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國難明，倫敦可慶

關於釣魚島、黃岩島之爭，今天吵得熱鬧的，我沒有作過考查，好些問題不明白，無從以一個知者的立場發言，只是幾天前看到一個美國電視台介紹菲律賓，心境難平，要在這裡發幾句牢騷。

首先要說的，是西方的朋友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不知道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傳統說，國家富強時重視國土完整，但侵佔他人的地方則沒有興趣。中國的統治者顯然認為文化不同他們管不了。一七九一年，打了第十場勝仗，乾隆皇帝稱自己為十全老人，寫下《十全老人之記》，說是自己的地方都拿回來了。以他當時的實力，乾隆大可予取予攜，但沒有這樣做。那些認為中國有侵略意向的朋友要多讀中國的歷史。中國要領土完整，但不侵略。這傳統跟日本、英國、法國、西班牙等的歷史意識是不同的——八國聯軍就有八個侵略國家。

這邊廂不明，那邊廂轉悲，因為從美國台轉到中國台去，說的是圓明園的故事，聽到當年見過圓明園真跡的老外寫下來的，說該園是人類奇蹟。把珍品拿去是一回事，燒掉卻是人類的恥辱。我想，炎黃子孫會偷，會騙，但不會為了過手癮而把人家的精心建築燒掉。文化不同，行為有別也。

菲律賓是個窮國，人均每年收入只二千二百五十五美元。不止此也，他們的財富或收入分配很不平均，很極端化。富有的主要是有政治關係的人物，以及一些中國血統的富商。容易想像，那裡的窮人窮得不得了。

幾天前在上文提到的美國電視台看到菲律賓貧苦人家（尤其是孩子）的苦況，心境難平，而令我髮指的是那裡有一條村，稱「一腎村」，因為村民長大後把自己的一個腎賣掉，市價一萬美元。電視無情，村民肚子上有一條刀痕者眾，都拍出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菲政府說要大事增加軍備，要跟誰打仗呢？當今之世，一架在空中戰鬥可以捱得幾分鐘的飛機，其價可以為菲律賓的勞苦大眾保存逾千個腎。他們究竟是怎麼樣想的？報導又說日本會廉價提供武器。我認為把武器免費贈送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菲律賓不是個好戰的民族。打仗不是把槍桿塞進人民手上那麼簡單。一旦進入備戰狀態，正常產出的投資會停頓。發國難財的故事永遠是指很小的一撮人。

朋友說，數十年來，菲律賓人民的生活，最好時期是馬可斯執政。朋友的看法可能對：三十年前香港菲傭的工資是中國內地女傭工資的二十倍，今天這二者大致打平，而內地的菲傭工資比香港的高。香港政府減了菲傭的最低工資，還被接受是說菲律賓的人民生活這些年沒有改進。

九千多萬人口，算是不少，但菲律賓的天然資源十分好，有地震，也有颱風，但發展起來會是個旅遊勝地沒有疑問。中國改革發展有成，可以幫菲律賓一個大忙更沒有疑問。他們的天然資源——尤其是礦物——中國用得著，土產的手工藝品中國也大有市場。澳洲、加拿大、俄羅斯等就憑他們的天然資源賣給中國，避開了金融風暴的蹂躪。菲律賓的人口與資源的比率沒有那麼優勝，但位於中國的比鄰而沒有明顯地被中國的發展帶起，我不明白。

旅遊應該是不難處理的生意。首先要搞好治安與衛生。進口貨一律免稅，以菲律賓的工資與租金衡量，炎黃子孫的自由行會行到那裡去。不妨選一個小島搞一個高檔次的賭場，國際招標，把澳門的生意搶一點過去。無數美麗的島嶼，朝輝夕陰，氣象萬千，遊艇生意應該好得不得了。這一切的發展都不難，只是政府要漠視利益或壓力團體，也要不管自己及有關人士的利益。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但財富落在一小撮人的手上，民主是很可怕的事。

