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前文《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些政策上的要點，但寫到中途，想通了整體，認為是難得遇上的頂級經濟學，立刻緩慢下來，用足心機，轉為向同學們示範一下：這就是我信奉的經濟學的正規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數學表達，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淺的，但變化多，推斷與解釋有深入的層面。雖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麼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隨意發揮，整篇文章只寫了五個小時，但我天天觀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該文用上的概念相當多，包括成本、租值、價值、交易、合約、均衡、競爭等。約束行為的理論只有需求定律，沒有其它。同學們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裡，其實無處不在，到處皆是。這種砌來砌去的經濟分析要講邏輯，也重視真實世界的現象觀察。要熟習，否則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貨色就變得低檔了。數十年來我對經濟的發展推斷得準，解釋世事得心應手。這種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使我著了迷，每有所悟，廢寢忘餐，暮去朝來，垂垂老矣。



概念聽來容易，每個概念可以幾句說完，但要掌握得好動不動要幾年工夫，要不斷地想，也要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觀察印證。一個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幾年，十個八個豈不是要數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個概念一起學，互相對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畢業。問題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導，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經把自己所知的寫進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中，當然比不上我親自教。同學要多讀幾遍，到處作實地觀察，或有可為。



要怎樣示範我說的困難呢？以我歷來佩服的馬歇爾為例，他對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發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錯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頭成本（overhead cost）時，全盤錯了。馬歇爾偉大，因為錯歸錯，他的分析架構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們後學的可以改進而完善之。不對，但重要，有啟發力，我欠馬歇爾實在多。



舉另一個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揚名天下的瓦爾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處理均衡，發明不易，其實沒有什麼。一般學生幾天可知大概，聰明的幾個小時。但可以解釋現象嗎？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說有足夠侷限條件的指定，讓我們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進了內容。真的不容易。從事者要對科學驗證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對世事知得多。



記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長假，某國際知名足球隊來港比賽，我見那麼多年沒有到現場看足球，托一位有關係的朋友購票。兩個小時後他給我回覆，說優座票早就沒有了，劣座還有，而歷來的經驗，是大賽事優座票早就銷售一空。這現象啟發了我：為什麼優座票價是偏低了呢？我跟著花了幾個晚上到電影院去調查，又找了幾位炒黃牛票的仁兄詢問他們的經驗。



當足球朋友告訴我優座票歷來難購，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語稱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釋。這是說，如果優座不滿，購買了劣座的可能在開場後，見優座有空置，就「跳」到那邊享受一下。如果老闆把優座以偏低的票價出售，先滿，讓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跳座的行為可以杜絕，老闆的總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當時的電影院分上下兩層，上層分超等及特等，下層分前座、中座及後座，優劣分明，優座的票價較高。我的調查簡單：看看優座是否先滿，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較多；看看黃牛老兄是否主要在優座票下注；看看優座的黃牛價的上升是否高於劣座的；看看上下兩層之間不能「跳座」的情況與一層之內有什麼不同。優座票價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說很快就肯定了，跟著找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找到幾個有趣的，都沒有被推翻，所以只幾個晚上就知道有足夠的資料寫一篇文章。不認為重要，但有趣過癮，發表不會有困難。



回美後動筆，知道有一個理論邏輯的難題需要解決。這就是要證明電影院的老闆減價讓優座先滿，他的總票房收入會高於不減優座之價。不容易，想了一個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賽爾開一個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幾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這理論要點證出來。雖然作學生時「技術」科目成績好，但後來少用數，認為劏雞用不著牛刀，也知道數學是另一種天賦，與自己擅長的天馬行空的想像方法有點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沒有任何數學的文章，多個假設與不同係數翻來覆去地純用文字表達。巴賽爾讀得開心，叫絕，說擺明要用數學證明的我純用文字全部證了出來，他和另一位數學經濟同事找不到錯處。這篇文章結語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要看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市價的決定是競爭的結果，也是重要的。但這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減價可以幫助約束行為，所有合約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減價促成。」



在同一結語中，我舉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經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陳辭。置地是當時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認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人說，公司是刻意地把寫字樓的租金調低，約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他稱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隊等位，他們可選租客，而租客見有人等位，交租會較為準時，也會較為遵守租約指定的規則。



後來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 theory）來自優座票價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為「購買」，這新理論是說，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升，高於他們可以聘請之價，是趕驢子的故事：前有紅蘿蔔，後有棍子。工資提升，員工較為賣力，是紅蘿蔔，而有人排隊等職位，則是棍子了。這理論的漏洞多得離奇：紅蘿蔔與棍子分不開；市場所有僱主皆用此法，何來棍子了？所有工資皆紅蘿蔔，要怎樣算才對呢？



效率工資的一個主要用場，是解釋失業：工資不易向下調整，所以失業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諾獎得主到港大講話，講效率工資與失業的關係。我在場作主持，他講後我搶先提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一般用件工合約，而獎金制也普及，純時間工資的不多見，你的理論怎樣了？」他無從回應。多知世事就佔了先機！



從來不否認較高的薪酬會有較佳的工作表現。曾經打趣地說過，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個字，我的文章可以寫得像蘇東坡！老人家也真倒霉，雖然沒有誰會貶低老人家的本領，但也沒有誰會那樣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問題是從海外回歸的經濟學後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氣候的效率工資理論來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



是的，這幾年，無論是支持人民幣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資，或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或大談經濟轉型，等等的言論，我都看到效率工資理論的影子，看到座位票價，看到香港置地。回歸新秀加進去的發明，是紅蘿蔔與棍子再不是由私營企業的老闆決定，而是由政府強制。這算是什麼學問了？



座位票價影響了老人家，老人家例舉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響了效率工資，效率工資影響了回歸新秀，回歸新秀影響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趕回鄉去耕田。是幻想嗎？還是神州大亂了？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拙作《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這裡發表時，編輯先生加了一段按語：「中國政府昨天宣佈，為了穩定就業局勢，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變相凍結新勞動法。」此按不對。新勞動法的江山依舊，何來變相哉？暫緩最低工資的上調，或這裡那裡放寬一點，有小助，但正著是撤銷，因為有影響力的最低工資存在，勞苦大眾的生活不會好過。



