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半個世紀前弗裡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學券制（School Voucher）。弗裡德曼的經濟建議歷來都很有份量，而我認為學券制是他多項建議中的神來之筆。多年過去了，學券制雖然有某些地方局部試用，但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憐，令人失望。
　　試想吧。若干年前，弗裡德曼提出美國廢除強迫徵兵制，國防轉為全由僱用的職業軍人從事。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但與傳統的方法與信念有那樣大的差別，怎可以被一個大國接受呢？看來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建議，牽涉到國防那樣重要的事，竟然在30年前被美國政府全面接受了！今天，美國再沒有強迫兵役這回事，職業軍人效率甚高，而軍費也相對地下降了。
　　廢除有根深蒂固傳統的兵役制度被接受，而明顯地對社會教育大有好處的學券制卻不被接受，是一個不容易明白的現象了。且讓我試作解釋吧。
　　公立學校的主要弊端，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也沒有有效的發言權。你到一間酒家吃晚飯，見菜式不好，味道欠佳，只要批評半句，老闆或經理就臉有懼色，向你道歉，搶著給你免費換菜。為什麼他們會那樣低聲下氣呢？無他，酒家老闆知道你可以選擇，不高興就不會再光顧。要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你道酒家的菜式會怎樣？
　　20年前子女在美國念小學，我放棄了在家鄰近的免費公立學校，每天清早駕車半小時送孩子到私立小學去。學費每孩每月美元350，是辛苦賺回來的錢。公立的免費，而政府資助每個學生的費用高出私立的一倍以上。私立的小學只有兩三間簡陋的木房子，校園跟公立的差很遠。但私立的不僅教得用心，而且每月要我花1個小時跟那裡的老師研討，對我陳述孩子的長短，分析他們的興趣，做出每個孩子的課程的建議，給我閱讀教育孩子的書籍，徵求我的意見。我被校方搞得不勝其煩，最後跟他們說：「你們是教育孩子的專家，教得那樣好，怎樣教我都不會反對，用不著我的參與了！」是因為有那樣一流的教育起點，我平生沒有一次叫子女做功課，或要他們準備考試，或替他們請補習老師的。孩子後來進了大學，選修什麼我從不過問，也不大清楚。子女在大學時，被選入美國優秀學生名列。他們可沒有告訴我。我知道，但想，子女念小學時交了私立的學費，「優秀」是應該的吧。
　　弗裡德曼跟香港戰後的財政司郭伯偉一樣，反對政府資助教育。但如果政府必定要資助，弗裡德曼就認為學校要搞得像私立那樣的。這就是學券制的重心所在了。學生顧客把學券制交到學校去，學校憑券跟政府換錢，選擇的權利落在顧客的手上，學校的運作就逼著要倣傚私立的方法，豈不妙哉？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經費可以削減而還有比公立的有更好的教育，使納稅人減低負擔，兩全其美，不亦快哉？
　　問題是學券制的建議不容易通過。這是因為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既得利益的團體：有鐵飯碗的老師、教育署的官員、考試局等，都會反對。美國每次要投學券制的票，既得利益的團體可不是一盤散沙，或烏合之眾。他們聯手集資刊登大量廣告，把家長們嚇得不敢多說話。
　　另一方面，一盤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學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幾點是他們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費大得那樣驚人，一提到學券可以削減教育經費，他們就認為教育的水平會下降了。
　　這其中顯然有一個謬誤。私立學校每個學生的經費一般地比公立的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遠勝後者。今天美國最好的前20間大學——哈佛、芝加哥、耶魯、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個學生的經費低於香港的大學。不要告訴我香港的大學有近於這些美國大學的水平。
　　（二）有官員認為，以學券制推行私營學校，為了招徠賺錢，好些學校就會讓學生看連環圖，不務正學，於是「野雞」林立也。這些官員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長——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麼才是好教育，且對孩子的求學漠不關心。言下之意，官員反對學券制，是他關心他人的子女比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這點比較頭痛。美國及好些其他地區，公立與私立學校並存。以學券資助現有的公立學校，私立的總要有同樣的學券補貼——不然的話，怎可以向納稅人交代呢？
　　這樣一來，現有的公立免費享受者，就難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們的免費享受。
　　有理說不清，我們不容易說服現有的公立享受者，在經費被學券瓜分後而改為私立，教育的水平還會改進。在香港，這個頭痛問題是不大存在的。這是因為多年來經過納稅人對公立學校的樂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這是個更為頭痛的問題。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試行學券制的地區，其成效不大明顯，甚至有不良的效果。我的一位朋友很熱衷於學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兩個寶貝女兒也），傳真給我不少關於外地局部試行學券制的經驗。
　　我細讀這些報告後，認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況，主要是一個原因：局部試行。推行學券制是不應該局部的，更不要「小心」地處理。小心翼翼地處理，局部的嘗試，總會附帶著多種與自由市場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眾所周知，不一定比公立的辦得好。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釋這一點。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學券制，你道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學生爆棚；平平的不夠學生；而聲望差勁的，學生人數可能下降至零。
　　你是同意的吧。但為什麼會這樣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學費。要是政府發學券後就什麼也不管，那麼需求大的名校就會在學券之上補加學費，使申請入學的人數減少。這就會給那些不濟的一個機會，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高人的啟發