黃岩島的誰是誰非我不評論。作為炎黃子孫沒有人相信我會站在中間位置。算我從火星飛來的吧。火星人怎樣看呢？黃岩島這種糾紛菲律賓隨時可以搞，但今天搞起來是劣著，不智也。報導說，今年四月十一日菲律賓以軍艦干預中國的漁船。是因為海底有石油嗎？機會不高：中國南海的地殼的斜背（anticline）破裂多，三十年前美國的石油朋友很失望。就算真的海底富有石油，但動不動是天價的玩意，有誰會在中國認為是她的海域投資開採呢？Anticline是指地殼碗形反蓋，石油的儲藏必須有，此其一。其二是地殼不能多有破裂，因為石油容易蒸發流失，而在海底油輕於水，有破裂流失更易。要先滿足這兩個條件才輪到講運氣。

讓我說清楚一點。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對菲律賓應該有大助。進一步說，沒有中國，菲律賓的經濟不容易搞起來。一個善良的民族，唱歌跳舞盡屬一流——在美國時我教過不少菲律賓學生，所以知道。加上他們有天賦的資源，中國的發展對他們應該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回顧以往的二十年，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沒有看頭，沒有好好地利用中國這個近水樓台，我不明白。只對中國有貿易順差不是大作為，而吵將起來，這順差容易消失。

水漲時只剩一塊小石頭的黃岩島，之前我沒有聽過。今天阿基諾三世把該石頭送到中南海，遇到的溫家寶先生是個非常頑固的人。是很麻煩的棋局，為什麼會走成這個樣子呢？政治不談，面子不說，我認為爭取與中國經濟合作互利還是容易商量的。中國的文化傳統歷來是這樣。然而，英諺云：上帝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菲律賓的政制改革看來是需要的。我不懂，但從刊物讀到從電視看到從朋友聽到的各方面，他們的政制有嚴重問題。

這些日子老人家無所事事，只希望能休息幾個星期然後動工寫《經濟解釋》的最後一卷。但讀到或看到的消息沒有一項可讓老人家開心一下。可幸今早好消息終於來了：倫敦奧運的門票賣得非常好。我很擔心英國因為搞奧運輸大錢，害了他們本來就困難的經濟。八年前雅典的奧運，在恐怖活動的陰影下，顧客寥寥無幾，虧大本，種下了他們今天苦不堪言的禍根。今早的報導說，倫敦奧運門票訂價奇高，但一開始發售，熱門項目立刻銷售一空。不一定會賺錢，但不會大蝕可以肯定。

我屢次對中國的朋友說，倫敦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大城市，他們要藉奧運到那裡看看。歷史、文化、品味、檔次、園林、變化，應有盡有，而計程車（出租車）的服務水平冠絕天下！只一點不好：物價貴！帶多點錢去吧。

只要願意花錢，不用擔心買不到任何項目的最佳座位票。倫敦的黃牛黨組織遠比中國的高明。為什麼會是這樣是老人家的秘密了。

兩個「淺」問題惹來的困擾

《經濟解釋》的卷三——《受價與覓價》——終於完工了。其實是遺棄，因為不想再讀。整本是重寫，花了十六個月，個多月前完工，自己認為重要，朋友們說這裡那裡難讀，於是這裡那裡再修，不知是否改進了。幾位朋友幫忙。十多萬字的書，個多月下來，修改及補充的加起來只千多字，不可能易讀很多。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不會被完成，只是被遺棄了。《受價與覓價》是否藝術作品只有天曉得，但我有把它遺棄的感受。

很少弄得這樣累。體力衰退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反覆地考慮自己認為想通了、寫通了但讀者朋友還說有不明白的地方。這些朋友皆飽讀經濟學論著，我知道他們認為難懂的地方在哪裡，但摸不準他們認為難懂的要點。不是深學問，只是跟傳統的有大分離。他們不習慣吧。我自己認為不深。多年來我走自己的路，朋友們早就跟進，只是今天重寫《經濟解釋》，知道沒有機會再重寫了，於是可放盡放，自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

