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原序
一、六十有感
恐龍一族
兒童的玩意
懷古說
「教授」之謎(附後記)
煉仙趣談
時間的感受
退休之「價」
二、經濟雜談
唯利主義的另一面
報業淘汰賽的經濟分析(附後記)
也談蓋茨
通訊與交通的發達時代
缺糧說(附後記)
三、仰慕的人
初遇佛利民
再遇佛利民
佛利民與二十世紀
蘇學士
史學士
悼深泉
四、學術正邪說
從戴維德看香港的學術準則
八卦經濟學
趣味與學術
俗氣與造作的經濟學
學術思想
走火入魔的「風水派」
五、天才與碰巧
漫談寫詩的天分
說亂來
情似梵高、才勝梵高的徐渭
心手兩忘
奇異的層面
周老師的書法
神來之筆
六、創作與文章
創作雜談
古文今用
浪得虛名
清楚的文章
董橋的功力
七、子女的教養
中西合璧難於上青天
春花秋月何時了?
背誦大有裨益
無法趕得完的工作
教養趣談
與兒子一席話
八、不是專家談教育
「公立」兵敗如山倒
為聯招奔命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不是專家談教育
反對強迫母語教學
九、書生論政
台灣行
戰爭與統一
看奧運有感
特區首長應有條件
仰天大笑出門去
九七後的言論問題
二十世紀的一號人物
政治人物多受批評
小人蛇的權利
一籮小問題是大問題
十、藝術正面觀
從大海撈針看羅中立
從張愛玲的起落看中國文藝市場的盛衰
陳衍寧的肖像油畫
喜見覺斯神品在
中國藝術為何節節敗退?
要「解畫」的藝術
六十賣字一幅
十一、論收藏
上海博物館
思宋有感
書法贗品
狂熱與虧本
中外油畫的價格差距
漫談鑒定
古書畫的價值
書法收藏記
石
從印象派的畫價說起
十二、結廬在人境
悠然見南山的嚮往
陽朔山水甲桂林
西安游
美國西北部
海
住
觀其姿而不忍殺其生也
十三、人多事也多
畢發德的悲劇
從梁天偉事件說起
言論自由的世界紀錄
也談香港樓市(附後記)
徐稚下陳蕃之榻(附後記)
Monday, June 30, 1997
Friday, June 20, 1997
時間的感受
六月九日(九七)下午二時我從香港飛西雅圖。這是我第二次環球之行,目的地是布拉格、維也納及嚮往已久的莫扎特故居。本來我是打算從香港飛布拉格與兒女會合的,但兒子要在六月十日在西雅圖考醫科會考,內子決定留在美國「陪太子讀書」,我就不能不「犧牲小我」,飛到西雅圖去與他們會合,再一起飛布拉格。
這個「犧牲小我」的決定,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環繞地球一周的飛行,頭等機票格外相宜。從作經濟研究的一九六一年起,我就認為機票價格的釐定,有數之不盡的難明之處。我的老師、我自己、我的學生、我的學生的學生,數十年來,還是解釋不了機票價格的好些莫名其妙的現象。要知道多一點,我曾經幾次向一些飛機公司的高級職員求教。他們應該是專家,但細問之下,他們也像我一樣,對機票價格的好些變化不明白。
還有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要在兒子大試前夕,親自去為他打打氣。做父親就是這樣放心不下:曾經對兒子說過數十遍的考大試的秘方,還是要向他再說一次。那就是,考試前的一晚千萬不要讀書,想也不能多想,一定要早睡。這樣,進試場看試卷時,學過的會很容易記起來。我沒有向研究腦子的專家研究過這個現象,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兒子這次考試,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那是美國全國的醫科會考,在意識上總是比較重要的。一連考兩天,每天考六個小時,這比起我考博士筆試時,四天之內考十六個小時不相伯仲,打個平手。這種考試緊張刺激,兼而有之,不是讀書之樂,但可算是讀書的過癮之處。
話說這次從港飛美,是我經歷過數之不盡的次數中時間最短的。飛行時間十一個多小時,不算短,但進、出機場關口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幾分鐘。屈指一算,從踏進機場到走出機場,只有十二個小時。另一方面,我坐的樓上機艙只有三位乘客,大家全程把窗關著,不見陽光。我是吃了午餐才上機的,所以一起飛就對空姐說要睡覺,睡了兩個多小時。醒後看了兩套電影,吃了一點東西,翻閱一下雜誌,又再睡個多小時,飛機就著陸了。
西雅圖天氣清爽而晴朗,氣溫是攝氏十六度,與香港完全是兩回事。我是九六年九月初從西雅圖回港的。相隔九個月,西雅圖半點也沒有變。可能是因為飛機座位舒適、時間不長而在機上又見不到陽光,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香港睡了一小陣午覺,醒來卻是西雅圖。相隔九個月的經歷,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當然,我是很清楚記得九個月所發生的事,但奇異的感受,是我可以將這九個月的經歷抽起,把九個月前的西雅圖與今天的連接在一起。
