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貴權的攝影藝術——代序

昔日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前者問後者天下英雄誰屬。劉備舉了多個例子，曹操皆嗤之以鼻。最後劉備問：「誰能當之？」曹操以手指一下劉備，再指一下自己，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劉備嚇了一跳，手上的匙箸落於地下，可幸恰巧雷聲大作，有個借口，救他一救。

幾個月前黃貴權和我煮酒論天下的攝影藝術英雄，我說：「惟使君與區區在下耳！」當時黃醫生手上沒有匙箸，也沒有雷聲，竟然面不改容。

當然，我是跟黃醫生說笑。但英諺云：笑話多少有點真理。藝術有多種，而攝影藝術本身就分門別類：人像、廣告、設計、建築等攝影，大有學問，皆藝術也。黃醫生和我出身的沙龍攝影，佳作不容易，精品可遇不可求。這裡要談的攝影藝術，是另一種。這是以景物表達感情，作者希望能通過鏡頭把自己的感情傳達到觀看作品的人那邊去。既然以景物表達，作者首先要感受到景物究竟對自己在說什麼，然後才通過鏡頭表達出來。

純為表達感情而操作的攝影者不多，當然不能說止於黃醫生和我兩個，但不多。說過了，攝影者把快門按下去，山是山，水是水，感情安在哉？這樣的作品可以很美觀，正如一些明信片或風景介紹的書籍，好得不得了。但這種作品不代表作者自己的感情表達，幾個或多個攝影者可以攝得完全一樣，分不開來，個人的風格就談不上。每個人對景物的感受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吧。

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的攝影者務求與眾不同，可惜大部分走錯了路向。他們用技術上的變化（今天用上計算機技術），把山弄得不像山，水弄得不像水，有點整古做怪。這種作品也有可觀的，問題是我懷疑那是作者對景物的真情實感。

成功地表達感情的攝影作品曾經出現過，有兩派。其一是一百年前，攝影藝術興起之初，幾位大師用簡單得彷彿只有一個小孔的鏡頭，景物攝得模糊不清的，以直覺把作者對光的感受傳達到感光的底片或相紙上。擇其佳構，作品彷彿當時還盛行的印象畫派。其二是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加州的幾位大師，用十吋大的底片，巨型三腳架，細光圈，把景物攝得比肉眼見到的遠為清晰。這些作品的表表者彷彿同期的美國大家維斯的畫作，達到一個似是而非的層面。

時代轉變了，我們今天變懶了，沒有時間與膽量在帳篷露宿，抬不起十吋底片的照相機與數十公斤的三腳架。黃醫生和我都是懶人。他攝影時是士兵打扮，兩部小相機，幾個小鏡頭，一個輕便三腳架，彷彿是拍攝海嘯，隨時可以奔跑似的。

我跟黃醫生一起攝影過，一連三天，攝水蜜桃與小唐花。第一天我沒有帶照相機，陪太子讀書，看得清楚。他用三腳架，拍攝得慢。顯然，他是細心地品嚐景物給他的感受，彷彿與景物談戀愛，把鏡頭與快門玩弄一番，情之所至才把快門按下去。這種戀愛式的攝法要用頗為長焦距的鏡頭，一時用反射鏡，一時用重曝光，一時以慢快門讓風吹草動。是的，這種攝法非用三腳架不可。黃醫生的攝影是要走到物內去。

陳平說，黃醫生的攝影與我的概念一樣，但處理手法不同。說得對。我也只為感情的表達而攝影，但手法與黃醫生的各走極端。我喜歡站在場地遊目四顧，只看光，少管其它。因為光的變化分秒不同，動作要快，三腳架就變得縛手縛腳了。我也喜歡用一百年前的古老攝法，加上自己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對光的處理，古詩詞不斷地在腦中轉，情之所至，選擇了焦點，就把快門按下去。

朋友，你要認真地嘗試一下表達感情的攝影藝術嗎？這裡提供了兩條路，或兩個法門，你可以考慮。如果要以感情表達景物本身的變化與天然的動態，你要考慮黃醫生的法門。如果要以感情表達光的變幻——包括黯淡的光——又或者要把光誇張一下，你可以考慮我的法門。當然還有其它法門可以考慮，或者還有其它的可以想出來，但黃醫生和我都老了，你自己想想吧。只要你認為是自己的純真感受，是自己的感情所在，怎樣做都是藝術。

攝影藝術的約束是山是山，水是水；攝影藝術的寬容是不用花多年學習繪畫的素描工夫。但你要想，要想、想、想。當然，基本的攝影技術是學問，可惜科技發達的今天，一般攝影者漠視了起碼的基礎課程。

