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加對中國長遠前景的懷疑，一個重點是不斷上升的，早晚會掉下來—這似乎是個歷史規律。他舉出戰後的德國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經像中國今天那樣，出現經濟奇跡，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沒有錯，但歷史的經驗是可能繁盛三幾百年，也可以像德國與日本那樣，風生水起只得三幾十年。中國要爭取的不是永遠只升不降，而是要盡量延長繼續攀升的時日，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轍了。
一九九○年我到德國的法蘭克福住了一晚，進酒店後不到半小時就對太太說：「德國的經濟會有大麻煩，看來上帝也救不了。」為什麼這樣武斷呢？因為是星期天，除了酒店所有餐館都休息。我問侍應：「是工會搞鬼吧。」他答：「當然啦，凡是假日餐館不許做生意。」假日是親友出外進膳最適當的日子，喜氣洋洋的，餐館最可為，但卻被逼休息，其工會勢力之大令人咋舌，不需要調查了。
一九八二年路經日本的大阪，在市中心的兩幢大廈之間的一幅小地，有人小心翼翼地種滿了西紅柿。到市場問價，一隻西紅柿美金五元！這比美國高十倍，比東南亞高二十倍，而西紅柿可以在轉紅前採摘，船運相宜。我立刻想到嚴禁農產品進口是當時日本地價奇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的，日本的經濟政策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其二是在國際壓力下，日圓從經濟開始起飛時的三百六十兌一美元上升至八十兌一美元（今天大約是一百一十兌一美元）。一個發達國家的幣值上升了，在得益者的維護下不容易大幅向下調整。
改革速度快 變化多
貝加對中國的發展是看好的，只是對可以維持多久有疑問。我同意他說的：當一個國家變得富裕時，往往會引進一些妨礙發展的政策。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一孩政策會增加社會負擔。然而，他筆下的中國，一些是二十年前的情況，一些是十多年前的情況，一些是今天的。中國的改革速度快，變化多，不緊密地跟進不會掌握到中國發展的脈搏。
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三年前我在一個問題上打轉：在最廣泛的理念上中國的改革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後來得到的大略，是改革之初權力集中在上頭，整個國家沒有私產可言，改革權利的界定於是從一張白紙起筆。從一個以等級界定權利轉為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北京採用的辦法不是橫過，而是從上而下，把權力層層下放，層層承包，從省到市到縣到村到戶。有一條層層分成的稅收方程式，改過多次，到今天我還摸不準。這樣的發展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產權的結構與維護跟西方的從下而上的發展不一樣。儘管還有數之不盡的問題，但經濟發展的效果有目共睹，不可能是虛假的現象。
這就是了。中國今天的制度，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自成一家，歷史沒有出現過。既然效果可觀，發展還是向好的方面走，我們不要多加左右，以西方的政制強加進去。見到明顯地走向歪路我們不妨大聲疾呼，但一大籮的小問題不要管，因為北京當局比我們知得遠為清楚。你說這裡那裡有貪污，這裡那裡法治糊塗，難道他們不知道嗎？
這個奇特的發展產出了兩種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現象，對經濟發展是明顯地重要的。其一是今天國內市場的自由，冠絕天下。比方說，飛機票價可以分分鐘不同；黃牛票價有時炒上，有時炒落；出租車司機與商店售貨員，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沒有換班這回事；除了電器用品，差不多所有製造品都可以訂造，價格與現成的通常一樣。
其二更為重要。那就是我說過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的激烈程度，其它國家不可能見到。地區之間的搶生意解釋了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合約安排。比方說，貝加認為，知識產權的維護中國有所不逮。從法律與施行的角度看，這觀點是對的。但為什那多的外資，帶他們的寶貴知識資產湧進中國來呢？兩年前，一位中山大學的同學，姓周名燕，給我提供了答案。不知她從哪裡弄來數十份中外的合資合約，求教於我。我打開看，不到兩分鐘就大聲說：「這些是發明專利的租用合約呀！」
我曾經在發明專利租用合約（patent licenses）與商業秘密、商標等租用合約上花了幾年功夫，看過很多，知道這些合約很難成事，因為監管的困難度極高。想不到中國以合資合約的方法處理，知識產權的擁有者通過公司得到了保障。老外倒也聰明，合資合約中，每件產品的多項專利稅列得清楚，且說明公司有沒有錢賺也要稅金先惠。難怪今天外資可以在中國獨資，但很多可獨不獨。我認為這些合約安排，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迫出來的。
如果民主是指普選投票，我不同意貝加之見，認為中國正在朝這方向走。在權力層層下放的改革中，下層的投票是放寬了，但還沒有下放的權力，上頭拿得緊。他們對群眾集會敏感，重視黨員的辦事能力。地區的書記一定是黨員，是中央下派的監管者，調動常見，可能是避免落地生根，同流合污起來了。
改頭換面引進良策
中央的政治體制的運作外人不容易明白，我知得少，但在沒有民主普選的情況下，他們考慮民意顯然遠多於我知道的任何民主投票的國家。他們不會拜你為師，或直接地對你說接受你的建議，但如果你分析得客觀、清楚、有理，他們一定考慮。沒有普選就有這樣的能耐：考慮不需要顧及還要通過普選那一關。逐層考慮，逐層淘汰，我奇怪他們怎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考慮那麼多的不同之見。
二十多年了。知道他們會考慮我就繼續寫下去。永遠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曾否被接受，也懶得管，雖然有時他們做的與我說的巧合雷同。我也知道寫得清楚很重要，而從經驗的概率看，在一個重點上重複又重複地用不同的角度作解釋，巧合雷同的機會會增加。
我可以肯定，貝加說的一個走向富裕的國家往往會引進的錯誤政策，在中國今天的政制下，如果有三幾個像貝加那樣水平的人不斷地寫文章反對，不斷地解釋，這些劣策不會被引進。他們有時把政策改頭換面，依了你的你不細察不知道。是奇怪的中國。
《中國的前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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