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民很不幸，多少世代以來他們是被壓迫的一「族」。太平天國的前前後後，死人三千萬，死者絕大部分是農民。毛澤東當年打江山，身先士卒的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那些後來被舉為「民族英雄」的樣板戲中的主角，而是前仆後繼的農民。換言之，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所扮演的角色，是香港人俗語所說的「茄喱啡」：行就行前，企就企邊，死就死先。
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為人民謀幸福」這句話怎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出來呢？
少小時，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廣西的農村度過一年多的艱苦日子，今天想來，歷歷若前日事。中國的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不敢奢望什麼，只求餬口，過著簡單而辛苦的生活。有時我在想：世世代代地過著只為生存而工作、沒有火花、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活下去？是的，中國的農民善良，堅忍，沒有機心。但貧窮之外，他們還有另一個困難：他們知識低落，對世間的事一無所知。那是說，中國的農民不是住在桃花源之內，但對外邊世界之事連一知半解也沒有。
誰說知識不是力量？沒有知識的中國農民，半點力量也沒有。數千年來，中國凡有什麼政變，凡有什麼風吹草動，農民就被煽動，出來打生打死。打而不死的回到家園後，連稀粥也沒有得吃。歷久以來，中國的執政者是搞愚民政策的高手。究其原因，是農民沒有知識，文化落後，易「愚」之極也。
要爭取知識而又難於獲得，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但知識的增長可不是免費午餐：不足餬口的生活，知識是過於奢侈的「東西」了。無知令人貧窮，貧窮令人無知——這是中國農民的惡性循環！
很顯然，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首先不是要增加知識，而是要使他們有較「好」的生活。當然，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使農民富裕起來，但設法使他們的生活有所改進，是不難辦到的。
還是給北京政權一點功績吧。自「解放」後，中國農民的生活確是有了改進——比國民黨後期有了改進，但比不上國民黨的初期：根據一項有權威性的研究報告（John L. Buck做的）：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之前的「黃金」時代），中國農民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大約是一九一一年的一半。五七年末搞的大躍進，使中國的總人口下降——這樣悲慘的事不用再提了。但從七九、八○年間推行農戶承包制起，農民的生活大有起色是事實。然而，我們常聽到的農民暴發戶或富戶，絕大多數只是在大城市（尤其沿海城市）鄰近的鄉、鎮中才找到，在農民的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
整體而言，在中國十多年來足以驕人的經濟革命中，農民還是被壓迫的一族。可不是嗎？論價格管制，農產品被「高舉」為「必需品」，管得最嚴最久。論抽稅，農民似乎是「肉在砧板上」，任刀割削。更不幸的是，承包了的農地，年期短暫，有時就算未期滿亦被幹部收回，建什麼華廈、別墅而向外資招手。
倘若中國真的要走向現代化，真的要來一次徹底的革新，數千年來不幸的農民故事，是應該一次過地把它改寫的。那就是要一次過地給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只要北京能把權力向農民下放，農民真實的生活大躍進就易如反掌。
上述的「下放」只有三點。其一，放開所有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其二，廢除一切「上繳」，而代之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簡單稅制。其三，把農地「批」給農民為私產（若不是永久年期，五十年或以上也差不多），准許農地自由轉讓或買賣。這三法一行，農民就會笑逐顏開，尋求知識、文化去也。沒有價格管制，稅低而簡單，有長久的年期，農地的價格豈有不暴升之理？農地有價，有了轉讓權，要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就可以把土地「出售」，拿著一點小本錢到城市去碰碰運氣。另一方面，要繼續耕耘的農戶，可以土地的轉讓權把農地合併而大展拳腳了。
無論怎樣說，中國若要成為經濟強國，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人口，起碼要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這大搬遷若不成事，中國的經濟革命是不會有大成的。日本昔日的明治維新，是土地的自由轉讓權促成大搬遷，使經濟增長一日千里。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卻是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台灣的經濟起飛時，農民在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上，其下降的速度驚人。
要替中國農民寫下光輝的一頁，北京政權是沒有其它選擇的。問題是在於他們肯不肯放棄現有的「壓迫」農民的權力。
二○○二年後記
目前中國的農民應該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自開放以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不上升一倍以上（深圳上升了十多倍），從事工商業的大約增加了三億人。這些是我個人的約略估計，錯的機會不少。我認為這轉變還是不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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