我不是個喜歡標奇立異的人。衣著天天差不多已有數十年了。不知是上蒼的祝福還是詛咒，自兩歲起因為不守孩子的規矩被家中人天天罵。後來大家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懶得管我。我喜歡想自己的。你說我想得怪，我說你想得怪，大家打個平手，是沒有什麼需要爭論的。我對深問題的處理往往感到縛手縛腳，但對淺問題的看法則往往與眾不同。奇怪，深問題我要找到淺答案才有滿足感，是以為難。淺問題呢？我找到的滿意答案一律不淺！

回頭說《受價與覓價》比較難讀，我認為主要起於兩個「淺」問題，經濟學本科必問，但答案我不同意。我早知道經濟學的傳統有這些無可救藥的困難，只是要到《受價與覓價》才感到需要全面地說清楚。朋友們不習慣，所以覺得難讀吧。

第一個淺問題是：為什麼有市場？市場交易給社會帶來利益之見起自我們的韓非子之前，由英國的斯密發揚光大，其後補充證實的大師無數。這些高明之見真的是解釋了市場的出現嗎？如果我們問：市場的存在假設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就變為難題了。一九八一年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我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費用是零，不會有市場！跟著的推理是：市場本身的運作一定有交易費用的存在，但市埸不可能是為了增加交易費用而出現的。市場的出現一定是為了減少某些交易費用，這些減少了的是些什麼呢？為這後者問題我想了多年，後來認定交易費用是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費用，而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租值消散，所以租值消散是社會或交易費用。這樣看，市場的出現減少了租值消散這種社會費用，換來的是權利界定與合約交易等費用的增加。說租值消散的減少多於合約交易費用的增加促成市場出現是定義性的了。

在《受價與覓價》中我沒有頻頻提及租值消散或交易費用，但這些費用的節省與變化每一步推理在腦中我沒有忘記，同學們讀時不這樣想會感到有點困難。不是很難，因為不是高深的學問——只是跟傳統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第二個淺問題是：邊際成本曲線是怎樣畫出來的？本科當然有教，十一年前分析上頭成本時我知道是難題。當時有很多其他工作，約束多，不能盡放地處理。這次寫《受價與覓價》，知道再不能迴避或推遲，大手發揮才知道是相當麻煩的學問。邊際成本是傳統公司理論（內地稱企業理論）的靈魂，出現的問題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傳統根本不知道邊際成本是什麼——邏輯上不可能知道——曲線畫不出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

直接成本是不產出不需要支付的成本，而邊際成本只能以直接成本量度。在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之間通常有一片灰色地帶，很麻煩，因為合約的結構有變這灰色地帶的或大或小會跟著變。知道是難題，我一路推遲，推到不能再推的《受價與覓價》的第六章才處理，逼著要推出「成本定律」與「擠迫效應」來給自己解困。沒有意圖標奇立異——半點也沒有——而是傳統的公司理論，尤其是牽涉到生產那部分，其處理沒有什麼地方值得保留。

同學們想想吧。用這種合約安排邊際成本曲線畫得出，用那種合約這曲線畫不出來，還有其他合約一時可以一時不可以。原則上，所有上頭成本可以通過合約的處理而變為直接成本，倒轉過來也對。傳統的生產理論究竟是教什麼的？

同學們再想想吧。飲食行業，老闆們喜歡算毛利。那是食品售價減除水、電、煤氣、食料等不產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費用。邊際成本曲線只能以這些費用畫出來。但這些只是總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要怎樣定價才對呢？有些食肆把廚房及食料全部判出去給外人做，老闆按每碟菜算價購入，加價每碟出售，邊際成本於是因為合約之變而變。很多其他行業無從算毛利，因為不知直接成本為何；有些把工資算進直接成本……千變萬化，我們要怎樣推出一個有一般性的理論來解釋生產與覓價的行為呢？大致上《受價與覓價》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有一般性的解釋用場，但因為是第一次這樣推出，還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改進是同學們的工作，是將來的事，老人家是管不著的了。

