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46 - 59

北京 sage 問：



教授說科學與藝術可以混合起來，在我等小輩來說很難總是相互矛盾，不知教授怎麼做到的，希望教授具體講一下。




答sage：



科學是邏輯分析；藝術是感情表達。單講科學分析而避去了藝術品味，作品彷彿由電腦「作」出來，傳世的機會近於零。科學上的創作，自然地用上個人的感情表達出來，使人覺得是一件藝術作品，傳世的機會激增。



這裡的困難，是要避去因為個人的情感而左右了邏輯分析的客觀性。這方面，經濟文章格外困難，因為這門學問不可能脫離了人類的生計。絕對客觀的經濟學者不多見。我自己的沒有困難的。這是說，雖然文字上我喜歡用上一點情感，把文章寫得瀟灑一點，有藝術性，但分析與結論，永遠是冷若冰霜地客觀，永遠遵守著邏輯推理的規格。



把藝術與邏輯結合在一起，是上佳作品應有的風範，問題是作者要做到邏輯歸邏輯，感情歸感情，河水不犯井水，不能一絲一毫地讓感情影響了邏輯。我可以做到，而且做來甚易。天生品性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老師艾智仁當年的教誨。他看世事的法門影響了我。看世界，艾師永遠是個與世無爭的旁觀者。後來遇到多位大師朋友，尤其是戴維德與巴賽爾，他們看世界也是冷若冰霜的。



結論是明顯的。如果你能集中於解釋現象，純為好奇心而想，而動筆，不讓感情的表達影響你對現象的看法，有藝術性的上佳科學文章就不難寫出來。如果懂英文，不妨多讀G. Stigler的文字，藝術性實在高，尤其是他在一九五○年發表的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那篇長文。

山西小朱問：



您怎麼看美國商務部對華實施反補貼法，會對中國造成怎樣的影響？





答小朱：



外地對中國產品實施反補貼法，對中國的不良影響不是那麼大。一則地球上還有其它許多國家，二則中國人多勢眾，本土的市場大得驚人。老外的政客蠢到死，不知道約束進口主要是損害自己，而對一個巨國，這樣或類似的恐嚇沒有什麼大作為。可惜北京也不見得聰明到哪裡去，人家恐嚇，你就手忙腳亂。



上海有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倒也不蠢。四年前我問她：美國要約束中國貨進口，你怎樣看？她想也不想就回應：那很好，他們不買，我來買。



二十多年前，當我回港工作後不久，一家國際極具名望的大機構搞一個經濟研討會，堅持我參加。可能要表演一下給我看吧，他們的經濟研究師發表主題報告，說是花了巨資研究所得，內容說一個國家愈小，對外貿易的比率愈大，愈重要。蠢到死，我禁不住笑出聲來，說：如果整個地球只有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是零。會議於是草草了事。



中國真的補貼出口嗎？沒有那麼蠢吧。出口退稅是否補貼呢？我不說，讓你說。



如果我是美國的一個懂經濟的議員，我會對北京說：你們補貼那麼少，不夠，多補貼一點吧。是的，曾獲經濟學諾獎的J. Stiglitz，為文說美國補貼農產品出口損害了貧困的落後國家。蠢到死。任何落後國家都希望美國把農產品免費送給他們——補貼百分之百。有免費午餐當然是吃了再算。

江西靜夜聽海問：



張老是正統的從正楷起臨,還是專臨行書?小輩目前只臨到書聖的聖教序和觀摩顏大師的作品,認為從楷書轉過來,運筆很有些不習慣,不知張老有何心得可以傳授?




答靜夜聽海：



學書法我從行書學起，從來沒有臨過楷書。早就認為楷書算不上是什麼藝術，理由多多，何況電腦可以替你寫得一模一樣。不少人說學書法要從楷書學起。十六年前我問周慧珺：學書法要從楷書學起嗎？她回應：我是從楷書學起的，但今天細想，認為不需要。這是我決定學書法其中一個原因：不需要管自己不喜歡的。



從行書學起，先臨米芾，臨他的大字真跡印製本，只有三百多個字，臨了兩年。跟著臨米芾的小字真跡印本，多的，看小寫大，臨了一年。再跟著臨王鐸，臨了兩年，再跟著就脫臨了。脫臨寫自己的字，一塌糊塗，要兩年才略有可觀，再兩年見到自己的面目了。



書法很困難，這是沒有誰不同意的。記著，可取的書法要沒有俗氣，要有氣勢，感情的表達要天真自然，而又因為感情是自己的，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風格，自己的面目。感情的表達要靠寫出變化，這一點，難於登天。



技術上，用筆最難學。好些年前我出版了一隻《慧珺五常談書法》的影碟，對書法的哲理與用筆有深入的解釋。香港花千樹出版社還有存貨，可與他們聯絡。

山西小馬問：



請問原創性的根源主要在於童真的性格，還是刻苦努力後的驀然回首，還是廣泛的興趣？




答小馬：



你提出的是重要問題，我不肯定答案。但我可能是回答這問題的最佳人選，因為數十年來以原創性知名，不僅經濟學，任何玩意皆以創見驚世俗。



是奇怪的現象。外人給我的原創性打滿分，但衷心地衡量自己，我是個後知後覺的人，原創性比不上艾智仁、高斯等師友。我的所謂原創永遠是從外人的提點發展出來的，嚴格來說沒有創見可言！我從來不偷用他人的思想：受到外人的啟發，一定說明，以至德姆薩茨曾經說我是他知道的最小心地說明思想出處的人。然而，給我的創意打滿分的師友不計其數。因此，以我個人為例，原創其實不是原創，只是舉一反三的本領高強，否認是原創外人也堅持是。



以上述的不是原創但舉一反三也算是原創來說說吧。你說的童真當然重要，廣泛的興趣也重要，但最重要的可能還是想像力。是的，以舉一反三的本領論原創，我認為想像力最有關鍵性。何謂想像力呢？是一種聯想力。人家說花，你想到美人，那是聯想。有人說，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人是天才，跟著這樣說的是笨伯。不是毫無道理吧。



實不相瞞，我的聯想力強，在友儕間跑出好幾個馬位，不是困難的本領，奇怪是做到的人不多。告訴你我的不是秘密的秘密吧。有三點。一、聯想時我喜歡用例子，實例與假設的都用，用很多不同的，轉來轉去。二、我喜歡從過癮的角度入手，也喜歡走過癮的方向。三、推理時我喜歡推到盡，想得很誇張。



有了上述的聯想本領，被外人認為創意高主要是品味好。品味低下，「創」出來的趣味不足，擺明是創見也沒有人注意。

崔兵問：



詢問有關the theory of firm的兩個問題：1、firm 和enterprise有何區別，與這兩個詞對應的中文翻譯為企業和公司，是否合理？2、交易費用經濟學如何解釋一人公司（one-person firm）的存在？一人公司還是nexus of contracts?




