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創作的經驗
想像力是怎樣教出來的？
創作的感受
從賣書法說起
好文章是回手棋
離群之馬
二、自負之作
科學說需求
集中於解釋的經濟學
給中國的同學們
固執於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數學與經濟
如釋重負
耗盡的感受
三、學術趣談
學生何來免費午餐？
科舉試是搞什麼鬼的？
大陸文字行業的發展
衡量經濟科學只有一個準則
有賭本的經濟研究
博弈理論的爭議
要把壹出版殺下馬來！
也曾為米折腰
《公損之謎》的回顧
不同路線的經濟學
四、從中央黨校到朗潤園
從知識資產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
張五常誤闖朗潤園
需求定律的爭議
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
五、學者的影響力
為先生祝壽
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學術行內的影響力
六、三岸風雲錄
話說三岸大勢
世貿協議的壓力
Made in China
強國猶如在夢中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
Thursday, October 31, 2002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四）
以憑券搞教育與醫療市場
香港今天的經濟情況，加稅是不能考慮的了。不加稅，而政府又再不容易以賣地或出售壟斷權等的間接稅來增加收入，大幅度地節省開支是唯一的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公務員的大幅減薪有助，但不足夠。把公立的事業改作私營是絕佳的辦法，而首當其衝的是公立的學校與醫院。
以憑券（voucher）的辦法改作私營，以教育而言，政府的支出可以減半而質量上升。憑券制度的理念，是以政府資助的辦法來搞私營。沒有聽過醫院用憑券制，但公立學校轉用憑券制，稱學券制，是多年來在美國大吵大鬧的話題，而不久前那裡的最高法院判決學券制沒有違憲是大新聞。學券制不容易通過，因為既得益分子的反對勢力很大。香港的曾蔭權作財政司長時是贊成公立學校改用學券制的，但因反對壓力大而無能為力。美國的實例是這樣的。公立中、小學校的教育水平遠不及私立，眾所公認，但每個學生的經費，私立的不及公立的一半！佛利民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來的建議，是不反對政府資助教育，而是政府以憑券的辦法，讓公立的學校改作私營。這既可節省政府負擔，也可改進教育水平。
學校所用的憑券稱「學券」，政府資助教育是學費以學券的形式直接交到學子的手上。學子憑著學券選學校，被取錄了就交出學券，校方拿著學券到政府收取券面的錢。原則上，學校可以私營圖利，可以在券額之上增收學費，而又因為是私營，校方有自主權，其教育的供應就會因為市場的競爭而逼著以學子及其家長的需求為依歸了。我們不要忘記，昔日的香港與今天的美國，教育質量最佳的中、小學都是私營的。
美國今天的中、小學，以每學生算，私營的費用不及公立的一半。我沒有香港今天公立中、小學的政府資助費用資料在手，但大學的我知道。醫科學生的政府資助比非醫科學生的高一倍，而去年削減後，非醫科的每年每學生的費用大約是二十四萬港元，其中四萬二千是學生自己出的。這是說，香港的大學的非醫科學生，每年每學生的政府津貼大約是二十萬港元。加上學生自付的合共每年每學生的二十四萬，即是說每月每學生的大學費用（連暑期）是二萬元。假設一個大學教師平均教十二個「全職學生」（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世界一級大學的準則，一個大學教師每月為校方賺取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國一所高級大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大約是五萬港元（香港的較高；教師薪酬的差數美國遠比香港大）。這樣，香港的大學教師原則上每月平均可為校方在薪酬之上賺取十九萬。當然，大學的其它費用多而高，但這天文數字是可以節省的。香港的大學如果改用學券制，但不徹底搞私營與改革現有的獎賞制度，可以節省的幅度不大。但如果公立的大學改作有私營大學的自由，那麼每大學生的每年學券面值十萬港元（比今天的政府資助減一半），在市場競爭下教育的質量應該提升。
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大學的設備、房地產等投資早由政府下了注，改作私營是大贈送（美國的私立大學沒有這優惠）；不要忘記看著市場的需求搞教育，學生願意補加的學費會增加；不要忘記富有的私人捐贈，私立大學永遠比公立的多很多；不要忘記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搞私立的不可能那樣蠢，高舉母語教學。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的大學的師資，比國內的還是高很多（薪酬遠高之故也）。我們不要忘記今天國內很多有錢人，出得起錢求學的中、青年甚眾。幾個月前港大招收國內學生，數千個申請的只收六十個，連我這個大教授推薦的、家學知名天下而又有錢的學生也遇到困難。
讀者可能不知道，教大學，一班四十個學生與四百個學生的教法完全一樣，只是後者要多用改試卷的助手。這是說，既然開了班，多收一個學生的邊際成本近於零。天下間不容易找到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我可以肯定，縱觀今天中國的教育需求與供應的大勢，如果香港的學校以學券制搞私營，香港將會成為整個中國的市場教育中心。有大量的國內學生參與，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而本地學生學普通話與中國文化就遠為容易了。這顯然比母語教學優勝。我們要洞悉先機，搶先佔有這龐大非常的教育市場，因為國內的教師薪酬加得快，「思想教育」的約束也散得快。今天我們是背道而馳。國內放，我們收。不久前我又聽到，第一所以學券制搞的學校已在杭州出現了。
