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專欄要怎樣寫才對？——新春閒話·之二

這些日子不少朋友問及我寫經濟專欄的法門，談談無傷大雅吧。始於《賣橘者言》，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開始操練的了。文字看來今天好，揮灑也較自如。但當年寫《賣橘》，牽涉到沒有人用中文寫過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等話題，讀者容易有新鮮感。跟著論《中國》，巧逢開放改革，值得動筆的題材實在多。文字今天勝，文風今天變化多，境界今天飄渺，但題材當年勝。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時的緊張剌激，歷史難得一遇，我躬逢其盛，學問剛好用上，不枉此生也。

在大眾刊物寫專欄，說不希望讀者多是騙你的。譁眾取寵不可能有多讀者，而跟自己的個性也不合。文章要寫得出自己才算到家！給讀者罵不壞，因為證明他們愛讀。分析經濟的文字不易讀，有時覺得讀者罵得太快，有時覺得讀者不肯多想。無論怎樣說，互聯網的發明是個奇跡。文章在網上擴散得快，而通過電郵，某些機構只按一下所有員工都收到。今天，各行各業的人都讀我的專欄，而我卻要向蘇東坡跪下來。蘇子當年什麼媒體也沒有，但記載說，他在生時已經名滿天下。怎麼可能呢？天賦蓋世無疑問，是一回事，而曠達與過癮的個性可能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有份量的經濟專欄不容易寫得清楚明白，如果大部分讀者不懂就成為廢物了。當年為山木動筆，開頭幾篇不對頭，於是決定放開來寫，那是從《鄧家天下》開始的。該文讀者反應好，就繼續用同樣的風格寫下去。幾年後北京楊培新讀《賣橘者言》，說從來沒有見過經濟文章可以寫得那樣放，大讚一番，說是散文體云云。這些年中語的經濟散文成為風氣了。

經濟是一門科學，而在大眾讀物寫專欄，科學中似乎只有經濟學出現過。沒有悠久的歷史：第一個寫經濟專欄的可能是六十年代的佛利民。後來森穆遜跟進，在美國的《新聞週刊》與佛老梅花間竹，吵得熱鬧。今天回顧，儘管其後西方名家輩出，我認為以英語經濟專欄而論，寫得最好的還是當年的佛利民與森穆遜。可惜當時他倆有嚴厲的字數約束，不容易發揮，放不開來。

如下是我認為寫經濟專欄的要點，一些此前說過，一些沒有，混合起來粗略地說說吧。

第一點，說過的，是我察覺到一般讀者喜歡學，但不喜歡被教。要教的意圖是我認為經濟專欄寫手最普遍的敗筆。有膽拿起筆寫經濟專欄，通常是什麼教授或博士之類，以為自己懂得比讀者多，動筆時老是擺脫不了從上對下說話的意識。不一定明顯，但通常我只讀幾句就感受到。這大忌相當普及。高傲無所謂，讀者奇怪地容易接受；下教是另一回事，寫專欄不可取也。作者要把讀者拉近身邊，像對朋友那樣說話。聽來容易，但十之八九的經濟專欄寫手辦不到。好些寫手說不上有什麼學問，以教導的姿態下筆就更令人反胃了。放開來寫的一個重點是學問要廣博，閒話可以隨意地與正文混合發揮。

第二點，切忌磨斧。磨斧的文字讀得不舒服。不是沒有讀者，而是只能有一小撮相當固定的讀者。有些人就是喜歡讀磨斧文字。我不懂心理學，無從分析。我認為磨斧文字不夠大氣，廣泛一點看，讀者不愛讀，而這樣一來，傳世的機會就下降為零了。

第三點，是四十年前史德拉（GeorgeJ.Stigler）教我的。寫文章不要回應批評，不要反駁，也不要批評他家之見。史老兄當時是二十世紀中對經濟思想史研究得最深入的人。當時我剛發表了的《佃農理論》惹來不少爭議，好幾間學報的主編要求我作回應。跑去找史德拉問計，他的看法，是經濟思想史上從來沒有一篇批評或回應的文章可以留存下來，因為讀者要知道的是作者自己的想法，批評或回應是把自己的腦子降級了。後來讀到一位英國的數學大師的「自白」，看法一樣。

第四點，重視解釋現象。這是最困難的了，因為作者不僅要懂，而且要熟，也要懂得深入淺出地處理。一方面，寫經濟專欄不可能不涉及作者自己的價值觀，什麼好什麼不好的含意，或明或暗對讀者總要有點提示。但如果作者的價值觀沒有客觀推理的支持，文章就容易成為廢物了。另一方面，讀者是無情的，邏輯錯了，或沒有事實支持，或被事實推翻，他們不會忘記。不可能永遠不錯，問題是錯多還是錯少。再另一方面，讀者要知道作者對自己推斷的肯定性。模稜兩可或拖泥帶水的分析或推斷，不容易持久地欺騙所有的讀者。所以為了自保，我喜歡說明哪一點肯定，哪一點不是那麼肯定，又或者哪一點要看局限的變化如何。這是說，不要誇大自己佔有的推斷或解釋範圍，但如果不言佔有，推斷就顯得作者無能了。有時我喜歡鋌而走險，上蒼保佑，大致上過了關，但我懂得利用disclaimer，說明某範圍之外我是放棄了的。

寫經濟專欄不能不寫經濟解釋，而原則上，解釋得出就是推斷得到。沒有解釋力的經濟分析只是得把口，而如果解釋沒有推斷的功能，怎樣算也不到家。這裡的問題是讀者容易受騙，雖然作者不容易持久地騙所有的人。一般的騙術，多半不是刻意的，是作者只是說故事，沒有真的解釋什麼。這類專欄作品我一望而知，雖然一般讀者不容易察覺。

是的，寫有解釋或推斷力的經濟專欄，作者要不斷地從科學方法著手，每一步都要考慮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含意，頻頻考慮反證的實例。寫這樣的專欄文字，因為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著，概念要拿得準，理論要用得淺，但要很熟，也要想得很快。所謂到家，是要在一口氣寫數百字的過程中，作者能想也不用多想地一路堅守著基礎的理論與概念，沿途每一句都考慮到反證的實例，知道這些反證實例大致上不存在。這也是說，掌握基礎的理論與概念重要，推理熟得想也不用多想重要，對世界的多類現象知得多也重要。

