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九月九日，我在這裡發表《朝鮮必放說》，寫道：「兩年之內朝鮮會推行開放改革，走市場經濟。」最近兩三個月朝鮮的開放漸趨明顯，今天看是起步了。
我們要為朝鮮之放喝彩，要站起來為他們拍掌打氣。這是道義之談，而他們先要有錢我們才能多賺他們的錢，則是區區在下的道義經濟觀了。這也是斯密一七七六之見。問題是，如果中國不懂得怎樣應對，堅持引進西方的愚蠢勞工法例，提升最低工資，加上人民幣處理失當，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麻煩。朝鮮的經濟競爭潛力是說不得笑的。
不要小看人口只二千三百萬的朝鮮。那是香港七十年代人口的四倍，而當時的香港有好幾項製造品雄視地球，把鬼子佬氣得紮紮跳。單從製造業的潛力看，朝鮮不止香港當年的四倍！提供如下數點讓讀者考慮吧。
一、朝鮮這個民族極宜從事製造業：吃得苦，有驚人的幹勁與耐力。二、朝鮮政府的組織力強。三、人口與台灣相若，但天然資源遠勝台灣。四、中國改革的經驗會教他們很多——節省十年時間看來容易。五、縱觀今天的國際形勢，朝鮮懂得怎樣做外資湧進在所必然——單是來自南韓與中國的外資就應接不暇了。
茲謹附錄二○○八年九月九日發表的《朝鮮必放說》的全文如下，一字不改。
Tuesday, April 27, 2010
Tuesday, April 20, 2010
言論閒話
盜畫奇案是悲劇，媒體報導不盡不實是悲上悲。四月十四日《南華早報》胡說八道，律師說屬誹謗。美國的法庭檔案不是秘密，怎可以全不知情就大做文章？如果我有那麼多錢，自己怎會不知道？
無巧不成書，同一天，香港某報的「間諜」採訪公佈我的「風流事蹟」。是聽到，沒有讀到。這些年，時間巧合的怪事太多了。多得離奇。老夫古稀又四載，雖是才子，難得風流。恨不得該報說的對（一笑）。既為才子，當然知道有人在偷拍。香港的媒體是間諜訓練中心，可惜本領平平，要聘請間諜不要到那裡找（再一笑）。年輕人不知輕重。記者未經批準到內地操作是犯法的。被沒收了回鄉證笑不出來吧。大事博一手、賺一筆，可以理解，但無足輕重的瑣事值得把前途下注嗎？這裡的含意是：某些年輕人看不到自己有前途！
幾天前到北京講話，四天講了五場，其中三場是對大學生講的。北京的學生了不起，如果當年有那樣水平的學生我會教出不少師級人物。今天只能幻想。只不過二十年前，香港的學生明顯地比內地的優勝，今天則倒轉過來，北京的高出相當多。無法想像那裡的學生會做些鬼鬼祟祟的工作。他們看到前途。神州再起自有其因也。
反對言論絕對自由，是老師艾智仁當年教的。不同意聽到的內地約束言論的方法。是聽到，自己可沒有感受到。歷來百無禁忌，永遠不說自己不相信的話，春去秋來數十年矣。希望他朝後學的會這樣記得我。話得說回來，應付那個喜欺負我的孫女兒是例外。不騙她鬥她不過！
美人容易把我弄得團團轉。不久前，安橋老弟的老婆對我說：「人家的孫女兒美麗稱pretty girl，你的孫女兒是beauty呀！」三歲多了，聰明，不到一歲就講話，講個不停，聽不出是在說什麼。那天通電話，她不停地說著些什麼，聽不懂，交給太太聽，原來小仙子用普通話說數字，從「一」數到「二十九」，「三十」說不出來。她上普通話的課一年多，懂得聽，不懂得說。希望能說服她的父母讓她和六歲的哥哥到中國求學。祖父花了那麼多年研究中國的文化，有獨得之秘，來日無多，要找自己心愛的孩子傳授。
回頭說內地對言論的約束自己感受不到，可不是說沒有遇到過諸多留難。最近在內地一連出版了五本書，有內地客到香港買「真」貨比較，不少網上客問改了些什麼。這是幾個月前的質疑，今天不復出現了。他們終於知道內容半點也沒有改。改譯名我接受，某些標點簡體與繁體不同我也接受，「國內」改為「內地」我沒有理由反對——就是那麼多。
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年多前內地某刊物要轉載全文，但改得我反對。去年十月該書在內地出版，只加進為科斯修訂的內容，其他一律沒有改。前後相隔只一年，要不要改顯然與北京上頭無關，而是下頭各有各的判斷。
不要誤會，我沒有說北京上頭不會封殺某些言論，只是自己沒有感受到。言論上我不討好，不客套，好說好，不好說不好。數十年來，批評北京的經濟政策我寫得比任何人多。去年批評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發表了約二十篇，措辭尖銳：「蠢到死！」，「上蒼究竟授予了什麼人那麼大的權力，可以連最苦的人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這些是很重的指責了。
我知道北京重視該合同法，但我罵得舉國皆知，在內地出書他們卻照印不改。我不是個改革者。對勞動合同與公司本質的研究，多年前戴維德說我是畫上句號的人。關心勞苦大眾，見到政策不對頭大聲疾呼是我的責任，雖然事後自己認為批評的語氣有點過分。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社會，永遠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我的本領是解釋，認為問題重要希望能解釋得清楚。恐怕執政者不懂，頻頻轉換角度，每一篇都把角度轉一下。如果八寶出盡也如石沉大海，只能嘆知音無覓，但對自己是交代了的。
二○○二年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我當然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何況事前邀請者說我是那裡的新講廳的第二位講者。百無禁忌，我講的是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論點簡單：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只要能保障生下來的有適當的教育，多生不是壞事。我不是人口專家，但認為應該這樣說，於是說了。我也認為自己一九八五年發表的《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的論點沒有錯。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從自己的經驗看，北京約束言論不是恐怕批評。自己寫的是經濟話題，不寫政治。不寫政治是因為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而又認為北京在政治上出錯，我會直說，相信他們不會約束。解釋可以闡釋為支持，可以闡釋為反對，可以闡釋為責罵。如果北京約束解釋，中國不會有今天。