公立醫院的情況我不是專家，但原則上醫院也是可以憑券來搞私營的。醫券應該比學券複雜，但原則上是可行的。今天香港的私立醫院因為公立的存在而難以餬口，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據說香港公立醫院的設備非常了得，而醫師人材甚眾。為什麼不大手讓國內的求醫者到香港來，賺他們一點錢，互相得益？客觀地看看吧。據說香港推行了醫管局這制度後，政府在醫療方面的費用增加了兩倍。這是socialized medicine！要挽救香港的經濟，我們要回到市場那邊去。以醫券制把公立醫院改私營，香港能不能夠成為中國的市場醫療中心我沒有作為市場教育中心那樣肯定，但機會還是存在的。當然，我們要容許求學者及求醫者來港，而他們付的學費及醫費是市價，沒有憑券給他們。
（之四，未完待續）
香港今天的經濟情況，加稅是不能考慮的了。不加稅，而政府又再不容易以賣地或出售壟斷權等的間接稅來增加收入，大幅度地節省開支是唯一的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公務員的大幅減薪有助，但不足夠。把公立的事業改作私營是絕佳的辦法，而首當其衝的是公立的學校與醫院。
以憑券（voucher）的辦法改作私營，以教育而言，政府的支出可以減半而質量上升。憑券制度的理念，是以政府資助的辦法來搞私營。沒有聽過醫院用憑券制，但公立學校轉用憑券制，稱學券制，是多年來在美國大吵大鬧的話題，而不久前那裡的最高法院判決學券制沒有違憲是大新聞。學券制不容易通過，因為既得益分子的反對勢力很大。香港的曾蔭權作財政司長時是贊成公立學校改用學券制的，但因反對壓力大而無能為力。美國的實例是這樣的。公立中、小學校的教育水平遠不及私立，眾所公認，但每個學生的經費，私立的不及公立的一半！佛利民在五、六十年代提出來的建議，是不反對政府資助教育，而是政府以憑券的辦法，讓公立的學校改作私營。這既可節省政府負擔，也可改進教育水平。
學校所用的憑券稱「學券」，政府資助教育是學費以學券的形式直接交到學子的手上。學子憑著學券選學校，被取錄了就交出學券，校方拿著學券到政府收取券面的錢。原則上，學校可以私營圖利，可以在券額之上增收學費，而又因為是私營，校方有自主權，其教育的供應就會因為市場的競爭而逼著以學子及其家長的需求為依歸了。我們不要忘記，昔日的香港與今天的美國，教育質量最佳的中、小學都是私營的。
美國今天的中、小學，以每學生算，私營的費用不及公立的一半。我沒有香港今天公立中、小學的政府資助費用資料在手，但大學的我知道。醫科學生的政府資助比非醫科學生的高一倍，而去年削減後，非醫科的每年每學生的費用大約是二十四萬港元，其中四萬二千是學生自己出的。這是說，香港的大學的非醫科學生，每年每學生的政府津貼大約是二十萬港元。加上學生自付的合共每年每學生的二十四萬，即是說每月每學生的大學費用（連暑期）是二萬元。假設一個大學教師平均教十二個「全職學生」（full-time equivalent student），世界一級大學的準則，一個大學教師每月為校方賺取的收入是二十四萬。美國一所高級大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大約是五萬港元（香港的較高；教師薪酬的差數美國遠比香港大）。這樣，香港的大學教師原則上每月平均可為校方在薪酬之上賺取十九萬。當然，大學的其它費用多而高，但這天文數字是可以節省的。香港的大學如果改用學券制，但不徹底搞私營與改革現有的獎賞制度，可以節省的幅度不大。但如果公立的大學改作有私營大學的自由，那麼每大學生的每年學券面值十萬港元（比今天的政府資助減一半），在市場競爭下教育的質量應該提升。
我們不要忘記香港的大學的設備、房地產等投資早由政府下了注，改作私營是大贈送（美國的私立大學沒有這優惠）；不要忘記看著市場的需求搞教育，學生願意補加的學費會增加；不要忘記富有的私人捐贈，私立大學永遠比公立的多很多；不要忘記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搞私立的不可能那樣蠢，高舉母語教學。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的大學的師資，比國內的還是高很多（薪酬遠高之故也）。我們不要忘記今天國內很多有錢人，出得起錢求學的中、青年甚眾。幾個月前港大招收國內學生，數千個申請的只收六十個，連我這個大教授推薦的、家學知名天下而又有錢的學生也遇到困難。
讀者可能不知道，教大學，一班四十個學生與四百個學生的教法完全一樣，只是後者要多用改試卷的助手。這是說，既然開了班，多收一個學生的邊際成本近於零。天下間不容易找到這種一本萬利的生意。我可以肯定，縱觀今天中國的教育需求與供應的大勢，如果香港的學校以學券制搞私營，香港將會成為整個中國的市場教育中心。有大量的國內學生參與，學術氣氛可以搞起來，而本地學生學普通話與中國文化就遠為容易了。這顯然比母語教學優勝。我們要洞悉先機，搶先佔有這龐大非常的教育市場，因為國內的教師薪酬加得快，「思想教育」的約束也散得快。今天我們是背道而馳。國內放，我們收。不久前我又聽到，第一所以學券制搞的學校已在杭州出現了。
公立醫院的情況我不是專家，但原則上醫院也是可以憑券來搞私營的。醫券應該比學券複雜，但原則上是可行的。今天香港的私立醫院因為公立的存在而難以餬口，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據說香港公立醫院的設備非常了得，而醫師人材甚眾。為什麼不大手讓國內的求醫者到香港來，賺他們一點錢，互相得益？客觀地看看吧。據說香港推行了醫管局這制度後，政府在醫療方面的費用增加了兩倍。這是socialized medicine！要挽救香港的經濟，我們要回到市場那邊去。以醫券制把公立醫院改私營，香港能不能夠成為中國的市場醫療中心我沒有作為市場教育中心那樣肯定，但機會還是存在的。當然，我們要容許求學者及求醫者來港，而他們付的學費及醫費是市價，沒有憑券給他們。
（之四，未完待續）
Thursday, October 24, 2002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三）
公務員要大幅減薪