最低工資在國內不同地區各顧各的存在了好些年，為恐打草驚蛇，我不說。當時的最低工資低，一般沒有影響力，而偶有比市場低薪略高的，沒有誰執行。新勞動法的引進強化了最低工資的執行，而法定的「最低」，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於通脹率。新勞動法帶來的反效果是明顯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還有工作的工作時間是愈來愈少了。為什麼到了今時今日，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新勞動法呢？



我在經濟學作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屈指算來近兩掌之數。其中自己感到最滿意的，行內不重視，可能因為與傳統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邏輯上我不可能錯，而對真實世界的市場觀察了數十年，認識與行內的朋友差別頗大。我是寫了出來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約本質》）為題發表於《法律經濟學報》，是該期的首篇。二十五年過去，該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們到今天還看不到其中要點。



該文說的要點，是經濟學課本及課本之外的有關分析，永遠把生產要素（如勞力、土地等）的市場與產品市場分為兩個市場，課本一律在兩個不同的部分處理，是大錯。以我之見，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擴大起來只一個，其中的合約安排千變萬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約安排的選擇，一般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後來我在其它文章補充：因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費用的安排出現，可以是災難。美國的金融合約安排是一例，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經提到一個尷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評審，決定一個助理教授應否升級。見該教授專於產出函數研究，我問：「當你在街頭讓一個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後給他一元。這一元是購買孩子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給擦亮了？」他答不出來，不能升級。我也說過戰後香港西灣河山頭家家戶戶穿珠仔為生計的例子，拿開了中間人，勞力市場就是產品市場。在工廠見到的件工合約安排，略為複雜，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沒有兩樣。二戰時在廣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農民帶產品集中一處銷售，既是產品市場，也是他們的勞力市場了。就是今天，週末到農村一行，在農地或路旁購買農作物，也是二市難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勞動市場就是管制產品市場，法定最低工資就是法定物價管制。那些高舉自由產品市場而又贊同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是有點胡塗了。



離開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約的形式變化多，例如以時間算工資，或分花紅，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賜獎賞，或佃農分成……而又或者幾項花式合併而為約。然而，無論怎樣變，不管搞得如何複雜，皆可翻為件工合約的替代，穿珠仔之類也。從一方面看是僱用合約，是生產要素市場，從另一方面看是產品市場的替代，合約的形式有別，市場一也。



讓我提出一個淺問題來考考讀者吧。如果今天中國的勞動法規定最低工資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幣，嚴厲執行，失業會增加嗎？答案是不一定。勞動市場可轉用件工、或分紅、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約處理。問題是政府約束一種合約的自由選擇（這裡指約束時工合約），市場選其它合約安排替代，一般會增加交易費用，而政府見工人一天賺不到他們意圖的一千元，多半會左右其它替代合約。這樣一來，僱主要迫著關門大吉，被雇的迫著回鄉歸故里，或到街頭賣花生去。嚴格地說，行乞、犯案也是職業。



那所謂失業，是要有僱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現的。失業主要是工業興起的發明，工人被炒後一時間找不到其它僱主，自己無鄉可歸，一時間想不出賣花生之法，要再找僱主，找不到合意的，稱為失業。炎黃子孫在地球存在了數千年，失業之聲近二十年才聽到。



為什麼僱主與被雇於工業來得那樣普及呢？兩個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產出，每個成員分得的收入會遠高於各自為戰的產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針工廠是好例子，雖然後來的實際經驗證明史前輩遠遠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產程序，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需要監管。這監管促成了勞工有奴隸性質的形象，剝削之聲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觀察，知道說剝削工人的人沒有一個做過廠。在市場的競爭下，剝削工人談何容易哉？



這就帶來上文提到的問題：為什麼新勞動法為禍明確，網上還有讀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顏面問題不論，答案是有些人見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業，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是明顯地提升了就業工人的收入。這裡的重點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資及勞動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著加進了工會，一個有租值的工廠或企業可以被蠶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二及第三章）。簡單地說一句：租值是資源使用不受價格變動影響的那部分的資產價值。一家工廠大手投資購買了機械，轉讓出去不值錢的那種投資，工資被迫增加也要繼續幹下去，其租值是被蠶食了。一間因為苦幹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業，有值錢的註冊商標，一間工廠研究有獲，在發明及設計上拿得專利註冊，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麼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一推出就要關門的。他們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可以逆來順受，但一旦遇到市場大為不景，租值全失，專利名牌就變得麻煩了。這是近今美國汽車行業的困境。龐大的租值被蠶食了數十年，幾殆盡矣，怎還可以經得起金融市場的風風雨雨呢？



一般而言，蠶食企業的租值，是需要工會的協助才能成事，所以工會有工人的支持。工會操作的關鍵（先進之邦的工會，不是目前中國的），是阻礙工人自由參與競爭，因為工人自由競爭不容易蠶食企業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國的最低工資與新勞動法是來得太早了。君不見，目前紛紛關門大吉的工廠，清一色是接單工業，沒有什麼租值可言，用不著什麼工會對立老闆就失蹤了。這是不幸。幸者，是關門關得那麼快，而又是那麼多，其示範大有說服力，好叫有關當局知道容易中先進之邦的勞動法例之計。



可以阻礙工人自由競爭的工會今天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可能因為大有租值的企業目前在中國不多。新勞動法無疑鼓勵蠶食租值的工會出現，但要等到中國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大有租值的企業無數，這類工會才會藉新勞動法的存在而林立起來。真的嗎？可能不會吧。聰明的老闆會意識到只要新勞動法存在，有租值蠶食力的工會早晚會出現，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資下注。



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視的一個關鍵問題。要搞經濟轉型這些日子說得多了，而所謂轉型者，就是要鼓勵增加租值的行業：研發科技、搞國際名牌，等等。有新勞動法的存在，企業租值上升，蠶食此值的工會隨時出現，豈非血本無歸乎？新勞動法來得那麼早，一則是悲，一則似喜也。我這個老人家是怎樣也笑不出來的。

