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啟示

深圳最近獲選為中國生活質量最高的城市，即外國說的最可居城市，是連續第二年跑第一了。用十二個指標計分，這類玩意的可靠性永遠有問號。然而，跑第一總不會差到哪裡去吧。奇怪是今天杭州回復到柳永所說的，竟然排第三，在深圳之後，而蘇州則排第八。「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老話，難道已是昨日黃花？

是令人感慨的故事。記得解放前在佛山唸書時，深圳知名的是雲片糕，沒有其它。二十多年前開放初期，我到過，是戰亂後的景象，殘舊的電影院一間，破屋陋店一目瞭然，汽車見不到，單車彷彿廢鐵製造，人口三十萬。一九八八年底帶佛利民到深圳一行，在空曠地帶遙看市容，正在興建的高樓大廈無數。

今天深圳的人口一千三百七十萬，倍於香港，上升了四十五倍，而好些地區，外來的朋友說美國也不容易見到那樣清潔美觀。昔日盛產荔枝、龍眼、芒果的深圳，今天這些果樹被搬到街道兩旁，為綠化用。可憐果樹，每年開花時節政府要噴藥滅果。

沒有文化底子，就是雲片糕也不存在了。政府鼓勵文化項目不遺餘力。那裡的交響樂團很不錯，正在興建的書城可能大於天下，而展覽場館之巨，我曾經花三十分鐘才找到自己要去的檔口。一位周遊世界各地展出墨水筆的老闆朋友說，深圳的展場，以一個場地算，大得無與倫比。最神奇可能還是鋼琴老師但昭義。他不僅教出李雲迪與陳薩，也發掘了張昊辰、左章、何其真、潘林子……雖雲一士寂寞，但總算給深圳帶來一點世界級的音樂光彩。

朋友，你要到深圳開一間博物館嗎？只要找到地皮，我擔保你獲得許可證。這是今天的深圳。

回想香港當年，同樣二十多年時間，人口暴升了十倍，經濟增長竟然可觀。這使佛利民高舉香港為世界自由經濟之冠，典範也。深圳呢，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而人均收入增長不減香港當年，不知佛老會怎樣算了！

我們沒有聽過深圳有什麼財政名「司」，就是經濟專家也談不上。何必專家呢？昔日大名鼎鼎的香港財政司郭伯偉，以自由經濟掛帥，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十年任內香港有一塌糊塗的租務管制，有寮仔部管制非法僭建，也有政府供應的廉租屋無數。深圳完全不玩這一套。不懂得玩吧。經濟這回事，不懂得往往有著數。我早就這樣說，也早就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是大量人口湧進城市，政府忙顧左右，市場處理得當。話得說回來，深圳的城市規劃，除了開始時有點手忙腳亂，辦得可以。單靠市場不會有今天的景觀。

鄧小平的功績當然不可沒，香港在鄰近也有大助焉。幾個月前遇到兩位退了休的深圳幹部，竟然歸功於區區在下！他們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國首次土地拍賣，起於深圳，是接納了我的建議。我只是在《信報》發表了《土地出售一舉三得》，以及在一次特約的談話中，我對深圳的幹部解釋，不出售土地，他們不可能有足夠的經費把城市建設起來。今天回顧，當時的建議可能加速了中國出售土地一年半載吧。

印象最深刻還是後來兩次會見了十多位深圳的青年幹部，上任不久，都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碩士或博士。這些青年朝氣勃勃，毫無成見，問得好，反應快。當時我想，香港的公務員比不上，差得遠了。深圳應該主要是這些青年搞起來的。今天近四十歲吧，幻想著他們正在做什麼，收入又如何？謹在這裡向他們問好。

中文要從背古文學起

題材曾經寫過；部分內容免不了重複。再寫，是要認真地再說一次，比較詳盡的。不久前與兩位對中國文字有研究的討論，一致認為毫無古文（文言文）根底，中語文章寫得好的沒有見過。大家也同意，古文根底要靠背回來，沒有其它妙方。今天國內的中小學，老師要求背古文及古詩詞盛行。可見中文專家的想法很一致。

我是搞經濟學的，對藝術有興趣，但不是文字專家。無師自通，林山木可以作證，我的中語文字是糊里糊塗地自己搞出來的。二十年前胡菊人說我的古文根底好，所以文章可讀。其實什麼古文根底云云，主要是幼年時背過很多，當時不知何解，生吞硬吐也背熟了，長大後可用則用，章法是自己發明的。不是語文專家，但這些日子給我的文字打上高分的讀者無數，使我感到飄飄然。既然讀者給足面子，試談中語文字之道也不算撈過界吧。

首先要說的，是我不能全用文言文寫成整篇文章。短篇可以，長的不成。我為這個怪現象推敲了好一陣，解釋有三點。其一，雖然古文背得多，但沒有真的學過。無師自通，通到哪裡就哪裡。其二，文言文中有些字彙，白話文很少用，或根本用不著。這些字彙不多，大約一百幾十個。如果要全用文言文下筆，這些字不能不研習一下。其三，為文我喜歡混雜一些廣東俗語，或口頭禪。我不欣賞純用廣東話寫出來的文字，但久不久用半句，生動過癮，可圈可點。這樣習慣了，全用文言文就不容易寫出來。

更奇怪的現象，是雖然廣東話與文言文風馬牛不相及，但混合起來容易。這可能因為廣東話的平仄與韻腳容易處理，而粵曲的曲詞，似通非通地以古文及廣東話混合，可愛，或多或少對我有點影響。

沒有跟進過胡適等前輩當年搞白話文運動的來龍去脈。我認為引進西方的標點符號重要，引進西方的分句與分段法門也重要。有了這些引進，分析性文字可以遠為容易地寫得清晰。但引進西方的文法我就不同意了。曾經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學子，替我的中語文章改文法，改得肉麻當有趣，使我啼笑皆非。

自古以來，中文是沒有文法的。陶淵明不講文法，蘇東坡也不講，我們為什麼要講呢？一個大文化的文字有其特徵，有其個性，更改了這些就不像該文化的文字。好比不少中國人寫英文，文法沒有錯，字彙也識得多，只是寫出來的不像英文。這是大忌。文法了不起，字彙夠多，但不像英文就完蛋了。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一位名為王子春的朋友教我寫英文，說學語文要活在語文中。後來在英語行文上痛下苦功，我少管文法，只求活在英文，寫出來像樣。跟著練得與鬼子佬的英語高人無異，只是文法有錯，找個文字編輯修改一下，文章就閃閃生光了。

中語文字的文體，其特徵不講文法，而是講砌字。砌得好是贏，砌得差是輸。所有古代的才子都靠砌字起家。中文重視音韻，要論平仄，而從駢文演變出來的文體要講字數，唐詩與宋詞的長短句也要講字數。既然論平仄，講字數，除了砌字沒有其它辦法。引進西方的文法會擾亂了文氣，毀壞了節奏，不容易寫得像中文。

砌字不容易，但這是中文。字砌得差勁讀不上口，砌得精彩妙絕天下——這也是中文。學寫中語文章是學砌字。怎樣學呢？最佳的法門是背誦前輩大師的好文章：前輩怎樣砌，我們擇其佳者背誦，熟了，依樣葫蘆地照砌可也。像朱自清等白話文字高人，我們背誦學砌也有利，但背誦古文或古詩詞可以事半功倍。古人砌字駕輕就熟，砌得精妙的朗朗上口，容易背。