我是研究市場運作為生的，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香港政府建議搞高科技、數碼港、中藥港等項目，可能對，但不是市場的選擇，沒有基於市場的訊息，命中率極低。我要在這裡提出的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當然不是建議市場應該向哪個行業發展。我建議的是多年來香港的經濟政策偏離了自由市場的發展，越離越遠，我們要回復到昔日使香港欣欣向榮的自由經濟那方面去。
我建議的大有可為的行業，是如果政府沒有干預，市場是一定會發展的。前文提及，要使香港的資產增值，我們不應該從控制或減少供應那方面入手，而是要設法增加需求。這後者是說增加市場的需求了。香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大部分是間接的，不明顯，使不知就裡的外國評論者還在高舉香港的經濟自由。拆除了這些不明顯但加起來非常龐大的政府干預，市場的需求會上升。這不能解決香港的全部困難，但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要指出的政府干預，是公務員及其它由政府支薪的工資太高，與市場的大幅度地脫了節。先舉一個例，香港今天的大學畢業生期待的月薪只有六千元，與二十年前差不多。相比之下，今天大學講師的薪酬是當年的三倍。這是因為講師的薪酬是跟著公務員的上升的。說實話，當年大學講師的薪酬在國際上是偏低的，要提升學術水平，講師的薪酬應該提升。然而，單從大學講師的薪酬我們就可見到政府的樂善好施，使相對價格（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脫節：撇開醫學不論，香港不同學系的講師是同級同酬，而每年的提升也是一致的。美國大學工資最高的學系教師（如金融），與最低但是同級的相比，薪酬差三倍。
眾所周知，歷來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以兩個準則為依歸的，但今天的公務員善忘，大家一起忘記了。第一個準則是與市場同能同酬——這是說同樣本領，公務員的薪酬要與市場的看齊。不要相信什麼統計數字，讀者自己細心觀察吧。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是今天香港市場的工資，大約只有公務員的一半。第二個決定公務員薪酬的準則，是每年的調整要跟著物價指數。這幾年香港的物價（包括樓價）的確下降了很多，而又還在下降。通脹時公務員的薪金向上調整，通縮為什麼不向下調整呢？一說是《基本法》指明公務員的薪金不能低於一九九七的。但任何懂經濟的人都知道，從經濟整體的角度看，薪金是指實質薪金（real wage），不是指金錢薪金（money wage）。《基本法》可沒有說是money wage吧。難道香港的物價再下降一半，公務員的薪金還要維持九七的水平？我們要怎樣解釋在市場物價大幅下降、一片蕭條的今天，公務員的實質收入升幅破了世界歷史紀錄？公務員的薪酬與市場的大幅分離，有如下的三個困難。
第一，政府的儲備有三千億，已下降至不足夠作為遣散所有公務員的退休金。今天的公務員都看著這三千億，反對減薪，要政府派餅仔，派完再算。問題是，這三千億是納稅人的錢，你和我都有份，如果要派餅仔，那就大家一齊派。急時之需，政府要納稅人寬容地借用一下儲備，大家當無異議。但今天的情況不是「借用」，而是要將你和我的餅仔派給公務員。這是慷他人之慨，我無所謂，你也無所謂嗎？算你也無所謂吧。給公務員派餅仔再派三年，香港的儲備不及千億，國際輿論就會把香港降級了。於是，聯繫匯率會受到壓力，炒家聞風而至。任老弟志剛的金管局有自己的儲備，政府有權取花敬佛。這樣一來，炒家開心死了。
第二，在局限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的總收入就是那麼多。公務員大幅減薪，或政府大幅減少開支，余出來的收入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轉到市場那邊去。這是增加市場需求的其中一個法門。以今天的香港的財政而言，政府膽子再大也不敢像康熙皇帝那樣說：永不加稅。事實上，這些年來，一般的所得稅政府雖然沒有加，但間接的、不明顯的稅項繁多，什麼賣地、補地價及政府以壟斷權出售或控制而獲的收益，皆稅也。無論怎樣說，水出魚，魚飲水，政府的支出越少，市場的需求就越大。
第三，說公務員的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地分離，也就是說相對工資（一項相對價格）與自由市場應有的大幅分離。這對經濟起碼有兩個害處。其一是公務員薪酬遠高於市，會鼓勵青年浪費時間與勞力去爭取不容易獲得的「政府工」。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租值消散了。其二是公務員的薪酬高居不下，會導致同樣的人材，在市場會有很大的工資差數。這大差數的存在增加訊息費用，使找工作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資市值為何。我認為這是失業上升的主要原因。兩年前在深圳，該市的政府請我會見十多位年青幹部，職位比較高的。皆一表人材，談吐得體，對答如流。我於是問他們的背景，原來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什麼博士或什麼MBA的。當然，因為師資不足，他們的銜頭比不上國外的。然而，撫心自問，香港的高官年青時有百分之幾可以考進今天的北大或清華？我自己就考不進去。當然，這種考試不代表辦事能力，但考到的某方面有超凡之能。上述的深圳年青幹部每月只得三幾千元。那大概是同等級的香港公務員的十分之一吧。是同一民族，同一國家，這差距不應該存在，而總有一天這差距是不會存在的。
（之三，未完待續）
我是研究市場運作為生的，深知市場之能與不能。香港政府建議搞高科技、數碼港、中藥港等項目，可能對，但不是市場的選擇，沒有基於市場的訊息，命中率極低。我要在這裡提出的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當然不是建議市場應該向哪個行業發展。我建議的是多年來香港的經濟政策偏離了自由市場的發展，越離越遠，我們要回復到昔日使香港欣欣向榮的自由經濟那方面去。