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困難的分析問題，《受價與覓價》間接地提供了相當圓滿的答案。這問題是：市場的存在一定有交易費用，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不對，但市場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要怎樣加進去才對呢？這些費用千變萬化，你要怎樣加或減都可以，但砌出來的往往是套套邏輯，得個「講」字，中了計自己也不知道。《受價與覓價》與跟著的《制度的選擇》的處理方法是避開了「這是因為交易費用那是因為交易費用」那一套，找尋一些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規律或定理。在《受價與覓價》中，「以物為本」的處理方法應該是貢獻，因為關於交易費用的行為規律是從這個角度推出來的。

《受價與覓價》提出的生產結構包含著交易費用，而有關的合約結構是《制度的選擇》的話題，要更為直接地處理交易費用了。我會繼續從以物為本的角度入手，跟卸責、勒索、博弈等以人為本的時興學問過不去。

制度與合約是同一回事。朋友們說合約是我的強項，卷四《制度的選擇》應該比較容易寫。應該是，但不會是。這樣說，因為覓價的行為也絕對是我的強項——在街頭巷尾跑了那麼多年說不得笑——但寫起來很辛苦。愈是知得深入的話題，放手地發揮應該是格外困難的。

「經濟解釋」一詞將會傳世

上星期發表《思想傳世的玩意》後，突然想到一件事，叫一位同學到網上替我找一些經濟學的中文用詞或術語被提及的次數。事緣二〇〇七年為科斯寫《中國的經濟制度》時，要捧他一手，囑該同學到網上找「科斯定律」在華文世界被提及的次數。結果是「科斯定律」與「科斯定理」二者加起來有十多萬次。還健在的西方經濟學者沒有誰在華文世界有科斯的功力。科斯的東西是由我單槍匹馬引進中國來的，不由得沾沾自喜。跟著（也是二〇〇七年）叫該同學搜查老人家發明的「經濟解釋」一詞，逾百萬次，記不清楚了。

幾天前為了好奇再叫該同學到網上搜查，「科斯定律」與「科斯定理」加起來逾五十萬次，大有長進。「經濟解釋」呢？飆升到一千八百萬次，網上懶得提供細數了。該同學覆核幾次，沒有錯。網上這類數字有時上升了又下降，不知是搞什麼鬼的，但這樣的天文數字只出現一次也讓老人家開心吧。

我跟著再查幾個我認為是大熱門的術語，得到的結果如下：「剩餘價值」，八百一十九萬；「三民主義」，三百五十五萬；「無形之手」加「看不見的手」，四百八十九萬；「基尼指數」，三百四十八萬。是的，「經濟解釋」看來遙遙領前，十分過癮。

我是一九七三年想出「經濟解釋」這一詞的。二○○○年為《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寫的《序言》中我有下面的回憶：

「上文提到的文稿，華大一位同事把它譜入他寫的課本中，說明是我的發明。一家美國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經濟編輯讀後，找到文稿的原文，帶了合約來找我寫一本經濟學課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該出版商給我的條件優厚，且說明不用看大綱，不用評審，我要怎樣寫也可以。這是難得的際遇，但我說從來不打算寫課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因為石油問題及價格管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通脹急劇，而自己有兩個還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賺點錢是人之常情。我於是叫出版商把合約留下來，讓我考慮一下。他要我先給他一個書名，我就在一張空白的紙上寫下：Economic Explanation（經濟解釋）。這本書我終於沒有動筆。」

當年華大的一些同事很喜歡這個書名，但認為有爭議，因為沒有人會說物理解釋、化學解釋、生物解釋……為什麼我提出「經濟解釋」呢？我當時的回應，是人的行為惹來的不同解釋無數，是對是錯專家的處理各各不同，就是經濟學行內的派別多過華山論劍，「經濟解釋」是我個人在一門學問上的處理方法，其他的我管不著，也懶得管。其實「經濟解釋」這一詞是從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卡爾納普（R. Carnap） 那裡搬過來。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大作本科生時我聽卡大師的課，聽到他幾次用「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詞，知道他認為解釋的方法無數，但科學的是獨立的另一回事。解釋人的行為的方法無數，我的經濟解釋也是獨立的另一回事。這「獨立」是指方法獨立與理念獨立。我用卡爾納普教的科學方法，加上後來進了研究院得到老師普魯納（K. Brunner）的教誨。我見到普老師旁聽卡爾納普的課，知道他教的是維也納學派的一脈相承。一九八九年我寫的《科學的方法》只是加上自己想出來的一些變化。天下的學問來來去去就是那麼多，分別主要是看你怎樣用出變化。至於理念獨立，稍後我會以鈔票失蹤的例子解釋。