答崔兵：



高斯和我分析的firm，是指公司，不是企業或enterprise。我們所說的firm，是兩個人或以上的組織，所以要有個「公」字，公而司之也。但企業可以只有一個人，不是高斯和我有興趣分析的。



關鍵的問題，是一個人聘請另一個人，不管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二者之間的成交往往不用產品的市價，而是由一個人購買另一個人的使用權，很有點購買奴役的形式。為什麼一個人的產出不讓市場價格直接指引，而是用上有形之手指揮呢？這是有趣而重要的問題，嘗試答案的君子無數，可惜他們總是拿不準問題的重心。劃上句號的應該是我於一九八三發表的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戴維德當年是第一個說該文為「公司」劃上句號。

北京婁旭海問：



日本曾在1988年的時候人均GDP超過了美國,但到了九十年代後經濟出現滑坡.我記得您曾說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阻止農產品進口,保護國內農業.可日元的大幅升值應該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為何日本政府不阻止日元升值呢？




答婁旭海：



壓力團體使然吧。有權有勢的人，或富有的，都希望自己的貨幣升值，好叫財富在國際上升級。據說多年以來，日本的議員不少來自傳統的富有家族。這觀點可信，因為禁止農產品進口是提升地價的最有傚法門，而日本不少大地主是坐在國會的。（你讀過嗎？農產品進口是土地進口的代替。）



大約六年前，弗裡德曼和我談到日本增加貨幣量的困難。他認為大量增加幣量，搞起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脹，是日本起死回生之道，但過了十多年，日本有關的委員就是不通過。六年前弗老說有轉機了，開始看好一點日本的經濟，但到今天這轉機還沒有出現。

香港 tim 問：



我國的音樂與藝術(畫)對外皆節節敗退, 請問教授中國的詩詞能把鬼子佬的詩殺下馬來嗎?




答Tim：



我認為中國的詩詞，以及賦、序、記之類，是把西洋鬼子比下去的。兩個原因。其一是中文用的是單音字，因而講平仄，論字數，從四六駢文到宋詞的長短句，其規格與變化容易寫得朗朗上口，感情的表達於是有聲韻的協助，在用字不多的文體中把西語比下去了。



今天我用白話混合古文加一小點廣東話寫文章，重視平仄與長短句的字數。可惜青年們很少這樣重視，恐怕有一天中語得天獨厚的聲韻文化傳統會煙消雲散！



我建議你細讀昆明大觀樓那首清人孫髯翁寫的一百八十個字的長聯，反覆地讀，讀到可以背出來吧。這樣，你會體會到，中語文字可以達到的幽美境界與感情震撼，西語是達不到的。



第二個詩詞勝出西方的原因，是中國的山水與田園景物，近於天下獨有。論華麗壯觀，神州大地比不上人家，但我們的景物有古意，有苦味，以幽美勝出。曾經說過，西方的風景名勝好是好，非常好，但我怎樣也看不到一個李白或一個蘇東坡曾經生長在那裡。

天和軒問：



循著羅伯特·蒙代爾教授的思路，人類能否發行統一的世界貨幣取代各國各自發行貨幣，從而根本消除匯率風險並帶來資源的最佳配置？




答天和軒：



原則上，蒙代爾的思路是可行的。我對他說不同意，因為只要中國解除匯管，把人民幣推出國際，不少亞洲國家會爭持。這會讓中國賺很多錢。我反對蒙兄提出的亞元，是認為可賺的錢應該讓中國來賺。人民幣的強勢是十多年來炎黃子孫的辛酸勤奮帶來的結果。是他們的血汗，錢要讓他們賺才對。



君不見，十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顯示著不少亞洲國家私營舞弊，官員上下其手。當時中國有個朱鎔基，而勞苦大眾凌晨二時還在數十層高的鋼架上操作。人民幣今天的強勢是這樣捱回來的，可歌可泣也。把人民幣推出去，搶佔國際市場可以斷言，而可能的通脹怎樣處理我幾番解釋過了。



不明白為什麼北京捉到鹿不懂得脫角。有國際的政治因素嗎？
網友問：



想問教授,你有個人信仰嗎?你對宗教是什麼看法?




答網友：



我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眼睛還沒有張開就受到洗禮，懂得步行就進入主日學，聽故事。長大後，知道基督教是好宗教，但好些教會不是那麼好，有些甚至走火入魔，而《聖經》是人寫的，不可能完全不錯。



對某些人，像我的母親，宗教信仰是重要的。我欣賞宗教的安息日，更陶醉於聖誕節。我相信有上帝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排除宇宙的奇跡起於某些靈性的主宰，而更重要的是不管「神」是否存在，我知道生命是自己的，要珍惜。我認為一個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了交代，任何宗教的上蒼都會爭著要。我曾經打趣說，如果真的有天堂，我死後會是第一個走進去，不僅不收入場費，還會送我幾個美麗的天使吧。

北京 stone 問：



在大搬遷的壓力下，當前耕地的減少速度是太快了，還是太慢了？當前是否過分強調糧食安全？




答Stone：



關於耕地的減少，北京是過於敏感了。從天上看地球，工業與商住用地是很少的比率，只因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驚人，耕地減少的速度來得快。然而，政府可以大幅地增加建築的容積率，而這幾年也確是這樣增加了。要注意，八、九十年代興建的工業樓宇，通常只有一層。北京不妨考慮鼓勵這種樓宇的業主重建，讓他們多建幾層，不需要他們補地價，或補很少。還有的是，不宜耕種的山地，是住宅樓宇的好去處。



