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淘汰賽的經濟分析

最近《東方日報》為了針對新出而銷量又蒸蒸日上的《蘋果日報》，把報價減至美國的give away水平（二元可算是每份報章的發行及零售費用，因此報章本身的收入是零）。此舉無疑把香港多年來報業的卡特爾（cartel）瓦解，引起無可避免的報業淘汰賽，緊張刺激兼而有之。若繼續下去，其效果很可能像美國各大城市那樣，綜合性的普及大報，只有一家獨存。這是因為文字內容是共用品（public goods），而一份綜合性報章大可包羅萬有。比較專業性的報章，如《信報》，則大可隔岸觀火，置身事外也。

在這次淘汰大賽的序幕中，有一件事前所未聞。那就是綜合性的《蘋果日報》，減價至四元後，天天以大字標題說明跨越九七不變。使《東方》在短期內難走回頭路，而其它綜合性的報章不能不因此感到夜長夢多。《快報》與《聯合報》在一星期內決定壯士斷臂，似乎是對前途如何有所肯定而下的決策了。

淘汰序幕開始了一星期（我下筆寫此之際），《東方》的銷量激增起碼一倍（三十萬份升至六十萬以上），而《蘋果》實際銷量雖然只下降百分之三（三十一萬至三十萬份），但潛在的下降可能達百分之二十（三十一萬份是印刷機不足的頂點，減價前供不應求）。假若從今天到跨越九七或更長的時間內，情況不變（銷量不變、價格不變），那麼鹿死誰手呢？（事實上，銷量會變的，因為以後還有壯士斷臂的情況，但報章價格可能不變。只要價格不變，鹿死誰手就有答案。）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問題。朋友一般的推測，是《東方》勝。他們指出，這是一項斗錢多的淘汰賽，而《東方》的前、後台資金，似乎比《蘋果》的雄厚。他們又指出，《東方》銷量倍於《蘋果》，廣告不僅會增加，且收費大可提升。《蘋果》呢？在減價前每天廣告收入要增加五十萬元才可收支平衡，減價後每天廣告收入要多增三十萬元才行。但是，其它減價報章銷量大升，廣告可選的地盤有的是，如此一來，《蘋果》要在財政上打個「和波」，遙遙無期也。

對這個鹿死誰手的問題，我驟然聽來是同意朋友們的觀點的。但三天前的晚上，我坐下來拿起紙筆，以三十多年前學過的一套經濟理論引證，其結論是：《蘋果》會勝。

這理論說來，真的有點話長了。

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大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因見「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提出這樣的問題：牧人養羊，既產羊毛，又產羊肉，若二者產量有固定的比率，毛價與肉價從何而定？後來的學者，把這問題改得複雜一點。他們問：假若同一的生產過程中，獲得幾種不同的產品，而不同產品的比率不固定，致富之道為何？其答案是：幾種產品一起生產，每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不可能知道，但每種的邊際成本是知道的；致富之道，是務求每種產品的邊際成本與該產品的邊際收益看齊。到了我們那一代，這理論有一點改進：在有交易費用（生產之外的費用）的情況下，每種產品的邊際成本與收益可以有差距，但其差距不應該大於其邊際交易費用。

一份報紙是一隻羊，但其毛與肉沒有固定的比率，而「報」價可算毛價或肉價，但卻非羊價（因為還有廣告的收入）。在有競爭的情況下，適者生存的條件，是毛與肉的邊際收益，要與其邊際成本相若。若有交易費用，這些「邊值」可以有某程度的分離，但不可以脫節而求存的。

是的，一份報紙，其實是多種產品的合併：紙張可多可少，印刷、設計可優可劣，新聞、評論、娛樂……各有各的變化，各有各的優劣與頁數的多少。在這多種產品合併的情況下，無論競爭如何激烈，是不能把一項重要的產品的邊際收益，與其邊際成本大大的脫節而分離的。

