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雞死，一雞鳴——台灣不應該走日本的路

兩個多星期前到台灣一行，打開當地的報章看看，「火雞」二字觸目皆是，稍讀內容後，心想，新上台的李登輝恐怕不容易應付了，真有點替他擔心。

原來台灣批准了美國的火雞進口，而進口的是美國人不喜歡吃的雞翼、雞腿等部分，其「剩餘價值」是不高的。這廉價的美國「剩餘」，在台灣似乎可以與本地所養的雞隻分庭抗禮，因而使台灣的雞價下降；如此一來，那裡的雞農就群起反抗，要求政府禁止火雞進口了。事情怎樣發展下去我不大了了，但看來政府會「延遲」火雞進口的。

不讓火雞「剩餘」進口，本來是小事，但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台灣近幾年來大量減低了入口稅，也擴大了進口產品的範圍，是令人欣賞的改進。要是火雞被禁止進口，那就可能一雞死，一雞鳴，再使保護主義在台灣一般性地抬頭了。


日本物價高漲的困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遠東一帶有兩個在經濟上大有成就的例子：香港與日本。雖然二者的成就都是基於私有產權的制度，但前者除了幾樣物品外，對任何進口全無管制，連關稅也沒有；後者的「保護」政策卻甚為厲害。開放進口貿易，能促使本土專於成本較低的行業，也令市民以較廉的價格享受舶來品。限制進口，雖然違反了經濟原則，使市民的物質享受減少，卻可強迫節約儲蓄。二者皆可使國民收入增加。不過，後者的增加，是數字比實際的收入可觀：富有的日本人，在本土要講究享受就不容易了。

日本的農產品貴得離譜。一顆可口的葡萄，市價在美金一元以上；櫻桃、李子、牛肉等，比美國的貴十倍。三年前，我到大阪開經濟會議。在那次的行程中，我見到大阪市中心的高樓大廈之間有一塊小小的空地，竟然井井有條地種著西紅柿。原來那裡的西紅柿貴得可怕！我跟那裡的經濟學者暢談這個因為日本限制美國農產品輸入而引起的怪現象，他們對此反應得快，解釋得清楚。

事情是這樣：日本有很多大地主（可能是Togugawa時代遺留下來的家族傳統），他們在政壇上很有勢力，一致地反對農產品進口。沒有了廉價的農產品進口，土地便可作農地之用而獲可觀的收入；若他國的農產品可以自由輸入，不僅農地的租值下降，而當農地要被迫轉作起建築物的用途時，那麼連工商、住宅用地也會因供應量增加而導致市價下降。那是說，「保護」日本的農產品，不僅是保護農地的租值，連所有土地的租值也會受到保護。受損失的是工商業的發展和消費者的享受。

兩年前，我在舊金山跟美國列根總統的兩位經濟謀士談及美國新興的保護主義的問題。他們的觀點是：列根幕下的經濟學者本來都一致反對保護主義，但由於日本和南韓等國家的自我保護，在此形勢下，他們不容易找到美國出口商的支持。那是說，在美國與進口貨競爭的工業主張「保護」，財雄勢眾，但贊成自由外貿的出口商卻因為日本等地的自我保護而提不起勁反對美國自己的保護。另一方面，消費者一向都是各自為政，像一盤散沙，沒有組織，在國會上什麼聲浪也沒有。

是的，日本的保護主義施行了很多年。但在最近幾年之前，美國反對的人不多。美國朋友的一個解釋，是美國曾在日本落過原子彈，使他們有點內疚，所以在戰後對日本百般遷就。不管這解釋是對還是錯，近幾年來，日本在經濟數字上的富裕與巨大的貿易順差下，還堅持「保護」，美國人就大有反感了。


養雞不是雛階行業

在經濟學上，保護主義的出現有兩大理由。其一是那所謂雛階行業（infant industry）。這觀點是說：大有長遠利潤的行業，初起步期間，在本國若受不到應有的保護，那麼在眾多外來的競爭下，可能站不穩，不容易發展到可以減低成本在國際上與他人競爭。這個理論盛極於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就日漸式微了。嚴謹的經濟學邏輯從來不支持這個觀點，而事實的經驗也是不支持的。

另一個要保護的理由，乾脆地說，是壓力團體的利益問題了。台灣的雞農是明顯的例子。試想，台灣的養雞行業，起碼有數百年的歷史了，怎樣說也不能算是雛階行業。而養雞及一般農產品，是從來不需要在政府的保護下才知道減低生產成本的途徑的。台灣雞農之所以要「保護」，其出發點當然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在言論中他們也開心見誠地這樣說了。

有趣的問題是：假若美國的火雞「剩餘」不是廉價地賣給台灣，而是免費贈送，台灣是要，還是不要呢？雞農的反對會變本加厲，不在話下；但消費者又怎樣了？又假若美國不僅將火雞贈送，而且是將所有台灣所需的產品都免費贈送，台灣所有從事生產的人都會反對嗎？當然不會反對！這是因為生產的人也是消費者，若所有產品都免費，他們會樂於游手好閒地享受一番。送少量反對，送多量贊成，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而台灣又怎可以要多不要少那樣沒出息呢？


結論

致力生產而搞出成績來，是台灣近十多年來足以炫耀之處。但生產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享受，而在貿易中，這享受的增加可以百倍計——這一點，我在其它文章裡解釋得很清楚。貿易越自由，享受的增加就越厲害。以專業生產所得，來換取自己不能生產或成本較高的產品，是貿易的主旨。火雞不是例外。台灣的雞農應該考慮，時代既然轉變了，他們也應該備適於事。

令人遺憾的是，任何政策的更改，無論對社會及民生有多大好處，總有一部分人會蒙受損失。若得益的人足以補償受損的人而還有餘，政策的更改對社會整體有利益。不幸的是，足以補償受損者，並不等於真正的給受損者作補償。以台灣的雞業為例，火雞進口對消費者的利益，肯定足以彌補雞農的損失。但很可惜，消費者不會樂善好施，自動地將錢寄給雞農作為安慰的。

我們也不能建議台灣攻府仗義為懷，向消費者抽稅來彌補雞農的損失。這樣做，聲稱大受損失的何止雞農？如此一來，補償就補之不盡——單是估計要求補償者的誇大，就會弄得一塌糊塗。沒有人會真心真意地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社會的利益計，明智的政府有時不得不一意孤行，愛莫能助地損害了一些善良的市民。

但台灣的火雞事件有更深的含義。一雞死，一雞鳴的困擾不談，保護主義會引起其它國家的自我保護。這樣，對外貿易的利益就一般性地受影響了。台灣的經濟實力非同小可，只可惜物價奇高。既然有經濟實力，又何妨大膽地開放外貿，使民眾享受一番。正如英諺所說：只工作，不娛樂（享受），會使傑克這孩子變得呆滯的。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不容易找到有哪一個地方的青年，會像中國大陸近一個世紀來所遭受的不幸。真的，歷史上，我們也不容易想到哪一件事能比大陸青年的命運更悲慘。德國希特拉對猶太人的暴行，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令人髮指；但這些是戰爭的恐怖，到了和平，希望還在人間。而中國大陸的青年呢？那些歷來被爭權奪利的政客大言不慚地說要保護、要好好地培養的青年，到頭來總是希望成空，命途多舛，被人利用完後就自生自滅。

說大陸青年的惡運有近百年的日子，不會是誇大的吧？這期間，大陸的政客也曾年青過，也曾命途多舛，應該明白青年的感受，應該知道青年的希望頓成泡影時會怎樣。我對大陸的政客有這樣的感覺：一旦得到權力，成為不幸中的僥倖者後，就認為其他青年在遭遇上應該像他們自己年青時那樣不幸才對似的。他們似乎是這樣想：我們年青時什麼也沒有，你們這些青年還要些什麼？


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近幾年來，美國每年都舉辦一次兒童智商測驗，名列前茅的頭十名中，中國或華裔兒童差不多佔了半數。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在美國被千夫所指，認為他對種族有歧視。這位仁兄竟然老實不客氣，以中國青年特別聰明為例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一年多前，美國鄭重地選出在美國最有成就的十個外來移民，其中三個是中國人。也難怪史丹褔一位有名望的研究員（Tom Sowell）問我：為什麼中國人在世界各地都是那樣出人頭地，但偏偏在中國大陸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

