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開中共建國五十五週年,不妨回顧一下自己的「跟蹤」與寫中國改革的分析文字。說過了,是高斯當年極力主張我回港任教職,因為專於產權理論而又懂中文的,當時只有我一個,加上自己在廣西逃難時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很想替中國的青年做點事。我是個討厭政治的人,從來不參與任何的政治活動,更不相信可以左右世界。一點關心,要怎樣表達才對呢?
我可以做到的是闡釋。當年我想,北京要怎樣辦我管不著,但他們要知道效果嗎?如果知道效果還要辦,是他們的選擇,但他們可能因為我的解釋,知道效果,改變了主意。二十五年來,我堅守這約束為中國的改革寫文章,沒有一次越界。我的解釋有點影響嗎?很難說。不少人說有,但自己無從肯定。天下間的確有英雄所見略同這回事。那麼多文章放了出去,中國走開放改革的路,巧合雷同,不可能沒有政策與我的建議是如出一轍的。
這些年我的主要困難是不容易把經濟分析向中國讀者表達得清晰。遠在一九六六年,老師艾智仁就因為我的一段文字看不懂而責罵:「沒有人懷疑你的天分,但這樣的文字天才等同廢物。」兩年後高斯和我討論文字,提到德姆塞茨,對我說:「德姆塞茨的文字那樣清楚,他們不可以忽視。」這裡說的「他們」是指森穆遜等大師,在共用品的話題上與德姆塞茨展開辯論。高斯的意思是說,不清晰的文字沒有說服力。得到師友的教誨,在國際學術上我的文字練得以清晰知名。然而,寫中語文章,讀者的反應就往往顯得他們不明白,誤解頻頻。
我不認為自己的中文表達有所不逮,但有兩個困難。其一是就算到了今天,讀者的回應──尤其是網上的──我很多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同樣,他們高舉的理論或思想,不管是右是左,模糊不清。毋庸諱言,在社會科學上,中國人是在一些沒有清楚闡釋的理念或術語中培養起來的。
其二也麻煩。比起物理等自然科學,經濟絕不湛深,相對來說淺得很。困難是經濟學不可以公式化地打通經脈,要用上另一種思維。就是頂級天才愛因斯坦,每次論經濟都令人尷尬。以數學方程式處理經濟,任何人下一兩年功夫都有點看頭。但困難不是方程式,而是要把什麼放進方程式之內。倒過來,懂得把什麼放進去,方程式大可不用了。
簡單地說,經濟思維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推理,要憑一個變數推出整個經濟的均衡。要推得快而準,因為一推起來,這裡牽一髮,那裡牽一髮,發展下去可能無從收拾,得到的結論亂七八糟。可取的經濟分析是以簡單的理論處理複雜的世界,牽一髮而推出去,但落雨總要收柴,考慮整體之後要有一個三幾句可以說清楚的結論。佛利民曾經說,複雜的結論一般都是錯的。
不要一竹竿打一船人。今天中國人的思維宜於文學與工程,以簡單理論處理複雜的變化他們不容易接受。另一方面,簡單的結論他們不相信,總要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術語來混淆一下。
這解釋了為什麼同一問題我往往轉來轉去,再三申述。原則上,高斯認為清晰會增加說服力不可能錯,只是用於中國的思維傳統比較困難。好些時覺得自己的闡釋如石沉大海,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顧,又彷彿見到這裡那裡撒下的種子長出一些小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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