背誦的時間投資不少，所以要慎重地選擇佳作才下注。其實需要背的不多。我大概地算過，選得好，古文十五篇，唐詩宋詞各五十，背得滾瓜爛熟的，就有足夠的砌字本錢了。寫我這種古、今混合的文體，背一些白話散文也有助。但白話文似乎不需要背，多讀一些寫得流暢的就差不多了。

細看自己寫的幾篇中語文章，發覺其實文言文用得少（奇怪當年菊人數次提及我的古文根底），有些用得多一點，有些絕無僅有。無可置疑的，是我的中文有點「古」味。不少讀者這樣說。最近一位讀者說有六朝的味道，猜得好。少小時我最愛背魏晉文章，與六朝同期也。

為寫此文，我試把自己文章中的零散古文句子，或句中的三幾個文言文字，圈出，嘗試全部改為白話文。改後文章不可讀。驟眼看古文不多，但圈出算是「文言」的，卻又滿紙皆是。我可以寫得出全部是白話文的文章嗎？可以的，刻意地整篇用白話文，也算可讀，但自己慣用的文體，有「文言」混雜其中的，圈出來改為「白話」，不可讀矣。

我寫中文是砌字，但寫英語文章卻沒有砌過。我想，砌與不砌之別，應該起於中文是單音字，而文章不可以不論音韻。音韻及節奏是中、西皆論的，只是英文用的是多音字，寫不出對聯，無從論平仄，所以字不能砌，但要講句法，要懂得把適當的字放在適當的地方（例如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與中文無異的，是大家都講文氣。說實話，英文的表達能力強，可以寫得瀟灑幽美，但難學。英文難學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動詞變化多，不容易用得好。其二是常用的字彙遠比中文多，意思略為不同，稍有差池就變為下品了。

中文的動詞是沒有時式的，口氣怎樣說，或這裡那裡加一個字，時式不言自明，多麼簡單，多麼過癮。中文常用的字彙遠比英文少，究其因，起於可以砌字。中文單音字的不同組合可以變出多個解法，但要砌，而這裡砌那裡砌，為了音韻與文氣，整篇文章都要砌出來。真的，寫中文，有時這句要用四個字，意思的表達要加一個，就想辦法減除另一個，又或者改為六個字，跟著上文下理的字數可能要改了。

朋友，強逼你的子女背誦吧。背古文，從小背，不需要明白，背了再算。長大後，背得出就砌得出，字數的多多少少，或什麼平仄音韻的，背得出是不用多學的。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問

前些時跟劉詩昆談及郎朗與幾位正在冒起的鋼琴新秀，其後再與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談到中國的提琴天才，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我沒有注意到的現象。他們說：二三十年前，一位鋼琴或提琴的大演奏家可以專於彈某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或某一個時期的，其它的約略涉及，應酬一下就可以了；今天不成，要殺出重圍，演奏的樂曲要很全面。好比郎朗，任何作曲家的作品都彈得出色，而專於蕭邦的李雲迪，這幾年不斷地擴大範圍了。

想來有點怕人。五十年前的鋼琴大師魯賓斯坦，背得出十八首鋼琴協奏曲，只一天溫習就可出場演奏，名動天下。今天呢，單是中國，十多歲就背得出三十首鋼琴協奏曲的有幾個。怎可以記得哪麼多？是父母打到手軟嗎？打歸打，記歸記，記不住打死也不成！這可見人的腦子像膠皮球，大力吹之有奇效。

四十多年前進入了研究院，老師推薦的讀物那麼多，不可能全讀。心想，人類的知識愈來愈多，讀斗讀，二百年前的人豈不是很著數？後來自己選讀，讀很多，這邊入腦，那邊腦子淘汰廢物，餘下來需要記的卻又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再後來輪到兒子讀生物，兼讀醫，兩個博士一起讀，要記的學問資料多得離譜，不敢問他怎樣處理，但他過了關。這是近於記得三十首鋼琴協奏曲乎？

想到這些，因為最近發表了《專欄文字》，好事的同學傳來一些西方專欄高人之作，要我品評一下。當然寫得不錯，其中表表者既生動，也鋒利，亦有文采。但我想，學問似乎欠了一點吧。只懂西方文化，東方的欠奉，而提到中國不知是從哪裡抄來的，近於淺見，誤解頻頻也。心想，中國人寫專欄也類同：寫到西方總有點手忙腳亂。我的感受，是學問的一般水平，我們的專欄作家比不上西方的，但寫到西方卻沒有西方作家寫到東方那樣離奇。

「東是東、西是西」，這句百年老話，某程度今天還用得著。如是，地球又怎樣一體化了？如果地球真的一體化，應該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吧。顯而易見，在這一體化下，搞出大學問的一定要東、西兼通，兩方面都要知得深入，然後施出渾身解數，把二者融會在一起，表達出東、西不分的學問。好比我寫中文專欄，可以寫到大江南北不分，中、港、台三地無別——這是說，沒有一方會認為我是陌路人。

不容易，不容易！幾年前我批評魯迅，說他對西方的藝術文化認識太少，做不出大學問。幾位同學不同意，說魯迅曾經在這裡那裡談到西方文化。我也讀過魯迅的西方之見，認為膚淺，離入門尚遠。另一方面，上文要求的東、西融會貫通的大學問，可不是像區區在下那種，這邊廂可以教得中國書法哲理，那邊廂可以大談歐洲繪畫理論——那些只花三幾年功夫可以學得的彫蟲小技。我說的地球一體化的大學問，要做到東、西的文化分不開來。這才有意思，才過癮。

是的，今天回想自己多年來拜服的前輩大師，東方西方加起來不少，但總是覺得東、西稜角分明，與我可以想像到的東、西不分的大學問，有距離也。精彩是精彩，湛深是湛深，但達不到我可以想像的大氣。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問將會由哪方先拔頭籌，是有趣問題。這幾年學中文的鬼仔甚眾：英國學子選修外語，中文居首；美國的中文老師供不應求。是好現象，但從人數及比例上看，中國學子攻英文遠比鬼仔攻中文為多。這樣看，概率說，上述的大學問應該先在中國跑出。不幸的是，中國的教育制度與思想約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北京不大手改革，老實說，小學問也不容易搞出來。

人類的天生權利（二之二）

人類的天生權利究竟是什麼？應該是些什麼？是老話題，主觀，嘗試作答的前輩不少吧。主觀的哲理，牽涉到道德倫理之見，每個人都可以表達，我也可以。這裡要說的是客觀的片面，是我所學的專長，問的是天生權利要怎樣才能給社會帶來最高的經濟效益。分析客觀，但最高的經濟效益是否可取卻是主觀的判斷，大家吵一萬年也不會彼此同意的。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高斯一九六○年發表的鴻文，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我自己從這啟發作了多年的思考，對「社會最高經濟效益」有了深入的理解，對人類應有的天生權利有點新的看法。話雖如此，我知道的只是困難所在，沒有肯定的答案。

人生下來，要活下去，不可以毫無權利。另一方面，人本身是有價值的資產，殺了浪費。然而，當我們見到非洲皮黃骨瘦的孩子，半生不死的，淚向肚中流，不知怎樣處理才對。此乃難題之一也。