什麼太平天國，什麼八國聯軍，什麼武昌起義，我還未出生，沒有資格作證。但抗日戰爭期間，我逃過難，我在廣西一帶流浪了三年。小朋友們和我都吃不飽，穿不暖，都沒有受到稱得上是教育的教育。營養不良，小腿都腐爛了。在桂林真光及柳州中正附小就讀時，每隔幾天就少了一個同學上課，這情況我還記得很清楚。和平後轉到廣東佛山的華英附小，還是飢寒交迫，飯堂內的粥是要爭搶才有得吃的。

在這些艱苦的日子中，我們每天清早起來唱「三民主義……」，背誦總理遺囑；到了一九四八年，廣州還未「解放」，我們早上高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下午低聲唱的是《東方紅》。在課堂上，老師所出的作文題目，永遠都是《我的志願》、《祖國的希望》、《可愛的家》等等——什麼都可愛，都偉大，都有希望。很多年之後，閱歷豐富了，書讀得多了，開始明白大陸的情況，我才知道那些都是騙人的話。

我與小時彼此結交於大陸的中國同學們有一點不同——他們半點機會也沒有。而我呢，在四八年秋天跑回香港，五七年遠赴美國去碰運氣，五九年得遇明師，自己知道機會難逢，就把握時機，一鼓作氣把書讀得通透。

有我的際遇的中國青年不多，但有我同樣經歷的，大概會同意我的觀點。我們並不需要很多的錢，不需要什麼鼓勵，也不需要國家的關懷、國家的愛護。我們要的只是一個機會，讓我們發揮自己所能。是的，一個機會就夠了。一個機會就足以直搗黃龍！可不是嗎，若有機會，十年窗下的代價何足道哉？


讓他們學有所用

我們不容易解釋為什麼在那漫長的日子裡，中國大陸的青年總是被剝奪了他們應有的一點機會。到了一九七九年，大陸比較開放了，政府容許自費生到外國留學，我就搶先把廣州的兩個外甥女帶到美國，雖然初時她們完全不懂英語，但幾年之後，她們也是大學成績優異，現在已是專業人才，在美國的收入比中國大陸同輩的青年的高出百多倍。我也曾向美國的幾家大學說項，協助了數十個大陸青年到美國唸書，三數年間他們的成就也是如此。我於是對中國的前途增加了希望。

只是，近來情況又改變了：大陸的青年還是命途多舛。據說，大陸大幅度地加強限制自費留學的自由，而北京當局還設法與外國政府協約，盡可能強迫畢業後的大陸留學生回歸。這樣做，對中國大陸有什麼好處？即使需要人才吧，也應該讓他們學有所用；假若回到大陸真的是學有所用，又哪怕有為的青年不自動回歸？

台灣的例子有說服力。我開始對台灣的經濟刮目相看，不是那些悅目的國民收入增長數字，而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到美國學成、能在那裡居留的台灣子弟，紛紛自動回台灣去，縱然那些在較早時決意不回去的也改變了主意。有就業的機會，大材可以大用，國家就變得可愛了。要他們不回去也不成。人才的需求是要以薪金及工作環境來體現的。台灣既然能使留於美國的人才倒流，那我就想，台灣的經濟成就一定非同小可，而人才的回歸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台灣近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很明顯的。

是的，中國大陸不僅要盡量放寬自費到外地留學的限制，而且也不應堅持學成後的回歸。讓外流了的青年在外地成材，讓他們盡可能留在外地，就好比在一塊肥沃的土地播下了種子，下了投資之注，當市場大有需求時自然會有收穫的。中國大陸的青年懂中文，熟知中國的情況，對家鄉有感情，那裡若有市場需要他們，他們就會越洋歸去。


壓制不是辦法

或說，北京當局恐怕將來回歸的人才有太重的西方意識，喜歡什麼民主自由，不適合大陸的情況。姑勿論民主自由是好還是壞，不容許青年選擇出國，對大陸有什麼好處呢？在日新月異、世界大同的今天，知識大有價值，我們沒有聽說過什麼僱主會理會僱員的「政治」思想的。不讓青年選擇，壓制他們爭取知識的機會，人才的價值何來？

當然，能夠自費留學的大陸青年（在外地有親朋幫助他們自費成行的青年）不多。既然那麼少，為什麼連這稀有的機會也要扼殺呢？至於那些無法出國的青年，在那所謂「開放」的今天，大陸仍然壓制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學校內還在搞什麼思想教育，畢業後還在辦什麼分配工作。放寬一些，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所要學的，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工作；他們雖然不能像那些能到外地留學的青年那樣幸運，但總可以多一番發展自己所長的機會。

去年九月，我在北京遇見方勵之。在閒談中，我提到我曾為文抨擊那因為學運而增加了的思想教育，對大陸青年的知識增長又再加以約束。他問：要是不壓制知識呢，你就不支持民主改革了？我回答說：我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從來不相信有能力改造社會，但如果涉及到學生的知識問題，站起來說幾句話倒是我的職責。

魯迅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裡說過這樣的話：要救救孩子。但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孩子不用救；不扼殺他們應有或可能有的機會，也就好了。


二○○○年後記

此文是十二年多前發表的。今天，中國青年求學的機會，有了很大的改進。十二年不是一個短時期，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改進的速度還是令人欣賞的。要改進的地方仍多，但我們今天有理由比較樂觀一點地看。

又是一個里程碑——評中國土地拍賣

兩三年前，我曾再三為文提過這樣的事：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是到了比較困難的境地了，所以若要繼續改進，有震撼性的決策措施是需要的。我當時指出這些大手筆的措施，包括解除外匯管制，解散國家職工，以及將土地出售等。在那時，有不少朋友認為這些是不可能的事，只不過妙想天開罷了。我雖然沒有他們那樣悲觀（正如佛利民所說，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但也總覺得這些建議過於大膽了；實現的希望有點渺茫。

希望之為愚妄，正與絕望相同——是羅曼羅蘭說的。所以，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發表了《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建議中國大陸以賣地的方法來幫補基本建設的費用，也可減少及簡化那些左抽右抽的稅項；而更重要的還是，以此來推行私產制度。沒想到，過了不久，深圳邀請我到那裡講述賣地的方法。在那次談話中，我指出土地之所以有價值，不是在於土地的本身，而是在於土地使用權的界定，以及從這些權利所能得到的收益。因此，在賣地之前，他們要花一年以上的時間去搞好一套土地法例。目前，他們的土地法例還是不夠完善的；但去年十二月一日，深圳第一次公開拍賣土地了。那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能見到「共產」中國出售土地的創舉，總算不枉此生。

且讓我先說一段閒話。在深圳拍賣土地的前兩天，當地的兩位朋友到香港來找我，說他們沒有拍賣官所用的木錘，問我在哪裡可以替他們找一個。我說，若找不到，用鐵錘也別開生面，無傷大雅。我又說，不知道拍賣所用的木錘是否與法庭上法官所用的一樣，要是一樣的話，我倒可以到法官朋友那裡偷一個來。他們一笑置之。隔了一天，我在香港電視上看到深圳準備應用的拍賣木錘——他們終於找到了，使我如釋重負！


內資必勝是可惜的

去年十二月的深圳土地拍賣，外資機構可參加，但必須用在深圳注了冊的公司之名義下注。在那次拍賣的前兩天跟深圳朋友閒談時，我問：拍賣的價格是用人民幣還是用外幣的？答曰：當然是人民幣。我喟然而歎：那麼內資是必勝了，真可惜！為什麼內資會必勝呢？理由很簡單。在明目公開的拍賣上，外資付的是人民幣，膽子再大也不敢從黑市換取人民幣來結帳；付錢時外幣一定是按官價匯率計算的。但官價匯率比黑市匯率相差幾達一倍，而內資所用的人民幣，並非以外幣按官價兌換而得的；因此一元就是一元，亦即是人民幣的「黑市」幣值了。這樣，怎會不穩操勝券呢？

深圳土地拍賣的結果，支持我對「內資必勝」的推斷。雖然外資機構有報名參與拍賣，但到臨場舉手叫價時，他們卻不見影。這可見經濟理論的推斷與其它嚴謹科學的推斷，是不相伯仲的。

