工人，除了賺取工資外，還可以獲得以生產資源為基礎而發行的股票的股息；那麼中國要向前再跨進一步的步驟是——
（一）讓股東全權決定公司或公社的組織事宜；
（二）容許股票自由轉讓。
假若隨之而設立法庭，保障、監察包括訂定合約的股東權利，一個私有企業制度便可以應運而生。資產組合的更易，透過私人買賣將會導引出減低交易費用的組織結構，每個人亦會因而各展所長，專門發展。競爭的規則必定會有所改變，生產力的高低將以消費者的喜好為依歸，而這亦將成為決定收入分配的主要標準（注四十四）。
註釋
（注四十一）自一九七八年始，這句格言異常流行，使人發生錯覺以為是出自鄧小平的。其實是來自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六月寫的一篇文章。原文題為《實踐論》，重印於一九五一年北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一至二百九十六頁。這句格言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光明日報》於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以此作為社論的標題。其後得知，社論的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副教授胡福明。也有傳聞說「唯一」二字，是由現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所加。
（注四十二）對於減省經濟資源的損耗的討論，見張五常：《價格管制理論》，法律與經濟學報，一九七四年四月，第五十三至七十一頁。
（注四十三）一九七九年五月間，中國曾嘗試設立準則，提出四個堅持——（一）堅持社會主義；（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列、毛思想（見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官方正式宣稱，雖然毛澤東在文革時曾犯「錯誤」，他的思想，仍然是正確的。不過，無論如何，在中國的報章上的社論，不斷辯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反映出「正確」的學說力量漸弱。
（注四十四）正如上文所述，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注譯，有些人甚至以為類似私有企業式的資源管理辦法，和馬克思主義是毫無牴觸的（見A.Bajt, Property in Capital and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8, p.1-4。據我所知，Bajt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黨員）。
Saturday, January 3, 1981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第三章
第三章 制度轉變的經濟理論
從經濟效率看制度
我認為要分析經濟制度，必先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經濟學家柏拉圖（Vilfredo Pareto）提出的「柏拉圖情況」。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資源上，柏拉圖指出一個均衡點：在某一個資源使用的情況下，社會若改變資源的使用，起碼會損害一個人。換句話說，任何資源使用的改變，都不能夠使整體受益。反過來說，當柏拉圖條件未曾達到時，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會最低限度使一個人得益，而不會損害他人。那是說，在原則上，柏拉圖情況不達到，社會就總可以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體得益。
滿足了柏拉圖情況，社會的資源使用就會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這個有名的情況，跟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假設——「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配合起來，便會產生大有用場的操作功能。「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這個假設（下文簡稱「局限下取利」），斷言每一個人在局限下會不斷替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柏拉圖情況和這個人類行為的假設配合後便成為一個均衡的條件：在局限許可的情形下，在體的交往中，人是不會蓄意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倘若他們能夠以相對低微的代價得到利益，他們必定會向這個目標進發。由此推之，當人們面對的局限條件改變後，人的行為亦會相應改變，直至情況不能有進一步改善為止。故此一旦有關的局限條件被確定後，我們便可以推測人的行為。（注二十五）
嚴格地說，「最高經濟效率」必然可達，因為這是「局限下取利」這一個假設的直接推論。「低效率」或「經濟浪費」這類名詞，常被人們濫用，而且至少有三個不同層面的誤解。
第一個有點烏托邦的意味。憑著純粹的幻想，某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個世界應該（而且能夠）運行得更有效率（注二十六）。這是力求社會改革呼聲的來源，可是作為一個解釋行為的概念，卻毫無用處。
第二，當局限條件改變時，由於適應新條件的轉變來得較慢，「浪費」的情況就會出現。但稍遲出現的適應，絕非浪費，因為假若「適應」是不需要費用的話，適應過程是可以馬上完成的（注二十七）。
「浪費」的第三重誤解最為重要。一套理論所羅列的局限條件不一定足以推出一個「有效率」的結論，但這些條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關人類行為的推斷。因此，一個擅於闡釋人類行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會將某一些局限條件擱置一旁，因為覺得這些條件與目的無關。在這個情形下，因為某些局限條件被撇開了，「浪費」在表面上就會產生。
例如自助晚餐是可以被誤解為浪費的。顧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費，便可以將食物視作免費一樣，隨意進食。顧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負擔的邊際費用是大於他所獲取的邊際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費的。可是，假若考慮到要計算、量度和照顧每一個顧客進食份量所花的費用時，這便不算浪費了。雖然這些費用對於理解消費者的進食習慣毫無用處，但我們若要解釋餐廳為什麼要提供自助餐，而不設進食數量限制的晚餐，這些費用是不可忽略的。
同樣道理，租用酒店房間的顧客，可以視水電如免費一般，隨意使用。他的行為是否被視為「浪費」，是取決於我們有否將每一個房間裝水電表，以及另外收取水電費所需付出的費用計算在內。假若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什麼房間內不裝上表計，這筆費用非常重要。倘若我們只是要問在沒有表計的情況下，住客開燈的時間，是否較長一點，表計的裝置費用就無關重要了。
忽略了局限條件
其實所有看來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費，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指出促成管制的局限。價格管制、配額限制和好些稅項，通常被認為會帶來浪費效果，這是沒有錯的，因為要解釋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們毋須研究該管制為何以其特定形式出現。若要探索何以管製出現，我們就必須審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對這點走了眼，就好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費用的重要。由於一般經濟學者對政治把戲不甚了了，所以他們往往忽視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約束所促成的。
制度的形成——界定產權結構的法律與規條——是要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交往的局限條件和規則訂定下來。闡釋制度轉變的主要困難，是我們不可以忽略選擇制度所面對的局限條件。假若要以經濟分析來解釋一個制度的成因，我們必定要將之視為在有關的局限條件下，制度是人類行為所作出的選擇。不論一個政權是如何獨裁、暴虐，這個制度的出現必定仍然是選擇的結果；在邏輯上，我們亦因而不能將之視為浪費（注二十八）。
局限不遺漏效率皆至善
因為受到自己選定的推理程序所規限，我的見解與當前盛行的觀點是不同的。我以為從柏拉圖情況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都能滿足這情況；不然的話，這些制度也就不會出現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費用，多少與性質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從一個制度轉移到另一個制度，也是需要費用的。
舉個例子來說明。假若有一個適合養蚝的私人海灘與公有海灘相連。擁有私人海灘的人多數不會養蚝，因為攔阻外人闖入將蚝撿走的費用會過於昂貴；故此，他們可能同意把退潮時露出的地方開放，共同使用。假若情況改變了，他們發覺可以將那私人海灘用棚欄圍起來，將不速之客杜絕，或者將他們的居所移近海灘，方便監視，這些海灘的擁有者就可能互相談判，協議各將自己的海灘改為私用。假若達成協議的費用不過高，他們便會開始養蚝。養或不養蚝，同樣符合柏拉圖情況；其中差別，在於監察費用。兩個情況都不是「浪費」，雖然在私人控制下，蚝的產量會較多。
故此，只有當這兩種制度在運作時所付出的費用和從一種制度轉到另一種制度所涉及的費用能夠清楚指定，我們才能夠推測制度的轉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將有關和無關的局限條件分辨開來。
產權與交易費用
只有符合以下的三個條件，生產資源方屬私有財產——
（一）有拒絕他人使用的權利，因此只有「業主」才有權決定如何使用；
（二）有使用資源而賺取私有收入的權利；
（三）有轉讓或售賣資源給任何人的權利。
轉讓權代表了有權利締定合約，容許產業持有人將資源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跟其它資源組合使用。他可以將資源的使用權轉予他人（或者放棄決定運用資源的權利），獲取報酬；可以與其它人合資生產；也可以聘用代理人來管理或監察合夥人的行為（注二十九）。
在一個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每一個人必然是資產的擁有者（如果他沒有其它資產的話，最低限度他擁有自己的勞力資產）。每個人可以隨自己心意，與其它人簽訂合約，決定如何將資產使用。這構成私有企業制度的各種各樣經濟活動，繽紛多彩。這些包括從街頭小販到各種形式的租賃活動，以至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到規模龐大的企業。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兩重意義——（一）產權制度的結構與本質；（二）從一種已存在的產權結構衍生出來的合約和組織上的安排。假若產權改變，組織的形式也極有可能轉變。可是，倒過來說，卻未必一定正確：組織安排上的轉變，未必表示產權結構有任何改變。件工制與時工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安排，可以並存於同一產權結構之下。
我們這裡注重的，是以產權結構改變的角度來闡釋制度的轉變。較諸闡釋不同的合約形式，或不同組織的結構安排，這遠為深奧，因為產權結構再不是一個已知的條件。我們將指出交易費用是決定制度形式的關鍵，所以我們先要說明這些費用是什麼。
無論哪一種經濟制度，它的運作費用都不輕。在私有企業制度下，有劃分和保護產權的費用，有商議和督察合約的費用，有找尋適合的合約夥伴的費用，有防止欺騙，有調協生產活動等等的費用。制度改變也涉及頗多的費用：第一，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資料；其次，談判或者強行轉變也是需要費用的。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裡，這些費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居的社會裡，這些費用才會產生。因為若要將這些費用清楚的分類，往往極端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們將這些費用都撥歸在交易費用下。廣義點說，在沒有市場交易或者甚至產權不能轉讓的情況下，交易費用也會同樣存在。這個名詞若非已被廣泛採用，應該被稱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
交易費用的範圍
無論什麼經濟體制，其營運所需的費用都相當可觀。在私有企業制度下，它包括以下各種職業的收入：律師、經紀、經理、法官、會計師、警察、文員、秘書、公務員和其它等等。賣一磅蘋果，種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錢，但賣給消費者卻是二角五分。共產主義宣傳者會稱其間的差額為「剝削」；現代的經濟學者稱這個除去運輸費用後的差額為交易費用。
蘋果價格的例子，是把交易費用的概念極端地簡化了。其實，要估計和量度它，並不容易。再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它出現的形態，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集體產權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資源不能自由轉讓，也沒有人可以私享使用權，合約費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權益的費用，將會較低，甚至不存在。可是，生產者要探索消費者的喜好，或督導從屬的費用，卻遠比在私有企業下的高。雖然衡量交易費用的大小，困難重重，以下我們會利用推論和舉出一些觀察例證，證明中國現有制度下的交易費用極之龐大。不過，縱使交易費用極為可觀，要在中國檢舉那些如中間人一類的「壞人」，卻會比在私有企業制度下來得困難。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裡，我們直接購買商品和勞務，故此必然盡可能討價還價。很自然地，我們會抱怨它的質量、數量和價格；即使在交易裡得益不少，我們也會抱怨中間人賺取的費用太高。在中國，由於缺乏明確的產權界定，若要歸咎於某一個同志，相當困難；因此，我們就難以作出較切實的投訴和批判。
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交易費用這樣重要的局限條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資本主義和支持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經濟學的文獻裡，交易費用要到近代才被注意，雖然它可能是現代經濟學裡最熱門的題目。它較早時遭受漠視，可能是由於一些經濟行為，無須藉著交易費用來作解釋。可是，對於解釋經濟制度，它卻極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況下（如魯賓遜經濟），交易費用不會出現；反之，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經濟制度便無從確定（以下會有討論）。簡而言之，任何以「局限下取利」為基本假設的經濟制度理論，必然要對交易費用詳加重視。
高斯定律與經濟制度
在一九六○年發表的一篇劃時代的文章裡（注三十），高斯（R.H.Coase）指出，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不管產權誰屬，只要清楚界定產權是私有，結果必然是導至最高效益的資源使用情況（注三十一）。他的分析，創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這個理論的要點，是指出從產權的觀點來觀察資源的使用，倘若將產權劃分或界定為私有是不需費用的，那麼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交易取利可保證資源必定會作最有效的使用（注三十二）。
以利用土地耕作為例，高斯證明，若土地的產權沒有清楚地被劃分為私有，又或者私有產權並不存在，那塊土地的使用權會因被侵犯而引起糾紛。倘若土地是私有產業，市場交易會自然發展開來，將問題解決。高斯指出，若交易費用是零的話，在私有產權制度下，無論土地的產權如何分配，土地必然會被利用作出生產最大的經濟利益。高斯的分析，對一切生產數據皆適用，包括那些捉摸不到的，例如污染空氣的權利相對保持空氣清潔的權利，製造噪音的權利相對保持寂靜的權利，或對環境污染的權利相對有索取賠償的權利。
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權時（注三十三），我曾經替高斯的理論作了補充。在私有產權和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無論選擇哪一種形式的合約，資源的使用都不受影響；在農業上，無論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農戶以定額判租，又或分成，都會出現同樣的資源使用效果。我進一步指出，交易費用會影響合約的選擇。被選擇的合約安排是要減少交易費用，使稀有的生產資源能得到最大的價值。
沿著這條思路分析制度轉變，我發覺就算是取消私有產權這個假設，高斯定律仍然有效！那就是說，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產權結構的不同或經濟制度的不同，是不會對資源的使用造成影響的。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私有產權固然會帶來高斯所描述的情況：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價值。但在另一個極端——沒有業主的公有產權——「局限下取利」的行為也會令資源的使用達到同樣的效果。這是因為在原則上，生產和消費是不需要透過市場才能進行的：原則上，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形下，完全沒有市場和一個運作靈活的市場的效果，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假若一切廣義上的交易費用確是等於零的話，這就等於說消費者的意願不需任何費用便能顯現出來；拍賣人和監察者可以免費收集及傳播一切生產及消費的訊息；工人及其它的生產要素，不費分毫，便會完全遵照消費者的意旨生產。至於工人（消費者）的總收入，則可由一個仲裁者免費地依照工人的邊際生產力、資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準則，加以決定。依照這樣的推論，就算沒有市場價格亦可以得出高斯所提出的結局。