雖然有研究說奴隸制度的經濟效益高，但我認為有交易（包括監管）費用的存在，人生下來，身體與腦子由自己擁有，會減低這些費用，何況看為上蒼賜予的個人資產，合情合理。問題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因為交易（包括社會）費用的存在，人往往會侵犯他人的產出，知識資產的官司無日無之，只是冰山一角矣。此乃難題之二也。

原則上，一個上佳的制度，是讓每個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可以自由發揮自己所長。問題是在競爭下，你死我活，不損害他人不容易說得通。這就帶來重要的高斯定律。該定律指出，市場的運作，要靠資產的清楚權利界定。三十多年前我跟著指出，這界定包括資產（人本身要算進去）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與自由轉讓權。界定了這些權利，競爭損害他人之處，在這些權利之外的，我們要接受。

困難又是交易費用的存在。曾經指出，市場的存在是因為減低交易費用而起，而高斯定律假設交易費用是零，是錯了。更頭痛是市場不是無所不能。高斯一九三七年指出，我於一九八三大力補充，公司的形成是因為市場的交易費用過高。他和我於是不能反對政府的存在，因為政府可以作為公司看。問題是政府的權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可以混水摸魚。此乃難題之三也。

也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聯群結黨地爭取利益，對某些人有甜頭，對另一些的權利是剝削了。本來可以是理想的民主制度，被這些不幸污染了，搞得一塌糊塗的民主例子不限於今天的台灣。說過多次，沒有上佳的憲法或其它法律清楚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民主制度不僅行不通，而且可以是災難性。高明如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的國家無數，沒有一個搞得像樣，而美國本身也因為憲法不夠明確，出現了不少問題。此乃難題之四也。

是複雜的世界。從來沒有聽過強逼施捨是好制度，但這樣的制度隨處都有，無所不在。說過，不能排除最佳的制度還沒有出現過，而正在神州大地冒出來的地區制度，是我知道最可取的。可惜還沒有固定下來，北京說不定要嘗試亂搞一下。

我自己還是深信在權利界定下，要讓中國的青年自由發揮，不需要給他們施捨，但要盡可能給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為此我大聲疾呼了二十七年，筋疲力盡，但還會繼續疾呼下去的。老人家的餘生本來就不值錢，都放出去，熱鬧一下，不會被看為革命或反革命吧。

國石說

記得很久前在某篇文章起筆：「中國沒有寶石，但盛產奇石。奇石亦寶也！」不久前與一位朋友談到寶石，什麼紅寶、綠寶、藍寶、鑽石、翡翠等，小小一粒動不動數百萬元那種。朋友是專家，說中國半點產出也沒有。那麼大的一塊地，奇山異水，竟然毫無寶石，可謂天意！

開放以還，無數的人朝掘晚掘，掘出大理石、花崗石，很多的，且偶有精品。其它像菊花石之類的古靈精怪石頭，更是花多眼亂了。聽說北京最近要選「國石」，顧名知意，是要選出代表中國的最精彩石頭，炫耀一下。幾年前要選國花，還沒有聽說選了出來。記得昔日梅花是國花，但給國民黨帶到梅花無覓的台灣去，是以為難。有人提名牡丹。慈禧用過，但此花有點俗氣，而中國的品種比不上荷蘭的。荷與梅是中國特產，詩人吟詠了二千年，皆品格高雅，香遠益清，冠於地球無疑問。三年前我攝荷時認為應該選荷為國花，後來攝梅又改變了主意。應該選梅：我算過，中國詩人詠梅的比詠荷的多。

這次選國石，聽說壽山石是大熱門。這選擇是合情合理的。壽山石是一種蠟石，可刀刻，軟硬適中，耐用，有三百多種，色彩繽紛。印章是中國的重要文化傳統，上古用銅，繼而用玉，以壽山石刻章起於南宋，盛於清初，今天大都用蠟石了。宜於刻章的蠟石韓國也有，但質量低下，與中國的不可相提並論。今天，宜於刻章的中國奇石有四種，讓我說說吧。

（一）蒙古巴林產雞血石是二十多年前才開始的。論美觀，巴林的雞血石平均在昌化之上。有三個問題應該落選。其一是新產出，沒有歷史傳統的支持。其二是石質略嫌太軟，保存得不小心容易損壞。其三是精彩的產量大幅下降了。十多二十年前價格相宜，今天上升了百倍也不止吧。

（二）浙江青田的蠟石極宜刻章，雖然一位專家朋友說青田石出土幾百年後會鬆化。稱為「封門青」的最多，是好章石，但色彩平平，沒有變化。最珍貴的青田石稱「燈光凍」，早就停產，今天沒有誰知道是怎樣的。青田的「黃金耀」也絕妙，遠勝封門青，曾經求得幾方，據說是舊料新砌，後來怎樣也再找不到了。青田石也應該落選：精彩的石種產量甚少，而多產的封門青難登大雅之堂。

（三）浙江昌化的雞血石，不得了，大名遠播是應該的。有一個大麻煩：昌化雞血的質量變化太大，不穩定。血色的多少尚在其次，昌化雞血有軟、硬之分。無論血色怎樣多，不夠軟的雞血石不值錢：難以刀刻，而更頭痛是硬石的血色，在陽光下或持久地曝光，會變黑。看官須知，雞血石的血色起自石中的鐵質，埋藏了不知多少個億年，慢慢地氧化，變成一種迷人的銹色，像雞血。面世後，這氧化過程加速。較硬的雞血石，質地遠為粗糙，有微孔，氧氣容易侵進，故容易變黑。質地軟的昌化雞血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精彩的雞血石，從任何角度看，絕不在乾隆皇帝高舉為石中之王的田黃石之下，但上佳的昌化雞血談何容易？雖然雞血珍品的產量可能多於壽山的田黃，但壽山除了田黃，其它奇石精品甚多。昌化只憑雞血是不足與壽山抗衡的。

（四）福建的壽山石，跑出幾條街。三百多品種姑且不論，我數得出的名「牌」就有十多種。要注意，好些壽山名石，挖掘了若干年就挖盡，市價會暴升；有些以為盡了，若干年後再發現，市價會暴跌。收藏家是容易中計的。二十多年前壽山發現「荔枝翠」（原名荔枝嘴），潔白晶瑩，價格相宜，七百元可得一方上品。殊不知十年產盡，今天是精品數萬一方。壽山將軍洞的芙蓉石，停產了近百年，二十年前的精品是舊石，十多萬一方。十多年前再找到，價格下降至數百元！本來我很替收藏芙蓉石的朋友可惜，但今天認為，雖然舊的新的都是芙蓉石，但時日的消磨不論，看質量，舊的較佳，新的總是差一點。

故老相傳，清代初期最珍貴的壽山石是「艾葉綠」。停產了不知多少時日，艾葉綠究竟是怎樣的有爭議。書中所載，各有各的面目不同。我求得幾方自己認為是艾葉綠的，與專家說的有別，互不同意也。

將軍洞的芙蓉石，有資格作為石中之王。頂級的極像羊脂，溫潤可愛。次一級的佳品則像肥豬肉。有紅色點綴的價值較低，但很迷人。清代皇宮所用的石章，芙蓉石最多。這可見芙蓉被選為神州大地的三大名石（芙蓉、田黃、雞血）之一，非無因也。此石還有一種特別的能耐：芙蓉是壽山石中唯一的不需要泡油培養的。很多壽山石，加工後，收藏日子久了，會呈現枯乾面目，要用油「治療」一下。尤其是房屋有冷氣空調的今天，就是以溫潤知名的田黃也會呈干狀。只有芙蓉是例外。

