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不虛傳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抵達上海機場，但到花園酒店已是晚上七時了。交通擠塞是上海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經濟繁榮總要付出代價。如果上海市政府處理不慎，在不久的將來，這座中國第一大城，可能「好學唔學」，學了紐約或芝加哥的另一壞處，變得盜賊如毛。

但在今天，我對上海的前景是樂觀的——我沒有理由不這樣看。我們怎能不看好上海呢？正如我在《夜上海捲土重來》所說的，這個城市人傑地靈，在今天有天時、地利、人和配合的環境下，只兩年工夫就變得欣欣向榮了。要是北京當局真的言出如山，會在一年之內統一匯率，廢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又能將銀行大事進行「私產化」，那麼上海就更加會如魚得水，十年之後會變為另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可喜可賀也。

到了下榻的花園酒店，書法老師周慧珺和她的兩位大弟子已久候多時。他（她）們一見我面就問有沒有帶書法來給他們看。我說沒有，他們感到有點失望，好像其它什麼也不用再談似的！他們對我書法進境的關心，使我汗顏。

周老弟安橋是上海通，古靈精怪，對「食」的學問絕不亞於蔡瀾。有他同行，晚餐當然是無以上之。他在一條新興的食街上預定了一家館子的座位，吃的當然是上海菜，其中蟹就佔了三味，有生的，也有熟的。不知是否因為「飢寒交迫」，還是因為性格使然，佛利民夫婦生、熟照吃無誤，讚不絕口。晚飯告終時，坐滿兩桌的朋友一齊鼓掌，也算是少見的場面了。

九二年八月，我曾光顧同一食街，食品平平無奇，與香港的相去甚遠。九三年四月，周老弟帶我去該食街品嚐，覺得與香港最佳的上海菜不相伯仲。想不到，這次十月重臨就覺得勝了香港一籌——只一年多就把以「食」知名的香港比下去。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那食街的食肆是個體戶私營的。當朋友們坐在那裡又吃又喝時，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所說的話在我腦中轉來轉去：「我們不是因為做麵包的、釀酒的或屠夫的仁慈之心而獲得晚膳，而是因為他們要賺我們的錢。」這樣顯淺的道理，為什麼中國的執政者要到今天才明白！

十月二十三日是會見官員的日子。經佛利民的要求，清早我們和幾位國營企業的主事人吃早餐，暢談這些企業搞股份制的多種問題。跟我們會見了李鐵映，中午時和上海一位副市長進午餐，下午造訪了一位老朋友——前上海市長汪道涵。

說實話，到了上海這樣多姿多釆的城市，只停留一天多的時間，「見官」總覺得有一點浪費。不過，那天早上與國營企業的主事人暢談，在知識上倒獲益不少；李鐵映看來一表人材，但見面的時間短，我難以體會到這位執政者的深度，引以為憾；沙麟副市長言論很開放，也有見地，但他有報喜不報憂的意向，所以在說服力上，就不免打了一點折扣。我最欣賞的還是汪道涵。這位前市長謙謙君子，很有風度。他擺明是一個高官，但一舉一動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看不出有什麼故意造作。香港的某些高官應該拜他為師。

同一天的晚宴上，佛老和我要作演說，他談通脹，我說產權，都是大家連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滔滔不絕的。宴後佛老早作休息，我和周安橋及幾位朋友意猶未盡，要到和平飯店一看該處夜總會的熱鬧。這酒店是五十多年前的建築物，歷盡滄桑，但在陳舊中還是很具氣派。夜總會內幾名上了年紀的樂師演奏著四、五十年代的流行樂曲，使人有懷舊之感，一下子好像時光倒流了。

這夜總會擠滿了人，十之八九都是西籍人士。安橋老弟好不容易才能花點小帳找到一桌座位，是在遠遠之一角的。坐了大約半個小時，演奏的樂師宣佈：這是最後一曲。是華爾茲的舞調，我就毫不客氣地請自己的太太到舞池「表演」一下。孫悟空既然曾到此一遊，我又何妨到此一舞？不知是否我們的舞藝過於了得，翩翩起舞者只有我們兩個人。