我建議的大有可為的行業，是如果政府沒有干預，市場是一定會發展的。前文提及，要使香港的資產增值，我們不應該從控制或減少供應那方面入手，而是要設法增加需求。這後者是說增加市場的需求了。香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大部分是間接的，不明顯，使不知就裡的外國評論者還在高舉香港的經濟自由。拆除了這些不明顯但加起來非常龐大的政府干預，市場的需求會上升。這不能解決香港的全部困難，但會有很大的幫助。
首先要指出的政府干預，是公務員及其它由政府支薪的工資太高，與市場的大幅度地脫了節。先舉一個例，香港今天的大學畢業生期待的月薪只有六千元，與二十年前差不多。相比之下，今天大學講師的薪酬是當年的三倍。這是因為講師的薪酬是跟著公務員的上升的。說實話，當年大學講師的薪酬在國際上是偏低的，要提升學術水平，講師的薪酬應該提升。然而，單從大學講師的薪酬我們就可見到政府的樂善好施，使相對價格（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脫節：撇開醫學不論，香港不同學系的講師是同級同酬，而每年的提升也是一致的。美國大學工資最高的學系教師（如金融），與最低但是同級的相比，薪酬差三倍。
眾所周知，歷來香港公務員的薪酬是以兩個準則為依歸的，但今天的公務員善忘，大家一起忘記了。第一個準則是與市場同能同酬——這是說同樣本領，公務員的薪酬要與市場的看齊。不要相信什麼統計數字，讀者自己細心觀察吧。我自己的觀察所得，是今天香港市場的工資，大約只有公務員的一半。第二個決定公務員薪酬的準則，是每年的調整要跟著物價指數。這幾年香港的物價（包括樓價）的確下降了很多，而又還在下降。通脹時公務員的薪金向上調整，通縮為什麼不向下調整呢？一說是《基本法》指明公務員的薪金不能低於一九九七的。但任何懂經濟的人都知道，從經濟整體的角度看，薪金是指實質薪金（real wage），不是指金錢薪金（money wage）。《基本法》可沒有說是money wage吧。難道香港的物價再下降一半，公務員的薪金還要維持九七的水平？我們要怎樣解釋在市場物價大幅下降、一片蕭條的今天，公務員的實質收入升幅破了世界歷史紀錄？公務員的薪酬與市場的大幅分離，有如下的三個困難。
第一，政府的儲備有三千億，已下降至不足夠作為遣散所有公務員的退休金。今天的公務員都看著這三千億，反對減薪，要政府派餅仔，派完再算。問題是，這三千億是納稅人的錢，你和我都有份，如果要派餅仔，那就大家一齊派。急時之需，政府要納稅人寬容地借用一下儲備，大家當無異議。但今天的情況不是「借用」，而是要將你和我的餅仔派給公務員。這是慷他人之慨，我無所謂，你也無所謂嗎？算你也無所謂吧。給公務員派餅仔再派三年，香港的儲備不及千億，國際輿論就會把香港降級了。於是，聯繫匯率會受到壓力，炒家聞風而至。任老弟志剛的金管局有自己的儲備，政府有權取花敬佛。這樣一來，炒家開心死了。
第二，在局限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的總收入就是那麼多。公務員大幅減薪，或政府大幅減少開支，余出來的收入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轉到市場那邊去。這是增加市場需求的其中一個法門。以今天的香港的財政而言，政府膽子再大也不敢像康熙皇帝那樣說：永不加稅。事實上，這些年來，一般的所得稅政府雖然沒有加，但間接的、不明顯的稅項繁多，什麼賣地、補地價及政府以壟斷權出售或控制而獲的收益，皆稅也。無論怎樣說，水出魚，魚飲水，政府的支出越少，市場的需求就越大。
第三，說公務員的工資與市場的大幅度地分離，也就是說相對工資（一項相對價格）與自由市場應有的大幅分離。這對經濟起碼有兩個害處。其一是公務員薪酬遠高於市，會鼓勵青年浪費時間與勞力去爭取不容易獲得的「政府工」。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租值消散了。其二是公務員的薪酬高居不下，會導致同樣的人材，在市場會有很大的工資差數。這大差數的存在增加訊息費用，使找工作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資市值為何。我認為這是失業上升的主要原因。兩年前在深圳，該市的政府請我會見十多位年青幹部，職位比較高的。皆一表人材，談吐得體，對答如流。我於是問他們的背景，原來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什麼博士或什麼MBA的。當然，因為師資不足，他們的銜頭比不上國外的。然而，撫心自問，香港的高官年青時有百分之幾可以考進今天的北大或清華？我自己就考不進去。當然，這種考試不代表辦事能力，但考到的某方面有超凡之能。上述的深圳年青幹部每月只得三幾千元。那大概是同等級的香港公務員的十分之一吧。是同一民族，同一國家，這差距不應該存在，而總有一天這差距是不會存在的。
（之三，未完待續）
Thursday, October 17, 2002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二）
不考慮取消聯繫匯率
唸經濟的同學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比較優勢定律說，任何地區或任何國家，其生產或服務在某方面必定有成本比較低的優勢。以貨幣相同或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這定律是對的。但如果不同地區有不同貨幣，而其貨幣匯率不易調整，或物價、工資等調整不夠迅速的話，這定律可能錯。
是的，在某些匯率約束的情況下，在一段時期，一個地區可能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我不是說今天的香港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而是在歷史的經驗上我們沒有遇到今天那樣少。六、七十年代的產品製造優勢去如黃鶴；長達二百多年的進出口優勢在與國內的競爭下節節敗退；八十年代風生水起的服務行業也敗退；餘下來的金融行業，雖然得到國內不開放金融之助，但「負資產」的衝擊是不容易承受的。
聯繫匯率的存在是促成上述困境的其中一個原因——可不是說沒有聯繫匯率我們就沒有困境。但今天我們不能考慮取締聯繫匯率。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拆了聯匯港元的幣值會向哪個方向走，而且會是相當大幅度的。