我認為內資勝出是可惜的觀點，說起來，還是另一回事。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往往是向前走兩步，向後退一步。試想想，若內資獲地，北京當局大可改變初衷，將賣出了的土地收回成命。但若外資勝出，政府要反口，或要增加土地使用的約束，就會引起廣泛的反響了。在中國大陸下了注的其它外資機構會觸目驚心，謀求退策，而還未下注的外資就會望門卻步了。這是說，以賣地推行私產制度是大陸體制改革應走的一大步，而這一步，如果外資獲地，發生變故的可能性一定是較小的。

最近，上海又打算拍賣土地了。這一趟，外資公司不僅可以不在上海註冊也能參加，而且外資獲勝的機會是比深圳那一次較大的。主要原因，是在上海新近的發展中，外資能比較名正言順地以自由市價兌換人民幣的機會是增加了：黑市轉灰而幾近於白。那裡快將成立的外匯交易中心，似乎比深圳現有的外匯調劑中心有較多的自由。在目前我還沒有全面的可靠資料；雖然時間急迫，但說不定，到了賣地之日，外資能以近乎自由市價的匯率兌換人民幣。我衷心希望外資能在上海一鳴驚人。


幾個重點不可忽略

中國大陸拍賣的土地，並非年期永久的。這不重要。沒有永久年期，可以施行私產之實而又能保持土地國有的形象（正如租了房子，房子還是業主的）；在體制改革期中，我們難以苛求，不要堅持中國大陸的土地所有權要像美國那樣的。香港的土地權利也有期限，到期之時補地價可也。重要的是年期要夠長，使投資者大膽下注。這一點，北京的執政者是明白的，不用我們關心了。（上海這次拍賣的，工業地年期四十，商業地年期五十。）

值得我們關心的，是另外幾件事。第一，大陸因為政府要養的幹部太多，加上各種貪污、浪費，在財政上有困難。賣地所得，如果用之以養幹部增加特權利益，那麼中國土地再多，賣地也只如擔沙塞海，無補於事。所以我認為，政府最好能預先指明賣地的收入，日後可以作什麼用途；然後堅持資金用途不變，或要將這資金轉作別用時，事前務須用嚴謹的衡量準則來取決。

第二，中國大陸目前對土地的轉讓權有多種約束，實在是不智之舉。例如，去年十二月深圳拍賣的土地，未經建設的不准轉讓；而建設後，將物業（房產）出售時，應得的利潤又規定不能超過投資成本的百分之十五。我曾經指出過，馬克思理論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謬誤，是資產轉讓時的賺價被視為不勞而獲的收入；所以中國大陸不僅反對賺價，也反對資產自由轉讓。在拙作《資產轉讓為何重要》（見《再論中國》）一文內，我詳細地解釋了為什麼資產的自由轉讓有百利而無一害，而轉讓的賺價，是對冒風險者的一種補償及眼光獨到的投資者的一筆正當收入，於情於理是不應反對的。當然，就投資而言，幸運或倒霉的成份是存在的；但我們無從分辨何者為幸運或有本領，何者為倒霉或低能。

土地的轉讓越自由——這自由包括自由賺價——拍賣所得的地價也就一定越高。那是說，首先在土地上賺價的，不是他人，而是政府當局。政府又為什麼要作繭自縛呢？難道那膚淺的剩餘價值的謬誤，真是驅之不去？上海這次賣地，對轉讓權的約束似乎是較深圳的少一點（有關詳細規例的資料我尚未取得），是有了進步，但無謂的約束還是存在的。上海既有改進，深圳不會後人；據說深圳正在考慮放寬土地轉讓的自由。這是健康的改革競爭——希望這種現象能在大陸一般化。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土地的私產化明顯地與目前中國的憲法有矛盾——其它不少事項也有矛盾，但將土地賣給私人或私營機構是最為明顯的了。所以北京當局打算在月內修改憲法。這憲法曾經修改過好幾次了。雖然再修改是反映體制改革的有所成就，但憲法改得多總有問題。我擔心的是，這次修改所帶來的效果：不能進一步、大膽地進行私產制度。四個堅持的陰影仍在。這次改了，過得幾年，中國有更大的改進時，憲法又要再考慮修改了。如此下去，憲法的存在會阻慢了體制的改革。

因此，我在這裡要作一個與法律原則不協調的大膽建議。中國這次的修改憲法，在某些事上，不要寫得太「實」、太明確——文字上高技巧的「不明確」，可以容許多方面的體制發展。在體制改革的過渡期中，憲法不太重要，而靈活的「不太明確」的彈性，在這期間是大有用場的。到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頭頭是道，看準了私產制度大有可為時，把現有的概念上的謬誤拋棄，那就來一次憲法大修改，明確地肯定私有產權的制度。

簡慶福的攝影

簡慶福最近出版了一本攝影集，收集了他自己從事「嚴謹攝影」（serious photography）近五十年的心愛作品，共一百零五幀，其中十七幀是黑白的，八十八幀是彩色的。黑白的那部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的舊作。那時，簡氏已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家了，獲國際名銜、獎狀不計其數，且曾在紐約那間高不可攀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個展。

五七年之後，簡氏對名銜及沙龍「遊戲」厭倦了，息「攝」達十年；其後被彩色底片的科技進步所吸引，再周遊各地不斷拍攝。今天，簡慶福與陳復禮是中國大陸最受尊重的攝影家——大陸現在對攝影的狂熱，簡、陳兩位的影響是很明顯的。由於簡氏的作品三十年來沒有在國外展出，他的國際聲望是今不如昔了——雖然他的作品，跟一般藝術大家一樣，是老而逾妙的。


大場面風景舉世無匹

「攝齡」比簡慶福高的攝影家不多，而從耐力及苦心那方面看，更無出其右。當然，苦功並不一定可以攝得佳作，但攝影這一項藝術媒介的困難程度，一般行外人是難以體會的：不下苦功就沒有珍品可言。一位美國藝術教授曾經告訴我：不困難的藝術都不是好藝術；難的不一定是好，但易如反掌的沒有深度，沒有耐人尋味的美。攝影也是如此。

在攝影上說，苦心與耐心的重要，最明顯莫如大場面的風景了。「大場面」作品的困難自成一家。這種作品通常海闊天空，氣象萬千，稍有不如理想的物體參進畫面，作者無從搬開、安置，而要在黑房中刻意修改，也往往無技可施。換言之，絕佳的大場面風景作品，可遇不可求，若作者不願意苦心地找、耐心地等，那麼他就應該向其它題材打主意。從另一個角度看，好的「大場面風景」作品都一定有幸運的成分。但若不勤奮從事，這幸運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舉一個例，我從事攝影三十三年，其中大約有七年是頗為用功的。花、草、飛鳥等作品我還可以，但拿得出來的大場面風景我就只有半幀！說是「半」幀，是因為在拍攝時我只有一部三十五米厘的相機在手；雖然在沖洗時我特別小心處理，但放大至三十吋就技止此矣。翻閱《簡慶福攝影集》，發覺他「大場面」的珍品竟然有十二、三幀之多，這是個難以置信的數量了。

記得十多年前，我在美國參觀了AnselAdams的平生作品展覽。這位已故的、攝影作品市價最高的大名家，是以「大場面風景」著稱的。然而，在那四百多幀作品的展覽中，我只能選出六、七幀算是罕見的珍品。這位名家的「大場面」作品唯一優於簡氏之處，是前者用十吋大底片，其清晰程度超凡。除此以外，簡氏卻佔優。這也令我體會到這種作品的另一種困難：底片越大越好，而在翻山越嶺中，大相機及三腳架又怎樣攜帶呢？

一九五五年初，我無意間在香港中環一個窗櫥內看到簡慶福的《水波的旋律》，心焉嚮往。這作品是在新界沙田與大埔之間的山坡上向海面拍攝的，場面偉大，水光雲影氣勢如虹，而畫面的主體只是一隻小小的漁艇。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曾到那個山坡觀摩了良久，所得的結論是：大埔海面的美，到了簡氏的手上成為絕響，後人不用再費心思了。

簡慶福的「風景」作品是苦功的成果，但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作者的胸襟。這個人有君子之量，所以風景攝來氣派儼然。簡氏既不喜歡在角度上取巧，也不喜歡將物體誇大。四平八穩、不偏不倚的角度，無論攝取實物、水光、雲影、山色、晨霧、空白，都適可而止，是簡氏作品的特色。這類作品的困難程度，說來話長，但我們欣賞時，只覺得它們看來舒暢，越看越覺得自然。


