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先生謝世了。半年前聽到先生肺功能衰退,不容易度過這個冬天。是一個偉人的辭逝,時間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是神州大地五千年長夜的黎明。如果先生在最關鍵的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沒有出現過,日夕思想,到處奔跑,今天的中國不知會怎樣,世界不知會怎樣。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我帶佛利民到中南海會見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老,是不容易想像的「奇遇」了。一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是二十世紀聲譽最高的維護私產的經濟學者。氣氛友好,互不相讓,論事客觀,一時針鋒相對,一時互相恭維,談了整整兩個小時,我坐在那裡聽得癡了。自己是個方家,很有點不相信見到的刀光劍影,更不相信沒有讀過大學的趙老竟然可與才高八斗、口才蓋世的佛老打個平手。
會面後趙老親自帶我們到門外,解釋哪個是中海,哪個是南海。汽車開行我立刻對佛老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回應:「不僅懂,而且深入。」我繼續說:「總書記說得那樣層次分明,是為了這次會談作了不少準備吧。」佛老回應:「不是的,這個人對經濟問題日思夜想,不需要準備什麼。」
該年十二月,佛老破例地寫了一封聖誕信,寄給親友,主要是提到中國之行。他說周遊列國五十年,遇到政要無數,但從來沒有遇到一位像趙紫陽那樣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者。
雖然經濟是一門科學,但個人的直覺感受有決定性。有些聰明才智的人,窮畢生之力研習經濟學,但直覺感受平平,於是失誤頻頻。有些人沒有正規地讀過經濟,但天生的直覺感受好,觀察入微,經濟的運作會在他們的脈搏中跳。史密斯是一例,戴維德是一例,趙紫陽也是一例。
我記錄了趙、佛二老會面時的幾句有趣對話。佛:「剛才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對中國經濟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趙:「我只讀過中學。」佛:「不要把在學校的時間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念了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非同小可。」趙:「中國也有這兩種人。一些學而無術,一些不學有術。」
佛老和我認為當時職位高高在上的趙紫陽是個虛心求教、喜歡考慮他人之見的人。熟知趙老的朋友說,他是個喜歡不斷試驗、慎重思考、多方推理的經濟實踐者。在四川時他試行讓國企有自主權,而在八十年代初期,貴為國務院總理,他親自跑到武漢去觀察蔬菜自由市場的嘗試。試驗,觀其效果優劣,思其理,修改再試驗,相當肯定可行才推出去。這種做法顯然比紙上談兵的正規經濟學者高明得多了。
趙老是一九八○至一九八七的國務院總理,八七至八九的總書記。這九個年頭是中國開放改革初期,最困難、最關鍵的時刻。萬事起頭難,何況上有幾個意見不同的老人家需要招呼,下有貧苦大眾與年輕學子需要安撫。鄧小平提供與堅持經濟改革的方向,但細節如何,怎樣實踐推行,卻落在趙紫陽的身上。可以說,從八○至八九這九個改革關鍵年頭,鄧老與趙老是最佳拍檔。
中國的經濟改革史無前例,今天舉世的人天天都在談中國經濟,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作出貢獻的當然不止於鄧、趙二老,但將來的歷史學者會聽我的話,說中國奇跡(The China Miracle)起於這二老的相得益彰。是中國之幸,二者是沒有讀過多少書的經濟體制的實踐天才。
還是說一些溫馨的回憶吧。趙老知道我這個怪教授的存在。曾經送過他一瓶紅酒,一件毛衣。曾經聽到他要在相片上簽個名字送給我,但找不到相片。曾經聽到有人告訴他我到四川走了一趟,他問:「是去作經濟顧問嗎?」這些無足輕重的瑣事,牽涉到自己敬重的人,不容易忘記。有朝一日,我會對今天才十七個月大的孫兒細說一番。
去年三月二十五日,我發表了《要冷靜地處理中國農民問題》,其中提出三個大原則。其一是要大幅地減少中國的農民人口;其二是要放棄農產品自供自給的保護主義,以工業產品出口換取農產品進口;其三是大量廉價地向農民提供知識教育。兩個星期後收到趙老托女兒帶來的口訊,說完全同意該文的三大原則。一時間我覺得自己是個農業經濟本科生,考試大教授給我一百分。
我曾經為趙老的孫輩寫過求學的推薦信。非常容易寫,因為學子的成績好得離奇。我是個相信基因遺傳的人。這方面有一個高頓概率,說祖先的天賦,一代一代地遺傳下去,會趨向人均水平。趙老的孫輩讀書考試如入無人之境,他自己的天賦無疑是上蒼恩賜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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