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產可養魚千里

話說在美國華盛頓州時，我在海邊房子的後園內，將小溪改成魚塘，飼養鱒魚。小溪經過魚塘，繞過房子，流進海裡去。因為塘邊的樹蔭、溪水的大量氧氣，及水溫的寒冷，我養的鱒魚從不生病，而養到最大時每條可有五磅多重。每一個好魚者都有自己的「魚的故事」；養了鱒魚後，與朋友聚會閒談中，若有提起魚的，我就愛談養魚，不再言釣！

在一個冬天的清晨，我漫步塘邊，俯望塘中，竟見一條二十多磅的三文魚（即鮭魚）在那裡休息。這種以遠渡重洋而聞名於世的名貴食料，可不是我養的！我定神一想，即明其理。這巨大的三文魚一定是若干年前在我後園小溪的上游出生，在海洋長大後，就依這種魚的天性，回歸出生之處；我以小溪改成的魚塘就成了牠必經之地。對這位「少小離家老大回」的不速之客，我毫無殺生之念；只想牠可能到過的遙遠的地方，笑問客從何處來。

但私產的擁有者永遠都是本性難移，打生產的主意。這三文魚的出現證明了那魚塘是適宜孵養小三文魚的。在塘中養魚飼料昂貴，而太平洋的飼料卻是取之不盡，我何不在塘中孵養小三文魚，養到四五吋長，數以千計的讓牠們隨小溪流入海中。幾年之後，魚在海洋長大了，只要有一二成能游返魚塘，盈利當甚可觀。就算是只得十數條回歸，蝕了本，我也可贏得一個值得炫耀的「魚的故事」。

想做就去做，我立刻查詢有關孵養三文魚的數據。殊不知一查之下，竟發現有資本家早幾年已比我捷足先登，養魚千里凌波去。而他們對孵養三文魚的研究之深，技巧之妙，令人拜服！只可惜他們不只受到政府法例的干預，也受到壓力團體的諸多留難。

撇開香港少量而昂貴的海鮮不談，三文魚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魚類。這種魚在淡水河流出生，在海洋長大，可以游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在海洋覓食三至七年之後（按魚種類而別），仍能生存或未被人捕釣了的，就會回到自己出生的河流，從不出錯。回到了出生的河床，產卵之後，魚就會死的。三文魚既曾在大海中搏鬥，氣力甚大，在回歸時不到目的地誓不休。但在逆急流而上之際，魚拚命跳，在半途就往往弄得遍體鱗傷，魚肉變質，市場價值下降。所以捕釣三文魚的人要在海中或離河流入口不太遠的地方下手。

在大海捕釣三文魚，費用很高——這些魚不會在一個地點逗留多日。但在河口的必經之地，用網捕捉卻易如反掌。更容易的方法，就是在河口建造一條只有幾呎闊的魚梯（Fish Ladder），讓魚只能從魚梯上河，那麼回歸的魚就成了網中魚。但問題是，若任人隨意在河口捕魚，很容易捕得過多，使魚越來越少。若三文魚的生產是私營的，那麼為要圖利的緣故，養魚者必會顧慮到將來的生產，捕捉會有分寸，而孵養小魚也會大費心思。但若私營者要在河口捕魚，河口的產權屬誰？就算河口是私產，我們又怎能決定私營者所捕到的是他自己的魚？進河的魚可能是野生的。

若政府要提倡漁業私產化，方法是很簡單的。第一，讓河口的捕魚權利作為私有；第二，讓河魚的產權作為私有；第三，禁止漁民在海中下網捕三文魚。此法一行，三文魚的產量一定激增，捕魚的費用大幅度下降，而魚的市價會起碼下降一半以上——這些都是專家們近幾年研究後公認的效果。但現有的一般漁業法例，都是基於古老的「海魚不能被保障為私產」的觀念，加上漁船的擁有者及漁民的不斷左右，不僅對在河口捕釣有多種管制，就算是在大海裡，那些有高度效率或費用最低的捕釣方法，也都被禁止。

非私產的矛盾要比馬克思所想像的大得多。海魚既非私有，船主與漁民各有各的立場。前者要減少漁船牌照，後者要減少漁民的數目，也要推行那些多用勞力的捕魚方法。於是乎公會對立，各執一詞，結果就是法例增加了捕釣的費用。費用增加，捕獲的魚就當然減少，這正投了要保護魚類的壓力團體的所好。受害的就是消費者。