在「私產」與「公產」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產權結構（制度）。但不論在什麼經濟制度下，只要這些制度的運作費用是完全免費的，資源的使用都會達到最高的價值。在這情況下，制度的選擇將會是一件隨意、偶然和不可確定的事。
交易費用決定制度安排
但社會制度的運作是有交易費用的。交易費用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因素。社會將盡可能選擇一個交易費用最低的制度。這是由於較早前曾經討論過的「局限下取利」這個假設的緣故。我們若要解釋制度的選擇，就必須證明在考慮一切有關的局限條件後，這個選擇的交易費用是最少的。同樣，假若知道有關的局限條件方向是如何改變的話，我們便可推測制度的轉變。
我建議將廣義的交易（制度）費用分成兩類——（一）一個制度在運作時所要付出的費用；（二）採用某個制度或者制度在蛻變時所要付出的費用。後者包括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協商費用；如果磋商不成，還要包括用武力或其它手段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將闡明，後者最顯著的費用，是信息費用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導致收入減少的人所需的費用。
將交易費用如此分類，有三個重要含意。第一，假若採用或改變某一個制度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人們必定會選擇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來支配資源的使用（注三十四）。第二，假若採用或者改變一個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的話，在眾多的選擇之中，被採用的制度的運作費用並不一定是最低的。在這情況下，倘若不把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考慮在內，在表面上來看，社會是有浪費的。第三、假若有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而改變制度的代價是少於這制度所能節省的運作費用，那麼制度就必然會改變。
企業（公司）與共產政制
高斯在半世紀前寫的另一篇經典文章裡（注三十五），強調市場的運作是要付出顯著的代價的。正如上文所述，界定私有產權和達成合約都有交易費用，但這是構成自由市場不可缺少的條件。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可引導資源的使用。高斯指出，由於決定市場價格耗費不少，另一種制度——公司或企業——便會產生，使交易費用減少。確切地說，受公司僱用的每一個工人，都是照公司的吩咐辦事，而不是不斷地以市場價格作為參考指針，來決定他本身的工作生產。
這裡要考慮的重點，並不是公司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而是在私有產權制度下組成公司，事實上是走向一種共產主義形式重要的一步。一個以前自任老闆、自己經營的鞋匠，現在受雇於工廠裡。由於他跟隨廠商的生產計劃，獲得了工資，但他所縫製的鞋子的售價卻不是由他決定的。故此，在私有企業經營下的工人，將一籃子事務的決定權，委諸公司的管理階層，那包括他的工作時間和假日、他操作的機械、他的同事、他生產的鞋類，和縫製鞋子所涉及的資金、推銷和定價等。他以一特定數量的勞力，換取工資；以他的判斷，當然認為賺取工資比較自己生產然後在街頭販賣，較為上算。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輕率地否定支持共產的理論。一些經驗老到而明智的共產制度觀察家，正在用類似高斯和他的追隨者用來解釋形成公司的道理來替共產主義辯護。他們的推論大概如下：由於市場有缺點，假若每一種資源的擁有者放棄他私自生產的權利，藉以換取工資，將決策的權利委託一個中央管理階層，代為策謀，便可以帶來一個損耗較少的經濟制度。共產理論就推斷，由於一切資源皆屬全民所有，便應將一切生產和分配收入的決定權，交給一個巨大的中央管理處——「超級公司」——國家共產主義「公司」全權負責；各個不同的行業、工廠、公社、階層和其它機構，可被視為「公司」的單位、部門、副部門等等。
一般人可能對管治這麼龐大、囊括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公司的可行性有所存疑。但是規模大小對效率的影響，並不是問題的重心。問題的重心是，一個經濟制度的運作費用的大小，是受到選擇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所左右。我們將會證明，在共產制度下，由於可供選擇的制度不多，其運作費用必定是較私有企業制為高。
選擇與競爭決定交易費用
當一個資源的擁有者決定加入一間公司，受人指揮和管理，他是自動放棄了私自運用資源這選擇。這與用武力或強逼手段來廢除私有產權，然後設立中央管理系統來指揮資源的使用，根本上是兩回事。在這兩種制度下，制度的運作費用——交易費用——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減低，也可以用各種懲罰和獎勵計劃，加強競爭，提高生產（注三十六）。但這其中卻有一個極重要的分別：唯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一）利用多種的經營方式的選擇來節省交易費用；（二）利用轉讓或出售權促進競爭來節省交易費用。這兩點需要詳加說明。
在私有產權制度下，容許他人共同使用產業的例子屢見不鮮。業主不行使私用權的原因，往往不是由於政府強制所致，而是業主自由選擇的結果。容許公眾在土地上放牧，可能因為業主認為圍上柵欄費用太昂貴。在私人擁有的購物商場裡，停車免費，可能因為僱員收費的支出不菲。圍繞著私人擁有的湖泊聚居的人，可能會撒下魚種，共同垂釣。在一座大廈內的游泳池，可能毫無限制地讓住客和他們的賓客，隨意使用（注三十七）。
更廣泛的例子不勝枚舉。分層出售的大廈，業主們可能聯成一個組織，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決定住戶共同關心的問題。某地區聚居的住戶，可能聯成一起，加入鄰近的城市，或者自行聘請消防員和警察。以上舉出的每一個例子，最重要的地方，是每一個產業的擁有人並沒有將私有產權放棄。
在這些例子裡，一些屬於私人所有的資源的共享方式，與使用權是私有而不許別人共享的情況比較，當然是不同的。以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分析，上述的例子都屬於「浪費」。可是，過去二十年經濟分析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我們已瞭解到以上任何一個選擇，其實都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使用資源必定有大小不同的各種交易費用。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以非私用或公用的方式使用資源，是私產擁有者的自由選擇，而不是政府強逼的結果。在私產制度下的各種政府機構的設立，也可以同樣地視為是被業主選擇而成的。
假若要做生產決策時，可供選擇的技術和方法的範圍越廣泛，生產的成本便越低，這是廣為人們接受的定理（注三十八）。同樣，可供選擇的生產制度形式，若範圍越廣泛，其採取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費用也越少。私有產權制度並不排除選擇與共產中國一般無異的組織形式。美國法律並不阻止農夫將他們的生產資源，聚集一起，組成與中國在大躍進期間建立的人民公社一模一樣的組織——每一個農夫，將他的土地和其它資產交出公用，在公共膳堂吃大鍋飯。倘若公社能夠帶來更高的收入，美國農夫也會選擇公社制。但另一方面，將私有產權連根拔起，結果會消滅大部分在私有企業制度下可供選擇的制度組織形式。
買賣的權利
在私營企業制度之下，私產的擁有者可以選擇出售抑或不出售資源，擴大了選擇的範圍。轉讓權也可增加市場競爭及鼓勵個人運用他所擁有的訊息；二者都可減省交易費用。
我曾提及的那個鞋匠的例子，值得再討論一次。當他決定進入工廠（公司）工作，當然是期待收入會有所改善。這個行動的經濟解釋，是這樣做會節省交易費用。鞋匠有其它可以選擇的途徑：他可以繼續私自縫製鞋子；他可以與其它私產的擁有者訂立合約，而不設立中央的管理；又或者他可以選擇其它的職業。願意聘用這個鞋匠的工廠，不單要保證他的收入要比他自己私營時高，而且還需要與其它工廠競爭僱用他的服務。工人有權不出賣勞力，或者與工廠訂合約後，可以在合約期滿不再續約。故此，在邊際情況下，工廠的交易費用如果不低於鞋匠私營的，工廠便不可能長期生存。同樣地，工廠也享有聘用或不聘用工人的權利。工人的互相競爭，減低了執行合約的費用，因為不稱職的僱員可以被解雇。
出售與不出售的選擇權，增加了競爭，從而減省費用，這個原理亦適合用於其它資源。鞋匠決定加入工廠與否的選擇與工廠決定開除他與否的選擇，相等於地主與佃農的選擇，或者批發商與零售商的選擇。這個競爭的規律，適用於或大或小規模的商業經營。在私有企業裡，大企業的小股東，對企業的管理和決策，只有極少或無足輕重的發言權；但如果他們不滿意企業的管理時，倒有權將股權出售。故此，董事們一定要互相競爭，以減低交易費用的手法來爭取資金。交易費用不單影響行為，也同時被行為影響。
我們時常觀察到在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裡，決策人犯了錯誤，不一定會遭受相應的懲罰；但在私營企業裡，錯誤卻一定會自動帶來懲罰——帶來私人經濟損失。這現象，可以用有選擇和沒有選擇來解釋。例如在共產中國，派往工廠的工人，沒有離職和改往他處工作的權利。故此，這制度沒有一種內在機能，逼使工廠通過節省交易費用來競相挽留它的工人。生產不受歡迎的產品，使工人的前景趨於黯淡，可是由於工人沒有辭職的權利，故此依舊生產不值錢的東西。
總括來說，當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經營方式）較少和沒有轉讓權來鼓勵節約費用時，制度的運作費用必然較高。較高的交易費用，會使下列的費用更為昂貴——
（一）決定生產資源的比較優勝條件；
（二）協調資源的使用；
（三）從不同的人搜集使用資源的訊息；
（四）替產品定價。
故此，當私有產權不存在時，資源（包括工人）就會較有可能不根據成本優勢來支配；資源的協調較有可能與節約開支背道而馳；訊息較有可能以更高昂的代價才能獲得；也較有可能出現存貨堆積，或購物人龍，使那些原來可以替社會增加生產的資源（存貨時間和排隊時間），白白被耗損掉。
改變制度的費用
改變現行的經濟制度，是要付代價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運作費用較高的制度能夠維持下去。我曾經指出，有兩種費用妨礙制度轉變。第一是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訊息所需付出的費用。第二是要說服——或者逼使——那些在制度改變後，實質收入會減少的人所需的費用。在中國，這兩種費用很高；不過，我在第四章裡將會指出，這些費用正在下降。
搜集訊息的費用往往高昂。它的高低對於制度改變非常重要，因為要一群核心人物獲得充足的數據，且對另一種制度的組織深具信心，他們才可以開始對制度改變作認真的探討。事實上，那些只涉及幾個人但卻令大家得益的合約形式，也不容易馬上被採用。例如，美國在未曾採用「單位化合約」（unitization contract）將地下的原油界定產權誰屬之前，多年以來，相鄰的地主，都狼狽萬分地競相趕快地從他們的土地抽取石油。在華盛頓州，最近才通過「托管契約」（deed of trust），取代在房地產買賣中沿用多年的「借貸合約」，雖然後者的執行費用比較昂貴。
若要改變合約的形式也遇到那麼大的困難，要一個龐大的國家裡改變產權的結構，更是難上加難。上文曾經強調，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受到模稜兩可的觀念左右；只有知識才能消除「一九五七年幻象」。一整代的中國人，因為喪失了受廣博教育的機會而變得無知。長期生活在威嚇之下，他們變得沉默和迷惘。這一切使獲取訊息費用更為昂貴。中國人對自由市場在日常生活裡如何運作，只有膚淺的認識；對於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概念更模糊。再加上現時的官僚特權階級，傾向於操縱訊息以符合他們的利益，問題就更複雜了。
得益分子的抗拒
任何產權結構的改變，必然影響收入的分配。原先享有特權的階級，會反對改革，結果導致了第二種費用。中國幹部現時享有的較優收入，來自兩方面。其一可以追溯到毛澤東對「走資派」的懲罰——包括那些僅被懷疑為傾向於資本主義路線的人（注三十九）。其二是在現時的產權制度裡，仍然掌權的幹部享有在比較上有利的競爭優勢。只要產權的結構仍然維持原狀，第二種的優勢利益便能夠繼續下去，這對制度的改變是有著強大阻力的。
在任何的競爭方式裡，遊戲的規則，在決定勝負或先後次序時，極為重要；若規則改變，勝負和先後次序亦會轉變。故此，兒童與職業運動員，都可能會爭取修改或者保存現有的遊戲規則。在大學裡，有些學生會贊成用選擇題的考試方式，一些則喜歡寫文章，這視乎他們判斷哪一個方式對他們較為有利。在市場裡，成功源自提高生產力和節省成本。反之，在國家支持的制度裡，卻應用其它的準則——例如，在州立大學裡，教師的薪酬與辦公室的面積，是根據年資和發表論文的數目而定的。無論任何制度安排，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必然存在，而產權結構劃定了遊戲規則，而規則又決定了甄別勝利者的條件。
在中國的共產制度或任何地方的制度裡，人與人之間的所得或收入都不是平均的。人生下來，競爭的能力便各自不同，雖然他們的相對利益，會隨著遊戲規則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那些位居要津，有能力影響遊戲規則的人，會盡辦法維持或改變規則，藉此增加他們獲勝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革命，在中國引起一連串大規模收入分配的改變。使用武力，可能是解決國民黨崩潰後遺留下來問題的費用最少的辦法。在那混亂的時代，毛澤東的政治策略是罕有其匹的。由毛澤東推行的權力結構和規則，自然是他和他的支持者所擁有的相對優勢互相一致的。適者生存，故目前中國有一大群適應共產制度和它競爭準則的同志。這些同志會反對任何改變現有的產權結構的動議。
如果制度改變使每個人都增加利益，那麼問題便不會太大；只需要克服訊息費用便行了。不過，倘若改變會使到一部分人得益，但另一部分人卻受損，縱使制度改變會為社會整體帶來淨利益，反對的力量必然存在。使用武力是一個解決方法；或者，假若反對的人數不多，或全無勢力，置諸不理也可以。
現在中國的制度，運作費用極之驚人（注四十）。經濟學者或會建議，將反對施行私有企業的幹部提前退休，給予他們補償，讓他們過舒適的生活，所得的淨利對社會大有好處。施行這建議的困難，是因為商議和執行改變的費用極大。在這樣龐大的收益轉移裡，單是決定每一個人的相對所得，已經是極為艱難的工作。況且，一次過支付這樣龐大的款項，籌集資金非常困難，而且期票必然不被接受。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抹殺有可能設計出一套稅收和其它轉移方法，以利便制度改革的進行。
理論簡說
儘管我們不能否定以上任何一個可行的辦法，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事件，顯示出一個可能的轉變途徑。因為一些競爭規則已開始發生變化，使現在中國幹部的收入優勢，難以持久。這種情況發展下去，總有一天，他們會不再極力反對改革。
在經濟分析的領域裡，經濟制度的組成和轉變只能在選擇理論的基礎上作解釋。現存的制度及有關改變這制度的推測，必定要與「局限下取利」及柏拉圖情況沒有衝突。看似是「沒有效率」但卻仍然存在的制度，以選擇的角度看，是不能得到滿意的解釋的。表面上的經濟浪費持續不斷，是因為忽視了運作或改變制度安排時所要付出的代價而已。
在一人世界裡，沒有經濟制度可言。因此我認定廣義上的交易費用，是決定制度安排的主要局限約束條件。這個觀點，為廣義的高斯定律所支持。更確切點說，假若一切的交易費用等於零，無論產權的本質或制度作何安排，資源的使用必然替社會帶來最大的收益。故此，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制度的選擇將無從決定。
交易費用出現，制度就隨之衍生以減少交易費用。這些費用可分為制度運作和改變制度這兩種。一個運作費用比較低的制度，若它能節省的費用是大於改變制度所需的費用，就必被採用。假若我們不理會制度改變的費用，那麼在運作時交易費用比較高的制度，便會被指為有浪費，而我們也因此無法解釋它的存在。
在指出公司或企業的出現是要減低市場的運作（交易）費用後，我指出企業的設立，實在是趨向共產主義重要的一步。事實上，高斯對企業的看法與那些維護共產制度所作的最佳辯詞，有相似之處。可是，這相似之處，僅到此為止。當撤消了私有產權制度之後，經營共產企業的交易費用，必然較高，這是由於可供選擇的經營方式比較少，加上缺少了轉讓和購買或出售產權的權利，便不能透過競爭來節省交易費用。
制度改變的主要障礙，是因為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訊息數據，及說服或強迫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都要付出費用。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中國幹部，會盡可能歪曲數據和保存現有的遊戲規則（產權制度），以遷就他們擁有的競爭優勢。共產制度——運作時交易費用特別高昂的制度——所以被採用而存在，是由於改變制度要付出的費用過高的緣故。下文指出，雖然無可置疑這後者的費用異常高昂，但在今天的中國，這些費用明顯地正在不斷下降。
註釋：
（注二十五）至於更詳盡的探討，見張五常：《公損的神話》（The Myth of Social Cost, Hobart Paper 82），倫敦經濟事務學社，一九七八，尤其是第二十三、二十四及第五十一至五十四頁。
（注二十六）對這個謬誤的精彩討論，見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1-22。
（注二十七）延遲調整的出現，有如下例。當訊息費用使某行業的工人無法瞭解他們產品的需求經已下降，因而錯估了他們的時值，他們寧願失業而不願意將薪金降低。（Armen A.Alchian, 洍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Western Enonomic Journal, April 1969, p.100-128）。
（注二十八）無可否認，在個別的情形下，一些人可能會為環境（譬如武力）所制，令他們對事情演變的結果喪失發言權。
（注二十九）據此定義，勞工或人力資本，在共產中國並不能視為私有財產，因為工人既沒有選擇職業，也沒有商議工資、締定合同的自由。
（注三十）同注十四。
（注三十一）這個論點的一個假設是：收入分配的改變，並不足以導致資源運用的進一步更動。譬如，倘若一個廠東必須對污染環境負責，賠償鄰居，他的財富便會因而減少，而鄰人的財富便會得以增加。因為個人消費口味各異，收入分配的改變很可能會令商品、服務的生產和推銷發生改變。在高斯的分析中，收入分配對資源運用所起的第二個回合的影響，是假設不存在的，因為他的中心論題是研究產權與稀有資源的價值關係。
（注三十二）交易理論是基於兩個假設之上——（一）每個人在局限條件下追求最大效益；（二）若商品的價格下降，需求量會增加。這理論指出，個人參予市場交易是因為有利可圖。私人的交易或訂立合約，要有私有產權。每一宗交易都有合約的存在，而合約的範圍，包括簡單的默契以至極端複雜的條款（張五常：《合約的結構與非私有資源的理論》，法律與經濟期刊，一九七○年四月，第四十五至七十頁）。
（注三十三）張五常：《佃農理論》，芝加哥大學出版，芝加哥，一九六九年。
（注三十四）一個社會不一定只有一種制度安排；不同的安排可能會同時並存，情況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運作費用。
