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3, 2005

何謂宏觀經濟?

拙作《經濟解釋》發表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一些同學說我只是個「微觀」專家,不懂「宏觀」;另一些替我辯護,說我寫的關於通脹、貨幣、匯率等問題,很有兩手,皆宏觀也。究竟我懂不懂宏觀經濟自己也搞不清楚。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沒有宏觀與微觀之分。讓我在這裡說一下我對「宏觀」的學習過程,然後解釋一下個人認為宏觀經濟究竟是何物。

作研究生時,教宏觀與貨幣理論的導師是賓納(K. Brunner,今已故),我上他的課,考他的試。當時他還沒有大名,但同學們都認為是頂級的經濟學者,其嚴謹思維天下無敵。賓納離開加大後,舉世知名。今天回顧,他是整個二十世紀的貨幣理論專家中最有份量的三幾個之一了。

賓納有一個學生,叫A. Meltzer,是我的師兄,也是賓納發表文章的最佳拍檔。一九六三年,這位師兄回到加大母校作學術報告,講的是銀根(base money)與貨幣供應的肯定關係。當時我在座,與一位同學步出講室時,互相對望,一齊說石破天驚,是難得一聽的重要報告了。今天西方所有國家都以調控銀根來調控幣量為黃金定律,而我可以作證,這定律出自Meltzer。師兄到今天還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

當年洛杉磯加大考四個經濟學博士筆試,每試四個小時,必須考理論,微觀與宏觀同一試卷。理論試題五條,沒有選擇,通常是微觀(價格理論)四題,宏觀一題,可見當時的加大不重視宏觀。我的價格理論讀得用心,「微觀」試題不放在眼內,擔心的是「宏觀」。

進入理論試場,考生只有七八個。打開試卷一看,宏觀只一題(有時是兩題的),於心大慰。細讀該題,長的,懂得答,喜上眉梢。於是站起來,走到監考的教授面前低聲問:「我要先到外邊喝杯咖啡,可以嗎?」他點頭同意(這是美國考大試的情況,不懂的拿試題回家也答不出來)。十五分鐘後回考室,胸有成竹矣。

考個第一不奇怪,奇怪是宏觀那一題據說只有我一個答得對。後來傳為佳話的,是從來不搞宏觀經濟的其中一個考官艾智仁,竟然發現我的「宏觀」答案多了一條方程式!(看官須知,變量多少要與方程式的多少相等。)原來我是把兩個數學模型組合,忘記了或不懂得減少一條。但多了是多餘,答案的內容沒有錯。這樣說,證明外人說我不懂數學有見地,但說我不懂宏觀我卻把懂宏觀的同學殺下馬來。

博士後,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第一時間當然是旁聽佛利民的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的課。融會貫通的大師果然不凡。教「宏觀」,佛老用一套方程式,從頭教到尾;另一個學期教「貨幣」,用的是同一套方程式,但倒轉過來,從尾教到頭。朋友,你聽說過這樣過癮、這樣精彩的教育嗎?大師顯然認為,學問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後來多次與佛老研討宏觀與貨幣等問題,而這些與賓納所教的就是我所知的全部宏觀經濟了。

再後來盧卡斯殺進,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分析。我沒有跟進,因為忙於合約與交易費用的研究。行內的同事屢有問及我對理性預期的看法。我的響應,是經濟學沒有不理性的預期,同意預期會影響行為,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有疑問。任何人預期什麼我們無從觀察,而如果要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我們必須知道預期是以哪些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促成的。這樣說,不是貶低盧卡斯——他是個頂級的經濟學者,獲諾貝爾獎實至名歸。

六十年代中期起,宏觀其實是微觀的說法開始盛行,反映著凱恩斯的「宏觀」走下坡,開始被遺棄了。(當年讀凱氏的《通論》,不認為他對經濟學有一等的掌握。)佛利民的課,與早些時賓納的教導,使我意識到那所謂宏觀,只不過是微觀加上貨幣。不少經濟學者也這樣看(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傳統,是沒有貨幣的)。

今天我有另一種看法:宏觀經濟只是處理一些價格理論可以處理但很少處理的現象。這些包括通脹、失業、國債、國民收入、匯率、對外貿易等。都與貨幣有關,所以微觀「加上貨幣」成為宏觀的看法沒有錯。傳統的微觀分析產出、競爭、壟斷、價格分歧等,可以是完全沒有貨幣的現象或行為了。

上述的與貨幣有關的宏觀現象,當然可以用價格理論處理。多了貨幣是多了一種物品,起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有了貨幣,所有其它物品一般是通過貨幣成交。只要加上這些,需求定律不變,局限條件的處理方法不變,微觀的分析當然可以處理上述的宏觀現象。

多年來,為了跟蹤中國的經濟發展,順便提出一些建議,涉及宏觀的現象我永遠以價格理論入手。沒有作過任何宏觀與貨幣的實證研究,但價格理論的實證工作不斷地做了四十年,遇到宏觀的現象,兵來將擋,只拿出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這兩招來處理。推斷準確嗎?慎重的或寫下來的沒有錯過。

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會走的路不再說。一九九七年國內的經濟學者非常悲觀,我卻在他們面前大聲叫好(當時樊綱在場)。四年多前我說人民幣是強幣,沒有一個人同意。三年前我說因為質量大幅提升,中國的通縮遠高於政府發表的數字,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因而大幅地低估了。前年美國進軍伊拉克,我對贊同的朋友說,如果不速戰速決,拖下去,美國的債券會很麻煩,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一九九六年我說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當時很熱,但我看不到後來的自由行與CEPA的發生)。

上述的每項推斷都簡單,用不著任何宏觀的理論模式。後者新的我不懂,而三十多年前懂得的早就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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