可以這樣說吧。從表達感情的角度看，攝影藝術的難處自成一家，其易處也自成一家。如果你真的要學，虛心地學，攝影的基礎技術、光法與構圖等，三幾個月的苦功就差不多畢業了。問題是我很少遇上虛心學習的攝影學子。不懂的可以偶得「佳作」，入選沙龍甚至拿個什麼獎，就以「攝影家」自居了。這是攝影的不幸，因為獲獎可能離入門尚遠。沒有其它藝術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是聰明人，掌握了基礎的技術，你會開始體會到以攝影表達感情的困難。數之不盡的技術能手，操作多年，攝得不少可以展出的作品，但有感情的沒有一兩幀。這是攝影藝術的困難之處。如果你想通了一種表達的方法，是好是壞作品有點感情，你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這是攝影藝術的容易之處。

黃醫生早年師從鄧雪峰，一個桃李滿門的著重於基礎的人物。後來跑沙龍，打遍天下無敵手，可謂千錘百煉矣。早就青出於藍，十多年來，黃醫生找到以鏡頭表達感情的好去處。今天，他的重曝光法門影響了整個神州大地，而他用的不再產出的二百五十米厘的反射舊鏡頭，市場炒得火熱。

問題是，雖然以同樣手法攝影的人越來越多，但滿有感情作品的，我看來看去只有黃醫生一個。非技術也，非器材也；天賦也，性情中人也。

是為序。

相逢一笑泯恩仇

國民黨的頭頭與共產黨的頭頭相逢一笑，暢論天下，不亦快哉？這是我那輩的老人家期待了很久的事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主持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蔣介石在場，毛澤東也在場。據說當時毛氏代表湖南的國民黨出席。小蔣三十五歲，小毛三十，不是頭頭，說不上是國、共什麼的。

第一次國、共頭頭相會，是一九四五。該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八月二十九至十月十日蔣與毛舉行了長達四十三天的重慶談判，後稱雙十協議。談得不好，毛於十月十一日離開重慶赴延安，周恩來與王若飛留下來繼續談，顯然互不信任，後來的發展如何是不堪回首的近代歷史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何必回首呢？

六十年是一個甲子，整整一個甲子過去了。本月二十九日，台灣的連戰將於北京會見胡錦濤。一個是國民黨主席，一個是共產黨總書記——頭頭會頭頭也。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情況，不同的人物，我們有理由樂觀。

連戰西安出生，在那裡讀過小學，對中國的文化應該有點歸屬感。他家境富裕，太太漂亮，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在美國作過教授，二子一女皆成材——這些都令人羨慕。我聽過的對連戰最高的評價，是李登輝說他不懂政治。是的，連戰不是個政客，是個不喜歡搞政治的人。知道胡錦濤的朋友說，這個人勇敢，能幹，不多說話，當年陳雲與鄧小平都看中他。一位熟知北京高干家庭的朋友說，在貪污的話題上，胡氏一塵不染。我個人的感受是胡氏也是個不喜歡搞政治的人。

如上可見，連戰與胡錦濤大有共通之處，可以談得來。時代的轉變會幫一個大忙：連戰訪神州，會像不久前美國某法律學院的院長那樣，嚇一跳，跟著刮目相看。別的不說，單是昆山就有三千家台商設廠，都有規模，廠房動不動越十萬平方呎。這冰山一角的發展只用了大約八年時間，還達不到其它地區的世界名牌大集會或一家鞋廠員工十二萬等氣象。

至於胡、連必談的「台獨」與「統一」問題，我不妨客觀地說幾句：

（一）台灣的朋友一致認為，台灣民眾反對台獨是大多數，但統一更上一層樓，是另一回事。北京要的是統一，以武力解決不是好辦法。

（二）台灣的科技與農業人材在神州大地可以大展拳腳，相得益彰。換言之，經濟統一的互利是明確的，問題是政治上怎樣統一才對。

（三）台商到大陸投資還在急升。再過十年八載北京會持有很大的經濟籌碼。以經濟強迫統一遠勝動武，但不是首選。

（四）首選的做法，是說服台灣的民眾，國家不統一不能大事發揮經濟統一的效能。原則上應該對，雖然說服民眾是另一回事。想想吧，別的不說，統一後單是國防或軍備費用的節省與兩岸永不開戰的訊息，何止價值連城呢？

國共不和八十年，有權力之爭，有主義之爭，有不著邊際的口號術語，也有我到今天還不知為何物的民主爭論。可幸的是，「主義」時代過去了，炎黃子孫一般對政治再沒有興趣，懶得吵個半天沒有結論。

這次胡、連相聚，將來會見經傳。既然大家皆以民生為己任，他們的話題是要以兩岸的經濟發展為重心的。

指鹿為馬的悲哀

四月七日《明報》教育版頭條標題：《英中生高考改中文作答》；副標題：《田北辰：反映學生支持母語教學》。內文引田先生說：「英中學生在高考轉用中文考試，反映他們清楚中文表達的優勢。」這是指鹿為馬：學生轉用中文考試是劣勢，不是優勢，而這樣做反映著他們知道自己英文水平差，逼著轉用中文。學生當然知道，英文寫得通，考英文試卷分數一般比較高。絕對不是改卷的歧視中文，而是其它一些原因。



