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這裡發表《貝聿銘與查良鏞》,說這二君子會名留千古,讀者無不同意,也反映著炎黃子孫看武俠小說的多,欣賞建築藝術的少。國內一些同學說,今天作研究生的少小時都讀金庸,但後一輩的遠為少讀了。香港呢?我這輩年輕時都讀金庸,但後來的青年讀的較少,我在八十年代就察覺到。
任何作品都有潮流的問題。說可以名留千古可不是說閱讀或欣賞的人數歷久不衰。以經濟學而言,史密斯、馬克思、凱恩斯等人皆可名留千古,但今天讀者不多了。科學或經濟學的論著新陳代謝,雖然我認為史密斯的《國富論》(一七七六)與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八九○)到今天還值得讀之再三,但無論我怎樣推介,同學們就是不讀。
我不懷疑從人數的百分比算,閱讀金庸的是下降了。但老查寫的不是科學論著,有機會捲土重來。據說莫扎特的音樂,十多年前因為他謝世二百週年受到大事宣揚,今天好之者甚眾。藝術是可以永恆的,但因為有潮流的困擾,不容易像莫扎特那樣歷久猶新。
我想到自己的學術論著,夢墜空雲齒發寒!讓我說說吧。
作本科生時我讀到某君之言:「作品像一個孩子,有著自己的生命,一旦離家而去,作者再管不著了。」我同意這觀點,所以從來不響應外人對自己作品的批評。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佃農理論》發表後,批評或反對的學者甚眾。學報要刊登這些文字,要求加上我的響應,我一概不理。是正確的決定:今天我的《佃農理論》還在;昔日批評的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從來不管身後聲名。但作品既然是自己的孩子,總不希望親自見到夭折。有哪一位作為父親或母親的不希望孩子會生存得比自己長久?
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一些好事之徒出版《社會科學引用指數》,是統計每篇發表後的文章每年被行家引用的次數的。我知道自己的成績不錯,但漠不關心。到了十多年前,華大的舊同事巴賽爾說我的陳年舊作歷久不衰,我才對那「指數」發生興趣,過三幾年請朋友替我在計算機上看看數字,免不了有點患得患失之感。有誰希望聽到自己的孩子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消逝呢?
一篇一九七二年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的文章,石沉大海多年,但兩年前起死回生,有三幾次被引用,我當然高興。但我關心的主要是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是大約二十頁的文章,我想了幾年才動筆,寫了一年多,易稿十餘次,認為是平生最重要的作品了。同事們都認為重要,但當夏理'莊遜讀最後一稿時,說我以價格管制為出發點是劣著,浪費了難得的理論思維,要我重頭再寫。當時我心底裡知道莊遜是對的,但修改了一年多,累了,而高斯在催稿,就決定不再寫。
《價管理論》那樣難產,是自己最關心的了。發表後十多年,也是石沉大海。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外人引用出現了,上升至每年五次左右,看來前途無限。殊不知過了幾年下降,幾至不見影蹤。為這件事我再不管引用指數。
作品的生命在作者面前隨風而逝,作者本人是完全沒有能力挽救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只是眼白白地看著自己心愛的孩子變得氣若游絲。
花自飄零水自流!是李清照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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