因此，今天拆聯匯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其一是這拆除事前不可能沒有一小撮人知道，而有禁不了的國際匯市，先知少許時間的可以大發其達。就算清官守口如瓶，也免不了瓜田李下，而若一旦走漏消息，則會有災難性的發展。不久前劉慧卿多口說半句也搞得風聲鶴唳，任老弟志剛是要目不斜視的。第二個困難，是我們無從估計拆除聯匯後港元會跌到哪裡去。應該的跌幅不一定很大，但炒家四起，無知市民的跟風等，可以造成很大的波動。就算這波動是短暫的，也可以導致破產無數。今天的香港近於破產的人不少，港元暴跌或大幅波動，從資產保值的角度看，能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有些朋友建議不拆聯繫，而是一次過地把港元向下調整後再聯。這會幫助減少波動——其它的幫不了——但會換來政府言而無信。聯繫匯率這個貨幣制度是不能聯來聯去的。
當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於一九八三年十月考慮採用聯繫匯率時，我是有參與的。拍板是彭老一人，幕後軍師主要是Alan Walters與Charles Goodhart。此外再前的財政司郭伯偉與夏鼎基間接地提供了意見。這些都是很有見識的人物，雖然時勢所迫只考慮了數星期，但沒有輕舉妄動。聯繫匯率（currency board）是有悠久歷史的英國殖民地的貨幣制度，身經百戰，八三年參與考慮的人中，只有彭勵治和我不知道是什麼。
彭老是大好商人，很樂意考慮學者的意見。Walters當時在美國華盛頓，還是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經濟顧問。一九七二年我曾與他同事一年，很欣賞他的才華；於今回顧，他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政府經濟顧問。Goodhart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中央銀行的首席顧問。郭伯偉與夏鼎基是執行過聯繫匯率的老手。
舊事重提，是要回顧一下昔日我們的考慮，好叫讀者能比較容易明白今天的情況。當年的考慮，所有參與者的觀點都對，只是輕重的取捨不同。Goodhart贊成聯匯，是見當時的政治風浪很大，香港這隻小舟，若不給貨幣下個錨，不知會飄到哪裡去。我當時反對，說經濟下挫，所有的價格一起跌可以互相分擔承受，但如果幣值不跌，壓力就全部轉移到地產、股市、工資等價格那方面去。夏鼎基同意我的觀點，認為匯率要保持彈性。Walters給我的回應最具說服力。他說除非有政治奇跡，香港的地產與股市不能救。若只選其一而救之，首選救匯率。他說聯繫匯率不是新發明，歷史的經驗是可靠的，香港沒有其它選擇。他顯然是知道英國作了交還香港的決定，但卻想不到他說的政治奇跡後來還是出現了。
郭伯偉是清楚知道聯匯可以穩守的，贊成，但他擔心聯繫之後在好些情況下不能拆除。我應該沒有記錯，郭老當年擔心的就是香港今天遇到的情況：聯之無利拆之更難。郭老的智慧是識者無不拜服的。八三年十一月施行聯繫匯率後大約九個月，與郭老相聚，他請我轉告彭勵治，說要拆聯匯當時是好時機，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了。彭老考慮後同意當時是拆除的好時機，但決定不拆。
其實再後來拆除聯匯的時機還是有的，但今天不成。很難說要等到何年何日我們才再有拆聯匯的好時機，而等到了政府多半不會考慮，因為拆聯匯的最佳時刻是拆與不拆毫無分別的時刻。如果等不到這理想時刻，最可取的「脫身」之法是以市價匯率轉用人民幣。不是與人民幣聯繫，而是放棄港元以人民幣替之。既然是同一國家，這轉用順理成章。然而，這樣做是要人民幣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才可行。為安全計，香港要等中國解除了匯管大約半年後才轉用人民幣。這是因為解除匯管後人民幣的國際幣值多半會上升。升定之後（港元轉弱）才轉用有好處。轉用人民幣不能解決香港價格過高的困境，但調整會較快，而沒有匯管的人民幣較有彈性，使香港能較為「軟著陸」。
在狂瀾既倒的今天香港經濟困境中，上述的分析提供了兩個挽救的大方向。其一是以控制供應的辦法來提升價格，例如港府最近推出的救樓市辦法，是劣著。這是推得一時且一時，苟延殘喘，雖然地產商是得益者。要救樓市，正確的做法是增加需求。是的，要救香港的什麼「市」，我們只能從增加市場需求那方面想，不應該考慮減少供應。其二是香港的好些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s）出現了大問題。聯繫匯率是一個原因，政府的樂善好施也是一個原因。不大幅地由市場更正與國際脫節的相對價格，香港沒有希望。
（之二，未完待續）
唸經濟的同學知道，那大名鼎鼎的比較優勢定律說，任何地區或任何國家，其生產或服務在某方面必定有成本比較低的優勢。以貨幣相同或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這定律是對的。但如果不同地區有不同貨幣，而其貨幣匯率不易調整，或物價、工資等調整不夠迅速的話，這定律可能錯。
是的，在某些匯率約束的情況下，在一段時期，一個地區可能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我不是說今天的香港什麼比較優勢都沒有，而是在歷史的經驗上我們沒有遇到今天那樣少。六、七十年代的產品製造優勢去如黃鶴；長達二百多年的進出口優勢在與國內的競爭下節節敗退；八十年代風生水起的服務行業也敗退；餘下來的金融行業，雖然得到國內不開放金融之助，但「負資產」的衝擊是不容易承受的。
聯繫匯率的存在是促成上述困境的其中一個原因——可不是說沒有聯繫匯率我們就沒有困境。但今天我們不能考慮取締聯繫匯率。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拆了聯匯港元的幣值會向哪個方向走，而且會是相當大幅度的。