有關的問題我是個專家了。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田先生也算反應遲鈍。二○○三年二月十三日我在《壹週刊》發表《意想不到的災難》，指出從一九九三至二○○二年間，中五會考出現了大幅度的由英文轉中文考試的學生選擇。英文愈重要的科目，如商科、經濟、地理、西史等，轉選中文試卷的愈多；英文不重要的，如生物、化學、數學、物理等，則明顯地轉得較少。這反映著學生的英語水平節節敗退。



（二）有英、中二卷可選，選考中文試卷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這是因為試題是先出英文然後譯成中文。很難譯得完全不誤導！天下第一高手如區區在下，不敢染指——雖然老師們求教我是盡己所能幫忙的。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困難是：課本是英文，學生選用中文考試怎會不打個折扣呢？這可見有英、中二卷可選，選後者不是因為表達有優勢，而是學生的英文無實際。



（三）我自一九八二年起跟蹤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跌得傷心，尤其是一九九三可選中文考試之後，跌得中學老師叫救命。出試題的先生女士們可以出庭作證，今天出英文試卷要考慮這個字學生不懂，那個字學生可能解錯，左改右改，可謂慘情矣！



（四）經濟學不談算了。但我就是不明白，西史（西方歷史也）怎可以用中文作答而有優勢呢？服了，真的服了：選擇轉考中卷的上升幅度，西史竟然排第二！難道西史以中文作答的表達能力較強嗎？說笑罷了。西史選用中文考，是因為英文的要求高。這是什麼學問了？說實話，無論西史或中史，我可以在大學教授，但如果要我用中文考西史，或以英文考中史，我會在試場後門溜走的。



看官，你猜得中香港學生轉考中文試卷是哪科跑第一嗎？是商科！服未？英文是商業的國際語言。香港的商業機構會聘請不懂英文的嗎？大老闆們為什麼不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



鹿歸鹿，馬歸馬，不要指鹿為馬。香港考評局不要躲起來，要公佈英中高考以中文作答與以英文作答的不同成績，以正視聽。



我非常不明白報道說的：田北辰先生認為「所接觸的中學大部分學生支持母語教學」。這些年以母語教學的中學不是有招生的困難嗎？中學的主事人不是打生打死要爭取英語教學嗎？這豈不是意圖把另一隻鹿，指為另一隻馬？



為什麼不讓學生自由選擇教學的語言呢？為什麼納稅人沒有不資助糊塗教育的權利？中國的執政者在何時何地說過香港要推行母語教學呢？國內的大學，不是引某些科目可以英語授課而為榮嗎？

大道如斯乎？

少練書法近三年，竟然有進步。這現象要解釋一下，好叫後學的有點依憑。

先在這裡刊登四幀為攝影集而題的書法——山水話神州、古村情、光的藝術、幽靈趣錄——當然是選比較稱意的。字不多，比較容易寫。但書法這回事，規模不足一個可觀的字也不容易寫出來。學了五年老師說技術上是畢業了，其後的八、九年進境甚慢，左嘗試右嘗試也不成，尤其是自己的學問寫不進書法去。

近來的書法可以見到一點學問了。不容易說清楚，但感受是見到一點自己的學問。這就是了：經過了十四年我才可以在書法上見到自己！當然還有不足之處，但肯定是走入了正途，只要有時間天天練習幾個小時，六個月後可達佳境矣。目前要處理英語文章結集，抽不出時間，但入了寫得出學問的軌道，不由得舒一口氣。

是怎樣走進去不大清楚。嘗試過多種寫法，拜閱過古往今來的各大名家。困難是擺脫不了這些約束，而試行創新很不自然。今天說「走進」，是說找到了自己，寫出自己覺得是對著鏡子看，沒有牽強的痕跡。自己讀過多少書，學問做到哪裡，是好是壞書法就是這樣的一面鏡子。只要個人的感受如是，於願已足，外人怎樣批評懶得管——初學時要管，中階段也要管，但今天不需要管了。既然找到了自己，怎還可以管他人怎樣說呢？

我對少練習反而有進步的解釋，是擱置一下可以讓自己退後幾步衡量，比較客觀，也減少了早期學習時受到的約束。不斷地勤修苦練可以走進一個死胡同，刻意地創新是放棄了自己。自己是怎樣，寫出來的書法也應該怎樣，不可強求。米芾說書法要寫得振迅天真，是說要找到自己。說得容易，難於登天。前人之作不可不參閱，用筆用墨等技術不可不拜師，但這些是脫離了自己。苦學之後我們總要回到自己那邊去。

攝影我是比較幸運的，但也要十年才找到自己。論技術，攝影比書法容易得多。攝影的困難是作品攝來山是山，水是水，沒有作者自己的闡釋，算不上是感情表達的藝術。另一方面，用各種手法弄得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一般不自然，要不是怪就是俗，與作者的真情實感相去甚遠。

一九六五年，因為論文不稱意，我天天拿著照相機，靜坐園林三個月，在玩弄鏡頭的過程中找到了一個對光處理的方法，夢寐以求的，欣喜若狂。這時期的作品六七年初在長堤博物館展出，獲得周遊五十個博物館展出的邀請。但那時博士論文成功地開了頭，芝加哥大學只看一章就給我一個獎，我就逼著放棄攝影了。