我與「經濟解釋」這詞結下不解緣。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的講座演辭，我取名《Economic Explanation：Let Us Ride with the Surging Tide》。一九八九年上述的《科學的方法》在《香港經濟日報》刊登時，是《經濟解釋》的第一章，由周慧珺題四個字，發表了十二期因為母親在街上跌倒而停筆。可能因為這十二期寫得特別好，要求我繼續寫下去的讀者無數，終於二○○○年以三卷本的計劃續筆。九十年代後期，兩位中國內地的朋友翻譯了一部分我的英語文章，出版前問我該結集用什麼名字，我建議《經濟解釋》。二○○五年出版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書名是Economic Explanation。今天快將出版的《受價與覓價》，是《經濟解釋》的卷三。

疲勞轟炸！重寫《經濟解釋》，一位同學每期放到網上幾個博客去，雖然很少提到「經濟解釋」，讀者的點擊總數約一億，加上轉載無數，同學們早就被炸得昏倒吧。

聽說幾年前我的一位舊學生也用《經濟解釋》之名在報章寫專欄，我沒有見到；收到一些內地學子以《經濟解釋》為題的文稿，我沒有時間讀。幾次內地的朋友要以《經濟解釋》為名出版刊物或搞學會，要求我同意。我回應說《經濟解釋》這詞我沒有註冊專利（一笑），但要真的集中於解釋才有意思。在今天的中國內地，要獲得批准搞刊物或學會不是那麼容易。

上文提到，「經濟解釋」一詞有理念獨立性。讓我用一個以前說過的淺例子示範吧。假如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有行人的地上，沒有風，我可以肯定地推斷，沒有警察在旁該鈔票的失蹤機會遠比有警察在旁為高。小孩子也知道，小孩子也有解釋。問題是眾人的解釋可能各各不同。

鈔票失蹤，我的經濟解釋只一個，基於兩點。一、需求定律說，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二、成本是最高的代價，價也。沒有警察，把鈔票佔為己有的代價是下降了。

同學們會問：這樣簡單的現象，小孩子也知何解的，為什麼要用到需求定律與成本概念呢？殺雞真的要用上牛刀嗎？我的辯護是：淺的、深的現象或行為我皆用這兩把簡單的牛刀處理，雖然深的要用出複雜的變化。解釋也是推斷，二者只有事後與事前之分。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的路，準確的，用的還是上面那兩把簡單的牛刀。不是說經濟學的其他理論毫無用處，而是把有用的歸納起來就只是這兩把刀。活學活用，變化起來同學們可能感到天旋地轉了。這是我選走的路，走得用心，半個世紀過去，我對自己的選擇與處理是滿意的。

無心插柳柳成蔭，「經濟解釋」一詞看來會傳世。這會把老人家帶進傳世之境嗎？如果會，不是我希望的事。我希望自己的思想傳世，不希望因為自己「創造」的一個術語而傳世。我是個討厭創造術語的人。另一方面，「經濟解釋」一詞在神州大地風行是好事，因為早晚會給今天時興的經濟學當頭一棒。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同學們在課堂上舉手發問：「老師呀，你教的經濟理論解釋了些什麼？」

思想傳世的玩意

爭取傳世可以看為無聊玩意：真正的傳世要講逾百年，什麼身後聲名今天不值錢，他朝自己不知道。我不懷疑好些人這樣做，而自己也嘗試。他人為什麼這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可以解釋一下，是後話。