奧巴馬與通用汽車

朋友察覺到嗎？奧巴馬獲選美國總統有一個相對現象。一方面，黑人獲選是創舉，令人欣賞的是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我們看不到有種族歧視的跡象。六個月前，約四十個美國學生跟我會面，問及，他們絕大多數支持奧巴馬。另一方面，美國的種族歧視是嚴重的。幾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國黑人，問他喜不喜歡中國。回應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歡的是中國。他的解釋簡單了當：中國是他到過的唯一毫無種族歧視的地方。炎黃子孫先敬羅衣後敬人，是另一種歧視，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為神州大地的不同「種族」無數，魚目混珠，搞種族歧視的費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來，美國政府知道歧視黑人嚴重，千方百計地要改善這個惡習。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歡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說，凡是進入公立中、小學的學生，要抽籤，抽中了，白人區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區去上課，倒過來黑人區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區去上課。意圖把黑、白二族混合，讓他們從小結交，希望消除種族歧視。



你可以想到「強迫巴士」的困難嗎？我當時在西雅圖，住區平凡，多是北歐人，算是白人區了。有兩個正要進學的小孩，怎麼辦？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冬天，早上九時半才微見曙光，如果兒女進公校，抽中巴士簽，他們要六時起床，步行約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淫雨霏霏，怎可讓幾歲大的去冒這個險呢？何況坐巴士一程個多小時，每天兩個多小時兒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嗎？所以選私校，交高學費，早上八時駕車送兒女到學校後，自己上班去。記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終於取締。在這期間美國的私營中、小學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於今。



提到上述，是要讀者知道種族歧視這回事不易處理，其持續時日可能以世紀算。奧巴馬任總統會是個大轉機嗎？可能是，希望是。這轉機的要點，是黑人連美國總統也當上了，再歧視不是很無聊嗎？



奧巴馬在這個時刻當總統，幸或不幸，其成敗得失會相當極端化。美國的金融風暴屬大災難，處理得好，處理得妙，奧巴馬會是個大英雄，足以萬世流芳矣。看來很不容易處理，搞不好不難明白，而源頭與他無關，民意不易大跌。問題是處理如有失誤，容易搞得一團糟，舉世的人觀看著，不幸的評價會很極端。明顯地損害了人民財富的錯失，歷史上沒有誰客氣過。



想到這些，因為奧巴馬上任後很可能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大難題！那是通用汽車應不應該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奧巴馬上任前有了決策，或到時通用汽車已經宣佈破產了。但也可能還沒有定案，要奧巴馬拍板。動筆寫此文之際，兩個相對觀點清楚地表達了：奧巴馬說要救，代表布殊總統的財政部長保爾森說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難猜：只救金融已經夠頭痛了，而救企業是救之不盡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時何日，再救其它，底線要在哪裡劃下呢？



不救，讓通用關門，其它兩家美國大汽車廠的生存機會增加。問題是通用汽車不單是一家大汽車公司或一家大企業。通用是美國的光輝，是美國經濟歷史炫耀世界的一個主角。在美國求學時我對通用高山仰止。後來在西雅圖華大任職，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顧問，從他那裡聽到不少關於通用的典故。



當時同事說，通用汽車是地球歷史上唯一的任何機械產品都可以製造的工廠︰從汽車到坦克到飛機到航空母艦到潛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會有高水平——凡是機械，通用無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國生活時，General Motors（通用汽車）這個稱呼被引用到其它行業去，代表著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說某企業怎樣了不起，有懷疑的會問︰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們是通用汽車嗎？）通用產出的最高檔次的凱迪拉克汽車（Cadillac），在日常談話中代表著不可以被超越的質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機，你問好不好，他回應：It is Cadillac——是說照相機之王也。沒有誰會用勞斯萊斯作此比喻，也沒有誰會說凌志。以一物代表最優質的稱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歷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剛好一百週年。一九二九到上海開業，戰爭之前那裡的富家子弟沒有誰不以擁有一部通用的別克（Buick）為榮。一九六七年，通用銷售汽車一億輛，與今天一年不到二千萬輛相比，恍若隔世。他們最平民化的汽車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歷史上銷售最多的汽車。



在美國生活時我是通用的捧場客，喜歡他們產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經打趣說，通用的汽車整架壞了也可以行。價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國零售約美元四萬，中等的Chevrolet減半。考慮到美國的最低工資高，汽車工會勢力大，這樣的零售價反映著通用是一家產出效率了不起的機構。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沒有，只是侷限所在，不能辦到。有三步。一、撤銷最低工資，也讓勞資雙方有個別議訂合約的自由，工會及政府不能左右。二、發行股票或債券集資。執筆寫此文之際，通用的股價約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會在十美元以下捧場，君子一言也。各地銀行也會刮目相看，可能樂意借錢了。三、由政府出面，強力要求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取消汽車進口稅。



通用汽車的頂級人材那麼多，產出運作的經驗那麼老到，持有的發明及設計專利無數，百年信譽，招牌點止金漆咁簡單？有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價比價，質量比質量，今天在上海產出的通用汽車鬥得過在美國本土產出的。



在美國投資產出的德、日汽車，到今天還沒有出事，主要是因為他們躲到美國南部工會勢力較弱的地區設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的不幸，是美國的勞動法衍生出來的悲劇。地大物博如斯也闖禍，中了計，北京的朋友見前車而可鑑乎？

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

本月九日新華社報導，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十項經濟項目，針對目前的經濟困境，兩年內的「額外開支」高達四萬億人民幣！天文數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對，也即是贊同了。當然有很多問題，其中有相當複雜的，這裡談談，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處。



首先要說的，是地球金融風暴之禍，單在金融那方面對中國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國有錢，花得起四萬億而還可考慮減稅，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對的主要原因──是這次計劃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麼凱恩斯學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來要做的公共項目──主要是鐵路與公路的興建──早就算過而又有了工程設計的──提早及加速動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勢下提早及加速是正著。



看來又是炎黃子孫的發明，沒有拜老外為師。奇怪，三十年來，凡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經濟政策大都走對了路，凡是從西方進口的皆害人無數！是的，這些日子凡是見到北京的經濟政策沒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點。好了，贊完了，轉談一些複雜的問題吧。分點說較為清楚。