認真地再從事攝影藝術是年多前的事，今天大致上是封機了。捲土重來，用的主要還是一九六五年想出來的方法。一連出版七本攝影集，要封機，因為最後一本——《光的藝術》——是把這方法推到盡頭，自覺不能再進。可以多攝類同的，也可以間有更佳之作，但大致上是到了盡頭，技止此矣！留下一小點讓自己遐思，不是很有意思嗎？

奇怪是經濟學。我起筆寫博士論文就走進了自己的天地，找到了自己。這可能是科學與藝術的一個不同之處吧。這些日子整理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細讀三十八年前寫下的，與今天自己喜歡的經濟學沒有兩樣。當年精力充沛，記性好，對細節的處理遠勝今天，而左翻右覆的寫法也是當年勝。今天的思考比較穩重，看事看得比較廣，對重要性的判斷比較肯定。但這些不同只不過是反映著時日的消磨，基本上對一門學問的處理完全沒有變：大道還是如斯也。

經濟研究我喜歡問「為什麼？」。昔日如是，今天也如是。喜歡用最簡單的理論，但向深處鑽。昔日如是，今天也如是。喜歡用零散、瑣碎而又過癮的觀察作理論驗證，避去數字無數的沉悶不堪的統計分析。昔日如是，今天也如是。喜歡考查真實的世界，對看不見、摸不著的「事實」沒有興趣。昔日如是，今天也如是。這些個人品味加起來有一個昔日意料不到的效果：寫下來的文章歷久不衰。不是大名鼎鼎，也沒有紅極一時，只是死不掉。有些受到重視，有些石沉大海，但我沒有一篇英語文章明顯地受到時日的蹂躪。豈非大道哉？

今天與昔日不同的有兩點，相關的。其一是昔日過目不忘，到圖書館去翻閱數天，零散的資料、數據、出處、頁碼等，大致上全都記得。苦思一段日子，坐下來寫稿，下了詳盡的腳注，才跑回圖書館去校對，通常很少錯。以大量零散、瑣碎的資料驗證理論或假說，不靠記憶不容易成事。其二是因為記著很多的零散資料，推理時可以左翻右覆地過癮一下。這二者本領，今天去如黃鶴了。

是的，在事業或學問或任何造詣的發展上，從事者要找到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要適合自己的。這就是這裡說的大道了。與大師相比不一定有大成，但何必相比呢？自己走得通，有興趣走，嘗試走到盡頭，有沒有成就無關宏旨。我自己喜歡誇誇其談，也喜歡與大師比並一下，但這些只是閒著無聊，要增加生活的一點情趣。如果我活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我還是要過一下生命之癮，要找尋在造詣上自己可以走得通的路，要嘗試走到盡頭。當然，只自己一個人，沒有競爭，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感染，不會走得那樣起勁。但我不能想像，自己在一個豐衣足食的一人世界中，除了吃與睡什麼也不干。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是李白說的。豈非大道也哉？

中國青年要冷靜下來

最近反日怒潮高漲，有些評論懷疑是北京當局或明或暗地鼓勵或煽動。不可能對。一個人口那麼多的國家，「指示」民眾不可能是秘密。知道的實情，是北京禁止傳媒報道；更為具體是學校收到通告，說老師不能上街，而如果學生問及反日之見，老師要說可以理解，但學生要乖乖讀書。這是中肯的壓制了。

國內的青年比香港的激動。網上有二千多萬人簽名「反日」，如果北京鼓勵上街——只要小小的鼓勵——日資與日人在中國會不堪設想。中國的經濟會明顯地受損，日本的經濟受損會更大。如果大事鎮壓，不讓青年發洩一下，可能會出現另一種大麻煩。這樣不是，那樣又不是，適當的均衡點不容易找到。我認為北京這次對反日怒潮的處理很適當。

熱血青年要罵就罵吧，但我認為他們要冷靜下來，不要再「激烈」下去。提供如下數點給同學們考慮。

（一）當年日本侵華，我是其中一個受害者。日軍慘無人道的行為，於今思之猶有餘悸。但昔日的罪犯早已作古，今天日本的人民一般是朋友。要報復，我們不應該找朋友出氣。當年日本發了瘋，其所作所為不可饒恕。但那是上兩代的事，我們惟有此恨綿綿無絕期！

（二）日本篡改歷史明顯不過，是胡作非為。為什麼在中日貿易發展得頭頭是道的今天，他們要推出這怪招呢？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我不懂。我認識的日本朋友沒有一個不知道日軍侵華的史實，很尷尬。為什麼政治上日本有篡改歷史的需要呢？少說幾句不是很好嗎？今天的中國再不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沒有誰不知道。

（三）釣魚台是頭痛問題。上帝從天上看，不可能是日本國土的一部分。為了捕魚不會爭得那樣激烈。石頭一塊，爭什麼呢？最可能是懷疑鄰近的海底有石油。機會不高。我認為中國人對該石頭誰屬的表達足夠了。實際行動應由國家外交處理。