中國詩人的傳世傳統可能天下罕有。一兩句可以朗朗上口的詩可以被傳誦逾千年。不止此也，詩以地名，地以詩名，今天的遊客還是搶著付錢去看什麼白帝城、黃鶴樓、烏衣巷、滕王閣、岳陽樓等——當然不少是假貨，而范仲淹根本沒有到過岳陽樓。應該不是詩以地名，而是地以詩名。這傳統可能神州獨有。懷舊或懷古是炎黃子孫的美德，老外可沒有多少這樣的興趣。

有時我在遐想，寫得出幾句絕妙好詩可以傳世，作個詩人倒也不錯吧。事實上，不少算得上是詩人的到處吟詩賦詞，希望詩以地名，或地以詩名，因而傳世去也。這些詩人一律失望。幾年前到張家界一行，在路旁買了一冊厚厚的詠誦張家界的詩集，內裡詩、詞數百首，詩人也數百，但我找不到一首曾經讀過，也沒有一個詩人曾經聽過。可見一首詩之所以傳世，可不是寫得好寫得妙那麼簡單。詩人本身需要是偉大的。除非你是孫髯翁，寫得出那首大觀樓的一百八十個字的千古絕聯；或者是寫黃鶴樓的崔顥，有李白說寫他不過。

思想要傳世應該比詩作困難。不會難很多吧。當年我喜歡長駐圖書館，專於經濟書籍那部分，作者的名字十之八九我沒有聽過。發表於大名鼎鼎的學報嗎？發表後三年還有人記得很不容易！

為什麼我這個老人家還在嘗試以學術思想的文字來博取傳世呢？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這個人沒有其他有機會傳世的本領。其二是這些日子無所事事，而從不少朋友的例子中知道，到了這把年紀腦子不頻頻使用會退化得快。這二者皆負面因由。其三屬正面：我的思想文章不容易死掉。從來沒有發表過大紅大紫的，而作為炎黃子孫文章在西方多被引用不容易，但令巴澤爾嘖嘖稱奇的，是我發表了的英語文章不容易死掉。有些被遺忘了十年八載又再被提及。我於是幻想：如果四十多年還有人記得，再來一個四十多年就近於百年了。當然我沒有機會見到，但幻想一下不是罪，何害之有哉？有點無聊，但人總要有點希望，無聊一下，可以活得較有趣吧。

學術思想要傳世當然渺茫，但經濟思想史上我看不到誰像我今天那樣遇到那麼有利的形勢。是的，今天對經濟學有興趣的中國學子可能比整個地球其他國家的加起來還要多，而他們的經濟學課本教的只是一些公式化的學問，說不上是有挑戰性的思想。我可以用中文下筆，而什麼互聯網、博客之類的傳播廣闊度人類歷史只今天才有。再者，同學們關心世事、國事、自家事，我收到他們的關於經濟的問題多得不可能回應。我只希望能有一小撮老師或同學能看得懂我寫的往往不容易讀的比較嚴謹而又變化多的分析。只一小撮足夠，因為他們會把我寫下的擴散開去。

「經濟解釋」這一詞今天在中國內地變得流行了。我採用集中這個法門：只問為什麼，不問好不好——這是指散文或評論時事之外的四卷本《經濟解釋》。只管真理，簡單的理論與概念務求用出變化，而現象的細節與假說的驗證不斷地推出。這一切皆為集中於解釋，別無他求，應該可以增加傳世的機會吧。

昨天去信給科斯等幾個老朋友，說他們屢次要求我把《經濟解釋》的幾卷翻為英文，今天可以考慮，但翻出來會愈千頁印刷文字，我是無能為力的了。有一個基金可以出錢，不知能否找到上選的譯手。也頭痛是《經濟解釋》完全沒有圖表，沒有方程式，也沒有註腳，違反了經濟學論著的規格，要找到西方大名的出版社接受恐怕不容易。

我歷來不重視把自己的中語論著翻成英文。思想不論國籍，而只要能成功地攻進神州，早晚會傳到西方去。其實翻譯也無聊。我希望能讀到譯作而還健在的舊師友中，最年輕是巴澤爾，他今天八十歲。

