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很多人認為經濟學的派別很多，而經濟學者之間的糾紛或不同的見解又層出不窮，所以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是沒有肯定的結論的。因此，在實證或實用上，經濟學就派不上用場了。

不同見解是科學上應有的事。倘若任何問題都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沒有科學可言了。事實上，經濟學行內的高手都知道，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比外行人所說的小得多。他們都明白：見解的不同是由於假設不同、重點的處理不同，或數據及經驗的可靠性不同。在邏輯推理上，大家都大同小異，往往是毫無二致的。就算是近二十年來的貨幣理論的爭論，撇開大家所同的不說，剩下來的不同之處，就只不過：（一）貨幣流通的速度大致上是否固定（數據證據不容易量度）；（二）人們的預期是否明智（預期是怎樣形成的不易明白）；及（三）貨幣是什麼（有了電子核算及國際間的需求，貨幣量的增減越形複雜）。


理論虛實難分

英諺有云：有道理的人都會彼此同意的。我同意這句話。但在某種情況下，有道理的經濟學者彼此不同意，就正如任何科學上有道理的學者彼此不同意一樣，是因為大家要強調不同的見解而增加辯論的機會，或大家都不知道答案，互相提出不同的假說，希望達者為師。那是說，強調不同或把不同的觀點擴大，是科學進步必備的條件。很不幸，由於進步的需要而引起的不同觀點或爭論，往往為不明其中奧妙的人所誤解，以為經濟學的結論五花八門，毫無標準可言，沒有科學實證的價值。

史德拉（George J.Stigler）說得好：「一個物理學的門外漢，膽子再大也不敢在物理學上發表謬論；但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卻會說：﹃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認為這經濟問題應如此這般解決。﹄」為什麼不少發言者，甚至一般人，都會認為自己是「准」經濟學家呢？這顯然不是因為眼見經濟學的行內人常有爭論（其它科學的爭論是不相伯仲的），也不是因為經濟學可以無師自通或甚至是一門連自修也不需要的學問（翻閱任何專業的經濟學報，其艱深的程度與其它嚴謹的科學沒有分別）。

我以為「任何人都可能自以為是經濟學家」這個現象之所以出現，有三個原因。第一，經濟學是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既然是人，對自己的行為當然有自知之明，所以認為自己的解釋是對的（但「自知之明」不能一般化，所以算不上是科學）。第二，經濟效果的利與害和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所以對經濟的特別關注便溢於言表（報章是有經濟版而沒有物理版的）。第三，有一些算是學過經濟學的人，的的確確是一竅不通，但又亂說一通；這使行外人一聽就覺得不大對勁，於是認為經濟學不過如此而已，自己似乎更勝一籌（有師而不通，令人有無師勝有師的感覺，而這感覺也可能是對的）。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重視經濟學，並且在經濟觀點那方面思想極為開放，這是令人欣賞的。然而，背誦馬列經典這麼多年，一旦引進外間五花八門的經濟理論，花多眼亂，何去何從的困難是不能輕視的。長久以來，中國人對「聖賢」、「偉人」的言論深信不疑：馬列理論之所以誤導中國這麼多日子，無知的「崇拜」是原因之一。問題是，目前中國難得的思想開放——尤其是經濟思想開放——中國人會不會由於五花八門的理論引起的「滿天神佛」而「信」錯對象呢？

經濟學可以誤導！對思想「新」開放的中國人，我擔心的有三點。第一點是那些完全不是經濟學範疇內的經濟「理論」，這類經濟言論在香港觸目皆是。例如，沒有外匯管制的人民幣的匯值會永無休止地下降；減價不會增加需求量；某些國家的市民怎樣也不用外國貨；為國爭光可以不論代價，等等。第二個困擾，是那些經濟學上的謬論。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五十年代興起而到六十年代中期便頹然倒下的經濟發展學的怪論。這些怪論被事實無情地推翻了，使經濟發展學的學者無地自容，但國內的人似乎還不明白，以為「大有名堂」的就是對的。最後一個困擾，是在中國發展的問題上，很多經濟學的理論是無關宏旨的。中國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也就是產權的問題，其它的經濟理論對中國都不重要；那是說，無論在金融、市場、管制規例等問題上，中國應重視的是這些問題對制度（產權制度）的影響或決定性。什麼宏觀與微觀之別，什麼生產函數，什麼數量經濟，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都無足輕重。這並非說這些問題不重要，或沒有可觀的科學成就。但因為它們與經濟制度無關，對中國就不重要了。政府在左抽右抽，削弱了人民的收入權利，是重要的制度問題——遠比抽稅的「宏觀論」重要；工作散漫，是制度問題——睡午覺的工人的生產函數是莫名其妙的；生產因交易費用的增、減而減、增是制度問題，數量經濟所能推斷的是否準確，是次要的。


兩個衡量理論的準則

我曾在其它文章中談到，「市面」上的各種所謂「經濟」理論，令人目不暇給，又往往魚目混珠，這對執政者的決策不一定有好處。通情達理、實事求是的作風，比不湯不水的「理論」遠勝一籌。但執政的人是很難不受理論觀點所影響的。在中國目前只爭朝夕的情況下，我們要問：有什麼準則可使經濟學門外漢的決策者分辨出多種不同理論的可靠性？我的答案是，萬無一失的準則是不存在的——若存在的話，科學就會大幅度地減少了爭論了。

但我可以提出兩個有實用性的準則來。將兩者合併使用，選錯了理論方案是仍然可能的，不過如能小心運用，就算是門外漢也可以「雖不中亦不遠矣」！

第一個準則就是：合乎普通常識是起碼的要求。我們都知道，看來合乎普通常識的往往是錯誤的——否則科學就沒有價值可言了。普通常識不一定可靠，但經濟學中的理論，無論如何湛深，若不能以普通常識合理地表達出來，都一定大有問題。從事經濟研究近三十年，深的、淺的、荒謬的理論我都涉獵過，但從未遇到過這樣的理論——一個有實用性卻不可以用普通常識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的理論。難以清楚地「成理」的，一定是大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在使用這準則時，我們不能自欺欺人，以為是看到皇帝的新衣，不明白也強作明白了。

第二個重要的衡量準則，是理論的觀點或含意必須有確鑿可據的事實支持。這準則的運用顯然不容易。起碼的要求有兩點。第一，就事實而言，什麼是可觀察到的，什麼是不可觀察到的，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被觀察或量度到的，算不上是事實。第二，在考證調查中，事實的一般性極其重要。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嚴謹絕不亞於自然科學，但由於經濟直接與人有關，意見紛紜在所難免，而執政者是不可能不受理論所影響的。又因為怪論、謬論多的是，被「經濟學」誤導的可能性極高。要選取實用而可靠的理論，並非易事。就算是美國的白宮也往往無所適從。但美國畢竟是先進之邦，發了達，新的學說應運而生，不管是好是壞，總可像奢侈品那樣佔一席之位。

中國的情況則大有不同。若要急起直追，執政者不能被謬論所誤導，因為中國付不起「奢侈理論」的代價。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執政者的上策是實事求是，少聽理論為妙。但假若理論的影響無可避免，那麼理論的誤導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

我的建議是：經濟理論不可盡信，應該小心地去衡量。衡量的準則不一而足，也沒有萬無一失的妙「則」可以適從。不得已而求其次。任何理論觀點，必須合乎清楚的普通常識的規格。有了這規格，就必須再進一步，仔細地用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作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