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十）

寫這系列文章，起於三個月前發表了《經濟學的缺環》，讀者投訴不明白，要澄清一下。動筆後，我想到答應了高斯用英語寫一篇題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的長文，為他明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改革研討會議」作為主題文稿，恐怕寶刀老矣，要操練一下，於是借題發揮，把自己二十八年來從中國的經改發展得到的關於制度或合約安排的啟發，來一次「沙場秋點兵」。這系列寫到中途，同學周燕到冰島參加新制度經濟學會的年會，給我長途電話，說了些聽到的論點，不苟同，於是藉此系列發點牢騷，順便表演一下。


經過多年的爭取，對自己的玩意成果來一次沙場秋點兵，是人之常情。這樣做不限於經濟學，而為經濟學的進境「點兵」，我做過幾次了。每次都有點感慨。這一次，感慨尤深：我已經七十一歲了。經濟是科學，科學與藝術或文學不同，前者有創意的日子短暫，就是那麼多！


一九五九年開始攻讀經濟，比同學年長五歲。六五開始經濟創作，是四十二年前。老了的人當然還可寫作，還可嘗試創作。但還有新意嗎？經濟科學沒有見過四十二年那麼持久的。史德拉曾經以創新文章開始到創新文章結尾來計算在他之前的經濟學者，為期最長的只二十多年。昨天晚上我衡量整個二十世紀我熟知的經濟學者，能保持創作新意的最長是二十八年。我怎可以有四十二年或更長的創新日子呢？是否過於高舉自己了？讓讀者衡量一下吧。


如下是自己認為算得上是有可觀的創意之作。一九六五開始經濟創作，論文《佃農理論》一九六七交出。跟著是：《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發表；《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發表；《蜜蜂的神話》是一九七三；《價格管制理論》是一九七四；《產權與發明》是一九七七；《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是一九八二；《公司的合約本質》是一九八三；《交易費用的範疇》是一九九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二○○二；這系列關於《經濟缺環》的是二○○七。其它在行內受到注意的小品，例如中國婚姻（一九七二）、座位票價（一九七七）、貪污的均衡理論（一九九六）等，不用算進去。


自己打分，我不懷疑二○○二年完工的《經濟解釋》是可觀的創作。從一九六五算起，創新期長三十七年。問題是本文收筆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算不算是有可觀創意的作品呢？如果是，則創新期再加五年，達四十二。不知讀者能否放我一馬？


上蒼有知，我在經濟學的創意功能持久，得天獨厚。雖然在行內早就以創意知名，而自己的母親九十一歲謝世前思想還清晰，但創意歷久不衰是另一回事。那是為什麼？無意誇誇其談，但我知道答案，肯定的，這裡提出來，好叫後學的有點依憑，可以倣傚而增加科學創意不衰的時日。


一九八二回港任職時，我帶著的是還沒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的文稿。該文可以傳世自己肯定。那是我從佃農理論到合約選擇到合約結構到蜜蜂神話到價格管制到石油合約到發明產權——一路順推下來的盡頭之作。自己當時想不到「公司」之後還可以寫什麼足以令巴賽爾拍案叫絕的。換言之，當時的感受，是有關合約的思維差不多了，繼續下去只能重複以前說過的，加上一點變化或略為改進而已。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創意層出十七年，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余相當多，但可走的新意路向是差不多了。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的經改發展使我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思想於是再從頭起步，走另一段創新歷程。後者我一直走到今天，創新的日子加了二十五年。不學無術之輩見我用中文動筆，認為不是學術，閒言閒語。不認為中文可以搞學術是悲哀之見，也不自量力，這些無聊的假洋鬼子的英語水平，令人尷尬！也有把我的中語文章左抄右襲、改頭換面用英文發表的。這一切，不會改變將來的學者的看法：對經濟學的貢獻，我的中文作品高於英文的。不奇怪：傳統的經濟現象分析，參與者無數，但進入中國新天地而發揮的，只我一個。