我前面提及的「資本家」，是有名的私營林業公司，在美國西北部擁有大量林地，其中包括了某些河流。在七十年代初期，他們在華盛頓州以南的俄勒岡州，實驗孵養三文魚，送出大海長大，任人捕釣。他們只希望有百分之五以上的魚會回歸；但私養出海的結果，仍能生存或漏網而回的，卻在百分之十五以上。他們選的品種是不吃釣餌的三文魚（卻任人在海上網捕）；自建魚梯（不霸佔河口）；在魚鰭上作記號；用私有的水道放魚出海。換言之，他們的私產保障不多，也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在孵養小魚的過程中，他們以暖水加速魚的成長，給小魚做過幾種免疫手續。到後來，他們竟設計用大船浮於海，讓回歸的魚游進船裡去。

以少許的私產保障而養魚千里，盈利大有可觀；有兩三家公司就也跟在俄勒岡州打主意。這個可以肯定成功的漁業革命，卻引起一場大官司。雖然漁民及船主會因這些私養的魚群而增加網捕，但長此下去，魚價的必然下降對他們是有害的。私養的成本要比在公海捕釣的費用低很多；就算是私養者任人在海中捕釣，但只要市價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在公海捕釣的費用就會「禁止」捕釣的行為。所以漁民及船主群起而攻，反對私養。結果他們贏了官司，阻止了私養三文魚的繼續發展。但現在仍有兩家公司繼續養魚千里。

在俄勒岡州以北的華盛頓州，繁殖三文魚更為適合。但在較早時有另一場官司，結果是使私養三文魚難以施行。這是印第安人與白種漁民之爭。前者勝訴的結果，就是在華盛頓州只有印第安人才准在河口捕魚。這個民族在土地上一向都沒有私產，所以他們本身是難以私養三文魚的。我自己要在華盛頓州孵養三文魚的困難，就是那一點到現在還沒有人能給我清楚的法律解釋。依照法例，我沒有權在溪水出口捕捉回歸的三文魚。但溪水出口的海灘是我的私產，依照法例，我是有權禁止印第安人在那裡捕魚的。究竟在法律上我能否僱請印第安人代勞，也是難以肯定。我的「魚的故事」，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無論官司怎樣判，壓力團體的勢力怎樣大，經濟的需要遲早會顯現出來。以私產來養魚千里的漁業革命，只是時日的事，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只要有某些適宜養三文魚的地方，實行漁業私產化，那麼現有的華盛頓州及俄勒岡州的法例，是非改不可的。

在中國東北部的河流，很可能是適宜飼養三文魚。國營雖及不上私營，但總要比野生的產量大得多。孵養三文魚的科技近十多年來因私營而突飛猛進，這是值得中國漁業界注意的。在適當的情況下，養魚千里確是本小而利大的行業。

會走動的資產

魚是會游動的；跟牛羊不同，魚身是很難作上記號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為沒有人肯飼養，往往要移動很遠去覓食，幾乎被獵者殺得一乾二淨。高斯曾對這些水牛的產權問題作過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發表。天上的飛鳥與水中的魚，產權的保障有特別的困難。但究竟飛禽不在水面下生活，較為容易看見，所以食料價值較高的，早已給人養乖了，作為私產。在美國時有一位朋友獵得野鹿，分了些肉給我，盛讚鹿肉比牛肉為佳，我感激之餘，仍忍不住要反駁：「怎麼可能呢？若鹿肉勝牛肉，人們怎會養牛不養鹿？」

海中的魚，難以捉摸。有些市場價值很高——例如三文魚（即鮭魚）——在生長期間要遠渡重洋。不少經濟學者認為海魚不能界定為私產，無法加以保障，所以海魚也就成為經濟學上的一個專題。在課室裡，經濟學老師要表達私產的無能為力，總免不了要舉海魚為例。海魚若沒有私產的保障，捕釣的人數會增加，魚網的孔會較密，而孵養小魚會受到忽略。魚的產量就會變得越來越少了。

因為這些問題，世界各地的重要魚場，都立下了多而複雜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釣的權利及行為。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過多個壓力團體不斷地左右，所以要解釋法例的成因並不容易。儘管不少經濟學者認為既然海魚難有私產的保障，政府以法例約束行為理所當然，但我卻從未遇到一位稍知漁業法例的學者，會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這些法例的本質大致上都是寓禁於征，即以增加捕魚費用去減少捕釣。這樣一來，我們就很難分辨海魚界定產權的困難，是因魚會游動，抑或是因漁業法例的存在。這個比較深入的問題我會在下一篇文章向讀者解釋。

且讓我先說淡水魚。以魚塘養淡水魚，據說是中國始創的。這種養魚的方法外國也有，雖然是哪一國始創不易考究，但中國養魚的歷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創也絕不會是學外國的。平凡的現象，往往有著不平凡的含義。中國在魚塘養魚的悠久歷史，證明了中國在地產上私產制度的施行，要比歐美早得多——中國在唐、宋期間的富庶，可不是僥倖的。以天然環境而論，魚塘養魚的條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產保障的需要很顯然將魚從湖裡帶到塘中。