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的。他為此而創立的「相對論」,深不可測,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可以理解的。這次飛美的經驗,使我意識到,在感受上,時間的長短是心理或是印象的問題。同樣的時間,我們有時覺得很長,有時覺得很短。其中的關鍵所在,是我們能否把一些時間的片段,從中抽起。
在心理上或腦海中能把一些往事的片段抽起,放在另一個地方,然後把餘下的片段連接起來,時間就過得很快。我自己年長了,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比年輕時的感受快得多——是同一理由。年長後,有好些所見所聞是重複又重複年輕時所經歷過的。重複的經歷,沒有新鮮感的,腦子沒有新印象,懶得去記一下,於是這些重複的片段,就不經意地被抽出來了。
你試過步行旅行嗎?步行而去,步行而歸,你會覺得歸程的時間比去程的短,雖然在回歸時你比較疲倦,手錶上的時間較去時長。我對這歸程在感受上時間較短的解釋,是因為在去程中你見過的景物,回歸時你重看,新的印象就不深刻了。
心理上,完全沒有印象的時間,算不上是時間吧!
這個「犧牲小我」的決定,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環繞地球一周的飛行,頭等機票格外相宜。從作經濟研究的一九六一年起,我就認為機票價格的釐定,有數之不盡的難明之處。我的老師、我自己、我的學生、我的學生的學生,數十年來,還是解釋不了機票價格的好些莫名其妙的現象。要知道多一點,我曾經幾次向一些飛機公司的高級職員求教。他們應該是專家,但細問之下,他們也像我一樣,對機票價格的好些變化不明白。
還有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要在兒子大試前夕,親自去為他打打氣。做父親就是這樣放心不下:曾經對兒子說過數十遍的考大試的秘方,還是要向他再說一次。那就是,考試前的一晚千萬不要讀書,想也不能多想,一定要早睡。這樣,進試場看試卷時,學過的會很容易記起來。我沒有向研究腦子的專家研究過這個現象,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兒子這次考試,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那是美國全國的醫科會考,在意識上總是比較重要的。一連考兩天,每天考六個小時,這比起我考博士筆試時,四天之內考十六個小時不相伯仲,打個平手。這種考試緊張刺激,兼而有之,不是讀書之樂,但可算是讀書的過癮之處。
話說這次從港飛美,是我經歷過數之不盡的次數中時間最短的。飛行時間十一個多小時,不算短,但進、出機場關口的時間,加起來只有幾分鐘。屈指一算,從踏進機場到走出機場,只有十二個小時。另一方面,我坐的樓上機艙只有三位乘客,大家全程把窗關著,不見陽光。我是吃了午餐才上機的,所以一起飛就對空姐說要睡覺,睡了兩個多小時。醒後看了兩套電影,吃了一點東西,翻閱一下雜誌,又再睡個多小時,飛機就著陸了。
西雅圖天氣清爽而晴朗,氣溫是攝氏十六度,與香港完全是兩回事。我是九六年九月初從西雅圖回港的。相隔九個月,西雅圖半點也沒有變。可能是因為飛機座位舒適、時間不長而在機上又見不到陽光,我覺得自己好像在香港睡了一小陣午覺,醒來卻是西雅圖。相隔九個月的經歷,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當然,我是很清楚記得九個月所發生的事,但奇異的感受,是我可以將這九個月的經歷抽起,把九個月前的西雅圖與今天的連接在一起。
愛因斯坦說時間是「相對」的。他為此而創立的「相對論」,深不可測,不是我這個凡夫俗子可以理解的。這次飛美的經驗,使我意識到,在感受上,時間的長短是心理或是印象的問題。同樣的時間,我們有時覺得很長,有時覺得很短。其中的關鍵所在,是我們能否把一些時間的片段,從中抽起。
在心理上或腦海中能把一些往事的片段抽起,放在另一個地方,然後把餘下的片段連接起來,時間就過得很快。我自己年長了,覺得時間過得越來越快——比年輕時的感受快得多——是同一理由。年長後,有好些所見所聞是重複又重複年輕時所經歷過的。重複的經歷,沒有新鮮感的,腦子沒有新印象,懶得去記一下,於是這些重複的片段,就不經意地被抽出來了。
你試過步行旅行嗎?步行而去,步行而歸,你會覺得歸程的時間比去程的短,雖然在回歸時你比較疲倦,手錶上的時間較去時長。我對這歸程在感受上時間較短的解釋,是因為在去程中你見過的景物,回歸時你重看,新的印象就不深刻了。
心理上,完全沒有印象的時間,算不上是時間吧!