（四）轉談最重要的一點吧。我希望中國的青年冷靜下來，主要是因為一個歷史規律：一個經濟富強的國家，國際上的地位一定提升。無情的歷史說，一個貧窮國家的人民在國際上不會受到尊重。今天的中國還算不上是富有，但朋友們都說，中國人到歐洲旅遊受到的禮待，前所未見。

目前面對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釣魚台，不是日本篡改歷史，也不是日本能否「入常」，而是鄧小平南巡之後的十三年的經濟發展，可否再來一個十三年。如果可以，那麼十三年後，今天中國青年要爭的那一口氣，不會再是困擾了。若如是，到那時大家回顧，會覺得今天的上街是多此一舉。我可能沒有機會見到了，但同學們來日方長。

可以繼續高速增長十三年嗎？如無意外，沒有問題。樹大招風會增加一點困難，他國約束中國貨進口也會增加一點困難。這些不是大礙，總有化解或局部化解的方法。從北京的言論中我很擔心他們的經濟政策，但怎樣說與怎樣做往往是兩回事。餘下來真的值得擔心的是青年與同學們過於熱情，大舉上街或打日本仔。今天見到的還可以接受，但搞大一點，外資與內資就會受到恐怖活動的效應。

從高斯定律的瑣事說起

不久前幾位老師告訴我，一位香港經濟學專家說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早就被多篇文章以數學證明是錯了，不可教。這把我嚇了一跳。提出該定律的一九六○年的文章，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學文章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九九一年獲諾貝爾獎。那麼容易就錯了嗎？

於是問：「該專家說是錯在何處呢？」回應道：「錯在漠視了收入的分配。引進這分配，該定律錯了。」我不禁仰天大笑，四十多年往事，注到心頭。

高斯定律有幾個版本。一九五九年首先出現的，是資產的權利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這是說，不是私產不能在市場成交。這當然對，其貢獻是指出傳統的交易定律（Theorem of Exchange）漠視了必須的產權局限條件。淺而重要，可惜對解釋世事不關心的視作等閒。

今天家喻戶曉的高斯定律，出自一九六○年的鴻文，有兩三個版本，其中以牛吃麥為例而推出來的「不變定律」（Invariance Theorem）老生常談，應該是上述專家說是錯的那個定律了。

有兩塊相連的土地，其一用作種麥，其二用作養牛。牛群跑到麥地吃麥，對麥損害的負值高於牛增重的正值，出現了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分離，政府非管不可。高斯定律說，如果麥地與牛地有明確的權利劃分，交易費用是零，那麼麥地與牛地的權利誰屬都會有相同的土地使用效果，不變也。這是說，如果種麥的地主有權不准牛群吃麥，養牛的大可補償牛對麥的損害，或租用麥地，欄杆建造的位置，是邊際上牛吃麥的增值與麥損害的負值相等。高斯定律的神奇之處，是倒轉過來也一樣：如果養牛的有權讓牛群隨意吃麥，種麥的會出價，要求養牛的約束牛吃麥，欄杆建造的位置，也是上述的邊際二值相等，不變。重點是土地的使用權利如果界定得清楚，不管權利誰屬，在市場交易下欄杆的位置不變，再沒有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的問題。

一九六二年讀到這養牛與種麥的例子時，幾位同學和我都知道不同的權利界定，收入或財富的分配不同，如果雙方的品味有別，欄杆的位置會變。這是說，權利界定給那一方，該方的收入較高，另一方的收入較低，收入的轉變會影響消費，大家品味不同，一方喜歡多吃牛，另一方喜歡多吃麥，欄杆的位置會因為土地的權利界定誰屬有變而變。

當年我是例子還沒有讀完就想到上述的收入分配不同會引起欄杆位置可變的副作用，但認為問題不重要：高斯大可假設收入或財富分配的副作用不存在。跟著又想，如果不讓高斯作這假設，他可以方便地把定律改為：只要權利界定清楚，讓市場順利運作，土地的總價值會按養牛者與種麥者的消費品味而達至最高點。

後來與高斯暢談他一九六○的鴻文，提出他應該為收入分配不同會引起的副作用下個腳注，殊不知他回應：「不是很清楚嗎？不言自明是不需要下腳注的。」Self-evident是他當時選用的形容詞。我坐在那裡想，他是說蠢人不讀算了，而我自己差不多不及格，很有點尷尬。

再後來倫敦經濟學院的一位教授不明高斯定律的主旨，在收入分配的副作用上大做文章，見笑天下。至於最近香港的經濟專家說的有不少數學大文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證明高斯定律是錯了，我沒有跟進。不容易相信這self-evident的話題要大興數學的土木，如果是真的話，經濟學的發展豈不令人悲從中來哉？

這裡要說的，是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麼短暫，而一個人的創作期更短。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了學術生涯。我自己的創作期長達四十年，有點得天獨厚，但還是要頻頻考慮作品的重要性才動筆的。