在研究中國農業時，我很佩服中國人養魚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後，加水而用以養魚。魚可為稻田增加肥料；魚收穫後，又再種稻。在農業上，輪植的合併選擇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在我所知的數十個輪植的方式中，魚與水稻替換最富想像力。這法門可能是中國獨有的。不知這傳統智慧現在是否還保存著。

淡水魚我自己也養過。我在華盛頓州的海邊房子的後園，有一條小溪橫過，繞過房子，流進海裡去。因為溪水所經的地形及樹蔭環境，很適宜養鱒魚（Trout），所以漁農處就很例外地批准我將後園的小溪加闊加深，建成魚塘，也發給我一張養魚的商業牌照。這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就是溪水是流動的資源。溪雖屬我，但溪水卻是公產。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點極宜養鱒魚，溪水的下游再沒有其它人家，改小溪為魚塘是很難獲准的。在美國，很多公產差不多「公眾不可用的」。在耕種或畜牧地帶中，流水的產權在美國是有頗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帶，流水沒有生產的用途，產權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舉私產無能為力的例子，經濟學者一向都避談淡水魚。但「海魚不能保障為私有」卻是個一般性的定論。這個定論，香港的經驗是一個反證。以浮籠在海灣養魚在香港頗為盛行。香港的海非私產；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體要跟船一樣，久不久要移動的。可能是因為香港海裡的魚被人捕釣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魚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也就見於市場的需要，而容忍現在以浮籠養魚的行業。詳細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場一樣，浮籠在海上養魚也是個論文的好題材，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還等什麼呢？

假如在香港目前許多早已沒有魚可釣的海灣內，捕釣的權利被界定為私有，又由這私有權利的擁有者負擔費用去禁止非法捕釣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灣的生產要比浮籠的方法有效。浮籠所養是海底魚（Bottom Fish）。這類魚雖會游動，但若找到有好的棲身之所，牠們就不會遠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灣作養魚之用，給予租借者一個可以禁止他人捕釣的權利，養魚者就可在海底設引魚的物體，在海上放魚種，在海底下飼料，即使海灣大為開放，魚也不會逃走。這方法可減少污染，可不阻礙海面的其它活動，可令魚採食海中的其它食料，魚肉也較鮮美。鯊魚的干擾是一個問題，但總有解決的方法。

從我和朋友在美國合資引魚而釣的經驗中得知，石斑最喜歡的是大石屎渠——破爛了的棄渠更好。將這些長短不一的石屎渠多量地拋入海中，幾個月後，附渠而生的物體已是魚的食料；再加飼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驅之不去的。魚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舊不堪的廢船，沉於海底便行。

魚比石斑活潑，游得較遠，私產的保障可能要用幾個相連的海灣。而石斑呢？只要「好食好住」，牠們差不多是「不動產」。這其中有一個使漁業經濟學者難以自圓其說的含義。越是容易給人捕釣清光的魚，私產保障的費用越低。私產無能為力的話是不可以亂說的。

有了禁止他人任意捕釣的權利，租用海灣養魚的人就可請人巡更，這費用應該比現在維修管理浮籠的費用少。當然，收穫時的捕魚費用是要比浮籠的方法高，但把香港海灣的魚捕釣光了的人總有相宜的辦法。最好的辨法可能不是由養魚者自己捕釣。開放魚場給垂釣者享受，過下釣癮，但釣得的必定要買，定價以重量計，怎會不客似雲來？要防止釣上太小的魚，規定魚餌的選擇就行。這種取價不取魚的方法可不是我發明的。

遠渡重洋的魚又怎樣呢？下一篇文章我會再作分析。

養蚝的經驗

有些好朋友批評我過分固執，不肯對我認為是錯誤的理論讓步。這批評我倒引以為榮。在學術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錯了的，我欣然承認。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讓的。

其實，這些朋友的批評主要只有一點，就是二十年來我堅持產權及交易費用在經濟學上的重要性。但這並不是說我認為沒有這些因素在內的其它經濟理論不重要。我堅持的觀點很簡單：任何經濟理論，若含義著產權對人類的行為沒有決定性的影響，都是謬論。我為什麼這樣肯定呢？單舉養蚝的例子就夠了。