（一）中國二○○七的總國民收入是二十四萬六千多億，四萬億是百分之十六。分兩年，每年的政府額外投資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為什麼電視說會幫助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增加百分之一點五（另一說一點八）。應該高一點吧。這類投資的增加對國民收入的增加的決定，要看花的資金從何而來（中央出錢與發行債券會有不同的效果，這些分擔目前尚未明確），要看失業的實際情況（工人回鄉潮急升，不易估計），要看抽稅是加還是減，要看物價的變動（通脹或通縮的速度），等等。這些之後還有一個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而時間上也有問號。



縱觀現有的資料與目今的經濟情況，我認為這龐大投資只促長國民收入增長率一點八是低估了。這也是說，如果今後兩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保八，那麼沒有四萬億這一著增長率有可能是負值，應驗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見拙作《保零也艱難》）。不管怎樣說，北京要儘可能分清楚額外四萬億的效應與沒有這效應的經濟狀況，因為此「額外」也，是過渡性的，不能無止境的玩下去。繼續下去會走上凱恩斯學派之路，慘過敗家！目前，我不擔心北京會那麼蠢。有三點。一、中國的政府已經夠大了。二、國營企業的不堪回首，北京不會那麼快就忘記。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項目，讓勞苦大眾落手落腳養自己，遠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國三十年代時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項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對的是廉租房。這也是進口貨，不吉不利也。是從香港進口的思維吧。五十多年前香港為了應付難民湧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後財政司彭勵治悔不當初，找我謀求脫身之計。我建議把廉租房以廉價全部賣出，給住客優先購買權。彭老認為是妙著，但利益團體激烈反對，脫身無從也。廉租房問題多：分配誰可入住引起貪污；審查居民的收入轉變吃力不討好；維修保養麻煩兼頭痛；加租必吵起來；治安不善，販毒流行……我自己認為最不妥的，是把窮人集中在一起，對兒童的心理與成長有不良影響──雖然我教過幾位出自廉租房的學生很不錯。



（三）這次推出的四萬億額外加速，廣東省格外誇張，顯示著中央上頭知道廣東是工業重災區。然而，廣東的一些主事者卻全力維護新勞動法，說新開的工廠比倒閉的多不少，又說倒閉的應該倒閉云云。這些話老人家聽得天旋地轉也。



（四）國內通縮之勢已成，不利。這方面，北京出手四萬億，對通縮的治療大吉大利。國際形勢極為不妥，中國寧要通脹，切忌通縮。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項目，防止通縮比央行以貨幣政策處理高明。這是因為目前中國的貨幣制度有不少問題，而就是先進如美國，以貨幣政策調控物價出現問題無數。不是說以政府花錢或抽稅是調控物價的上選方法，而是這次剛好有項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這一次，用之有減除通縮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見通脹回升太急就減慢四萬億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萬億對股市是有幫助的，因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從事。對房地產只有小助，因為出手四萬億只是過渡性，不會引起樓房購買潮。



（六）論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價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廠倒閉那麼多，僱用勞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趕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這是五十多年前老師艾智仁指出的產出成本定律。我無從估計前者的成本下降與後者的成本上升哪邊會勝出，但在這個時刻推出四萬億是難得一遇的合時決策。



（七）國內有一個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貪污（這定律可不是神州獨有）。在管理與設計工程那方面，趕工肯定會增加問題。這些是中央上頭的職責，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說兩句。



（八）最頭痛的問題——我要留到好意頭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項目肯定會扼殺了無數的半生不死的私營（即民營）工廠的生存機會！對工業而言，新勞動法是「一劍霜寒四十州」，四萬億的政府工程是補加一劍︰私營工業的成本增加無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經濟，新勞動法會頑固起來，揮之不去。但四萬億這一著多半會協助此新法的撤銷。這是因為如果不撤銷，在四萬億的推行下，工廠的倒閉潮會一浪接一浪地出現。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業的發展是他們的米飯班主。



（九）中國今天有錢，花四萬億等於兩年內完成十四個北京奧運項目。剛好有足夠應做的項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國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飲水思源。他們今天有錢可花，在國際上吐氣揚眉，主要是勞苦大眾的血汗拚搏回來的結果︰血汗拚搏引進了外資，也把無數產品與高樓大廈製造及建立出來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說之不盡。這些令老人家肅然起敬的勞苦大眾，因為人民幣處理失當與新勞動法的左右，失業的失業，回鄉的回鄉，而整體來說他們的人均收入是明顯地下降了。



少小時下象棋，喜歡走烈手炮。審時度勢，北京選走烈手炮無可厚非。出手四萬億彷彿幾著之後河頭車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進可攻，退可守，其實是搏殺格！可不是嗎？四子歸邊，有需要時中炮既可進四，也可平六，左馬跳單蹄，隨時兵九進一。這樣的棋風大有可觀，但著著皆險，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先要澄清兩件事。其一，有些言論把目前中國工業遇到的大困難，歸咎於地球金融風暴。這風暴無疑帶來殺傷力，但對中國來說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後的麻煩，而中國工業遇難是早上大半年開始明確的了。廠商們的看法很一致。風暴之前讓他們虧蝕的主要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但關門主要因為新勞動合同法。後者使他們從失望轉到絕望去。廠商們的意識，是人民幣升值及帶來的損害很可能是過渡性的，北京上頭知道他們的困境或會改過來。新勞動法則說得實牙實齒。大半年前港商聽到北京派去的說出的一番話，紛紛感到大勢去矣。



要分析及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境，千萬不要有混淆：人民幣與新勞動法加起來是一回事，金融風暴是另一回事。以後者作為前者的藉口是嚴重的錯失，因為二者的性質差別大，解救或處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計過前者給國家帶來的損失，大得不說算了。這種估計要算得精確很困難，但大略的估計不難，也不會離譜，比較聰明而又有觀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讀者讀到我批評新勞動法的文章，說他們所在的地方政府沒有真的執行，有等於無，何害之有哉？我知道執行有地區性的分別。北京與上海執行得相當緊，據說勞資雙方打官司勞方的贏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區忙顧左右，勞方不吵起來不管。還有一些地方，有關幹部對廠商們說最好大家不提新勞動法，或明或暗地教廠商們怎樣避重就輕。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只要新勞動法存在，北京隨時可以堅持此法的嚴厲執行，地方政府怎樣打松章，投資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勢非常嚴峻。三項觀察皆凶兆！一、廠房租金暴跌，空置廠房無數。二、工人的收入明顯下降。三、幾個月前我觀察到而又寫過的工人回鄉潮，目前正在急升。這三項嚴重的不幸皆起於金融風暴之前好幾個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複雜的問題要找簡單的角度看；簡單的問題要尋求複雜的一面。這是我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人民幣升值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讓我分點解釋一下吧。