在報章行業中，從「邊際」的角度看，報章售價的收益顯然是與紙張及印製成本相連的。廣告收益與內容成本的相比較為抽像（內容的多少或優劣比較難於量度），但各項「產品」的邊際收益與成本還是有轍可循。如今《東方》等報章把售價減至零（二元只算是發行、零售的費用），而《新報》減至零下，其與紙張的邊際成本脫節之大，是遠超任何想像中的交易費用。在有競爭下，這些報章是不可能找到生存的均衡點的。（美國的give away，頁數少而紙質極劣，廣告多而內容少，否則難以生存。）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淘汰賽開始之前，《蘋果》似乎比《東方》略佔優勢。雖然《蘋果》的收入還不足以平衡收支，但這僅是時間（與不受政治干擾）的問題。那是說《東方》及其它綜合性報章的盈利遲早會下降。考慮到這個因素，把「報」價下降至零，就算《東方》的廣告收費能與增加銷量一起照比率上升，在收支上也不容易找到一個收支的平衡點。事實上，廣告收費是不能按銷量的上升率提升的。這是因為：一則是廣告的邊際價值會由於報章的增銷而下降；二則是大部分的廣告（及其讀者），都有階層及地區性。

《蘋果》在有虧損的情況下減價一元，每天再多蝕三十萬元。另一方面，在其它綜合性報章銷量急升之際，《蘋果》要增加收入大有困難，所以收支平衡並非易事。不過，我大約計算過一下，雖然《東方》去年盈利四億，但假若今天的報章售價持久不變，那麼《蘋果》收支平衡的機會，約比《東方》的大一倍。就是說，《蘋果》應該是減價中的第一家「守得雲開見月明」的綜合性報紙。

如果《蘋果》達到了收支平衡之後不再多求盈利，以減低廣告收費及增加紙張的方法來保持「平衡」，那麼目前大減報價的競爭者若不重整售價，遲早都要走《快報》或《聯合報》之路！

愚見以為，開始了的報業淘汰賽會繼續，但今天大幅下降了的價格不會持久。消委會主席陳坤耀建議港府立法阻止割價的行為，並說該會正草擬保障公平貿易的法例。然而就「市場認識」而言，消委會這樣做法，有待商榷。「公平」管制引狼入室，是沒有任何說得通的經濟理論支持的。


後記

如果當年《東方日報》堅持下去二元之價，本文的推斷是不會錯的。寫此後記之際（四月十三日），知道《蘋果日報》將於五月二日在台灣面市。那會是一場更大的報業淘汰賽，應該十分精彩。

從張愛玲的起落看中國文藝市場的盛衰

我年青時離港赴美，一去二十五年，而當時在那裡的中國留學生，有興趣讀經濟學的沒有幾個，所以結交的中國朋友甚少。這解釋了為什麼我那樣孤陋寡聞，要到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之後才聽到張愛玲的名字。

不久前張愛玲謝世，她那有點淡出的名字又再轟動一時。我於是讀了好些追悼她的文字，略知她的生平事跡，感慨之餘，便忍不住執筆寫此——因張愛玲謝世而觸發的聯想。

不要以為文人是那樣「清高」，可以為了文藝創作而犧牲一切，以至連飯也沒有錢吃。記載上說，張愛玲雖然為人慷慨，但重視金錢，且算得一清二楚——她曾經大量收藏印書所用的紙，堆積在自己的睡房裡，惟恐日後出書時紙價上漲。

生長在一個舊禮教的富有之家，父母很早離異，愛玲十八歲時就離家出走，與父親脫離了關係。在母親的幫助下，她抵港就讀於香港大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回上海，其時母親已出國，愛玲於是搬到獨居的姑姑家裡去，靠賣文維生。

奇怪的是，自一九四三年（二十三歲）起的數年間，愛玲寫文藝小說所得的收入，顯然大有可觀。雖然她當時沒有花天酒地，但好打扮的她，新衣服多得不得了，下午茶點天天有，娛樂節目安排得密密的——她甚至有錢資助所托非人的胡蘭成。