想到一個認為值得動筆的經濟專欄題材，有半天的時間給你想，下筆要在三個多小時內寫二千五百字——這是我一氣呵成的寫法。於是逼著要博他一手，而又因為題材永遠牽涉到真實世界，內容一般超越在名學報發表的學術文章。沒有後者那麼嚴謹，也不用遵守什麼學術規格，但內容不能馬虎，因為有太多讀者監管著。至於是否在說故事騙人，還是每一步都通過科學驗證，長久一點看讀者會聰明起來，因為他們可從作者的推斷的準確性上作判斷。說故事，不推斷，因而不能被事實驗證的經濟專欄，皆低能之作也。

山登絕頂我為峰——新春閒話·之一

在《信報》寫專欄，當然盡可能寫經濟——就是最近寫劉詩昆也是寫經濟。經濟分析的文字很難寫，尤其是關於金融風暴或大蕭條之類的題材，古往今來不多見，經濟學者要不是不染指，就是胡亂猜測，手忙腳亂不難明白。問題是目今天下混亂，經濟專欄不寫金融之災沒有什麼意思。寫了多篇，不肯定說得對，但事發後四個月我還是對自己的看法滿意，而他家之見很不一樣。

每星期寫兩篇二千五百字的專欄不容易，兩篇那麼長而又關於經濟的可能是世界紀錄了。不敢粗製濫造。水平如何？我自己當然賣花贊花香，但讀者不妨把我的專欄跟西方大師們的比較一下。

我還是喜歡寫風花雪月、近於隨筆之類的。一則遠為容易，二則題材俯拾必有，三則下筆舒暢，可以海闊天空一番。在任何地盤動筆我喜歡混進風花雪月之作，但放進《信報》的什麼評論版，有點隆重其事的，不好意思頻頻亂來。時逢農曆新年，讀者理應不要讀意頭不吉的經濟困境之說，來幾篇「新春閒話」是識時務了。

拿起筆，想到國畫大師劉海粟的一副對聯——據說是劉老作的，不少其它人寫過。聯云：「水到無涯天是岸；山登絕頂我為峰。」對得工整，也夠想像力。劉老謝世多年了，奇怪自己沒有機會認識他——不少朋友是他的朋友。朋友說，劉老的高傲不在張某之下（一笑）。他有高傲的本錢：十六歲就成為上海美專的校長，教出多位名家。

聽過如下的一個故事，多半可靠。劉老當年與徐悲鴻不和，後者否認是前者的學生，前者說後者不配。這爭議傳來傳去，後來在某聚會中，一位好事之君問一九九六以一百零五高齡謝世的另一位國畫大師朱屺瞻：「徐悲鴻究竟是不是劉海粟的學生呢？」朱老回答：「應該是，我也是。」

山登絕頂，當然是以「我」為峰了。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登上小丘之頂也算「我」為峰，而一山還有一山高也。人類老是喜歡登峰，是獸性直覺乎？去年與幾位朋友上華山，吊車上到盡頭我和太太在茶寮閒坐，其它朋友卻爬到絕頂，只見巨石上刻著金庸寫的「華山論劍」四個字，暮靄沉沉楚天闊，不見其它。

山峰我歷來是懶得攀登的，但在學問或自己有興趣的玩意上，我是個務求「山登絕頂」的人。不容易，但也不是那麼困難。重點是要知所適從，要衡量自己可以爬得多高，也要能判斷究竟是否達到了「絕頂」。這是指自己可達的山峰，達到了，遊目四顧，看看其它山峰是否比自己的高。見他峰比自己的高，已盡所能，高山仰止吧。見不到比自己的高，則可仰天大笑矣。麻煩是認為自己可登之峰還有好一段路程，估計自己有本領但總是達不到，苦不堪言也。

任何玩意向上攀登是人之常情，但要衡量自己的本領，要找一個自己認為可達之峰才嘗試。達峰後才遊目四顧，與他峰比較一下，或驚喜，或失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達到自己之峰對自己有交代。頭痛是自己認為可達但達不到，那就要久不久停下來衡量一下。高估了，強而為之，不達，是悲劇。

可幸山峰是可以由自己界定的。只要自己界定的範圍夠小，達峰後遊目四顧，你不會見到其它山峰比你的高。好比寫中語文章，這幾年自覺不能再進，寫到自己文風的盡頭，心安理得，不再求進。有自己的文體，也有自己的風格，以峰比峰，因為有了獨特的界定，不會見到其它較高的。外人不同意無所謂，文章比賽勝不出也無所謂。可能沒有誰欣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覺不能再進，而遊目四顧不需要向他峰跪下來。

攝影也類同，只是遠為容易。一九六五年想出自己的處理光的法門，六七在長堤博物館個展後，封機數十年。後來再細想一番，二○○三年以彩色膠卷拚搏十八個月，出版攝影集七本，作品自成一家，一時間覺得再攝下去風格還會是那個老樣子，多些作品沒有意思，封機後不再想了。老了，不能再深入思考，嘗試新的攝法。有時間可能精選三百幀作品出一本厚厚的攝影集，題為《影詩三百首》，虧蝕無疑問，既然「山登絕頂」，總要勒碑誌之！

書法是大麻煩。這些日子操練甚勤，自覺有進。問題是外人的評價不一。說得上是懂書法的不少欣賞，但周老師指出的不對之處不容易解決。其中一個主要困難是我揮筆太快。我是按著自己的感情起伏的節奏下筆，想著莫扎特某曲的旋律，不能慢下來。十多年前發表《莫扎特的音樂與中國的書法》，指出音樂與書法的藝術哲理相同，只是音樂的節奏比書法的節奏快很多。今天嘗試以西方的古典音樂譜入中國的書法，下筆不夠快就感到格格不入，但夠快又出現不少問題。到今天還想不通這一關要怎樣過才對！

最奇怪還是經濟學。算是科學吧。科學看來是沒有頂峰這回事的。《佃農理論》是四十多年前發表的了，之後那麼多年我有其它作品超越《佃農》的水平嗎？很難說。巴賽爾及幾位朋友認為《價格管制理論》勝出，但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作品了。我認為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及去年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勝出，同意的人可能不多。科學的頂峰真的摸不著，無從界定。我覺得自己的經濟文章愈來愈隨意，愈來愈變化多，愈來愈像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今天以中文下筆，只憑一點靈感，直覺認為是對，邏輯覆核一下，向有趣的地方推呀推的，但規格再不嚴謹了。世事多知了不少，揮灑遠為容易。多活了數十年，經驗累積是無可避免的吧。

悼華特斯

阿倫·華特斯（SirAlanWalters）謝世了。患上柏金遜之疾幾年，病況步趨嚴重。去年九月遇到一位共同朋友，說幾個星期前戴卓爾夫人親自到華兄之家探望。夫人也真情長了。華兄呢？幾次對我提到戴夫人是他最仰慕的政治家。相得益彰，英國當年半生不死的經濟是她和他聯手搞活的。

