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喜歡在街頭巷尾跑，找資料，求靈感，試驗證，是說喜歡在日常生活的場地觀察，好奇地看世界。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不能沒有實驗室。經濟學的實驗室不是什麼政府統計部門，也不是校園裡的辦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場地。到處跑的治學態度會使不知就裡的外人誤解，但有三個明顯的好處。
其一，現場考查，細節可以信手拈來，輔以不恥下問，現象的可靠性格外高。好比六九與七五年在香港跑工廠，調查件工合約，得到啟發，八二年寫成今天受到重視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朋友告訴我其它學者對件工的分析，老實說，我認為他們不清楚件工是怎樣的一回事。
其二，考查街頭巷尾的現象成本低，變化多，種類不同，細心觀察不難發覺有趣的現象琳琅滿目。有時不勞而獲。好比七五年在香港，我無端端地察覺到較佳的座位票價偏低，只幾分鐘想出答案。跑了幾晚電影院作驗證，回美後一個週末完稿。這篇有趣文章七七年發表，今天行內朋友認為是珍品，一些說是後來有人獲諾貝爾獎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前身。
其三，街頭巷尾的現象一般是小現象，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解釋了小現象可以用同一解釋推到大現象去。很多很多的小現象，加起來是一個小世界，放而大之，就成為自己的宏觀經濟學，與學院教的是兩回事。比方說，九六年末我說香港會有多年的經濟不景，九七年說香港的失業率會從百分之二升到百分之八以上，此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推測過無數次，很少錯，而這些是用上自己從小世界推出來的大宏觀。
一九六八年決定不走純理論的路，因為覺得不容易有大作為。早一年，寫好了論文《佃農理論》，知者嘩然，使我以為是創立了一個新理論。但老師艾智仁說，是傳統的，結論與前人不同，因為前人把傳統的用得不對。沒有錯，我的佃農理論來來去去只用一條眾所周知的向右下傾斜的邊際產出曲線，可以看為是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其它加進去的全部是傳統的局限，沒有新意，我只把這些配合得精確，新的理論驗證含意就跑出來了。後來幾次認為自己是踩中了新理論——例如公海捕魚的租值消散——但細看不是，自己的貢獻只是把傳統的舊物搞出新變化，前人沒有那樣想過，算是創新，但新理論卻談不上。
說過了，比起物理學，經濟學的理論淺得很。經濟學的困難是實驗室只有真實的世界，不容易控制變量，調查不易，而局限條件的考查與處理相當頭痛。然而，考查現象與鑒定局限的困難正是經濟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會毫無興趣地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的。
回頭說自己作實證研究的起點，永遠是一個有趣而奇異的實例，以解釋這實例或現象入手。這解釋有時來得容易，有時難於登天。為恐費時失事，我們當然要估計解釋某現象的困難程度，局限考查的時間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貢獻價值為何。說實話，這些估計不容易準確，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與行內的朋友相比，從命中率看，我又覺得自己可能一馬當先。後來想通了，一個經濟學者窮畢生之力，可以解釋清楚一個有趣而奇異的現象，於願已足。這樣看，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
為一個奇異的現象找到了解釋，其理論假說多多少少有點新意。作驗證，找不到反證的實例，就達到重要的派彩關頭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這一點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釋一個現象的假說，我們要把這假說一般化，推到其它有關的現象去。要講彩數，也要講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
很多時候是失望的。假說驗證過了關，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實例否決。遇到這樣的不幸，要客觀地考慮，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過關某方面過不了的假說應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後再推下去。有時假說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證的實例，但假說的本身不夠新奇，或淺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說過了，會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過。
成敗得失，思想之外要講自己的品味。選擇需要解釋的例子講品味；有了解釋的假說，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講品味；要修改假說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棄，推理本領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處理是憑直覺走，那就是自己認為是過癮的方向了。
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傳世，往往要很久之後才知道的。經得起時日蹂躪的思想來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說紅極一時，但過了十年八載不知所終。另一些初看平平無奇，但過了一些時日，注意的人愈來愈多。這方面我也幸運，到今天還沒有一篇認真動筆的英語文章慘遭淘汰，只可惜行內的眾君子不早一點拍掌。
在我這輩子的學術生涯中，碰出大彩的實例，莫如高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頻率，一年後他大補一手，寫出後來被稱為高斯定律的大文。雖然今天高斯還在投訴其影響力不夠，我認為他是過於苛求了。想當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時間研讀，行內不少朋友也同樣重視。受過批評，遭到漠視，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邏輯有錯，但不管怎樣說，高斯定律會被將來的經濟思想史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維。這裡要說的，是這思維起於一個小而奇異的音波頻率在空中互相干擾的實例。
我自己因為台灣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農業產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農理論；因為母親沒有見過父親而嫁給他，使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中國的傳統盲婚合約；因為香港戰後的天台木屋怪現象，創立了價格管制理論；因為花中的糖漿可以成交，發表了《蜜蜂的神話》；因為中國不讓恐龍蛋出口，推出了貪污的一般理論；因為公海捕魚的租值沒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約結構的理念……如此種種，以英文動筆的有十多篇，大約十篇看來會傳世。
街頭巷尾數十年，有趣而又奇異的例子實在多。多年以來，我通常有十個八個這樣的實例在腦中轉，一時想想這個，一時想想那個。年輕時，想通了一個，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認為有重量，就動筆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實例愈來愈多，寫之不盡，於是英文按筆不動，等到六十五歲，以中文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選較為重要的一口氣地寫了出來。醫療的發達，使我當年推斷自己六十五歲還健在，果然還健在。
有些朋友說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過重要的經濟學貢獻，之後不再。這觀點是不對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於學生習作，可觀，但不夠大氣，沒有洋洋大觀的經濟範式。六十七歲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融會貫通地提供了一個新而完整的理論架構，示範的實例無數，前無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從街頭巷尾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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