十月二十四日中午要飛北京，早餐後赴機場之前，我們要先到浦東一遊。新建成的浦東大橋剛好在一天前開幕，因此我們一群也要過一下渡橋之癮。浦東有一條專「搞」百貨商場的「商店街」，據說是為了表演給鄧小平看而建造的。而浦東大橋也是因為要「風光」一下，不惜成本而起的。這二者算是浪費的投資。佛利民對此嚴加批評；回港後楊懷康也在《壹週刊》說了上海好些不是之處。

佛、楊之見，我不敢苟同。上海近兩年來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欣欣向榮是事實。有這樣驕人的實質進展，多花三幾億元來賣一下「門面」風光，雖屬不智，但也難以厚非。其實，在「門面」的費用上，香港所花的比上海高得多了。


後記

於今回顧，本文提出的有兩點要補充，一好一壞。好的一面是上海的交通改進得很快。幾條新建的高架公路基本上解決了交通擠塞的問題。壞的一面是關於外匯管制的。一九八八年帶佛利民會見趙紫陽時，大家都同意匯管要盡快取締。九三年到上海，那裡的領導人又說會在一年內取締。結果呢？今天匯管依然故我。

重慶獲奇書

說來慚愧，重慶曾經是我們的一國之都。說慚愧，是因為抗日戰爭期間，國軍大敗而逃。於是「轉移有利陣地」，選取重慶為「都」。重慶是個山城，加上大霧的日子多，晴朗的日子少，敵機就有所顧忌了。給日本仔打得不敢見光，怎會不感到慚愧呢？

很不巧，我們只留一天，而那一天重慶的霧時小時大，使我們在霧中看山城，「一舊雲咁」。在朦朦朧朧之中，乘車所過之地，我們見到數之不盡的山洞，是抗戰時以人力挖掘而成的防空洞。今天，這些山洞有些變為辦公室，有些改作商店，也有些用作卡拉OK之類，夜夜笙歌。招待我們的朋友說，重慶的人造山洞、地洞多得離譜，使今天從事大廈建築時，地基的穩固成了問題。

見到與聽到與洞、洞、洞有關的事，使我心有慼慼焉。我不由得想起昔日國民黨以數以萬計的人力，從早到晚在掘洞，以補多山與多霧之不足。假若我是當年的蔣介石，我必定會老羞成怒，振臂直呼，喚起民眾，擺明車馬，置生死於度外而打他一個落花流水。這樣血灑沙場，總要比霧中掘洞有意思得多。俱往矣！

霧中看重慶，我只能多靠自己的幻想。幻想中，重慶的山此起彼伏，在晴朗時可能如詩如畫。

重慶的市中心是在一個半島上，好像李白所寫的「二水中分白鷺洲」。但這裡的「二水」大名鼎鼎，一是長江，一是嘉陵江。「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這是毛潤之《水調歌頭》寫游泳的上佳詞句。但在秋天，重慶的長江並不寬闊，即使我這個十年不一泳的人也大概可以游泳而橫渡之。文人多大話，但老毛的「萬里長江橫渡」，氣魄不凡，雖然有點吹牛，也算是詞中高手。

我們一行人都要作「孫悟空到此一遊」，所以雇了大船一遊二江。此游也，但見河水混濁不堪，兩岸峭壁上新建的高樓與破舊的矮屋子相映成趣，而較低處的岸邊路上清潔有問題，使人有蒼涼之感。

很多人要在三峽動工之前一遊，所以重慶的遊客激增，酒店住得滿滿的。晚上與那裡的官員談起三峽工程，他們說完工之後，重慶的江水會升高五十呎。我當時的反應是：豪雨後若引起山泥傾瀉，怎麼辦？身邊的佛利民對我說：「你不是水力工程師，不要管這種問題吧。」