我這一生認識經濟大師不少，但論到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顧問，沒有誰比得上華特斯。幾位相當好，但華特斯的本領自成一家。作經濟研究與作經濟顧問是兩回事，二者皆精的不多見。我自己的經驗，是作私營企業的經濟顧問也不易，牽涉到政府的遠為困難。作過反托拉斯的顧問六年，主守，還可以，僱主同意我的工作只是針對問題分析。然而，作政府顧問，有太多利益團體的麻煩，舉步維艱，跟我的脾性格格不入。作政府顧問的機會是有的，一般推卻，只是八十年代香港的財政司彭勵治與我合得來，兩三個星期跟他進一次午餐，輪流付帳，談天說地。沒有酬金，但愉快。後來還是彭老應付不了利益團體而辭職。我認為他做得好，勸他不要辭，但他說自己有足夠的錢退休，沒有任何理由要受氣。

我認為是首屈一指的政府顧問華特斯當年也不好過。他跟英國主管經濟的大吵一番，二者皆辭職，但戴夫人慧眼識英雄，聘請華兄作私人經濟顧問。我不清楚後來戴夫人被迫辭職與這些惡性氣氛的關連。

如果我告訴你我知道的華特斯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會明白為什麼政府顧問要做得好不簡單，而高明如華特斯，沒有戴夫人他不會那麼偉大。首先是他的政治觸覺好。經濟大師如佛利民，是不管政治上的可行性的。不管政治不宜作政府顧問，雖然佛老曾經周遊列國，元首們紛紛求教他。求教是一回事，聽不聽是另一回事，完全不管政治上的可行性難於持久地吃政府顧問的飯。華特斯不搞政治，但他的觸覺好，懂得避重就輕，也知道在哪些重點上要堅持。當年的英國屬社會主義，國企龐大，稅率奇高，工會林立，通脹嚴峻，幣值兵敗如山倒。戴夫人與華老兄能把這敗局扭轉過來，是個奇跡了。

其次，華特斯的學問用得著。作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座教授，他專於統計與貨幣理論，價格理論也寫過一本書。二十多年前，英國要出版一巨套經濟學的百科全書，邀請我寫四項，其中包括《高斯》與《艾智仁》。我當然樂意，回信給邀請的編輯時，我問：「要不要我寫《佛利民》？」編輯的回應，是《佛利民》是華特斯寫的。後來讀到華兄寫的《佛利民》，才知道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認為自己不可能寫得那麼好！高人不露相，認識華兄多年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對佛老的學問知得那麼多。

再其次，華特斯不僅專業學問了得，他對文化的一般認識在我之上。這方面，在經濟學者中我還有機會考第二。無論歌劇、文藝、古典音樂之類，他皆熟如流水行雲。兩件小事今天後學的要注意一下。其一是一九七二年，華兄到我當時任職的西雅圖華大造訪一個學期，到我家作客。我家的壁爐上放著兩隻中國的青花瓷碟，是母親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一間教堂的拍賣會買回來的。華兄進我家門，問好後，第一句話說：「你壁爐上那兩隻碟不要放在那裡，是康熙時代的青花，不是精品，但是真的，值錢，不要亂放。」後來一位專家果然說是真的康熙青花。再後來我才知道，華兄是泰國的古陶瓷專家。

第二件小事是華兄九十年代初訪港時，我和太太帶他到跑馬地的雅谷進晚餐。太太戴著我從佳士得拍回來的一串項鏈。先在雅谷地下的酒吧喝酒，燈光暗淡。談了一會，他對我太太說：「可以讓我到門外的街燈下看看你的項鏈嗎？」大家步出門外，華兄細看該鏈後，問：「是從佳士得還是從蘇富比拍回來的？」買二中一後，他提出兩個製造商的名字，把項鏈脫下細看牌子，又是買二中一。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說怪不怪，卻使你驚奇。不知是天生使然還是英國的紳士傳統，華特斯很懂得利用自己的廣泛文化知識讓你開心。他不會說：「你的項鏈很漂亮呀！」或是：「你戴起來真好看！」那種俗不可耐的討好之詞，而是利用自己的所知品嚐、分析。他欣賞的是那串鏈，不是我的太太，但太太和我都感到非常開心，認為該鏈是沒有買錯了。這類瑣碎知識多知不易，在交際上懂得利用而使朋友開心更困難。難怪友儕間談到華特斯大家都有些溫馨的回憶。

一九八○高斯促我回港教授，八一知道港大的經濟講座教授之位將空出，要找誰寫推薦信呢？當時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港大有根深蒂固的英屬傳統，老土兼保守，不會重視美國教授的推薦信，尤其是講座教授一職，是要經過英國的專家品評的。何況我在美國求學，雖然是正教授，被英國佬貶低的機會頗高——不少朋友這樣看。我想，要找英國的名家出手寫信吧。
第一個想到的當然是華特斯。還多要一個，真麻煩。一個重量夠的朋友謝世了，要找誰呢？我想到當時不認識的PeterBauer，也是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座教授。給他信，說：「我不認識你，但希望你能替我寫一封推薦信給香港大學。」這位後來我才認識的老人家很快就回信，說：「推薦信寄出了，我只說讀過你的不少文章，認為水平足以在倫敦經濟學院作講座教授。」

華特斯沒有告訴我他的推薦信說什麼，但到了港大後一年，聽到華兄用的信紙奇特，有人問我要不要看看。我說要。是小信紙，設計高雅，上頭印上英國的國徽，是兩隻獅子，奇特之處是下面印著的地址簡單：10DowningStreet（唐寧街十號）。沒有城市，也沒有國家。看信紙，不便讀內文，紙小字多，記得有提到《蜜蜂的神話》。

回頭說去年九月遇到常見華特斯的朋友，我說下次再見他時會托他帶一串珠鏈送給我也認識的華特斯夫人。珠鏈買下來了，華兄不在，當然還要送給夫人。想到不可能聽到華兄對該珠鏈的品評，若有所失，感慨良久。

我認識的劉詩昆

如果地球上所有人的言行都像劉詩昆，政治或經濟制度的選擇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可能有點誇張，但有時我真的那麼想。

這想法牽涉到我在經濟學研究多年的一個體會，行內只我一個這麼想，高斯與巴賽爾皆認為重要。一九八二年首次發表，跟著在自己比較重要的文章中重提好幾次。不淺的，推理有幾步，讀者要小心跟進。