沒有誰會不同意某些言論需要約束。我不同意北京採用的方法，因為見到有混淆。沒有跟進過他們的方法是什麼，但我敢打賭，你拿一篇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出社版刪改，十家的選擇各各不同。這就是我說的混淆，對中國青年的思想有不良影響，於是在這裡指出了。約束言論的原則應該為何是大難題，就是先進如美國也改來改去。我自己沒有高見。
最近聽說胡錦濤先生要逐步放開言論，我認同，也尊重他的時間表。
無巧不成書，同一天，香港某報的「間諜」採訪公佈我的「風流事蹟」。是聽到，沒有讀到。這些年，時間巧合的怪事太多了。多得離奇。老夫古稀又四載，雖是才子，難得風流。恨不得該報說的對（一笑）。既為才子，當然知道有人在偷拍。香港的媒體是間諜訓練中心，可惜本領平平，要聘請間諜不要到那裡找（再一笑）。年輕人不知輕重。記者未經批準到內地操作是犯法的。被沒收了回鄉證笑不出來吧。大事博一手、賺一筆，可以理解，但無足輕重的瑣事值得把前途下注嗎？這裡的含意是：某些年輕人看不到自己有前途！
幾天前到北京講話，四天講了五場，其中三場是對大學生講的。北京的學生了不起，如果當年有那樣水平的學生我會教出不少師級人物。今天只能幻想。只不過二十年前，香港的學生明顯地比內地的優勝，今天則倒轉過來，北京的高出相當多。無法想像那裡的學生會做些鬼鬼祟祟的工作。他們看到前途。神州再起自有其因也。
反對言論絕對自由，是老師艾智仁當年教的。不同意聽到的內地約束言論的方法。是聽到，自己可沒有感受到。歷來百無禁忌，永遠不說自己不相信的話，春去秋來數十年矣。希望他朝後學的會這樣記得我。話得說回來，應付那個喜欺負我的孫女兒是例外。不騙她鬥她不過！
美人容易把我弄得團團轉。不久前，安橋老弟的老婆對我說：「人家的孫女兒美麗稱pretty girl，你的孫女兒是beauty呀！」三歲多了，聰明，不到一歲就講話，講個不停，聽不出是在說什麼。那天通電話，她不停地說著些什麼，聽不懂，交給太太聽，原來小仙子用普通話說數字，從「一」數到「二十九」，「三十」說不出來。她上普通話的課一年多，懂得聽，不懂得說。希望能說服她的父母讓她和六歲的哥哥到中國求學。祖父花了那麼多年研究中國的文化，有獨得之秘，來日無多，要找自己心愛的孩子傳授。
回頭說內地對言論的約束自己感受不到，可不是說沒有遇到過諸多留難。最近在內地一連出版了五本書，有內地客到香港買「真」貨比較，不少網上客問改了些什麼。這是幾個月前的質疑，今天不復出現了。他們終於知道內容半點也沒有改。改譯名我接受，某些標點簡體與繁體不同我也接受，「國內」改為「內地」我沒有理由反對——就是那麼多。
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年多前內地某刊物要轉載全文，但改得我反對。去年十月該書在內地出版，只加進為科斯修訂的內容，其他一律沒有改。前後相隔只一年，要不要改顯然與北京上頭無關，而是下頭各有各的判斷。
不要誤會，我沒有說北京上頭不會封殺某些言論，只是自己沒有感受到。言論上我不討好，不客套，好說好，不好說不好。數十年來，批評北京的經濟政策我寫得比任何人多。去年批評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發表了約二十篇，措辭尖銳：「蠢到死！」，「上蒼究竟授予了什麼人那麼大的權力，可以連最苦的人的一絲希望也不放過？」這些是很重的指責了。
我知道北京重視該合同法，但我罵得舉國皆知，在內地出書他們卻照印不改。我不是個改革者。對勞動合同與公司本質的研究，多年前戴維德說我是畫上句號的人。關心勞苦大眾，見到政策不對頭大聲疾呼是我的責任，雖然事後自己認為批評的語氣有點過分。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社會，永遠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我的本領是解釋，認為問題重要希望能解釋得清楚。恐怕執政者不懂，頻頻轉換角度，每一篇都把角度轉一下。如果八寶出盡也如石沉大海，只能嘆知音無覓，但對自己是交代了的。
二○○二年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我當然知道那是個什麼地方，何況事前邀請者說我是那裡的新講廳的第二位講者。百無禁忌，我講的是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論點簡單：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只要能保障生下來的有適當的教育，多生不是壞事。我不是人口專家，但認為應該這樣說，於是說了。我也認為自己一九八五年發表的《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一文的論點沒有錯。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從自己的經驗看，北京約束言論不是恐怕批評。自己寫的是經濟話題，不寫政治。不寫政治是因為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而又認為北京在政治上出錯，我會直說，相信他們不會約束。解釋可以闡釋為支持，可以闡釋為反對，可以闡釋為責罵。如果北京約束解釋，中國不會有今天。
沒有誰會不同意某些言論需要約束。我不同意北京採用的方法，因為見到有混淆。沒有跟進過他們的方法是什麼，但我敢打賭，你拿一篇文章給十家內地的出社版刪改，十家的選擇各各不同。這就是我說的混淆，對中國青年的思想有不良影響，於是在這裡指出了。約束言論的原則應該為何是大難題，就是先進如美國也改來改去。我自己沒有高見。
最近聽說胡錦濤先生要逐步放開言論，我認同，也尊重他的時間表。
Tuesday, April 13, 2010
《經濟解釋》的神州版序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初版於一八九○，前後共八版，最後那版是一九二○。這裡說的「版」是指edition，內容動過，不是印刷的次數。研究馬氏思想的學者喜歡跟蹤每版之別，要知道改了些什麼，分析一下為什麼馬大師要那樣改。