佛老可不知道，我可算是小半個水力「專家」。在美國時，我有兩個在小溪旁的物業，曾經三次遇到「百年罕見」的大雨而引起沙泥堵塞，以致洪水為患，而這種天災是買不到保險的。我為此多次向當地政府的水力工程專家求教，也希望能得到政府的協助。這些專家很客氣，詳盡地對我解釋，說豪雨所帶來的後果，他們實在難以預計得準確；百年無災，但一旦有難，可以變得不可收拾。我個人的不幸遭遇是：政府說「或然率」是百年才會發生一次的水災，我卻在九年間領教過三次！

重慶只留一天（約二十四小時），就要飛上海了。楊老弟懷康在機場買到一本「奇」書，使我們在機上搶著看，好像發現什麼寶貝似的，高興到不得了，到了上海也幾乎不知道。

該書命名《存亡之秋》，副題是《走向市場經濟的來龍去脈》，也說明是《國是論衡》的系列之一。讀者可能記得，我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存亡之秋》的書，而《信報》的老闆把我當年在他的報上發表的專欄稱為《論衡》。

翻開奇書一看，談的大都是我的產權理論，而有好幾段文字是一字不易地從我的文章搬過去的。一時間使我覺得自己變得重要了。其中有一段照抄無誤的文字，是十多年前，我口述而由楊老弟筆錄的。他看得哈哈大笑，說是抄他而不是抄我的。楊老弟又認為，書中的一些論點，是從他的文章搬過去的。奇書中也有佛利民的思想，但往往說明是佛老的，所以不算抄襲。

以「被抄」來說，我胡亂地一「算」，認為自己是該書的主角（雖然我的名字只被提過一次），佛老是配角，而楊老弟雖是「無名」之輩，也算是入了「英雄榜」。

同在機上的佛老，見我們拿著奇書，笑笑談談，忍不住問個究竟。我提及抄襲的事，他說：「你應該感到很滿意吧！」

是的，見到他人抄襲自己的文章，我不僅不介意，而且感到高興。回頭說，此書寫得很不錯：內容豐富，顯示作者讀過不少外間的書，而在左抄右襲的言論中，他的行文令人讀來不覺得是「百鳥歸巢」，而是有系統、有邏輯、有連貫性的處理。當然，假若作者能在每一處都說明某些思想或觀念從何而來，而又將原文照抄無誤的加上引號，就更加高明。只要作者能這樣做，會顯得有博士論文的水平。

成都點滴

承四川領導人的熱情邀請，十月十九日，我和佛利民等二十人飛往成都，作了兩天的勾留。

久聞四川人煙稠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行前一些朋友認為，人口眾多使那裡生活貧困，但我卻有另一想法：那裡必然有得天獨厚之處，才能使人口密集。果然，四川土地肥沃，是中國農產品的一個重點。話雖如此，四川的經濟水平的確不及沿海一帶。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進出口的貨運費用不菲也。

但成都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落後。四川的思想比較開放，是眾所周知的。今後在蕭秧省長的領導下，只要此君能屹立不倒，成都是一個大可投資下注的地方。最近我見到的成都，已有欣欣向榮的景象了。

二十日早上起來，參觀成都的一個地下商場，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這商場是由以前備戰的防空洞，大事「裝修」而成的；廢物利用，是一項難得一見的政府好投資。當然，如果政府能以長期租約批與私營機構承包，可省卻很多麻煩，也可能辦得更為有聲有色。目前政府把該商場的舖位租給私營商店，應該財源廣進。不過，政府投資而能賺錢的例子實不多。我衷心希望，成都政府不要以為他們可一而可再，把地下商場的成功例子看作是一般性的。

這地下商場大得驚人，我們只能參觀其中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個夜總會，而在早上款待我們的人竟然請了一批歌舞人士來表演給我們看。地下晝夜難分，早上看夜總會的節目，倒也大有奇趣。可是我們看了三幾個節目後，就知道表演者並非一般夜總會的藝員。一位表演舞蹈的少女，貌美如花，舞術好得出奇。後來才知道，該少女曾獲舞蹈一等獎。其它的表演者也大有可觀，使我覺得成都政府太客氣了。我們實在不應擾人「清夢」，要這些藝員清早起來為我們表演。謹於此向這些青年表演者深表謝忱。

