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結束的，今天剛好三十年了。以結束日子算才對，因為當天公佈了兩項決定：一、中國開放改革；二、鄧小平復出，並獲授予最高權力。當時相信的人不到一小撮，而今天不相信的還有一小撮。信也好，不信也好，還認為這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奇蹟的是白痴。



從求學時候的科目選修到師友的交流到研究的探討到為興趣而翻閱，我算是個史學家了。然而，坐下來執筆寫此文，回顧自己平生所遇，我對歷史的記載失卻了信心。歷史是由人寫出來的，信得過嗎？回顧自己生存的七十三年，對國家的感受，跟我讀到的他家之見很不一樣。學院派的學者寫中國經改，用文件資料，我沒有讀過一篇自己認同的。另一方面，朋友或網上客對中國的評論，我同意的不多，而朋友之間的看法也往往有別。



一個人對自己身在其中的世界怎樣看，其依憑是他讀到或聽到的訊息，加上自己的觀察與經歷。我不例外。各各不同，將來的歷史學者要相信誰的故事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看法是否有過人之處，但自己的經歷不同，所學不同，治學的方法也不同，看法無可避免地「自成一家」。跟進了中國那麼久，寫下文章無數，將來寫中國經濟史的有較大機會考慮我說的。真理重要，中國經改的真理重要，衷心希望自己寫下的是真理，不誤導。



是奇異的遭遇，機緣確是巧合了。出生約六年，日本仔膽大包天，在同一天轟炸香港及珍珠港。不久後母親帶著孩子在國內逃難了。經歷過中日之戰，也經歷過國共之爭。一九四五進入佛山華英中學附小，四八年初，還沒有解放，華英取消了學生每早起來背誦孫總理遺囑這項目，而每早必唱的「三民主義」國歌，奇怪地改為《義勇軍進行曲》。四八年暑期回到香港，之後的暑期多訪廣州，什麼公私合營、三反五反等天天聽到長輩說。五七年中赴北美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文化大革命，等等，皆跟進。當時兩位姊姊在中國，而在美國的大學裡，對中國有興趣的學者不少是朋友。圖書館收藏的大字報以六塊美元一張購入，後來才知道不少是香港商人的假冒印製品。



所學也巧合。專於價格理論，論文重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因為佃農分成合約的結構性明顯，啟發了合約經濟理論的產生，讓自己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這就是不久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理論基礎了。不容易找到另一個人生於中日之戰，中國經改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活著，還有魄力每星期寫兩篇難度相當高的經濟文章。我說過的人類歷史此前沒有出現過的大時代轉變，整個過程有我份，時來風送滕王閣，盡己所學多寫文章總要比王勃有較好的理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之後，十月在《信報月刊》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這應該是第一篇論及產權及交易費用的中語文章。好些年後才知道不少北京朋友讀過該文。我是第一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對中國經改看好的人。那是一九八一年，寫好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文稿，理論嚴謹，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可惜不同意的同事朋友無數，要到一九八二才力排眾議地發表。該小書不僅把中國的大方向說對，細節也對，要不是那麼多同事反對，我會更大膽地寫細節，把中國跟著的二十多年的歷史先寫了出來。



從來不隱瞞自己以理論邏輯作推斷的本領（一笑），但這些年我隱瞞著的，是當年對中國的樂觀推斷有一個秘密。那就是批評中國人諸多不是我不反對，但撇開這些，炎黃子孫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站起來去做任何事，其它民族不容易斗得過。中國的經改有成，不可能是因為貪污、行騙、權力鬥爭、法治問題，等等，而是因為有數之不盡的幹部，經歷過我經歷過的，看到了機遇，站起來大干一手。做生意的本領中國人早就名滿天下，見有利可圖都跑出來了。勞苦大眾呢？不容易找到那麼多的吃得苦的人。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是我當年深信不疑的侷限秘密。



我喜歡把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在戰後不久的三十年黃金歲月相比，因為有不少可比之處。日本的文化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比較厚，也比較純，略佔優。日本的人口密度高於中國，後者的總人口約高十倍。中國的土地很多沒有什麼用途，但從可用的人均土地與天然資源算，中國看來也略勝，算來算去二者差不多。日本比中國優勝的，是五十年代經濟起飛時，他們的科技與知識水平在國際相對上遠勝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日本的不幸，是在經濟政策上他們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在被迫下日圓大幅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美元。其二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八十年代初期的地價升得太高了。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這就帶來一個逃避不了的問題。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將來的經濟實力可以等於十個日本嗎？如果可以，水晶球說是什麼時候呢？



讀者可能不知道，或不記得，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確把西方的先進之邦嚇得叫救命。日本貨從說笑話提到的「日本鬧鐘」（大聲夾冇准也）到精確無比的石英錶到攝影機到玩具到紡織品到汽車到大洋船，沒有一樣不把西洋鬼子嚇破了膽。當時我在美國，行內的朋友有一句笑話：The Japanese have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everything！一個小小的日本能把整個世界的經濟搞得天翻地覆，惹來眾人皆欲殺，中國如果成為十個日本，不是很過癮嗎？左推斷右推斷，我認為只要中國不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先進之邦大方地放一馬，想不出理由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會強如十個日本。應該過之，如果中國不像日本當年，政策上走錯了兩大步。



要多長時日中國的經濟實力才會達到十個日本的水平呢？三年前我算過，只要不大步行差踏錯，大約需要二十年。



是開放改革三十週年的大日子，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容許我說負面的話。太太知道我寫此文，說不要再批評了，要說好的。我因而談談自己的經歷，好叫北京的朋友知道年多來我屢發牢騷的背景。要是二十年後我還活著，見到中國只是三幾個日本，不知要找誰出氣才對？



從學術生涯那方面看，我對中國的經改是感激的。這經驗不僅啟發了我寫下無數文章，而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自覺重要得可以封刀。三年前七十生日那天，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平生知道最好的，神州嘩然，跟著罵者不計其數。這裡補充，我的意思是考慮到人口與資源的侷限，中國的縣競爭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經濟制度。北京執到寶，希望他們重視這制度，修改一下，界定界定，放寬放寬，然後維護，從而再增加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活力。若如是，十個日本何足道哉？



是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