我常對要到外國深造的學生說，選大學不要選名氣，要選老師。高手明師一個就夠了。當然，有三幾個更好，但有一個也已足夠。

遇到這樣的高人，要講好幾種際遇。龐大的大學比細小的機會高一點。當然，舉世知名的大學，在一系之內高人通常有三幾個，問題是他們不一定肯教你。另一方面，一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不一定是超凡的，甚至可能是浪得虛名。這樣一來，無論怎樣說，你還是要講際遇。

昔日楊振寧與李政道到美國求學，學物理，千辛萬苦地轉到芝加哥大學去，為的是要拜師於Fermi門下。是他們的好際遇，得到啟發，拿得諾貝爾獎！

一九六二年，我在當時不算是大名的洛杉磯加州大學拿得經濟學碩士，打算轉到芝加哥大學拜師於佛利民（M.Friedman）門下。但聽到正在史丹福大學造訪的艾智仁（A.A.Alchian）快要返回加大，就打消去意。當時我已選修了研究院的價格理論，打算立刻考理論的博士試，但聽到艾氏快返回加大，就決定要先旁聽他的課，要考他出的博士試題，於是延遲一年才考。平生所作的「投資」決策，這延遲可能是最好的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作這決策。我真的不大清楚。我只是聽到老一輩的同學說艾師的思想有如天馬行空，深不可測，就決定賭他一手。沒有艾智仁的啟發，我今天的經濟學會是很技術性，思想內容免不了要差一點。

當年的情況不妨細說一下，好叫今天的學子能知道高人啟發的重要性。進入研究院後，我知道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重心所在，選修了一位來自哈佛的R.Baldwin所教的。他教得非常好。選修後不能再修，只能旁聽。我首先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課。他來自哈佛與芝大，教得精彩。雖是旁聽，赫師對我特別關注，使我學得用心。

艾師返回加大了。那是我期望了很久的事。他的課很特別：旁聽的不准發問，不准答話，也不准坐在前排。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受。價格理論我得過兩位名家傳授，算是個專家，而同學們有什麼問題大都向我求教。有這樣的根底才去旁聽艾師的課，應該沒有困難吧。

殊不知艾師一進課室，第一課我完全不懂！他不是談經濟，而是談量度石頭的重量。第二課也不懂，一連十多課都不懂。他說的不是深不可測，而是淺得離譜，是經濟的題外話。要是事前沒有聽過艾師的天馬行空，我早就放棄了聽他的課。十多課後，他突然從石頭轉到經濟學去，是老生常談的經濟學，但逼使我從另一個角度看。霍然而悟，我意識到深的學問要從淺處看。