我的《經濟解釋》分三捲出版：卷一《科學說需求》（初版二○○一年五月）；卷二《供應的行為》（初版二○○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選擇》（初版二○○二年十一月）。跟著的「版」其實是「刷」，因為沒有修改過。換言之，從馬歇爾的傳統看，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這次修訂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後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進或補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幾翻新，我對經濟解釋的體會有了長進，尤其是對經濟制度的體會，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訂是大興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較少，卷二比較多，而卷三會是更多的。考慮了長時日才作出這樣的計劃與策略，但寫此「神州版序」時還沒有動工。我要先寫這個「序」，讓自己的思維有個好開端，才逐句逐段逐頁逐節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馬歇爾的巨著，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學，是英國傳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礎。我的《經濟解釋》從這基礎變化出來，改了很多，近於面目全非，但還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認為是改進了。這是個人之見，行內的朋友可能不這樣看。同學們要找機會拜讀馬歇爾的原著，跟我這神州版的《經濟解釋》比較一下，判斷一下我選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樣想，到今天還是那條路。
陳克艱曾經說，我的經濟學很正統，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說的應該對，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呢？人家怎樣發展他們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難道馬歇爾的基礎可以發展出近於互不相干的不同學派嗎？還是四十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沒有讀馬歇爾？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經濟現象的推測上我比克艱兄說的主流准很多！不止此也，我對現象或行為的解釋從來不管什麼微觀宏觀，不管什麼貨幣不貨幣，展示的變化與能耐跟分門別類的有大人與小孩之別（一笑）。這是從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信道走出來的學問玩意了。
推測（prediction）與解釋（explanation）有事前事後之分，科學上是同一回事。推測（或推斷）要有可以觀察到的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要有約束行為的理論，驗證條件有變則作別論。預測（forecast）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學們學會了經濟解釋，不用再學也懂得經濟推斷。
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少讀甚至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個好學生，對傳統的學得用心，深受師友的影響。古典經濟學我重視斯密、李嘉圖、密爾；新古典重視馬歇爾、魯賓遜夫人、費雪。六十年代影響我的師友主要是八個，一律重視馬氏的傳統。母校洛杉磯加大主要影響我的有四個：Armen A. Alchian（阿爾欽）、Robert E. Baldwin（鮑特文）、Karl Brunner（布魯納）、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發）。芝加哥大學主要影響我的也有四個，其實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維德）、Milton Friedman（弗裡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從求學際遇那方面看，我算是個天之驕子吧。
上述八位不僅重視斯密與馬歇爾，也重視經濟解釋。事實上，從這本書開頭引用的馬歇爾的一段話看，馬氏是個重視解釋的人。重視，但他自己很少做解釋工作。不僅少做，馬氏時代的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傳統，對真實世界的考查很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數據作假說驗證。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 Plant執著於真實世界的調查。此君影響了他的學生科斯。我自己對真實世界調查的執著，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響——認識他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而是來自老師阿爾欽的教誨。指導我寫《佃農》時，在事實資料的引用上阿師沒有放我一馬，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裡的圖書館是我用過最好的，而任何書籍找不到，他們會很快地替我從其他圖書館借來。我於是在芝大的圖書館玩了幾個月腳註追蹤遊戲，尤其是英國經濟大師A. C. Pigou（庇古）的論著。這遊戲是見到某書的腳註說某事實來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說是來自那裡，就追溯那裡。得到的結果，是書中所說的所謂事實，大部分沒有依憑，有些書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這樣的觀點：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的君子們。