（注三十五）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p.386-405。
（注三十六）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公共汽車司機若安全駕車一萬公里，便會獲頒紙星一顆，貼在公共車的當眼處。但因為紙星不可以兌換成商品，每一顆星的邊際價值因而迅速下跌。較諸私有企業式的經濟，在共產制度下，非金錢獎勵來得遠為普遍。隨便的觀察所得，這辦法在中國似乎已不再流行了。
就算非金錢獎勵能夠間接地帶來金錢的收入，如社會名望可以提高薪酬或帶來免費的晚餐，但因為榮譽獎勵的效用來得較為轉折，所牽涉到的交易費用必定較高。倘若獎勵能夠令別人以較低的訊息費用認識到獲獎者的才能——人力資源的價值，又或者獲獎者感到榮耀的本身是一種效益，那麼較高的交易費用是可以接受的。姑勿論如何，在私有產權制度下，榮譽獎勵的多寡顯然是調節有度。在別的制度下，由於金錢獎勵受到壓制的關係，榮譽獎勵便會較多。今天中國工人所表現的散漫態度，正好證明光是非金錢獎勵不足以發揮激勵工作的效果。
（注三十七）Harold Demsetz, 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4。
（注三十八）Armen A.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in M. Abramovitz (ed.),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California, 1959。
（注三十九）在文革期間，「走資派」的定義被荒謬地全面擴大，欣賞莫扎特和貝多芬音樂的人亦不能倖免。
（注四十）這一點，下文再詳加申述。
從經濟效率看制度
我認為要分析經濟制度，必先理解一八九七年意大利經濟學家柏拉圖（Vilfredo Pareto）提出的「柏拉圖情況」。在支配或使用稀有資源上，柏拉圖指出一個均衡點：在某一個資源使用的情況下，社會若改變資源的使用，起碼會損害一個人。換句話說，任何資源使用的改變，都不能夠使整體受益。反過來說，當柏拉圖條件未曾達到時，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會最低限度使一個人得益，而不會損害他人。那是說，在原則上，柏拉圖情況不達到，社會就總可以改變資源的使用支配而使整體得益。
滿足了柏拉圖情況，社會的資源使用就會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這個有名的情況，跟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假設——「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配合起來，便會產生大有用場的操作功能。「在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這個假設（下文簡稱「局限下取利」），斷言每一個人在局限下會不斷替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柏拉圖情況和這個人類行為的假設配合後便成為一個均衡的條件：在局限許可的情形下，在體的交往中，人是不會蓄意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倘若他們能夠以相對低微的代價得到利益，他們必定會向這個目標進發。由此推之，當人們面對的局限條件改變後，人的行為亦會相應改變，直至情況不能有進一步改善為止。故此一旦有關的局限條件被確定後，我們便可以推測人的行為。（注二十五）
嚴格地說，「最高經濟效率」必然可達，因為這是「局限下取利」這一個假設的直接推論。「低效率」或「經濟浪費」這類名詞，常被人們濫用，而且至少有三個不同層面的誤解。
第一個有點烏托邦的意味。憑著純粹的幻想，某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個世界應該（而且能夠）運行得更有效率（注二十六）。這是力求社會改革呼聲的來源，可是作為一個解釋行為的概念，卻毫無用處。
第二，當局限條件改變時，由於適應新條件的轉變來得較慢，「浪費」的情況就會出現。但稍遲出現的適應，絕非浪費，因為假若「適應」是不需要費用的話，適應過程是可以馬上完成的（注二十七）。
「浪費」的第三重誤解最為重要。一套理論所羅列的局限條件不一定足以推出一個「有效率」的結論，但這些條件可能足以支持一些有關人類行為的推斷。因此，一個擅於闡釋人類行為的研究工作者，可能會將某一些局限條件擱置一旁，因為覺得這些條件與目的無關。在這個情形下，因為某些局限條件被撇開了，「浪費」在表面上就會產生。
例如自助晚餐是可以被誤解為浪費的。顧客只需付固定的收費，便可以將食物視作免費一樣，隨意進食。顧客多吃一口食物，店主所要負擔的邊際費用是大於他所獲取的邊際利益。故此，多吃的一口食物，表面上看，是浪費的。可是，假若考慮到要計算、量度和照顧每一個顧客進食份量所花的費用時，這便不算浪費了。雖然這些費用對於理解消費者的進食習慣毫無用處，但我們若要解釋餐廳為什麼要提供自助餐，而不設進食數量限制的晚餐，這些費用是不可忽略的。
同樣道理，租用酒店房間的顧客，可以視水電如免費一般，隨意使用。他的行為是否被視為「浪費」，是取決於我們有否將每一個房間裝水電表，以及另外收取水電費所需付出的費用計算在內。假若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什麼房間內不裝上表計，這筆費用非常重要。倘若我們只是要問在沒有表計的情況下，住客開燈的時間，是否較長一點，表計的裝置費用就無關重要了。
忽略了局限條件
其實所有看來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浪費，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指出促成管制的局限。價格管制、配額限制和好些稅項，通常被認為會帶來浪費效果，這是沒有錯的，因為要解釋管制所引起的效果，我們毋須研究該管制為何以其特定形式出現。若要探索何以管製出現，我們就必須審查所有引起立例管制的局限。對這點走了眼，就好比前述例子中忽略量度費用的重要。由於一般經濟學者對政治把戲不甚了了，所以他們往往忽視了低效率政府也是被局限約束所促成的。
制度的形成——界定產權結構的法律與規條——是要將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交往的局限條件和規則訂定下來。闡釋制度轉變的主要困難，是我們不可以忽略選擇制度所面對的局限條件。假若要以經濟分析來解釋一個制度的成因，我們必定要將之視為在有關的局限條件下，制度是人類行為所作出的選擇。不論一個政權是如何獨裁、暴虐，這個制度的出現必定仍然是選擇的結果；在邏輯上，我們亦因而不能將之視為浪費（注二十八）。
局限不遺漏效率皆至善
因為受到自己選定的推理程序所規限，我的見解與當前盛行的觀點是不同的。我以為從柏拉圖情況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都能滿足這情況；不然的話，這些制度也就不會出現了。但不同制度所需的費用，多少與性質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從一個制度轉移到另一個制度，也是需要費用的。
舉個例子來說明。假若有一個適合養蚝的私人海灘與公有海灘相連。擁有私人海灘的人多數不會養蚝，因為攔阻外人闖入將蚝撿走的費用會過於昂貴；故此，他們可能同意把退潮時露出的地方開放，共同使用。假若情況改變了，他們發覺可以將那私人海灘用棚欄圍起來，將不速之客杜絕，或者將他們的居所移近海灘，方便監視，這些海灘的擁有者就可能互相談判，協議各將自己的海灘改為私用。假若達成協議的費用不過高，他們便會開始養蚝。養或不養蚝，同樣符合柏拉圖情況；其中差別，在於監察費用。兩個情況都不是「浪費」，雖然在私人控制下，蚝的產量會較多。
故此，只有當這兩種制度在運作時所付出的費用和從一種制度轉到另一種制度所涉及的費用能夠清楚指定，我們才能夠推測制度的轉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將有關和無關的局限條件分辨開來。
產權與交易費用
只有符合以下的三個條件，生產資源方屬私有財產——
（一）有拒絕他人使用的權利，因此只有「業主」才有權決定如何使用；
（二）有使用資源而賺取私有收入的權利；
（三）有轉讓或售賣資源給任何人的權利。
轉讓權代表了有權利締定合約，容許產業持有人將資源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跟其它資源組合使用。他可以將資源的使用權轉予他人（或者放棄決定運用資源的權利），獲取報酬；可以與其它人合資生產；也可以聘用代理人來管理或監察合夥人的行為（注二十九）。
在一個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每一個人必然是資產的擁有者（如果他沒有其它資產的話，最低限度他擁有自己的勞力資產）。每個人可以隨自己心意，與其它人簽訂合約，決定如何將資產使用。這構成私有企業制度的各種各樣經濟活動，繽紛多彩。這些包括從街頭小販到各種形式的租賃活動，以至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公司，到規模龐大的企業。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有兩重意義——（一）產權制度的結構與本質；（二）從一種已存在的產權結構衍生出來的合約和組織上的安排。假若產權改變，組織的形式也極有可能轉變。可是，倒過來說，卻未必一定正確：組織安排上的轉變，未必表示產權結構有任何改變。件工制與時工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合約安排，可以並存於同一產權結構之下。
我們這裡注重的，是以產權結構改變的角度來闡釋制度的轉變。較諸闡釋不同的合約形式，或不同組織的結構安排，這遠為深奧，因為產權結構再不是一個已知的條件。我們將指出交易費用是決定制度形式的關鍵，所以我們先要說明這些費用是什麼。
無論哪一種經濟制度，它的運作費用都不輕。在私有企業制度下，有劃分和保護產權的費用，有商議和督察合約的費用，有找尋適合的合約夥伴的費用，有防止欺騙，有調協生產活動等等的費用。制度改變也涉及頗多的費用：第一，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資料；其次，談判或者強行轉變也是需要費用的。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裡，這些費用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居的社會裡，這些費用才會產生。因為若要將這些費用清楚的分類，往往極端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故此我們將這些費用都撥歸在交易費用下。廣義點說，在沒有市場交易或者甚至產權不能轉讓的情況下，交易費用也會同樣存在。這個名詞若非已被廣泛採用，應該被稱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al cost）。
交易費用的範圍
無論什麼經濟體制，其營運所需的費用都相當可觀。在私有企業制度下，它包括以下各種職業的收入：律師、經紀、經理、法官、會計師、警察、文員、秘書、公務員和其它等等。賣一磅蘋果，種植的人只可得五分錢，但賣給消費者卻是二角五分。共產主義宣傳者會稱其間的差額為「剝削」；現代的經濟學者稱這個除去運輸費用後的差額為交易費用。
蘋果價格的例子，是把交易費用的概念極端地簡化了。其實，要估計和量度它，並不容易。再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它出現的形態，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集體產權制度下（communal property rights），資源不能自由轉讓，也沒有人可以私享使用權，合約費用和防止他人侵犯權益的費用，將會較低，甚至不存在。可是，生產者要探索消費者的喜好，或督導從屬的費用，卻遠比在私有企業下的高。雖然衡量交易費用的大小，困難重重，以下我們會利用推論和舉出一些觀察例證，證明中國現有制度下的交易費用極之龐大。不過，縱使交易費用極為可觀，要在中國檢舉那些如中間人一類的「壞人」，卻會比在私有企業制度下來得困難。這是因為在自由市場裡，我們直接購買商品和勞務，故此必然盡可能討價還價。很自然地，我們會抱怨它的質量、數量和價格；即使在交易裡得益不少，我們也會抱怨中間人賺取的費用太高。在中國，由於缺乏明確的產權界定，若要歸咎於某一個同志，相當困難；因此，我們就難以作出較切實的投訴和批判。
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像交易費用這樣重要的局限條件，竟然往往被批判資本主義和支持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人所忽略。甚至在經濟學的文獻裡，交易費用要到近代才被注意，雖然它可能是現代經濟學裡最熱門的題目。它較早時遭受漠視，可能是由於一些經濟行為，無須藉著交易費用來作解釋。可是，對於解釋經濟制度，它卻極為重要。在制度不存在的情況下（如魯賓遜經濟），交易費用不會出現；反之，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經濟制度便無從確定（以下會有討論）。簡而言之，任何以「局限下取利」為基本假設的經濟制度理論，必然要對交易費用詳加重視。
高斯定律與經濟制度
在一九六○年發表的一篇劃時代的文章裡（注三十），高斯（R.H.Coase）指出，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不管產權誰屬，只要清楚界定產權是私有，結果必然是導至最高效益的資源使用情況（注三十一）。他的分析，創立了著名的「高斯定律」。這個理論的要點，是指出從產權的觀點來觀察資源的使用，倘若將產權劃分或界定為私有是不需費用的，那麼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交易取利可保證資源必定會作最有效的使用（注三十二）。
以利用土地耕作為例，高斯證明，若土地的產權沒有清楚地被劃分為私有，又或者私有產權並不存在，那塊土地的使用權會因被侵犯而引起糾紛。倘若土地是私有產業，市場交易會自然發展開來，將問題解決。高斯指出，若交易費用是零的話，在私有產權制度下，無論土地的產權如何分配，土地必然會被利用作出生產最大的經濟利益。高斯的分析，對一切生產數據皆適用，包括那些捉摸不到的，例如污染空氣的權利相對保持空氣清潔的權利，製造噪音的權利相對保持寂靜的權利，或對環境污染的權利相對有索取賠償的權利。
在研究土地的使用權時（注三十三），我曾經替高斯的理論作了補充。在私有產權和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無論選擇哪一種形式的合約，資源的使用都不受影響；在農業上，無論土地是由地主自耕，抑或雇工代耕，又或由農戶以定額判租，又或分成，都會出現同樣的資源使用效果。我進一步指出，交易費用會影響合約的選擇。被選擇的合約安排是要減少交易費用，使稀有的生產資源能得到最大的價值。
沿著這條思路分析制度轉變，我發覺就算是取消私有產權這個假設，高斯定律仍然有效！那就是說，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產權結構的不同或經濟制度的不同，是不會對資源的使用造成影響的。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私有產權固然會帶來高斯所描述的情況：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價值。但在另一個極端——沒有業主的公有產權——「局限下取利」的行為也會令資源的使用達到同樣的效果。這是因為在原則上，生產和消費是不需要透過市場才能進行的：原則上，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形下，完全沒有市場和一個運作靈活的市場的效果，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假若一切廣義上的交易費用確是等於零的話，這就等於說消費者的意願不需任何費用便能顯現出來；拍賣人和監察者可以免費收集及傳播一切生產及消費的訊息；工人及其它的生產要素，不費分毫，便會完全遵照消費者的意旨生產。至於工人（消費者）的總收入，則可由一個仲裁者免費地依照工人的邊際生產力、資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準則，加以決定。依照這樣的推論，就算沒有市場價格亦可以得出高斯所提出的結局。
在「私產」與「公產」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產權結構（制度）。但不論在什麼經濟制度下，只要這些制度的運作費用是完全免費的，資源的使用都會達到最高的價值。在這情況下，制度的選擇將會是一件隨意、偶然和不可確定的事。
交易費用決定制度安排
但社會制度的運作是有交易費用的。交易費用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因素。社會將盡可能選擇一個交易費用最低的制度。這是由於較早前曾經討論過的「局限下取利」這個假設的緣故。我們若要解釋制度的選擇，就必須證明在考慮一切有關的局限條件後，這個選擇的交易費用是最少的。同樣，假若知道有關的局限條件方向是如何改變的話，我們便可推測制度的轉變。
我建議將廣義的交易（制度）費用分成兩類——（一）一個制度在運作時所要付出的費用；（二）採用某個制度或者制度在蛻變時所要付出的費用。後者包括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協商費用；如果磋商不成，還要包括用武力或其它手段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將闡明，後者最顯著的費用，是信息費用和說服那些因制度轉變而導致收入減少的人所需的費用。
將交易費用如此分類，有三個重要含意。第一，假若採用或改變某一個制度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人們必定會選擇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來支配資源的使用（注三十四）。第二，假若採用或者改變一個制度要付出高昂的代價的話，在眾多的選擇之中，被採用的制度的運作費用並不一定是最低的。在這情況下，倘若不把改變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考慮在內，在表面上來看，社會是有浪費的。第三、假若有一個運作費用較低的制度，而改變制度的代價是少於這制度所能節省的運作費用，那麼制度就必然會改變。
企業（公司）與共產政制
高斯在半世紀前寫的另一篇經典文章裡（注三十五），強調市場的運作是要付出顯著的代價的。正如上文所述，界定私有產權和達成合約都有交易費用，但這是構成自由市場不可缺少的條件。由市場決定的價格，可引導資源的使用。高斯指出，由於決定市場價格耗費不少，另一種制度——公司或企業——便會產生，使交易費用減少。確切地說，受公司僱用的每一個工人，都是照公司的吩咐辦事，而不是不斷地以市場價格作為參考指針，來決定他本身的工作生產。