學問有多個層次。低下的教授不教好過教，因為一搭上了，先入為主，你的智商總要下降十多度。愚蠢之見，一旦染上了，要洗卻可不容易。高一層的是平庸老師。平庸為禍不大，但比不上自己找書來讀。比自己讀書好的老師，算是中上人物，但他們只能教你多知一點，沒有其它。再高一層是胸有實學的老師，遠勝書本，可以教得你胸有實學，且技術超凡。然而，只有我所說的高人，才可以啟發你去想，去天馬行空地想。這樣，你就可以打開學問之門，登堂入室，倣傚公孫舞劍。

飽學之士，有真才實學的，不一定是我所說的高人。我所說的高人的學問，見其面而不見其底。他們通常知得不太多，但能把所知的融化了，重視傳統但完全不受傳統約束，思維因而能達到了另一個層面。他們不一定懂得教，但與他們談話，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問題是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不可以分辨出來，然後屈膝求教？這也要講際遇。

還有一點要講際遇的，那就是一些高人的思維與你的不一定可以自然地溝通。在大學唸書時的一位老師普納（K.Brunner），高人無疑也。但他對任何問題都從邏輯想起，與我格格不入。後來認識史德拉（G.J.Stigler）與貝加（G.Becker），是絕頂高手，思想奇快而分析清楚明確，但與我的思維也不容易合得來。我喜歡無端端地魂遊到研討的題外去，或聽而不聞，或單刀直入，又或如脫羈之馬，他們就不免認為我有點怪，孺子不可教也。

佛利民是另一回事。這個人的思想快得離譜。無論我想得怎樣天旋地轉，他不僅跟著，且往往搶先走在前頭。佛老真的很了不起。以我來說，與自己正在研究的問題無關的事，我是不容易聽入耳的。但佛老凡話皆聽，跟著在你面前行雷閃電，你不慣見就會被嚇破了膽。他在全盛時的困難是太忙，不能給後學的太多時間。

在思想上，與我合得最好的高人是高斯（R.H.Coase）。我魂遊，他也魂遊，大家游來游去，一下子就是幾個小時了。他要先論世事，繼而以預感找答案，再以邏輯分析。我也是一樣。我從他那裡學得很多。

我常說平生最幸運的際遇，是屢遇明師。說起來不容易相信。少年時讀書不成，跑到西灣河太寧街談天說地，與一位比我年長一倍的人談詩論詞——我當時是不懂的——這個人後來的筆名是舒巷城。下象棋嗎？十八歲時的對手是國手級的神童徐道光。打乒乓球嗎？十七歲時我教一位比我年輕兩歲的，三個月後他就把我殺得片甲不留。他的名字是容國團。攝影嗎？一九五五年在永樂街的一家涼茶舖遇到一個從未謀面的人，無端端地說要教我。他的名字是關大志。書法嗎？我遇到上海周慧珺。經濟學上的明師際遇，不用再說了。各項的高人，我從來不刻意找尋，只是幸運地遇上。（在加大作學生時打橋牌，我跟一位鬼仔拍檔拍了多次才知道他是代表美國的選手。）

要到外國深造的同學，問我要進哪間大學，我想，他們要問的是找哪一位高手明師。很不幸，回港任職十八年多，外間的後起之秀我不熟，而當年我遇到的高人，不再教了。

世界上有些人先知先覺，可以無師自通。我是次一等的，後知後覺。朋友，要是你遇不到一位我所說的高人，得不到啟發，除非天生先知先覺，你不可能知道自己在任何造詣上可以走多遠。我常對為父母的說，不要見自己的孩子考試成績好而高興，也不要見孩子要留級而灰心。時來運到，有點際遇，得到啟發，就足夠了。

成就的界定

成就有大小之分，也有明確與模糊之別。朋友，你要哪一種？你當然想要大而明確的成就，但很對不起，像我一樣，你的機會不大。二十世紀有一個愛因斯坦，有一個畢加索……，這樣的水平你和我都不應該奢望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再求其次，又再求其次，如是者退了六、七步，你和我或許可以問津。

此「問津」也，倒有一個有趣的選擇問題。同樣的代價，你要選較大但比較模糊的成就，抑或是較小，但比較明確的？同樣的代價，這選擇永遠存在。比較模糊的可以混水摸魚，搏大一點；比較明確的不容易自欺欺人，要有所成只能選較小的了。我自己歷來都選走小而明確的路。為什麼這樣選，自己也不清楚。