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書，選擇某些認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觀察，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開始跑工廠（主要是調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頂（主要是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這經驗不僅使我對真實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認識，而更重要是察覺到自己苦功學得的經濟理論，大部分不管用。數之不盡的真實現象找不到解釋。怎麼可能呢？當時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價格理論有獨到之處，曾經在芝大的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怎可以連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找不到解釋？自然科學不可能有這樣的尷尬。
當時得到的結論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把學得的理論大事修改，而這修改必須有真實世界現象的支持。在街頭巷尾跑的收穫甚豐，理論與概念逐步改進，只幾年對解釋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對當時的傳統理論學得差不多，要發展自己的思想，繼續街頭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對經濟理論的解釋力再沒有懷疑。世界複雜，我把經濟理論簡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變化多而深入，因為那些所謂概念，其實是由人類行為的規律主宰的。至於那些分門別類的微觀、宏觀、貨幣理論等，原則一樣——都是人類在侷限下的選擇行為的學問。微不足道的街頭巷尾所見，擴大後可能是重要的宏觀現象。真實世界的現象要知很多，因為理論的簡化與概念的掌握，要不斷地以不同的現象印證才可以學得怎樣用。
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任何學問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經濟解釋也如是。有行家認為我的解釋不是解釋，倒過來，我也認為一些行家的解釋不是解釋。要選走我的路，還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創立自己的，同學們要自己考慮了。
同學們不要單學我的。在起初的階段他家之說要跟進，但要快，彷彿落雨收柴。要記著，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而世事的實情調查是很花時間的工作，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時我逼著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學沉迷於某些原理或技術上的發展，驚覺到不管用時，可能已經老了。經濟解釋的困難不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準，大部分的所謂理論是廢物。
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張五常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我的《經濟解釋》分三捲出版：卷一《科學說需求》（初版二○○一年五月）；卷二《供應的行為》（初版二○○二年三月）；卷三《制度的選擇》（初版二○○二年十一月）。跟著的「版」其實是「刷」，因為沒有修改過。換言之，從馬歇爾的傳統看，我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在此之前只有一版。
這次修訂的「神州版」是第二版了。前後相隔近十年，要修改或改進或補充的地方不少。十年人事幾翻新，我對經濟解釋的體會有了長進，尤其是對經濟制度的體會，深入了不少。神州版的修訂是大興土木，卷一修改得比較少，卷二比較多，而卷三會是更多的。考慮了長時日才作出這樣的計劃與策略，但寫此「神州版序」時還沒有動工。我要先寫這個「序」，讓自己的思維有個好開端，才逐句逐段逐頁逐節逐章逐卷「修」下去。
提到馬歇爾的巨著，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經濟學，是英國傳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是我崇尚的基礎。我的《經濟解釋》從這基礎變化出來，改了很多，近於面目全非，但還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認為是改進了。這是個人之見，行內的朋友可能不這樣看。同學們要找機會拜讀馬歇爾的原著，跟我這神州版的《經濟解釋》比較一下，判斷一下我選走的路是否像我那樣想，到今天還是那條路。
陳克艱曾經說，我的經濟學很正統，但今天不是主流了。他說的應該對，但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呢？人家怎樣發展他們的思想是人家的事，難道馬歇爾的基礎可以發展出近於互不相干的不同學派嗎？還是四十年來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沒有讀馬歇爾？
自己值得安慰的，是在經濟現象的推測上我比克艱兄說的主流准很多！不止此也，我對現象或行為的解釋從來不管什麼微觀宏觀，不管什麼貨幣不貨幣，展示的變化與能耐跟分門別類的有大人與小孩之別（一笑）。這是從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信道走出來的學問玩意了。
推測（prediction）與解釋（explanation）有事前事後之分，科學上是同一回事。推測（或推斷）要有可以觀察到的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要有約束行為的理論，驗證條件有變則作別論。預測（forecast）是另一回事，我不懂。同學們學會了經濟解釋，不用再學也懂得經濟推斷。