從風景到人物

簡氏的後期作品，有很多是關乎人物的。想不到，以「風景」成名的簡慶福，對「人物」竟然有那樣深刻的描述。我指的不是那些滿臉風霜、愁眉苦面、手持煙斗的戲劇化的燈光人像（這類作品易如反掌），或是那些街頭巷尾之作（這類作品不容易，三十多年前香港的何藩很有兩手），而是指那些可歌可泣、足以令人回味的人物作品。很顯然，簡氏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年紀大了，對人對事多了認識，他就藉人物來訴說自己心中的無限事。

是的，人物攝影要有故事可說。在高手的處理下，一個平淡的畫面，一些普通的人，表情不用誇大、不用渲染，卻可以說出很多的話。簡慶福不僅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他的後期人物作品，有力地表達著人的內心深處。這些人物中不少是中國人，但我們卻看不到醜陋的一面。有悲哀，有愚妄，有渴望，有歡欣，有愛，但醜陋卻是沒有的。這是對人的頌讚了。


二○○一年後記

此文是一九八八年寫的，那時計算機處理、修改攝影作品還沒有普及。曾幾何時，今非昔比，簡老兄大約在五年前就轉到計算機協助那方面去。一位從事黑房生意數十年的朋友，去年慘遭淘汰。今天，簡兄的一些大場面新作，昔日是「不可能」的。

計算機協助攝影製作，不僅淘汰了我的朋友，也淘汰了我。沒有被淘汰的是簡慶福。然而，雖然行外人看不出來，我總是覺得計算機之作有點不自然，在感情上不容易令觀者震撼的。

聯繫匯率的困擾

關於香港的聯繫匯率及幾個月來由那所謂「熱錢」而引起的「負利率」建議，可說是香港經濟上比較重要的問題了。政府若處理失當，其影響之壞，可能遠超過去年十月的股市暴跌。

我老早就想在這個複雜的題材上動筆，但後來在一個青年會的聚會上說過了話，又覺得要將有關的問題解釋得清楚，在一篇文章內是不容易辦到的。後來在報章於雜誌上，讀到對於聯繫匯制有很深誤解的言論，還是不時出現，我就認為不夠詳盡也應該試作解釋了。香港一般不明白聯繫匯率是什麼一回事，會對這個制度懷疑而促成了不良的效果。美國的政客不明白這個制度，亂說一通，要求港府將港元對美元升值，又令人頭痛。


名不正則誤導

一開頭就有問題：在一九八三年十月開始實施現在的「七點八掛鉤」時，香港政府竟然稱之為指導性匯率。殊不知「指導性」一詞，當時中國大陸用以形容價格管制的！香港有許多人先後到過大陸做生意，因此根據經驗，他們一聽到「指導性」三字，腦海中就先入為主，以為香港所推行的是匯率管制了。是的，即使目前對該制度發表言論的人，十之七、八都認為是一種管制。「指導性」雖然後來改稱為「聯繫」了，但還是不妥：有很多人以為「聯繫」是用以掩飾「管制」的。

適當的名稱是「局部美元本位制」。要知道，我們現有的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在一九七三年之前的制度（那時港元與英鎊掛鉤），而那制度是從有很久歷史的黃金本位制度演變而來的。與黃金本位制度相比，香港現有的聯匯有兩點不同：其一、以美元代黃金；其二、本位的保障只限於鈔票的發行量。更嚴格的說，香港的聯匯不是一個匯率制度，而是一個貨幣制度！


沒有中央銀行的優越性

有趣的問題出現了。為什麼黃金本位制度會經不起經濟壓力而被取締，而大約有貨幣量十分之一強（鈔票量的比重）的美元本位制卻屹立不倒呢？主要的答案是：香港沒有中央銀行。香港的貨幣量是跟著市場的需求變動而自動增減的。港幣以美元為本位「掛鉤」，市場若對美元看好，換取美元的量增加了，港幣幣量就會縮減；這縮減會使港元增值，直至那掛鉤的匯率得到平衡為止。這是「中線」的調整辦法。在「短線」上，港幣量的縮減可能不夠快，利率的變動就協助調整：短線利率上升，加速了港幣的需求量減少。

我曾作過估計，如果市民對美元看好而搶購，只要被收購的美元不大量地撤離香港，而是在本地翻來覆去地協助港幣量減縮，那麼上述的美元只不過等於港幣鈔票量的外匯儲備，就足夠好幾次使港幣的總量化為零的。那是說，只要美元不大量離開香港，無論市場怎樣搶購，這美元本位也守得住。要是美元大量撤離香港，那就另作別論了。在一九八三年與一九八四年間，這新制實施後，市場曾經兩次搶購美元，但因為「親生子不如近身錢」，美元沒有大量撤離香港，這本位（聯匯）制便有驚無險了。

反過來說，假若市民對港元看好而搶購，港幣量就會增加，而這增加會使港幣貶值，直至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得以平衡為止。在短線上，利率下降是協助港幣量增加（增加港幣的需求量）的一個辦法；所以香港銀行公會的利率協議，在程度上是會妨礙「聯繫」匯率的運作的。

假若香港有中央銀行，目前的聯匯制度就大有困難了。中央銀行是為控制貨幣量而設的。它控制的貨幣量一旦與掛了鉤的匯率脫了節，失去了平衡，那麼，這匯率如不更改，政府就需要有遠為大量的外匯儲備來作支持，或需要推行外匯管制，或限制入口，或津貼出口，或用以上幾種辦法的合併來應付。這樣做，香港的經濟就會兵敗如山倒了。

當然，有些人認為中央銀行可以很明智，懂得適當將貨幣量調整來維持匯率的掛鉤。但歷史的經驗（一九七一年之前的國際黃金本位經驗），卻證明這觀點是過於樂觀了。有了中央銀行的設立，貨幣量的多少會有多方面的考慮，而壓力團體的各種手段也不能視若無睹。

很多國家，不設立或取消中央銀行是政治上難以容許的。香港沒有中央銀行，令很多為中央銀行而大傷腦筋的經濟學者羨慕。佛利民就曾經建議美國取消中央（聯邦）銀行，而曾於一九八三年參與香港的聯繫匯率決策的英國貨幣理論高手，也認為不設中央銀行對聯繫匯率的維護，大有幫助。


反對聯繫匯率的理由

一九八三年九月，香港財政司彭勵治在考慮施行現有的聯繫匯率制度時，我是反對的。這反對有兩個理由。第一，較為不重要的，是假若市民將搶購所得的美元大量撤離香港，那麼這制度就維護不了。我擔心的是幾個大富之家，以為有機可乘，聯手與香港政府「大賭一手」，怎麼辦？事實上，我讀過一篇文章，指出在南美洲的一個國家就曾經發生類似事件，使政府狼狽不堪。在聯繫匯率制度實施的前幾天，提倡該制度的祈連活到港大的經濟系講話時，我的一位同事就指出這「大賭一手」的可能性。祈連活是無以為對的。但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性不大，因為就算有幾個大富之家同意集資「大賭」，他們也不應該知道要將美元撤離香港這一著。

我的第二個反對聯繫匯率的理由，就比較重要了。在一九八三年九月間，九七問題所引起的動盪很大，市場一片混亂而搞得人心惶惶。在那個情況下，香港各種資產的價值大幅度下降是無可避免的。我當時想，資產之中除了人才外，可分為三大類：物業（地產與房產）、股票、貨幣。在那時，這三者的貶值是必然的。假若這三者一起貶值，他們就會分擔了負荷；但假若其中之一種——港幣——與美元掛了鉤而不能隨市貶值，那麼資產貶值的壓力就會集中在股價與物業這兩類資產上。這兩類資產的貶值，會因香港幣值不能下降而有更大的跌幅（後來八四年的經驗支持我的分析）。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工商及地產行業就會受到較大的打擊了。我又想起香港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之後，經濟——尤其是地產行業——一片蕭條，而那時港元是與英鎊掛鉤的。以三種資產來分擔了貶值的壓力，總比這貶值集中在兩種資產上為佳。我現在還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