相比之下，今天的香港，這樣的文藝稿酬收入是很難想像的。五十年代迄今的香港，賣文而賺得可觀收入大有人在，但他們要不是寫武俠或奇情小說，或寫社評專欄，或寫譁眾取寵的什麼，就是要向電影劇本方面打主意——純文學的創作很久以來都是市場毒藥，而此「毒藥」變得越來越甚——今天，純文藝創作幾乎絕了。

為什麼五十多年前，在近於戰亂的上海，文藝之作可取得寫意的生活（張愛玲只是當時表表者中的一個），而在今天卻變得那樣不成氣候？

我把這個經濟學上的問題提出來，與同事王於漸研討。他的解釋，是當年的上海，優秀分子階層（elite class）明確，而這階層既好文藝，也有共通的意識，所以文藝作品有市場。然而，今天的香港，優秀分子階層似乎早已不復存在了。

回顧香港昔日，何鴻燊、張愛玲等人在香港大學求學的年代，優秀分子階層（包括戰時國內許多南來的作家）顯然是存在過的。這階層的劃分之界，今天不知所終，也是事實。那所謂優秀分子階層的昌盛與文藝作品的昌盛連帶在一起，中外皆然。而我們這階層的解體，比歐美的來得早，也似乎比我們的文藝市場較諸歐美的跌得快，有所吻合。

問題是，為什麼那優秀分子階層的劃分，在今天會去如黃鶴呢？這一問，倒使我把王於漸的解釋倒轉過來看。我認為那所謂優秀分子階層是由共同興趣維繫而成的。失卻了共同興趣，優秀分子階層就潰不成軍。文藝當然是維繫這階層興趣的主要項目。那是說，是文藝的不振而使優秀分子解體，而非這些分子的解體而使文藝不振。

個人認為我們對文藝作品失卻了共同興趣，有兩個相連的原因。其一是我們的國家多災多難，人們東飄西泊，過著不安定的生活，工作上人浮於事，對賺不到錢的東西不感興趣，更不要說多下功夫了。其二是文藝不像什麼奇情小說，可以走馬看花地閱讀。是的，欣賞文藝作品是要每字每句地細讀，慢慢咀嚼，甚至有時重複地思量才可以領會的。但今天，我們不容易有昔日的環境與時間。

好些張愛玲的評論者，見到她在四十年代光芒四射，而此後不再，就說她的天才是曇花一現，跟著就失去了蹤影。這論點，我不敢苟同。

我認為張愛玲在一九五五年秋末赴美後，沒有用功於文藝創作，其主要原因，是這創作的收入不足餬口。我們可不要忘記，天才也要吃飯、穿衣的。五十年代之後，張愛玲一度轉寫電影劇本（她怎會不知道自己這方面的才能並不超凡）；讓台灣重印她的舊作，或寫一些「交差」的文章賺點稿費——這一切，都是為米折腰的證據。

可憐張愛玲：她在美國四十年的主要收入，不過是來自一些所謂研究助理基金，以及一些不固定的、報酬有限的在大學作翻譯、校正、註釋等工作。其腰之折何其甚也！世界上沒有什麼基金，沒有什麼大學，會長期資助他們語言不通的文藝創作的。

說起來，我們在香港的富有者，在某程度上應該有點內疚。自古天才鳳毛麟角，而文藝天才更是少之又少。張愛玲是個文藝天才，沒有誰會不同意吧。為什麼當年可以出得起錢的人，不對愛玲慷慨資助，過癮一下？

我又想，香港的富人投資，也算有眼無珠。要是當年他們懂得資助張愛玲，換取她的手稿來收藏，今天把這些手稿拿出去拍賣，高舉其手的何止我一人？

我自己也有點難辭其「咎」。若干年前，曾經兩次得到瑞典的邀請，要我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其意應該是要我提出一些中國人的名字來。我當時覺得自己讀過而又健在的中國文學家之中，沒有誰值得提——而且當時又沒有讀過張愛玲的作品——就把寄來的提名表格擱置一旁了。