同一天下午，我們去參觀武侯祠。武侯者，諸葛亮是也。但武侯祠中的主角，其實是孔明的老闆劉備。照事論事，劉備的本領決不在孔明之下：這個評價，曹操與我是英雄所見略同的。但《三國演義》這本小說神通廣大，把孔明捧到天上去，使後人把「先帝」的祠變為武侯的祠！

武侯祠很有可觀，但令我特別注意的是牆上岳飛所書的《前出師表》木刻。木刻不是原刻，原刻的我在一九五二年於香港的街旁以港幣一元買到一份搨本。那究竟是否岳飛所寫的字大有疑問，但字體寫來龍飛鳳舞，瀟灑之極，大有岳武穆之風。話得說回來，這篇有口皆碑的名書法，純從書法的角度看，不算超凡，因為字體過於霸道，缺乏韻味與靈氣。祠內還有岳飛所書的《後出師表》，與《前出師表》看來是不同書法家的手筆。

十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們去參觀有名的杜甫草堂。那裡有一室放著很多木刻的、書法家所寫的杜甫詩。我徘徊良久，特別欣賞田漢所書的那一幅。田漢是抗日戰爭期間，文采斐然的一個愛國詩人，我從來不知道他的書法如此了得。草堂室內一睹詩人臨池之技，驚為天才，餘生也晚，不能與田漢交個朋友，誠憾事也。

成都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條出售保險箱的街道，保險箱觸目皆是，比在香港所能見到的多得多了。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市民一下子富裕起來了？難道成都盜賊如毛？又難道是銀行不准存戶任意提款，因此人們不願意把錢放進銀行去？可能是另有原因，也可能是幾個原因的混合。

比起上海、北京等地區，成都物價相宜得多了。加上四川歷來盛「產」傑出人物，有前賢古跡可觀，是值得一遊的。但遊客購物時可要懂得討價還價。在夜市上我見到一幅大有可觀的仿《清明上河圖》卷軸，開價人民幣千八，我還價四百而得之。一位律師朋友以三十元買了兩個大水晶梨，以為「執到寶」，殊不知其它朋友買得更大的，只是一元一個——而這後者的價錢，可能還買貴了一倍。

香港律師公會有收費規限，不容顧客討價還價。我那位律師朋友可能以為成都的小販也有類似的公會吧。

回頭說，在赴成都之前，我與周老弟安橋在一項玩意上打賭，輸了二千元給他。欠債還錢，無話可說。回港後我給周老弟一個選擇：要二千港元還是要我那幅以四百元人民幣購得的《清明上河圖》。他搶著要拿後者。這樣，我就賺了一千六百多港元，可算不負成都之行了。

說不定有朝一日，周老弟把我給他的《清明上河圖》再賣出去，而獲厚利也。

《少女的委屈》

感謝寶詠琴：她在我離港期間，替我在佳士得投得一幀艾軒的油畫。

我對艾軒的畫注意了好幾年了，但老是不敢下注。這一趟，在佳士得的《油畫拍賣錄》中看到他的《少女的委屈》，就對黑蠻說：「艾軒看來是到了大師的境界，但預展和拍賣時我不在香港，可否請佳士得特意安排，讓我先睹原作？」黑蠻替我聯絡佳士得的一位朋友，但時近週末，在時間上趕不及先看。本來是無緣問津的了，幸而離港前一天，在晚宴上遇到寶詠琴。

我第一次認識她是三年前的事了。某天拍賣場內，一幀林風眠的舊風景叫價已盡，拍賣官正要下錘，我和坐在鄰座的女士在同一時間舉手，引得哄堂大笑。尷尬中我輕聲地對她說：「相爭不是辦法，你要好了。」她回應說：「還是你要吧，我家裡還有其它的。」此時也，拍賣官顯然顯得不耐煩，我就說：「那我就要吧，不過我隨時可以照價讓給你。」