一九六九年起我決定走自己的路，少讀甚至不讀他家之作，喜歡獨自思考。但一九六九之前我是個好學生，對傳統的學得用心，深受師友的影響。古典經濟學我重視斯密、李嘉圖、密爾；新古典重視馬歇爾、魯賓遜夫人、費雪。六十年代影響我的師友主要是八個，一律重視馬氏的傳統。母校洛杉磯加大主要影響我的有四個：Armen A. Alchian（阿爾欽）、Robert E. Baldwin（鮑特文）、Karl Brunner（布魯納）、Jack Hirshleifer（赫舒拉發）。芝加哥大學主要影響我的也有四個，其實到芝大之前就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是R. H. Coase（科斯）、Aaron Director（戴維德）、Milton Friedman（弗裡德曼）、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從求學際遇那方面看，我算是個天之驕子吧。
上述八位不僅重視斯密與馬歇爾，也重視經濟解釋。事實上，從這本書開頭引用的馬歇爾的一段話看，馬氏是個重視解釋的人。重視，但他自己很少做解釋工作。不僅少做，馬氏時代的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傳統，對真實世界的考查很馬虎。不知何解，但基本上他們沒有足夠的數據作假說驗證。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Arnold Plant執著於真實世界的調查。此君影響了他的學生科斯。我自己對真實世界調查的執著，可不是受到科斯的影響——認識他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而是來自老師阿爾欽的教誨。指導我寫《佃農》時，在事實資料的引用上阿師沒有放我一馬，理由是他認為我是可造之材，要苛求！
一九六七到了芝大，那裡的圖書館是我用過最好的，而任何書籍找不到，他們會很快地替我從其他圖書館借來。我於是在芝大的圖書館玩了幾個月腳註追蹤遊戲，尤其是英國經濟大師A. C. Pigou（庇古）的論著。這遊戲是見到某書的腳註說某事實來自何方，就追溯何方，何方說是來自那裡，就追溯那裡。得到的結果，是書中所說的所謂事實，大部分沒有依憑，有些書引用的全部是假。我因而得到這樣的觀點：最愚蠢的學者，是那些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的君子們。我自己因而不相信一般的書，選擇某些認為可信的作者，更相信的是自己的觀察，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開始了。
一九六九年的暑期回港度假，開始跑工廠（主要是調查件工），跑法庭跑屋頂（主要是調查香港的租金管制）。這經驗不僅使我對真實的世界有了直接的認識，而更重要是察覺到自己苦功學得的經濟理論，大部分不管用。數之不盡的真實現象找不到解釋。怎麼可能呢？當時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價格理論有獨到之處，曾經在芝大的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怎可以連一些日常生活的所見所聞也找不到解釋？自然科學不可能有這樣的尷尬。
當時得到的結論有兩個選擇。其一是放棄經濟學，另謀高就；其二是把學得的理論大事修改，而這修改必須有真實世界現象的支持。在街頭巷尾跑的收穫甚豐，理論與概念逐步改進，只幾年對解釋有奇效。一九六九暑期之前我對當時的傳統理論學得差不多，要發展自己的思想，繼續街頭巷尾的玩意心安理得。
今天，我對經濟理論的解釋力再沒有懷疑。世界複雜，我把經濟理論簡化到只剩需求定律。另一方面，概念要掌握得變化多而深入，因為那些所謂概念，其實是由人類行為的規律主宰的。至於那些分門別類的微觀、宏觀、貨幣理論等，原則一樣——都是人類在侷限下的選擇行為的學問。微不足道的街頭巷尾所見，擴大後可能是重要的宏觀現象。真實世界的現象要知很多，因為理論的簡化與概念的掌握，要不斷地以不同的現象印證才可以學得怎樣用。
說過了，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很麻煩，這種觀察為時甚久，年逾古稀我還在繼續。但我認為，這三卷本的《經濟解釋》可以減少後學的二、三十年的時間。應該可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浪費了很多時間，左淘汰右淘汰，才獲得剩下來的今天自己認為是可靠可用的理論及概念。
任何學問都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經濟解釋也如是。有行家認為我的解釋不是解釋，倒過來，我也認為一些行家的解釋不是解釋。要選走我的路，還是他家的路，又或者要創立自己的，同學們要自己考慮了。
同學們不要單學我的。在起初的階段他家之說要跟進，但要快，彷彿落雨收柴。要記著，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而世事的實情調查是很花時間的工作，往往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有時我逼著要染指一些生意。另一方面，如果同學沉迷於某些原理或技術上的發展，驚覺到不管用時，可能已經老了。經濟解釋的困難不僅是世事不容易拿得準，大部分的所謂理論是廢物。
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集中在我個人認為大有用場的理論及概念，也花了好些筆墨解釋一些行內普及的理論及概念為什麼給我淘汰了。是一個老人家走過的路，同學們讀《經濟解釋》是跟著老人家走一趟。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通道是也，但不是唯一的。這是科學的本質吧。
張五常
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Tuesday, April 6, 2010
《生活週刊》採訪張五常
74歲的張五常先生依然活躍，頻頻發言，闡述自己數十年來的觀察和思考。儘管他的贊同者和抨擊者，有極端對立之意，但爭議恰好說明他的存在。難以否認，張五常的確是少數幾個享有世界性聲譽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