判斷重要性，主要講感受，與智商的高低沒有多大關係。昔日的馬爾薩斯，近代的舒爾茲，現代的諾斯，分析能力不見得有過人之處，只憑對重要性的感受好就見經傳了。一九七三年嘉素對我說，當世的所有經濟學者中，以重要性的判斷論英雄，高斯可能無敵天下。我早就知道，所以在芝大的兩年頻頻與高斯研討，談的主要不是他的文章，而是要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想或那樣想。高斯傾囊相授。

今天自己日暮黃昏，行內的朋友說我對經濟問題重要性的判斷受到專重。然而，有些文章要發表了三十多年才受到注意，很有點意興闌珊。我對經濟思想重要性的判斷力，一半天生，一半學回來。先談後者吧。

判斷重要性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赫舒拉發。我提出問題，他認為重要才作答，否則忙顧左右而言他。第二個是艾智仁，他對任何文章一笑我知道認為是胡說，嚴肅起來我知道要深入地拜讀。跟著是與高斯、佛利民、戴維德、巴賽爾等人的多番研討了。

在芝大遇到夏保加，說我的文章有趣味。我問：「不重要嗎？」他回應：「何謂重要只有天曉得，說有趣是最高的評價了。」再後來遇到W. Meckling，說有趣的觀察是我的一技之長。我問：「只這麼多嗎？」他答：「聰明易找，品味難求，千萬不要放棄你的品味路向。」說實話，我想不出自己的品味好在何處，很有點粗俗，但喜歡過癮一下，而喜惡之分是明確而強烈的。天生使然吧。

回頭說高斯定律，不是沒有錯。我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就含意著這定律有嚴重的錯，但要到一九九八的一篇演辭才清楚地寫出來，引起反響。我指出該定律用上「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私有產權）與「交易費用是零」這兩個假設，互相加不起來！毫無交易費用，資源的「完美」使用是不需要市場的。權利的界定是一種制度，市場的安排也是一種制度，而二者都是為了減低交易或社會費用而出現的。沒有這些費用，中央分配可以盡善盡美，不需要有私產，也不需要有市場。從個人的品味看，這才是高斯定律需要加的一個重要腳注。

算是嚴重的錯，但對高斯定律的重要性毫無影響。我可以修改局限條件的假設而校正該定律。更重要的，是指出這兩個假設加不起來，使我們對交易費用與制度選擇的體會提升了深度，增加了高斯定律的重要性。

凡稅必反乎？

不知是眾人皆醉，還是自己發神經，這些日子老是覺得自己對學問的看法與眾不同。好比最近在這裡發表一連三篇與賴斯商榷的文章，自己認為重要。網上客諸多批評我無所謂，但學術行內的君子們怎可以不知道我是發現了一個金礦呢？



搞新制度經濟學搞了四十多年，可謂專家矣。今天，這門學問參與者眾，但為什麼精彩如中國的制度改革，有興趣的只有我一個？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內，有誰可以想得出比我在《中國改革要順流而下》指出的更重要的研究話題呢？歷久以來，行內朋友認為我對經濟研究重要性的品評自成一家，難逢敵手。難道我是患上了前所未聞的老人品味失憶症？



正在自歎懷才不遇，讀到阿康在《壹週刊》發表的《凡稅必反》。天旋地轉，難道又是自己發了神經乎？阿康可能受到佛利民說的「凡是減稅必贊成」的影響。但六十年代初期認識佛老時，他的主張不是減稅，而是減政府支出。後來見到支出減不成，就轉為主張減稅，認為如果減稅政府支出非減不可。有時對，有時錯。今天的布殊總統減稅，但支出上升，龐大的赤字財政也。



財政司長唐英年要取消遺產稅，阿康力捧，但唐司長可沒有大手削減政府支出（要大約減三分之一才能回復到香港昔日的國民收入的百分比）。遺產稅鼓勵資金外流，徵收費用高，取消應該考慮。有趣的是，教過阿康的布格南是主張加重遺產稅的。原因為何讓讀者猜猜吧。



不管什麼名稱，所有政府收入都是稅。香港的牌照招標、壟斷權益、土地出售，等等，皆稅也。古時的中國與歐洲，「租」與「稅」是同義的字，是人民出錢購買政府服務。像購買任何服務一樣，人民當然希望價廉物美。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認為政府的服務一般不值那麼多錢，也不認為政府要慷他人之慨，把納稅人的錢花在搞得浪費明顯的社會福利及公立醫療、教育等事項上去。但這是政府之過嗎？還是壓力團體的分餅仔效應呢？阿康的老師布格南為此大罵民主投票，罵了數十年了。



當今之世，政府的徵收五花八門，而經濟學分析哪種稅有哪種不良效果，老生常談，皆淺見也。稅不可不抽，而怎樣抽法是由壓力團體與政治局限促成的。明智之君考慮易抽為上，但不容易守得住。昔日的康熙皇帝試以「丁」算，是經濟學者高舉的人頭稅。不成，於是「攤丁入畝」，轉為近於後人亨利．佐治的單一地稅，也不成。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拜佐治為師，更不成話。近代英國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試圖推出人頭稅，險些掉了自己的頭。可見抽稅這回事，是由政治因素促成的。改變了政治制度，抽多抽少，怎樣抽，會跟著變。我們不容易把抽稅引起的不幸歸咎於一個或一組執掌政權的人。



