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29, 2002

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上文為佛利民(M. Friedman)祝壽,說到他的舉世影響力,意猶未盡,要在這裡多說一下。佛老有大名是肯定的,但對公眾的影響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不是容易判斷的問題。英雄造時勢是真的英雄,其影響當然也是真的。時勢造英雄是次一等的英雄,但總有一點英雄本色。影響呢?有一點吧。時勢利用了一個學者的思想,使他成為英雄,既有英雄本色,倒轉過來影響一下時勢是自然的吧。

學者的影響一般是學術行內的事。我不同意凱恩斯的說法,認為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受到經濟學者的思想影響。他把經濟學者的本領高估了。對學術的影響,任何學者都有興趣。對公眾或社會的影響,可能大部分學者是有興趣的,但知難而退,選走公眾路線的不多。走公眾影響的路會專於研究失業、通脹、福利、經濟增長等項目,不會選合約、組織、競爭、博弈等話題,而今天寫滿紙數字方程式的經濟學者,更是對公眾影響沒有興趣了。

有大影響的經濟學者一定有大名,但有大名的不一定有大影響力。二十世紀有大名的如熊彼得(J. Schumpeter)、奈特(F. H. Knight)、史德拉(G. J. Stigler)等人,不見得有廣泛的影響力。這裡說的是公眾的影響,不是學術行內的影響。後者是另一回事,下期我會試談的。

一般人認為二十世紀對公眾影響最大的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佛利民。我認為要加上馬克思,雖然馬氏是十九世紀的人。應該是這三君子鼎足而三。要多加一個,我選海耶克(F. Hayek)。其它就不容易擠進去了。這可見經濟學者雖多,對公眾有影響的卻極為罕有。獲得片斷公眾聲譽的不難,有片斷公眾影響的不易,有深遠公眾影響的鳳毛麟角。

我不是說難得的就是好的。學者對社會關心,是人之常情。馬克思與凱恩斯在我之前,無從判斷,但我認識的佛利民與海耶克對社會是關心的。然而,關心歸關心,影響歸影響,不能混為一談。有學術本領,關心社會,但公眾影響連小成也沒有的學者多得很。

奇怪,上述的四君子中,說得上是言論清晰的只有佛利民。凱恩斯雖然文字操縱好,但他影響力最大的《通論》就不容易明白——讀不懂的學者很多。馬克思與海耶克的論著也是不清楚的。對公眾有影響的學者不需要有清晰表達的能力!

然而,不管公眾明不明白,這些有大影響的人物都有明確的立場或主張在社會流通。不一定是真實的版本,但簡單的版本是流行而突出的。例如佛利民與海耶克高舉自由市場;馬克思反對資本家;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凱氏本人可沒有那樣說,但凱恩斯學派卻是那樣說的)。模稜兩可或走中間路線的學者是不會有公眾影響力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時勢造英雄。沒有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凱恩斯的《通論》不會洛陽紙貴;沒有國民黨當年的胡作非為,馬克思的名字不容易在中國家喻戶曉;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的要求小政府的趨勢,海耶克不會在八十年代受推崇。海耶克的名字我這一輩老早就知道,但美國學術界不重視他的論著。六十年代起有二十年時間很少人提到海耶克。是八十年代中期,共產政制開始走下坡之後,海氏才揚名四海的。

馬克思、凱恩斯、海耶克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但英雄總要有點英雄風範。沒有英雄本色,時勢怎樣造也造不出來。有趣的問題是,英雄可不可以造時勢呢?政治家是可以的吧。但學者可不可以呢?我很想迅速地答:不可以,學者只可以讓時勢造英雄。然而,二十世紀出了一個佛利民。他認為自己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自己沒有影響力。話雖如此,數十年來,佛老往往給我有英雄造時勢的感受。

可不是嗎?他的「小政府」主張提出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六十年代他建議美國廢除強迫兵役,不到十年兵役制被廢除了;控制貨幣量的建議,堅持了二十年後,大致上被接受了;學券制也是佛老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橫眉冷對千夫指,最近才得到一點曙光。佛老不僅立場明確,其言論表達也清晰——這後者可能是學者造時勢的其中一個必需條件。

關於學者公眾影響的結論似乎是:(一)時勢是重要的;(二)有明確立場,適用於時勢;(三)其個性有點英雄本色;(四)若要英雄造時勢,上述三點之外還要多加一點,那就是言論的表達要清晰。

不要貶低學者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的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是成本高於金錢利益的。好些學者對世事看不順眼,要發點牢騷,於是在公眾媒體發之,甚至大發特發。但好些言論媒體沒有興趣,被棄稿時有所聞。一旦略有小成,不免惹來爭議,殺不出重圍就千瘡百孔。大成的機會鳳毛麟角,一百年沒有兩三個。

我自己在媒體寫文章是為了賺點稿酬,而更重要的是過癮一下,完全沒有改進社會的意圖,也惹來爭議。可能是為啟發年青人的思想下筆,關注之情溢於言表,是以闖禍。值得告慰的是年青人喜歡讀,只此而已。

應該早有前科,但在英語世界的公眾媒體中,經濟學者寫得令我矚目的文字,最早是佛利民於六十年代開始在《新聞週刊》發表的專欄。寫得好,寫了很多年。記得佛老動筆後不久,森穆遜(P. A. Samuelson)也在同刊起專欄,筆戰頻頻,熱鬧精彩。森老也寫得非常好,但被佛老比下去。從理論與分析的本領衡量,當年森老無出其右。但佛老是搞驗證工作的,對世界多知一點,表達較為生動,佔了上風。我認為這有名的二老之爭還有另一樣過癮之處。他倆是好朋友,二者都高舉自由市場,雖然佛老比較極端一點。佛老先開專欄,一下子就站在自由市場那一邊,寸步不移。森老後至,要爭論不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堅守而與佛老不同的立場。

佛、森二氏熱鬧了好些年月,不玩了。其後在美國名刊物寫公眾專欄的學者不少,都是有份量的人物,但寫出來的總不及二老當年那樣精彩。不是本領不足,而是寫得過於認真,讀來不夠生動,少爭議性。

我還記得當年森氏對佛氏下的評語,可圈可點:「出海捕魚航程甚久,捕獲的魚在水艙中要悶死了。船長於是把鱔魚放進去,其它的魚也就活起來。佛利民是那尾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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