你說我們的毛澤東先生在政治上是否有大成就呢？大則大矣，但是否明確的成就很難說。政治人物，古往今來其成就是不容易明確的。北宋的蘇東坡在他的《赤壁懷古》寫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南宋的辛棄疾說：「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諸如此類的話，我們歷代的才子說完又說。但如果蘇、辛今天復生，膽子再大他們也不敢「浪淘」畢加索，或「雨打風吹」愛因斯坦的。無他，畢、愛二公的成就有清楚的界定，極為明確，像鐵鑄的那樣，比萬里長城還要堅固。

明確的成就界定，與發明專利權、版權、商標註冊等大有雷同之處。這些「成就」或可在物品上表達，或可從論著中寫下來。只要成就能經得起時間的蹂躪，永久的存在是不用法律保護的。外人的欣賞和尊重，比法律強得多了。

成就當然不限於學術及藝術這兩方面。我自己感到最滿意的成就，是教養了一子一女。不幸的是這項成就不容易界定，況且誰知道明天兒女會變成怎樣了。我說自己喜歡走明確的路，但兒女的教養，我是沒有選擇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老師，是奈特（F.H.Knight）。他自己是經濟學高手，曾經有五個學生拿得諾貝爾獎！奈特的學生都說他教得一塌糊塗，在課堂上不知道他說什麼。只靠無與倫比的感染力，奈特開花結果。這是成就。很不幸，奈特的教育成就也不容易界定。今天他最年輕的學生已越七十，有朝一日，這成就會被雨打風吹去。

在生意、事業上有看頭，正當地賺到錢，也是成就。這種成就本來可以界定，但財富可聚也可散，其界定不容易持久，以至被人低貶了。我認為歷史上最成功的商人成就的界定例子，是瑞典的諾貝爾。這個以發明炸藥而成大富的商人，設立了諾貝爾獎。真是一個奇跡，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獎項能比得上諾貝爾獎那樣受人重視的。獲該獎的人不一定值得，但「界定」了諾貝爾。要是今天的大富捐出去的獎金比諾獎高出十倍，也不容易相提並論。

美國的首富蓋茨，似乎也在想辦法來界定自己的事業成就。他捐出去的錢多得驚人，選走的「界定」自己的路是醫學那方面，著重於治療窮孩子。這是很有意思的。通脹調整後，蓋茨捐出去的錢，遠多於一百年前的諾貝爾，但將來在「名氣」上能否有諾氏的成就，還是一個疑問。我個人的取向，是救生勝獎賞，什麼「名氣」云云，管之作甚？

蓋茨的不幸，是美國政府要把他殺下馬來。美國的反壟斷法例歷來不知所謂。蓋茨的「罪」是賺錢「太多」。十多年來，美國的經濟是以高科技掛帥的，而蓋茨是這個潮流的王子。科技賺錢這回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要鼓勵前仆後繼，必定要讓一些人賺很多很多的錢。把蓋茨整治，科技股市一蹶不振。蠢也。

體育又怎樣了？我認為體育上的成就，界定甚難。這是因為這種成就是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在體育上甲創了一項紀錄，乙平之，而近這紀錄的人數之不盡。被界定的成就，主要是紀錄的本身，而不是創紀錄的人。

然而，人要有界定的成就才有滿足感，再接再厲。這樣，為了界定人的體育成就，我們就發明了獎章、金盃、銀杯之類的。我想，凡是要用獎章之類來界定成就的，其成就的本身必定不容易界定。蘇東坡寫《赤壁懷古》，一寫下來就界定了蘇東坡，用不著獎章了。

不管怎樣說，從成就的界定那方面看，學術與藝術的成就是最為容易做到的。這兩種事項我們還見到有獎狀或銜頭的頒發，是因為在比較低的層次中競爭者甚眾，名銜的界定就有用場。有大成的，獎項或名銜是多此一舉。有誰會因為愛因斯坦拿得諾貝爾獎而把他刮目相看？事實上，不是諾獎界定了愛氏的成就，而是後者提升了前者。

