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為何節節敗退？

從中、西藝術歷史那方面看，我曾經提到宋代的藝術比歐洲同期的高出許多；元代幾乎一蹶不振；明末清初時的十七世紀，我們的藝術發展又大有起色，但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從十八世紀開始，我們就節節敗退，輸得一塌糊塗。

是的，於今回顧，中國的藝術發展有兩個高峰，其一是十一世紀時的宋朝，其二是十七世紀的明、清之間。這兩個高峰哪一個比較出色很難說。個人認為十七世紀稍勝，但與歐洲同期的藝術相比，宋代顯得光芒不可方物；到了清初，歐洲就迎頭趕上了。

試想，宋朝大約早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四百年，當時的歐洲，除了希臘的建築，沒有什麼超凡的藝術令人歎服。即使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人物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天才橫溢，但其作品受宗教的框框約束實在太多，意念並不超凡。文藝復興後期的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更是表現出色的藝術家，但米氏在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是因為他試圖打破宗教的框框傳統。

是的，自意大利的米開蘭基羅及接踵而至的西班牙的格萊科之後，歐洲藝術一日千里，一百年有大成，二百年把我們比下去，三百年舉世拜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中國節節敗退」的觀點，倒不是我「發明」的。外國的有識之士都這樣看。同樣，一些美國的學術朋友，略知我們宋代藝術的，驚歎之下，都不約而同地把它先後與歐洲相比，跟著必問：中國為何節節敗退？

這個問題我想了十多年了。今天的「大概」答案，是下述的三個原因。

其一，中國藝術發展的第一個「致命傷」是元朝。像歐洲一樣，中國自古的藝術發展，帝皇的影響很重要。元朝的皇帝既不懂中國的文化藝術傳統，也是些沒有什麼「墨水」之人，於是把宋朝的優良傳統幾乎攔腰打斷。毛潤之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倒說得不錯。

相比之下，清朝的外族帝皇高明得多了——從康熙到後來的皇帝，都學習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可以稱得上是書法家。乾隆呢？喜愛書法，不成；喜歡寫詩，更不成；但乾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藝術收藏鑒賞家！

其二，二十多年前，我看過一本今天已忘了作者是誰的，名為《歐洲的奇跡》（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該作者認為歐洲自文藝復興之後，科學與藝術發展的神速是一個奇跡。他的主要解釋是：歐洲是很多國家的合併，國與國在交流中互相競爭，互相衝擊、啟發，因而大有所成。

我認為這觀點有道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莫扎特等人的生平事跡。他們為了名成利就，往往東奔西跑，周遊列國，使人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感。一國之中可以有競爭，有衝擊，但多國之間的來往對天才就更有這樣的好處：這個政制下的市場不欣賞我，我就跑到另一個政制下的市場去。於是，競爭與衝擊就更加熱鬧了。

其三（這是我幾個月前的發現），歐洲到了十八世紀之後，評論藝術的人大都是收藏藝術作品的人——這點很重要。

自古以來，中國、歐洲的藝術發展都受到帝皇及宗教的影響與約束。藝術家要吃飯，吃誰的飯就要為誰的品味而創作。帝皇與宗教主事人的品味可能不錯，但有禮儀、信仰的約束，卻沒有理論基礎。吃富有的人的飯對藝術的發展好一點。更好一點的是吃藝術商人的飯。這是因為商人收購藝術作品要賺錢，他們就不能不顧及市場的喜好而下注。

對藝術發展最有利的，是藝術家要吃藝術評論家的飯。這是收藏家作藝術評論家的情況了。歐洲到了十八世紀，這情況開始出現，跟著，此風盛行，而到了十九世紀，印象派作品的主要收藏家都是藝術商人及評論家。這樣，藝術的發展要顧及市場大眾的需求，也有理論與概念爭論的協助。

去年暑假，我在美國一家書店裡（大減價時），僅以八美元買了一本精裝的名為《印象派首期的收藏家》的書。書中敘述了一群為了賺錢而收藏作品的畫商。他們有先見之明，看中了當年籍籍無名的塞尚等人的畫，收購後執筆為文，理論滔滔，引起爭議，熱鬧非常，影響了多個藝術天才的思維，促成了後來公認為偉大的印象派。

藝術家要吃飯，也要在思維上有所啟發。收藏與評論是同樣的人就可以一舉兩得。這是歐洲藝術之幸。

上述的「藏」與「評」的結合情況，中國到今天還很少見。評論藝術的人不「入貨」，得個「講」字，要吃飯的藝術家是不容易聽得「入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