如果落到作家手裡，張五常的經歷足可寫一本「章回小說」。他1935年生於香港，家境算得上中產，卻不幸遭逢日本侵華戰爭，香港淪陷，全家化整為零，往內地逃。一度，他背著3歲的妹妹「野外生存」，「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曾被醫生診斷為「不可能活下去」，張五常硬把不可能變作可能，「妹妹今天還活著。」他說。
這段經歷，加之愛去田園沉思的習慣，讓張五常的經濟學思維始終貼牢現實。幾十年後赴美求學，嚴格的學術訓練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無論是專著抑或專欄，他都寫得活色生香，愛從生活中的細節談起，滿紙跳躍著花鳥魚蟲。可以說，近年來頗受普通讀者歡迎的經濟學隨筆，風氣由張五常打開。
同時，張五常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滿頭「爆炸式」的白髮，對經濟的看法、對現狀的剖析也頗具「爆炸」效應，常常一語激起千層浪。
「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張五常新書《新賣橘者言》。有新自然有舊。1983年，他把為香港某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彙集成《賣橘者言》，引發轟動，內地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從他「隨性」揮就的文字中得到啟發。1982年，張五常接受經濟學大師科斯的建議，從美國回中國香港任教。科斯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不久，是個大課題，張五常功力超凡，又是華人，應近距離觀察。因此，《賣橘者言》雖立足香港，卻著眼全國，他高度關注內地的一舉一動。
這關注持續了三十多年，從壯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賣橘者言》是這份關注的最新呈現。張五常還是那個「賣橘者」，對房價、戶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週刊：內地現行的房產模式是借鑑香港的，有學者認為這是房價飆升的重要原因。請問您持什麼看法？
張五常：凡是國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同的是，香港公務員的收入與地價的高低正面聯繫著，所以多年以來香港政府傾向於高地價政策。多年前他們否認，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詳盡的研究，有說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價政策。目前內地某些熱點城市有這樣的傾向，但不嚴重。
生活週刊：您如何看待戶籍制度？
張五常：本來我對戶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觀。六七年前內地對當時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識到戶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動全球化，中國不能獨善其身，若如是，戶籍制度也會有助。中國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動了，如果戶籍制度損害了私隱的需要，也可以改進。我認為戶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週刊：您怎樣剖析當前的「民工荒」？是否與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上馬有關？
張五常：這無疑有「擠出效應」，增加了「民工荒」的壓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數以千萬計的工業員工回鄉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沒有回到工業區，或沒有回到昔日的工業區。天倫之樂是真樂。我的推斷，是今後中國的工業發展，不會像以前那樣集中在傳統的工業區，而是會擴散到鄉鎮去。國家大興土木地興建公路、高鐵等，也會鼓勵這擴散。
生活週刊：因金融風暴之故，近期國企主動兼併的行為較多，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張五常：西方的經驗，是凡有經濟災難，政府權力大增是後果。目前中國有這樣的傾向，是明顯的，但我認為不嚴重。雨過天晴後，情況會改變。從西方的經驗看，這看法近於天方夜譚，但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我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
張五常的文章好讀、耐讀，鄧麗君、鐵飯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讓原本枯燥的經濟學妙趣橫生。但也有人據此批評他「不懂數學」，遠離經濟學家的「本行」。即便欽佩張五常學問的，也對他沒有繼續在西方經濟學界發展耿耿於懷。2002年，美國著名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公開說：「如果史提芬（張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職，早就拿得諾貝爾獎。」對此，張五常當然並不認同。
生活週刊：有人批評您文章裡不用數學方程式，不專業，您如何看？
張五常：有些人不懂數，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說什麼。我沒有這本領。有些人懶得學數，但要學時學得快。我有這本領。有些人可以發明數學，我也有這本領。我不認為從事經濟解釋數學是重要的。我認為英文要寫得好非常困難，而清晰、優美、文氣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經濟學的傳統，斯密、凱恩斯、費雪、科斯等人都有這樣的本領。我在英文的寫作上下過苦功，上世紀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稱讚，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語，雖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認為自己的中文可以揮灑自如。沒有辦法，此長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週刊：那您自認在學術領域的成就呢？