在經濟學上，凱恩斯、費沙等大師謝世於諾獎給予經濟學之前，而他們的成就早有定論。佛利民要等經濟諾獎頒發了七年才拿得，很有點尷尬。要是他今天還拿不到，諾獎可能會被低貶了。另一方面，好些拿得該獎的人，過了幾年就被遺忘了。這可見就算是有口皆碑的諾貝爾獎，對成就界定的幫助不大。

成就的界定，頗有界定產權的味道。然而，與產權不同，成就是不可以轉讓或在市場買賣的。換言之，成就的本身有所值，但不可以轉讓而使財富增加。

這使我意識到單被外人欣賞是一項重要的無形收入，對人類的進步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點，經濟學者是忽略了的。

昔日伯牙遇到鐘子期，高山流水一番之後，子期謝世，伯牙於是碎琴。這個故事是可信的。

從淺觀察看深問題

重要的經濟問題，往往可從微不足道的觀察中找到答案。這種答案不精確，但很可靠。「不精確」的意思，是指沒有嚴謹的統計數字；「很可靠」是指不容易錯，而答案有水平。跟今天後起的經濟學者不同，我這一輩的喜歡用淺觀察來先找答案的大概，再用其它日常觀察加以引證，然後再考慮要不要多走幾步。

幾個月前我和太太到揚州一行，與來自瑞典的一位經濟學者及其太太相聚，四人在那裡暢遊了三天。那是揚州八怪的地方，有好些故事可對他們說，而瘦西湖等名勝也是值得一遊的。令我感慨的是朱自清的故居。好不容易才找到，是陳舊的房子，一個老人在那裡看守，一些舊相片，幾本書。老人說，幾天才見到訪客——朱前輩是逐漸被遺忘了。

少年時我愛讀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背影》等我今天還背得出來。從朱的故居中的介紹文字可見，當年他很「前進」，有赤子之心，但與其它熱血才子一樣，潦倒窮途而早逝。

在揚州第二天的黃昏，我們在鬧街上走，小販多如天上星。瑞典朋友見到街上廢物頗多，問：「為什麼這個重要的古城不清掃多一點的？」我答道：「是應該多加清掃的，但地上的廢物，證明著經濟大有改進！」我於是指著地上的幾個膠袋，說：「文革期間，或共產當道，這些還可再用的膠袋不可能棄諸街頭，就是有人不小心遺棄了，不到幾分鐘就會有其它人拾起來。」揚州街上其它的廢物也同樣地有說服力：還沒有吃完的食品，可以再讀的報章，破舊的衣裳……

可以這樣說吧。你要知道一個城市比另一個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高下，把兩市街上的廢物箱中的棄物拿出來比較一下，所得的結論是可靠的。

記得一九六一年，在加大作本科生時選修了一科經濟發展學。教授是有名的CharlesWolfe, Jr.，談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數據及統計上的困難，就說上好幾課。

我見學問搞得那樣複雜，忍不住問：「為什麼不看政府每天清潔城市時所收的廢物增長率？這不是簡單而又可靠嗎？」教授無言以對。

最近香港的經濟有一個熱門話題：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有兩極分化的象。據說經濟正在全面復甦，但貧富卻兩極分化。全面復甦是「據說」，不是我說的；另一方面，只要到環頭環尾走走，兩極分化容易相信。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個深問題，我見跑出來解釋的年青經濟學者都答得深，有些深不可測，就試行從淺觀察找答案。

想了幾分鐘，坐上出租車問的士佬：「阿叔，近兩三年來你們所收的小帳是增加還是減少了？」答曰：「慘！慘！慘！」只三個同樣的字，我就找到了答案的大概。且聽在下道來。

我認為香港的貧富兩極分化，有兩個基本因素。第一個不是我發明的，那就是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化加速了。政治化對富有的人有利，或起碼能給他們多點保障。這是世界歷史的經驗，非我之見也。

第二個因素是與的士佬的小帳有關的了。這就是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出現了我不大明白的問題，導致香港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得多。香港有通縮，實質利率高達年息十多厘。這樣的高息對富人為害不大，而對有錢借出去的卻是有利了。但對中層人士來說，高的實質利率會使他們削減消費，尤其是那些買錯樓而成為負資產的，其消費削減的幅度更大。