（一）大約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這絕對不是因為要維護或增加貿易順差，而是當時中國的農轉工發展得好，亞洲及一些落後之邦的發展也有看頭，大家有著一個互相共存、一起發展的均衡點。人民幣升值，中國對廉價勞力之邦的競爭是讓賽，生活改進得頭頭是道的農民會受到打擊。



（二）人民幣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國的貿易逆差——彈性係數的關係我分析過了。沒有那麼明顯的是人民幣升值不會改進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美國少買了中國貨，代之者是其它落後之邦或發展中國家的產品。目前中國出口的產品美國一般不會造，就是輪到美國投資墨西哥產出的，也不會輪到美國本土。美國本土的產品要不是先進就是檔次高，人民幣升值不會鼓勵美國轉到低檔次的去：他們的最低工資是太高了。從另一個角度，這觀點格林斯潘在任時也看到。他認為人民幣要升值，不是為了增加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而是認為人民幣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這點，因為幣值有壓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壓力上升則容易，二者是不對稱的。



（三）中國有龐大的貿易順差不智，何況會惹來國際上的反對或政治攻擊。解決這順差的辦法不是把人民幣升值（彈性係數不協調會適得其反）。要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最上選方法是廢除中國的進口稅。這肯定會增加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的就業人數，皆大歡喜。北京沒有這樣做是不對的：進口稅鼓勵了冒牌貨，鼓勵了賣假藥，既不能讓炎黃子孫多享受一下國際名牌，也不能改善先進之邦對中國的不友善意識。雖然幾個月前我推斷過，一年後中國的貿易順差會變為逆差（此見今天不改），取消進口稅還是正著。這會舒緩外間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協助一下歐美目前面對的金融困境。是的，多購買他們的產品，遠比借錢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與曾獲諾獎的英國經濟學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論天下大勢，他說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災難擴散全球，主要是因為國際貿易大幅收縮。他認為如果當時的國際貿易沒有收縮，大蕭條不會擴散。他給我的解釋很有說服力。



不久前我說過，因為今天國際間再沒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貨幣制，通縮是不會像昔日那樣容易擴散的。問題是今天的情況，國際貿易也有收縮的跡象。這也是災難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見沒有錯——我認為沒有錯——那麼不管貿易收縮不收縮，今天是要設法擴張國際貿易的重要時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國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銷關稅。以擴大國際貿易的方法來協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工業的為禍，不限於升值本身帶來的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有些廠商認為更重要──是中國還有外匯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幣結算。這是說，因為有外匯管制，外商不容易購買人民幣找數。中國的廠商逼著用作外貿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趨勢明顯，但有外匯管制，中國的廠商不容易在外匯市場以對沖合約來保護自己。再另一方面，幾年來某些人士對人民幣的上升速度看得相當準，在匯市炒作圖利，使人民幣兌美元的現貨與期貨的相當大的差額，持續了好幾年。在上述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廠商訂價很困難。讀者想想吧。工廠產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著的純利約百分之十。人民幣升值，一般沒有專利的廠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儘量節省，純利約百分之三至五。這小純利會容易地給幣值的變動或現貨與期貨之間的差額廢了。



（六）有匯管，加上央行用壓制需求的方法來約束人民幣升值，廠商們通過正規銀行兌換與匯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國內銀行的外幣，要提款也有限制）。這些沙石迫使廠商用地下錢莊來處理兌換及匯款事宜。問題是，地下錢莊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封殺。這是做廠的另一項頭痛問題。



讀者須知，香港與國內的地下錢莊存在了數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這些錢莊的存在主要是為賺黑市匯率的一小部分差價。今天的情況不同了。黑市匯率不再存在，地下錢莊賺的主要是靠運作效率比正規的銀行高。要兌換人民幣，銀行有麻煩手續，錢莊半點麻煩也沒有；匯款通過銀行要幾天，通過錢莊只幾小時。我認為央行要好好地檢討一下。今天地下錢莊的存在不是因為有什麼黑市匯價可賺，而是正規銀行在運作的效率上鬥不過錢莊。怎麼可能呢？有同樣的效率，沒有誰會光顧在信譽上要打個折扣的錢莊。今天錢莊的存在顯然是因為央行對銀行的兌換、匯款、提款等管得太多。我明白地下兌換或匯款有時牽涉到客戶的非法行為，撤銷匯管會使之合法化。



（七）撤銷外匯管制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業因為種種原因遇到困難的情況下，這撤銷是更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銷匯管會帶來其它的複雜問題。篇幅所限，是後話。



（八）因為中國的工業遇難，近幾個月人民幣的強勢已去！如果在這個時刻人民幣被迫而再升值，會是災難。

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結束了，參與者說很成功。我極少參加會議，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約一百人，其中不少說，那是他們參與過的最成功的會議，甚至有說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還要好。芝大之會一致好評，但因為參與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國，交流有點沙石。



《佃農理論》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學生時的論文習作，首篇文章的發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剛好四十年。往事如煙，這次研討，參與的年輕人不少熟讀該書（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譯本，有學子說讀英文版），使我有無限感慨。籌辦這次會議的朋友徵文，由他們選出六篇贈予獎金作鼓勵。說明限於以經濟分析來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才考慮。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釋之作，好壞不論，這類作品在地球上近於失蹤有三十年了。



我還是沉醉於六、七十年代解釋有趣現象的經濟學。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釋，但好些過癮可讀，有啟發力，不同意更加緊張刺激了。為什麼同樣的病，加州的醫生收費，收富人比收窮人的多？為什麼廠家或批發商要管制零售價？為什麼職業棒球手的僱用合約，是奴隸性質的？為什麼電影片的批發，叫座的永遠與不叫座的一起捆綁銷售？