因此，今天拆聯匯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其一是這拆除事前不可能沒有一小撮人知道，而有禁不了的國際匯市，先知少許時間的可以大發其達。就算清官守口如瓶，也免不了瓜田李下，而若一旦走漏消息，則會有災難性的發展。不久前劉慧卿多口說半句也搞得風聲鶴唳，任老弟志剛是要目不斜視的。第二個困難，是我們無從估計拆除聯匯後港元會跌到哪裡去。應該的跌幅不一定很大，但炒家四起，無知市民的跟風等，可以造成很大的波動。就算這波動是短暫的，也可以導致破產無數。今天的香港近於破產的人不少，港元暴跌或大幅波動，從資產保值的角度看，能受益的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有些朋友建議不拆聯繫，而是一次過地把港元向下調整後再聯。這會幫助減少波動——其它的幫不了——但會換來政府言而無信。聯繫匯率這個貨幣制度是不能聯來聯去的。
當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於一九八三年十月考慮採用聯繫匯率時，我是有參與的。拍板是彭老一人，幕後軍師主要是Alan Walters與Charles Goodhart。此外再前的財政司郭伯偉與夏鼎基間接地提供了意見。這些都是很有見識的人物，雖然時勢所迫只考慮了數星期，但沒有輕舉妄動。聯繫匯率（currency board）是有悠久歷史的英國殖民地的貨幣制度，身經百戰，八三年參與考慮的人中，只有彭勵治和我不知道是什麼。
彭老是大好商人，很樂意考慮學者的意見。Walters當時在美國華盛頓，還是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經濟顧問。一九七二年我曾與他同事一年，很欣賞他的才華；於今回顧，他是我知道的最出色的政府經濟顧問。Goodhart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也是英國中央銀行的首席顧問。郭伯偉與夏鼎基是執行過聯繫匯率的老手。
舊事重提，是要回顧一下昔日我們的考慮，好叫讀者能比較容易明白今天的情況。當年的考慮，所有參與者的觀點都對，只是輕重的取捨不同。Goodhart贊成聯匯，是見當時的政治風浪很大，香港這隻小舟，若不給貨幣下個錨，不知會飄到哪裡去。我當時反對，說經濟下挫，所有的價格一起跌可以互相分擔承受，但如果幣值不跌，壓力就全部轉移到地產、股市、工資等價格那方面去。夏鼎基同意我的觀點，認為匯率要保持彈性。Walters給我的回應最具說服力。他說除非有政治奇跡，香港的地產與股市不能救。若只選其一而救之，首選救匯率。他說聯繫匯率不是新發明，歷史的經驗是可靠的，香港沒有其它選擇。他顯然是知道英國作了交還香港的決定，但卻想不到他說的政治奇跡後來還是出現了。
郭伯偉是清楚知道聯匯可以穩守的，贊成，但他擔心聯繫之後在好些情況下不能拆除。我應該沒有記錯，郭老當年擔心的就是香港今天遇到的情況：聯之無利拆之更難。郭老的智慧是識者無不拜服的。八三年十一月施行聯繫匯率後大約九個月，與郭老相聚，他請我轉告彭勵治，說要拆聯匯當時是好時機，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了。彭老考慮後同意當時是拆除的好時機，但決定不拆。
其實再後來拆除聯匯的時機還是有的，但今天不成。很難說要等到何年何日我們才再有拆聯匯的好時機，而等到了政府多半不會考慮，因為拆聯匯的最佳時刻是拆與不拆毫無分別的時刻。如果等不到這理想時刻，最可取的「脫身」之法是以市價匯率轉用人民幣。不是與人民幣聯繫，而是放棄港元以人民幣替之。既然是同一國家，這轉用順理成章。然而，這樣做是要人民幣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才可行。為安全計，香港要等中國解除了匯管大約半年後才轉用人民幣。這是因為解除匯管後人民幣的國際幣值多半會上升。升定之後（港元轉弱）才轉用有好處。轉用人民幣不能解決香港價格過高的困境，但調整會較快，而沒有匯管的人民幣較有彈性，使香港能較為「軟著陸」。
在狂瀾既倒的今天香港經濟困境中，上述的分析提供了兩個挽救的大方向。其一是以控制供應的辦法來提升價格，例如港府最近推出的救樓市辦法，是劣著。這是推得一時且一時，苟延殘喘，雖然地產商是得益者。要救樓市，正確的做法是增加需求。是的，要救香港的什麼「市」，我們只能從增加市場需求那方面想，不應該考慮減少供應。其二是香港的好些相對價格（relative prices）出現了大問題。聯繫匯率是一個原因，政府的樂善好施也是一個原因。不大幅地由市場更正與國際脫節的相對價格，香港沒有希望。
（之二，未完待續）
Thursday, October 10, 2002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一）
我不懂政治，但見到香港近來搞高官問責制、公安二十三條等項目，頗有感慨，在稿紙上寫下《香港盡去矣！》這文章題目。然而，我跟著想，這是消極的看法，於事無補，還是從積極的角度下筆吧——於是把題目改了。香港的經濟困境每個市民都有所體會；前頭看不到轉機！愚見以為，香港政府要全力集中於挽救經濟，不應該分心到與政治有關的話題那邊去。
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它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語、計算機，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鑒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拚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續）
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它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語、計算機，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鑒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拚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續）