說過了，最安全的糧食供應，是讓他人賺錢的供應。還有，外匯儲備那麼多，到外國購買農地不妨考慮。不少外國耕地之價，以同樣面積算，不及蓋草皮之價的五分之一。還有，前蘇聯的耕地甚多，聽說不少中國農民跑到那裡去承包種植，賺到錢，也對中國的農產品供應增加了保障。

paul 問：



最近中國準備自行研製大型飛機，並建立公司與波音、空中客車競爭，你對這一事件怎麼看？但如果按照經濟學上的分工比較優勢理論，我們還是應該購買相對低成本的外國飛機，而應該把大量的錢投入到我們更有優勢的產業上去．




答Paul：



中國自行研製大飛機有一個困難，那是製造後如果失事兩三次，會血本無歸。昔日美國的DC-10就遇到這樣的不幸，雖然一位專業朋友對我說那是當時美國最高明的客機。我認為如果中國要自制客機，要從中、小型的造起，打出了安全的名堂，才逐步加大。更好的進程，是先與外國的名牌合作。



很不幸，進口飛機，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定律不管用。這是因為外國的飛機工廠有很大的工會壓力，工資不是市場的自由價，很麻煩。以美國的波音為例，員工動不動數十美元一小時，何「優勢」之有哉？如果外地的工會勢力持久，中國自製客機是早晚的事。科技上，中國既然可進太空，造飛機可能是小兒科了。但如果遇上DC-10的不幸經驗，恐怕二三十年也不容易把乘客的信心挽救。

香港無知小兒問：


怎樣知道自己是否適合搞學問?





答無知小兒：


我認為學問任何人都可以搞，而除非天生智障，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搞得有點看頭。不需要是什麼碩士博士，學問的真真假假是不能以銜頭衡量的。不少沒有名頭的人的學問我佩服，而名頭多多的我往往視若無睹。我喜歡推卻名頭，因為恨不得自己是另一個戴維德，只有一個什麼學士但學問深不可測。高斯本來也只有一個學士，但當年要轉到美國工作，沒有博士不行，就拿幾篇文章去申請一個科學博士（D. Sc.），過了關。是無聊的玩意吧。如果高斯什麼銜頭也沒有，連名字也不用，但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那篇文章，學究天人，才引人入勝，才教人不斷幻想。


大學問要講點天賦，但可取的、有點看頭的學問，平庸的天賦足夠。困難是要有適當的環境，要得到高人的啟發，也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日夕一起研討。這些條件是需要的，因為沒有這些不容易培養出對學問的興趣。是的，求學問，興趣與好奇心最重要。興趣是培養出來的，好奇心一半天生，一半培養吧。可以這樣看：好奇心是認真地搞學問的出發點，而興趣則是驅使不斷追求的動力了。


還有三點。其一是天賦的或高或低，自己開頭不容易知道。要嘗試，認真地嘗試一些日子，才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其二是要懂得欣賞，懂得佩服，甚至懂得祟拜有學問的人。不要見神就拜，但要懂得向哪位高人跪下來。其三是要絕對客觀，不能把自己的見解加上絲毫份量。不記得是誰說李嘉圖，說得好：「在辯論中李嘉圖從來不管誰對誰錯，從來不管是誰先說的，只要找到真理，他就滿意了。」你能做得到嗎？


瀋陽 迷一樣的俄羅斯問：


我是學習俄文的，對俄羅斯的發展很感興趣。請問在現行體制下和國際大環境下（油價高漲）俄的發展前景。





答迷一樣的俄羅斯：


本來不打算答此題，但靈機一觸，想出一個怪論，不妨提出來，跟讀者過癮一下。


俄羅斯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單靠天然資產，賣給中國，可以養起所有的人。有這樣的條件，如果所謂「權貴」階層不存在，如下的制度羨煞外人也。有三點。


（一）把所有天然資源分割，成立多家公司，發行股票分給俄國的公民，指明要放棄國籍才可把股權出售，或出售一種要以所獲購買另一種。每個公民收息渡日。


（二）把資源（連耕地林地等）判給中國及亞洲的廉價勞力承包，或以廉價聘請這些勞力。讓這些外來的賺工資，多出來的是資源的租值，派息可也。


（三）俄國的公民當然還可工作，作什麼工職都可以，而工作的薪酬外，還有吃之不盡的股息可收，不亦快哉？


因為中國、印度、越南等廉價勞力之區的興起，不少國家——像加拿大、澳洲等地——也可以倣傚我妙想出來的俄羅斯。很不幸，因為天然資產多，這些地區搞福利經濟，養懶人。

廣東東莞 Kaiven 問：



我總覺得浙江省的發展速度比廣東快不少，發展後勁總體感覺要比廣東強許多，五常老對廣東、浙江兩省有什麼觀點？




浙江金傑問：



韓國的國土面積與中國浙江省的面積差不多，從資源上看也差不多，就是浙江的人口比韓國的多，但是為什麼浙江遠不如韓國？




答Kaiven＆金傑：



長三角後發而先至，只八、九年就把珠三角比下去了。有好幾個原因，說過，不再說。浙江屬於長三角一帶，發展得好，其實只發展了約十三年。非常欣賞杭州一帶的年輕企業家。他們有見識，有創意，肯拚搏，而彼此之間的競爭氣氛實在好。



我看好浙江，看得非常好。把浙江與韓國相比，條件上看來有可比之處。首先是不要忘記，韓國的發展比浙江先起步三十多年。也不要忘記韓國的物價比浙江的高，國民收入的差距怎樣算是頭痛的事。



毫無疑問，十多年來浙江的發展，比五、六十年代韓國的開頭十多年遠為可觀。我也不懷疑，只要北京的政策不出大錯，浙江追上韓國甚至超越是早晚的事。不要忘記韓國人辦事執著，不可輕視。但我認為浙江的地點比較優勝，龐大的內陸可以看為後勤基地，而在杭州遇到過的那群三十多歲的企業家，是我見到過的最優秀的一群了。論經濟制度的各方面，目前浙江的勝於韓國，但中國的優越制度的前景有問號，這問號是愈來愈大了。

一個書法追求者的自白

最近發表的《經濟學的缺環》，是自己比較重要的文章。反覆重讀，認為讀者不容易看得懂，修改了多次，還是不夠清晰。要再解釋，從另一個角度嘗試吧。是退後幾步再看問題的時候，停一下，先寫其它的。學術上要手起刀落之前我喜歡這樣處理。