當然，張愛玲的大名應該早已有人對諾貝爾委員提出過，但多一把聲音，多少總有點幫助吧？

從大海撈針看羅中立

一位在香港收藏中國近代油畫的朋友，收藏甚豐，而且甚廣——包括了很多位油畫家的作品。另一位朋友，是油畫家，對上述收藏家的廣泛撒網方法不以為然，說那是「大海撈針」，命中率甚低，要賺錢談何容易，非投資之上策也。

毋庸諱言，在藝術上，能成為國際大師的機會很小。今天數以百計的中國油畫家之中，將來能在國際上稍見光芒的——姑勿論是否大師——充其量不及一掌之數。「大海撈針」當然不是好辦法，但藝海茫茫，要找到針之所在，怎樣去找呢？

既然不知針之所在，在大海亂「撈」一通是被迫之舉，難以厚非。老實說，我算是一個小小的收藏家，數十年來對藝術很感興趣，但對今天眾多中國油畫家的選擇，無論個人怎樣觀察、衡量，總覺得自己也是個「大海撈針」之人。

也毋庸諱言，收藏藝術作品之主要目的，是希望賺點錢。不是要賺很多錢。收「藏」是賭眼光的玩意，「博」中了很有滿足感，所以只要藏品的升值率可與利率看齊，就很容易心滿意足了。

是的，收「視」與收「藏」很不相同。前者是買到了油畫後，掛在牆上觀而視之。這是半投資、半享受之舉，其市價會否升值不大重要。收藏呢，是「藏」而不「視」也。升值於是成為主要的回報，不可不談。所謂油畫收「藏」家，家中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牆壁，可以「容納」得起所有的藏品。這聽來似乎是一個怪論，但收藏家朋友應該同意我之所說，因為他們有苦自知也。

我曾經提及，中國大陸開放後，油畫家蜂擁而出，若干年後，有兩三位可成國際大師的，大有可能。倘若我們今天有先見之明，發個小財並不難於上青天。我也曾分析繪畫大師的必備條件。如果按著這些條件而選自己認可的畫家下注，豈不是十拿九穩了？

非也！有兩個困難。其一是，雖然明知條件是什麼，但判斷某畫家有否這些條件，談何容易？我們不要忘記，今天大名鼎鼎的梵高當年去世後，葬禮完畢時，他的弟弟請在場的藝術家朋友免費選取梵高留下來的油畫遺作，但誰也不想要（一說只有塞尚有先見之明，選取了兩幅）。

其二，有些畫家自暴自棄。例如，分明是有大好前途的，卻由於急功近利而粗製濫造，自動降級。又例如，某畫家眼看自己的某作品賣得高價，就自己仿製自己的畫（依原貌再畫），試圖以「真」亂真。

個人當然不想大海撈針，但要知道針的所在才撈之，卻難於登天也。在這藝海茫茫尋尋覓覓的困境中，我想到了羅中立。難道他是大海之一針乎？我想，今天只能說：這個可能是存在的——很明顯的存在。

我對羅中立的成名之作——在中國曾獲第一獎的《父親》——的評價，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麼高。我認為這幅寫實的作品，使人看來實在真實，卻因此缺乏了「物外之情」。我也認為羅中立的早期作品——今天在市場上被搶購的作品——雖然基本功夫有的是，但思想平平無奇，作品不夠成熟，與師級相去尚遠。

然而，近幾年來，羅中立的畫風大變，其進境一日千里，驟然間使我意識到一個師級人物正在悄悄地冒升起來。是的，羅氏的畫，思想越來越深入而明確，風格越來越明顯而強烈。筆觸粗獷，大有「原始」之味；造型越來越誇張，越來越擺脫了寫實之法——但他這些作品給人的真實感，比他早期的寫實還要真實！

羅中立顯然對中國的農村生活有很深的體會，能在畫裡明確地表達出痛苦的生活中也有溫馨的一面。太甜的畫是「月餅派」；太苦的畫不值錢。苦中帶甜是好藝術（甜中帶苦也是）。羅氏的畫顯然有這樣的能耐。可以說，羅中立的作品是對中國痛苦農民（尤其是他們的孩子）的頌讚。