最後說田黃。名不虛傳，田黃精品溫潤通透，靈氣湧現，不容易想像石頭可以對人類表達那樣親切的情感。另一方面，田黃最大的麻煩，是除了小部分開門見山的，其它不容易鑒定。二十多年的經驗，我搞不清楚，也沒有遇到過一位令我信服的專家。

田黃是獨石，所以一般有石皮；有紅格紋，是裂紋埋在地下不知多少日子才變成的；有蘿蔔絲紋，但很多沒有。是從山下一塊百多畝的田地挖掘出來的。問題是壽山一帶，埋在地下的零散獨石不止田黃，類似的還有好幾種。除了是開門見山的小部分，其它難以肯定。鑒辨田黃於是有兩種人，都稱得上是專家吧。其一採取狹窄定義，不是開門見山的都不是田黃。其二採取廣闊定義，凡是田石，有溫潤感，通透，都是田黃。原則上二者都可以接受，問題是二者之間找不到清楚的劃分。我曾經見到一位壽山專家與一位香港專家，因為一件田黃石的是是非非差不多大打出手。

愚見以為，選壽山石為國石是應該的，但不要選其中任何品種為代表。愚見也以為，無論是國花、國石……又或者是「國」什麼的，其特性可以卓然獨立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考慮是能否代表中國的文化傳統。荷花可以，梅花可以，壽山石也可以。從石頭看，壽山石代表中國的文化，可不是因為那裡的著名石雕擺件，而是因為石章的存在。一個石章上頭的印鈕，章身的薄意雕刻與邊款文字，章下的篆刻印文，每一項都代表著中國的重要藝術。從這幾方面看，壽山石真國寶也。

以玉為章在中國盛行了多個世紀，到乾隆還高舉玉印。但玉下刀不易，藝術的表達就輸了一大截。蠟石的種類非常多，但軟硬適宜而又耐用的卻少。壽山石中及格的很多，加上色彩多變，善用者發明了巧色藝術。石皮與石紋，本是瑕疵，但大師的想像力可化瑕疵為神奇，刻出山山水水，松下琴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是炎黃子孫足以炫耀的視覺藝術，天下獨有，不知何年何月鬼子佬才會跪下去！

人類的天生權利（二之一）

不久前寫「最低工資」，讀者熱鬧，約千分之一點五回應，贊同與反對一半一半。反對聲中不少破口大罵。無所謂，給人罵慣了，練得刀槍不入。但我想：為什麼有些讀者那樣沒出息？又想：難道他們真的那樣傻，相信世界上有免費午餐可吃嗎？

最低工資的規限會增加失業，老生常談。我說會增加盜竊行為，或增加飛簷走壁，是失業中加點想像，算不上有創意。然而，被讀者罵了幾句，我的想像神功又來了，問：如果最低工資不會增加失業，也不會教人飛簷走壁，效果又如何？

答案是淺的。在市場競爭下，生產的企業或機構或公司不會有盈餘（profit是windfall，同學不要忘記了），有租值（imputed rent）存在的企業逼著要把部分租值轉移到最低工資高於工作所值者那裡去，而沒有租值的企業，生產力較高的員工逼著要把部分工資轉移到最低工資受惠者那裡去。二者都是有強逼性的，前者削弱了企業老闆爭取提升效率從而增加租值的意圖，後者則削弱了員工增加生產力的意向──二者皆對社會經濟不利。

我於是想到強逼施捨這話題。綜援當然是施捨，由政府主辦是強逼施捨了。什麼公立學校、公立醫療、公屋等等，皆施捨行為，有強逼性。

年紀老矣，記憶猶新。想當年，從父母到朋友到我自己，強逼施捨的政府福利遠不及今天。自食其力，縱有潦倒窮途的，大多數不是靠自己的發奮而打出生活嗎？我的父親曾經在街上賣香煙，在山上挑石頭，害得右肩比左肩為低。母親曾經為「雙妹嘜」入香水，嫁給父親後在山頭作養豬、養雞等粗活。

輪到我自己到北美求學時，父親謝世了，家境富裕，我從來沒有向母親要求一分錢。記得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成績好。一位牧師聽到有這樣的一個來自香港的學子，登門造訪，知道我的母親是他認識的、樂於捐錢給教堂的富有女人。他見到我的生活情況不對頭，寫信給我的母親，說我讀書讀出了名堂，但生活困苦云云。誇張太甚，母親立刻寄錢，寄衣服，寄維他命丸，彷彿她心愛的兒子命不久矣！

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昔日我的雙親，我自己，及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要求外人施捨，更沒有要求政府強逼外人施捨了？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年輕人懶得自食其力呢？是誰欠了他們的錢？不自食其力，動不動要求社會幫助，要靠施捨，不是很有點汗顏嗎？至於那些凶神惡煞、口口聲聲為窮人爭取福利的眾君子，我老是搞不清楚是為窮人爭取福利，還是為自己爭取利益？

說過多次，天生有缺憾或後天遭不幸的人，我們應該幫助。我自己一家對這種幫助沒有猶豫過。當然不是蓋茨或畢菲特，但見一個，或多或少地幫一個，沒有手軟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們不需要偉大如蓋茨或畢菲特，只憑一點惻隱之心，私人的慈善工作足以協助真的需要協助的人。

是的，有效率的施捨無須強逼，而通過政府的強逼施捨，大幅度地增加了混淆，使樂於為善的無所適從了。我們因此不能不問：人類天生的權利究竟是什麼？是包括著外人非施捨不可的權利嗎？

專欄文字

那天擺烏龍，在《南窗集》的結段說美國經濟大師貝加正在《商業週刊》發表專欄。幾位讀者來郵更正，說貝加的《商業週刊》專欄停止了一年多，轉為在網上寫博客，與另一位我也認識的大師梅花間竹云云。

從來不用計算機，偶爾拜讀他家專欄，全是由讀者或朋友傳來的。收過好幾篇貝加，有些上頭寫著《商業週刊》，以為他不斷寫下去，不知道轉了地盤。這失誤顯然起於有些傳來的是貝加舊作，而我沒有注意日期。

這些日子不少朋友或同學與我談專欄文字，有點煮酒論英雄的味道。有些同學把我發表了的文章搞博客，據說好幾處，加上其它網頁轉載的無數，在中文世界算是熱鬧的。先進的科技，把我帶進十年前無法想像的世界中。同學們要跟我煮酒，是這樣引起的吧。

本來想說自己不是專欄專家，立刻想：發神經，寫了二十多年，近千篇，不是專家是什麼？這裡說的專欄不是中語刊物上的天下獨有的副刊隨筆，而是有千多或二千多字或更長的大眾文章，要討論或分析一些事，一些情。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是另一種格局，似易實難，與正規的學術文章是兩回事。

多年來，不少讀者朋友說我的專欄有個特色，那是無端端地轉到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方去。最近與一位編輯專家談到專欄文字，他說其它專欄他可看看題目，讀幾句，就知道內容的大概，只有我的永遠猜不中會說什麼。去年周其仁為文替我祝壽，說讀我的專欄，他喜歡先讀一兩段，不讀下去，猜一猜下面會說什麼，永遠猜不中。不知是彈還是贊，但好玩是肯定的吧。