蚝是在海灘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過半的時間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會走動的；若海灘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隨意拾蚝，而這海灘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數量一定不會多。若海灘是私有，投資養蚝的機會必定較大。同樣的人、同樣的海灘、同樣的天氣、同樣的蚝，不同的產權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為。當然，養蚝是可以國營的。政府養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懲罰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種制度。國營蚝場既非公用地，也非私產；它有著不同的困難，不同的經濟效果。養蚝若是國營，投資多少由誰決定？用什麼準則決定？蚝類的選擇由誰決定？用什麼準則決定？蚝的收成時間由誰決定？又用什麼準則決定？決定錯了誰負責？而懲罰多少又以什麼準則來決定的？

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這些問題都有肯定的答案。作決定的人是蚝的擁有者，或是租用蚝場而養蚝的人。投資的多少，蚝類的選擇，收成的時間，都是以蚝的市價及利率作指引而決定的。不按市價、不計成本、不顧利率，養蚝是會虧本的。作了錯誤的判斷，市場的反應就是懲罰。虧蝕的大小是懲罰的量度準則。我們怎能相信政府是萬能的？怎能相信官員的判斷力會在「不能私下獲利」或「不需私人負責」的情況下較為準確？怎能相信他們錯誤的判斷會一定受到適當的懲罰？

美國西岸的華盛頓州，是一個養蚝的勝地。這可不是因為那裡天氣適宜養蚝。相反，這地區在美國西北，天氣較冷，是不適合養蚝的。冬天若結冰過久，蚝會受到傷害；夏天不夠熱，蚝的成長速度會減慢。那為什麼華盛頓州是養蚝的勝地呢？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州不單准許私人擁有海灘，就連被海水浸著的地也可界定為私產。所以這地區雖然海水奇寒，不適宜養蚝，但在那些海水較暖的海灣，養蚝者比比皆是。

華盛頓州的胡德海峽（Hood Canal——原字是Channel，但最初發表時拼錯了字），長而狹窄，兩岸有山，海峽有盡頭，所以海水較暖。海灘既是私有，養蚝是海邊房子擁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峽，公眾可用的海灘，蚝就很難找到了。我愛海，也愛靜，所以八年前在那裡的海邊將一棟舊房子連海灘一起買下來，作度假用，也就成了一個養蚝者。

胡德海峽潮水的漲退，最高跟最低相去十七呎；最適宜養蚝的就只是其中漲退相距四呎水位的海灘。若海灘斜度較大，好的蚝床面積也就較小。因為這海峽的沿岸房子林立，所以每戶人家所擁有的蚝地只有幾千呎。這一帶的養蚝者大都不商業化，養的蚝貴精不貴多，多選擇長大較慢的品種，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 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灘較平坦，所以養蚝特多（大約三萬多隻）。蚝培養三、五年可食，所以我每年大量送給朋友，仍可保蚝床不變。

私人的海灘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們還可看到開了的蚝殼被有計劃地放回灘上（讓小蚝附殼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開蚝（讓蚝中液體的營養留在原地）；蚝與蚝之間有空隙（讓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會吃蚝的）。這些小心翼翼的行為，沒有私產保障，怎能辦到？

商業化的蚝場，蚝床面積以畝計。被選用的海灘都是極為平坦、海水淺而風浪不大的地方。商業養蚝的品種，都是長大較快的。養蚝者用竹枝插在淺水的蚝床上，作為產權的界定，也用以作為收穫分佈的記號。有不少商業蚝場的海灘是租用的；也有些海邊住戶將蚝灘賣掉。

若你要在華盛頓州的海邊買房子，你要問海灘屬誰？海灘的私地是用哪個潮水位量度？若你見海灘有蚝，你也要問，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灘是租了出去的，你應再問，租蚝灘的合約中有沒有容許業主採食少量的蚝？養蚝者有沒有權走過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產制度下，這些問題都是黑白分明的。

香港流浮山的蚝場，污染程度確是驚人。蚝本身是不會產生污染的；污染是產權界定及合約的問題。據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許海灘私有。但若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養的蚝是私有的，蚝場就不會存在。我對流浮山蚝灘的產權結構一無所知。這顯然是論文的好題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點學術上的貢獻。

蚝不一定是要在淺水的海灘上繁殖的。用繩子及竹枝將蚝種吊在較深水而又較清潔的海灣繁殖，也是一個有利可圖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夠暖，政府應考慮租用海灣給養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風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風的清潔海灣恐怕不易找了。

談及在中國投資，我就曾異想天開，想租用南中國海某些適當的海灘，商業化養蚝。在灘上養蚝，風浪的問題不難解決。只要中國能對蚝的私產權利加以保障，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實惠的投資。