傳世玩意是一種幻想遊戲。你可以幻想自己投資凡投必中，變得很富有，但其實不是。這後者的「投資幻想」與前者的「傳世幻想」的不同處，是投資的效果你在生時會知道，可能要面對慘淡收場的現實。思想傳世呢？效果如何你不會知道，因而可以不斷地繼續幻想下去，原則上，只要還活著你可以想得開心。老師阿爾欽曾經問：「史提芬，假如你有萬斤黃金，收藏起來，但被人全部偷了，你不知道，以為自己還有萬斤黃金，對你有什麼影響呢？」我回應：「如果我以為自己有萬斤黃金而不斷花錢，總有一天圖窮匕現。」思想傳世這玩意是幻想著自己有萬斤黃金，全部被人偷了自己永遠不知道，怎樣亂花一通也不會圖窮匕現。很有點無聊，但何樂不為哉？

思想運動是怎樣進入狀態的

丁俊暉的斯諾克天賦是沒得說的了。他的困難是不容易進入狀態，而進入了狀態可能一下子消失！斯諾克不像乒乓球，後者每一分要與對手直接較量。原則上斯諾克由自己操控，只是對手的存在帶來兩方面的麻煩。其一是對手防守得妙是給你出難題。其二是跟好些運動一樣，斯諾克著重節奏，對手的行為可以把你的節奏擾亂了。

跟對手的存在最沒有關係的運動比賽應該是高爾夫球。八十多年前美國的Bobby Jones高舉如下的哲理：比賽時只針對場地，不管對手。他是歷史上唯一的在同一年獲四個大滿貫賽事冠軍的人（一九三○年的四個與今天的四個有兩個不同）。原則上高爾夫球是一項可以完全不管對手的比賽，究竟Jones是否真的那樣打只有天曉得，但他是這樣說。應該是真的吧。此君職業律師，高爾夫是他的業餘玩意！

思想是一種運動，可以是劇烈的：容易累，體重會下降，而把腦子弄壞了的例子不少。究竟腦子思想時是怎樣運作的是科學上的大難題：發現DNA結構的天才Francis Crick謝世前在這方面有研究，沒有聽到有什麼大發現。

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察覺到在重寫《經濟解釋》的卷二《收入與成本》與卷三《受價與覓價》時——尤其是後者——我可以容易地進入思想狀態，也可以保持這狀態到一個題材完工。我是個「心不在焉」的人，思想要進入狀態應該比較容易，但這些日子不僅比壯年時容易，而且每次將要進入狀態之前自己預先知道，這狀態能否繼續保持著自己也知道。這裡試將自己的經驗寫下來，對來日方長的同學可能有點幫助。讓我分點說。

（一）雖然思想運動可以是比賽——例如下象棋——但學術思想我避免跟他人比賽。針對的是一個問題或一個現象，是對問題而不是對他人。他人說過的可以參考，而自己想出來的與他家不同會直說不同意，但我不會以他人的錯作為自己思想的起點。喜歡聽到掌聲，但誰對誰錯視若等閒。要爭取的是自己可以走得多遠，而不是要把一個假想的對手殺下馬來。說競爭帶來進步沒有錯，但與他人的思想競爭惹來太多顧忌，遠不及只管改進自己或希望傳世那麼沒有牽掛。另一方面，學術思想最忌磨斧，而跟他人競爭，免不了有磨斧痕跡。

（二）跟體育比賽不同，學術思想可以回手，即是可以下回手棋。這點重要，要懂得好好利用。思想要先有一個問題，提問要下回手棋，務求把問題弄清楚，要判斷問題是否有趣，以及有了答案可以帶到些什麼地方去。找尋答案時更要多下回手棋。先求大概地對，往往要考慮好幾個可能對的答案，然後逐步淘汰。淘汰後可以回手——發表了的也可以回手。