自己的心態不易解釋。寫《缺環》及下一步的再寫，用心苦思，但稿酬依舊，而退休了那麼多年，學術早就與世無爭了。為什麼到今天還是那麼執著地爭取呢？可能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經濟學上走了那麼多年自己的路，今天發現還可以多走幾步。想著想著，我想到自己執著於書法這個話題。奇怪，書法爭取的心態與學術的是兩回事，二者相加難以自圓其說，在這裡說說吧。


無庸諱言，寫書法，有人出錢購買重要。沒有金錢的應酬之作不容易寫得好。有顧客出錢，用心不遺餘力。這可不是為錢的本身——這些收入自己不要。是的，免費求字的朋友不少，但歷來的經驗，不付錢的要碰巧才寫得好。有人出錢呢？怎樣也要寫得有個交代。錢的多少不是那麼重要，但出錢較多的，在情在理，要先作交代。有人出錢寫得格外用心，顧客於是成為自己書法進境的「監管人」。不是個人獨有的心態。周老師曾經對我說，三十年前有人出錢求字，只幾塊錢，一小幅她也寫得不睡覺。


顧客出錢求字，是絕對可以相信的真實要求！作者對顧客要有個交代，胡亂地交出去說不通，於是下筆用心，書法的進步就來得明顯了。十多年前一位世界級的藝術商人對我說，西方藝術大有進境的時代，永遠是經濟發展得好的時代，富而後工也。


算是幸運嗎？有人求字已經難得，有人出錢而求之難上加難。但書法有這樣的一個尷尬問題：求字的人不一定因為我的書法可觀，而是我這個人有名。這就帶來一個「交代」上的困境，因為將來的人可能說：「張五常的書法嗎？浪得虛名！人家買他的書法只因為他有名。」這樣，書法要寫得好的壓力就增加了。（冤哉枉也，歷來討厭有名，無奈斬不斷，殺不掉。）


不容易遇到一個賣字更好的時代。這幾年書法之價急升，讓我容易開出一個不會很尷尬之價。是書法了得也好，是名氣過人也好，不需要等我謝世，顧客拿出去拍賣不會很失望。這樣看，無疑比不少其它書法家幸運，但不值得羨慕，有苦自知，我的困難是書法交不出去。


好比一位顧客要求我寫清人孫髯翁的千古絕聯，共一百八十字，加上落款約二百字，很多的。他同意我用手卷下筆。寫呀寫，寫了兩天，認為可以交出，決定裝裱後才給他。手卷的裱價不低，送給顧客吧。殊不知裱後再看，不稱意，要再寫。這樣一來，出價的仁兄不知要再等多久了。


奇怪，出錢求字的人一般知道紙大字多難寫，紛紛要求八呎紙，百多個字。兩個月前在這裡註銷廣告，訂購八呎的最多，可惜到今天一幅也交不出去！好幾次差不多，功敗垂成也。紙大字多的困難說過了。這裡要說的，是務求險而不怪、爭取變化下筆，書法要寫到進入狀態才可取。這種狀態來去無蹤，不可強求。進入狀態時自己知道，但八呎紙嘛，嘗試三幾張就累了，不能再寫下去。


人書俱老——是孫過庭說的。這是形容書法達到的最高境界。七十一歲，人是老了，老得容易。書法呢？談何容易哉！困難是我喜歡的務求變化、務追險絕而又天真自然的書法，不容易寫得「老」，人卻老了，體力有所不逮。


不久前上海音樂學院要舉辦一個大提琴音樂會，演出的是中國作家的曲子，要求我寫「洋為中用，承傳出新」八個字。我寫了，認為「出」字太大，但朋友堅持可以。該樂院有人見到，喜之，要求我寫一本書的名字，叫《譚抒真音樂文集》。真頭痛，「譚」字難寫，而第一個字難寫是書法的大忌。今天嘗試了好幾次，終於交出去。


最近「訂購」的書法，要寫毛潤之的《沁園春》，蘇東坡的《赤壁懷古》，辛棄疾的《西江月》、《青玉案》、《賀新郎》等，都是好詞，也有讓我自由選擇的。只交出了《西江月》，刻意地多用枯筆，希望裱後顧客不會失望。


嘗試與追求——不斷的嘗試與不斷的追求——是我的平生故事了。不少朋友希望我寫自己的傳記，但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故事，沒有什麼值得下筆的。在一項玩意上，得到一件比較稱意的作品，是走了一步，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久不久回顧一下，多多少少有點滿足感。生命是應該這樣的吧。


比起科學，走藝術的路比較稱意，比較痛快。攝影如是，文章如是，書法也如是。一步一步地走，久不久回顧，欣然自得，是有意思的人生。畫家陳逸飛說得對：「藝術沒有對或錯之分，只有好或不夠好之別。」這是藝術的路比較好走的主要原因吧。可以不管外人是否同意，感情是自己的，要怎樣表達就怎樣。


科學的路不好走，不容易走得痛快，是因為有對或錯之分，不能不管外人怎樣說。遇到志同道合的，互相研討，可以走下去。困難是搞科學的人的智商很不一樣，誰對誰錯容易吵起來。這方面走經濟學的路格外頭痛，因為不少參與的人分不開價值觀與邏輯推理，自己不喜歡就不同意，胡亂批評。要顧及這些，生命就沒有意思了。所以在經濟學上，除了一小撮師友，我懶得管他人怎樣說。


楊小凱說我特立獨行，因而開罪了不少人。真的嗎？是同一個人，藝術上我走自己的路，平生沒有遇到半個仇家。經濟科學我也走自己的路，沒有要求過任何人同意，有什麼不對了？

經濟學的缺環

說過無數次，要解釋世事，我們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樣的。雖然高斯和我有這信念，但從科學方法的角度衡量，這信念不對。在經濟學行內我們二人無疑是少數。佛利民曾經在他的重要方法論文章中說，理論是要推斷還沒有發生的事，因而與高斯吵了一陣。互有誤解，沒有大問題，雖然詳盡的裁判不容易。