這裡要公開一個大秘密：我自己動筆前也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讀者怎可以猜中呢？不長不短，既非學術論文，也不是蘇東坡寫《赤壁賦》，而是要跟大眾讀者談一個話題，過癮一下。說動筆前毫無意識是不對的。先要想出一個題材——這是最困難的地方——知道自己有話可說，有一個重點要說，然後咬著這重點寫足需要的字數。其實這重點往往只幾句就可以講完，但要寫千多或二千多字，動了筆、開了頭再作打算。因此，有需要無端端這裡轉左，那裡轉右，而這些轉也，自己動筆前不知道，讀者當然猜不中了。我是個毫無成見的人。結論隨時可以變卦。轉得幾轉，動筆前沒有想到的事實或史實在腦中出現，邏輯規範，就依照邏輯的約束變下去，變到哪裡就哪裡。你可以批評我這個人不夠堅定，或沒有立場，但我認為做學問是應該這樣的。

《還斂集》約一千二百字，《南窗集》倍之。用墨水筆寫，稿紙自己設計，淺黃色，一頁只二百五十個格子。一定寫過界，每頁大約一百六十個字，《還斂集》要寫七頁又半，《南窗集》大約十五頁。後者彈性較大，因為有黑蠻的插圖。字數不夠，黑蠻的傳世之作就放大一點，反過來傳世畫作也要讓我一下。

出術出術。動筆前要大概地知道說的是多是少。知道要說的不多，起筆就談天說地，風花雪月地瀟灑一番，有你冇你先寫三幾頁稿紙才轉入正題。知道有好些話要說的，反過來，一動筆就手起刀落，不搞搞震了。以《還斂集》為例，一般而言，稿紙第三頁左右開始發揮，見到「七」字開始收筆。你說過癮不過癮。

最過癮還是有時自己在稿紙上頭寫錯了頁數，有時重複了數字，有時漏了一個，弄得過長或過短。《南窗集》有黑蠻的畫救一救，但《還斂集》則要修補了。

是非成敗轉頭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看官，上面是明人楊慎寫的《臨江仙》，有點老土，有點俗氣，但不失好詞，《三國演義》把之放在卷首。想到這首詞，因為熊秉元老弟寄給我他新出的書，其中一文高舉我的三位朋友：史德拉（G. J. Stigler）、高斯（R. H. Coase）與布格南（J. Buchanan）。前二者我很熟（史氏一九九一年謝世），後者曾經在我母校教過，認識，但不熟。三君子都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值得的。算是偉大嗎？都算。可以名留千古嗎？這一問，我不由得聯想到楊慎的《臨江仙》，有感於懷，於此動筆。

先說史德拉吧。他是我認識的英語文采最高的人，經濟學界整個二十世紀沒有誰寫得過他。幽默、鋒利、思想敏捷、文字生動流暢──這是史德拉。有一次，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問：「史提芬，你的英文是從哪裡學來的？」我回答：「背你的文章！」他高興得不得了。

史德拉可以名垂千古嗎？如果他集中於寫散文，無所不談的，應該可以。曾以散文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羅素，平心而論，寫不過史德拉。但史老兄可沒有這樣做。他主要是寫經濟，寫得好，而他那《效用理論的發展》一文，很長的，的確經典，我拜服。然而，從經濟學術那方面衡量，史氏的思想要持久地傳世恐怕不容易。君不見，就是他拿諾獎的那篇《訊息經濟學》，發表了四十五年，今天引用的人不多了。

布格南呢？此君多產，何止著作等身咁簡單？反對大政府，公共財政學說主要是他搞起來的。可惜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抨擊大政府，布氏的財政角度，不及海耶克的「奴役」角度與佛利民的「選擇」角度那樣觸目。其實「財政」的角度可能最重要，但街上的人不容易明白。希望一天大家都重視布格南，尤其是今天的香港。

我還是懷疑自由主義的大師們可以容易地名留千古。海耶克獲諾獎後十年，中國開放改革，他的名字在中國響了起來。然而，這幾年重視海氏學說的人愈來愈少了。佛利民天才絕頂，思想清晰絕倫，還健在，但不知有沒有看錯，佛老的聲譽有減當年。我的感受是，一個大師為社會爭取自由，自由增長之際得享大名，但終止增長人們會開始忘記，約束自由的政策多多少少會捲土重來。佛利民五十年前高舉的香港，早就不存在了。

上述君子中，高斯影響政策的名望最小。他那一塵不染的英國紳士風格可能是原因。然而，說到經濟學術上的名留千古，高斯的機會稍勝一籌。這可不是因為他那一九六○年發表的鴻文被引用的次數破了紀錄，而是史德拉提出了「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這一詞。該定律以高斯為名，家喻戶曉，有口皆碑，可以持久地傳世差不多可以肯定。有可悲之處：高斯說過什麼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而算得上是深受高斯影響的，似乎只有德姆塞茨、巴賽爾和我等三幾個，都老了。只發表了四十六年，今天很少人讀那篇文章。

經濟學術思想不容易傳世！記得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經濟發展學說，名家甚眾，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就少人注意了，熱鬧不到二十年。思維本身有問題是個原因，但見解精闢如費沙，沒有赫舒拉發的再「發現」早就消失。赫氏的費沙再闡釋搞起了大行其道的金融投資學說。然而，今天看，在大學薪酬最高的金融學教授，沒有幾個提及費沙。

看官，我曾經說自己有七八篇文章看來可以傳世，但此「傳」也，只不過是指文章發表後五十年還有人記得。今天大約有六篇過了三十年還死不掉，我只求五十年。天下間怎會有那麼可憐的事？一個年紀輕輕的上海張愛玲，隨意地寫一篇短小說，用不上一個週末，其傳世機會與持久能耐，遠超我這個大教授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思想了三年才寫成的《價格管制原理》！

無可置疑，藝術是遠為容易傳世的。其中最「著數」可能是音樂。二百多年前莫扎特作的樂曲，好之者今天還在上升，會傳世到人類滅亡吧。兩個原因。其一，藝術是感情的表達，昔日王羲之的感慨，我們今天也有同感。其二是音響的科技發明。天下間怎會有那樣便宜的事：在汽車上打開收音機，只按一下，音樂悠然。

文學也是藝術，傳世機會也勝經濟學十萬八千里。張愛玲不論，今天地球上人浮於事，再沒有閒情逸致拜讀大文豪，文藝創作走下坡已經有數十年的日子了。論文字傳世，還是短的著數。李白一句「朝辭白帝彩雲間」，蘇子一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傳誦千年易過借火。神奇而又令我羨慕的，是一個詩人可以只憑一首短詩而名留千古。張繼寫《楓橋夜泊》是一例，崔顥寫《黃鶴樓》也是一例。

最神奇而又最令我最嚮往的，是那個不知從哪裡跑出來的清人孫髯翁。不知此公從何而來，也不知此公到哪裡去了。知道的是昆明大觀樓的某晚集會中，他站出來即席揮毫，寫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最佳長聯。妙絕天下，妙絕天下，足以永久傳世矣！此聯的哲理與本文有關，附錄如下給讀者拍案叫絕吧：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評中國的最低工資政策