那天，我到蘇富比就只是為了這一幀林風眠舊作。得畫後，我因事趕著離場，就再一次「謝謝」身旁的女士，與她互道了姓名。

回家後想起「讓畫」的事，覺得頗有新意，就打電話給一位常到拍賣場的朋友，細說日間的尷尬事。朋友問：「你知道她的名字嗎？」「她說是什麼詠琴的。」朋友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真是門外漢，在拍賣場內，寶詠琴所向無敵，如入無人之境。」

言猶在耳，看中了艾軒的《少女的委屈》後，就在離港前夕的宴會中遇到她。我於是想，寶女士對藝術拍賣身經百戰，何不請她委屈一下，替我競投《少女的委屈》。她一口答應了。我說，希望她能先看一下原作，價限可以由她作主，不過千萬不要真的「如入無人之境」。

後來她在禮拜天先看原作，認為是精品，就替我作主投得。畫到了我的手上，觀賞良久，不禁霍然而起，曰：「艾軒達矣！」

我老早就看中艾軒的畫，但不是因為他的技術到家（這是眾所認同的），而是因為我對美國畫家維斯（AndrewWyeth, 1917-）有殊愛，而深受維斯影響的多個中國畫家，艾軒是其中的表表者。可能是因為維斯畫中所用的光與我攝影所用的光很相近，他是現存的畫家當中最令我欣賞的。

艾軒的光法遠不及維思的細緻與變化萬千，而且畫的風格也有分別，但維斯的影響卻還是一望而知。他與維斯同樣善用工筆寫實，同樣有深度，同樣試以寫實的方法來寫「實」外之意。我曾經批評過中國的新興畫派為攝影派，但實外之意，點只攝影咁簡單！

此前我不願意投資於艾軒的畫，有三個原因。其一，他的畫大都是人物，正與簡慶福的「座右銘」相違——簡兄曾有妙語：畫中的人物不是你的妹妹，又不是你的父親，買它作甚？其二，艾軒的畫多以灰色為主，描繪西藏或塞外人物，滿面風霜，大有蒼涼之感，令人看得不舒服，是不大好掛在客廳牆上的。其三，維斯的畫，在精細的寫實中，靈氣湧現，就是一草一木，也使人感到作者是表現著「物」的靈魂。寫實與真實不同。維斯說：「我的畫絕不真實。」艾軒呢？他寫實就往往過於真實了。

《少女的委屈》是我所見到的（我見到的不多）唯一達到維斯的境界的中國油畫。泫然欲哭的少女，使人同情而不感到蒼涼，精細的寫實，但湧現著物外之意。《少女的委屈》是可以掛在客廳牆上的。

那是一個不容易解釋的「哲理」。維斯認為自己的工筆寫實畫是抽像的，觀看者大有同感。以意筆寫抽像不難（小孩子亂畫一通，不也是抽像的嗎？），但以精細的工筆，一絲不苟地畫，怎可以成為抽像畫呢？所以我一向認為「工而不真，實而抽像」的法門，是維斯所獨有。後來看到他兒子的畫，深得父親真傳，就認為是維家所獨有。想不到，中國卻出了一個艾軒。

如果艾青這個兒子——艾軒——今後能保持《委屈》的水平，與維斯比，恐怕有所不及，但與維老的兒子相比卻是勝了一籌的。

愚見以為，欲與維公試比高，艾軒要在光法上多加變化。千變萬化的光，如夢如幻，可以把靈魂從畫中「逼」出來。

蕭秧

蕭秧這個名字，在赴四川之前早就聽到過了。幾位與他相熟的朋友對他大有好評。他們認為蕭秧開放、誠懇、敢言，但其中也有一點爭議性。

不久前我陪同佛利民到四川一行時，蕭秧已升職為四川的省長了。他很客氣，老遠從北京趕回成都來招待我們。在晚宴前他與佛老對話，研討中國經濟發展的困難問題，我一聽就知道朋友事前對蕭秧的讚賞沒有言過其實。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朋友在某方面低估了他！蕭省長的思想有深度，點只開放咁簡單。

