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February 14, 2004

從農民的幾句話說起

這些日子重操攝影故技,不久前攝得一幀荷蘭豆,黃貴權與陳平兩位大師皆稱神品!鼓勵如斯,我視荷蘭豆如國寶也。到番禺的農村找到荷蘭豆,再攝,巧逢雨後陽光,幾幀神品信手拈來,也順便攝得幾幀甘蔗,總之無奇不有,但求詩意盎然——看來福哥要變作服哥了。

這次獵影中,我和農民談了幾句話。可惜當時心在攝影,不在經濟,沒有多談他們的生活情況,但幾句話可以聯想到一些。

我不是個農業的門外漢。童年時逃難,在廣西的農村住過一段日子。這經驗幫助了我後來寫《佃農理論》,而後者使我在芝加哥大學被邀請教過一個學期農業經濟。

中國農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改進,但還是艱苦。甘蔗的培植是不幸中的不幸。因為沙士(他們稱非典)的發生,政府嚴禁吐蔗渣於地上。甘蔗之價從之前的兩毫一市斤跌到九仙一市斤。承包土地的租金是每年人民幣五十八元一畝,不高的數字(蘇浙一帶有高達二百元的),但要虧蝕。種植的成本不論,收割的人工費用是二仙一斤。這是說,一百市斤的收入只有七元,那是我這個老人家抬不動的甘蔗了。

以收割工資每斤二仙算,一天收割五百斤(二百五十公斤),包括清理與綁紮,我當然辦不到。朋友,你可以辦到嗎?算你吃了大力丸,你的工資每天只是十元。沒有假日,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三百,足以餬口多一點。工作的多是女性,曬得焦黑,笑口常開,我衷心佩服。

荷蘭豆是另一個故事。售價一元六角一斤,但收成是每豆選摘,很花工錢,有些是因為聘請不到人手而放棄收成的。這裡有三個經濟含意,兩好一壞。壞的是農產品賣不起價,增加了農民的艱苦。好的一面是農產品供應多,顯示著制度有可為。更好的一面是農民放棄某部分收成,證明他們的生活有了改進。

一位農婦對我的太太說,她的女兒在我沒有聽過的大學畢了業,在外間打工月薪八百。真替她高興。另一位農婦說她整生沒有到過高廈林立的城市,只是這些年來公路的汽車越來越多。我忘記了問她有沒有見過飛機。

感慨之餘,我叫太太給那組收割甘蔗的六七個農婦一百元。她們高興極了,說要在晚上開聚餐會。我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我曾經花一百元人民幣而獲得更大的消費者盈餘,或有更大的滿足感。

太太說將來有機會,要租一部旅遊車帶那裡的農民到城市去遊覽一番。經濟學的含意,是給他們錢,讓他們自己選擇較為高明。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陶淵明說的。那裡的農民告訴我,是種瓜時節了,今年五月有好幾種不同的瓜近於收成。太太立刻寫下他們的聯絡電話,因為知道我攝瓜的本領天下無敵,不會放過這機會。

離別時我對太太說,不要搞遊覽,給他們錢又恐怕看人家不起,還是買些他們沒有吃過的糖果,買些他們用得著的衣料,也要問他們的孩子喜歡看些什麼書。

中國的農民很純真,有問必答,無不坦然。我想,如果農民的生活不大幅提升,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有大成,怎樣也要為他們做一點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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