「最低工資」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沒有任何經濟學者贊同的政策。經濟這門學問傻佬甚多，什麼發神經的政策也有行內君子支持，只是最低工資沒有。然而，有此規限的國家不少。這可見西方的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有了什麼諾貝爾獎，但政府視如糞土也。難怪行內公認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佛利民，多次對我說自己半點影響力也沒有。

不在這裡評論香港某些熱心議員要推出最低工資——不值得評論。今天的香港有大手綜援，有免費或近於免費的醫療，有政府天文數字補貼的教育，也有過半居民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屋裡。有了這些，多加一項最低工資是毫無創意的。

大家可能忘記，這裡提點一下。今天的香港是享受著大英帝國自一八四二年起搞出來的基建，以教育培養出不少人材，立下了司法制度，使這彈丸之地贏得東方之珠的雅號。有了這些，亂搞一通也不容易死掉。可惜十多年前，為了吃最後晚餐，或為恐港人治港勝於英人治港，港英大手推出福利經濟。這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跛下跛下才離開。

好學唔學，國內今天也學人家搞福利，鼓勵窮人不工作。還不嚴重。權力大幅下放了，地區政府在激烈競爭下，不可能不知道大搞福利是執輸行頭，上頭怎樣說，下頭可能忙顧左右而言他。

倣傚西方的最低工資，是今天國內的一個熱門話題。目前也是還不嚴重，雖然最近廣州一帶某些工廠叫起救命來。如下分析是小孩子也懂得的邏輯：

（一）政府規定最低工資，僱主說雇不雇由我，工無所值的當然不雇。然而，某些僱主面對關門大吉，不達所值也強而雇之，然後在住宿、膳食等供給上打斧頭，希望平反。

（二）北京說要改善農民生活，自食其力的農民當然不可能有最低工資。另一方面，農民的生活改進，一個重要出路是轉到工業那邊去。工業有最低工資，農轉工就較為困難了。

（三）說中國目前的大城市治安好，以打家劫舍、打死肥妹等嚴重罪行衡量，是對的。但國內的盜竊行為嚴重，盜賊如毛也。有最低工資，工技低下找不到工作的，會容易地向扒手或盜竊那方面打主意。這是練手快，或研習飛簷走壁。政府不能槍斃，但監獄不夠，加上供食的成本不少，公安捉了就放不難理解。如此一來，有最低工資的規限，飛簷走壁之徒會增加。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沒有最低工資，會鼓勵以盜竊為生的走入正途。

（四）中國的制度自成一家，何必拜西方為師呢？目前中國有的還不算是嚴重的最低工資，省省不同，市市不同，推出的時日不同，有些地方到今天還沒有推出。只要北京模稜兩可，地區之間的競爭會逼使最低工資較為嚴重之區取締，或起碼不敢把最低工資提升。今天國內的最低工資話題吵得熱鬧，壓力顯然來自北京。

篇幅所限，說幾句香港吧。不說今天，說當年。昔日香港的經濟起飛，不僅沒有最低工資這回事，而且作為工廠學徒的往往要給僱主米飯錢──工資是負值了。母親曾經對我說，當年父親作學徒，工資是零，再因為沒有米飯錢給僱主，擺明是三個月可以學滿師的打磨淺技，要學三年，其中大部分時間作掃地、洗碗等粗活。

後來父親成為香港電鍍行業的開山鼻祖，受到尊重，養兒育女十一個，我排第九。要是父親當年飛簷走壁，不可能生九個。

補習與考試（二之二）

香港的中、小學生消費補習盛行，極之盛行也。遍問知道外地情況的朋友後，選香港補習之風冠於地球。每個學生算，香港政府補貼教育也冠於地球，冠來冠去，香港的教育產出過多少個國際級的學者呢？中大劉遵義，著作等身，曾經是香港中學會考獨一無二的狀元。是否出自公立學校不知道，但敢打賭，遵義老弟沒有補習過。科大王子輝，名家也，當年也應該不知補習何物。港大張佑啟，也名家，昔日要他補習可能殺了你。我的外甥趙承恩，出自香港野雞私校，補習免問，今天是國際大師了。區區在下被逐出皇仁校園，不好意思算進去。有哪位曾經在香港大補其習，然後在國際學術上殺出重圍的，請都站起來，我每位打賞一百大元，跟著用知名天下的狂草寫個「服」字。

看官，香港學子的補習理由有多種，只准你說一種，最主要的，你說得中嗎？猜一猜再讀下去吧。

無可置疑，香港補習的盛行起於會考制度，尤其是加進考試局監管之後，考法墨守成規，升中六或進大學不僅看會考成績，而且只看。中五畢業要會考，中七的高考也是會考。課程怎樣教，會考題目怎樣出，皆由考試局監管。算你是愛因斯坦，會考成績不濟，除非有機會跑到外地去，大學前途免問。

看官會問：難道香港的中學老師不懂得教會考課程嗎？難道他們教得不對，所以學子要補習嗎？哈，看錯角度。對的看法，是如果香港沒有會考制度，又或者大學不管或不重視會考成績，只重視中學校內的成績及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那麼中學老師會自我發揮，各展所長，教法不同，思維有別。這樣，補習社要關門了。好比經濟科目，如果不同中學老師教的有別，試題格局變化多端，沒有統一會考，補習社是無從入手的。

從來不懷疑，中學老師各自設計課程、自我發揮的教法，對學生的思維啟發遠勝於會考制度。水平會有點參差不齊，但大學收生不難知道哪家中學有水平，哪位老師有份量。當年在港大收生，我考慮不管會考成績，只看中學校內的成績與老師或校長的推薦信，心想，這樣招收兩三年就可以掌握個別中學與個別老師的水平了。我有權這樣做，而如果這樣做了，其它學系跟著倣傚，考試局說不定要關門。

後來沒有這樣做，因為校長對我說，香港的經濟高考從盤古初開由港大主理，雖然他尊重我對會考的看法，但希望收生漠視高考成績之餘，港大還繼續主持經濟高考。這要求難倒了我，因為港大主持經濟高考，不能公開否認該高考的成績而自圓其說。無可奈何，我迫著免費替數百位中學經濟老師在晚上「補習」，補了三年，筋疲力盡。經濟的高考試題呢？我堅持不鼓勵學生背書，要鼓勵思維啟發與想像力，重視基礎理論與概念，以解釋世事為學經濟的唯一目的，而有新意的答案，就是錯了也要把分打上去。是艱巨的工程，可幸得到無數中學老師的協助與支持，考試局也網開一面，算是做出一點貢獻了。

回頭說香港的中學老師，他們真的不懂得怎樣教，所以學子要跑到補習社去嗎？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有些補習老師教得好，有些不怎麼樣，而中學校內的經濟老師也有高低之分，但無從判斷哪一方的水平比較優勝。

還有一個有趣問題。在中學教得好的老師，往往不僅不反對學生出外補習，而且鼓勵他們去。為什麼呢？不是偷懶，而是在香港的會考制度下，一位中學老師的學生會考成績好，校方間接地有獎賞。出外補習會改進學子的會考成績嗎？會的，因為家長要出錢，入肉傷身，子女補不出成績會被打屁股！這是需求定律，我教過，老師們應該知道。