張五常：說到要在西方學術界打出名堂，中國人談何容易！如果讀我的《英語論文選》，你會發覺不少他家之說出自我的舊文，但沒有提到我。我的英語文章被提及的次數還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這次數會上升幾倍：這樣的運情，炎黃子孫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週刊：但至少您站穩腳跟了，所以有人認為，如果您留在美國，會獲得諾貝爾獎，有更多榮譽。
張五常：1983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是為了對同胞的一點關心。是中國的青年重要呢，還是什麼獎重要呢？只有科斯一個同意我的看法。兩年前他對一位朋友說，當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職，是他平生做得最對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說的「榮譽」重要，那我當年舍英取中的選擇是做對了。我是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這船沉沒我會沒頂，沒有誰會記得我；這船一帆風順再二十年，我寫下的不會被視作糞土。從來沒有刻意地爭取什麼身後聲名，歷來不重視，但今天看走勢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黃子孫要沾一下光理所當然，我是買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紀錄」
張五常還有一個鮮明特點：不論觀點受到怎樣的抨擊甚或責罵，只要他認定與學問無關、無助於增進智力者，很少回應。他總是獨來獨往，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做判斷，清晰、堅定。生活週刊記者試著問他對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動聲色地忽略。這或許和張五常的年紀有關——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週刊：您的思維方式屬於「天才型」，卻依然能在經濟學界立足。而現在很多學子，因思維較「野」，無法被教育體制認可，您有什麼建議嗎？
張五常：在神州大地，稱得上是「天才型」的學子無數。他們就是沒有機會，沒有我昔日的機遇，為此我大發牢騷多次了。
生活週刊：張軍教授在為您寫的《思想的衝擊》一文中提到，您飽受抨擊，特別網絡上對您的責罵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樣面對？
張五常：張軍說的是個潮流，年輕人心有不甘是個原因，不平則鳴是個原因，互聯網是方便發洩的好去處。我就是要讓他們罵到夠，真理半步不讓，久而久之，他們有一部分終會看到真理。
生活週刊：如何評價新制度經濟學的現狀？
張五常：一團糟。搞這門學問的一個學會幾個月前在廈門開會，請我為主講，我以《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為題，把科斯嚇了一跳，多次叫我留個情面。後來他很滿意我講的。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我刻意地講得搞笑，輕鬆一下，滿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週刊：看您在《五常學經濟》中寫兒時的香港，很神往那種氛圍，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國團的「乒乓第一課」都是您教的。這幾十年來，香港有巨大的變化吧？
張五常：跟我童年時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灘污染嚴重，不再美了。曾經是釣魚勝地，今天那裡的海水養不活魚。
生活週刊：未來的計劃是什麼？
張五常：七十四歲了，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只希望能在餘下來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僅多，而且雜。說到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了什麼紀錄。餘下來的日子可能不夠。
如果落到作家手裡，張五常的經歷足可寫一本「章回小說」。他1935年生於香港，家境算得上中產，卻不幸遭逢日本侵華戰爭，香港淪陷，全家化整為零，往內地逃。一度，他背著3歲的妹妹「野外生存」，「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曾被醫生診斷為「不可能活下去」，張五常硬把不可能變作可能，「妹妹今天還活著。」他說。
這段經歷，加之愛去田園沉思的習慣，讓張五常的經濟學思維始終貼牢現實。幾十年後赴美求學，嚴格的學術訓練仍磨不掉他的「野路子」，無論是專著抑或專欄，他都寫得活色生香，愛從生活中的細節談起，滿紙跳躍著花鳥魚蟲。可以說，近年來頗受普通讀者歡迎的經濟學隨筆，風氣由張五常打開。
同時，張五常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滿頭「爆炸式」的白髮，對經濟的看法、對現狀的剖析也頗具「爆炸」效應，常常一語激起千層浪。
「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最近，中信出版社推出張五常新書《新賣橘者言》。有新自然有舊。1983年，他把為香港某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彙集成《賣橘者言》，引發轟動，內地流行的產權理論，幾乎都從他「隨性」揮就的文字中得到啟發。1982年，張五常接受經濟學大師科斯的建議，從美國回中國香港任教。科斯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啟動不久，是個大課題，張五常功力超凡，又是華人，應近距離觀察。因此，《賣橘者言》雖立足香港，卻著眼全國，他高度關注內地的一舉一動。