在當時，我將這個分析跟彭勵治和英國的兩位有關的經濟學者細說了。他們同意我的邏輯，但英國方面的看法是，除非有政治奇跡，香港的地產及股市無藥可救。但香港人是靠外貿而生存的，港幣若更大幅度貶值，香港的經濟不堪設想。既然三種資產不可能一起挽救，那麼單救港幣是上策。這是重點上的觀點不同，我是不容易以邏輯的分析來反駁的。當然，中英草簽後香港的地產及股價的發展，證明了他們當時所說的「政治奇跡」是出現了的。


更改匯率的困難

在彭勵治實施聯繫匯率的前幾天，我跟他說：「你知道這制度一旦施行，就差不多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前有所更改了。」這一點，他是同意的。我們討論了在什麼情況下可將匯率更改，但大家也覺得這情況不存在——除非在施行這新制度後的一個短時期內，政治形勢有急速的好轉。幾個月後，郭伯偉（夏鼎基之前的財政司）認為將港幣升值是大好時機，但彭勵治沒有這樣做，郭氏就認為此後機會不再。英雄所見，大致是相同的。

由於恐怕香港人不相信聯繫匯率可以堅守，在施行之初，彭勵治就強調以後匯率若有更改，港幣只會升值，不會貶值。其時風聲鶴唳，這幾句話是應該說的。可是想不到，因為這幾句話，很多人就誤以為香港政府會隨時將港幣升值，「種」下了今天聯繫匯率的困擾。

聯繫匯率不可隨意更改，有幾個理由。其中最明顯的是：只要更改過一次，就會使人相信以後再更改的可能性。市民一旦意識到政府曾在哪種情況下作過更改，在其後類似的情況下，人民就會預期更改的再來。這樣，就鼓勵了炒買炒賣的行為，使匯率失去了平衡。若匯率有過兩、三次的更改，那麼整個聯繫匯制就會被迫取締了。在多年前的黃金本位制度下，不少國家由於中央銀行所控制的貨幣量與金價脫了節，以更改匯率的辦法來補救變得無濟於事，結果是一些國家施行外匯管制，另一些管制入口，弄得一塌糊塗，最後還是脫離了本位制。

第二個同樣重要的理由，是匯率更改之後，物價及工資是應該跟著調整的。然而有些工資，尤其是政府公務員或教師的工資，顯然難以向下調整。我們應該記得，自港元在八三年大幅度貶值後，不僅舶來品的價格在市場上急升，而且我們由政府支付薪金的，也獲得頗為大幅度的向上調整。假若現在香港政府將港元匯值提升，那麼公務員和我（港大教師）都會歡天喜地了。

以我自己為例吧。在一九八二年初我接到港大的合約時，港元對美元是五點三；一年後改為七點八，我就變得「啞子吃黃連」，有苦自知。經過後來幾年的薪金調整，減除了通脹，我現在的薪金，若以美元計，是跟八二年時差不多。假若政府現在將港幣對美元升值，那我就無功受祿了。跟著的適當調整，是應將我的薪金減少的；但如果我和其他公務員及教師的薪金一起調整的話，他們又怎會不「保護」我呢？政府既不能減薪，那麼財政問題又如何解決？物價會因港元升值而下降，政府的稅收也就跟著下降或上升較慢；為了支付各項費用，政府是要加稅的。那麼香港的經濟又怎樣了？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一些人可以從港元匯值調高而得益，另一些人就一定會因同樣的變動而受損。一得一失，本來可以拉平；但因為公務員得工資難以縮減，政府的財政便會出現困難；而其他物價、工資、租值的調整，總會使社會增加一點費用。

一些人可能認為香港人在香港用錢，港幣還是港幣，將港元對美元升值，對本地的消費沒有影響。然而，香港是世界上外貿比重最高的地方：它有哪幾樣消費品不是直接或間接進口的？凡是賺香港錢的人都會比生產出口的人有利得多。當然，港元對美元升值，得益最大的就使那些賺港元而又打算移民的人——我自己打算在不久的將來把孩子送到外國唸書，所以也在得益者之列。可以說，移民潮越盛，呼喚港元升值的聲浪也就會跟著越高。

第三個理由，就是更改匯率之後，香港的貨幣量又要作一次大調整；調來調去，對經濟整體沒有好處。

取消聯匯港幣不一定升值

很多人認為假若取消了目前的聯匯制，讓港元對美元的匯率自由浮動，港元就會立刻大幅度升值的——由於兩年多來美元對日元下跌了一半，很多人便有此想法。這觀點是不對的。美元對日元及其他外幣下降，港元隨之以同樣幅度下降，港幣量就跟著增加，協助七點八掛鉤的平衡。取消了聯匯制，除了一些盲目的炒家會對港元看好之外，港元與美元的匯率會向哪方面走不得而知；而最可能的，是在短期內徘徊於七點八左右。

目前的七點八，顯然是由於港幣量的增加而近於平衡的。我主要的證據是，在今年一月間匯率是七點七六，到了二月初，美元在外圍稍強，這匯率就回歸七點八的價位了。一些不明這個聯匯制度的人，見到近兩年多來美元對日元、馬克或台幣有了大幅度的貶值，就這樣想：若取消聯匯制，港元兌美元就會在四、五之間。這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取消了聯繫匯率，港元的國際匯值向哪方面走，是要看香港的經濟發展及外幣的動向的。有些人認為今後美元在外圍會上升或下跌的信口開河，都是水晶球之見。若市場真的是預期美元在不久的將來會向那方面走，美元就會立刻向那方面變動了。我們很少見到那些大言炎炎的預測者，其家財富可敵國。不大下賭注的預測，無非是博點虛名，或說笑罷了。例如在目前，我自己是看好外圍美元的，但卻沒有下注。


與一籃子外幣聯繫有困難

有些人不贊成取消聯繫匯率這個制度，也不贊成將匯率更改，不過，見美元幾年來一蹶不振，就認為港幣不應單與美元掛鉤，而是應與一籃子的多種外幣掛鉤。美元近兩年多來的不斷下跌，對香港經濟會引起不良的波動。

與一籃子外幣聯繫的唯一有利因素，是適當的「一籃子」會使港元在國際上的匯值穩定，從而使香港的經濟有比較穩定的發展。但要達到那一點，談何容易？我可以指出三個困難。

第一，與一籃子外幣掛鉤有一些技術上的困難。例如，自一九七一年很多國家脫離了黃金本位之後，舉世通脹，接踵而至，有不少經濟學者就建議以一籃子貨物為本位，但後因技術性的問題就不再作此議。話雖如此，這些技術困難可以解決，只不過費用會較高而已。

第二個困難，就是要與之掛鉤的一籃子若選得不對，掛鉤後美元在外圍大幅度地升值，那麼港幣在國際上豈不是又再要大跌一趟了？換言之，選取籃子內的外幣並不簡單。這就引起第三個——最重要的——困難了。

適當的「一籃子」的選擇，是一個比重的問題，也就是一個指數（indexing）的問題了。在原則上，最理想的籃子選擇，就是籃子內不同外幣的比重是應與香港對不同國家的外貿比重相若的。若非如此，「一籃子」的唯一優點就失去了。與香港外貿比重最大的國家，是美國及中國大陸。美元不用再提了，但港幣又怎可以與人民幣掛鉤呢？這不是說人民幣不重要（正相反，對於香港，人民幣是極其重要的），然而由於人民幣有外匯管制，白市、黑市匯率各不相同，要怎樣掛鉤呢？倘若港元與黑市的人民幣掛鉤，北京會怎樣想？倘若與官家的人民幣掛鉤，這又代表什麼了？

那些極力主張港幣與一籃子外幣聯繫（掛鉤）的人，竟然忽略了人民幣，令人尷尬！


取消聯匯制度的考慮

更改匯率或將港元與一籃子外幣掛鉤，在目前各有各的困難。可以考慮的是取消現有的聯匯制，恢復夏鼎基時代的「自由浮動」制。不管祈連活及其他反對夏鼎基金融制度的人怎樣說，該制度有其可取之處。單舉一個證據就夠了。由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一年的六個年頭，香港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經濟奇跡：在大量難民湧至的情況下，香港的經濟增長竟然是世界之冠！要不是當時的貨幣制度有過人之處，這奇跡又怎會出現呢？