經濟學·數學·普通常識

近來《還斂集》的文章寫得有點火花。不是說讀者多（雖然《肥妹之死》在一個網站兩天點擊達六萬），更不是說給讀者大讚或大罵，而是有些讀者讀得彈起來。從來不譁眾取寵，永遠言出由衷，這樣能寫得讀者彈起來不容易。有火花的文章要碰巧，內容要充實，文筆要生動過癮。每星期寫三篇，可謂老手矣，但一連幾篇寫出火花總要上帝幫助一下。

這裡要談的是《佛山試制大頭佛》那篇，其中出了兩題關於房地產的，考考香港的中學同學。第二題關於北京要約束新建樓房單位：百分之七十在九十平方米以下，超於九十平方的只准百分之三十。我問，如果這政策全面推出（可能正在推出），堅持下去，效果如何？

答案是九十平方以下的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下降，大型單位的相對價格（每平方算）會上升。跟著是：

「因為相對價格的轉變，原來打算建七十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九十平方，打算建百二平方單位的會選建二百五十。於是乎新建樓房三極分化：豪宅、中等人家的九十平方、貧民的白鴿籠……長此下去，市容一望而知，友儕間只問一句居所就互相知道收入是哪個層面的人，階層變得稜角分明，促成了令社會不穩定的財富歧視與階級劃分。」

上述說的三極分化，兩位經濟學博士讀得彈起，說怎樣也不會想出來。是難得一遇的有教育性的例子，可以讓讀者明白經濟學、數學與普通常識對經濟問題的處理。

樓房三極分化這現象的推斷困難嗎？不難，普通常識可以推出來，但需要靈機一觸。事實上，不用多想，地產發展商知一半。他們只看樓價的變動（據說今天的廣州，因為推出兩幅只准建造九十平方以下單位的土地，豪宅每平方之價立刻上升了），會知道怎樣選擇。跟著土地招徠競投，價高勝出的要按三極分化的路向走，否則血本無歸也。他們不一定知道會有三極分化的後果，雖然猜中不困難。

地產商需要讀過經濟學嗎？需要知道什麼需求定律嗎？不需要的。經濟學是為了解釋行為，而行為者則無須解釋自己。或成或敗，解釋行為的理論可以無數，但不是無數可以成功地解釋行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理論當然無數，學者各持己見，手法往往有別。數十年來，我自己來來去去使用的還是那需求定律：簡單，但變化無窮無盡，某些行為可以淺用而達，某些則要用得千變萬化，深不可測。這裡樓房三極分化的例子，需求定律是用得淺的：極大或極小單位的平方價格不會受到新政策的大影響，但二者之間單位面積較大的，相對的平方價格會上升。政策說要在九十平方一刀切，三極分化就會出現了。這是因為白鴿籠以上、九十平方以下的，會湧向一刀切的九十平方，而原本打算略大於九十平方的，會增加面積。

上述的經濟解釋可以用數學證出來嗎？可以，而且證得清楚。問題是如果不用普通常識與簡單原理去想，靠數學想出來不容易，很不容易！算你是數學大師，天才絕頂，坐下來，在紙上寫下一些函數方程式，內裡的變量是什麼，要怎樣放進去才對，不易命中，而方程式略有差池，推論會錯。遠為可取的方法還是先用普通常識與簡單理論推出，有需要不妨再用數學證之。

我明白今天的經濟學報，沒有幾條方程式不容易打進去。但我自己到今天還不明白，不用數的理論解釋推得層次分明，為什麼還要用數再證呢？一個可能是經濟學家的腦子混沌，一般天生不夠清晰。

當年寫《佃農理論》，所有結論皆由普通常識與簡單原理推出來。老師要求我用數學再證，於是參考數書，依照自己想好了的理論砌成方程式。半點新意也沒有增加，但老師高興。後來在芝大遇到基爾'莊遜，談起他比我早好些年發表的佃農理論，用數推出來的結論是錯了的。他告訴我，方程式得到當時的天下高人協助，他自己覺得結論與事實有出入，有問題，但方程式推來推去也得不到自己心安理得的結果。

協助莊遜搞方程式的君子我認識，確是數學經濟的天下第一把手。事實上，該高人與莊遜合璧，推出與正確答案有關的重點：只有一個佃農分成率，其所帶來的租金收入與固定租約的租金收入相同。用數推得出這重點，天才無疑問，但莊遜認為這相同過於巧合，實際上不會那麼巧，於是接受佃農分成無效率之說。我自己不用數學推理，倒轉過來：在競爭下，佃農的分成要給地主帶來最高的租金收入，只有一個分成率可以，而這分成租金會與固定租約的最高租金相同。莊遜其實是得到了正確的答案，但受到方程式的誤導，放棄了。我不用數的倒轉過來的想法，純是經濟推理，所以知道莊遜放棄了的二租巧合相同，絕非巧合，而是在競爭下不相同不可。

有時某些論點，用數解釋較為容易，較為清楚明確，但我自己還是喜歡先不用數，把結論推了出來再考慮用哪種形式表達。當年寫《蜜蜂的神話》，其中有一個新觀點，前人沒有說過的。那是如果一個生產程序無可避免地有兩種產品，其中一種是負值與財富極大化是沒有衝突的。當時我可以純用文字解釋，但認為用幾何曲線解釋較為清晰易懂，於是用上了。高斯當時是學報編輯，大讚該文，但認為用上幾何分析是美中污點。

有時為了過癮，或要表演思想神功，擺明方程式可以陳列得有威有勢的，我偏偏半個符號也不用。那是分析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一文，寫時不同的多個彈性係數在腦中到處飛，如果用幾何及簡單的方程式寫在紙上，推理較為明確，可以減少失誤。但當時為了要表演給巴賽爾看，我完全不用任何數學，只一個週末寫了出來。邏輯上，該文到今天還沒有人找到錯處。

一九八一年在洛杉磯遇到貝加，他說芝大的朋友都讀當時還沒有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稿，大部分不同意我的結論。我問：「是邏輯錯了嗎？」他答：「邏輯沒有錯。」問：「沒有趣味嗎？」答：「非常有趣味。」問：「可以驗證嗎？」答：「可以驗證。」問：「文內不是驗證過嗎？」答：「算是。」我於是說：「文章有趣味，邏輯沒有錯，可以驗證而又驗證過了，這樣的經濟文章一年沒有幾篇吧。我可沒有要求外人同意，芝大的同事要求什麼？」他說：「他們說你的想像力與眾不同，自成一家。」不再說下去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作為大師，貝加的方程式多而嚴謹，實證資料數字層次井然。我不走他的路，或者認為不夠生動過癮，或者懶得走，而說實話，在技術基礎上我鬥他不過。當年我知道，沒有誰可以走貝加的路而勝於貝加的，於是走出自己的路來。今天看，沒有誰可以走我的路而勝於我。個人風格使然。是的，搞科學也可以有風格，只是與藝術相比，科學風格賣不起錢，沒有人注意罷了。

目前貝加在網上寫專欄，是大家，風格與我的專欄很不一樣。他比我寫得謹慎，但比我拘束。有辣有唔辣，朋友，你選哪一種？

補習與考試（二之一）

報章刊登不少補習廣告，往往頭版全版，有時全版還不夠，要跨頁。心想，地產商也沒有這種威勢，補習怎可以賺那麼多錢？不要誤會，我不反對補習社賺錢。市場有價，名正言順，沒有誰可以反對。問題是什麼局限促成補習在香港那樣盛行呢？對學識的增長真的有幫助嗎？

