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年青經濟學者到我在港大的辦公室來,暢談甚歡。在閒談中他提及美國名經濟學者巴賽爾(Yoram Barzel)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說他今天認為,一九六九年的史提芬.張是舉世最傑出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學者。我對該青年說:「你看錯了吧。巴賽爾可能說我是眾多高手中的一個。」他回應道:「不是的,他說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題材上你是世界之冠。」
我當時一笑置之,因為我認為巴賽爾不可能這樣說。一九六九年起我與巴氏同事了十三年。他是我在美國最深交的朋友——我怎會不比那位年青學者知得清楚。巴賽爾所出的書,我不可能不在第一時間收到一本;我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在學術上有「世界之冠」這回事;一九六九年時,產權及交易費用學說的發展如日中天,高斯、艾智仁等亦師亦友的前輩,當時還在盛年。
殊不知過了幾天,該年青學者傳真來巴賽爾在書中把我排名第一的那一頁,使我高興萬分。沒有誰不喜歡被他人稱讚的,而更重要的是贊者是誰。巴賽爾有斤兩當然重要,但使我驚喜的是大家認識了三十年,此公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讚過我。我立刻把該頁「頌文」傳真給楊老弟懷康,向他炫耀一下。楊老弟讀後哈哈大笑,說希望能讀到巴賽爾書中的整個序言。
最近到西雅圖度假,有機會與巴賽爾細說當年。想到他曾經在書中說我在產權及交易費用這些題材上是「世界之冠」,我對他說:「不久前我發現一個大秘密,你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把我捧到天上去,但為什麼不把該書寄給我?」他聽後想了好一陣,然後像阿康那樣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兩天後,我在西雅圖的家中收到他寄來的那本書。
書的序言十三頁,作者回顧平生,算是一個小型的自傳了。文內有好些地方提及我,但主題是訴說作者自己的學術生涯。其中提及的人與事,我大都認識,或起碼聽過,所以讀來津津有味。一口氣讀完該序言後,我不禁擲書興歎:比起巴賽爾,我自己實在算不上是一個學者。
是的,像巴賽爾那樣單為學術而生存的人,我平生只遇到兩個:一個是巴賽爾,另一個是戴維德(A.Director)。也難怪巴與戴是那樣互相欣賞的朋友。
香港要搞好學術,真的要向巴賽爾這種人學習一下。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以色列進大學,芝加哥入研究院,六一年起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以迄於今 ——這樣的生命看來很平淡,沒有什麼值得下筆志之的。然而,當我發覺在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巴賽爾沒有一天不在學術思想上打轉,從來不對學術之外的事費心,我就不由得肅然起敬。
書中所載,是巴賽爾從一九六三到一九九二這三十個年頭所發表的三十一篇論著,而序言所述,是每一篇的思想出處,與朋友之間的研討及受到的影響,及下筆時所遇到的經驗。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看不到在那漫長的日子中,巴賽爾曾經有一天不在思想的波濤上浮沉。
巴賽爾是為解釋世界現象而從事學術研究的。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好還是壞,他漠不關心。他的興趣是「為什麼?」而不是「怎麼辦?」
在物質生活上,巴賽爾從來都不打學術之外的主意。要做些小生意或作顧問賺點外快,為自己的退休有點積蓄,他想也懶得去想。集中於學術,五十年如一日,天下間似乎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
以經濟學的天分來品評,從零到十分來排列,我認為巴賽爾有八分。這是一級天分打了個小折扣。從學術論著的質量來品評,我也是給他八分。這是說,在學術上,巴賽爾真的可說是盡己所能。他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機會似乎不大,但若獲該獎可不能說是大冷門勝出。不久前他被選為兩年後的美國西方經濟學會的主席,是實至名歸。
近幾年來,香港的大學高舉要搞什麼研究呀研究的,真是有點糊塗了。衡量研究所用的準則,竟然是數文章的多少,排列文章發表的學報的高下。如此一來,為了生計,年青的講師就單為可以發表而下筆,但求數量夠多;或設法找校外的人合作,一篇計兩篇;或把一篇長文分作兩篇或三篇;或譁眾取寵,但求有國際性的學報收容;又或者有意或無意地製造「證據」……這一切,都是搞笑的行徑了。
真正的學術,是要追尋一些有啟發性的思想。這樣的文章十年一篇已是很不容易了。要寫有思想的學術文章,年青的後輩就要向巴賽爾學習一下。此公為文的出發點,永遠都是因為有些世事他不明白,要試行解釋。解釋得對或是不對,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要從「不明白」為出發點。
科學上的學術,從來都是由「不明白」引起的;而畢生為了要明白而生存,就是學者。
我比不上巴賽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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