這裡要考慮的重點，並不是公司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而是在私有產權制度下組成公司，事實上是走向一種共產主義形式重要的一步。一個以前自任老闆、自己經營的鞋匠，現在受雇於工廠裡。由於他跟隨廠商的生產計劃，獲得了工資，但他所縫製的鞋子的售價卻不是由他決定的。故此，在私有企業經營下的工人，將一籃子事務的決定權，委諸公司的管理階層，那包括他的工作時間和假日、他操作的機械、他的同事、他生產的鞋類，和縫製鞋子所涉及的資金、推銷和定價等。他以一特定數量的勞力，換取工資；以他的判斷，當然認為賺取工資比較自己生產然後在街頭販賣，較為上算。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輕率地否定支持共產的理論。一些經驗老到而明智的共產制度觀察家，正在用類似高斯和他的追隨者用來解釋形成公司的道理來替共產主義辯護。他們的推論大概如下：由於市場有缺點，假若每一種資源的擁有者放棄他私自生產的權利，藉以換取工資，將決策的權利委託一個中央管理階層，代為策謀，便可以帶來一個損耗較少的經濟制度。共產理論就推斷，由於一切資源皆屬全民所有，便應將一切生產和分配收入的決定權，交給一個巨大的中央管理處——「超級公司」——國家共產主義「公司」全權負責；各個不同的行業、工廠、公社、階層和其它機構，可被視為「公司」的單位、部門、副部門等等。
一般人可能對管治這麼龐大、囊括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公司的可行性有所存疑。但是規模大小對效率的影響，並不是問題的重心。問題的重心是，一個經濟制度的運作費用的大小，是受到選擇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所左右。我們將會證明，在共產制度下，由於可供選擇的制度不多，其運作費用必定是較私有企業制為高。
選擇與競爭決定交易費用
當一個資源的擁有者決定加入一間公司，受人指揮和管理，他是自動放棄了私自運用資源這選擇。這與用武力或強逼手段來廢除私有產權，然後設立中央管理系統來指揮資源的使用，根本上是兩回事。在這兩種制度下，制度的運作費用——交易費用——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減低，也可以用各種懲罰和獎勵計劃，加強競爭，提高生產（注三十六）。但這其中卻有一個極重要的分別：唯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一）利用多種的經營方式的選擇來節省交易費用；（二）利用轉讓或出售權促進競爭來節省交易費用。這兩點需要詳加說明。
在私有產權制度下，容許他人共同使用產業的例子屢見不鮮。業主不行使私用權的原因，往往不是由於政府強制所致，而是業主自由選擇的結果。容許公眾在土地上放牧，可能因為業主認為圍上柵欄費用太昂貴。在私人擁有的購物商場裡，停車免費，可能因為僱員收費的支出不菲。圍繞著私人擁有的湖泊聚居的人，可能會撒下魚種，共同垂釣。在一座大廈內的游泳池，可能毫無限制地讓住客和他們的賓客，隨意使用（注三十七）。
更廣泛的例子不勝枚舉。分層出售的大廈，業主們可能聯成一個組織，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方式，決定住戶共同關心的問題。某地區聚居的住戶，可能聯成一起，加入鄰近的城市，或者自行聘請消防員和警察。以上舉出的每一個例子，最重要的地方，是每一個產業的擁有人並沒有將私有產權放棄。
在這些例子裡，一些屬於私人所有的資源的共享方式，與使用權是私有而不許別人共享的情況比較，當然是不同的。以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分析，上述的例子都屬於「浪費」。可是，過去二十年經濟分析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我們已瞭解到以上任何一個選擇，其實都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使用資源必定有大小不同的各種交易費用。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以非私用或公用的方式使用資源，是私產擁有者的自由選擇，而不是政府強逼的結果。在私產制度下的各種政府機構的設立，也可以同樣地視為是被業主選擇而成的。
假若要做生產決策時，可供選擇的技術和方法的範圍越廣泛，生產的成本便越低，這是廣為人們接受的定理（注三十八）。同樣，可供選擇的生產制度形式，若範圍越廣泛，其採取的制度安排的交易費用也越少。私有產權制度並不排除選擇與共產中國一般無異的組織形式。美國法律並不阻止農夫將他們的生產資源，聚集一起，組成與中國在大躍進期間建立的人民公社一模一樣的組織——每一個農夫，將他的土地和其它資產交出公用，在公共膳堂吃大鍋飯。倘若公社能夠帶來更高的收入，美國農夫也會選擇公社制。但另一方面，將私有產權連根拔起，結果會消滅大部分在私有企業制度下可供選擇的制度組織形式。
買賣的權利
在私營企業制度之下，私產的擁有者可以選擇出售抑或不出售資源，擴大了選擇的範圍。轉讓權也可增加市場競爭及鼓勵個人運用他所擁有的訊息；二者都可減省交易費用。
我曾提及的那個鞋匠的例子，值得再討論一次。當他決定進入工廠（公司）工作，當然是期待收入會有所改善。這個行動的經濟解釋，是這樣做會節省交易費用。鞋匠有其它可以選擇的途徑：他可以繼續私自縫製鞋子；他可以與其它私產的擁有者訂立合約，而不設立中央的管理；又或者他可以選擇其它的職業。願意聘用這個鞋匠的工廠，不單要保證他的收入要比他自己私營時高，而且還需要與其它工廠競爭僱用他的服務。工人有權不出賣勞力，或者與工廠訂合約後，可以在合約期滿不再續約。故此，在邊際情況下，工廠的交易費用如果不低於鞋匠私營的，工廠便不可能長期生存。同樣地，工廠也享有聘用或不聘用工人的權利。工人的互相競爭，減低了執行合約的費用，因為不稱職的僱員可以被解雇。
出售與不出售的選擇權，增加了競爭，從而減省費用，這個原理亦適合用於其它資源。鞋匠決定加入工廠與否的選擇與工廠決定開除他與否的選擇，相等於地主與佃農的選擇，或者批發商與零售商的選擇。這個競爭的規律，適用於或大或小規模的商業經營。在私有企業裡，大企業的小股東，對企業的管理和決策，只有極少或無足輕重的發言權；但如果他們不滿意企業的管理時，倒有權將股權出售。故此，董事們一定要互相競爭，以減低交易費用的手法來爭取資金。交易費用不單影響行為，也同時被行為影響。
我們時常觀察到在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裡，決策人犯了錯誤，不一定會遭受相應的懲罰；但在私營企業裡，錯誤卻一定會自動帶來懲罰——帶來私人經濟損失。這現象，可以用有選擇和沒有選擇來解釋。例如在共產中國，派往工廠的工人，沒有離職和改往他處工作的權利。故此，這制度沒有一種內在機能，逼使工廠通過節省交易費用來競相挽留它的工人。生產不受歡迎的產品，使工人的前景趨於黯淡，可是由於工人沒有辭職的權利，故此依舊生產不值錢的東西。
總括來說，當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經營方式）較少和沒有轉讓權來鼓勵節約費用時，制度的運作費用必然較高。較高的交易費用，會使下列的費用更為昂貴——
（一）決定生產資源的比較優勝條件；
（二）協調資源的使用；
（三）從不同的人搜集使用資源的訊息；
（四）替產品定價。
故此，當私有產權不存在時，資源（包括工人）就會較有可能不根據成本優勢來支配；資源的協調較有可能與節約開支背道而馳；訊息較有可能以更高昂的代價才能獲得；也較有可能出現存貨堆積，或購物人龍，使那些原來可以替社會增加生產的資源（存貨時間和排隊時間），白白被耗損掉。
改變制度的費用
改變現行的經濟制度，是要付代價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運作費用較高的制度能夠維持下去。我曾經指出，有兩種費用妨礙制度轉變。第一是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訊息所需付出的費用。第二是要說服——或者逼使——那些在制度改變後，實質收入會減少的人所需的費用。在中國，這兩種費用很高；不過，我在第四章裡將會指出，這些費用正在下降。
搜集訊息的費用往往高昂。它的高低對於制度改變非常重要，因為要一群核心人物獲得充足的數據，且對另一種制度的組織深具信心，他們才可以開始對制度改變作認真的探討。事實上，那些只涉及幾個人但卻令大家得益的合約形式，也不容易馬上被採用。例如，美國在未曾採用「單位化合約」（unitization contract）將地下的原油界定產權誰屬之前，多年以來，相鄰的地主，都狼狽萬分地競相趕快地從他們的土地抽取石油。在華盛頓州，最近才通過「托管契約」（deed of trust），取代在房地產買賣中沿用多年的「借貸合約」，雖然後者的執行費用比較昂貴。
若要改變合約的形式也遇到那麼大的困難，要一個龐大的國家裡改變產權的結構，更是難上加難。上文曾經強調，幾十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受到模稜兩可的觀念左右；只有知識才能消除「一九五七年幻象」。一整代的中國人，因為喪失了受廣博教育的機會而變得無知。長期生活在威嚇之下，他們變得沉默和迷惘。這一切使獲取訊息費用更為昂貴。中國人對自由市場在日常生活裡如何運作，只有膚淺的認識；對於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概念更模糊。再加上現時的官僚特權階級，傾向於操縱訊息以符合他們的利益，問題就更複雜了。
得益分子的抗拒
任何產權結構的改變，必然影響收入的分配。原先享有特權的階級，會反對改革，結果導致了第二種費用。中國幹部現時享有的較優收入，來自兩方面。其一可以追溯到毛澤東對「走資派」的懲罰——包括那些僅被懷疑為傾向於資本主義路線的人（注三十九）。其二是在現時的產權制度裡，仍然掌權的幹部享有在比較上有利的競爭優勢。只要產權的結構仍然維持原狀，第二種的優勢利益便能夠繼續下去，這對制度的改變是有著強大阻力的。
在任何的競爭方式裡，遊戲的規則，在決定勝負或先後次序時，極為重要；若規則改變，勝負和先後次序亦會轉變。故此，兒童與職業運動員，都可能會爭取修改或者保存現有的遊戲規則。在大學裡，有些學生會贊成用選擇題的考試方式，一些則喜歡寫文章，這視乎他們判斷哪一個方式對他們較為有利。在市場裡，成功源自提高生產力和節省成本。反之，在國家支持的制度裡，卻應用其它的準則——例如，在州立大學裡，教師的薪酬與辦公室的面積，是根據年資和發表論文的數目而定的。無論任何制度安排，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必然存在，而產權結構劃定了遊戲規則，而規則又決定了甄別勝利者的條件。
在中國的共產制度或任何地方的制度裡，人與人之間的所得或收入都不是平均的。人生下來，競爭的能力便各自不同，雖然他們的相對利益，會隨著遊戲規則的改變而發生變化。那些位居要津，有能力影響遊戲規則的人，會盡辦法維持或改變規則，藉此增加他們獲勝的機會。
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革命，在中國引起一連串大規模收入分配的改變。使用武力，可能是解決國民黨崩潰後遺留下來問題的費用最少的辦法。在那混亂的時代，毛澤東的政治策略是罕有其匹的。由毛澤東推行的權力結構和規則，自然是他和他的支持者所擁有的相對優勢互相一致的。適者生存，故目前中國有一大群適應共產制度和它競爭準則的同志。這些同志會反對任何改變現有的產權結構的動議。
如果制度改變使每個人都增加利益，那麼問題便不會太大；只需要克服訊息費用便行了。不過，倘若改變會使到一部分人得益，但另一部分人卻受損，縱使制度改變會為社會整體帶來淨利益，反對的力量必然存在。使用武力是一個解決方法；或者，假若反對的人數不多，或全無勢力，置諸不理也可以。
現在中國的制度，運作費用極之驚人（注四十）。經濟學者或會建議，將反對施行私有企業的幹部提前退休，給予他們補償，讓他們過舒適的生活，所得的淨利對社會大有好處。施行這建議的困難，是因為商議和執行改變的費用極大。在這樣龐大的收益轉移裡，單是決定每一個人的相對所得，已經是極為艱難的工作。況且，一次過支付這樣龐大的款項，籌集資金非常困難，而且期票必然不被接受。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抹殺有可能設計出一套稅收和其它轉移方法，以利便制度改革的進行。
理論簡說
儘管我們不能否定以上任何一個可行的辦法，最近在中國發生的事件，顯示出一個可能的轉變途徑。因為一些競爭規則已開始發生變化，使現在中國幹部的收入優勢，難以持久。這種情況發展下去，總有一天，他們會不再極力反對改革。
在經濟分析的領域裡，經濟制度的組成和轉變只能在選擇理論的基礎上作解釋。現存的制度及有關改變這制度的推測，必定要與「局限下取利」及柏拉圖情況沒有衝突。看似是「沒有效率」但卻仍然存在的制度，以選擇的角度看，是不能得到滿意的解釋的。表面上的經濟浪費持續不斷，是因為忽視了運作或改變制度安排時所要付出的代價而已。
在一人世界裡，沒有經濟制度可言。因此我認定廣義上的交易費用，是決定制度安排的主要局限約束條件。這個觀點，為廣義的高斯定律所支持。更確切點說，假若一切的交易費用等於零，無論產權的本質或制度作何安排，資源的使用必然替社會帶來最大的收益。故此，在交易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制度的選擇將無從決定。
交易費用出現，制度就隨之衍生以減少交易費用。這些費用可分為制度運作和改變制度這兩種。一個運作費用比較低的制度，若它能節省的費用是大於改變制度所需的費用，就必被採用。假若我們不理會制度改變的費用，那麼在運作時交易費用比較高的制度，便會被指為有浪費，而我們也因此無法解釋它的存在。
在指出公司或企業的出現是要減低市場的運作（交易）費用後，我指出企業的設立，實在是趨向共產主義重要的一步。事實上，高斯對企業的看法與那些維護共產制度所作的最佳辯詞，有相似之處。可是，這相似之處，僅到此為止。當撤消了私有產權制度之後，經營共產企業的交易費用，必然較高，這是由於可供選擇的經營方式比較少，加上缺少了轉讓和購買或出售產權的權利，便不能透過競爭來節省交易費用。
制度改變的主要障礙，是因為搜集有關其它制度的訊息數據，及說服或強迫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都要付出費用。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中國幹部，會盡可能歪曲數據和保存現有的遊戲規則（產權制度），以遷就他們擁有的競爭優勢。共產制度——運作時交易費用特別高昂的制度——所以被採用而存在，是由於改變制度要付出的費用過高的緣故。下文指出，雖然無可置疑這後者的費用異常高昂，但在今天的中國，這些費用明顯地正在不斷下降。
註釋：
（注二十五）至於更詳盡的探討，見張五常：《公損的神話》（The Myth of Social Cost, Hobart Paper 82），倫敦經濟事務學社，一九七八，尤其是第二十三、二十四及第五十一至五十四頁。
（注二十六）對這個謬誤的精彩討論，見Harold Demsetz, 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1-22。
（注二十七）延遲調整的出現，有如下例。當訊息費用使某行業的工人無法瞭解他們產品的需求經已下降，因而錯估了他們的時值，他們寧願失業而不願意將薪金降低。（Armen A.Alchian, 洍nformation Costs, Pricing and Resource Unemployment, Western Enonomic Journal, April 1969, p.100-128）。
（注二十八）無可否認，在個別的情形下，一些人可能會為環境（譬如武力）所制，令他們對事情演變的結果喪失發言權。
（注二十九）據此定義，勞工或人力資本，在共產中國並不能視為私有財產，因為工人既沒有選擇職業，也沒有商議工資、締定合同的自由。
（注三十）同注十四。
（注三十一）這個論點的一個假設是：收入分配的改變，並不足以導致資源運用的進一步更動。譬如，倘若一個廠東必須對污染環境負責，賠償鄰居，他的財富便會因而減少，而鄰人的財富便會得以增加。因為個人消費口味各異，收入分配的改變很可能會令商品、服務的生產和推銷發生改變。在高斯的分析中，收入分配對資源運用所起的第二個回合的影響，是假設不存在的，因為他的中心論題是研究產權與稀有資源的價值關係。
（注三十二）交易理論是基於兩個假設之上——（一）每個人在局限條件下追求最大效益；（二）若商品的價格下降，需求量會增加。這理論指出，個人參予市場交易是因為有利可圖。私人的交易或訂立合約，要有私有產權。每一宗交易都有合約的存在，而合約的範圍，包括簡單的默契以至極端複雜的條款（張五常：《合約的結構與非私有資源的理論》，法律與經濟期刊，一九七○年四月，第四十五至七十頁）。
（注三十三）張五常：《佃農理論》，芝加哥大學出版，芝加哥，一九六九年。
（注三十四）一個社會不一定只有一種制度安排；不同的安排可能會同時並存，情況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運作費用。
（注三十五）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p.386-405。
（注三十六）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公共汽車司機若安全駕車一萬公里，便會獲頒紙星一顆，貼在公共車的當眼處。但因為紙星不可以兌換成商品，每一顆星的邊際價值因而迅速下跌。較諸私有企業式的經濟，在共產制度下，非金錢獎勵來得遠為普遍。隨便的觀察所得，這辦法在中國似乎已不再流行了。
就算非金錢獎勵能夠間接地帶來金錢的收入，如社會名望可以提高薪酬或帶來免費的晚餐，但因為榮譽獎勵的效用來得較為轉折，所牽涉到的交易費用必定較高。倘若獎勵能夠令別人以較低的訊息費用認識到獲獎者的才能——人力資源的價值，又或者獲獎者感到榮耀的本身是一種效益，那麼較高的交易費用是可以接受的。姑勿論如何，在私有產權制度下，榮譽獎勵的多寡顯然是調節有度。在別的制度下，由於金錢獎勵受到壓制的關係，榮譽獎勵便會較多。今天中國工人所表現的散漫態度，正好證明光是非金錢獎勵不足以發揮激勵工作的效果。
（注三十七）Harold Demsetz, 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4。
（注三十八）Armen A.Alchian, Costs and Outputs, in M. Abramovitz (ed.), 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California, 1959。
（注三十九）在文革期間，「走資派」的定義被荒謬地全面擴大，欣賞莫扎特和貝多芬音樂的人亦不能倖免。
（注四十）這一點，下文再詳加申述。
Friday, January 2, 1981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第二章
第二章 中國制度改革的困阻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以嚴謹見稱的經濟學的範疇裡，替這些名詞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在中國，形形色色的主義，都由含義模糊的標語和口號來表達。
我年輕的時候，在中國上學，老師常對我說，由於我年紀太輕，不可能瞭解這些學說。三十五年後，中國的官員告訴我，由於我是外人，不可能明白這些學說。模稜兩可的語句，常常被認為是精妙深奧——尤其是對那些無知的人來說——這正好給政客機會，大加利用。中國的共產制度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模稜兩可。這給予維護「主義」的人，三個可乘之機。
模糊可逃避挑戰
第一個機會，歸納起來，是應驗了高斯的格言：「不清楚的意念，永不可能是清楚地錯了的（注十四）。」用意義不明確的語言，比用清晰的更易於達到「洗腦」的目的。無知或教育不高的民眾，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這情況在毛澤東之前已存在。當時，一般人普遍地接受「國父」孫逸仙的經濟「理論」。這「理論」取自亨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注十五）的書，而其中的錯誤經濟邏輯，幾十年來在中國竟然沒有人提出質疑（注十六）。
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我與兩位著名社會科學家會面。我乘機指出，無論一種學說的聲名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其結論，並不是研究科學應有的態度。我強調，一流的經濟學者也不可能永不犯錯誤；理論必要經過實踐的驗證，可是沒有任何共產主義的學說曾經通過實踐驗證這一關，所以這些學說是沒有事實支持的。他們對我的批駁沒有反應。