Friday, June 13, 1997
從一個學生的一個問題說起
在港大招收新生時,一個學生問:我們在中學幾年的校內成績,是不是完全不計的?我答道:完全不計!肯定地答了這一句,我不禁悲從中來。驟然聽來,這學生提出的似乎是個無知的問題,但其實是點中了香港中學教育的致命傷。
我對該學生解釋說,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可能改變這個制度。對我來說,要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像美國那樣,一間有份量的中學的校內成績,當然比會考成績重要得多,而一個有份量的中學老師的推薦信,比所有考試成績更有說服力。問題是今天香港的中學,不容許一個老師發揮個人的學問或設計自己獨有的課程,使我們無從判斷一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或他任職的中學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別無選擇,墨守成規的會考就成為唯一的準則了。
一時間我想起在美國任教職時的一些往事。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招收研究生的評審員。評審的有作助理教授的五個後生小子,由年長而又大名鼎鼎的路易斯(Gregg Lewis)作評審主席。我們這幾位「後起之秀」也真的可憐,每人花了近一百個小時來審閱大約有五呎高的學生申請資料。我們精心選擇,每人把最可取的前五十名學生的高下排列出來。跟著就與路易斯開會議。
路易斯把他對學生的排列名次給我們看,竟然與我們所排列的完全兩樣。他不讓我們的選擇有絲毫重量:學生名次排列要依他的而行,一個也不能改。我們當然一肚氣,心想,近百小時的工夫,付諸流水,那委任我們作評審是搞什麼鬼的?
路易斯見到我們的臉色,解釋說:請你們作評審,不是要聽取你們的意見,而是要給你們一個機會,學習一下衡量學生的準則。他跟著說他作過統計,大學會考(GRE)的成績,與學生後來的表現沒有可靠的關係。他又如數家珍地例舉哪一間大學的成績,再好也是三流,而哪一家成績平平的,卻非同小可;哪一位寫推薦信的人絕不可靠,而哪一位只說半句不錯的話,就言出如金,可以肯定。
後來校方依照路易斯的排列,先通知前十一名學生,給予最高的獎學金。但這十一位學生中,答應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只有一個。其它都給芝大之外的名校「搶」去了。
最令我佩服的,是路易斯排名第一的學生,是以色列一間大學的,成績只是中上。這學生什麼會考成績也沒有,不在我所選的五十名之內。後來我才知道,這學生被美國最高的五間學府爭相取錄,其中三間把他排名第一。這可見美國的頂尖學府都有像路易斯那樣的高人,對會考成績視如糞土的。
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替學生寫推薦信時慎重處理。過了幾年,有兩間大學來信,請我多作推薦,又說明只要有我的認可信,他們是不用看成績的。
在美國,中學會考成績(SAT)比大學會考有較重的份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個分數作為起碼的要求,其它就是按不同中學的成績及推薦信,把學生作個別處理。在洛杉磯,Fairfax與Beverly Hill兩所中學的學生,歷來都有優先權;西雅圖的Lakeside(Bill Gates之中學也)也有類似的份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學昔日的國際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收生主事人告訴我,香港培正中學的學生申請,他們不用看成績,照收無誤。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學生從小就單為考什麼會考而讀書。一位有創意,有啟發力的老師,不會被容許以自己的所長,針對學生的趣味而授課。一位有真才實學的老師的獨得之見,對會考成績不好,該老師可能連飯碗也保不了。
這悲劇的場面廣大。香港的中學,課本要由官方機構批准。官定課本說這樣,老師不會教那樣。課本說「莫須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師不會說應該解作「可能有」;課本說「怏然自足」,老師不會說應該是「快然自足」。
既然中學老師在課堂上不能對官方的規定視若無睹,不可以在任何課程上選用自己喜歡但不被批准的書,而又為米折腰,不敢暢所欲言,以自己的學問心得在學生面前發揮己見——這樣一來,就算老師是個天才,他要增加自己學問的意向也就談不上。