在中國與執政的人論經濟，他們要不是一開口就背誦黨的言論，像念台詞似的，就往往說外人怎樣不懂中國的特殊情況等等。客觀論事的例子不是沒有，但不多見。

可能蕭秧在事前聽過佛利民的大名，知道佛老是本世紀的頂尖經濟學者，因而在對話時他聆聽了很久才回應一兩句話。也可能是他高估了佛老對中國的認識，他簡短的回應深入地牽涉到一般性的改革困難，而這些困難是佛老不大明白的。不幸的是，翻譯者恰巧譯錯了幾個字，使佛老以為蕭省長也是在說中國特殊情況的老生常談。

我聽了他們對話十多分鐘後，見他們各講各的，就忍不住用英語對佛老說：「米爾頓，這位省長不尋常，很有見地，但翻譯上有點問題，你誤解了他。」佛老的誤解不僅因為翻譯有問題，也因為中國在急速演變中有複雜的問題。這些誤解出現了好幾次，使佛老不能欣賞蕭省長的一些獨到之見。

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佛老在對話時一開始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大談通貨膨脹的問題，細述要控制貨幣量的重要。省長聽佛老細說良久，簡單地回應，說：「我們通脹的困難是混合經濟促成的。」我一聽就知道蕭秧高明，心裡暗暗喝采，但佛老聽得一頭霧水，猛在搖頭。

可不是嗎？我在《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中，指出以特權借貸，銀行不能不借，所以要控制銀根談何容易？但特權借貸只能在今天市場與官場一起各施各法之下才會產生——這不是混合經濟是什麼？

果然，蕭省長跟著就簡短地解釋，中國的銀行有商業性貸款，有政策性貸款，還有其它什麼「性質」的貸款，別開生面，是以為難。

另一個例子是：佛老一向認為改革要一次過地改，不要逐步地改。他提出這觀點後，就舉出他以前用過多次的例子：「斬老鼠的尾巴要一次過地斬，不要一寸一寸地斬，因為後一做法痛得多而久也！」蕭省長歎曰：「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糾纏在一起，我們的困難是要把不同的尾巴分清楚才能決定先斬哪一條。」

我認識佛老三十年，從來沒有見過他碰上這個多尾老鼠的問題，所以在回應上，一時間他無以為對。六年前我發表過中國要有「配套」改革的觀點，認為要在多方面一起改革——那是說，多條尾巴是要一起斬的。這是因為斬一不斬二，或斬二不斬三……在配套上青黃不接，可能弄巧反拙。問題是哪些是要斬的尾巴，怎樣斬法，要預先計算得一清二楚，而不同的尾巴有不同份量的特權約束，拿起刀來「手震震」，不一定斬得准。君不見，八八年春夏之交，鄧、趙二老在北戴河之會要硬碰，要一刀斬價格管制的尾巴，但特權所在，而配套又沒有計算好，一斬就闖了禍。

晚宴後，我送蕭秧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經濟革命》一書。他翻開來，見到其中一章的題目：《徹底的承包制是私產制》，點首同意，說：「我在一九八六年就那樣說了。」我縱聲大笑，說：「我也是在八六年就說了的。」回港後一查舊作，原來我第一次說時是一九八四年，「險勝」兩年，也應算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中國人傑地靈，無話可說。誰說中國沒有人材？我沒有考查過蕭秧的生平事跡，不知道他有否用功地讀過幾年書。但正如趙紫陽在八八年會見佛老時說：「一些人學而無術，另一些人是不學有術的。」我不知道蕭省長是「學」還是「不學」，但「有術」是可以肯定的。與他簡短的會見，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人傑地靈」。而蕭秧在九三年初被升為省長，也顯得孔子昔日所說的「選賢與能」，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完全被忘記。

但願蕭兄吉人天相，不要因為他的思想開放、論事客觀而在某一天被打下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