第二個給人利用的機會，是一般人所知的經濟制度的定義，極為模糊。由於一個制度（資本主義）與另一個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沒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很容易將一切弊端歸諸於前者，或將一切美好的寄望於後者。他們常將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那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但界定一個經濟制度是不能以該制度所發生的事件為依據，正如我們不能以曾經發生過假宗教之名而進行的大屠殺，來界定宗教。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各種可怕事件，來界定共產主義。
國民黨的資本主義
在蔣氏當政時代不斷傳出的各種恐怖劣行，是有事實根據的。腐敗的官員，為著搾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便不斷印刷鈔票，以致要以千萬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有人願意接受面值小於百萬元的鈔票，因為要帶龐大數量面值小的鈔票作交易，並不合算（注十七）。在鄉間，很多個年頭，農民以木薯為主要糧食。為了較易下嚥，鄉民把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裡，警察時常夥同扒手一起活動。倘若拍檔失手被發現，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顯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餐、看霸王戲。在上海，拉黃包車的車伕，就業後平均壽命只得四年。在廣州，一專門販賣贓物的市場，最初只在午夜後才營業，可是在不久之後，卻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廣州嶺南大學，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要求教授在考試前洩露試卷。當教授拒絕後，這個學生用槍將教授殺死，其後逍遙法外。
繼而掌權的共產政權，不斷向學生灌輸諸如此類的例子，作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寫照。這當然是一個謬誤，因為由此而引伸的資本主義定義，會變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一個人有適當的關係，就可以胡作非為」。根據這個定義，「資本主義」當然有可能產生各種弊端。可是，這闡釋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法律與秩序。換句話說，權利的界定與執行付諸闕如。
產權結構是界定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這包括各樣的約束和局限條件。社會的每一個人，會為適應各種約束條件而競爭，相互影響。倘若制度有所改變，競爭的規則便隨之而變。所以，與其用「主義」或「資本」這一類字眼來形容中國將來的路向，我們倒不如談產權制度的改變。中國可能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國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產權」這一類字眼。我的推測不外是，中國將來所採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制度極其類似。
憲法的合約精神
第三，模糊的概念與界定會帶來不明確的法例，令官員有機可乘。表面上他們循規蹈矩，實則擁官自肥，或為一些利益團體服務。就以美國的憲法來說，它最重要的條例，是維護私有財產的權利。但因為定義下得不夠嚴謹，政府仍然可以在憲法裡找到漏洞，頒布各種違反私有產權的法例。假若以今天經濟學者對私有產權的清楚認識，將憲法改寫，那麼價格管制、某些環境保護條例，甚至政府以加貨幣供應來間接抽稅的通貨膨脹，都屬於違反憲法的行為。
一九七九年，中國修訂的憲法，比起美國的憲法，內容更遠為含混不清。以下是從「總綱」一項下摘錄的一些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數據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眾集體所有制。（第五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十條）
*國家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第十一條）
在「總綱」下的十九條款，定義極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章裡，堂而皇之地宣稱，公民擁有工作、休息和從國家獲得各種利益的權利。
以上所引各條，作為宣傳之用，可能功效極大；這些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宣言。可是，憲法的原意，是作為國家與人民之間締定的合約，提供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必須共同遵守的準繩。要達到這目的，憲法——正如其它任何合約——一定要對有關人士施以約束。至於它是否認同私有產權制度，不是問題所在；重要的是必須替整個社會的產權結構，作出明確的界定。
打個比喻，如果在聘請一個僱員時，僱主採用類似上述措辭訂立契約，僱員能否知道他的職責所在呢？模稜兩可的合約，會使僱主可以隨意改變公司的規則，或隨意獎賞或處罰僱員。因此，中國的憲法，不僅沒有替社會和經濟活動設立一套明確的產權制度，反而更使權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看法，經濟進步有賴於憲法，那麼將中國的憲法徹底改寫，是會促進現代化的計劃的（注十八）。國家領導人或可用較緩和的方法。在把憲法作為代表共產黨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則的同時，他們也許能在次一級的立法機構裡，制定法則，將權利界定得較為清楚一點。所以在原則上，憲法可以因為受到經濟壓力而改變，或遭漠視，或被重新作闡釋。話雖如此，用次一級的立法界定和保障權利，總會受到上一級的含糊不清的憲法的影響。
因此，妨礙中國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積下來的大量意義含糊和教條化的概念。中國共產主義在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長期鼓吹的空洞宣傳口號，有不斷被重複的各種駭人的「資本主義」故事，也有那誇誇其談，華而不實的中國憲法。
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另外兩個障礙，在短期內也不容易克服。其一是來自人數眾多的官僚和軍人階級。他們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業制度下，會受到威脅。其二是我稱之為「一九五七年幻象」（注十九）。
官僚階層的阻力
一些有見地的中國觀察家曾經表示過，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頭路——再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極有可能是受到軍方的壓力。一向以來，中國的軍人階級，對政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事實上，全民皆兵，從孩提時代開始便當小紅衛兵（注二十），是毛澤東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二十年，除軍人以外，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遭受程度深淺不一的侮辱。近來的跡象顯示，在共產主義下得享特權的軍人階級，是希望維持原狀的。
中國的官僚階層，尤其那些地方幹部，更加熱衷於鞏固原有的政體。要估計這些幹部的數目十分困難。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屬於政府官員，因為理論上一切大小企業都屬國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負責制定政策路線的行政人員外，還有一大批政府官員負責管治各單位和各行各業的各種活動（注二十一）。難怪外國訪客都感到在中國，無論往哪裡去，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員。正如以下的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況，這些官員不單比普通工人獲較高的金錢收入，他們還有各種比薪金高幾倍的利益。在美國，一個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資往往多過一個市長的收入，但在中國接待我的朋友卻難以相信我所說的。
研究管制理論的經濟學者（他們研究為什麼某些法例會出現），很少會不同意政策的制訂人是會盡可能維護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個私有產權的社會裡，官員藉政策營取私利的動機，卻因為替政府工作無利可圖而削弱。例如美國列根政府的內閣成員，普遍都犧牲優薪的工作來參政。高級政府官員須向公眾透露他們的財產，而他們的報稅也容易引起調查。雖然曾在政府高層裡任職的名氣，會提高他們日後回到私營機構工作時的身價，不過對大部分的閣員來說，在政府任職時，收入損失極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質報酬以外的原因，他們才願意參加政府工作。
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要生活過得舒適，就必要做幹部才有可能。但因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豐，我們就很難想像步向「資本主義」之路的動力，會來自這一幹部。
有希望的八個年頭
現在讓我們轉談上文我稱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這一段為期短暫、充滿希望的時期。那時是共產黨從國民黨（注二十二）手上接掌政權，而後者在中國實施的所謂資本主義建國計劃，將經濟弄得一團糟。在那八年裡，經濟有進展。在二次大戰和國民黨管治時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國上學。一九五七年回國探訪時，我發覺一般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了一點：糧食供應有了改善，規律與秩序也重新恢復。今天，一般人都認為中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訪中國時，我與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懷念一九五七的景況：咖啡店每日開門營業八小時，路邊的食物攤檔在晚上繼續營業，公園潔淨，任何人可隨便進出「友誼商店」（注二十三），輪購的人龍較短，價錢也較低廉。
故此，在中國人的記憶裡，資本主義就等於國民黨的禍亂時代；他們將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頭」，與共產主義聯繫起來。由於嚮往以往的生活，他們問：「假若在八年間便得到那樣的成績，如果不是有大躍進的重大錯誤，誰能夠預料今天中國的生活水平會有多高？」回憶起「資本主義」失敗得多麼可怕，「共產主義」成功得多麼迅速，他們相信現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重新上路。
雖然一般的中國人仍然不願意公開批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但我相信他們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來支持這些主義，是出於一片誠意的。這個支持共產的論點，是他們唯一的一個源自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從意識形態引伸出來的陳腔濫調。
錯誤的比較
我之所以稱一九五七年的成就為「幻象」，並不是由於它的經濟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於它的消失來得太突然。我只是以為這不是比較兩個經濟制度的恰當基礎。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是一個紛亂的時期，是一個戰亂後無法無天的時期，是一個貪污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期，是一個資本大量撤離中國的時期。所以當共產黨席捲全國後，要改善它所承襲的爛攤子，絕對沒有問題。（假若蔣介石仍在中國掌權，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無關宏旨的問題，雖然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大有看頭的。）
我的論據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統治，比較上有點成就，是由於國民黨統治時的「假資本主義」（pseudo-capitalism）的徹底失敗。將這兩個片段排列比較，代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個好年頭裡的高，即一九五七年，中國仍然遠比香港和日本貧窮，較諸美國和加拿大，就相去更遠。在一九五七年的七個月裡，我剛好有機會在以上五個國家旅行，粗略的觀察，也可以見到在外國一個普通家庭的物質享受——電話、電視、雪櫃、汽車和房屋——與中國的差異甚大。根據現有的估計，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平均消費，其實比一九三三年時還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注二十四）。
令人困惑的問題仍在：假若中國能夠維持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受到大躍進的阻撓，它今日的經濟情況能否與台灣、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較呢？有些中國官員認為應該相距不大，甚或超越她們。故此，今天中國的領導人，仍然要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濟範圍下，盡量避免重蹈覆轍，進行實驗。依我之見，歷史會證明，他們這樣做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
註釋
（注十四）高斯於批評庇古有關公損的文章時曾說：「含糊的說法，由於不清不楚，是永遠不會清楚地錯的。」（R.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p.39）
（注十五）原文編者按：1839-97，亨利·佐治是美國以經濟為主題的宣傳家、辯論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進步與貧窮》（1879），主要是探討收入分配的問題。他的方案是單一徵收土地稅，以消除一切非勞動得來的成果。
（注十六）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認為，孫中山套用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這個說法，有其根據。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沒有包括亨利·佐治的「單一稅」學說（即只對土地徵稅），但其宣傳氣味則一，認為一切土地皆應歸公眾所有。
孫中山是一個學醫的人，並未受過工程學的訓練，但卻替中國設計一套鐵路網。他在三民主義裡的分析，同樣也顯出他對經濟學一無所知。孫中山無疑是用心良苦，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時聽到，台灣的經濟成就應歸功三民主義的說法，卻是毫無根據的。
（注十七）假若我的記憶正確的話，當一九四八年發行新貨幣的時候，在發行當天的早上，兌港元的匯率是一個新元兌六港元。到當天傍晚時分，匯率卻倒轉過來——一港元兌六元。關於那一個時期中國通貨膨脹的深入討論，請參閱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50, John Wiley, New York, 1958; 和Shun-hsin Chow,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9-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注十八）最近（一九八二年四月）修改的中國憲法，依然是以浮詞、口號為本，對於權利的界定，並未有作出明確的澄清。
（注十九）於下文《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一節再有解釋和討論。
（注二十）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產品，大部分是由七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組成。他們穿上制服，除破壞中國文化傳統外，較年長的紅衛兵常參與武鬥，造成無可估計的傷亡。
（注二十一）據最近的估計，負責行政的幹部約為一千八百萬人，絕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其它幹部的人數和職級，則無數據可稽。
（注二十二）原文編者按：國民黨由孫逸仙於一九一二年創立和領導。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蔣介石是那時的軍方領袖，這使他於一九二七年獲得黨的領導權。
（注二十三）在「友誼商店」所售賣的是中國最優良的商品。那裡大部分的東西在中國其它商店裡是買不到的，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不能進入店內。它只開放給港澳居民以外的外國人。同樣的貨品，在香港購買的價錢，較為廉宜；但是，香港居民卻不可以帶它們入境。由於極少外國訪客會在「友誼商店」購買中國製造的腳踏車或縫衣機帶出口，我們推斷限制顧客種類的目的，是促使海外華僑用高價購買東西贈送給他們在中國的親戚朋友，藉此吸收外匯。
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商店的另一個作用，是作為中國經濟成就的櫥窗：根據中國刊物的報道，一些在毛澤東時代展出的商品，只供參觀而非出售之用。
（注二十四）劉大中與葉孔嘉：《對中國大陸國民收入的初步估計，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美國經濟評論，一九六一年五月，第四百八十九至四百九十八頁； J.L.Buck, Reliability of Communist China's Data on Food Grain Production, Current Scene, March 1965, p. 1-11; Colin Cl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76, p.239-64。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以嚴謹見稱的經濟學的範疇裡，替這些名詞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在中國，形形色色的主義，都由含義模糊的標語和口號來表達。