把實物描繪得絲毫不差的國際大師維斯（Andrew Wyeth）說：「我的畫絕不真實！」但畫得完全不像實物的印象派大師們卻說：「我們要以不真實的方法來表達真實的感受，這才是真正的真實。」

是的，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必須表達作者的觀感或感情。大致上，這表達只有兩個法門。其一是以實而虛之；其二是以虛而實之。餘下來的實而實之，是「攝影派」；虛而虛之，是不知所謂的新潮「假抽像派」——不足道矣！

為了要寫這篇文章，我重觀羅中立的繪畫發展程序，發覺他十多年來，從實轉虛，而又從虛轉實，又再從實轉虛……好幾次了。今天，他還不能像維斯那樣實而虛之，但像印象派那樣虛而實之，卻算是登堂入室了。

很想知道羅中立的下一次轉變會是怎樣的。

情似梵高、才勝梵高的徐渭

在拙作《憑闌集》裡，我曾主觀地排列了中、外歷史上的十個藝術天才的位次。那是四年多前的事了。在那以莫扎特為首和路狄士尼包尾的「十傑」排列中，炎黃子孫佔了兩位：蘇東坡與王羲之。

說來糊塗，我竟然忽略了徐渭！要是今天再試排列，我會把徐渭放在前五名之內的。說得誇張一點，從一人而有多方面的藝術成就來看，徐渭應名列前茅，大概不會有很多人反對吧。

歷史上，多方面都表現得不凡的藝術天才有的是，但樣樣都達至大師級的例子甚少。我們的蘇東坡與意大利的米開蘭基羅，兩人都可以拿出四項來炫耀（前者可舉詩、文、書、畫；後者可舉畫、詩、雕塑、建築），但徐可以拿得出六項來。他的詩、文、書、畫、戲劇、樂曲，每一項都創意驚人，均有大師之風範也。

中國的藝術發展至明末清初之間，大放異采，是中國藝術自唐宋之後的第二個高峰時代。由於性格上的狂放，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的藝術顯然是走米芾（一○五一——一一○八）、楊維禎（一二九六——一三七○）、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等人的路線。其後，他也顯然地影響了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朱耷（一六二六——一七○五）、石濤（一六四一——一七○七）、鄭板橋（一六九三——一七六五），以及近代的齊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等人。

雖然徐渭被認為是「有明文章第一人」，但很不幸，他甚少為文說及自己對藝術的心得或理論。如果他能像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那樣，對自己的造詣誇誇其談，那麼我們今天對明、清藝術的欣賞，大概也可以理論縱橫地誇誇而談了。我家中有一套四吋厚名為《董其昌的世紀——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的英文版書，把董氏高舉為該世紀的首要藝術大師。真是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矣！董氏與徐氏是同時代的人，但才華的差別，董豈及徐哉？

說來令人歎息，在中國歷史上，對藝術高下的品評，往往都是以皇帝或高官的品味為準則的。北宋時，書法推蘇東坡為第一——當時皇帝、高官都喜習蘇體。但我們今天知道，以書法而言，蘇學士不及同期的米芾或黃山谷。元朝書法推趙孟俯為冠——皇帝、高官看重也。但趙孟俯怎可以比得上楊維禎呢？明朝的皇帝與高官，一致地高舉達官貴人董其昌。董無疑是大書法家，然而我們今天的品評卻是：其書法不僅不及與他同時代的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即使倪元璐（一五九三——一六四四）也勝過他。

在皇室或宗教「審定」藝術準則的社會中，狂放的天才難以出頭，中外皆然也。但我總是不明白，為什麼從少小時就寫得出擲地有聲、瀟灑絕倫的文字的徐渭，過目不忘而又精於古書的徐渭，竟然連秀才也屢考不中！（考上秀才等於今天中學畢業，舉人略如大學畢業生，而進士則算是博士了。）於是，他一生命途多舛，落魄江湖。