涉及交易費用。第一步，交易費用有多類，因為關係相連我們無從逐類分開。邏輯於是逼著把交易費用的定義改為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多過一個人的世界是社會，有制度，交易費用只能在社會出現，於是可稱制度費用。第二步是制度或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相當高，只要能把這比率略減，國民收入會激增。第三步，制度或交易費用的或高或低，制度的選擇及採用有決定性。第四步，如果制度或交易費用是零，任何制度都會有相同的效果，制度的選擇於是變得無足輕重，也即是說制度的存在或不存在根本不重要，可以不論。第五步，經濟學假設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可以簡稱為自私的假設，原則上人類會選擇費用較低的制度。然而，人的自私——例如欺騙、盜竊等行為——是會增加這些費用的。因此，雖然史密斯說人類的自私會給社會整體帶來利益，從另一個極端看，這自私可以把制度或交易費用提升到把人類滅絕之境。我曾經指出，單是二十世紀那一百年，足以滅絕人類的制度或安排就出現過好幾次。博弈理論可能因為與史密斯之見大有分離而走紅，但我認為這門學問的局限指定無從驗證，沒有解釋力，不可取也。

這就帶來一個關鍵問題。人類的自私一則可給社會帶來利益，二則可給社會帶來禍害，制度的選擇當然要從利大於害的安排著眼。這樣衡量，私有產權無疑有其優勝之處，而中國發明的縣競爭制度，是把使用權利界定加上層層承包，上下串連而左右不連，妙絕天下，出現了中國奇跡。然而，歷史的經驗說，優越的制度不容易穩守。人類自私的劣根性不容易處理。什麼貪污等胡作非為可以不論，但對制度有影響力的人，可以為了自己的一小點甜頭而把一個上佳的制度廢了。香港當年為什麼會有租務管制？中國今天為什麼會有新勞動合同法例？這樣的例子，地球歷史數之不盡。

人類的自私對社會有利也有害，我們能否把人類培養成為有利的自私存在，有害的自私除去呢？這個問題想過的人可能不多，但嘗試則頻頻也！為什麼《聖經》會有十誡？為什麼中國傳統有儒家學說，要講什麼仁義道德？為什麼父母要教子女誠實可靠？為什麼胡錦濤先生要推行和諧社會？為什麼求我書法題字的朋友要寫的幾個字，永遠都有減低制度或交易費用的意思？
歷史上滿是節省制度費用的風俗倫理，目的是為了減少自私可以帶來的禍。不能說沒有作用，但人的自私是一般性的，見自己的行為帶來的利益高於成本，他們會做。我們不能期望信上帝的人一律遵守「十誡」內的不自私，其它皆獲准自私去也。

我不是說人類的道德教育白費心思，或宗教、風俗、倫理皆無補於事。我認為這些是有幫助的，但不管怎樣看，人類的自私帶來的制度或交易費用的上升，足以毀滅人類的安排不罕有。這就帶來一個逃避不了的問題：是人的本身促成為禍不淺的制度或政策呢，還是制度或政策激活了人類的劣根性？我認為二者皆存在。這樣看，文化對人類的影響有很大的決定性。同樣的制度，某些文化培養出來的人的行為，對制度或交易費用的或高或低有決定性的影響。好比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的英國紳士傳統，我欣賞，也認為如果所有的人都有高斯那樣的紳士風度，世界不需要有那麼多的警察或律師，而制度會因為成本的下降而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是在這樣的思考過程中我久不久會想到劉詩昆這個人。在炎黃子孫中這樣的人不多見。先從一件瑣事說起吧。

十多年前，太太要購買一部施坦威的三角鋼琴。我們知道近幾十年，這個牌子德國產出的比美國產出的為優。長途電話通到德國某琴店洽商，連運費及專人飛到香港來開琴調音，德國之價比香港的低相當多，於是決定從德國訂購了。劉詩昆知道這個意圖，堅持要親自飛到德國去替我們選琴。他認為同樣牌子，同樣型號，不同的琴的聲調質量可以有很大的差別。我們見他那樣堅持，當然聽他說的。過了兩個星期的一個晚上，凌晨二時，接到詩昆的電話，說他在香港某琴行找到一部非常好的雅馬哈牌子的鋼琴，難得一遇，不會比上佳的施坦威差，相宜很多，用不著到德國去了。他怎樣建議我們就依他的。約好了中午在琴行會面，二話不說我們就把詩昆選好的買了下來。這部雅馬哈今天完好無缺，所有試彈該琴的人都說是難得一遇的雅馬哈精品。

劉詩昆幫助朋友言出必行，而且幫得很盡。這些年其它瑣事要求他幫忙的，沒有一次不是幫到盡頭，細節不會忘記。今天我們不大願意要求詩昆再幫什麼，因為不收錢而幫得那麼徹底，我們過意不去。好比當年詩昆免費給我太太上琴課，往往是由他催促去上課的！不是因為詩昆幫助過我們就動筆讚賞他，而是從今天的社會看，這樣的人的確有點怪。怪者，少見也，但如果社會滿是這樣的人，數之不盡的頭痛問題不會存在。

曾經寫過，劉詩昆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不容易看得出，但智能程度奇高沒有疑問。由我說出應該作得準：我是搞思想的，這種判斷有半個世紀的經驗了。我也曾提及，詩昆對大大小小的現象的觀察與思考，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一個。我不否認自己的觀察力要感謝上帝，但曾經對太太說，如果劉詩昆當年能有我的機會學經濟，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會數到我。

劉詩昆是個謙謙君子，但愚蠢的謙謙君子可以闖大禍。樂於助人，言而有信，愚蠢更麻煩。觀察力強，推理明確，這樣的人不會蠢到哪裡去。在與詩昆閒談中，知道他清楚什麼需要做，什麼不應該做，對自己的原則是肯定的。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像劉詩昆，制度是什麼真的不是那麼重要了。

最近劉詩昆見報頻頻，形象不是那麼好。我對太太說：「發神經，這個人不是劉詩昆，報導說的多半搞錯了。」電話打不通，太太說詩昆的電話的留言信箱爆滿。我說：「那就讓我寫一篇文章吧。」太太問：「你要寫什麼？」我說：「早就打算寫的經濟學文章。」

金融困境再剖析

七十年代初期，出道了一段日子，遇到母校教過我的老師HaroldSomers，把酒言歡，他說昔日讀我的試卷，不知所云，懶得找我談判，給個「A」算了。此師我曾經在文章中提及。一九六六年五月我的《佃農》論文的十一頁大綱在母校研討時，在座的師友反對得厲害，吵了個多小時，Somers突然說︰「我教過史提芬，知道他不容易錯。沒有教過史提芬的要細讀他寫下的才可發言。」拔刀相助，學生感激，可惜此師早逝矣。