我對該學生解釋說,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可能改變這個制度。對我來說,要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像美國那樣,一間有份量的中學的校內成績,當然比會考成績重要得多,而一個有份量的中學老師的推薦信,比所有考試成績更有說服力。問題是今天香港的中學,不容許一個老師發揮個人的學問或設計自己獨有的課程,使我們無從判斷一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或他任職的中學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別無選擇,墨守成規的會考就成為唯一的準則了。
一時間我想起在美國任教職時的一些往事。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招收研究生的評審員。評審的有作助理教授的五個後生小子,由年長而又大名鼎鼎的路易斯(Gregg Lewis)作評審主席。我們這幾位「後起之秀」也真的可憐,每人花了近一百個小時來審閱大約有五呎高的學生申請資料。我們精心選擇,每人把最可取的前五十名學生的高下排列出來。跟著就與路易斯開會議。
路易斯把他對學生的排列名次給我們看,竟然與我們所排列的完全兩樣。他不讓我們的選擇有絲毫重量:學生名次排列要依他的而行,一個也不能改。我們當然一肚氣,心想,近百小時的工夫,付諸流水,那委任我們作評審是搞什麼鬼的?
路易斯見到我們的臉色,解釋說:請你們作評審,不是要聽取你們的意見,而是要給你們一個機會,學習一下衡量學生的準則。他跟著說他作過統計,大學會考(GRE)的成績,與學生後來的表現沒有可靠的關係。他又如數家珍地例舉哪一間大學的成績,再好也是三流,而哪一家成績平平的,卻非同小可;哪一位寫推薦信的人絕不可靠,而哪一位只說半句不錯的話,就言出如金,可以肯定。
後來校方依照路易斯的排列,先通知前十一名學生,給予最高的獎學金。但這十一位學生中,答應到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只有一個。其它都給芝大之外的名校「搶」去了。
最令我佩服的,是路易斯排名第一的學生,是以色列一間大學的,成績只是中上。這學生什麼會考成績也沒有,不在我所選的五十名之內。後來我才知道,這學生被美國最高的五間學府爭相取錄,其中三間把他排名第一。這可見美國的頂尖學府都有像路易斯那樣的高人,對會考成績視如糞土的。
一九六九年我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替學生寫推薦信時慎重處理。過了幾年,有兩間大學來信,請我多作推薦,又說明只要有我的認可信,他們是不用看成績的。
在美國,中學會考成績(SAT)比大學會考有較重的份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個分數作為起碼的要求,其它就是按不同中學的成績及推薦信,把學生作個別處理。在洛杉磯,Fairfax與Beverly Hill兩所中學的學生,歷來都有優先權;西雅圖的Lakeside(Bill Gates之中學也)也有類似的份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學昔日的國際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收生主事人告訴我,香港培正中學的學生申請,他們不用看成績,照收無誤。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學生從小就單為考什麼會考而讀書。一位有創意,有啟發力的老師,不會被容許以自己的所長,針對學生的趣味而授課。一位有真才實學的老師的獨得之見,對會考成績不好,該老師可能連飯碗也保不了。
這悲劇的場面廣大。香港的中學,課本要由官方機構批准。官定課本說這樣,老師不會教那樣。課本說「莫須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師不會說應該解作「可能有」;課本說「怏然自足」,老師不會說應該是「快然自足」。
既然中學老師在課堂上不能對官方的規定視若無睹,不可以在任何課程上選用自己喜歡但不被批准的書,而又為米折腰,不敢暢所欲言,以自己的學問心得在學生面前發揮己見——這樣一來,就算老師是個天才,他要增加自己學問的意向也就談不上。
Friday, June 6, 1997
為聯招奔命
最近同事和我舉辦了我們港大經濟金融學院招收新生的巨大工程,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眾志成城,「招」來熱鬧之至!