我求教於的士佬的原因，是富有的人很少坐的士——他們有私家車與司機。窮的人也不坐——因為坐不起。坐的士的大都是中層人士。我問小帳，因為那是削減消費在邊際上首當其衝的。低層窮人所吃的飯，是從中層得來的「嗟來之食」，或可說是從中層的慷慨消費而得的。

看看今天香港的飲食業，就知道那所謂全面復甦是誇誇其談了。低層的人沒有錢到酒樓吃飯，去那裡洗碗、傳菜是可以的。但中層的因為實質利率奇高而減少酒樓的光顧，窮的變得洗碗工作也不容易找到了。

君不見，環頭環尾的商舖，租值下降的百分比，遠比太古廣場或置地廣場的為大。前者，有些地方是下降至近於零的。無他，中層大幅削減消費而已。在商店購買一套衣服可以穿一年也可以穿十年。購買新衣的時間長短與實質利率的高低是正數聯繫的。

對讀經濟的學生說幾句吧。經濟學是一門驗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這種科學是要有實驗室的工作訓練的。你們在中學讀物理、化學，要上實驗室的課。在科學的本質上，經濟與物理、化學沒有什麼不同。但為什麼你們選修經濟，從來不用上實驗室的課？你們應該知道，書本上的統計數字不可能代替實驗室的教育。

經濟學的實驗室只有一個，那就是真實的世界。你們天生下來就生活在這實驗室裡。問題是你們不知道自己活在其中，所以除了上課溫習，行行企企，沒有細心地觀察世界或市場上的事。這樣，你怎樣苦學也不會成為一個有斤兩的經濟學者。

你可能見到一些前輩同學，到外地的名校拿得個經濟學博士，作了什麼教授的，寫出來的文章數學與統計的方程式多得怕人。然而，論及解釋世事，一般來說，這些文章的內容大概是零。

想當年，高斯讀到我那篇後來成為名作的《蜜蜂的神話》，見到內裡有一個幾何圖表，就說那是整篇文章的唯一缺點。過了些日子我才意識到，高斯是說文章既然內容充分，用幾何引證是多此一舉。

多到市場走走吧。微不足道的觀察，往往有深入的含意。你會學得很多的。回港任職的頭幾年，年宵之夜我帶學生到街頭賣桔，是帶他們到實驗室去了。

赤壁行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
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看官，以上是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來頭不小也。這首詩的墨寶真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是宋四家之一的蘇學士的書法代表作，同期另一家的黃山谷說東坡若再寫也寫不到那個水平。我想到這首詩，是因為要瞭解一個疑問。

話說不久前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邀請我到那裡講學，希望我和太太能到三峽一遊。我見時間緊迫，推卻了三峽之行。他們建議古城荊州。我回應說赤壁比較好。他們問：是「文」的還是「武」的？文赤壁是蘇東坡赤壁，在黃州，離武漢個半小時車程；武赤壁是三國周郎赤壁，在蒲圻，離武漢三個小時車程。我選去蘇子赤壁，不是因為比較近，而是因為蘇子勝周郎。

近代相傳，蘇學士當年擺了烏龍，誤把黃州赤壁作為周郎赤壁，寫成了萬世留芳的前、後《赤壁賦》及家喻戶曉的題為《赤壁懷古》的《念奴嬌》。我的疑問，是蘇學士怎可以擺那樣大的烏龍？他不是黃州遊客，順便到那裡的赤壁一遊。如上文詩中所述，他到了黃州「已過三寒食」。寒食是清明的前一天，蘇子是說已在黃州三年了。

北宋元豐三年（一○八○年），蘇子被貶謫居黃州，在那裡居住了四年多。前《赤壁賦》起筆寫道：「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壬戌是元豐五年（一○八二年），「既望」是月圓後一天，農曆七月十六（陽曆八月十二）也。那是說，蘇東坡寫前、後《赤壁賦》及《赤壁懷古》時，已在黃州居住了兩年，怎可能不知道黃州的赤壁不是三國周郎的赤壁？要是他不知道，我們今天又怎會知得更清楚？