科學理論無疑可以推斷還沒有見到的事，但不是說可以推斷根本不存在的現象。這方面，愛因斯坦誤導了後人。他的相對論推斷的，之前沒有誰想像到，更勿論觀察到了。這誤導有兩方面。其一是他推斷了從來沒有觀察到的現象，使後人認為自己也可以。這是不自量力：愛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嗎？其二是雖然相對論驚世駭俗，愛氏可不是毫無依憑地想出來：他問速度快過光會是怎樣的。


另一項二十世紀的神奇發現是DNA的結構。故事難得一遇：當時沒有誰見過或知道這結構是怎樣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學家都知道有DNA這回事，於是拚命找尋。對科學有興趣的同學，《The Double Helix》這本書是非讀不可的。


上述可見，儘管科學可以推斷從來沒有見過的現象或行為，但成功的科學，可不是毫無依憑，或試行推斷根本不存在的。科學可以推斷沒有見過的，邏輯說原則上可以毫無依憑，但實際上成功的例子總要有點實據。相對論如是，DNA的發現也如是。


可憐經濟學，毫無實據的理論不勝枚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大部分的理論是試圖解釋不存在的現象。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罵者無數，可惜到今天還有些課本不知所謂地保留著。然而，也是今天，現象毫無實據依憑的理論，經濟發展學說之外還有其它，不少的。為什麼經濟學者老是不願意到真實世界走走，調查一下，肯定了現象或行為的存在才作理論解釋呢？科學方法說不一定需要這樣做，但試圖解釋可能不存在的現象不是很愚蠢嗎？我不打算在這裡批評那些無從驗證的理論──這是另一回事──要說的是肯定了現象才作解釋是明智的選擇，不要管科學方法怎樣說了。


這就帶來本文的重心。在今天發展得我很不滿意的「新制度經濟學」之前，從現象那方面看，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缺環（missing link）。那是沒有誰注意到的合約安排。傳統的「微觀」理論，只著重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項，合約安排很少人提及。轉到「宏觀」，國民收入、失業、貨幣等加了進去，但合約安排是沒有提到的。問題是，漠視了合約安排，我們真的能解釋資源使用、收入分配與其它宏觀現象嗎？數十年前我認為有困難，或不夠全面，今天則認為漠視了合約安排這個缺環，其它經濟現象的解釋容易闖禍。


不是我發明的，但差不多吧。先入為主，英雄是戴維德。他那口述傳統的捆綁銷售對我有深遠的影響。我不同意他以價格分歧來解釋捆綁銷售（二十多年前對他說了，他同意），但為這個「怪」現象我曾經多個晚上睡不著。原因是這現象不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牽涉到的，宏觀經濟更沒有提及。絕對有趣，屬經濟之內的行為無疑問，但算是哪門哪類呢？放不進去，是以為難。


一九六六構思佃農理論時，只一個晚上我在理論上證明了在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佃農分成與固定租金沒有什麼不同。過了兩天，驀然驚覺，意識到那是兩種不同的合約，跟著就想到合約有結構性。於是問：既然經濟效果一樣，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合約出現呢？這是後來我發表合約的選擇的原因。很抱歉，我要等到《佃農理論》發表後，才想到沒有戴維德的捆綁銷售，我不會想到合約選擇那邊去。


從合約的選擇到調查件工合約到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理論，我主要是從減低交易費用的角度來解釋合約安排。這思維當時可沒有帶到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去。原因是寫《佃農理論》時，我搜集到的數據一律顯示，用佃農分成或固定租金兩種不同的合約安排，地主的租金收入大致一樣，每畝農地的產出也大致一樣。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價，優質座位票價刻意地偏低，對座位的使用與老闆的收入有明顯的不同效果，但我還是沒有注意到合約的不同安排會影響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是說，我沒有注意到如果漠視了合約安排，我們對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推斷會出錯。


第一次注意到對合約安排的漠視不僅忽略了一組有趣的現象，而且這些安排對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有決定性，是二○○二年。寫《制度的選擇》，分析失業，歸咎於合約「失敗」，我指出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的工資調整彈性高，失業的機會下降。中國九十年代後期有嚴重的通縮，但失業率沒有明顯上升，經濟依然迅速增長，是重要的支持與啟發。再跟著就是中國的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制度。產權大致上是私產，只是地區的合約安排與外國的有大差別，競爭於是自成一家，經濟就急速增長了。


是重要的發現。合約安排作為傳統經濟學的缺環有兩重意思。其一，合約安排是一組有趣的行為或現象，解釋了合約的選擇會讓我們多知世事。其二，合約安排的本身會影響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對人民的生計可以有重要的影響。


後者的重要性沒有誰注意到，這裡不妨重筆記之。高斯定律說，只要資產的權利界定夠清楚（即是說私產存在），資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場的成交會解決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分離。當年我的貢獻，是說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同樣是私產，合約的選擇往往不同。這是四十年前說的了。我跟著說漠視了合約的安排，我們不能明白經濟運作的整體。今天的發現，是不同的合約選擇，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效率。社會成本的問題，不同的合約安排皆可解決，但沒有這問題可不是說經濟效率或增長率會是一樣的。不同的合約安排所帶來的不同競爭效果，顯然重要，但沒有誰指出過。這是缺環中的缺環了。


讓我用三個層面來總結上述的缺環吧。產權制度是一種安排——嚴格來說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合約——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漠視產權曾經是經濟學的一個缺環，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這方面我的貢獻，是指出產權的存在起於有社會（交易）費用。有了私產的安排，不同的合約安排會出現，漠視了合約安排是經濟學的缺環的第二個層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與戴維德，我接手，推到合約的結構與選擇這兩方面去。同樣是私產，不同的合約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經濟效率──不同的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不是史密斯傳統的效率排列，我在《佃農理論》中說是錯了的，而是滿足了傳統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約安排還會有不同的效率層面。這是上述的經濟學的缺環的第三個層面，最高的，效果間接，不容易看出來。我要活到七十歲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經濟學上最後的重要貢獻了。


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不是湛深，而是複雜，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從另一個角度解釋。