後記

文內提到的舊房子，一九七六年初購買，作價美元六萬八千。其後我用了大約四萬美元造魚塘、建園林等改進。園地及灘地大約各一英畝（每英畝四萬三千多平方英呎）。今天的市價，大約是五十萬美元。算上利息與物業稅，不是個好投資，但也不算差，若加上自己生活上的享受，更為不錯。可惜我在八二年回港工作，放棄了享受。

中、日戰爭時，母親帶著我到廣西逃難，田園的景色使我嚮往。這是我在美國購置度假屋的原因。問題是，四萬多平方呎的園林，什麼果園、魚塘之類令人醉心的玩意，維修保養的勞力甚大。人老了，這些玩意就變得力不從心。要是花錢僱用勞力，不自己親力親為，沒有什麼意思吧！

兒女長大了，對田園的生活沒有多大興趣。他們要的是不用動手的度假屋。很有點傷感，但我不能不考慮把這房子賣掉。

回頭說流浮山的蚝，後來我才知道，早就不在那裡繁殖，而是進口的。

假若人是不自私的

「自私」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個人利益「極大化」，及個人耗費「極小化」。這些代詞其實不是因為比較好聽或較有學術味道而起的。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數學漸被廣泛地運用到經濟學上。「極大化」、「極小化」是微積分數學的重要項目，對經濟分析的推論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可以說，微積分是有效地將自私的行為帶到邊際上。但對一般讀者來說，「極大化」、「極小化」顯得不倫不類。既然我們要向淺中求，就索性乾脆地用「自私」或「自利」算了。

自私自利的行為可以分三個不同的角度去體會。第一個角度就是利己的行為也可以利他人。這是我上一篇分析自私對社會的貢獻的文章的內容。基於史密斯及李嘉圖的理論，再經過無數高手的改進，我們知道自私圖利是鼓勵了每個人盡量用低成本去專業生產，然後大家在市場交易，結果大家得益。這角度的經濟理論放諸四海而皆准，實證多而有力，是錯不了的。產權的問題是有著間接的重要性——沒有私產就發揮不到市場的效能。但因為這重要性只是間接的，產權的關鍵就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個角度，是自私是會利己損人的。例如辦廠生產圖利可能會污染鄰近的物業。利己損人的行為跟產權有直接的關係。雖然如此，無可避免的產權分析要到一九六零年高斯發表了他的《社會耗費問題》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高斯定律我已向讀者介紹過了，不必在此重述。套入自私的角度裡，高斯的主旨就是利己損人對社會整體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問題是損人所得的利益是否大過他人蒙受的損失；或在損人利己的情況下，社會生產的總淨值是否會被提高或減少。高斯的結論，就是若私產有了清楚界定，只要交易費用不過高，損人利己的行為會因為合約的安排而給社會帶來最高的總淨值。不明白的讀者可參考我另一篇文章《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

今天我要談的是第三個自私的角度。在這個角度裡，我們反問，假若人不自私，社會會得到些什麼利益呢？我們的答案是，人若不自私，社會的交易（或非生產）費用會大為減少。那就是說，自私的行為會增加交易費用，這對社會是有損害的。

且讓我從杜洛克（G. Tullock）的一篇文章說起，杜洛克問：「盜竊的行為對社會有什麼損害？」盜竊會使財富分配有改變，但一得一失，何害之有？他的答案大概是：「因為有盜竊的行為，防盜者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物，就會有所耗費。這些非生產的費用，若沒有盜竊的行為是不會引起的。所以盜竊對社會有害。」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有矛盾的。盜竊是自利的行為。人若不因自私而去盜竊，防盜的費用當然會減少，這對社會是有所增益的。但若不因為自私而不斷地去爭取利益，則自私所帶給社會的貢獻就減少了。此消彼長，可能得不償失。在一般性的概念上，「盜竊」與「生產」都是在局限下為自利爭取「極大化」。我們不能接受自私的假設，而希望沒有盜竊的行為；也不能要求人不自私，而又希望自私的貢獻仍然存在。

在最近十年來的公司原理的發展中，有不少論調是基於自私所引起的交易費用過大，使市場難以運行，因而有公司的形成。在市場買賣，各種欺騙或不忠實的行為會增加交易費用——因為承諾難有保障，合約也能反悔。若每個人都言而有信，律師的生意會大量減少。僱請工人，偷懶的行為也會增加交易費用；若工人不偷懶，管工的費用可大為減少。不忠實是自私的行為，跟製造貨品出售的行為是有著同一的假設。我們不能接受或反對自私的假設，而不容許這兩種行為的並存。