昔日自己的兒女在香港讀中學，少管，為父的只有兩項硬性規定。其一是晚上十時之前要回家（進入了大學這項取消），其二是不准補習。後者有兩次例外。其一是女兒要考數學試，認為不懂，在我背後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學生，要求補碼。一個下午偷偷地補了三個小時，考個第一，之後不再補了。我知道這件事，因為該學生找我收錢。收三百，我給五百。偶一為之，沒有責罵女兒。其二是兒子中學畢業後，要到美國進大學，整個暑期無所事事，對我說恐怕數學基礎不夠，要求我找人替他補碼兩個月。我同意，親自為兒子挑選數學補習老師。勞師動眾，朋友幫忙，終於找到。我會見了，認為很好，要求他只教兒子數學的概念。教得好，後來兒子在大學讀數，全部成績是四點零。兒子的記憶力強，想得快，但數學的天賦平平。後來讀生物，數學得到好老師指導了兩個月，幫助了他需要選修的幾科物理。

反對考試的教育高人無數。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以教育高見名動天下，後來辭去該職位，跑到Santa 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眾議，取消考試制度。這大膽嘗試後來不成功，因為其它大學有考試制，收學生要看成績，獨自取消考試，學生轉校有困難。然而，原則上，支持該校長取消考試的理念大不乏人。這是說，原則上，考試不是上選的教育制度，我這一代的學者朋友中沒有一個不同意。問題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代替。

在美國求學時，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課程，我沒有為考試讀書。不管老師考什麼的求學意識，在當時的美國可以，今天如何沒有跟進，而香港及國內擺明是死路一條——除非你是張滔，只把書翻兩翻就全部記得。當年在美國，尤其是進入了研究院，我讀書只是為了過癮，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師出試題，我很少依書而答，也懶得管老師在課堂上說過什麼。讀是讀得很用功，聽是聽得很專注，但答試題永遠是自我發揮，表達新意。當年老師不僅接受，而且傳了開來，答錯了也得高分。這樣的情況，聽說今天不普及了。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們五位助理教授要做挑選取錄研究生的工作。三呎高的資料，申請者的成績一律可觀。數百個要選出三十個頒發獎學金，單是看一遍申請資料就要花一個星期，成績都好，不知怎樣排列才對。主事挑選的是大教授Gregg Lewis。其實全由此公話事，我們幾個小子跟他學藝而已。起初我們心中有氣：選出的大都遭大教授否決，花了那麼多工夫，豈非白費了？後來知道，Lewis教了我們很多。

記得一位以色列某大學的本科生，平均成績只是B加，我們幾個助理教授沒有一個選他為三十之內，但大教授卻把他排第一。不服氣？後來服了：紅極一時的芝大經濟系竟然爭取不到這位本科生，因為幾家名校都把該生排第一。大教授解釋，主要是一封推薦信，說一句該生可教，而名校行家都知道，寫該信的大師不喜歡說好話。

一位本科成績頂級的，公開試全部滿分。我們幾位當然選出，但大教授不要。他解釋說，該生就讀的大學三流，寫推薦信的沒有一個有真學問，而自己作過多年統計分析，公開試成績與學生進入研究院後的表現，看不出有什麼關連。

再談類聚定律

幾年前發表《類聚定律》，是比較有新意的文章。「物以類聚」老生常談，單是為了減低訊息費用可以理解，不容易寫出新意。好比我們不會跑進文具店去購買衣服，文具類聚是為了節省顧客的找尋成本，減低search cost是也。小孩子也知道，火花安在哉？

《類聚定律》一文寫出火花，全憑例子新奇，解釋意想不及。那是在某五星酒店的咖啡廳內，賣笑歡場女子的相貌一律不俗，沒有仙女下凡，但一律有七八十分，平均得很。我的解釋，是好此道者只知約價，但小姐們沒有把價格掛在胸前，如果相貌水平不類聚，不好看的賣不出去，仙女下凡的要虧蝕。

是的，經濟研究，轉換個例子可有奇效，但例子要新奇。不容易啊！寫社會成本，當年找尋新奇例子的行內君子甚眾。差不多只要例子夠新奇，一舉成名不困難。米爾的燈塔，庇古的工廠，哥頓的公海漁業，都成了名。米德的蜜蜂與果花是難得一遇的新奇例子，立刻成名，我搭順風車，一刀斬下去，也博得點小名頭了。

社會成本研究以新奇例子而得享大名的，最大的贏家是高斯，肯定的。他遇上音波頻率在空中互相干擾的實例，從而推出高斯定律。那是史德拉認為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維。

這就是了。其它學系我不是專家，但就經濟學而言，最有機會能在行內殺出重圍的方法，是找出一個新奇實例入手，希望在分析中推出一些有新意而又有一般性的假說或觀點。看人家做到，似乎不困難，但自己要做則有苦自知。

這些日子不少研究生要寫論文，求教於我，我永遠建議他們找一個新奇的實例入手。他們的響應，永遠是找不到。其實不難：要找得石破天驚的很困難，近於不可能，但足以寫出好論文的應該信手拈來吧。單是在中國見到的類聚或不類聚的例子，就有足夠資料寫出十多篇可以在名學報發表的論文了。

產品類聚當然是大題材，訊息費用之外還有產出成本節省的考慮。珠三角一帶，電子、塑料、燈飾、傢具、首飾等，類聚分明。溫州的打火機、皮鞋、聖誕燈飾等，類聚得要霸佔全世界。奇怪是長三角一帶產品類聚不明顯。為什麼呢？我可能有解釋，但要多調查一下才敢動筆。

貨品銷售市場的類聚也是好題材，而這方面訊息費用應該是主要的決定局限了。然而，單是訊息費用，分拆下去有多種，分得精妙可以推出各種不同的含意，說不定有些可以一般化而傳世也。同學們要親歷其境，洗濕個頭，落手落腳，才有機會打中些什麼。如果只選一個地方入手調查銷售市場的類聚，舉世之大，我首選的是浙江的義烏。沒有到過義烏的朋友是要去看看的。

工商業的發展，人種的類聚在中國是有趣現象，不單是語言方便，食物、宗教、家族、朋友、文化等也有決定性。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廠家多跑珠三角，台灣的集中昆山，而外國佬則多走蘇州、上海。最有趣還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你道土生土長的中國工商業家喜歡集中在哪裡呢？浙江的杭州。

朋友，要買馬賭一手嗎？今天在中國算得上是聯群結隊的不同工商人種，有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美國、歐洲、中國等七種，即是七隻巨馬。今天是二○○六，你賭二○二○年，哪一隻會跑出呢？論人多當然是中國，但論工商業的精英隊，你買哪隻馬呢？

我買中國。不能靠人多，君不見：足球、籃球輸得面懵懵，女子網球被俄國妹打下去，田徑只有一個劉翔。但說到工商業精英大比並，十五年後放榜，我買中國。

《中國的未來》目錄

序

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先說來龍再論去脈
從大包干到輸清光
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鐵總理的故事
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
人民幣的歷程
回顧感慨，前看憂心
讓我先覆高斯
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
馬歇爾的註腳與中國的運情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擾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侯運輝
中國的土地使用
學問發展的困境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蕭滿章
中國今後二十年
扶農大綱說
關心揮灑處之泰然


附錄

還不是修憲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