徐渭的狂情和際遇，與百多年後歐洲（先荷蘭後法國）的梵高極為相似。他們的畫賣不出去（梵高僅賣出一幅，徐多賣一點），生活無著（梵有弟弟照顧，徐有朋友幫忙），而他們後來的癲狂差不多是如出一轍的。梵高自割耳朵，徐渭則以錐穿耳；梵高自殺而死，徐渭則自殺數次不死。狂比狂，徐「勝」：他壯年時因精神失常而誤殺其妻，入獄七年。這樣不幸的人，在四百年前竟能活到七十三歲，其體能應該是好得出奇的。

還有的是，梵高的畫風與徐渭的都使我有同樣的感受：二者都是在極度的狂放中法度井然，因此他們的感情，在表達上，像挾著排山倒海之力似的湧到我心底裡。

有一點梵高倒是比徐渭幸運的。梵高死後，他的弟弟要把他的遺作送給朋友，但沒有人要（一說塞尚拿了兩幅）。八個月後，弟弟也謝世，但弟婦眼光獨到，把梵高的幾百幅遺作珍藏起來。梵高的作品絕大部分沒有簽名，但因為集中一處，天才就易於被後人發現了。

徐渭去世時籍籍無名。七年之後，一位名重一時的才子——袁中郎——在朋友家裡見到一本徐渭的殘破不堪的文章結集，翻讀之下，驚為天人，深夜中大呼大叫，以至僕人紛紛披衣而起。袁才子跟著找人資助，精裝出版了徐渭的著作，一時洛陽紙貴，使徐氏聲名大噪。

由於在世時無人重視他的書畫（也沒有像梵高的眼光獨到的弟婦），徐渭遺留下來的書畫作品甚少。這樣，縱有袁中郎的大聲疾呼，徐氏在今天的藝術史地位，還是算不上家喻戶曉的。

不久前，我在文聯莊買到了一卷南京博物館藏的《徐渭雜花圖卷》，是十二年前僅制五十卷的木版水印。這是徐氏的生平代表作。卷長三十四呎，畫了十多種花卉，一氣呵成。據我所知，沒有誰看過這件作品而不拍案叫絕的。

徐渭，字文長，號天池，又號青籐。幾個月前，我到上海一行，在書法老師周慧珺之家看到一本鄭板橋的書法「冊頁」，其中最後而又最大的一個印章，刻道：「青籐門下牛馬走」！這是個很有名的印章，我能一睹真跡，算是不枉此行了。傲視古人的鄭板橋，竟然說自己是徐渭門下的牛馬，若非對徐公五體投地，難道他是給嚇破了膽，故刻章為證？

齊白石也說恨不得早生三百年，以便有機會能替徐渭理紙、磨墨。

發現徐渭天才的袁中郎又怎樣說呢？在他協助出版的近四十萬字的《徐文長三集》之中，有一段追悼徐渭的文字，深得我心。袁才子如此寫道：「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哉。悲乎！」

我不禁歎一聲：梵高的才華，不及徐渭！

說亂來

不久前，我花了港幣四千大元買了一幅書法，是印刷的複製品。原作為上海博物館所藏，印製得神乎其技，可以亂真。書法作者是晚明的徐渭，書寫的是自作的一首七絕，詩好，書法更好——好得不得了。詩云：

一篙春水半溪煙，
抱月懷中枕斗眠。
說與傍人渾不識，
英雄回首即神仙。

實不相瞞，我是徐渭的崇拜者。在中國歷代的藝術家中，以多才多藝而論，我特別欣賞而衷心佩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北宋的蘇東坡；另一個是晚明的徐天池——又名徐文長，徐渭是也。下一篇文章，我會跟讀者談談徐渭的才情。

這裡要說的是：個人要在書法上下了幾年苦功才能欣賞徐前輩的書法精華。驟眼看來，徐渭的書法是亂寫一通，好像完全不成章法。但在書法上下過苦功，讀遍了書法理論的人，細看徐渭的作品，就知道不是亂來那麼簡單。我自己也曾屢試亂來的寫法，但效果連自己也目不忍睹！問題明顯不過，要亂來而能得可取的作品，必須具有一級的基本功，也須有絕頂的天分。