宏觀理論潰不成軍（二之二）

在加州大學作研究生時，我的宏觀理論老師是普納（Karl Brunner）。於今回顧，他應該是當時的宏觀天下第一把手。不是從偉大貢獻那方面看，而是處理學術的嚴謹與執著，我認識的或知道的經濟學者中沒有誰比得上他。雖然普納處理學問的苛求，與我喜歡從預感入手然後天馬行空的方法格格不入，我可衷心佩服這位老師。


那時一個學期十五周，普納採用的宏觀教材是一本新出的名家課本，十五周只教了二十多頁，頁頁他解釋說有錯！同學們皆一時之選，你看我，我看你，學期過後，大家懷疑宏觀理論究竟說的是什麼。普納只說到處都錯，可沒有說什麼才是對的。


博士後到了芝大，旁聽佛利民，先聽貨幣，再聽宏觀，分兩個學期教的（十週一學期）。前者佛老把幣量理論教得出神入化，但到了宏觀，他只把貨幣的方程式的次序倒轉過來，使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門學問會存在。我當然讀過佛老一九五七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其見解之精闢，其數據處理的前無古人，令人拜服，但那是從費沙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消費理論，統計分析學究天人，「宏觀」安在哉？


回頭說加大的日子。幾位同學和我一起研讀凱恩斯的《通論》，是課外自選的，讀不懂！輪到我寫《佃農理論》時，在加大作助理教授的Axel Leijonhufvud正在寫他的西北大學的博士論文，題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相當轟動，Axel還沒有拿到博士就擢升為正教授了。那本名著說，凱恩斯的宏觀理論了不起，但凱恩斯學派的則不敢恭維。同學和我當然知道凱恩斯與凱恩斯學派不一樣，但凱氏本人真的那麼厲害嗎？


無可置疑，凱恩斯興趣廣泛，智力遠超世俗，三四十年代時把不少經濟學者嚇破了膽。我看不懂他的《通論》，但Axel說看得懂，難道他是看到了皇帝的新衣？有懷疑，因為從凱氏的字裡行間，我意識到他對需求定律與成本的概念掌握不足。這二者是經濟學的基礎命脈，基礎有缺，宏觀理論是憑什麼支持的？就是在我對這門學問滿是問號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微觀基礎處理宏觀的呼聲不絕於耳。一九六八旁聽佛利民後，我再不涉足傳統的宏觀經濟學。


三十年後，中國的發展與亞洲的觀察使我意識到傳統的宏觀理論潰不成軍。在幾項宏觀現象的推斷上，我比宏觀大師們推得准，准很多，而我用的只是基礎的價格理論，半條方程式也用不上。舉幾個例子說說吧。


（一）一九八一我推斷了中國會走私產與市場經濟的路，是宏觀現象的推斷，經濟學者中只我一個這樣說。不是信口開河，也不是風水先生看水晶球，而是從價格理論入手，把當時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局限轉變的含意於是看得清楚。邏輯說：只要這些局限轉變穩定，中國會走今天的路。當時我白紙黑字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的地方，是有強大壟斷權力的國企。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說的了。


（二）一九九六年末，香港一片形勢大好聲中，我說將會有十年或以上的經濟不景。絕不看差九七回歸，但香港的工資與樓價跟國內的脫了節，而國內學子的知識增長奇速，香港人服務國內的需求將去如黃鶴。這些相對價格的調整歷來困難，要十年或以上是大約的估計。當時我可沒有想到，國內會推出自由行及其它救港之道，否則這十年不景的推斷會拿一百分。


（三）事前我沒有想到九七會出現亞洲金融風暴，但當這風暴出現時，我立刻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眾君子解釋多多，皆胡說八道。我認為金融風暴的起因，是一九九七年朱鎔基把國內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多控制為零。人民幣鉤著美元，是鐵達尼鉤著航空母艦。當時，差不多所有亞洲小國（小艇也）皆或明或暗地鉤著美元那艘母艦。人民幣通脹為零，等於鉤著母艦的鐵達尼突然停下來，鉤著母艦的小艇於是紛紛脫鉤。（比起人民幣，小艇的幣值偏高，官商勾結容易炒下去。）


九七風暴後兩個月，北京一些朋友約我在深圳會面，對我說經濟上中國大難將至矣。我說中國不會有問題，經濟形勢大好。他們不相信，我忙顧左右而言他，因為那時不便對他們說，亞洲的金融風暴起於中國能迅速而又成功地控制通脹。


（四）也是九七金融風暴後，我說香港的失業率會超越百分之八。香港的失業率歷來是百分之二左右——就是六十年代樓價跌到近於零失業率也低——怎會超八呢？難道我的金漆招牌是假貨？後來果然超八，只是等了五年。這推斷也是基於簡單的價格理論。香港的局限條件改變了。到一九九七，香港的福利制度急升了；教育與醫療的政府資助天文數字；公務員（尤其是官級）的薪金奇高，誤導了市場；政府漠視了國內青年的本領；港幣鉤著美元，不能向下調整。


上述是些比較重要的應驗了的推斷，沒有那麼重要的不說算了。自己比較滿意的還有一九九七說人民幣是強幣（那時黑市匯率低於官價不少），二○○二說人民幣天下最強（黑市還低於官價），所以當二○○三年初黑市偶爾跟官價打平，我立刻說外國會施壓要人民幣升值。這些也是價格理論的推斷。年多前我說人民幣會在一年內高於港幣，命中。我當時建議港幣轉鉤人民幣，《蘋果日報》在同一天反對，而曾特首與任老弟也跟著堅定地反對了。我的道理簡單：美國有伊拉克之戰，費用奇高，繼續鉤美元是劣著。但願美國能迅速地解決伊拉克問題，面對地球一體化的新形勢。


還有好些其它關於宏觀理論不成氣候的話要說，牽涉到微觀理論的不足處，說來話長，下期再談吧。


（二之二）

宏觀理論潰不成軍（二之一）

二○○○年的春天，曾獲經濟學諾獎的牛津大師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講，講題是以「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演變出來的失業解釋。效率工資的要點，是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高，高於市價，鼓勵員工，彷彿在驢子前頭掛著紅蘿蔔，也在後面加鞭。工資高於市，失業就容易解釋了。有幾位學者以效率工資分析而獲諾獎，其中一位提到我一九七七年發表的文章給他啟發。該文說優質座位的票價刻意偏低，因為老闆要優質座位先坐滿，使開場後購劣票的不能坐到空置的優質座位去。