假如我們能用一個「人生下來就會遵守《聖經》十誡」的假設，社會是會更富有的——有益的自私行為存在，有害的自私行為除去。但這個假設對解釋行為一無是處。不過我們可以問，《聖經》為什麼會有十誡？中國為什麼會有傳統的道德觀念？我們為什麼會教自己的孩子不要偷懶，不要說謊，要言而有信？究其因，就是社會要減低交易費用。我們希望在社會上有忠厚的聲望，能夠獲得多人信任，因而增加自己的收入。但這並不等於不忠實的行為就會除掉。

在這自私有利也有害的世界中，經濟發展的快慢，生活水平的高低，就要藉一個制度能將自私所有能帶來的利益「極大化」，同時又能將自私所能帶來的損害「極小化」。問題就真的是這麼簡單。在分析高斯定律的文章裡，我解釋了私有產權為什麼會將損人利己的行為帶來最高的總淨值。在《自私對社會的貢獻》一文內，我解釋了因為有了私產，「比較優勝定律」鼓勵以低成本去專業，使自私的行為帶來奇跡。

這篇文章裡，我強調了因自私而增加的交易費用是有害的。但因自私而起的交易費用，雖然不能除去，卻可因自利的企圖而減少。私有產權容許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與選擇，是使交易費用減少的最主要因素。這是近代經濟學的可以肯定的結論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換而言之，在共產政制下，自私所引起的交易(或非生產)費用一定會較大。

人若是自私的，廢除私產的效果就是民不聊生。在這一點上，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自私問題，結果是相同的。



後記

自私對社會的害處，是增加交易費用（這包括保障產權的費用）。

失信、欺騙等行為，增加了合約、律師、法庭等費用；偷盜、搶劫等行為，增加了防盜、警察等費用。而這些行為皆因自私而起也。

假若每個人天生下來就自然地遵守《聖經》的「十誡」，或對社會有利而自私，對社會不利的行為絕對不干，那麼社會的交易費用會減九成，人類的財富會大幅度上升。對社會有利才自私，對社會不利就不自私，豈不是皆大歡喜？

不幸就是上帝當日造人沒有想清楚，或怕麻煩。所以祂造出來的人都一般性地自私。這倒方便了後來的經濟學者。今天的經濟學就簡單地假設自私是一般性的。若不然，經濟學全都廢了，要從頭開始！

在自私有利也有害的社會中，人類的存在證明利大於害。然而，有些社會富裕，有些貧窮。這分別，與天然資源的或多或少有點關係，但其決定性不大。香港及日本等富裕例子，就證明天然資源不大重要。

經濟研究四十年，我認為國富與國貧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自私所帶來的利與害的比率：這比率越大，社會就越富有。而導致這比率的或高或低的條件，是產權制度。就我所知的歷史上的新有產權制度中，私有產權有無與倫比的增加自私之利而減低自私之害的功能。

私產界定明確，有保障，就國富民安；私產受到干預，經濟就有困難；廢除私產，就民不聊生。這是我四十年來日夕思考所得的結論，應該是錯不了的吧。

自私對社會的貢獻

自私對社會有利也有害，但卻不是利害參半。要是害大於利，人類早已滅亡。經濟學是以自私作假設來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究竟自私是否人類的本性，是生物學上的問題，與經濟學無關——雖然幾年前「生物經濟學」曾流行過一陣子。在科學上，任何能有效地幫助解釋現象的假設都是有用的；只要這個「自私假設」能有效地解釋人類行為，用之也就無傷大雅。

幾年前生物學界出過幾本重要的書，用了很多推理及實證，指出自私是由基因遺傳的，是所有動物的天生本性，是改不了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另一方面，唯物辯證法一向認為人的本性可在後天改造；所以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日子，在共產政制下，遺傳學是不准列入大學課程的。假若自私能帶來的利是大於害的話，又為什麼要改呢？就算人是真的可以被任意改造，哪個「理想模型」不恐怖？

假如我說自私是對社會有益的，很多讀者可能不同意。假如我說美國的發明家愛迪生對人類有莫大的貢獻，絕大部分的讀者是會同意的。殊不知在記錄中，愛迪生是個極其自私的人。

一九七四至七七年間，我從事研究有關發明專利權的經濟問題，搜集了很多資料。有關愛迪生的我比較留意，因為自小老師就告訴我愛迪生的偉大、無私地為社會作出貢獻。「偉大」是對的，但「無私」卻是謊話。愛迪生的自私，世間少有。他從不捐錢，對工人苛刻之極。他對自己認為無利可圖的發明，一概不理；但認為有商業價值的、就大量投資，日夜催促下屬工作。他對發明後專利權的重視，也是少見。每次覺得外人可能偷用了他的發明，他就訴之於法。所以愛迪生的發明雖然有些是價值連城的，但他死時並不富有；主要原因是官司打得太多。有人作過估計，認為愛迪生所花的律師費超過了他發明專利權所得的收入。一個典型的自私的人，對社會竟有那麼大的貢獻！