蘇東坡當年所游的赤壁，是黃州赤壁無疑。在後《赤壁賦》中他寫得清楚。朋友拿得一尾魚，但沒有酒，他回家求酒，「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那時沒有汽車，赤壁顯然是在他的黃州之家鄰近的。

今天，不少學者專家認為，蘇東坡當年是知道他游的赤壁不是三國周郎赤壁，但明知是「假」而借題發揮，寫成了傳世的一詞二賦。我認為這些專家不懂為文之道。一詞二賦寫得那樣真情實感，令人讀後驅之不去，對著一個明知是「假」的赤壁怎樣也寫不出來！還有一點是，蘇東坡這個人，要是知道還有另一個真的周郎赤壁，千山萬水也會去走一趟。無可置疑，學士當年是肯定黃州赤壁就是三國周郎的那一個。他當年肯定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肯定不是？

游赤壁，十月十八日從武漢乘車抵鄂州，北渡長江，抵黃州。款待我們的黃州副市長王順華是張培剛教授的博士生，修經濟學，大家一見如故。提到我對蘇學士的「烏龍」質疑，他立刻響應，說他們今天之見，是蘇子赤壁就是周郎赤壁，因為據考查所得，三國的赤壁之戰是在長江北岸，而蒲圻的「武」赤壁卻是在南岸的。

心境平和，赤壁之行就來得暢快了。赤壁原本在長江之濱，但自一九五三年的水患後，江向外移，今天的赤壁離江邊大約半公里之遙。有些房子建築在江濱與赤壁之間，並不古雅，在視覺上對赤壁有不良影響。現在的赤壁是一個大公園，後面的小丘就是赤壁。拾級而上，十多間零散的房子是半古跡，大部分是清代及以後重修的。建完又建，修後再修，是中國的古建築傳統了。只有在一間小屋中的石床，據說老達北宋，蘇學士醉後曾經睡過的。要不是市長在場，我會去大睡一覺。

在小丘上的建築物中所見，都是與蘇學士有關的對聯或文字的刻品或拓品。眾多對聯中，只有一首是蘇子之前的唐人之作。是杜牧寫的：

平生睡足處
雲夢澤南州

為什麼在蘇子的前人中他們只選杜牧？我知道蘇東坡最喜歡杜牧，難道黃州的眾君子也知道這個「秘密」？

今天黃州赤壁公園的重點，是在一間比較大的房子內收藏著十分齊全的蘇子書法石刻。我認為不是原刻，但那樣齊全地集中在一起是極為難得的了。原刻本已失真，翻刻一減再減。在台北故宮博物館及上海博物館我見過好幾件蘇子的書法真，其神韻遠超黃州赤壁的石刻。

石刻的蘇子文字，我大部分都讀過，不少今天還可以背出來。似曾相識的感受，不容易對外人說清楚。介紹我們觀光的小姐，叫舒玲，可能是那裡的導遊吧。她不知道我是個蘇東坡迷，向我解說學士的詩文，滔滔不絕。我問：「什麼是『寒食』呀？」答道：「清明的前一天。」我指著一聯，問：「『篴』是什麼字呀？」答道：「是『笛』字。」都答對了。這些不是一般導遊應該知道的。她在說，但我在想：像我一樣，這位小姐愛上了蘇東坡。
要離開了，帶著無限的思懷，無限的感慨，拾級而下，回頭仰望，見到一幅對聯，就對太太說：「還是這聯寫得最好。」是清康熙的一位知府叫郭朝祚寫的。聯云：

客到黃州或從夏口西來武昌東去
天生赤壁不過周郎一炬蘇子兩游

真想開口叫市長請我為赤壁題字（一笑）！要是他糊里糊塗地邀請，我會以狂草大書：逝者如斯！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蘇東坡說的，九百多年來沒有誰反對過。但我想：逝者如斯，卻淘不掉蘇東坡。我又想：蘇學士的文采，似乎比大江有更頑固的存在性。

赤壁之遊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