Mirrlees在港大演講時，我作主持，講後是聽眾提問時間。我說：「既為主持，行規說我是不能提問的，但這次我不僅要破例，而且是提問的第一個。」跟著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wage contract）的。今天的中國，這種合約差不多不存在。中國工廠要不是以件工（piece-rate contract）算，就是以一個基本工資加獎金或花紅（bonus）。沒有單以時間算工資的安排，你的理論豈不是全盤錯了？」大師風範，Mirrlees立刻同意有獎金或花紅的安排，他的分析不管用，但不明白為什麼在件工合約的安排下，他的理論也不管用。



當時是提問時間，身為主持，我不能多作解釋，何況件工這回事，說來話長。行內分析件工合約的文章是有的，但沒有一篇知道這種合約是怎樣的一回事。一九六九我開始跑工廠，實地調查件工合約，知之頗詳，其後以之為重心，一九八三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二○○二寫《制度的選擇》，再引用調查件工的心得，手起刀落，把自己十分欣賞的魯賓遜夫人的效率單位（efficiency unit）分析殺得片甲不留（見第四章第二節）。這可見漠視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發展的致命傷。



牛津大師顯然不知件工合約是怎樣的一回事。不是工人以產出件數算工資那麼簡單。工廠老闆收到買家的打價要求，說明產品如何，數量多少，交貨日期等等，一般當然也要求看樣板了。老闆算價，原料與其它成本外，件工的每件工資要看工人願意接受多少，往往要洽商。這是說，件工工資的釐定，接單與否，要看市場形勢。經濟不景嗎？競爭依舊，件工工資要向下調整，否則老闆有單不接，工人面對減產的情況，大可商量。



像獎金或分紅制那樣，件工合約所含意著的工資於是有彈性，失業不容易出現。以時間算工資，向下調整有困難。老闆說要減工資，憑什麼可以說服員工接受呢？說沒有錢賺嗎？員工不容易相信。說生意要虧蝕嗎？員工不跑掉才怪。何況好些時，例如香港，政府或公立機構的工資不減，私營的要減，說服力就更少了。獎金或分紅合約的工資有彈性，因為基本工資夠低，生意不對頭獎金或分紅自動向下調整。件工合約的工資有彈性，因為每件買家願意出多少錢，扣除其它成本，可以直接算出工人產出的所值。



寫到這裡，要順便說一下政府推出最低工資政策這個老話題。我反對中國推出最低工資，某君指出美國有正規學術報告，說最低工資對失業影響不大。蠢到死，最低工資對失業的直接影響不會很明顯，但因為約束了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的選擇，僱用合約就失去了調整工資的彈性，對失業的間接影響變得嚴重了。最低工資阻礙了分紅合約的選擇，因為時間工資夠高，分紅沒有空間。最低工資阻礙了件工合約的選擇，因為時間工資夠高，以產品件數算某些工人達不到最低工資的水平。一件完整的產品，其中多個部分每部分可按件工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就因為工會的壓力，件工被政府定為不合法！



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眾君子似乎不知道，如果沒有僱用勞工，失業不會存在。任何人都要生存，僱用勞工不存在，任何人皆自己「雇」自己，何失業之有哉？好比中國昔日的傳統農業經濟，各家自掃門前雪，從爺爺到子孫到老婆妾侍，不管是從農或從工或從商，皆家庭自生自滅，何失業之有哉？產品市場是有的，但僱用市場小得很。遙想神州當年，被聘用或被僱用的是「仕」，學而優則仕也。當時做官的被聘用，聘書是合約。有失業嗎？沒有。被皇帝上頭「炒魷」時有所聞，但被炒後「辭官歸故里」，回到鄉土工作去。被貶的也有，但算不上是失業。蘇子被貶到海南不是失業，而曠達如蘇子還可以寫出好文章。



是的，失業永遠起於僱用或聘請合約出現了問題。這是說，失業是一個合約「失敗」的現象。搞起宏觀經濟的凱恩斯，不明個中道理，只考慮時間工資，說這工資向下調整有頑固性。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凱氏對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開出的藥方，是增加投資，增加消費，市場不增加，或增加不夠，政府要親力親為，促成後來的大政府形勢。



佛利民不同意凱氏之見，著書立說，指出當時聯邦儲備局對貨幣量的供應，處理頻頻失誤，是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我認為那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不是主要的。美國當時已有反托拉斯法，有福利經濟，有最低工資，而工會早就林立了。有了這些，阻礙了僱用合約的自由選擇。局限有別，通縮對經濟的殺傷力激增，在這情況下，增加貨幣量，搞起一點通脹，對失業是有幫助的。但如果美國當年不搞三搞四，因幣量不足而引起的通縮是不會導致大蕭條的。這方面，中國九十年代後期是重要的例證。當時官方的通縮率百分之三，考慮到產品質量同期急升，這通縮率會在百分之十以上，而樓價則下降了七成！失業率怎樣呢？基本上不變，更重要的是經濟繼續急升。這是因為北京當時沒有推出福利經濟，少管最低工資，僱用合約的選擇一律自由。



因為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而搞起來的宏觀經濟學，一無是處，開壞了頭，發展下來豈非廢物哉？



（二之一）

人民幣及其它——覆茅於軾

茅於軾真君子也。年紀比我長，但算是同輩。我們這輩子經歷過二戰及之後的血淚歷程的人，多多少少對國家民族有赤子之心。這方面，茅兄比我強得多了。這些年他拿著短小的本錢協助農民的教育與自力更生，令人感動。我自己只是拿著筆桿爬格子，這裡那裡大聲疾呼，比起他親自落手落腳，渺小得很。


說赤子之心跳得比較快，比較激動，是醫學之外的哲理，何況到了日暮黃昏，來日無多，這樣的人免不了有點不耐煩，有點脾氣了。這方面，我搞不清楚茅兄與我孰高孰低。幾年前聽到他在機場喝咖啡，因收費奇高，大發牢騷。當時我想，價高大可不喝，有什麼牢騷可發呢？殊不知兩星期前，在鄭州機場，等機喝咖啡，每杯最相宜的四十，四個人坐下來，兩位要喝，兩位不喝，女侍應說，不喝的，只坐下，也要每位收費四十，嚇得兩位急急腳離開。可幸侍應提點，否則埋單收足，官司可能打到北京去。