關於目前的與夏鼎基時代的制度，我們都有了經驗，可以實事求是地權衡輕重，慎重考慮。我自己思前想後，認為在今後十年的政治過渡期間，現有的制度是稍勝一籌的。夏鼎基時代的制度比較靈活，可以經得起有極端性的政治動盪，在不安的政局衝擊下，香港的匯率可以有很大的變動。我們不要忘記，在一九八三年的中秋節期間，許滌新等高干到香港來說了幾句話，港幣對美元就在一天內跌一元以上。在更大的政局衝擊下，夏鼎基的制度還可以承擔得起，但匯率的變動是足以使人觸目驚心的。

現在的聯匯制度，雖然算不上是一種管制（只不過是一種本位制），而在有極端性的政局衝擊下可能一敗塗地，不過在不大不小的政治動盪中，它也曾經受過考驗。上帝對香港畢竟是仁慈的。幾年前「九七」衝擊，香港最後還是有驚無險。我認為在未來的十年間，政治的波動縱使還會重臨，但中國是開放了，瘋狂的時代已成陳跡——還會出現比八三年更大的政治動盪嗎？其可能性似乎是不大的。

當然，在現有的制度下，港元會因美元下跌而跟著下跌，或上升而跟著上升。這波動是一個代價；對香港來說，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代價值得付出。這是因為目前的制度只要能夠堅守，香港的貨幣究竟是港元還是美元是沒有分別的。那就是說，大致上，香港有關貨幣的金融不僅與美國的極其相似，而甚至可以說是同一回事。在長線而言，港幣量的增減會跟著美國的走勢而增減（雖然中國大陸及移民潮的影響是特殊的），香港的通漲率更會跟著美國的變動；至於香港的利率——只要香港市民能相信政府言而有信——是會跟美國的一樣。

是的，只要能堅守目前的聯繫匯率制度，在那重要的貨幣問題上，香港是坐上了美國的船；雖然處於被動，但省卻不少足以令人頭痛的決策。九七在望，香港及大陸的政客風起雲湧，壓力團體有的是，而快要「割須棄袍」的港英，就算真的能鞠躬盡瘁，也不可能為香港作長遠的籌謀。在貨幣政策上坐上了美國的船，香港在過渡期中不僅可以避去壓力團體對貨幣政策的左右，而那些真心真意為香港前途設想的人，大可將他們的努力集中在貨幣之外的問題上。當然，美國的船不一定坐得安穩，但縱觀大勢，它似乎是最可靠的選擇了。

負利率有待商榷

我在上文提及，只要美元不會大量撤離香港，因政局而搶購美元是不足以導致聯繫匯率的崩潰的。另一方面，假若市場因香港大有前途而對港元看好，那麼，這聯匯制度是更沒有問題了；要自己的貨幣貶值總要比升值容易。換言之，無論是經濟或政治所引起的波動，大體上目前的聯繫匯率可以屹立不倒。

可是，最近問題出現了。大約由去年十二月起的幾個星期內，不少人搶購港幣，香港的存款利率下降至零仍然阻止不了這搶購潮。香港政府因而建議一種史無前例的政策：強制性的負利率。這問題很有趣：這次搶購港幣的風潮不是由於香港的經濟形勢大好（香港股市的尷尬只不過是十月間的事），而是因為很多人認為香港政府一定言而無信，會在短期內將匯率更改，把港元升值。這真是一個難得一見的有趣而頭痛的問題。頭痛又怎樣會有趣呢？且聽我細說。

假若市場因為香港形勢大好而搶購港元，港幣量立刻增長，而這增長量的本身會減少港元對美元升值的壓力，從而使七點八這個匯率在港幣「夠多」的情況下得到平衡。但假若市場是因為不相信政府不更改匯率而搶購港元，這些港幣量的增長是「熱錢」：假若市場對政府的不信任沒有改變，或炒家們在利息上沒有蝕得七零八落，那麼港幣量的增長是不會使港幣貶值的。只要市場認為政府更改匯率的幅度及可能性所帶來的利益，會高於利息的虧蝕，投機的人就會「寒鴉赴水」地購入港幣而不放手了。另一方面，錢就是錢，政府是無從判斷「冷」、「熱」的。以負利率的政策將港元「嚇跑」，冷、熱不分，使港幣量減少了，很可能弄巧反拙地增加港元升值的壓力。那豈不是頭痛之極，也有趣萬分？

香港政府要下「負利率「這一著大有創見的棋，是有兩個理由的。第一，他們認為利率可以不斷地上升，但下降至零不再降了，因而升、降不對稱；這樣，在協助聯繫匯率制度的運作上，負利率是需要的。

這觀點，謬誤之處有二。其一，在自由市場內，負利率是可能出現的。一九三零年代，美國就曾因物價通縮而出現過負利率；在五、六十年代時，沒有利息而卻有手續費的存款，也算是負利率了。負利率之所以少見，不僅是因為有通脹，而更因為急不及待的消費及有利可圖的投資，會使人們認為，早一天的錢在手比遲一天的好。這其中的理論與證據，費沙（I. Fisher）的巨著解釋得很清楚。但為什麼香港今年一月間還沒有負利率出現？我的答案是，雖然銀行存款的利率是零，但向銀行借錢的利率還是可觀的：在匯率風聲鶴唳之下，銀行還是有大利可圖的，他們就不願意將存款嚇跑了。我可以肯定，假如香港政府宣佈在兩個月之內七點八的匯率會改為六點八，負利率就會在一天之內出現。換言之，市場決定利率：應正則正，應負則負，是用不著政府多費心思的。

這就使我們想到政府的「正、負不對稱」的第二個謬誤了。香港政府建議的負利率，不是協助市場，而是如假包換的利率管制！假若強制性的、「零下之三十厘」的利率不是管制，天下間就再沒有管制這一回事了！又因為利率會影響匯率，這樣的負利率管制，可說是一種間接性的外匯管制了。雖然市場逃避這管制的法門多的是，而要施行負利率的機會也不多，所以為禍不大，但作為一個以自由市場而知名於世的香港，若有此「管制」，又從何說起呢？郭伯偉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香港政府建議負利率的第二個理由，是希望負利率能將「熱錢」嚇跑。他們認為香港市民大可以在銀行存美元，借港幣，使日常所需用的港幣沒有影響。撇開上文所提及的「冷、熱」難分的困難不談，這樣做是會增加費用的。然而我們也得承認，用上這一著，政府是用心良苦的。假若政府是有決心不將匯率更改——我相信這個決心——那麼在頗大利率差距的情況下，政府倒是強迫市民賺一點錢了！而困難卻是，市民不會因為負利率而相信政府不會更改匯率。如此一來，政府真的是「好人難做」了。另一方面，即使存款的市民被迫而賺了錢，但因為左存右借而增加了費用，對經濟整體是沒有好處的。


結論：既聯之，則安之

我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去年十二月間香港的市場突然認為政府會更改匯率（或不相信政府不更改）。那時我在美國，一位對香港經濟行情很熟悉的朋友給我電話，說更改匯率差不多是肯定了的。空穴來風，連這個老香港的經濟行家也吹倒了，市場的意向可想而知。莫名其妙，但風倒是真的。

最近的「熱錢」風潮，有力地證明了一件我們一向心知肚明，但卻又不容易拿得出鐵一般證據的事實：民無信不立——市民對政府的信心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香港政府堅持不會更改「聯繫」的匯率，但市民就總不相信，因而導致聯匯制的困擾，以及政府採取負利率這一著來應付。負利率是無可奈何的怪招，但很不幸，這是利率管制，無可避免地損害了香港自由市場的形象。我衷心希望這一著之差，不會造成一個管制市場價格（利率是一個重要的價格）的先例，以致在九七之後，政府可以借此而對其他價格左管右管了。北京的「指導性」價格是多麼好聽的形容詞，但畢竟那裡的人也是因為政府的「指導」而買不到豬肉吃的！

人們因為不信任政府而搶購港元；但處理的辦法其實很容易：置之不聞、不理，也無需作任何澄清或解釋。政府既然自知匯率不會更改，那就好比一個賭桌上的莊家做了手腳，預先知道每一張牌是怎樣的。既然有這種便利，政府又何妨跟市民大賭一手——借港元，買美元，賺取利率的差額——過過癮，賺點錢來幫補政府的財政，或甚至於取之於民，還之於民，減低稅率來搏一個皆大歡喜！政府若想少賺一點，就不妨公佈下了賭注的數碼，使那些不相信政府的炒家手足無措。當然，政府是不應該假造消息而從中取利的（這樣做，市民就更不信任政府了），但只要更改匯率的空穴來風不是政府故意造出來的，那麼政府下賭注，於情於理都沒有不妥。