我年輕的時候，在中國上學，老師常對我說，由於我年紀太輕，不可能瞭解這些學說。三十五年後，中國的官員告訴我，由於我是外人，不可能明白這些學說。模稜兩可的語句，常常被認為是精妙深奧——尤其是對那些無知的人來說——這正好給政客機會，大加利用。中國的共產制度之所以能夠存在的原因之一，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模稜兩可。這給予維護「主義」的人，三個可乘之機。
模糊可逃避挑戰
第一個機會，歸納起來，是應驗了高斯的格言：「不清楚的意念，永不可能是清楚地錯了的（注十四）。」用意義不明確的語言，比用清晰的更易於達到「洗腦」的目的。無知或教育不高的民眾，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這情況在毛澤東之前已存在。當時，一般人普遍地接受「國父」孫逸仙的經濟「理論」。這「理論」取自亨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注十五）的書，而其中的錯誤經濟邏輯，幾十年來在中國竟然沒有人提出質疑（注十六）。
一九七九年在中國，我與兩位著名社會科學家會面。我乘機指出，無論一種學說的聲名多大，若盲目地接受其結論，並不是研究科學應有的態度。我強調，一流的經濟學者也不可能永不犯錯誤；理論必要經過實踐的驗證，可是沒有任何共產主義的學說曾經通過實踐驗證這一關，所以這些學說是沒有事實支持的。他們對我的批駁沒有反應。
第二個給人利用的機會，是一般人所知的經濟制度的定義，極為模糊。由於一個制度（資本主義）與另一個制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沒有清楚的分界，要利用的人很容易將一切弊端歸諸於前者，或將一切美好的寄望於後者。他們常將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蔣介石當權時代的中國，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典型例子。那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但界定一個經濟制度是不能以該制度所發生的事件為依據，正如我們不能以曾經發生過假宗教之名而進行的大屠殺，來界定宗教。同樣道理，我們也不能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的各種可怕事件，來界定共產主義。
國民黨的資本主義
在蔣氏當政時代不斷傳出的各種恐怖劣行，是有事實根據的。腐敗的官員，為著搾取人民擁有的黃金和白銀，便不斷印刷鈔票，以致要以千萬元的鈔票才能買到一瓶汽水。沒有人願意接受面值小於百萬元的鈔票，因為要帶龐大數量面值小的鈔票作交易，並不合算（注十七）。在鄉間，很多個年頭，農民以木薯為主要糧食。為了較易下嚥，鄉民把它長期浸在水中。在城市裡，警察時常夥同扒手一起活動。倘若拍檔失手被發現，他便出面「拘捕」。警察也常顯示佩械，藉此吃霸王餐、看霸王戲。在上海，拉黃包車的車伕，就業後平均壽命只得四年。在廣州，一專門販賣贓物的市場，最初只在午夜後才營業，可是在不久之後，卻在白天大做生意。在富有的廣州嶺南大學，一個政府官員的兒子要求教授在考試前洩露試卷。當教授拒絕後，這個學生用槍將教授殺死，其後逍遙法外。
繼而掌權的共產政權，不斷向學生灌輸諸如此類的例子，作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的寫照。這當然是一個謬誤，因為由此而引伸的資本主義定義，會變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若一個人有適當的關係，就可以胡作非為」。根據這個定義，「資本主義」當然有可能產生各種弊端。可是，這闡釋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法律與秩序。換句話說，權利的界定與執行付諸闕如。
產權結構是界定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這包括各樣的約束和局限條件。社會的每一個人，會為適應各種約束條件而競爭，相互影響。倘若制度有所改變，競爭的規則便隨之而變。所以，與其用「主義」或「資本」這一類字眼來形容中國將來的路向，我們倒不如談產權制度的改變。中國可能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國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產權」這一類字眼。我的推測不外是，中國將來所採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制度極其類似。
憲法的合約精神
第三，模糊的概念與界定會帶來不明確的法例，令官員有機可乘。表面上他們循規蹈矩，實則擁官自肥，或為一些利益團體服務。就以美國的憲法來說，它最重要的條例，是維護私有財產的權利。但因為定義下得不夠嚴謹，政府仍然可以在憲法裡找到漏洞，頒布各種違反私有產權的法例。假若以今天經濟學者對私有產權的清楚認識，將憲法改寫，那麼價格管制、某些環境保護條例，甚至政府以加貨幣供應來間接抽稅的通貨膨脹，都屬於違反憲法的行為。
一九七九年，中國修訂的憲法，比起美國的憲法，內容更遠為含混不清。以下是從「總綱」一項下摘錄的一些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數據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眾集體所有制。（第五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第十條）
*國家堅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第十一條）
在「總綱」下的十九條款，定義極為含糊。在「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章裡，堂而皇之地宣稱，公民擁有工作、休息和從國家獲得各種利益的權利。
以上所引各條，作為宣傳之用，可能功效極大；這些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宣言。可是，憲法的原意，是作為國家與人民之間締定的合約，提供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必須共同遵守的準繩。要達到這目的，憲法——正如其它任何合約——一定要對有關人士施以約束。至於它是否認同私有產權制度，不是問題所在；重要的是必須替整個社會的產權結構，作出明確的界定。
打個比喻，如果在聘請一個僱員時，僱主採用類似上述措辭訂立契約，僱員能否知道他的職責所在呢？模稜兩可的合約，會使僱主可以隨意改變公司的規則，或隨意獎賞或處罰僱員。因此，中國的憲法，不僅沒有替社會和經濟活動設立一套明確的產權制度，反而更使權利混淆不清。
倘若如一般的看法，經濟進步有賴於憲法，那麼將中國的憲法徹底改寫，是會促進現代化的計劃的（注十八）。國家領導人或可用較緩和的方法。在把憲法作為代表共產黨政策崇高至上的原則的同時，他們也許能在次一級的立法機構裡，制定法則，將權利界定得較為清楚一點。所以在原則上，憲法可以因為受到經濟壓力而改變，或遭漠視，或被重新作闡釋。話雖如此，用次一級的立法界定和保障權利，總會受到上一級的含糊不清的憲法的影響。
因此，妨礙中國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邁進的重大阻力之一，是累積下來的大量意義含糊和教條化的概念。中國共產主義在這方面所得的支持，有長期鼓吹的空洞宣傳口號，有不斷被重複的各種駭人的「資本主義」故事，也有那誇誇其談，華而不實的中國憲法。
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另外兩個障礙，在短期內也不容易克服。其一是來自人數眾多的官僚和軍人階級。他們的地位及既得利益，在自由企業制度下，會受到威脅。其二是我稱之為「一九五七年幻象」（注十九）。
官僚階層的阻力
一些有見地的中國觀察家曾經表示過，一九八一年所走的回頭路——再次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極有可能是受到軍方的壓力。一向以來，中國的軍人階級，對政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事實上，全民皆兵，從孩提時代開始便當小紅衛兵（注二十），是毛澤東的期望。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的二十年，除軍人以外，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遭受程度深淺不一的侮辱。近來的跡象顯示，在共產主義下得享特權的軍人階級，是希望維持原狀的。
中國的官僚階層，尤其那些地方幹部，更加熱衷於鞏固原有的政體。要估計這些幹部的數目十分困難。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屬於政府官員，因為理論上一切大小企業都屬國家所有。除了那些位居要津、負責制定政策路線的行政人員外，還有一大批政府官員負責管治各單位和各行各業的各種活動（注二十一）。難怪外國訪客都感到在中國，無論往哪裡去，都一定碰上政府官員。正如以下的第四章中我描述的情況，這些官員不單比普通工人獲較高的金錢收入，他們還有各種比薪金高幾倍的利益。在美國，一個普通修水喉匠的工資往往多過一個市長的收入，但在中國接待我的朋友卻難以相信我所說的。
研究管制理論的經濟學者（他們研究為什麼某些法例會出現），很少會不同意政策的制訂人是會盡可能維護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法例。在一個私有產權的社會裡，官員藉政策營取私利的動機，卻因為替政府工作無利可圖而削弱。例如美國列根政府的內閣成員，普遍都犧牲優薪的工作來參政。高級政府官員須向公眾透露他們的財產，而他們的報稅也容易引起調查。雖然曾在政府高層裡任職的名氣，會提高他們日後回到私營機構工作時的身價，不過對大部分的閣員來說，在政府任職時，收入損失極大，所以必然要有物質報酬以外的原因，他們才願意參加政府工作。
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要生活過得舒適，就必要做幹部才有可能。但因為推行政策的人收入最豐，我們就很難想像步向「資本主義」之路的動力，會來自這一幹部。
有希望的八個年頭
現在讓我們轉談上文我稱為「一九五七年幻象」。那是指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這一段為期短暫、充滿希望的時期。那時是共產黨從國民黨（注二十二）手上接掌政權，而後者在中國實施的所謂資本主義建國計劃，將經濟弄得一團糟。在那八年裡，經濟有進展。在二次大戰和國民黨管治時期，直至一九四八年止，我在中國上學。一九五七年回國探訪時，我發覺一般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了一點：糧食供應有了改善，規律與秩序也重新恢復。今天，一般人都認為中國的生活水平還不如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重訪中國時，我與招待我的友人，一起懷念一九五七的景況：咖啡店每日開門營業八小時，路邊的食物攤檔在晚上繼續營業，公園潔淨，任何人可隨便進出「友誼商店」（注二十三），輪購的人龍較短，價錢也較低廉。
故此，在中國人的記憶裡，資本主義就等於國民黨的禍亂時代；他們將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好年頭」，與共產主義聯繫起來。由於嚮往以往的生活，他們問：「假若在八年間便得到那樣的成績，如果不是有大躍進的重大錯誤，誰能夠預料今天中國的生活水平會有多高？」回憶起「資本主義」失敗得多麼可怕，「共產主義」成功得多麼迅速，他們相信現在唯一需要的，是以一九五七年為起點，重新上路。
雖然一般的中國人仍然不願意公開批評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但我相信他們引用一九五七年的例子來支持這些主義，是出於一片誠意的。這個支持共產的論點，是他們唯一的一個源自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從意識形態引伸出來的陳腔濫調。
錯誤的比較
我之所以稱一九五七年的成就為「幻象」，並不是由於它的經濟成就微不足道，也不是由於它的消失來得太突然。我只是以為這不是比較兩個經濟制度的恰當基礎。國民黨統治下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是一個紛亂的時期，是一個戰亂後無法無天的時期，是一個貪污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時期，是一個資本大量撤離中國的時期。所以當共產黨席捲全國後，要改善它所承襲的爛攤子，絕對沒有問題。（假若蔣介石仍在中國掌權，他的工作成效如何，是一無關宏旨的問題，雖然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大有看頭的。）
我的論據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統治，比較上有點成就，是由於國民黨統治時的「假資本主義」（pseudo-capitalism）的徹底失敗。將這兩個片段排列比較，代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反常而不是正常的衡量。再者，在八個好年頭裡的高，即一九五七年，中國仍然遠比香港和日本貧窮，較諸美國和加拿大，就相去更遠。在一九五七年的七個月裡，我剛好有機會在以上五個國家旅行，粗略的觀察，也可以見到在外國一個普通家庭的物質享受——電話、電視、雪櫃、汽車和房屋——與中國的差異甚大。根據現有的估計，一九五七年中國的平均消費，其實比一九三三年時還要少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三左右（注二十四）。
令人困惑的問題仍在：假若中國能夠維持一九四九至五七年的經濟增長率，沒有受到大躍進的阻撓，它今日的經濟情況能否與台灣、香港，或甚至日本比較呢？有些中國官員認為應該相距不大，甚或超越她們。故此，今天中國的領導人，仍然要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經濟範圍下，盡量避免重蹈覆轍，進行實驗。依我之見，歷史會證明，他們這樣做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
註釋
（注十四）高斯於批評庇古有關公損的文章時曾說：「含糊的說法，由於不清不楚，是永遠不會清楚地錯的。」（R.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p.39）
（注十五）原文編者按：1839-97，亨利·佐治是美國以經濟為主題的宣傳家、辯論家，他的主要著作是《進步與貧窮》（1879），主要是探討收入分配的問題。他的方案是單一徵收土地稅，以消除一切非勞動得來的成果。
（注十六）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認為，孫中山套用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這個說法，有其根據。雖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沒有包括亨利·佐治的「單一稅」學說（即只對土地徵稅），但其宣傳氣味則一，認為一切土地皆應歸公眾所有。
孫中山是一個學醫的人，並未受過工程學的訓練，但卻替中國設計一套鐵路網。他在三民主義裡的分析，同樣也顯出他對經濟學一無所知。孫中山無疑是用心良苦，但是，我認為我們不時聽到，台灣的經濟成就應歸功三民主義的說法，卻是毫無根據的。
（注十七）假若我的記憶正確的話，當一九四八年發行新貨幣的時候，在發行當天的早上，兌港元的匯率是一個新元兌六港元。到當天傍晚時分，匯率卻倒轉過來——一港元兌六元。關於那一個時期中國通貨膨脹的深入討論，請參閱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50, John Wiley, New York, 1958; 和Shun-hsin Chow, The Chinese Inflation, 1939-194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注十八）最近（一九八二年四月）修改的中國憲法，依然是以浮詞、口號為本，對於權利的界定，並未有作出明確的澄清。
（注十九）於下文《好景的幻象：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一節再有解釋和討論。
（注二十）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產品，大部分是由七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組成。他們穿上制服，除破壞中國文化傳統外，較年長的紅衛兵常參與武鬥，造成無可估計的傷亡。
（注二十一）據最近的估計，負責行政的幹部約為一千八百萬人，絕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其它幹部的人數和職級，則無數據可稽。
（注二十二）原文編者按：國民黨由孫逸仙於一九一二年創立和領導。他在一九二五年去世。蔣介石是那時的軍方領袖，這使他於一九二七年獲得黨的領導權。
（注二十三）在「友誼商店」所售賣的是中國最優良的商品。那裡大部分的東西在中國其它商店裡是買不到的，中國公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不能進入店內。它只開放給港澳居民以外的外國人。同樣的貨品，在香港購買的價錢，較為廉宜；但是，香港居民卻不可以帶它們入境。由於極少外國訪客會在「友誼商店」購買中國製造的腳踏車或縫衣機帶出口，我們推斷限制顧客種類的目的，是促使海外華僑用高價購買東西贈送給他們在中國的親戚朋友，藉此吸收外匯。
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商店的另一個作用，是作為中國經濟成就的櫥窗：根據中國刊物的報道，一些在毛澤東時代展出的商品，只供參觀而非出售之用。
（注二十四）劉大中與葉孔嘉：《對中國大陸國民收入的初步估計，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美國經濟評論，一九六一年五月，第四百八十九至四百九十八頁； J.L.Buck, Reliability of Communist China's Data on Food Grain Production, Current Scene, March 1965, p. 1-11; Colin Cl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munist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76, p.239-64。
Thursday, January 1, 1981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第一章
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 ——艾馬·戴維斯
第一章 緒論
