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汽車裡安裝了電話，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公余之暇能跟自己的孩子多談幾句。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車子裡掛電話回家。女兒接聽，她第一句就說：「爸，你可否早一點回家？」「是什麼重要的事？」我有點緊張起來。「我要問你一些功課！」她說。這的確是重要了。女兒剛滿十五歲；入學十二年以來，從來不向我問功課。她自小成績好，但總是將習作收藏起來，不准我多管她的讀書「閒事」。如今竟然要問功課，使我受寵若驚，也覺得事情是有點「嚴重」了。
我於是立刻趕回家，一見到女兒就問：「什麼功課？」「我明天考經濟試，要問你一個問題。」這使我為之愕然。她知道我是教經濟學謀生的，但不會知道一位經濟學教授，對中學的經濟學問題不一定答得出來。要是她問的是其它科目，我總可以應付吧，但中學的經濟怪招層出不窮，假如答不出來，那我這個經濟學教授怎樣下台呢？望著女兒，我登時嚴肅起來，如臨大敵。
她問：「什麼是command economy？」一聽，我如釋重負！Command economy這一詞，我在美國二十多年沒有聽過；但幾年前回港任職，因為職責所在而涉及中學的經濟學，也就學會了。這樣，我便毫不猶豫地回答：「Command economy也就是planned economy，計劃經濟是也。」她望著我，似乎不大明白。我就跟著解釋：「計劃經濟是跟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相對的。市場經濟以消費者為主，比如他們要多吃蘋果，蘋果的市價就跟著上升，果農見蘋果有利可圖，當然會多種蘋果，蘋果的供應就增加了。這種以市場價格傳遞訊息、以價格指導生產什麼和指導產量多少的制度，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呢，不利用市場，而是政府僱用一批認為是有才幹的人作有計劃的決策，以指標的方式來規定生產什麼和產品的數量，然後賣給或分配給消費者。」
試卷外的答案
我認為自己的答案很妥當的了。殊不知女兒繼續問：「以消費者決定他們自己的喜好，既自然又合理，那麼，政府為什麼還要計劃生產呢？」我答道：「政府要增加本身的權力，使官員得益。」她反駁：「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說的。」真麻煩，我這個女兒明知故問，把我難倒了。要是告訴她老師和書本都錯了，那麼在考試時怎樣作答呢？女兒的考試重要，還是真理重要？考試答「錯」了，女兒埋怨我可不是好玩的。
我於是強作鎮定地說：「你們的老師和書本都認為消費者的喜好不一定對，不一定是有益的，正如你父親認為你所喜歡做的事不一定是對的一樣。他們因此認為市場的制度可能出錯，而有計劃的判斷總要比沒有計劃的好，所以計劃經濟就被一些政府推行了。」她說：「我是孩子，不夠經驗判斷，父親的判斷可能比較好；但消費者不是小孩，他們的喜好是他們的事。蘋果沒有市價，政府怎麼會知道蘋果應該多種一點還是少種一點好？」我說：「這也有道理，但你們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想，或者他們像你父親一樣，認為你多吃一些蘋果，少吃一些糖果，是有益的。」
晚飯的時候到了，兒子也在座。女兒突然問：「爸，在計劃經濟中，人民怎可以富有的？」我立刻回答：「當然不可以，他們飢寒交迫！」我的兒子聽到了，捧腹大笑，笑得很開心。我這個兒子，讀書的成績也很好，惟有經濟一科不稱意。這一笑，倒也顯出他下過功夫。
飯後，女兒的同學打電話給她，問的也是關於command economy的事。女兒就把剛從我那裡聽到的照說了一遍。那小同學顯然聽得莫名其妙，問：「市場經濟既然以消費者的喜好來決定，政府又何必計劃，多此一舉？」女兒將這問題轉給我。我說：「政府要權力，不，還是照書本所說的好了，市場可能出錯，政府可能是萬能而有先見之明的。」女兒轉達了。但過了幾分鐘，她又說：「我的同學還不明白，政府的判斷怎可能比消費者的判斷好？」我實在答不出來。如是者反覆幾次，我終於說：「不用擔心，試卷不會問這問題的。」
奇怪的計劃
女兒睡了。我思潮起伏，想著這樣的一個問題：連小孩也認為是行不通的計劃經濟，為什麼一些經濟學者及那麼多執政的人卻認為是行得通呢？
本來是膚淺的問題，但作深入研究的學者可能把它看得過於湛深，以致盲目起來。記得二十年前我讀到高斯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的文章，說過這樣的話：若要消費者表達他們的喜好，強迫他們出價是唯一的可靠辦法。我當時拍案叫絕，卻不明白為什麼那樣多的經濟學者會不明白這一點。但經濟學者的茅塞未開，可能是因為他們有多種的顧慮。在很多情況下，市場也有所不能，這是他們深知的。有了種種顧慮而又高估了政府的公正嚴明、先知先覺，他們其中一些人讚成計劃經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不能否認，計劃經濟對經濟學者有點好處：他們當政府顧問而增加收入的機會是增加了。所以我們不容易分辨支持「計劃」的學者，是真的相信「計劃」可行，或是因為他們可從中得益。話雖如此，近二十年來，支持計劃經濟的學者是越來越少了。
撇開經濟學者不談，我的女兒及她的小朋友的發問，使我體會到一件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對經濟學所知越少的人，就應該越不明白計劃經濟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對這些人來說，正如我的女兒一樣，以消費者出價來決定生產，應該順理成章。但事實上據觀察所得，很多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執政者，卻大事反對市場，高舉「計劃」。這豈非有點奇怪嗎？
我於是不能不又再度從「爭取權力」那方面去作解答了。在計劃經濟中，得益最大的往往是作「計劃」的人。最明顯的利益，當然是產品以配額的辦法供應，或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執政者有分配給自己及親戚朋友的權力，不需要排隊輪購。比較不明顯的，是對權力的維護。假若執政的人要控制民眾，用荷槍實彈的辦法很容易引起反抗，不是上策。以計劃經濟來控制，則可以控制得名正言順，實在高明得多了。試想，政府以計劃生產，分配由政府決定，不服從的人就可被加上「黑戶」、「反革命」、「思想不正確」等帽子，少獲分配，每月只得生油四兩，豬肉半斤。這不是比用武力鎮壓高明得多嗎？
回想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以上的推斷是可取的吧。在目前，北京所搞的「指導性」價格及那連帶的所謂「雙軌」制度，也有同樣的功能，作分配的人有可觀的利益。據說趙紫陽有意廢除「指導」的制度。他若能真的廢除「指導」價格——廢除自己對社會沒有益處的權力——那就更加可敬了。
是深夜了。女兒突然跑進我的房間，坐在床沿。原來她也睡不著。她欲語還休，吞吞吐吐地說著些什麼。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見我答不出她的問題，怕我難過。到最後，她說：「爸，我對你的關心比我日常所表現的大得多。」「傻孩子，」我輕聲地回答，「這一點，我老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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