這關注持續了三十多年，從壯年到老年，未曾衰竭。《新賣橘者言》是這份關注的最新呈現。張五常還是那個「賣橘者」，對房價、戶籍制度、民工荒等均有自己的思考。
生活週刊：內地現行的房產模式是借鑑香港的，有學者認為這是房價飆升的重要原因。請問您持什麼看法？
張五常：凡是國家持有土地的所有權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同的是，香港公務員的收入與地價的高低正面聯繫著，所以多年以來香港政府傾向於高地價政策。多年前他們否認，我的一位港大同事作了詳盡的研究，有說服力地指出香港有高地價政策。目前內地某些熱點城市有這樣的傾向，但不嚴重。
生活週刊：您如何看待戶籍制度？
張五常：本來我對戶籍制度有反感，今天有了改觀。六七年前內地對當時的「非典」病毒控制得好，使我意識到戶籍制度有用。今天恐怖活動全球化，中國不能獨善其身，若如是，戶籍制度也會有助。中國的人口早就自由流動了，如果戶籍制度損害了私隱的需要，也可以改進。我認為戶籍制度有保留的理由。
生活週刊：您怎樣剖析當前的「民工荒」？是否與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上馬有關？
張五常：這無疑有「擠出效應」，增加了「民工荒」的壓力。另一方面，年多前有數以千萬計的工業員工回鄉潮，今天好大一部分沒有回到工業區，或沒有回到昔日的工業區。天倫之樂是真樂。我的推斷，是今後中國的工業發展，不會像以前那樣集中在傳統的工業區，而是會擴散到鄉鎮去。國家大興土木地興建公路、高鐵等，也會鼓勵這擴散。
生活週刊：因金融風暴之故，近期國企主動兼併的行為較多，您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張五常：西方的經驗，是凡有經濟災難，政府權力大增是後果。目前中國有這樣的傾向，是明顯的，但我認為不嚴重。雨過天晴後，情況會改變。從西方的經驗看，這看法近於天方夜譚，但中國比西方更有彈性。
「我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
張五常的文章好讀、耐讀，鄧麗君、鐵飯碗、宋徽宗等等皆可入文，讓原本枯燥的經濟學妙趣橫生。但也有人據此批評他「不懂數學」，遠離經濟學家的「本行」。即便欽佩張五常學問的，也對他沒有繼續在西方經濟學界發展耿耿於懷。2002年，美國著名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公開說：「如果史提芬（張五常的英文名）不回港任職，早就拿得諾貝爾獎。」對此，張五常當然並不認同。
生活週刊：有人批評您文章裡不用數學方程式，不專業，您如何看？
張五常：有些人不懂數，但奇怪地知道方程式在說什麼。我沒有這本領。有些人懶得學數，但要學時學得快。我有這本領。有些人可以發明數學，我也有這本領。我不認為從事經濟解釋數學是重要的。我認為英文要寫得好非常困難，而清晰、優美、文氣如虹的文字，是上佳經濟學的傳統，斯密、凱恩斯、費雪、科斯等人都有這樣的本領。我在英文的寫作上下過苦功，上世紀七十年代得到史德拉等朋友稱讚，很不容易。中文是母語，雖然我要到近十年才認為自己的中文可以揮灑自如。沒有辦法，此長彼消，我今天的英文是退步了。
生活週刊：那您自認在學術領域的成就呢？
張五常：說到要在西方學術界打出名堂，中國人談何容易！如果讀我的《英語論文選》，你會發覺不少他家之說出自我的舊文，但沒有提到我。我的英語文章被提及的次數還可以，但如果我是老外，這次數會上升幾倍：這樣的運情，炎黃子孫在西方一般如是。
生活週刊：但至少您站穩腳跟了，所以有人認為，如果您留在美國，會獲得諾貝爾獎，有更多榮譽。
張五常：1983年起我轉用中文下筆，是為了對同胞的一點關心。是中國的青年重要呢，還是什麼獎重要呢？只有科斯一個同意我的看法。兩年前他對一位朋友說，當年催促史提芬回港任職，是他平生做得最對的一件事。今天看，如果你說的「榮譽」重要，那我當年舍英取中的選擇是做對了。我是坐上了中國發展的船：這船沉沒我會沒頂，沒有誰會記得我；這船一帆風順再二十年，我寫下的不會被視作糞土。從來沒有刻意地爭取什麼身後聲名，歷來不重視，但今天看走勢如斯也。神州再起，炎黃子孫要沾一下光理所當然，我是買了上佳的座位票的。
「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紀錄」
張五常還有一個鮮明特點：不論觀點受到怎樣的抨擊甚或責罵，只要他認定與學問無關、無助於增進智力者，很少回應。他總是獨來獨往，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做判斷，清晰、堅定。生活週刊記者試著問他對郎咸平的看法，他不動聲色地忽略。這或許和張五常的年紀有關——已入晚境，更多地想做自己的事情了。
生活週刊：您的思維方式屬於「天才型」，卻依然能在經濟學界立足。而現在很多學子，因思維較「野」，無法被教育體制認可，您有什麼建議嗎？
張五常：在神州大地，稱得上是「天才型」的學子無數。他們就是沒有機會，沒有我昔日的機遇，為此我大發牢騷多次了。
生活週刊：張軍教授在為您寫的《思想的衝擊》一文中提到，您飽受抨擊，特別網絡上對您的責罵很多，有的很刻薄。您怎樣面對？
張五常：張軍說的是個潮流，年輕人心有不甘是個原因，不平則鳴是個原因，互聯網是方便發洩的好去處。我就是要讓他們罵到夠，真理半步不讓，久而久之，他們有一部分終會看到真理。
生活週刊：如何評價新制度經濟學的現狀？
張五常：一團糟。搞這門學問的一個學會幾個月前在廈門開會，請我為主講，我以《看不到則驗不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性發展》為題，把科斯嚇了一跳，多次叫我留個情面。後來他很滿意我講的。我指出以卸責、偷懶、恐嚇、勒索、隱瞞、博弈、機會主義等等概念，只有上帝知道是些什麼，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科學上皆廢物也。我刻意地講得搞笑，輕鬆一下，滿足了科斯的要求。
生活週刊：看您在《五常學經濟》中寫兒時的香港，很神往那種氛圍，您的朋友中有很多「奇人」，甚至容國團的「乒乓第一課」都是您教的。這幾十年來，香港有巨大的變化吧？
張五常：跟我童年時相比，香港今天人太多，海灘污染嚴重，不再美了。曾經是釣魚勝地，今天那裡的海水養不活魚。
生活週刊：未來的計劃是什麼？
張五常：七十四歲了，還有什麼「未來」可言呢？只希望能在餘下來的日子整理好自己的作品，不僅多，而且雜。說到多而雜的合併，我可能破了什麼紀錄。餘下來的日子可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