經濟學鼻祖阿當·史密斯於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又譯《國富論》，關於國富的性質及原因之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指出人以自利為出發點對社會的貢獻，比意圖要改善社會的貢獻大。我們在市場能買到所需的貨品，可不是因為供應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為他們為賺錢自利的緣故。二百多年後的今天，理論與實證不僅有力地支持史密斯的論調，而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中，我們可體會到自私圖利的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利益，實在比史密斯當年所知道的大得多。

我坐在書桌前，環顧四周找證據，欣賞一下自己的「財富資源」，不需幾秒鐘，好的證據就數之不盡。原子筆一枝，市價港幣二元；石英表一個，港幣百多元；小型電子計算器一部，港幣四十元；用原油做成的免燙褲一條，港幣三十五元；假皮帶一條，港幣八元……這些商品，在香港任何人都能全部買得起。若這些東西每樣都要自己發明、自己製造，那麼就算你是絕頂天才，刻苦耐勞，窮終生之力，也不可能造出其中任何一件。一個天才終生勞力的自我生產，比不上一個普通工人半小時薪酬所能買到的，不是奇跡是什麼？愛迪生死而有知，恐怕也難以相信在手錶上可以看電視這一回事。

解釋這些奇跡的基本原理，在香港選讀經濟學的中學生都是知道的。這就是李嘉圖所創的「比較優勝定律」（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定律的主旨，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天賦或才幹各有不同；就算是最庸碌的人，一無所長，也必定有較為可取或成本較低的本能。為了賺錢的緣故，每個人就會實行專業，選取自己能以成本較低生產的工作，然後在市場上與其它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中學的同學們可能想不到他們學得的定律，竟然有上文所述的驚人效果。

當然，經濟學老師可能不會告訴中學生這效果是人類自私而達致的——「自私」一詞實在不好聽。這些老師會跟著傳統，採用了一個較深奧而又較有學術性的字眼來代替，叫作個人利益「極大化」（Maximization）。

在中學裡，甚至是很多大學的經濟學課程內，老師們往往忽略了要收到「比較優勝定律」的效能的最重要條件。這就是私有產權是必定要存在的。一般經濟學課本都含意著私產的存在，但卻沒有明顯地提及產權問題的重要。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若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場，也沒有以消費者的喜好而定的市價。缺乏了市價這個重要訊息，要專業又憑什麼準則選擇？在我們所知的共產制度下，就連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也沒有！奇跡又怎會出現呢？

共產中國的經驗是一個好例子。我們在香港見到的中國貨品，除了那些古老相傳的延年益壽的仙丹之外，其它的都是些以廉價勞力為主的產品。在國內，以高度專業化才能出產的貨物更是少見。在家內養雞、自造傢具、托朋友到農場買點較好的農作物，或去後門買些較好的棉織品，都不是一個天才窮終生之力也不能做到的產品。

中國近年來要大量引進外國的科技，其志可嘉。但若沒有自由市場推行專業化，不讓人民自由選擇工作，科技的適當運用談何容易。不要以為蘇聯科技頗有可觀，制度就有可取之處。蘇聯的科技就只限於武器的製造，在商品上卻是乏善可陳。武器發達，民不聊生，是另一種奇跡！

在這篇文章裡，我以「樂觀」的角度來分析自私對社會的貢獻。自私會帶來近乎奇跡的利益，而私有產權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下一篇文章我會以「悲觀」的角度來分析自私對社會的損害，強調市場之所不能。

賣桔者言

作為一個研究價格理論（Price Theory）的人，我對實證工作好之成癖。要瞭解玉石市場的運作，我曾經在廣東道賣玉。在美國研究原油價格時，我曾到油田及煉油廠調查了好幾個月。在華盛頓州研究蜜蜂採蜜及替果樹作花粉傳播的各種價格時，果園及養蜂場是我常到的地方。後來發表了《蜜蜂的神話》，很受歡迎，而在無意間我成為半個蜜蜂及果樹專家。

因為從事實證研究而在多個行業上成了准專家的經濟學者越來越多；理論若經不起實證的考驗，是很難站得住的。一個有實據在手的後起之秀，有時只要用三招兩式，就可把一個純理論的高手殺得片甲不留。這解釋了為什麼實證經濟學在近二十年來大行其道，威不可擋。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兩個較為例外的習慣，一好一壞。好的一面是我強調實地調查的重要。這觀點是因為我在大學寫論文時引用書本上的數據，中過計，痛定思痛而產生的。壞的一面是我的興趣主要是在乎調查研究，並不在乎寫論文發表。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懶得將研究的結果不厭其詳地寫下來。關心的朋友對我那些千呼萬喚也不出來的文章很是失望。他們若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頭賣桔，當會寫信來查問所得。