說香港發明的聯合招生制深不可測,絕對沒有誇張。我和幾位同事事前要像考博士試那樣,細心研究這聯招制的各種含意、數之不盡的可能性及陷阱。我們要審查以往的數字,本年度學生申請的各種數字,又要猜測有關當局知道但卻不讓我們知道的數字,然後像經濟推測那樣來詳加分析。
本來,聯招制的大概我們是知道的。實行了幾年,我們怎會一無所知?問題是一般的認識不管用:一不小心,我們很容易給比我們知得多的競爭對手殺下馬來。所以這次我和一些同事發奮圖強,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行不得也,然後入鄉隨俗,用上今天在經濟學上大行其道的博弈遊戲來「博」一下。
這遊戲可不簡單:我們若走這一著,對手甲可能會走那一著,乙可能會以那一著響應,而丙則可能……但假若甲不走他們應該走的那一著,乙卻走他們應該走的,我們又要……讀者不相信嗎?那你不妨請一個聯招專家來,讓我考他一考。
不要以為我小題大做。據我所知,一校之內,七校之間,沒有哪一個院系不在這個時期在博弈遊戲上大傷腦筋的。去年我們就是因為對遊戲規則知得不夠而敗走麥城。
其中的奧妙所在,是聯招制容許不同校或同校而不同院系,各出各的收生方程式。每校或每院系都有收生的限額,由一個某些項目可以做但另一些又做不到的計算機軟件來同時處理。這樣一來,就算你聰明絕頂,遊戲玩來總是有點天馬行空,不知會走到哪裡去。
比我們對這制度知得更少但卻有十二個選擇的學生,天可憐見,根本不可能明白這制度的運作。兩年前,有一位成績不俗的學生,十二個選擇中,竟然無一取錄,變作無主孤魂。後來我替這學生向校方高層查詢,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學生會成為漏網之魚。
可以這樣說吧。一小撮近於狀元的學生,是不需要明白聯招制度的運作的。他們要選哪一校哪一系,凡選必中,只在申請表上填寫一個選擇就夠了。但其它的學生——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好的——就沒有這種權利了。他們要學我們那樣,玩博弈遊戲。問題是,學生沒有我們可以取得的資料,對聯招制的運作比我們知得更少,所以充其量只能糊塗地「博」一下。
我們作收生的,是要盡量爭取近於狀元之外的優質學生。這爭取的學問,有研究的人大可以著書立說。這一次,我和一些同事花了個多月的時間研討,其間與校方高層開了幾次會議,然後定下了策略,創立了一條新的收生方程式。
有備而戰,我和同事們一起用了四天的時間,接見了近千名學生。我自己每天開六場(共二十四場),女秘書在旁協助;其它職員發信的發信,聽電話的聽電話;所有同事謝絕應酬,整天坐在辦公室裡接見個別學生。幾天之內,一院之間,彷彿有聯合交易所之勢。但這也真的是聯合交易了。
在這次聯招中,我們對香港納稅人作了一點貢獻。我們向學生公佈了我們的收生方程式——一條簡單而又容易明白的方程式——說明收生限額,又讓他們參閱我們以往的收生數據。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要在那深不可測的聯招制度中,盡可能讓學生明朗地知道他們被取錄的機會。經過了半年的查詢,我得到的結論,是這「明朗化」對學生的選擇有決定性。
我說上述的公佈對納稅人有點貢獻,是因為一年之內,立竿見影,其它院校或院系也會跟著我們那樣,盡量把學生被取錄的機會明朗化。這樣一來,香港發明的聯招制就命不久矣!