是的，不僅政府與市民這樣的「賭」可以增加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而在搶購港元的問題上，只要置之不理，守口如瓶，市民因不信任政府而發生的事情，也就會逐漸平息下來的。這是因為政府若不更改匯率，購入港元的人會受到懲罰，虧蝕了利息；過一些時日，痛定思痛，不相信政府的也會被經驗說服而相信了吧？

由於不相信政府，採取「搶購」行動而受到市場的懲罰，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政府也應該從這一次經驗中得到寶貴的啟示：不相信政府，也可能得到市場的獎賞的；若是如此，政府的存在就變成沒有什麼意義了！

我認為香港人不相信政府不更改匯率，不是由於最近發生了什麼特別的情況。空穴來風，其源有自——是因為近幾年來在香港前途的問題上，政府顯然是將外交放在內政之上。無論是大亞灣、八八直選、民意彙集、挽救股市，以及什麼綠皮書白皮書等等令人側目的措施，使市民感到不舒服。不慣於搞統戰而又邯鄲學步地搞，怎能令人信服呢？

信心是日積月累的結果，而信心的消逝也不是朝夕之間的事。「殖民地」的一個特點（可能是一個優點），就是在「地」區內只有管治，沒有政治。要脫離「殖民地」，政治就開始浮現了；而港英的接二連三的左顧右慮的政治手法，使市民逐漸失卻信心。澳洲及加拿大的地產價格急速上升，似乎不難明白。九七在望，夜長夢多，不勝感慨！

至於聯繫匯率這個制度，我的觀點是既聯之，則安之。政府只要在匯率這個問題上少說話，時間的考驗是足以使市場對這聯繫匯制的不變增加信心。政府若要未雨綢繆、防止將來可能發生搶購美元的風潮，可以考慮做兩件事。第一，在適當時機，明確地宣佈支持聯繫匯率的外匯儲備，不僅限於相等於港幣鈔票量的所值。這樣做，可以消除將來可能發生的、幾個或多個富有的人聯手來跟政府「大賭一手」的意向。第二，政府可以向外資銀行建議，希望他們能向客戶保證，他們在外地的總行是會擔保香港分行的外幣存款的（目前總行是不負此責任的）。這樣做，將外幣撤離香港的可能性就減少了。

至於美國的政客在香港匯率的問題上胡說八道，根本不明白這制度的本質，香港有關的官員應該向他們解釋：我們的所謂聯繫匯率，只不過是一個有「本位」的貨幣制度罷了。


二零零三年後記

一九八八年三月發表的文章，今天重讀，仍感滿意。讀者可見，當年的匯率困擾與今天（二零零三）的相若，只是當年港元有壓力上升，而今天則倒轉過來，有壓力下降。我的分析是前後一致的，雖然二者之中，選前而不選後也。

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

自從我在四年多前開始用中語發表文章後，讀者的反應很熱烈。學術性的文章能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在美國也不容易，更何況是在香港。這點頗為意外的收穫，使不少人覺得奇怪：為什麼學術文章有市場價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些人認為是因為我敢言，另一些則認為由於我是教授，是什麼「權威」，甚至是什麼「性格」，越說越離譜。學術是沒有「權威」的，而教授又何其多也？至於所謂「敢言」，只不過是職責所在，沒有什麼了不起。要說有人願意聽的話是要站起來的；這樣的作者在香港還有不少。

我認為讀者喜歡我的作品，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文章可讀。所謂可讀，只不過是說文章寫得夠清楚，有趣味，也可增加讀者的知識。要達到這三點，說易極易，說難甚難。但在學術上，可讀的文章畢竟是莫名其妙地不多見。這裡，我希望將自己認為是「說易極易」的一些法門，公之於世，讓學術界的朋友能加點意見，給學生們作為參考。

有些讀者以為我的中語作品是由英語的原文翻譯過來的，或起碼在動筆之前用英語構思。這是不對的。但無可否認，我的中文作品，的確有些英語的行文「風格」。理由是，雖然在少年時我對中國的詩、詞、古文因喜愛而有點認識，但「正式」用中文書寫還是近幾年的事。我用英語寫論文是下過功夫的，一旦改用中文，就很自然地以寫英文的方法和「格局」來表達了。

天下文章之道殊途同歸。能夠用一種語言把文章寫得通情達理，我想，用另一種自己懂的語言來表達，也是一樣。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懂中、英語文的人，英文寫得通，而中文卻寫得不通的。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哪有什麼中外之分？這一點，學生們要記著。


（一）清晰的文字

很多老師教學生寫文章，要先起一個大綱。因為太多人這樣說，我不敢反對；但我自己是從來不用大綱的，就是很簡略的也沒有用過。不僅是寫文章，就是寫書我也不用大綱。因此，在用大綱這一點上，我沒有什麼意見。我想：習慣上有些人可以不用，有些人非用不可。哪種做法較方便大概因人而異了。

撇開大綱不談，我以為要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第一步，是先要有話可說。這並不簡單：無話可說的文章觸目皆是。有話可說，是指有所感受而說的話；是指言中有物，而非不著邊際、滔滔不絕的話。要描述一件事，要說一個道理，要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感情，就是有話可說了。既然有話可說，在自己腦海中就一定在某程度上清楚地知道要說什麼。我說「某程度」，是因為在書寫之前，要說的話往往是不會十分清楚的。寫文章的一個重要功用，是作者在寫時能強迫自己把要說的話說得更為清楚一點。假若完稿後，連自己也覺得寫下來的並不比動筆前要說的更清楚，那麼文章就有問題了。

文章清晰的第二個法門，是要首先選擇一個假想的讀者對像；選了之後，就加以固定，千萬不可中途改變初衷。被選定的讀者對象，可以是某一水平的讀者，可以是素未謀面的人，或是一個朋友。我自己的慣例，就是從某一文化水平中選取一個自己熟識的人，或是一個自己創造的典型人物，然後面對這個「代表」人物述說一切。寫博士論文時我的讀者對象是一位教授；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寫一本小冊子時，我的對象是一位聰明的記者；寫《賣桔者言》時，我的對象是一位有香港中學程度的讀者。選取的對象不同，文章的表達深淺就跟著不同了；若在中途改變了對象，文章寫來就變得深淺不均。

第三，重要的觀點不妨細緻地解釋。作者認為是不大重要的地方，簡略地說一遍就夠了；但重要的就不妨三番數次地採取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釋。我們很少見到一些絕妙好文，會被認為在重點上是說得太多的。將重點重述是高手的慣例。另一方面，一些湛深難明的術語，放在不重要之處無傷大雅，但假若一個術語在文章內有關鍵性的地方出現，那就要解釋得一清二楚。換言之，清楚的文章是要在重點上清楚，其它地方一筆帶過是可以容許的。

有些人認為同樣的詞彙不宜多用。這觀點是不對的。當然，為了文采，有時我們是要將剛剛用過的單字或詞彙更換，但假若另用不同的單字或詞彙會誤導讀者，那就不應更改了。清楚比「奪目」重要得多。

第四，分段與分句極其重要。這一點，一般地說，中文作者似乎不及英文作者來得嚴謹了——中國古文的無段、無標點是不良的影響。要記著，從一個角度述說一點是一段；可以獨立的就是一句。每一段是一個新發展；每一句是一個可以成理的片段。二者都不應過長。

第五，文章既要開門見山，也要避免矯揉造作的句法。作者自己打算說什麼，就乾脆地一開始跟讀者說明，使他們有心理準備。另一方面，清晰的文字，往往是簡潔地直說的。賣弄文筆，花拳繡腿，故作神秘，是那些誤解文章之道的人的自我陶醉。

