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是要從「論資排輩」的、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論產排富」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我曾說這轉變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其一，前文分析過的：其間必經之路是「論管排貪」——即以管製法例而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我稱之為「印度之路」：此路一旦走定了——制度化了——就嗚呼哀哉。
第二個不容易解決的困難，是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中，其排列次序會有所變動，使「排輩」中的既得權益者極力反對。舉一個例：假若「排輩」的權利大小依次為甲、乙、丙，而「排富」的排列是A、B、C，而從「排輩」到「排富」的轉變後，甲不一定是A，乙不一定是B……這就成為難題。
我們可以肯定，把「排輩」制度改為「排富」後，國家整體可以大大增益。但整體的增益並不等於每個成員在生活上都有改進。假若甲在轉變後成為B，而B的生活比未轉變前的甲為好，那麼甲當然不會大力反對。但假若轉變後的B不及甲，那麼甲就寧願「依然故我」了。
我在一九八五年曾經談及，中國農村的改革一開始就搞得很順利，主要原因，是甲、乙、丙與A、B、C的排列大致相等。昔日人民公社的大隊長（甲）、隊長（乙）以至農民（丙），在承包土地的分配中，大致上是A、B、C的排列。但說到城市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那樣順利了。在城市中，有大權的幹部，與土地及其它資產不一定有關係，分配起來就困難了。
八十年代中期，中、下級幹部的權力紛紛瓦解。我的解釋是，不管這些幹部在改革後的排列次序如何，大致上他們的生活大有改進。當時，棄「干」從商的例子多的是。但高級幹部卻是另一回事了。高干在舊制中得益甚大，轉制後可能使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我認為主要是這個原因：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聽說過，在體制改革上，中國的情況是「兩頭熱，中間冷」；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意識到改革的情況卻是「中下熱，上頭冷」。
「上頭冷」是難以促進改革的。一九八七年，我見高干左推右搪出現了數之不盡的管製法例，於是就在文章裡大膽地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干，或者說，給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誰屬是不重要的。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核心了。
可行的事不一定可觀。明顯地以資產或金錢把既得利益的權力「買」了來取締，的確不大雅觀，社會是不容易接受的。高斯定律為何物，在整個中國能有幾人知道呢？
「六四」後兩年，高干及其子弟在官商勾結或官官相衛的情況下得到不少甜頭，以前的貪污變為明顯不過的「好處」。歷史將不會忘記這財富大轉移，而「好處」從台底轉到台面上成交，大吉大利，中國的增長也就一日千里。自中國開放以來，經濟增長最可觀的年份，是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二年。高斯定律可不是開玩笑的。
問題是，高干及其子弟所盡力獲取的「好處」，似乎是永無止境的。這是因為︰不「好看」的權力買賣，以「好處」成交，權力沒有買斷，是很難做到適可而止的。更不幸的是，「好處」的交易急速地伸展到金融及國營銀行那方面去。銀行的借貸暴升，人民銀行印鈔票的機器印個不停，這導致近於惡性的通脹，而人民幣的外匯幣值跌得焦頭爛額！
不久前，兩位留美的中國經濟學生憂心國事，知道而又同意我提出的「買」特權的建議，也同意我對上述「永無止境」的擔心，就向我提出採用近於捷克所用的辦法。
我認為到了今天，什麼「買」權的辦法是用不著的了。原因是，近幾年來，高干及其子弟所獲的「好處」良多，已經足夠，即使再不給「好處」，他們也不會反對改革開放的。不過，「人心不足蛇吞象」，如果可以，他們當然會爭取更多的「好處」。但倘若今天北京的執政者坐言起行，嚴格地約束，「好處」到此為止，他們總不會選取舊制而使已得的「好處」化為烏有的。
如上所述，今天中國若要「清理門戶」，廢除還存在的等級特權，大手筆地推行明確的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反對的勢力會遠比一九八八年時為小。今天，再沒有幾個高干或其子弟會認為回復舊制（對於他們）是利大於害的。然而，貪者無饜，人之常情也。在今天不左不右、私產與特權並存的制度中，混水摸魚的機會有的是。所以高干及其子弟要保持——盡量地保持——他們今天的競爭優勢。
是的，今天中國改革的困難所在，是現有的制度是高干的天堂。昔日國民黨「四大家族」的情況，幾可復「識」矣！如此下去，印度之路是會走定的。我說此路大有復辟之勢，並非憑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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