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愉快的後記
上文寫於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注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裡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持的聲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僱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僱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僱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說二○○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後回來見大門鎖上，內裡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併帶去。
不能想像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僱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併，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二○○四年一月，兩位中國作者出版了一本贏得國際讚譽的書。這本書提供資料，說中國農民實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後，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農民的生活轉壞了。這些言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時刻說出，是不負責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會議講話，說中國的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合理。這是他的報告主題（注五十）。毅夫是負責農業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農民的日子從來沒像今天那麼好？他怎可以不知道從百分比的增長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幾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勞動法的意圖是幫助窮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發表文章，推斷中國貧民收入的直升線，會因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這折下是明顯地開始出現了。
第二個推出新勞動法的可能理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要優化結構的觀點（注五十二）。沒有人有理由反對，但不幸地，這觀點被不少人闡釋為要取締低科技、勞工密集的行業。我們不要忘記經濟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貧苦大眾脫離飢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麼多的中國，科技的發展是要讓低下階層在下面競爭而把上層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後一個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經濟學的不良影響。那所謂效率工資理論，其可靠性有疑問（注五十三），但回歸的經濟學博士闡釋為工資愈高，工人的產出愈多。如果說有兩組生產力完全一樣的工人，工資較高的一組會產出較多，我可以接受。這只不過是說如果刊物的老闆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會寫得可讀一點。但一個僱主究竟要員工在哪個水平操作呢？工資較低的那一組怎樣了？為什麼最低的工資要讓置身事外的政府來決定？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們要問：正在競爭的縣的權力怎樣了？雖然通過新勞動法之前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但我說過，他們對中央上頭的不當干預有頑固的彈性抗拒力。他們會怎樣應對呢？目前，大部分的縣對新勞動法忙顧左右。可惜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舊勞動法，軟性的，基本沒有執行。新勞動法引起人們注意違反舊法的舊帳。其二，因為新法中的第十四條（終生僱用條款），僱主與員工要回頭看十年的已往。最後，北京建議如果員工起訴僱主，政府提供律師費。一團糟！
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新勞動法，效果會如何？上文說過的不論，兩項發展是肯定的，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其一是企業會採取逃避性的合約安排，不僅是員工合約，企業本身的合約結構也會改變。這會使交易費用上升，對經濟發展不利。其二，從事生產的老闆會多置機械，解僱那些生產力較弱的員工。目前的情況，是倒閉的大部分是較小的或在「邊際」的工廠。這可能使北京認為他們成功地推進科技，減少了勞力密集的產出，但實際上，科技的進步會因為少了下層的勞動力支持而轉慢了。
今天，北京當局顯然忘記了鄧小平的對改革過程幫助很大的格言：試一試，看一看。他們應該選幾個縣來試行新勞動法，監管與觀察他們的表現，與沒有推行此法的其它縣比較一下，然後才決定去不去馬。
中國的情況轉變得快，我要指出這後記寫於二○○八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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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年五月九日，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規則刊於網上，以五月二十為限期，徵求公眾意見。一些律師認為這些規則是對該法作出修改，希望減少對經濟的衝擊。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經濟問題被擱置了。炎黃子孫的靈氣與大自然的摧毀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著，深表關懷，也對一個民族意志的凱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四十七 張五常，《新勞動法的困擾》，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輸掉了身家後，牛頓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見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一三一與一九九頁。
注四十九 陳桂棣與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稱收入分配不合理越來越明顯》，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報》。
注五十一 張五常，《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五十二 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
注五十三 有些人認為效率工資理論源於我的「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 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該新理論說的。一個批評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可見於張五常，《制度的選擇》，二○○二年花千樹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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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完了。羅拔·蒙代爾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討會上給予如下的評價：「一篇強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來分析中國經濟最具洞察力與魅力的論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 China's economy in the las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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