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發現。那時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對我衝擊最大的現象是等級排列權利：什麼行政十級、衛技八級之類，哪級可以分享汽車，哪級家中有空調，過癮精彩。等級排列權利，當時國內國外批評或漫罵的人無數。這些言論是學術之外的事，我聽而不聞。從經濟科學看，問題是為什麼共產制度會有等級排列呢？第一時間的答案沒有錯：人類天生下來就是不平等，共產制度高舉「無產」，於是，產權平等（大家皆無），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均衡點。我也很快地看到，如果中國改革經濟，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


然而，從科學看，核心的問題仍在：中國為什麼要以等級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呢？這問題我想了兩年，得到的答案使我站起來，仰天大笑：沒有私產，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下，等級排列權利可以減少租值消散！這樣，在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思維上，我走進了另一個層面，空闊無邊，雖雲一士諤諤，但可以自由自在地來去縱橫二十五年。


創意期長，還有另一方面類同的解釋。那是我的興趣特別多：散文、書法、攝影、詩詞、文化、音樂、畫作、歷史、文物、石頭……多得發神經。經濟學占主位，是正職，但思想時的集中力易發難收，我要找其它事項或興趣來鬆弛一下。自己的太太與子女見怪不怪：有時我無端端地坐在石頭堆中玩幾個小時。搞思想工作，經濟學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顯然有效：只攻一項，沒有其它，產出會逐步下降。如果有其它的玩意混在一起，亂來一下，腦子清洗一番可有奇效。


我是純為興趣而學問的。一九六九離開芝大後，很少拜讀他家之作。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要享受獨自思考的樂趣。曾經在圖書館苦讀了六年，六九之後沒有再走進去：需要資料讓研究助手找尋。想當年，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我懂得通透——在芝大與西雅圖華大教的，是研究院的傳統理論。我就是不喜歡管行內朋友想的是什麼。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思想更與世無爭。不是說我完全不知他家之見：寄來的文稿無數，偶爾翻閱一下；求教者眾，而同事之間閒談，多多少少聽到一點。通常是過了一兩年，我喜歡問港大的張滔與阮志華，以及身在西雅圖的巴賽爾，問他們新潮經濟學又發了些什麼神經。這三位朋友日讀夜讀，讀個不停，行內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會告訴我。


在上述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的思維與行家的逐漸分離，以致退休後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時，我知道自己是離群之馬。是不容易解釋的事。四年前上海陳克艱細讀我的《經濟解釋》後，說我的經濟學很傳統，但不是主流。同意陳兄這觀點的人不少。我想：主流究竟是搞什麼鬼的？


我懂的經濟學無疑是傳統的，多年來只是這裡那裡修改一下，所謂新意只是一點一滴地加進去，但積少成多，你可能要多讀幾遍才知道還是馬歇爾。怎會變為非主流了？有幾個原因。其一，今天被認為是主流的，一般沒有學好傳統的經濟學，尤其是後起之秀，對成本的概念通常沒有充分的掌握，而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他們看來沒有深入地思考過。其二，我對發表的統計數字一般有恐懼感，也認為統計學的回歸分析不可靠。我喜歡到真實世界跑，重視實地調查，而數據來自何方，如何搜集，要查根問底。我深信，如果二戰期間沒有在廣西農村住了一年，我不可能把中國昔日的農業數據分析得像《佃農理論》那樣到家。其三，我永遠不用看不到、摸不著、自己不知為何物的術語。術語遊戲今天大行其道，我總是覺得有點自欺欺人，出售的是皇帝的新衣。最後一點當然是我對這裡所說的經濟缺環的重視了。三十年前有幾位助手協助，調查過的合約文件數以千計。其後得到中國的啟發，合約的理念變得廣泛，對制度運作的認識自成一家。


上述的四點分離，加起來非常大，而六九年起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法門，針對自己的觀察，到今天與那所謂「主流」的經濟學相比，天南地北，無從會合了。真理在手，我是個釘子戶。從科學方法的角度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以此衡量，我勝出幾條街應無疑問。如果經濟學永遠像今天的所謂主流，對解釋世事沒有興趣，我走過的路會被埋沒。但如果高斯希望的，有朝一日，對世事有關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那麼這系列文章得以傳世是理所必然吧。


（之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