記得在那次敘舊中，老師說︰「當年你喜歡在腰間發射，今天的命中率可能高一點吧！」相顧大笑。他跟著輕聲地說︰「告訴你一個秘密，當年胡亂地給你打分的老師不止我一個！」又大笑起來。作為學生考試我怎敢亂來呢？只是對問題的看法往往與眾不同，而想到認為是過癮的，禁不住要發揮一下。後來在長堤及華大任教職，同事們一般說我對問題的看法容易有別，有欣賞的，也有不以為然，而我自己想不出理由不繼續在自己的天地做夢。

老生常談，達到我這個年紀的人其思維會失卻靈活性。可能是，應該是，但到今天我還像當年，無端端地想到他人沒有注意到的地方。不怪，只是不同。好比去年九月十五雷曼兄弟出事及跟著的金融災難，同學們能猜得中我是在想什麼嗎？只一個問題困擾著，我賭同學猜不中。我當時想：金融機製出了大事，人民之間的財富會有轉移，而不少財富可能蒸發了，但美國鼎盛的人材依舊，資源依舊，廠房樓宇依舊，江山也依舊——生產力當然不變。生產力既然不變，國民收入理應不變，怎會有經濟大蕭條的可能呢？單看當時，我不會想到大蕭條那方面去。問題是大蕭條在三十年代出現過，有這回事，而讀到的報導，與我昔日讀過的大蕭條跡像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因為上述的「生產力不變觀」淺得過癮，我逼著要暫時拿開自己熟如兄長的佛利民對三十年代大蕭條的解釋，在第一篇分析金融災難的文章中就拿出費沙的簡單方程式來思考。那是九月二十三日在《信報》發表的《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費沙的理論說，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W=Y/r）。原則上不會錯，問題是怎樣闡釋這些變量。費沙之見，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是沒有財富的。他說的財富是一個導出（derived）的概念。一人世界有收入，但沒有市場，所以沒有利率，而沒有利率財富就「導」不出來。

我當時的看法——今天不變的——是費沙的方程式倒轉過來也可以對：財富的暴跌可以導致收入的下降。這是因為費沙的利率理論假設的是最簡單的市場，既沒有風險，也沒有交易費用——連貨幣也沒有。（天才無疑問，費沙曾經賺很多錢，但後來還是中了大蕭條之計，破了產。）可惜市場不是那麼簡單。從昔日荷蘭的鬱金香危機到牛頓在股市輸身家到香港六七年中環地價下降至近於零到七五年港股從恆指一千七百下跌至一百五十到九十年代中國的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地球的經驗滿是市場發神經的例子。歷來不信邪的佛利民，曾經對我坦言人類真的有牛群直覺（herdinstinct）這回事，盲目地東闖東，西闖西，導致資產市場的暴升暴跌。人民的收入可以不多變，利率可以不多變，但財富卻可以發神經地大上大落。

這裡的重點，是雖然樓市與股市的大上大落司空慣見，往往與收入或利率的波動脫了節，經濟學行內不認為費沙的方程式是錯了。市場的波動早晚會調整，使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這個關係過不多時回覆正常，而投機者不容易趁機賺錢，因為無從肯定將會調整的是財富、收入、利率，還是物價水平。

我認為大蕭條的起因，是財富一下子暴跌，既不起自戰禍也不起自天災，可以持久地不回升，或有持久不回升的預期。有這樣的麻煩，費沙的方程式則要倒轉過來，使收入或利率或二者變動的合併成為被「導出」的變量。利率變動或可接受，收入大幅下降則災難矣。

要怎樣才會出現財富暴跌後失去了回升的預期呢？歷史的經驗不多，我的猜測，起因要有兩方面的合併。其一是財富的暴跌不是起於天災戰禍，其二是這暴跌要有廣闊的全面性。後者使我憂心，因為自己推出來但不肯定的對這次金融風暴的看法，確有很大的「全面性」含意。有兩方面，說過幾次了。其一是浮沙指數——借貸與抵押的比率——太高，其二是金融市場的合約縱橫織合，使金融整層出了問題。如果金融市場的合約只是上下串連，左右不連，上下一串倒塌，左右不倒，正如股市下跌樓價大致不變，或金融機構安然，為禍不大，但全面性的遇難促成的對財富的不良預期，可以容易地把費沙的方程式倒轉過來。費沙當年可能沒有想到，金融市場可以發展得那麼複雜，可以把財富推得很高，而借貸是抵押遠為不足的。

複雜複雜，費沙的方程式倒轉過來運作就變得容易了。財富暴跌，市場見有全面性，預期不會在可見的將來回升，收入本來可觀的人會為自己的退休及下一代的教育設想，盡可能地節省，消費與投資皆下降，方程式的「導出」點就倒轉過來。目前先進之邦差不多所有資產市場皆跌，最頭痛可能是退休金跌得嚴重。後者顯然是因為一般退休基金在大程度上是與金融機構掛鉤的。

在《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一文中，我解釋過利率調整有困難，解釋過貨幣政策可能有困難，解釋過宏觀花錢是暫時性的收入，不容易調改市場對收入前景的不良預期，而我認為有效的「微觀派」之法，政治不容。

兩天前聽到快上任的奧巴馬準備建議花八千億美元宏觀救災。中國的四萬億是每人約人民幣三千，美國是每人約美元三千。意頭皆「生」也。克魯格曼說遠為不足。目前看，是如果六個月內美國的經濟復甦而跟著沒有急速通脹，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個多月前出招，九個月時間足夠。六個月之後才有復甦跡象而跟著沒有急速通脹，以凱恩斯為掌門的宏觀派功力最高。要是這兩派不靈，或有急速通脹，微觀派有機會勝了擂台。只是有機會，因為還有其它方面要考慮的。

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同學們示範一下經濟推理的過程：「生產力不變觀」這個出發點不怎麼樣，只是有點新意，前人沒有這樣看過。拿著一點在手，分析就逐層推上去。不是很有趣的玩意嗎？今天的經濟學是搞什麼鬼的？

經濟學淺而不易

凱恩斯說過，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是淺學問，但達大成者甚少。這就帶來兩個問題。一、為什經濟是淺學問？二、既然是淺，為什麼那麼少人能達大成呢？凱氏沒有解釋第一題。他給第二題的解釋，是經濟學的大成要有多項學問的合併。可能對，但不肯定。他自己是多項學問的天才！