香港年宵市場，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變動是極快極大的。變動的方向大致上是大家都預先知道的。一千塊錢一棵桃花可在幾個鐘頭之間變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買賣雙方在期待上有了錯誤，上好的桃花哪會有棄於街頭的明顯浪費？賣不出跟蝕大本賣出有什麼分別？同樣一枝花，有人用二百元買也有人用五十元買，是否浪費？年宵貨品的不斷變動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期待上的錯誤是怎樣產生的？這些問題既困難又重要。

要在這些問題上多一點瞭解，我就決定了在年宵的那一晚親自賣桔。這算是我第二次的經驗。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連天大雨，年宵當晚更是傾盆而下。擺了數天的桔子十之九八都因雨水過多而掉了下來。我見「空多桔少」，知道大勢已去，無心戀戰，數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五元清盤了事。無端端地蝕了數千元。

今年捲土重來，也是意不在酒。入貨二百多盆，每盆成本四十，賣不出是不能退貨的。送了一小部分給親友，餘下大約二百盆就決定在年宵晚上八時起，在借來的一個行人眾多的空地盤出售。這數量是比一個普通年宵攤位的一晚銷量大上好幾倍。我和三個朋友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盤鄰近少有賣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時半便將桔子全部賣出。

全部賣出並不一定是有錢賺的；賺錢與否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價的高低。在我們一定要全部賣出的局限下，入貨的多少、價格轉變的快慢、價格高低的分佈、討價還價的手法，都有很大的決定性。我們二百盆的平均售價大約是每盆五十五元（最高八十元，最低二十元），若盆數減半，盈利會較高。我們所賺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給親友的桔子。而我自己從賣桔所領悟到的經濟含義，卻是大有所值！

九時左右，客似雲來。年宵市場沒有不二價這回事。無論開價多少，顧客大都講價。整晚我們只有五六盆桔是照開價賣出的。因為一般顧客都知道年宵市場是討價還價的，所以實行不二價就很難成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開價是預備要減的。每個顧客的訊息數據不同，所以成交價格不一。賣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價格，及時將全部貨品出售。我們起初開價是每盆八十元，最低以六十元出售。十一時開始下雨，開價立減；半小時後雨停了，開價立加。午夜後開價減至七十元。這一小時內顧客最多，但都是以為午夜後可買便宜貨，所以講價較煩。其後減價次數漸多，到後來每盆開價三十元。

同樣的貨品，同樣的成本，以不同價格出售，叫作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熱門題目。要在同時同地用不同的價格將桔子出售，我們四個人就要獨立作戰，盡量將顧客分開。若要將桔子出售，就要使顧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價」。但若沒有價格分歧，生意是很難不蝕本的。買賣雙方因此都有不老實的行為。

價格分歧的現象眾所周知，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經濟學上，年宵賣桔的經驗卻使我領悟到幾個重要的含義。在所有經濟學課本上的分析，實施價格分歧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將市場分開或將顧客分開，而經濟學者都一致認為在同時同地將顧客分開是不可能的。這個觀點顯然是錯了。價格的訊息費用相當高，而這訊息賣者要比買者知得多。只要買者相信自己議訂的價夠便宜，他不會再費時去查詢，也沒有意圖去公佈自己的買價。

第二個價格分歧的主要條件，就是付不同價錢的顧客的需求彈性（Price E1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較高價錢的彈性係數一定是較低。這個條件顯然也是錯了。訊息較少的人付價較高，而訊息的多少跟需求彈性的係數卻沒有一定的關係。在邏輯上，以需求彈性引證的價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礎上有很大的錯誤。這個錯誤是不容易在報章上向讀者解釋的。

有些經濟學者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價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賺錢的方法。那就是說，不二價是會蝕本的。諾貝爾獎獲獎人史德拉（G. Stigler）教授不同意這個觀點。但我賣桔的經驗卻認為這沒有錯。史德拉又認為價格分歧必會帶來浪費，因為付不同價錢的人的邊際價值不同。這分析看來也是錯了。在有無可避免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不同的邊際價值總要比買不到桔子有利。若機緣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間訪港，我會請他到街頭一起賣桔的。

賣桔的經驗也使我對討價還價及不忠實的行為有較多的認識。值得在這裡向大學經濟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們抱怨找論文題目的困難實在是言過其實。要作經濟研究，香港有如一個金礦。好而重要的論文題材信手拈來，俯拾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