問的永遠是為什麼，不問好不好，也不問怎麼辦。這是我當年對經濟學著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遠問為什麼，不管其它。為什麼香港戰前建造的私人樓宇，在戰後出現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誰那樣神通廣大，有本領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了？為什麼台灣管制佃農的分成率，農業的產出量竟然上升？為什麼中國昔日有盲婚制，有童養媳，而婦女要纏足那麼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歲，我還在問：為什麼問題多多，被人批評得一無是處的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國富論》，包羅萬有，既問好不好，也問怎麼辦，但一舉成名的重點，還是問為什麼：為什麼自私自利的人，會給社會整體帶來那麼大的貢獻呢？是的，以史前輩為首的古典經濟學，雖然傾向於政策好不好的建議，但「為什麼」一般是分析的出發點。到了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數學被引進，邊際分析盛行，變量與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論普及，問「為什麼」一時間成了主流。很可惜，因為數學的引進，經濟學者問的多，答得少。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學者們專注於理論或技術上的發展，漠視了真實世界的現象。其二是為了方程式或幾何的整齊好看，經濟學者逼著把侷限條件簡化，其中最大的錯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設交易費用是零。真實世界的侷限與理論假設的侷限不同，理論的解釋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說過，如果在實驗室作化學試驗，你不可以用不清潔的試管而假設是清潔的。換言之，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假設的侷限一定要與真實世界的侷限大致吻合。假設的侷限要看得到、摸得著，要真有其事，而推斷會發生的現象也同樣要看得到、摸得著。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這裡再評論因為世界複雜，理論一定要簡化，或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發展學說的一無是處，或宏觀分析一落筆就打三更，或機會主義之類的博弈分析只是說故事，無從驗證。我要說的是七十年代後期起，經濟學者的興趣一般是與真實世界脫離了。不知世事，問為什麼不是有點糊裡糊塗了？理論多多，但一般與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是今天經濟學發展的悲哀。



我對後者不幸發展的解釋，是越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大學轉向算助理教授發表文章的數量及發表學報的名頭來作為升級或加薪的準則。出道於越戰之前，我用不著擔心薪酬要與文章數量及學報品牌掛鉤。自由自在，想到過癮有趣的，調查、思考到忍不住時才寫出來，瀟灑得很，雖然每件作品都經過一段艱苦歷程。在我之前的經濟學者，是好是壞都可以這樣瀟灑一番。越戰後不久形勢開始轉變。



七十年代中期，老師艾智仁給我信，說「憤青」在學術界出現，很頭痛。其它大學，包括我在西雅圖任職的華大，也有類似的困難。當時助理教授升級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評、話事的。一些助理教授問：「你們這些老頭子算什麼？有多少文章在名學報發表過？懂數學嗎？憑什麼資格決定我的前途？」事實上，除了三幾家名校，大學中也真的有不少沒有跟進學問的老頭子，發表文章的數量遠不及數學與統計皆可應付的後起之秀。數文章與論學報之風於是成為定局。可悲的是再沒有重視趣味與真實世界了。有名牌學報收容，算；書不算，沒有評審過關的也不算。問題是替學報作評審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那些所謂名學報，動不動要「審」幾年才可以過關。撒網政策的行為於是普及。為了飯碗，沒有誰會那樣傻，花一兩年時間去考查一個題材才動筆。要知道世事從來不易，在不多發表必遭淘汰的情況下，再沒有誰像我當年，可以奢侈地調查思考十三年才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樣，跟進中國二十九年才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的，侷限不同，今天沒有誰可以寫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會成本問題》那種需要深入調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學謀生計的不可能寫得出《國富論》那種偉大作品。



年多來高斯兩次來信，提出如下的問題：「有趣的經濟學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國再搞起來嗎？」我見自己也日暮黃昏，很久沒有回應。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若有所悟，給他信，說：「你提到要試把有趣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不是毫無希望的。網上的搜索說，『高斯定律』及兩個其它譯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過十萬次，遠比英文世界為多，而我只幾年前發表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被提及八十八萬次。每次到校園講話，無數學生拿著《經濟解釋》求籤名。有人從網上打印下來大量複製，批發零售，售價整套只兩美元。聽說從西方名校回歸的教師很頭痛，因為他們教的跟我說的是兩回事！」



這次「《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更讓我看到經濟解釋的生機：徵求得有趣而又值得發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像來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靈精怪的有趣現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確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發表的純作解釋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幣五千，在國內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為《經濟解釋》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總稿酬二十萬，售價但求與印製成本打平，找義務編輯、選文的用不著老人家，幾年後有機會把經濟解釋的興趣普及神州！



每年籌經費二十萬容易，五十萬不難，一百萬也可以吧。季刊售價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學問之道，紙張用不著高檔次的，學子訂購應該無數。不容易想出對教育更相宜的貢獻了。困難只一個，簡直無從過關。那是要在國內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點止登天咁簡單？掛人家的牌出版不難，但不可以接受。這是因為追求真理這回事，是不可以左顧右忌的。純為解釋的科學性文字北京應該不會反對，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歡築繭自縛，這句不能說，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飯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學術的發展要有一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個信奉言論絕對「自由」的人，問題是界線要在哪裡劃分。我的投訴，是國內的界線劃分很不清楚，可以闡釋到妨礙學術思想的發展。這與胡錦濤先生的主張是有出入的。

北京不要拜凱恩斯學派為師

先來一個有趣的引言吧。



我不用計算機，通過同學，發表了的文章被轉到好些「博客」去，然後讓文章自生自滅，在互聯網自由擴散。朋友說，老人家的文章在網上非常熱鬧，但又說，有時罵者無數。當然無所謂。朋友又說，有時人身攻擊，看來是有組織的。有組織？是哪個闊佬出錢呢？有誰那樣無聊了？一時間老人家覺得自己重要起來，仰天大笑！