Friday, October 4, 2002
耗盡的感受
《南窗集》要斷稿了。我見《經濟解釋》已寫完，時間空出一大截，而《南窗集》是隨筆之作，彫蟲小技，於是等閒視之。殊不知想了幾天腦中還是一片空白，想不出有什麼題材可以寫，就是連應酬、交差之作，純以騙稿酬為出發點的也想不出來。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寫《經濟解釋》把腦力耗盡，一時間不容易再想。據說米爾昔日曾經想過度，精神出現了問題；魯賓遜夫人寫資本累積也想過度，需要作長久休息。我沒有那麼嚴重，但用腦顯然是一種運動，與其它運動一樣，過度可以受傷。腦子受傷算是精神病還是什麼，我不是專家，但心底裡老是覺得這種玩意可免則免。自己的思想能達到哪裡就哪裡，不可強求。
《經濟解釋》寫到卷三中途我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己最專長的學問會那樣困難才可以寫出來？艱苦地寫完了卷三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滿意，決定休息數星期再寫。休息後動筆寫合約的一般理論與公司的成因，應該是最困難的，但下筆勢如破竹。這顯示腦子休息大有好處。那勢如破竹的是第五章。馬不停蹄地續寫第六與第七章，自己想了多年、成竹在胸的。但困難又來了，每寫一段我要在家中步行一兩個小時才可以繼續。要趕完工，我不能再中斷休息數星期。這樣寫一段，停一下，寫一段，停一下，卷三終於寫完了。
算是一氣呵成，滿意，有痛快感。嚴謹的經濟分析文字我是不會再寫的了。我說過《經濟解釋》是我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急流勇退是正。還會再寫的是經濟隨筆或其它隨筆，而餘下來的日子我會每過一段時日修改《經濟解釋》。要修改的地方應該不多。重讀自己數十年前所寫的學術文章，要修改的地方很少。《經濟解釋》不會是例外。
任何專於而又忠於一門學術的人，到最後總希望能把自己所知的來一個總結，下筆成書，對自己有個交代。昔日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大師們，作總結論著是在壯年：當時的人平均壽命大約只有五十歲。總結論著之後，他們就再沒有重要的論著了，雖然可能再多活數十年。昔日的「多活」似乎是意外的。
我們今天比較幸運，平均壽命七十多歲，可以多等一下。但要等到什麼年歲才動筆呢？史德拉的統計，是歷史上沒有經濟學者能在五十五歲之後還有重要的創作。但史老兄忽略了那時的人活到六十歲算是長壽。在今天的醫學範疇內，我們要作生平學問總結的，以或然率算，應該在哪個年歲動筆呢？今天平均壽命增加了二十多歲，但腦子的活力卻因人而異，年長了任何人都會退化。
一九九一年高斯拿諾貝爾獎，我在瑞典見到他，幾天下來暢談了十多個小時。那時他八十一歲，說要寫他的生平論著。今年他九十二，還健在，但論著沒有寫出來。老師艾智仁八十二歲開始寫他的總結巨著，洋洋千頁。他今年八十八，一個月前見到他，說還沒有修改完。艾老的智力還是高的，但去年我有機會看到他那巨著的片段文稿，重複的話說多了。這不是我昔日所知的艾智仁。無論怎樣說，高斯與艾智仁對經濟學的貢獻我是衷心拜服的。
輪到自己，我選在六十四歲末動筆。可能是太晚一點，但也可能是適當的。原本打算寫三至五卷的書，寫到卷二就知道體力與智力不能支持五卷，四卷也不容易。放棄什麼宏觀、貨幣理論等題材，集中於自己滿有把握的三卷算了。想不到卷三寫到一半我有腦力耗盡之感。
三十歲寫《佃農理論》，三分之二的趕工只用了六個星期，跟意猶未盡，到了芝加哥大學在圖書館跑了一年，把該書修改、補充。再跟的文章大都手起刀落，完稿後有點失落，但毫無倦意。只是一九七二年寫《價格管制理論》，數十頁的文稿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自己認為重要，但發表時還是不滿意的。失落的感受中有點心有不甘，沒有通常完稿時的痛快感。於今回顧，《價格管制理論》一文沒有真的寫完，而是改來改去，改得厭了，要放棄，就寄出去發表。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這看法有點道理。問題是被遺棄之作，作者應該沒有痛快感。這痛快感是創作者的重要回報。要做到這一點，作品要一氣呵成，成後可以仰天大笑的。《經濟解釋》達到這境界沒有疑問，只是寫到卷三要掙扎，有幾次懷疑可以寫完。
是體力有所不逮，還是腦力退化，不容易分清楚。分析能力沒有減弱，判斷力老而可靠，雖然思想的尖銳與變化是今不如昔了。最大的問題是不再能像昔日那樣，可以持久地思想，日以繼夜，不斷地想下去。《經濟解釋》的內容與問題的答案，多是數十年累積的結果，不是今天才想出來的。然而，今天下筆，數之不盡的細節是下筆時才想到，把要點的輪廓作補充，也要把不同的要點連接起來。這些是艱巨工程，也要有創意、有想像力才能辦到的。
是的，今天我再不能不斷而又持久地想。想一個片段要停下來，休息一晚再想時，先前的片段變得有點模糊，往往要再從頭想起。這是老化了的象徵吧。不能直想下去的分析推論很花時間，也容易疲倦，到最後是走一步，停一下，再走一步，又停一下。《經濟解釋》完稿時，有再也走不動的感受。奇怪是這樣寫出來的質量，看不出有下降的痕。是慢，是累，是不願多想，但質量沒有下降。
有解釋力的經濟學需要對世事知得很多，要作生平所學的總結，如果體力與智力容許的話，越遲越好。以我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言，五十歲是太早的。六十可能還是早一點。七十應該太遲。六十五歲動筆，我遇到上述的耗盡感受。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寫《經濟解釋》把腦力耗盡，一時間不容易再想。據說米爾昔日曾經想過度，精神出現了問題；魯賓遜夫人寫資本累積也想過度，需要作長久休息。我沒有那麼嚴重，但用腦顯然是一種運動，與其它運動一樣，過度可以受傷。腦子受傷算是精神病還是什麼，我不是專家，但心底裡老是覺得這種玩意可免則免。自己的思想能達到哪裡就哪裡，不可強求。