還是向國際學術看齊吧!讓學生個別選擇學校及學系,然後由每校及每學系把學生個別處理——一個學生可向幾家大學個別申請;幾家大學可以收同一學生而由學生選擇。既有前車可鑒,而國際上的「前車」又是那樣一致的,我們何必獨出奇制,使大學員工及被招收的學生,付出數以千萬元計的時間所值?
說香港發明的聯合招生制深不可測,絕對沒有誇張。我和幾位同事事前要像考博士試那樣,細心研究這聯招制的各種含意、數之不盡的可能性及陷阱。我們要審查以往的數字,本年度學生申請的各種數字,又要猜測有關當局知道但卻不讓我們知道的數字,然後像經濟推測那樣來詳加分析。
本來,聯招制的大概我們是知道的。實行了幾年,我們怎會一無所知?問題是一般的認識不管用:一不小心,我們很容易給比我們知得多的競爭對手殺下馬來。所以這次我和一些同事發奮圖強,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行不得也,然後入鄉隨俗,用上今天在經濟學上大行其道的博弈遊戲來「博」一下。
這遊戲可不簡單:我們若走這一著,對手甲可能會走那一著,乙可能會以那一著響應,而丙則可能……但假若甲不走他們應該走的那一著,乙卻走他們應該走的,我們又要……讀者不相信嗎?那你不妨請一個聯招專家來,讓我考他一考。
不要以為我小題大做。據我所知,一校之內,七校之間,沒有哪一個院系不在這個時期在博弈遊戲上大傷腦筋的。去年我們就是因為對遊戲規則知得不夠而敗走麥城。
其中的奧妙所在,是聯招制容許不同校或同校而不同院系,各出各的收生方程式。每校或每院系都有收生的限額,由一個某些項目可以做但另一些又做不到的計算機軟件來同時處理。這樣一來,就算你聰明絕頂,遊戲玩來總是有點天馬行空,不知會走到哪裡去。
比我們對這制度知得更少但卻有十二個選擇的學生,天可憐見,根本不可能明白這制度的運作。兩年前,有一位成績不俗的學生,十二個選擇中,竟然無一取錄,變作無主孤魂。後來我替這學生向校方高層查詢,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學生會成為漏網之魚。
可以這樣說吧。一小撮近於狀元的學生,是不需要明白聯招制度的運作的。他們要選哪一校哪一系,凡選必中,只在申請表上填寫一個選擇就夠了。但其它的學生——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好的——就沒有這種權利了。他們要學我們那樣,玩博弈遊戲。問題是,學生沒有我們可以取得的資料,對聯招制的運作比我們知得更少,所以充其量只能糊塗地「博」一下。
我們作收生的,是要盡量爭取近於狀元之外的優質學生。這爭取的學問,有研究的人大可以著書立說。這一次,我和一些同事花了個多月的時間研討,其間與校方高層開了幾次會議,然後定下了策略,創立了一條新的收生方程式。
有備而戰,我和同事們一起用了四天的時間,接見了近千名學生。我自己每天開六場(共二十四場),女秘書在旁協助;其它職員發信的發信,聽電話的聽電話;所有同事謝絕應酬,整天坐在辦公室裡接見個別學生。幾天之內,一院之間,彷彿有聯合交易所之勢。但這也真的是聯合交易了。
在這次聯招中,我們對香港納稅人作了一點貢獻。我們向學生公佈了我們的收生方程式——一條簡單而又容易明白的方程式——說明收生限額,又讓他們參閱我們以往的收生數據。這樣做的唯一目的,是要在那深不可測的聯招制度中,盡可能讓學生明朗地知道他們被取錄的機會。經過了半年的查詢,我得到的結論,是這「明朗化」對學生的選擇有決定性。
我說上述的公佈對納稅人有點貢獻,是因為一年之內,立竿見影,其它院校或院系也會跟著我們那樣,盡量把學生被取錄的機會明朗化。這樣一來,香港發明的聯招制就命不久矣!
還是向國際學術看齊吧!讓學生個別選擇學校及學系,然後由每校及每學系把學生個別處理——一個學生可向幾家大學個別申請;幾家大學可以收同一學生而由學生選擇。既有前車可鑒,而國際上的「前車」又是那樣一致的,我們何必獨出奇制,使大學員工及被招收的學生,付出數以千萬元計的時間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