常言道：鐘擺擺動得越高，在回擺的時候，它的擺動也會是較高和較快的。在毛澤東及「四人幫」掌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的鐘擺擺動到難以想像的高度。一九五八年開始有大躍進運動，繼而是一九六六年席捲全國、動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裡，一切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剷除掉。同時，人民大眾卻被迫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尤其是毛澤東的學說。
這些極其違反理性和極端殘暴的群眾運動，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創傷。令人震慄的故事，罄竹難書。兩位世界級的乒乓運動員，因為被指控犯了發揮資本主義技巧的罪，被迫自殺（注一）。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或採用傳統的名稱來稱呼新近公有化的物品，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醫生和教授，被逐至農村拔野草；學校的物理課，包括了鋤坑和養豬的粗活。由於毛澤東沒有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他低貶學校教育，不足為奇；但如此一來，一個在考試中交白卷的學生，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被捧為全國的英雄（注二）。
在那段期間，極少非政治性的書籍出版；可是，毛澤東的小紅書，據說銷量竟然比聖經在歷史上的總銷量還要多。能夠背誦幾條重要的毛語錄，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談話裡一開始便各自背誦一連串的政治口號，不單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是保障性命的一種方式。
翻閱那時期增訂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當時的意識氣候（注三）。「資本」一詞，以一整段文字界定為含有邪惡的意思。同樣遭受貶斥的有「私」、「錢」、「利」和「階級」等；當然，「地主」一詞遭受更嚴厲的攻擊，不在話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會主義」等詞語，則受到過甚其詞的讚譽。
報章上的新聞，往住是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謊言：幾百方碼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種出幾噸的糧食（注四）；但當饑荒成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時，就歸咎於連續幾年的壞天氣。
文革的悲劇
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徹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備受攻訐，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東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書法珍品，遭受破壞，無法修復。我在一九五二年只花美金二角買到的一份碑帖，今天增值了一萬倍。古代的黃鶴樓，因為一首感人的詩（注五）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卻被徹底地破壞了。廟宇裡的塗金木刻，經過悠久的歲月，也逃不過被砍下來的惡運。成千上萬的木刻運到香港，原價不過每塊美金二元。但當文華酒店將這些木刻大量地裝在大廳的壁上，引起了富有遊客的注意，它的價值便大幅躍升。
一九七九年我到佛山一行，看到一間古廟完整無缺，令我驚喜不已。負責的同志解釋說，住在廟宇周圍的人，曾經不惜一死，力保廟宇。後來他們跟紅衛兵達成協議，剷去外牆上的龍，以毛語錄代替。
我也到佛山附近的一個小鎮，探訪我幼年時唸書的學校。校長告訴我，教過我的幾位老師已經自殺了。他告訴我在文革時期，派系間武鬥，椅上的鐵條都被拆下來作為打鬥之用（注六）。其餘一切的鐵器，皆在大躍進期間，被「貢獻」作為煉鋼之用。
中國人是改變了
這一切都不免使人驚愕。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竟然要遭受這樣的蹂躪。另一個事實，同樣悲慘：一個以刻苦耐勞聞名的民族，一個聰明、熱情和具有進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國見到一般人的態度，是由制度促成的。在這種制度下，報酬不計工作的貢獻，法律鼓勵工人睡午覺，二十年來只印政治書籍，說了無心之失的話或表達新意見都可能招來橫禍。
我在廣州幾天，在住的酒店裡，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呎大小的土地上掃樹葉，這似乎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小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二十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集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很多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世界科技的進步，要比過往幾千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但令人震驚的是，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無緣分享這份進步，彷彿他們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顯然比鐵幕更難滲透。三十年來，中國不單與外間世界隔絕，而且任何能夠穿越障礙，得以漏進的消息，中國政府都會循例將事實歪曲或重新舖陳。一切從中國寄出給親友的信件，都必須套上讚揚毛主席的詞句。為了使訪客留下好印象，當局特別召集一些穿得好也養得壯的孩子，在遊客面前唱遊嬉戲。
中國的情況，反映了知識貧乏對經濟的影響。一個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間極有名氣的公司往中國商談生意。他說與他交易的對手，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氣力。更有甚者，職銜五花八門，他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在我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兩件事特別說明了閉關自守的後果。我帶了一具價格廉宜、能夠顯示時間與日期的小型日本計算器。無論大專學生或教員，都對這具「小機器」的功能大感詫異。他們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兒童玩具也像這具計算器那樣先進。（這竟然發生在曾經出過數學天才的國家裡！）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唸書的手續，但他提供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隨後我發覺，即使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
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它國家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散漫的勞動人民和無知的官僚；這是說，中國在科技和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注七）。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不足問題，遠為嚴重。
放寬了一點空間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打倒「四人幫」後，中國的鐘擺開始有力地回擺。現在旅客較容易前往中國參觀遊覽。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大障礙。移民出口也遠比以前放寬了。（可是，外間對中國公民卻沒有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時期，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只要他持有適當的證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讀書。美國更特別放寬——在中國的美國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比在香港及台灣為容易（注八）。儘管他們普遍地有經濟問題，但在一九七九至八○年間，約有五千個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與我們探討的問題更具關連的，是中國重開門戶，迎接外國思想。數年前，公開閱讀阿當孕v密斯或凱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議的。但今天已有《原富》和《通論》的中譯本。一位經濟教師，因為翻譯了森穆遜的《經濟學》而獲升教授名銜。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已譯成中文；他（與太太）的《自由選擇》一書，正在翻譯中。
自衛的行為
事實上，在每本中譯本的序言裡，都有一段文字指出，這些都是應受抨擊的著作。導言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應該看看資本主義的醜惡思想才更能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除了這些為舊勢力馴服痕外（這也是自衛手法），那些翻譯都能忠於原著。抽樣檢查，沒有發現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書名是《佛利民貨幣理論的批判》。作者對佛利民的激烈抨擊，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瞭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觀點，卻能忠實地陳述出來。
在一般的談話中，我們還不能聽到對共產黨作明顯的抨擊或讚揚資本主義的話。但與較為相熟的同志私下談話時，他們就不大有顧忌了。他們從不掩飾對舶來品和外間消息的渴望。除了期望擁有彩色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和相機外，他們還鍥而不捨地追問在國外發生的事和生活情況。
私營小販開始出現
小規模的私營商業開始出現，不過這些大都是街上經營的商販（注九）。工廠獲得較多的自主權，也積極引入外國資本，雖然條件頗為苛刻（注十）。簡單點說，中國的大門巳經打開，就算不是大開中門，至少已經開得很寬，使之再重新緊閉似乎沒有多大可能了。
事實上，毛主席死後三年，鐘擺已有力地往另一個方向擺動。因此大膽地提出以下這個問題，顯得頗合情理：中國是否向「資本主義」那方向走？傳聞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機現在已期待收取小費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共產黨的蓋子還能撐著多久（注十一）？自一九八○年的上半年開始，一切都快速演變。含義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這鐘擺回擺的話，中國最後必走「資本主義」的路。這個制止來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壓制「走資」的活動已變得明顯（注十二）。政治領袖開始在公開的場合再歌頌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指出這些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過去慣用的語錄，又再次受到宣揚（注十三）。
鐘擺停頓看中國
在這個鐘擺稍為停頓的剎那，正是提出這個重要問題的恰當時機：向哪一個方向走？有一個人曾經因為準確地預測一九三○年的經濟大衰退而成了名；可是，極少人記得或指出，這個人在以往曾經不斷地（和錯誤地）作過同樣的預測。所以，就算用擲毫來預測中國的前途，似乎是值得冒險一試的。但我沒有預卜未來的本事，所以我要試以經濟分析為基礎，推論中國最後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這個轉變不會很快。經濟理論只能指出一個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能確切指出轉變的時刻。
在這裡我想說明，預測（forecast）與推測（prediction）之間有著微妙的區別。預測是倚賴過往事件發生的趨勢，或者用水晶球預卜前程；推測是基於理論的。後者指出，以某一個理論作基礎，假若某些特定的條件是符合了，某些現象就必定會隨著發生。至於理論是否可以成立，要靠實踐檢驗來測試該理論的含意。理論本身可能是錯的，而特定的條件可能與推測的現象毫無關係。或者理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它推測會出現的事件卻不發生，因為特定了的條件不存在。
要推測經濟制度的發展，需要一個制度轉變理論。在這一方面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不少，可是雜亂無章。假若我們能等到有一個可取的理論面世之後才推論中國的前途，效果當會較好。但中國的鐘擺高懸未下，而假若沒有理論作基礎，我們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測，所以我惟有提出自己的理論。我得聲明，這不是有關制度轉變的唯一理論。
以下，我將會逐步演繹我的理論體系。依我之見，這是足以解釋制度轉變的。我隨著會闡明，根據這一個理論，中國將會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制度的轉變是要用歷史學家的時間來衡量，而經濟學家卻不慣於用時間囊（time capsule）來作推測的。對於轉變的時間，我不能確定，但我不妨於此時此地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立此存照；這種做法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由來已久。
第二章分析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必會遇到的障礙。第三章建立分析制度轉變的理論體系。第四章討論中國轉變的方向：依據我的理論，中國是會向私產制度那方向走。終結的觀察見第五章。
註釋
（注一）容國團與傅其芳死後多年，於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容國團於一九五七年離開香港到中國。一九五九年，他得到世界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其後他訓練出名聞世界的中國女子乒乓隊，又差不多獨力將乒乓運動的技巧，全面革新。他雖然早年家貧，體能不佳，但他對所學的各種東西，無一不精。例如，只聆聽交響樂一兩遍，他便能將全曲背誦，每一個音符都正確無誤。
（注二）自他那一次令人矚目的表現後，張鐵生進入遼寧省朝陽農業學院修讀獸醫學，在校裡替「四人幫」干宣傳工作。據流傳的消息說，若「四人幫」掌權，張鐵生會出任教育部長。
（注三）新華字典，一九七一年印行。
（注四）官方報道，每畝（即0.164英畝）地可產一萬一千磅食米。一些地方將數字列得更高，包括在石上產米的報道。自「四人幫」垮臺後，中國政府公開承認在大躍進時公佈的生產數字，皆屬誇大之詞。
（注五）崔灝（704-754 A.D.）所寫，首四句如下：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據傳說，才氣極高、孤傲不群的李白（701-762 A.D.）曾拒為黃鶴樓題詩，因為他自覺不能勝過崔灝。黃鶴樓絕非一座精巧的建築物，但卻因此而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
（注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的沉重回憶，在一群新近興起的中國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人將這些作品稱為傷痕文學），有深刻的描寫。
（注七）中國並不缺少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因為中國人口龐大，勞工本身便是人力資源。但是，按人口平均計算，現在中國的知識資源非常低，卻殆無疑問。
（注八）據最近的消息說，在中國領取美國的學生簽證，自一九八一年起已經較為困難。
（注九）自一九八○年起，小販獲發執照在街道上經營，是一九五七年以來的第一次。事實上，政府對於這些「個體經濟」頗為讚賞；官方承認他們的服務，勝於國營商店，而且也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一九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社評中，對街道商販加以表揚。它指出，中國憲法容許個體勞工在法律規限下，在不剝削他人的情形下自行經營。在下文我將會指出，中國的憲法並沒有對這些法律的「規限」作出嚴謹的界定。
（注十）我接觸過一些有興趣到中國投資的商人，他們一致同意很難與中國達成交易，因為中國只知「取」，不知「捨」，而只有中國貿易老手才能找到做生意的門路。
（注十一）還有其它顯著的例子。國營的「中國民航公司」於一九八○年因服務惡劣遭受官方批評後，報章上曾經有人建議，成立第二間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競爭，提高效率。朝資本主義方向走的另一個例子是在廣東和福建省設立經濟特區，鼓勵外資在特區設立工廠，准許外商聘用和解雇中國工人及匯出利潤。不過，投資的外商在實際上卻碰到不少複雜的問題。
（注十二）為提高生產力，一九七九年，六千六百間國營工廠獲得較大的自主權，除上繳一定限額外，其餘收入都可以保留。原計劃是在八一年之前，對其他國營企業，採取同一措施，可是，在當年一月，這個計劃卻被取消。此外，一九八○年夏天。在廣東的公社亦被禁止組織從香港來的「荔枝團」——讓他們買大量的荔枝回港。因為從遊客中所得到的價格遠高於國營企業的收購價，公社得到較豐厚的利潤。農民顯然無法克服壟斷荔枝出口的外貿部官僚這一個利益團體。
（注十三）這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主題。這會議的一個結果，是重申以共黨的原則作為經濟特區的指導方針，因此令人對特區的經濟自由，惹起廣泛的疑慮。
同樣重要的是，八一年三月，一個名為白樺的劇作家，由於一出名為《苦戀》的劇本，遭受抨擊。故事是描述一個華僑，於文革期間回到祖國，由於有海外關係，遭受清算，最後在絕望中死去。人民解放軍的《解放軍報》，響應作者提出的問題，發動批判。他的問題是「假若你的國家不再愛你，你為什麼還要愛國家呢？」。
第一章 緒論