《經濟解釋》寫到卷三中途我覺得奇怪：為什麼自己最專長的學問會那樣困難才可以寫出來？艱苦地寫完了卷三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滿意，決定休息數星期再寫。休息後動筆寫合約的一般理論與公司的成因，應該是最困難的，但下筆勢如破竹。這顯示腦子休息大有好處。那勢如破竹的是第五章。馬不停蹄地續寫第六與第七章，自己想了多年、成竹在胸的。但困難又來了，每寫一段我要在家中步行一兩個小時才可以繼續。要趕完工，我不能再中斷休息數星期。這樣寫一段，停一下，寫一段，停一下，卷三終於寫完了。
算是一氣呵成，滿意，有痛快感。嚴謹的經濟分析文字我是不會再寫的了。我說過《經濟解釋》是我最後一本經濟學論著。急流勇退是正。還會再寫的是經濟隨筆或其它隨筆，而餘下來的日子我會每過一段時日修改《經濟解釋》。要修改的地方應該不多。重讀自己數十年前所寫的學術文章，要修改的地方很少。《經濟解釋》不會是例外。
任何專於而又忠於一門學術的人，到最後總希望能把自己所知的來一個總結，下筆成書，對自己有個交代。昔日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大師們，作總結論著是在壯年：當時的人平均壽命大約只有五十歲。總結論著之後，他們就再沒有重要的論著了，雖然可能再多活數十年。昔日的「多活」似乎是意外的。
我們今天比較幸運，平均壽命七十多歲，可以多等一下。但要等到什麼年歲才動筆呢？史德拉的統計，是歷史上沒有經濟學者能在五十五歲之後還有重要的創作。但史老兄忽略了那時的人活到六十歲算是長壽。在今天的醫學範疇內，我們要作生平學問總結的，以或然率算，應該在哪個年歲動筆呢？今天平均壽命增加了二十多歲，但腦子的活力卻因人而異，年長了任何人都會退化。
一九九一年高斯拿諾貝爾獎，我在瑞典見到他，幾天下來暢談了十多個小時。那時他八十一歲，說要寫他的生平論著。今年他九十二，還健在，但論著沒有寫出來。老師艾智仁八十二歲開始寫他的總結巨著，洋洋千頁。他今年八十八，一個月前見到他，說還沒有修改完。艾老的智力還是高的，但去年我有機會看到他那巨著的片段文稿，重複的話說多了。這不是我昔日所知的艾智仁。無論怎樣說，高斯與艾智仁對經濟學的貢獻我是衷心拜服的。
輪到自己，我選在六十四歲末動筆。可能是太晚一點，但也可能是適當的。原本打算寫三至五卷的書，寫到卷二就知道體力與智力不能支持五卷，四卷也不容易。放棄什麼宏觀、貨幣理論等題材，集中於自己滿有把握的三卷算了。想不到卷三寫到一半我有腦力耗盡之感。
三十歲寫《佃農理論》，三分之二的趕工只用了六個星期，跟意猶未盡，到了芝加哥大學在圖書館跑了一年，把該書修改、補充。再跟的文章大都手起刀落，完稿後有點失落，但毫無倦意。只是一九七二年寫《價格管制理論》，數十頁的文稿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自己認為重要，但發表時還是不滿意的。失落的感受中有點心有不甘，沒有通常完稿時的痛快感。於今回顧，《價格管制理論》一文沒有真的寫完，而是改來改去，改得厭了，要放棄，就寄出去發表。
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從來沒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遺棄了。這看法有點道理。問題是被遺棄之作，作者應該沒有痛快感。這痛快感是創作者的重要回報。要做到這一點，作品要一氣呵成，成後可以仰天大笑的。《經濟解釋》達到這境界沒有疑問，只是寫到卷三要掙扎，有幾次懷疑可以寫完。
是體力有所不逮，還是腦力退化，不容易分清楚。分析能力沒有減弱，判斷力老而可靠，雖然思想的尖銳與變化是今不如昔了。最大的問題是不再能像昔日那樣，可以持久地思想，日以繼夜，不斷地想下去。《經濟解釋》的內容與問題的答案，多是數十年累積的結果，不是今天才想出來的。然而，今天下筆，數之不盡的細節是下筆時才想到，把要點的輪廓作補充，也要把不同的要點連接起來。這些是艱巨工程，也要有創意、有想像力才能辦到的。
是的，今天我再不能不斷而又持久地想。想一個片段要停下來，休息一晚再想時，先前的片段變得有點模糊，往往要再從頭想起。這是老化了的象徵吧。不能直想下去的分析推論很花時間，也容易疲倦，到最後是走一步，停一下，再走一步，又停一下。《經濟解釋》完稿時，有再也走不動的感受。奇怪是這樣寫出來的質量，看不出有下降的痕。是慢，是累，是不願多想，但質量沒有下降。
有解釋力的經濟學需要對世事知得很多，要作生平所學的總結，如果體力與智力容許的話，越遲越好。以我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言，五十歲是太早的。六十可能還是早一點。七十應該太遲。六十五歲動筆，我遇到上述的耗盡感受。
Tuesday, October 1, 2002
《離群之馬》前言
此書是專欄《南窗集》的第三本結集，《離群之馬》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外人說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就以《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為書名；說我狂放，我就刻意地以《狂生傲語》為題寫一篇文章，然後以之為書名。這些年來，眾人皆說我不依常規，是個怪人，我就寫了《離群之馬》一文，也以之為書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
《離群之馬》前言
此書是專欄《南窗集》的第三本結集，《離群之馬》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外人說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就以《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為書名；說我狂放，我就刻意地以《狂生傲語》為題寫一篇文章，然後以之為書名。這些年來，眾人皆說我不依常規，是個怪人，我就寫了《離群之馬》一文，也以之為書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出書成事是指暢銷。言不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是正其名。《離群之馬》起名甚正，言之順矣，事可成，暢銷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