經濟學真的淺嗎？我認為是。然而，凱恩斯一九三六發表的解釋當時經濟大蕭條的《通論》，湛深難明，我讀不懂。六十年代初期，幾位師友和我論及凱氏這個怪現象︰沒有疑問他文筆好，文字歷來清晰可讀，但《通論》卻難得發神經。那是為什麼呢？當時大家同意的解釋，是寫《通論》時凱氏自己也不清楚要說的是什麼。後來其中一位說他讀得懂《通論》，幾年後發表名動一時的《凱恩斯學派與凱恩斯的經濟學》——此君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論文還沒有完工就在美國名校升到正教授的人。一君之見，問題仍在：凱恩斯在《通論》中究竟說的是什麼？

大蕭條這回事，歷史不多見，現象奇特，難明怪不得。我不肯定今天起自美國的金融災難算不算是大蕭條，或會不會導致大蕭條的出現，但說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經濟困境似乎是公認的了。幾天前我在這裡發表的《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可能解釋了「大蕭條」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也解釋了為什麼三十年代的不幸要到二戰後才脫身。動筆時我沒有雄心解釋這懸案——幾年前以為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可能解釋了。《三派》發表後，聽到幾位朋友的回應，認為自己可能相當全面地作瞭解釋。淺的，是否執到寶兩年內會放榜。

比起自然科學，經濟學的確淺。作本科生時選修過兩科自然科學，雖然成績可以，其實不懂，只是考試時懂得背答案。一位數十年前我協助求學而今天成為生理學大教授的外甥，以研究細胞之間的傳電機製成了名，其中學問深得不可思議。自己的兒子研究生物及醫學，他的讀物我一句也看不懂，要求他解釋是自討沒趣了。當年求學，認識兩位在加州理工讀物理的朋友，問及他們研究的，深得發神經。相比之下，經濟學確是淺得離奇。可不是嗎？就是今天，任何識字的人拿起史密斯的《國富論》，用不著老師指導可以讀得懂，而經過了二百三十三年，經濟學還沒有一本書的重量比得上《國富論》。當然，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今天的經濟學文章滿是方程式，也滿是術語，門外漢不知所謂。拆穿了西洋鏡，其內容不少也真的不知所謂，或空空如也。

這就帶來當年凱恩斯沒有回答的問題：為什麼經濟學比自然科學淺那麼多呢？我想到的答案，是自然科學要解釋的是上蒼創造出來的現象，而人類只不過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滄海一粟，浮生若夢，以宇宙時間算人類的存在只是一瞬間。經濟學呢？是要解釋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現象，淺得不可以相提並論也。

經濟學是淺的，絕對是。故弄玄虛地搞得高深莫測是自欺欺人，可惜為了飯碗不少君子不能不這樣做。回顧平生，我只寫過一篇算得上是不淺的經濟學文章。那是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該文不淺——我花了一年向淺中求也不淺——主要是因為「短缺」、「剩餘」、「均衡」等理念在經濟學中有根深蒂固的傳統，而我卻認為是全部錯了！要清除眾人接受了的廢物，提出前所未見的分析，容易有理說不清。該文發表三十五年，行內專家認為是重要貢獻的不下兩掌之數，但當年我意圖清除的廢物，今天的教科書一律原封不動地保存著。這種頑固性反映著經濟學者對解釋現象或行為沒有興趣。

說經濟是淺學問，可不是說這門學問容易。以我認可的經濟學而言，淺是說容易理解，容易明白，但可不是說容易處理。經濟學要處理得好不容易。單從解釋現象的角度衡量，有四個難關要過。其一是麻煩。解釋人的行為，經濟學者多多少少牽涉到解釋自己。這很麻煩，因為要顧及自己的利與害，經濟學者不容易客觀地看問題。冷眼旁觀、置身事外地看世界，一般學者辦不到。我認為不少行家不應該學經濟。其二是複雜。世界非常複雜，而經濟理論的一項主要功能，是把世界簡單地看。這也不容易，因為在簡化世界的過程中，處理每一步都要顧及有關的複雜各方面，想漏了重要的一方會出大錯。其三是複雜的世界要用簡單的理論處理。這裡的要求是要把基礎的概念與理論掌握得通透，要拿得準，要練得想也不用多想就應用得宜。其四是要對大大小小的真實世界現象知得很多，在觀察的過程中要不斷地以理論及概念印證。記憶力的要求高，而壽命與體力免不了也苛求。史密斯能在四十三歲發表《國富論》，的確是異數。

我要以《三派之別》一文中說過的一句話來示範上述的淺而不易之見，因為這一句有些讀者不明白，順便解釋一下。那是寫到「微觀派」時，我說「美國要先讓物價迅速下降，從而守住人民的實質財富與實質收入會繼續下降的劣勢，穩定了基礎再上升。」何解？回到費沙的方程式吧。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W=Y/r），調整的機制過程可以很複雜，這裡不說。財富（W）一下子暴跌，不回升，收入（Y）與利率（r）一定要調校。市場的利率（不是貼現率）向下調校不易：銀行的借與貸皆不易（解釋過了），而就是市場利率被政府所迫而下降，借貸難行這利率沒有意思。餘下來是收入（Y）的向下調校了。所謂收入，其實是物價乘產量（PxQ）。選擇物價下降還是產量下降呢？當然選物價下降，因為物價只是交易的媒介，但產量卻是人民享用的飯碗。以產量下降調校，苦不堪言也。

這就帶來另一個淺但不容易看到的要點。我曾經以穿珠仔的例子解釋，市場其實沒有產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之分，二者一也。物價（P）乘產量（Q）的收入，當然也是生產要素的收入。勞力或員工的收入是物價乘產量的收入的一個主要部分。如果有最低工資及工會的左右，物價向下調校的一個主要部分會被鎖住，於是逼著要從產量那方面調校，災難必然矣。結論是要救金融之災，著眼處是撤銷最低工資與工會約束競爭的權力。物價下降等於工資下降，二者皆鼓勵產量上升，產量上升等於實質財富有著數。這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

淺的，但不易。

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

不久前蒙代爾在廣州接受訪問，說美國的金融災難幾個月後會平息，經濟復甦，而歐洲會遲三幾個月。我問他的一位朋友︰「羅拔怎麼這樣樂觀了？」此君回應︰「羅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後，接受訪問，也是在廣州，說兩星期後災難會平息，但今天看顯然是錯了。」

蒙代爾是我知道的經濟大師中對目前的金融災難看得最樂觀的人。最悲觀的可能是克魯格曼。此君說一切都太遲了，真正的大蕭條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現。兩個極端之間，大師們各持己見。貝加初時樂觀，後來逐步調校轉悲，可能還要調校多次（一笑）。盧卡斯看好聯儲的應對，比較樂觀，不知會否調校一下。其它幾位諾獎得主的看法我拜讀過，悲喜不論，看法各各不同，沒有衝突，只是不同，加起來是一幅看不通的圖畫。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這次真的令人尷尬了。是發展了二百多年的學問，參與的天才無數，怎麼事發後好幾個月，大師們還是眾說紛紜呢？顯然是因為目前的金融災難歷來少見，也非常複雜。