最近朋友說，攻擊有組織是肯定的，因為忽然間群起而攻的新題材，是張五常不懂得寫文章，中語水平連小學生也不如，要找小學老師補習一下，找人修改無數白字吧。說文章不及小學生可能對，但說白字無數則誤中副車，因為我的文章有兩位專家看清楚沒有白字才發表。朋友說從來沒有見過讀者批評老人家的文字，怎會一下子那麼多，而又同時在幾個網站出現呢？



接受了「小學生也不如」的評語，這篇文章就容易寫了。最近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克魯明（國內稱克魯格曼），是在美國《紐約時報》寫經濟專欄的大名家，紅極一時。好幾年前熊秉元在《信報》把我的專欄與克大師的相提並論，卻沒有說誰高誰下。幾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對克魯明的專欄文字怎樣看。只讀過幾篇，本著「小學生不如」的資格這裡東拉西扯地說說吧。



克魯明獲諾獎後，有評論說他是凱恩斯之後英語文筆最好的經濟學者。我認為他的文筆可以，生動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夠瀟灑。比貝加等大師有文采，可讀性也較高，稱專欄大師沒有浪得虛名。然而，論到英語文字水平，凱恩斯之後克魯明寫不過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認為高斯雖然文筆了不起，但寫專欄不會怎樣——他的個性看來不宜於寫專欄。昔日佛利民與森穆遜一起在《新聞週刊》寫專欄，擺明是比賽一下，過癮兼精彩。擇其佳者，佛、森二師勝過今天的克魯明，但平均水平可能鬥不過。我是說專欄文章，不是說經濟內容。很可惜史德拉沒有寫過專欄。要是當年此公動筆，可能無敵天下。史老兄文采頂級，幽默瀟灑，而個性是極宜寫專欄的。



我自己只寫過四篇英語專欄，發表於《南華早報》，可幸保存了下來，讀者不妨讀讀，與美國的大師們比較一下（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與三十三可以視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專欄與克魯明的英文專欄怎樣比呢？很難比，因為大家的風格與文體差別甚大。不是因為中、英二語不同，而是在文章的處理上有很大的差別。說我的「專欄」不是專欄我不會跟你打官司。有三點。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請我寫專欄之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逼著自己發明百鳥歸巢的寫法：四六文體，宋詞句法，論平仄，砌字數，古文、白話文、廣東話、俗語等都一起用上。讀者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但經過約一千五百篇的嘗試，我這種文體是寫到盡頭了。囊括了炎黃子孫數千年的文化，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奇異而又過癮的表達英文是辦不到的。其二是我什麼題材都寫。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羅萬有，題材斗多容易勝出幾條街。其三是為了過癮，一文之內我喜歡寫出變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筆時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順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讀者喜歡這種不成規矩的寫法，就繼續下去了。是的，跟我的書法、攝影、經濟分析那樣，我的專欄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不少朋友問及克魯明的經濟學，我無從回應。數十年來我沒有讀他家之作，而在求學上克大師算是比我晚了兩輩——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時，他的老師是那裡的學生。最近讀到一篇克魯明寫金融風暴的專欄，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點，是認為美國面對的難關不容易過。格林斯潘、貝加、劉遵義等人是比較樂觀的。整個不幸非常複雜，觀點不同在所難免。在一個關鍵的困境上克魯明與我的看法相近。他認為美國人的消費意欲會持久不振；我認為借貸的無可避免的收縮，很可能需要長時日。



克魯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對這次災難的分析，是相當純淨的凱恩斯學派。他相信儲蓄悖論（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遜從凱恩斯的理論變化出來的。他也相信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凱恩斯的發明。我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大，二者皆對凱恩斯學派沒有好感。其實在我個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沒有關係的。主要是當年讀宏觀，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儲蓄等於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均衡點。這是凱恩斯的發明，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師普納（Karl Brunner）詳盡地向我解釋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認為凱恩斯的宏觀分析在基礎上是錯了。當時我正在深研與凱氏同期的費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在基礎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認為費沙對，凱恩斯錯。話雖如此，從凱氏演變出來的方程式我背得出來，博士試考個第一容易，可見讀書考試可以是很無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這裡解釋我認為是不對的或起碼大有問題的儲蓄悖論及流動性陷阱，但克魯明建議的處理目前金融風暴的主要方案，我認為行不通。他認為美國政府要大手花錢，由政府推出消費，因為消費者有錢也不一定會花。這是純度一百的凱恩斯學派了。



我認為這政策行不通，因為美國政府今天的財赤龐大得驚人，再大花一筆後患無窮也。事實上，目前的金融災難，雖然不是起於美國政府花錢太多，但龐大的財赤肯定是加重了他們目前面對的困境。佛利民生時認為伊拉克之戰是大錯，但又認為財政上美國負擔得起。真的嗎？



我的觀點簡單得多。不管宏觀或微觀，我信奉的原則是花錢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錢，早晚會闖禍，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財赤推向後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錢的原則簡單，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錢可以挽救目前的災難嗎？如果有錢大花特花，當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個遠為重要的問題。國債這回事，不是推到後代那麼簡單。這次災難過後，國債太高可能惹來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脹急起，美元大跌──會是另一場災難。這些不容易加起來的現象組合，地球出現過。



最近的觀察，是北京當局知道問題嚴重：不一定是恐懼金融風暴，而是知道經濟數字很不對頭，工業兵敗如山倒。跡象顯示北京開始花錢了。值得嗎？



我不擔心像美國三十年代那樣，中國會因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為中國的政府已經夠大了。問題是中國比美國幸運得多，可以修改現有的為禍不淺的政策而過關。我擔心的是如果北京輕視這個選擇，學美國的別無選擇的花錢途徑，為禍不淺的政策會永遠地驅之不去！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在國內的飛機上見乘客手持報章的大字標題：「政府救市兇猛，樓市堅冰難融。」沒有借來一讀，但心想，那不是發了神經嗎？



曾幾何時，是年多前吧，讀報，某官員說一定要把國內的樓市打死。當時正在打，亂打一通。樓市也真頑固：這裡那裡交易要加稅，誰可買誰不可買有規限，利率加了多次，借錢諸多留難，百分之七十的住宅單位要建在九十平方以下，廉租房要拜香港的難民時期為師……打了大半年，終於把樓市打死了。應該大事慶祝一番才對，怎會叫起救命來了？