我買到的複製的徐渭書法，在他的作品中算是很規矩，很不亂來的了，但還是狂態畢現，很有點亂來。

話說我得到這幅複製品後不久，幾位朋友到我家作客，飯後我讓大家看，他們都爭著托我訂購。「是四千大元一幅的印刷品呀！」我這樣強調說，是希望避免做中間人的麻煩。他們響應道：「四千美元要考慮，但四千港元就非買不可！」可憐徐渭，在他的一幅今天價值連城的「墨葡萄」畫作中，竟然有這樣的題詩：「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

朋友們走了。夜闌人靜，我獨自沉思：這些朋友都沒有學過書法，而四千元一幅印製品，值得嗎？但他們為什麼要搶購呢？我又想：要是這印製品的原作者是王羲之、蘇東坡、董其昌等大書家，四千大元他們肯定不會買。徐渭的書法魅力何在，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會令他們如醉如狂？

我前思後想，得到的答案是：徐渭的狂放與亂來，觸動了他們內心深處的和弦，使他們不能自已，要把這印製品拿到手，掛在自己家中的牆上。事實上我自己也是這樣做了。買到這「復」品後，我把家中牆上的一幅心愛的畫拿下來，換上徐渭。

在日新月異的新潮藝術中，亂來的作品觸目皆是，不過，總是令我看得反胃，半點激動之情也沒有。無他，這些所謂新潮之作大都毫無基本功，亂來就只得一個「亂」字耳！

人的感受與思維就是那麼奇怪。我們天生下來就自覺某事某物都有某一規律。在感情上我們有《道德經》所說的規律，在思維上我們有邏輯的規律。要掌握這些規律，不可以亂來，必須苦練基本功才行。另一方面，我們在感情或思維上的成長，總要有一點新意，有一點創意，好叫我們不負此生。然而，要有新意或要創新的話，是往往非「亂來」一下不可的。

沒有基本功而亂來創新，掌握不到人類的自然規律，就難以在人與人之間溝通，缺乏後者會使人覺得只是「怪」而沒有共鳴的感受。另一方面，若在基本功上墨守成規，沒有新的變化，就不免使人覺得沉悶，有點麻木感。

我是個崇尚傳統基礎的人：我認為無論是科學、攝影、書法、文章等等的基礎訓練，絕不能馬虎。但日夕在基礎上鑽研，卻苦不堪言，基礎的約束會使人連氣也喘不過來！苦悶之餘，我很想大叫一聲：天啊，什麼時候我才可以亂來地過癮一下？

這個要「亂來一下」的意圖，往往如洪水氾濫，控制不了。於是，久不久我就索性亂來一下。但亂來的所得，通常都是一盆淋頭的冷水，清醒之下，又迫著要回到基礎訓練那裡去。

偶然一次亂來而不令自己尷尬的，其舒暢之情，不足為外人道也。可以這樣說吧：我凡是學習什麼，其最終的目的就是可以「亂來」。

記得三十年前，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寫博士論文。試行亂來寫之的，都不敢交出去。規規矩矩地寫的大綱交出去後，教授們都說「好」，但我卻自覺沉悶得不能忍受，都放棄了。如是者轉來轉去，過了兩年後，我花了三天時間，從早到晚亂來地寫了十一頁紙，自己覺得舒暢，過癮之極。我於是替那十一頁紙起了一個題目：《佃農理論——引證於中國的農業與台灣的土地改革》。

這論文的大綱交給加大之後，開研討會時眾多教授都在座。他們一致反對我的所有論點。但反對之中他們又似乎不敢肯定，因此大家爭論不休。過了兩個小時，一位教授忽然大聲對我說：「史提芬呀，你怎可以這樣亂來的？」我當時實在沉不住氣，答道：「你想清楚了沒有？我的理論基礎分明，不可能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