讀到的報導加不起來，我自己也糊塗了。然而，幾個月後的今天，我還是認為自己開頭的直覺分析大致上沒有錯。有兩點。一、美國的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的──遠高於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過衍生工具與保險安排，美國金融市場的合約縱橫織合，以致一出事牽涉到的層面甚廣。從這兩點看，今天美國的金融風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嚴重，但過了七十多年，知識增加了，政府的反應遠為迅速。

起因與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處，但帶來的效果大致相同。這就是人民的財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對退休、後要養育的五、六十歲的職業有成的人士紛紛採取防守策略。可以節省的節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僱主們得過且過，可以減少人手就減少了。我不同意幾位美國專家的估計，他們說美國今年的失業率會高達百分之九。我認為會是兩位數字。

明顯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們要把人民的財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改善。大唱好調，或高呼搶救，皆無補於事。更改預期要有事實的轉變才有說服力。從經濟學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問題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觀政策刺激投資與消費，屬凱恩斯學派，鼻祖當然是凱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貨幣政策，掌門人是兩年前謝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分析處理——這方面，經過半個世紀的勤修苦練，我熟習如流水行雲，虛無飄渺之境不見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費沙的簡單而重要的方程式：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W=Y/r）。這方程式不可能錯，只是闡釋要有點功夫。財富（W）是指資產的價值，包括人本身也是資產。利率（r）有多種，這裡淺說，是指市場的大概利率。比較困難是收入（Y）的闡釋。費沙含意著的是年金收入（annuityincome），到了佛利民則稱為固定或永久性收入（permanentincome）。這是說，一個人向前看未來，他預期的收入可以有或高或低的轉變，但不管怎樣變，預期穩定了，高低不平的未來預期收入可以化為一個固定的年金收入，而財富是這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通常以人壽無限算，有壽限，方程式要略為更改，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的觀點不變。

人民對收入的預期是可以轉變的，這轉變會導致財富的轉變。另一方面，財富也可以受到衝擊而轉變，而此變也，通過複雜的變化，會導致收入的轉變。篇幅所限，這裡不分析財富轉變帶來收入轉變的過程，只是指出財富與收入有互相影響的關係，費沙的方程式不會錯。目前的金融困境，是財富一下子暴跌，收入正在向下調整，要怎樣處理才可以挽救呢？

茲試分析上述三派的處理方法如下：

（一）宏觀派。這派主要是由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加上一個乘數效應。這就是不久前北京推出的以四萬億鼓勵「內需」的方法了。無可避免的浪費不論（中國多半會有的貪污也不論），這種「宏觀」出手是可以增加就業與收入的，容易明白，今天地球紛紛採用。此派的大缺點，是人民的收入增加只是過渡性或暫時性的，transitoryincome是也。不是費沙的annuityincome或佛利民的permanentincome。以北京提出的驚世駭俗的四萬億為例，某些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的機構的股價可能上升，但十三多億人口，人均三千，什麼乘數效應會多加一小點，有誰會因為這暫時性的收入增加而去購買房子呢？台灣每人派一點錢，澳門每人派多一點錢，與北京提前及加速原定的公共項目措施相比，只是給人民一點聖誕禮物。以之救金融災難嗎？作白日夢！

是的，宏觀派可以增加短暫的收入，有短暫的增加就業的效應，但花錢更多也不可以把收入與財富的惡性預期扭轉過來。另一方面，如果這宏觀派之法不斷繼續，最終的效果是「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二）貨幣派。這裡的處理手法是大手減利率及放寬銀根，是佛利民之見。說實話，這方面目前美國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得好，一百分。佛老地下有知，當可告慰矣！問題是：如果六個月後美國的經濟還見不到有明顯的復甦跡象，佛老研究多年所得的一個重點恐怕要付諸流水。

在某些情況下，大手地放寬銀根可以增加財富，可以刺激消費，二者相加是會增加人民的收入預期的。目今所見，是信貸推不上去，是以為難。聯儲把貼現利率減至零點五，是歷史新低，而借貸儲備一個月內提升了幾倍。然而，銀行貸款的利率高企於六厘左右，信貸總額推不上去。究其因，可不是凱恩斯發明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trap），而是訊息（或交易）費用左右著。銀行不願意借出，更不願意低息借出，因為市場形勢惡劣如斯，他們無從肯定借者會還錢。別的不說，信用卡也收不到錢不是很有說服力嗎？另一方面，人民一般自身難保，大手借錢恐怕要準備申請破產了。

如果貨幣政策能解決美國目前的困境——原則上是可以的——有過半機會帶來另一項麻煩：通脹急升，債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況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無光。今天我給伯南克一百分，如果他能以貨幣政策成功地扭轉劣局而不惹來這些麻煩，我恐怕要站起來給他三鞠躬。貨幣政策的困難是適度無方。

（三）微觀派（也即是價格理論派）。此派也，主張的是我提出過的鼓勵「內供」的方法，也即是鼓勵人民自己增加投資與產出。以美國為例，最重要的是取消最低工資（目前連福利算每小時約十一美元）及撤銷工會的約束競爭的權力。這裡的關鍵，是美國先要讓物價迅速下降，從而守住人民的實質財富與實質收入會繼續下跌的劣勢，穩定了基礎再上升。這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然而，目前的美國，因為工會與最低工資法例的存在，物價調整的靈活性被鎖住了。撤銷工會的權力及最低工資，不僅物價易於調整，工資的下降會立刻協助就業，企業的租值會立刻上升，股市的彈起會協助樓價止跌，而財富的上升會把人民對收入的不良預期扭轉過來。再者，沒有工會及最低工資的左右，市場增加了靈活性，貨幣政策會遠為容易生效。

沒有最低工資法例，今天在最低工資之上還有工作的受損甚微，換來的是減少了炒魷的恐懼，睡得好一點，收入的預期會增加。因為工會而獲高薪的可能會受損：他們可能寧願賭一手不會失業。企業老闆會見到生意上升，也會見到租值重來。政府花那麼多錢救市，買斷工會的權力應該會相宜一點吧。是政治上不容易處理的困難，我不懂。