也是幾天前，國內某報的標題說北京要鼓勵勞力密集的工業，增加就業機會云云。我想：曾幾何時，不是說要搞經濟轉型嗎？不是說要淘汰勞力密集的夕陽工業而走向高科技的發展嗎？怎麼一下子又變了卦？



老人家快要氣死了，說說笑，發一下牢騷，或可延年益壽。轉談真理吧。一個像中國那麼人多，人均農地極少而天然資源又乏善足陳的國家，大事發展工業是唯一的可靠出路。在這必需的龐大農轉工的過程中，工人住得差、吃不飽、苦不堪言。這些現象無可避免。但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要發展起來，有多個窮國參與競爭，別無善策。整國的高樓大廈、公路、大橋等都是令人哭得出來的勞工血汗建造起來的。有幸有不幸，機會存在，好些勞工成功地打上去，生活改進了。新勞動合同法意圖協助勞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圖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窮人自力更生的機會。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更關心勞苦大眾的——抗戰期間我比他們還要苦，苦很多。然而，研究法例的效果是我的專業，學術的尊嚴不容許我說假話。每次依理直說都給網上客罵個半死，但歷史的經驗說，熱情是換不到飯吃的。



我和太太不是什麼慈善家，但認為吃少一點無所謂，見到需要幫助的人，沒有手軟過。可惜畢竟是小人物，愛莫能助之感天天有。我的主要本錢是經濟分析得準，地球史實知得多，動筆寫點文章，解釋與推斷因果，是我可以幫助勞苦大眾的最佳方法吧。我認為演變到今天，新勞動法的主要困難再不是初時的第十四條，而是勞資雙方的關係正在急劇惡化。合約的條件不能讓雙方自由議訂，不鬥個你死我活才奇怪。令人睡不著覺的故事，罄竹難書，篇幅所限，這裡從略了。



先說一個大麻煩。因為人民幣的處理不當與新勞動法的引進，國內無數工廠關門主要是在地球金融風暴之前出現的。停產、減產、沒有註冊而失蹤的無數，公佈的八萬多工廠倒閉是低估了。更遠為低估的是百分之四的失業率。某些地方，某些情況，失業率是難以估計的。



我要趕著說的大麻煩，是為寫這篇文章再找做廠的查詢而獲得的。很不幸，非常不幸，地球的金融風暴對中國工業帶來的不良效果，比我此前估計的嚴重！是趕工的季節，但自十月初起形勢惡化，門前冷落車馬稀，我因此推斷：如果北京不迅速大手處理，在未來的農曆新年之前——近農曆除夕之際——神州大地會再出現工廠倒閉潮，使工業區的已經出現問題的治安急轉直下。不能排除騷亂會發生。



屋漏更兼連夜雨，地球風暴真麻煩。立刻取消新勞動法，取消最低工資，肯定會幫助，雖然可以幫多少很難說。另一方面，在這個時候撤銷這些法例，不明事理但還有工作的工人可能吵起來。如果北京不當機立斷，起碼用一些婉轉的手法軟化這些法例為零，使做廠的見到一線生機，三個月後的新春很頭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乾脆地取消新勞動法會減少麻煩。這裡要說明，我急著查詢的只是工業的重災區，其它沒有時間顧及。



轉說樓市，像中國那樣的國家，經濟發展主要靠工業支持。目前，樓價跌得最少的是上海，而上海的優質樓價下跌甚微。這些現象是因為上海主要是一個商業城市，還有國際的商業人士支持著。一般而言，工業遇難，中國的樓價不會出現奇蹟。想想吧：無論工人回鄉耕種（據說不少）或失業，他們空出的床位，是樓市少了支持，而老闆失蹤是更大的支持損失了。工廠倒閉，廠房空了，廠租急跌，對住宅樓市也有負面影響。這是因為住宅用地的供應早晚增加的預期，會受廠房空置的影響。更明顯是工業的收入減少對樓價有負面作用。不明顯的，但不可能錯，是樓市兩年前的急升，炒作之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工業發展的形勢好，鼓勵了市場對樓房需求不斷上升的預期，而這預期今天是改變了。



不久前建議北京取消樓房買賣的所有稅項。目前只減了一小點，怕什麼呢？不久前也建議北京大手減息，一手減兩至三釐吧。目前減了三四次，每次減幅小，怕什麼呢？十次減息，加起來減兩釐半，比不上一次過減兩釐半那麼有效。這些可以舒緩樓市的劣勢，要有奇蹟，工業一定要轉頭回升。



不久前說六個月後中國可能出現通縮，這推斷今天不變。最近的觀察，認為北京剛公佈的百分之四點六通脹率是比實際偏高了。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災難形勢下，通脹率回頭上升一點不是壞事。賭他一手吧：央行要設法把通脹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間。試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勢下，央行會發現不是那麼容易。



我說過，經過數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不同意佛利民支持的無錨貨幣制，不同意以貨幣政策或調整利率來調控經濟。然而，目前中國的央行還沒有建立好一個不需要管這些政策的貨幣制度。形勢不利，通縮出現肯定是煩上加煩，所以逼著要再用佛老之見。他認為通脹率達百分之五是可以接受的上限，但形勢不對頭，很不對頭，多加一兩個百分點是比較上算的。不容易，因為通縮之勢已成。濫發鈔票可使通脹大升，這不對，但要增加通脹率兩個百分點──過了關容易調整的──在目前的形勢下很不容易。經濟不景有不同的性質，不是所有不景通脹都可以協助，我認為這次是可以幫一點的。



美國最近公佈的第三季消費下降數字很不妥，因為雷曼兄弟事發後只佔這第三季十多天。期望地球風暴會很快地平息是不切實際的看法。北京不要學香港的官員那樣，大叫大嚷地嚇死人，但反應要快，要果斷，看準了治方要下重藥。中國的困難比美國及歐洲的小很多，法例的修改遠為容易，走位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是說，如果北京知道怎樣處理，做得快，做到足，還是出現我擔心的負增長的話，地球的大蕭條會比上世紀三十年代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