最近讀到茅兄在某訪問中，提到我，其中有兩點與我對國家經濟的看法不同。其一是間接的，沒有提到我，但可能在那訪問中，有人提到我只看經濟效益，反對最低工資，也反對福利經濟。茅兄說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也重要，不可或缺。雖然公平與正義不容易鑒定為何物，我的心與茅兄的心絕對是在正確的位置。人類天生下來就不公平，所以處理這項社會問題很複雜。我的立場有五點。一、天生有缺陷的或後天遇大不幸的，我們要幫助，最好讓私人或私營慈善機構處理。二、政府要放開每個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也要維護這種機會的平等。三、雖說天生下來本領不平等，但從收入那方面看，差別不是那麼大，本領有別或勤奮不同而導致的收入不同我們要接受。四、機會相等但際遇不同，導致的收入不同我們也要接受，因為我們難以分辨本領與際遇所引起的收入不同。五、權勢過人，或關係超凡，可以導致很大的收入差距。這後者我反對，因為違反了自力更生機會平等這個原則。


是的，因為權勢、關係等而導致的收入差距，是今天中國的一個大問題。反對財富不均，或反對貧富懸殊的勞苦大眾，主要是見到或聽到某些人靠權勢及關係而大發其達。他們問：你憑什麼本領比我賺那麼多的錢？於是眼紅，於是投訴，不平則鳴。這方面我不僅理解，而且無從反對。


大家知道，因為權勢及關係而導致的貧富懸殊，是中國經濟改革中無可避免的。今天這改革大致成功了，還要再大走幾步，是清除這類不「公平」的時候。問題是要怎樣處理才對。答案當然是要清除那些因為權勢及關係而說得上是腐敗的機會及行為。是艱巨的工程，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要做，但「關係」這回事，雖然我不懂，也可以想像不易處理。


我懂的——這裡要向茅兄提出——是以修改收入不均的辦法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增加累進稅率嗎？難不倒有權有勢的人——這一點，四十多年前戴維德早就提出了，支持這論點的證據有的是。推出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項目嗎？也適得其反，因為這些不鼓勵收入低下的力爭上游，貧富懸殊驅之不去也。


轉談人民幣，茅於軾的觀點與我的不同，直接地提到我。有兩點，相關的。其一，茅兄認為幣值上升是發展起來的國家必會出現的情況，不讓人民幣升值是守不住的。其二，如果中國開放金融（包括取消匯管），人民幣一定升值。這兩點是傳統的謬誤，讓我澄清吧。


一、歐洲經濟發展得最順利的二百年，用本位制，幣值是穩定而沒有上升的。日圓當年大幅上升，一則起於美國壓力，二則有本土富有人士支持，其效果是發展得非常可觀的經濟，兵敗如山倒，不景長達二十多年，到今天還翻不了身。當年我是第一個推斷了日本的不幸。前年史坦福一位大教授以整本書分析日本的慘痛經驗，他支持中國，極力反對人民幣升值，是基於他對日本的研究了。


二、蒙代爾也極力反對人民幣升值，是基於二千年前羅馬帝國與上述歐洲發展的經驗，認為穩定幣值是經濟運作的一個重點。佛利民與蒙代爾之爭，起於佛老認為，脫離了本位制後，一個大國不容易下一個固定的錨──佛老於是支持fiat money制。我起初站在佛老那邊，但後來多番思考朱鎔基的貨幣制度，知道一個大國的貨幣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英國的貨幣大師C. Goodhart也是下錨的擁護者，一九八三年香港考慮聯繫匯率時，我跟他研討過。今天，大家的意見有出入之處，不是應不應該下錨，而是這個錨要怎樣下才對。我考慮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起自一九八三，佛老當時認為成本太高，但後來朱老政策的經驗，使我意識到以一個指數為錨可以穩守。


一九九七我說人民幣是強幣，二○○二說人民幣是天下最強，二○○三年初說美國一定會施壓──這些走在歷史前頭的話是有記載的。二○○三起我再考慮，在朱老的貨幣制度下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反覆考慮無數次，認為不可能錯，是最好的貨幣制度。以一籃子物品的價值指數為貨幣之錨，政府是不需要提供物品的，成本甚低也。在這制度下，央行不要手癢，學人家搞什麼貨幣政策。回頭說fiat money，用的是以目標（targets）為錨，以幣量或利率調控經濟的政策不能不用。精明如格林斯潘，在任二十年利息率輪上輪落輪了八次，與朱老的制度相比，輸了幾條街。


三、說過了，幣值的下降壓力與上升壓力是不對稱的。一種貨幣的幣值要下降，處理不容易：外匯儲備可能不足，減少幣量不是舉手之勞，不知要減多少才對，就算成功，減少幣量的效果可能要等長時日才見到。但幣值有上升壓力，要之不升易過借火。目前央行壓制人民幣上升的辦法，是約束需求。這是大錯。他們要倒轉過來，增加供應。大量把人民幣放出，是簡單的事，要人民幣「弱」到哪裡都可以。困難是通脹的問題。解決的辦法有兩個要點。其一是開放金融，取消匯管，讓人民幣大量流出國外。數之不盡的亞洲國家、市民要持人民幣，政府也要人民幣作儲備。把人民幣放出去中國可以賺很多錢，這是勞苦大眾的努力促成人民幣強勁的回報了。不明白為什麼央行不這樣做。會有通脹嗎？如果人民幣在外地使用，或被外地的政府用作儲備，中國本土是不會引起通脹的。人民幣在外地代替了其它貨幣的一部分，央行賺大錢，也協助了外地的經濟穩定性。其二，如果放了出去的人民幣大量回流，中國會有通脹。採用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可大顯神通矣。堅守這個錨，不會有通脹，何況這個錨的物價指數可以調整，向上向下調整都可以。萬無一失，因為央行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簡直水浸），有需要時可把人民幣買回來。


天下間不可能有一個國家不希望有今天中國的幣值上升壓力！因為壓力是上升的，處理容易，央行不要讓地下（其實是地上）錢莊做獨市生意了。開放金融，解除匯管，上海會在三年後超越香港！這類宏觀推斷我歷來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