最後一個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法門是對讀者要坦白。我不是說作者要將自己的私隱公佈，而是說作者自己認為不大明白的，就應該開心見誠地跟讀者說明。作者自己不明白或解釋不了，跟讀者明言是不會被嘲笑的；但假若自己不明白而又故意拖泥帶水地加以掩飾，讀者就會認為文章艱深難明瞭。有一些思想或概念，作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因為在文章內顯得不重要，所以不能詳細解釋，那麼作者也不妨說出不想在那概念上多花筆墨的原因。那是說，自己不明白或不願意詳加解釋的，作者要坦白地交代。

申述了以上的法門，我不妨指出不清楚的文章觸目皆是，往往不是由於清楚地表達是一件困難的事。當然，一些深明其義的人，可能由於不肯下功夫，以致辭不達意。但我認為寫得含糊不清的作者，還有三種人。一種是自己根本不明白，不知所謂，但卻想過一下寫作的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第二種人，就是那些自命天才的，自以為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的自欺欺人的作者。最後一種，就是那些老氣橫秋，要自高身價的「學者」。這種人認為文章寫得清楚明白就給人看小了，所以連膚淺的問題也刻意寫得高深莫測。當然，三者合併一身的作者也是有的。


（二）趣味的吸引力

據我自己的經驗，文章為免枯燥而寫得有趣味，有四度法門。但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毫無趣味可言，是無可救藥的。這種人可能胸有實學，但由於行文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就變得大材小用了。

要寫出有趣味的文章，第一度法門，是不要心存「磨斧」意識——英語的所謂no axe to grind。所謂「磨斧」，就是對某些人或某些事心有不甘，於是有要報復或砍殺的心態。這種心態一存在，文章就變得過於「認真」了，以致趣味全失。我不是說我們不可以在文章裡冷嘲熱諷，或對某些謬誤的觀點一針見血地下筆。但有趣味的文章，揮刀也要瀟灑利落，過癮之至，保持蘇學士的「勝固欣然敗亦喜」的意向。要記著，文章是文章，用不著大動肝火的。文章若稍有戾氣——稍有「磨斧」痕——趣味就談不上了。令人看得不舒服的文章，寫得再好也提不起讀者興趣。

第二度法門，是適當地運用「閒話」。有些作者（或有些教人寫作的），認為與文章內容無多大關係的閒話是少說為妙。但文章內如果沒有閒話，讀來就往往顯得枯燥了。是的，閒話可使讀者鬆弛一下，而內容越嚴肅的文章，閒話就越有用場。

當然，閒話是不宜過多的——所謂「閒話休提，言歸正傳」。一般而言，高手說閒話，是用片段方式加插，將那些趨於沉悶或較為湛深的文字增加一點生氣。可是，由於閒話的引用往往打斷了主題，這些閒話最好能與正題有相關之意。我自己喜歡在文首、結論的開頭，及文內不同重點的轉折處，用少許閒話。而在說閒話之際，我喜歡用「第一人稱」——用「我」——的代名詞，將讀者帶到身邊來。那些反對作者用「第一人稱」的觀點寫，是墨守成規之法，有點「食古不化」。要記著，有趣味的文章，其效果不僅要使讀者對作品內容感興趣，也要使他們對作者感興趣。

有不少編輯，因為篇幅所限，千篇一律地要將閒話刪除。這是很「失策」的。無關重要的論文，閒話當然越少越好（整篇刪除更好），但有份量的文章，若不用閒話加以點綴，就可能使讀者失卻了興趣。

第三個提起讀者興趣的方法，是多用例子。我本來想將運用例子這個重要的法門放在前面關於「清楚表達」的那一部分，但後來決定放在這「增加趣味」的問題上。例子可協助解釋，但往往被人忽略了的是，例子可增加讀者的興趣。凡是實例都有趣味性。很多時，文章已經寫得一清二楚了，不用再加解釋，但有趣的例子還是可以接二連三地引用的：例子可使文章趣味盎然。

在《思考的方法》一文內，我對用例子的方法是詳述過的。這裡要補充的是，在多個例子的選擇中，趣味較多的是首選。常有這樣的情形：為了讓讀者增加興趣，我會放棄一個較為重要（較有普遍性）的例子，而選取一個同類的、較為不重要（較為罕見）但卻比較有趣的實例。

最後一個「趣味」的法門——這應該是最困難的了——就是文章要有幽默感。我說這是最困難的，是因為「幽默」這回事，與生俱來，要學也學不到。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以前毫不幽默，而現在很幽默」的人。另一方面，有些人天生下來就過癮之至。我自己的兒子，一開始學講話就學講笑話，真是「深不可測」。

就近代經濟學而言，最幽默的作者應該是史德拉（G.J.Stigler）了。他之所以能獲諾貝爾獎，說笑話的本領不可忽略。史德拉的文章過癮瀟灑，因而聲名大噪。在大學唸書時，有不少同學問我，怎樣才算是有足夠的功力去考博士試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讀史德拉的文章時會捧腹大笑，那麼你的功力就足夠了！」後來我這個「準則」成了名言。是的，史德拉這個人，不說笑話就活不了。在芝加哥大學時，有一次我因事跑去找院長（D.G.Johnson），見到當時在會客室輪候的有好幾個人，史德拉是其中一個。他看見了我，欣然自得地說：「你排在我之後，不過，如果你要先於所有的人跟院長說話很容易，一毛錢就可以辦到。」我伸手往口袋裡掏出一毛錢，他就指著室外的公眾電話：「你想立刻跟院長說話，只要到那裡掛個電話給他就行！」

是的，寫文章，幽默感占很重要的位置。幽默是使人輕鬆的特效藥，既可增加情趣，也可使讀者在艱深的論點前消除了畏懼心。要是讀者對作者有畏懼之心，覺得作者高不可攀，趣味又從何說起呢？在文章內加添一點幽默感，大有裨益。不過，說笑話之際，也得當心——不能把「笑話」與真正的內容混淆起來。若讀者不能分辨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笑話反而成為誤導的「語言」了。

幽默與生俱來，學不了。但有很多作者，明明有說笑話的本領，卻不敢用，認為文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種不可饒恕的浪費。


（三）知識的表達

知識就是力量，而這力量在市場上是有價值的。有些文章——在香港很常見——是單從「娛樂性」那方面入手的。娛樂成分高的作品——例如某些小說——可以很值錢，但讀者若能在文章內學到一點新的知識，他們也同樣願意付出時間或其它代價去閱讀。問題是，對一般讀者來說，文章若引不起他們的興趣，知識再多也無濟於事：我們不能期望一般讀者都像大學生那樣，以準備考試的心情來看文章。

有知識性、學術性的文章，可以寫得通俗有趣，普通讀者會求之若渴。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類作品是那樣少的。例如，金庸的武俠小說娛樂性極高，讀者甚眾。然而，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他的《碧血劍》修訂本之附錄文中所寫的有關袁崇煥的歷史——那是少見的歷史佳作：既有趣味，又能增加讀者對歷史的認識。我想，假若所有的歷史書籍都能寫得那樣引人入勝，一般人對歷史的知識就一定會大幅度地增加。我們不需要以什麼外史、秘史之類的歪曲史實的文字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的。

要表達某種知識，作者第一步是要弄清楚自己所知的，然後設法將這知識的範圍界定。範圍若過於廣泛，讀者會覺得無所適從。貪多得少，是因為力量分散、不夠集中的緣故。所以知識的表達，要集中於某一範圍或某一點上而加以發揮。有些作者可能認為若不將自己之所知廣泛地表達，就顯得自己不夠學問了。這是淺見。若要表現自己的廣泛知識，多寫幾篇文章是較好的辦法。

知識的本身是不應該渲染或歪曲的。當然，作者所知的不一定對，但故意歪曲就破壞了表達知識的真義。這是表達知識的基本困難。能把文章寫得有趣味當然好，不過，用上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各種法門，作者會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對知識渲染或歪曲了。所以寫有知識性或學術性而又有可讀性的文章，作者一定要將界定了範圍的知識作為主題，不能讓任何趣談、閒話或笑話喧賓奪主。在初稿完工後，作者必須反覆審查那作為主題的知識，有沒有在不經意中被歪曲了。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寫知識性的文章，不一定要什麼教授或學者才能執筆的。古語說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其實那「三」字可以改為「二」字。我身為教授，不斷研究經濟數十年，但我總覺得在經濟的問題上，任何一個市井之徒也有以教我。這是真心話。難道在年宵街頭賣桔，在玉器市場明查暗訪，我的時間是無端端地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