常言道：鐘擺擺動得越高，在回擺的時候，它的擺動也會是較高和較快的。在毛澤東及「四人幫」掌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的鐘擺擺動到難以想像的高度。一九五八年開始有大躍進運動，繼而是一九六六年席捲全國、動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裡，一切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剷除掉。同時，人民大眾卻被迫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尤其是毛澤東的學說。
這些極其違反理性和極端殘暴的群眾運動，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創傷。令人震慄的故事，罄竹難書。兩位世界級的乒乓運動員，因為被指控犯了發揮資本主義技巧的罪，被迫自殺（注一）。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或採用傳統的名稱來稱呼新近公有化的物品，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醫生和教授，被逐至農村拔野草；學校的物理課，包括了鋤坑和養豬的粗活。由於毛澤東沒有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他低貶學校教育，不足為奇；但如此一來，一個在考試中交白卷的學生，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被捧為全國的英雄（注二）。
在那段期間，極少非政治性的書籍出版；可是，毛澤東的小紅書，據說銷量竟然比聖經在歷史上的總銷量還要多。能夠背誦幾條重要的毛語錄，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談話裡一開始便各自背誦一連串的政治口號，不單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是保障性命的一種方式。
翻閱那時期增訂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當時的意識氣候（注三）。「資本」一詞，以一整段文字界定為含有邪惡的意思。同樣遭受貶斥的有「私」、「錢」、「利」和「階級」等；當然，「地主」一詞遭受更嚴厲的攻擊，不在話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會主義」等詞語，則受到過甚其詞的讚譽。
報章上的新聞，往住是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謊言：幾百方碼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種出幾噸的糧食（注四）；但當饑荒成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時，就歸咎於連續幾年的壞天氣。
文革的悲劇
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徹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備受攻訐，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東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書法珍品，遭受破壞，無法修復。我在一九五二年只花美金二角買到的一份碑帖，今天增值了一萬倍。古代的黃鶴樓，因為一首感人的詩（注五）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卻被徹底地破壞了。廟宇裡的塗金木刻，經過悠久的歲月，也逃不過被砍下來的惡運。成千上萬的木刻運到香港，原價不過每塊美金二元。但當文華酒店將這些木刻大量地裝在大廳的壁上，引起了富有遊客的注意，它的價值便大幅躍升。
一九七九年我到佛山一行，看到一間古廟完整無缺，令我驚喜不已。負責的同志解釋說，住在廟宇周圍的人，曾經不惜一死，力保廟宇。後來他們跟紅衛兵達成協議，剷去外牆上的龍，以毛語錄代替。
我也到佛山附近的一個小鎮，探訪我幼年時唸書的學校。校長告訴我，教過我的幾位老師已經自殺了。他告訴我在文革時期，派系間武鬥，椅上的鐵條都被拆下來作為打鬥之用（注六）。其餘一切的鐵器，皆在大躍進期間，被「貢獻」作為煉鋼之用。
中國人是改變了
這一切都不免使人驚愕。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竟然要遭受這樣的蹂躪。另一個事實，同樣悲慘：一個以刻苦耐勞聞名的民族，一個聰明、熱情和具有進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國見到一般人的態度，是由制度促成的。在這種制度下，報酬不計工作的貢獻，法律鼓勵工人睡午覺，二十年來只印政治書籍，說了無心之失的話或表達新意見都可能招來橫禍。
我在廣州幾天，在住的酒店裡，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呎大小的土地上掃樹葉，這似乎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小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二十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集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很多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世界科技的進步，要比過往幾千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但令人震驚的是，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無緣分享這份進步，彷彿他們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顯然比鐵幕更難滲透。三十年來，中國不單與外間世界隔絕，而且任何能夠穿越障礙，得以漏進的消息，中國政府都會循例將事實歪曲或重新舖陳。一切從中國寄出給親友的信件，都必須套上讚揚毛主席的詞句。為了使訪客留下好印象，當局特別召集一些穿得好也養得壯的孩子，在遊客面前唱遊嬉戲。
中國的情況，反映了知識貧乏對經濟的影響。一個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間極有名氣的公司往中國商談生意。他說與他交易的對手，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氣力。更有甚者，職銜五花八門，他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在我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兩件事特別說明了閉關自守的後果。我帶了一具價格廉宜、能夠顯示時間與日期的小型日本計算器。無論大專學生或教員，都對這具「小機器」的功能大感詫異。他們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兒童玩具也像這具計算器那樣先進。（這竟然發生在曾經出過數學天才的國家裡！）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唸書的手續，但他提供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隨後我發覺，即使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
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它國家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散漫的勞動人民和無知的官僚；這是說，中國在科技和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注七）。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不足問題，遠為嚴重。
放寬了一點空間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打倒「四人幫」後，中國的鐘擺開始有力地回擺。現在旅客較容易前往中國參觀遊覽。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大障礙。移民出口也遠比以前放寬了。（可是，外間對中國公民卻沒有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時期，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只要他持有適當的證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讀書。美國更特別放寬——在中國的美國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比在香港及台灣為容易（注八）。儘管他們普遍地有經濟問題，但在一九七九至八○年間，約有五千個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與我們探討的問題更具關連的，是中國重開門戶，迎接外國思想。數年前，公開閱讀阿當孕v密斯或凱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議的。但今天已有《原富》和《通論》的中譯本。一位經濟教師，因為翻譯了森穆遜的《經濟學》而獲升教授名銜。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已譯成中文；他（與太太）的《自由選擇》一書，正在翻譯中。
自衛的行為
事實上，在每本中譯本的序言裡，都有一段文字指出，這些都是應受抨擊的著作。導言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應該看看資本主義的醜惡思想才更能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除了這些為舊勢力馴服痕外（這也是自衛手法），那些翻譯都能忠於原著。抽樣檢查，沒有發現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書名是《佛利民貨幣理論的批判》。作者對佛利民的激烈抨擊，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瞭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觀點，卻能忠實地陳述出來。
在一般的談話中，我們還不能聽到對共產黨作明顯的抨擊或讚揚資本主義的話。但與較為相熟的同志私下談話時，他們就不大有顧忌了。他們從不掩飾對舶來品和外間消息的渴望。除了期望擁有彩色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和相機外，他們還鍥而不捨地追問在國外發生的事和生活情況。
私營小販開始出現
小規模的私營商業開始出現，不過這些大都是街上經營的商販（注九）。工廠獲得較多的自主權，也積極引入外國資本，雖然條件頗為苛刻（注十）。簡單點說，中國的大門巳經打開，就算不是大開中門，至少已經開得很寬，使之再重新緊閉似乎沒有多大可能了。
事實上，毛主席死後三年，鐘擺已有力地往另一個方向擺動。因此大膽地提出以下這個問題，顯得頗合情理：中國是否向「資本主義」那方向走？傳聞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機現在已期待收取小費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共產黨的蓋子還能撐著多久（注十一）？自一九八○年的上半年開始，一切都快速演變。含義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這鐘擺回擺的話，中國最後必走「資本主義」的路。這個制止來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壓制「走資」的活動已變得明顯（注十二）。政治領袖開始在公開的場合再歌頌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指出這些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過去慣用的語錄，又再次受到宣揚（注十三）。
鐘擺停頓看中國
在這個鐘擺稍為停頓的剎那，正是提出這個重要問題的恰當時機：向哪一個方向走？有一個人曾經因為準確地預測一九三○年的經濟大衰退而成了名；可是，極少人記得或指出，這個人在以往曾經不斷地（和錯誤地）作過同樣的預測。所以，就算用擲毫來預測中國的前途，似乎是值得冒險一試的。但我沒有預卜未來的本事，所以我要試以經濟分析為基礎，推論中國最後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這個轉變不會很快。經濟理論只能指出一個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能確切指出轉變的時刻。
在這裡我想說明，預測（forecast）與推測（prediction）之間有著微妙的區別。預測是倚賴過往事件發生的趨勢，或者用水晶球預卜前程；推測是基於理論的。後者指出，以某一個理論作基礎，假若某些特定的條件是符合了，某些現象就必定會隨著發生。至於理論是否可以成立，要靠實踐檢驗來測試該理論的含意。理論本身可能是錯的，而特定的條件可能與推測的現象毫無關係。或者理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它推測會出現的事件卻不發生，因為特定了的條件不存在。
要推測經濟制度的發展，需要一個制度轉變理論。在這一方面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不少，可是雜亂無章。假若我們能等到有一個可取的理論面世之後才推論中國的前途，效果當會較好。但中國的鐘擺高懸未下，而假若沒有理論作基礎，我們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測，所以我惟有提出自己的理論。我得聲明，這不是有關制度轉變的唯一理論。
以下，我將會逐步演繹我的理論體系。依我之見，這是足以解釋制度轉變的。我隨著會闡明，根據這一個理論，中國將會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制度的轉變是要用歷史學家的時間來衡量，而經濟學家卻不慣於用時間囊（time capsule）來作推測的。對於轉變的時間，我不能確定，但我不妨於此時此地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立此存照；這種做法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由來已久。
第二章分析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必會遇到的障礙。第三章建立分析制度轉變的理論體系。第四章討論中國轉變的方向：依據我的理論，中國是會向私產制度那方向走。終結的觀察見第五章。
註釋
（注一）容國團與傅其芳死後多年，於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容國團於一九五七年離開香港到中國。一九五九年，他得到世界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其後他訓練出名聞世界的中國女子乒乓隊，又差不多獨力將乒乓運動的技巧，全面革新。他雖然早年家貧，體能不佳，但他對所學的各種東西，無一不精。例如，只聆聽交響樂一兩遍，他便能將全曲背誦，每一個音符都正確無誤。
（注二）自他那一次令人矚目的表現後，張鐵生進入遼寧省朝陽農業學院修讀獸醫學，在校裡替「四人幫」干宣傳工作。據流傳的消息說，若「四人幫」掌權，張鐵生會出任教育部長。
（注三）新華字典，一九七一年印行。
（注四）官方報道，每畝（即0.164英畝）地可產一萬一千磅食米。一些地方將數字列得更高，包括在石上產米的報道。自「四人幫」垮臺後，中國政府公開承認在大躍進時公佈的生產數字，皆屬誇大之詞。
（注五）崔灝（704-754 A.D.）所寫，首四句如下：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據傳說，才氣極高、孤傲不群的李白（701-762 A.D.）曾拒為黃鶴樓題詩，因為他自覺不能勝過崔灝。黃鶴樓絕非一座精巧的建築物，但卻因此而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
（注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的沉重回憶，在一群新近興起的中國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人將這些作品稱為傷痕文學），有深刻的描寫。
（注七）中國並不缺少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因為中國人口龐大，勞工本身便是人力資源。但是，按人口平均計算，現在中國的知識資源非常低，卻殆無疑問。
（注八）據最近的消息說，在中國領取美國的學生簽證，自一九八一年起已經較為困難。
（注九）自一九八○年起，小販獲發執照在街道上經營，是一九五七年以來的第一次。事實上，政府對於這些「個體經濟」頗為讚賞；官方承認他們的服務，勝於國營商店，而且也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一九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社評中，對街道商販加以表揚。它指出，中國憲法容許個體勞工在法律規限下，在不剝削他人的情形下自行經營。在下文我將會指出，中國的憲法並沒有對這些法律的「規限」作出嚴謹的界定。
（注十）我接觸過一些有興趣到中國投資的商人，他們一致同意很難與中國達成交易，因為中國只知「取」，不知「捨」，而只有中國貿易老手才能找到做生意的門路。
（注十一）還有其它顯著的例子。國營的「中國民航公司」於一九八○年因服務惡劣遭受官方批評後，報章上曾經有人建議，成立第二間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競爭，提高效率。朝資本主義方向走的另一個例子是在廣東和福建省設立經濟特區，鼓勵外資在特區設立工廠，准許外商聘用和解雇中國工人及匯出利潤。不過，投資的外商在實際上卻碰到不少複雜的問題。
（注十二）為提高生產力，一九七九年，六千六百間國營工廠獲得較大的自主權，除上繳一定限額外，其餘收入都可以保留。原計劃是在八一年之前，對其他國營企業，採取同一措施，可是，在當年一月，這個計劃卻被取消。此外，一九八○年夏天。在廣東的公社亦被禁止組織從香港來的「荔枝團」——讓他們買大量的荔枝回港。因為從遊客中所得到的價格遠高於國營企業的收購價，公社得到較豐厚的利潤。農民顯然無法克服壟斷荔枝出口的外貿部官僚這一個利益團體。
（注十三）這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主題。這會議的一個結果，是重申以共黨的原則作為經濟特區的指導方針，因此令人對特區的經濟自由，惹起廣泛的疑慮。
同樣重要的是，八一年三月，一個名為白樺的劇作家，由於一出名為《苦戀》的劇本，遭受抨擊。故事是描述一個華僑，於文革期間回到祖國，由於有海外關係，遭受清算，最後在絕望中死去。人民解放軍的《解放軍報》，響應作者提出的問題，發動批判。他的問題是「假若你的國家不再愛你，你為什麼還要愛國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