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勞力經濟學

一位新相識的朋友，見我屢次為文談及產權的問題，認為我過於著重物質資產，忽略了人類知識資產的重要。但屈指一算，我起碼已有五篇用中文寫的文章提及知識資產。我也曾指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比起文革期間中國對知識的破壞，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可相提並論。可能因為我從來未用「知識資產」為主題，我要強調的就不夠明顯了。

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書裡（一九八二年發表），我指出知識貧乏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也指出在中國，人力資源——包括知識資產——並非私有。但舒爾茲（T. W. Schultz）閱讀這論著後，竟來信說：「為什麼你不提及那最重要的知識資產？為什麼你說中國沒有多量的私有產權，人力在中國就不是私產嗎？」這指責令我莫名其妙！

舒爾茲是因鼓吹「知識資產」（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而獲諾貝爾獎的。我若在文章內不是每段都提及這種資產，他就可能認為我輕視了它！但舒爾茲怎可以認為人力資產——這包括知識——在中國是私有的資產呢？他曾到中國講學，怎會連中國人民沒有自由選擇工作或沒有自由轉換工作的權利也不知道？私有產權的定義，是包括自由轉讓，自由選擇合約的權利的。在人力及知識的資產上，這些權利在中國是沒有的，所以這些資產在中國不能算是私產。

缺乏了人力資產的自由轉讓或自由買賣的權利，知識的發展或增長就一定有極大的障礙。單是這一點，中國要搞現代化就言之過早了。這個重要的問題我會稍後向讀者詳加解釋。

馬歇爾（A. Marshall）是第一個經濟學名家認為知識是資產中最重要的。我同意這觀點，且準備在下一篇文章以自己的見解加以分析。人力及知識到了費沙（I. Fisher）的手上，就被一般性地歸納為資產。以費沙之見，任何可以引致有收入的東西都是資產，而這些資產的市值就是資本。這個一般性的概念，比起馬克思的資本論，相去甚遠。而馬克思的難以自圓其說的各種矛盾，到費沙以後就逐漸變成為歷史了。可惜費沙的經典之作《利率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est》至今還未見有中譯本。

近二十年來，勞力經濟學（Labour Economics）漸被稱為新勞力經濟學。究竟「新」在何處呢？主要的就是加多了知識資產的投資（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除舒爾茲以外，這門學問的高手包括貝加（G. Becker）、銘沙（J. Mincer）、路易斯（G. Lewis）、雷斯（A. Rees），及他們的多個得意弟子。在近二十多年來新崛起的重要經濟學說中，新勞力經濟及產權經濟（後者包括交易費用）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是因為它們有很強的解釋能力。

既然遠在十九世紀末期，馬歇爾就認為知識資產最重要，為什麼「新」勞力經濟學要到近二十多年才盛行呢？我自己的答案是，知識及科技的進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突飛猛進，令人矚目。有人認為近三十多年來在科技上的進展，要比過去的三千年的總和還要大。姑勿論這觀點是對或是錯，近三十多年科技進展的驚人是無可否認的。馬歇爾有先見之明，但新勞力經濟學的盛行，似乎是受了事實說服力的影響。

在知識科技發展最快的三十多年中，中國不僅閉關自守，實行共產政制；更為甚者，就是中國執政者在這期間將知識加以慘無人道的摧殘！這是中國的不幸。又因為中國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以天賦馳名的人口，這摧殘是全人類的不幸！鄧小平應該明白，無論他怎樣鑒定毛澤東是功大於過，無論中國共產黨要怎樣保持毛澤東的形象，但以後歷史學者對毛氏的評價，早已蓋棺論定！

過去的畢竟是過去了，希望還在將來。在知識的問題上我應寫些什麼呢？我還是重施故技，寫些知識資產與產權的關係吧。中國的經濟困難是制度上的問題（這點中國執政者似乎還是不同意的）；經濟制度是產權的問題（這點中國執政者可能不同意）；知識是一種資產（這點中國執政者似乎是同意的）；知識科技對中國現代化是極其重要的（這點中國執政者顯然同意）。且讓我在下一篇文章，先從「同意了」的一方面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