還是欣賞阿康那麼拜服昔日的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此君主張的不是凡稅必反，而是簡單的稅制，加上政府花錢愈少愈妙。市場可以做到的，政府盡可能不干——這是郭老的座右銘。沒有人不同意此君大智大慧。但不要忘記，昔日香港的政制不同：作為財政司郭老是個大獨裁者。



阿康高舉民主投票，又凡稅必反，豈非互相矛盾哉？

最後的衝刺

兩星期前《東週刊》把區區在下登上封面，伴著一位女士，說是我的太太。內文炒舊料，造新聞。調查出錯不會錯那麼多，更不會錯得那樣神奇，擺明是刻意發明的故事了。知情的朋友無不嘖嘖稱奇。是誹謗嗎？幾位律師朋友說毫無疑問。是有趣的問題：為什麼《東周》明知故犯呢？

幾個月前一位資深辦報的朋友打趣說，香港某些刊物，報道只有姓名真，其它句句假。這次《東周》破了紀錄，姓名也不真，把我的太太換了一個。我的太太根本不在深圳。她請一位女士替我清理雜物、文稿等。這位女士也上了封面，打電話向我道歉。我問：「道什麼歉呀？」響應道：「那天沒有打扮，不好看。」

亂造新聞的《東周》記者是個女人，三月二十一日與我太太通電話時說自己的名字是陳明慧。四個小時後，一位姓陳的女記者給我的一位朋友電話，拿料，朋友問怎樣知道他的電話，陳女記者說是我的太太提供的。這是說謊。早兩個小時，與我有關的西岸國際大廈十一樓有一男一女「拜訪」，鬼鬼祟祟的。男的偷拍攝，被發現，二者向走火後樓梯飛奔。跌他們不死，女的竟然再上十一樓，被質詢，這女人說是張教授的學生，要找張教授。這是招搖撞騙，律師說可能是刑事了。

如果上述三個女人是三位一體的陳明慧，那麼真可憐，這個女人要朝朝倣傚上帝創造天地，晚晚照著鏡子練習說謊。我想，這樣的生涯怎可以活下去呢？搵食真的是那樣艱難嗎？難道這些行為就是香港特產的傳媒文化了？

這件不幸的事引起好些朋友的關心，問及美國的稅務官司發展如何。這裡可以說的是官司正在進行中。一位香港律師朋友在網上找到該案：Steven N. S. Cheung, Inc. v. USA, C04-2050,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Seattle Division。又是有趣的問題：《東周》怎會完全不知道呢？難道他們跑到西雅圖去是為了旅遊嗎？

我沒有跟進這官司：處理的說我幫不到忙，於是懶得管。年多前還多知一點，其後我的感受是：關心的不想我的創作受到干擾。曾經問一位知道案情發展的，他說：「哈、哈、哈！你的文章寫得好，寫你的好文章吧。」可能是太太的安排，因為她知道在整理作品這重要事項上我還要作最後的衝刺。

六十九歲了，雖然覺得智力還沒有退化，但太太和我心知肚明，近於頂峰的思維來日無多。還有那麼多的要做，她要讓我心氣和平地完成自己認為可以做到的。一個月前飛深圳，單人匹馬，為的是要在一個星期內處理三本書。兩本是加厚了的攝影集，處理電分與打稿的在深圳，其中一本名為《光的藝術》的，是自己在一門藝術上可以做到的盡頭，出書總要出得好一點。自己題書法題了一整天，十二個題目花了百多張宣紙。

第三本最頭痛，還要多搞幾個月。那是我說過幾次要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九十四歲的高斯同意為這本結集寫引言。他看完了幾個月前我寄給他的所有文章，最近來信說：「毫無疑問，這本結集有極端的教導性，是巨大的成就。」老人總是喜歡說些鼓勵後輩的話，但高斯可能忘記了我也是個老人家。如果高斯真的能在他答應了的七月交引言，該結集會在十月出版。還考慮邀請諾斯寫個後記，來一個老人大集會。巴賽爾呢？他曾經說我要他寫什麼都可以，但大半年前他病重，今天正在康復。是那麼多年的深交，我想把這本結集獻給他，不便請他寫什麼。

想不到，因為少寫英語文章而被行內的朋友罵了數十年，這本結集（《佃農理論》一書與石油合約研究之外的英語文章），單是內文長逾六百五十頁，加上扉頁、留空、分組、索引、引言、後記，以及自己的序言，恐怕厚達八百頁了。

看官須知，今天的英語文章結集，一般是把學報發表的原文掃瞄，不需要重打或校對，方便得很。但這樣處理篇篇格式不同，大有百鳥歸巢之態。我的結集是自己送給自己的禮物，要欣賞一下自己，於是重新打字、校對，排版多番研究，腳注按頁分配，索引似模似樣——這些加起來是巨大的工程了。