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微觀派政治不容！

從沈文裕的委屈說起

三年多前十六歲的沈文裕在洛杉磯的第二屆拉赫曼尼諾夫國際鋼琴比賽獲第一名，彈的是一般人認為是鋼琴樂曲中難度最高的拉氏第三鋼琴協奏曲。是國際大賽，獎金美元三萬。年輕的沈文裕高傲無比，說︰「莫扎特也是神童，他是有史以來最天才的作曲家，我是最天才的鋼琴家。」

我歷來認為大有成就的人，高傲無所謂，只是多說出口可能要付出不少代價。這方面，有實物作品為憑的，高傲的代價比較小。古往今來的書法大師，從王獻之到孫過庭到懷素到楊瘋子到米南宮到董其昌到王鐸，有記載下來的言論，沒有一個不是高傲頂級的。他們有作品留傳下來，是鐵證，高傲於是過了關。其它的書法大師可能同樣高傲，我沒有機會讀到。有曠世佳作拿得出來的經濟學者也如是，只是其中不少是謙謙君子，高傲之情可沒有說出來。高斯與艾智仁我很熟，不易聽到他們說高傲的話，但我知道在心底裡他們也高傲。作品有大成，何止千山萬水咁簡單，高傲一下理所應該吧。

莫扎特的音樂作品雄視百代，有曲譜實物留傳下來，高傲到發神經也容易過關。演奏家呢？留傳下來的錄音不容易作得準，高傲就比較麻煩了。對我來說，小友沈文裕的高傲不怎麼樣，雖然當時沒有聽過他的演奏，但彈拉三而獲國際大獎，只十六歲，怎樣高傲我也接受。

我當時反對的，是小友說要不斷地繼續比賽下去，於是在該年七月十九日發表《沈文裕千萬不要再比賽了》。但昭義老師不久前對我說：「參加鋼琴比賽是為了爭取演奏的機會，不比賽也有演奏機會就不要比賽了。」分析得真好。我當時反對沈文裕再比賽，有三個理由。其一是天才輸不起，考個第二是尷尬的事。其二是音樂比賽，歷來少見公正嚴明，何況人有失手，加上政治、人際關係等，要碰巧才有奇跡。其三是比賽這回事，參與者多多少少要考慮到評審員的品味，為他人的品味練習，不著重自己風格的發展，是大錯。

小友不聽老人言，蠢到死，繼續參加比賽，中了計。據說他後來參加蕭邦大賽，第一輪就給淘汰了。其後在中國參賽多次，皆問鼎無緣。上星期無意間看電視，見到在北京舉辦的音樂演奏大賽，是國家最大的賽事了。評審員十多個，奇怪地多，其中我認識三位，心想，這次不容易出術了。殊不知看到後來，出場的竟然是沈文裕！此前我沒有聽過或見過沈小友鋼琴演出，當然用心視、聽。名不虛傳，高傲有理，評審員多有著數，沈文裕果然拿個第一。今後真的不要再比賽了。這次我的理由有別：再比下去，就是次次拿個第一也沒有意思。

我對沈文裕的評價是高的。只憑一點這樣說：難度高的作品他彈來容易。幾年前我也是因為這一點而大讚郎朗。不是說難度高的表達得難就算不上是天才，而是難度高的表達得容易是一種奇特的天賦——予取予攜也。我自己認真地嘗試過的玩意有多項，不傻，拚命去搞一下的當然認為自己有可為。書法難得發神經：替我拉紙的朋友可以作證，老人家一幅一幅地拚搏，不知浪費多少張宣紙才寫得一張強可留下來的。寫文章，找題材容易，但跟著要魂遊四方好一陣，動筆時抽菸喝酒，是自殺式的寫法。紛紛說天才的眾君子蠢到死，不知道老人家是以壽命換文章。只有攝影是奇怪地容易：一本梅花攝影集，攝影時間只三幾個小時；以九寨為材的《光的藝術》，作品一百二十八幀只攝了三天半。你可以不喜歡我的攝影作品，但你辦不到我那樣予取予攜，何況兩年前九寨之作在杭州歷史博物館展出，觀者逾十萬。

沈文裕是受到委屈了。我認為他還要多受委屈的。對他來說，這委屈之情格外高，因為天賦帶來問號：他人彈得那麼辛苦，為什麼名頭比我響亮呢？名頭的或大或小總要講一點際遇，而音樂演奏算是一種共用品，每種樂器地球只容納得起屈指可算的大演奏家。沈小友選上的是鋼琴，習者多如天上星，競爭演出的激烈不在話下，一將功成，可止萬骨枯哉？

曾經說過，大鋼琴演奏家與彈得非常好的鋼琴導師之間有一群了不起的琴手，數十年前我在洛杉磯認識幾個。這些了不起的琴手不願意教鋼琴去，但大演出卻又沒有他們的份兒。這些算得上是准天才的等時機，等呀等的，沒有見過一個跑得上去。他們其中久不久收到電話，說某富人之家有宴會，要琴手助慶，當年三百美元彈一個晚上算是很不錯的了。

說實話，當年認識的准天才的琴技非常好（其中一個獲蕭邦大賽第三名），但比不上我今天見到的沈文裕。目前地球上的少年琴手精彩的很多，我還是認為沈小友有機會殺出重圍。

如下的一個真實故事，沈小友要留心聽聽。上世紀的鋼琴大師魯賓斯坦，在歐洲拿得一項比賽大獎，跑到美國去巡迴演出，被評論者大罵一番。毀羽回家，閉門苦練兩年，再去美國，演出震撼當代。六十年代時我聽過魯賓斯坦兩次，大師風範今天記憶猶新。

是的，我認為今天沈小友不僅要少說話，而且要躲起來一段日子。不比賽，也不作任何演奏，只是躲起來再苦練兩年。幾個月前一位可靠的專家對我說，沈文裕彈出來的音樂節奏不夠好。接受高人的批評吧。不需要有老師指導，但要有懂得品嚐的聆聽。今天錄碟容易，寄出去求教，客觀地衡量評語。懂得什麼是好音樂還不足夠，要有大成一定要彈得出自己的風格。切忌自創風格，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個人認為沈文裕有個性，彈得出可喜風格的機會是高的。待到懂音樂的閉上眼睛，一聽就知道是沈文裕，叫好，就可以再出道了。找一家神通廣大的代理，簽約五年，他們要求什麼條件皆接受，成了大名再算吧。

沈小友不要忽略學問很重要：多讀中國的詩詞，多體會一下西方的藝術哲理吧。十八年前學書法，苗子對我說：書法寫到頂峰是寫學問。今天我對小友說：鋼琴彈到頂峰也是彈學問。有朝一日，小友成長了，彈到學問之境，回頭聽自己當年獲獎的錄音，會明白學問是怎麼樣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