曾經在《蘋果日報》連載的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識者說是我最重要的論著，要求翻成英文。那是更巨大的工程了。翻譯比寫原文難，就是有好助手，翻得好總要一兩年的功夫，而且不是容易提得起勁去做的工作。

最費思量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毫無幻想可以影響什麼，只是認為有意思，應該做。這裡有一個外人不知道的困難。中國還在改革，還是不斷地演變。在這情況下，不管你是何方神聖，你不可能只看中國的一個片段或一剎那而理解發生著什麼事。你要先花一兩年時間跟著中國的演進走，直至感受到其演變的脈搏與你腦中的脈搏一起跳，才能體會神州大地發生著什麼事。

八十年代初期我跟得緊，掌握著改革脈搏的旋律，寫下了《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二書內的文章，今天重讀還感到滿意。到了九十年代，有幾年跟不緊，失去了脈搏的聯繫，分析中國經濟的水平就明顯地下降了。三年多前我再次跟進，兩年來又再掌握著脈搏的聯繫，寫出來的又再有起色。不是說沒有錯，而是思維與中國的演進有著和諧的旋律。

我還要不要繼續跟下去呢？還是協助翻譯自己的書？難於取捨。一旦中斷了跟進，要重溫舊脈不容易，而人老了，再沒有精力與時間。

二十多年來，中語文章寫了近千篇，其代價大約是十篇可以傳世的英語文章。是否值得見仁見智。高斯認為值得；諾斯不以為然。如果時光倒流二十五年，讓我選擇，我不知道會選哪一邊。

可以告慰的，是年多來為了攝影在國內到處跑，知道不少青年讀過我的文章。如果他們能因此學得一點思考的方法，我是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了。

中國改革要順流而下

二○○四年二月十六日起一連三天在《信報》發表的《還不是修憲的時候》，是幾年來自己最滿意的文章。其中一個重點當時我沒有答案，今天還沒有，但多想了一年，問題是比較清楚了。

該文指出，中國發展的一個獨特之處，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激烈，其它國家沒有見過。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激烈，商店與商店之間如是，工廠與工廠之間如是，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如是。但一國之內，地區之間一般沒有熱鬧的競爭——不是沒有競爭，而是不夠活力。中國是例外。今天國內的地區競爭自成一家，是工業發展得那樣快的主要原因。

很久前讀過一本名為《歐洲奇跡》的書，指出歐洲在多方面的驕人成就，主要是因為那裡的國家多，互相競爭，互相感染。當時我想，為什麼一國之內的不同地區不會這樣呢？把中國分成多國可能是個好主意，雖然政治上不能接受。然而，今天所見，中國一國之內，竟然有多國競爭的大好場面。這些年，熟知國內情況的，都知道什麼縣長市長等，或他們的下屬，天天東奔西跑，到處搶生意。好些非常聰明的合約安排，尤其是合資合約，顯然是在地區競爭中迫出來的。

前思後想，我認為這個重要的地區競爭發展，是由四個相關因素促成。其一是權力下放，由上而下。其二是這下放之前中國基本上沒有私產，彷彿是從一張沒有文字的地契起筆。其三是通過承包制把資產的權利界定下放，以層層承包的方法下放至省、市、縣、村、戶等。其四是承包的分帳（稅也）有一條鼓勵競爭的方程式。

今天，上述四項做得七七八八了，只是那關鍵性的方程式我搞不清楚。變化多，還在變，而我擔心的是可能變得抹殺了地區之間的競爭活力。調查不容易，有關的官員可能不理解，而就是理解可能不便說出來。如果只准我選一個人求教，這個人是朱鎔基，因為在他掌政下中國的地區競爭上升得最快。

順流而下，沒有外間的左右或自己的愚蠢失策，安定下來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會是怎樣的呢？每個或大或小的地區會成為一個有文化的經濟機構，區內投票會出現——這些早就浮現了。地區本身的體制安排會受到地區之間的互相競爭的影響。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主或不民主的取捨於是由人民的選擇決定，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加起來還會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北京中央掌握國防、外交、省與省的公共設施，再加上委任地方公務員（官員也）的權力，判斷他們的廉政與辦事能力，隨時調動，再加一些書記去監管，而書記也是可以隨時調動的。其它事項中央不管。

已經走得近，走得很近了。如果真的順流而下，我們有理由樂觀，期望在胡、溫任內可以見到一個地方權益與人民的生活民主由中央維護的政制。北京的領導人可以由全國普選產生嗎？沒有問題。這領導的權力只是那麼多，界定得那樣清楚，壓力團體見沒有餅仔可分就懶得搞政治了。

國家的憲法又怎樣了？容易寫，會是很短的。但地區的本身要有自己的地方法，可說是地方憲法，不能與國家的憲法有矛盾，但怎樣寫是由有清晰權利界定的地區競爭決定的。權力從下而上的民主憲法很難寫，更難實踐。中國竟然倒轉過來，讓權力順流而下，天意也。

（《與賴斯商榷》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