（三）休息重要。想一個問題，過程中會有好些其他問題出現。遇到難題我通常只想幾分鐘就停止，休息一下再想。我喜歡躺在床上想，難題只想幾分鐘就想其他，或亂按電視務求分心不再想。自己認為重要的難題是不會消失的。它一定回頭，不會放過你。回頭時再想幾分鐘，跟著設法把它拋諸腦後。這樣一次又一次，如果問題問得對，答案的方向大概沒有錯，可取的答案一定會出現。你不用忙，不要趕著找到答案，因為你要等待思想進入狀態。進入狀態之前我通常沒有肯定的答案，只是在感受上愈來愈舒適。

（四）你想到一個廣泛的題材要在思想上發揮，要把這題材切成可以獨立的章或節，然後逐節處理。思想專於一節，之後再想另一節。一節之內有不同的要點，也有不同的問題甚或難題。你要這裡想一下那裡想一下，跳來跳去，問題會逐步漸變得清晰，可能的答案會變得明確一點。但你不要管是否真的有了答案。你要等。等什麼呢？等到你感到有點衝動要坐下來動筆。這衝動的湧現是說你的思想開始進入狀態。我自己的經驗百無一失。有了這衝動的狀態，動筆時問題與答案會一起清晰地冒出來，而以前沒有想過的也會在動筆時出現了。是思想集中的時候，不要再跳來跳去。不要忘記你還是在下回手棋，文稿只要能舒適地寫下去就要不斷地寫下去，初稿完工後你會立刻知道可否修改而成佳作。這些日子人老了，只幾千的學術文字我通常分三天寫——思想進入了狀態，維持這狀態幾天是沒有問題的。進入狀態前的思想不妨跳來跳去，但動筆後思想要集中到初稿收筆才考慮怎樣下回手棋。

上述是近兩年我重寫《經濟解釋》的經驗的大概。跟我在盛年時的主要分別，是今天步驟明確，所以對思想進入狀態的程序知得遠為清晰。我是因為體力衰退了而逼著要在思想與休息的時間上作出較有系統的安排。同學們還年輕，可以花天酒地一番才在思想上拚搏，但進入思想狀態的程序應該是一樣的。

四十多年前到了西雅圖華大，經濟系主任諾斯對我說不用管文章數量多少，而有兩家學報的編輯說我的文章不需要真的通過評審。這二者的合併應該是多年來我在學術上的思想不難進入狀態的一個原因。要是逼著算文章數量，要管評審員或編輯喜歡的文章格式為何，以我的個性來說，思想是無從進入狀態的。

最近完工（快要出版）的《受價與覓價》是十一年前《供應的行為》的下篇的重寫。上海姜建強與佛山李俊慧說是前後六卷《經濟解釋》中最好的。香港蕭滿章說今天大修重寫的三卷比以前有關的首兩卷高出很多。到了這麼年紀還有那麼大的改進，無所事事及與世無爭是原因，但這些有利因素帶來的效果是要點：今天要進入思想狀態是由我自己全盤操控著的。

《受價與覓價》的前言後記

《受價與覓價》終於完工了，是老人家與世無爭的學問，彷彿斯密當年寫《國富論》，但前輩當年完工時只四十五歲，而我還有《制度的選擇》那卷要從頭再寫。《國富論》是人類奇蹟，我的《經濟解釋》不是。以年歲斗多不知要怎樣加分才對呢？（一笑）

因為趕著去武漢為張培剛大哥的紀念講座講話，斷稿不好意思，所以在這裡把《受價與覓價》的前言與後記刊登，順便賣一下廣告。本來是沒有後記的，但葉海旋說原文的頁數剛好與紙張八開看齊，書前書後一頁空白的也沒有，不夠好看，要我多加兩頁後記，餘下來的六頁空白在書前書後分佈可讓讀者有點呼吸的空間，我就依他說的。



前言

《經濟解釋》原來分三卷：《科學說需求》、《供應的行為》、《制度的選擇》。這次大修——其實大部分是重寫——三卷變為四卷，因為《供應的行為》分為上篇《收入與成本》與下篇《受價與覓價》。只寫四卷，《制度的選擇》是最後的。七十六歲，大限將至也。

十二年前我動工寫《經濟解釋》，三卷寫了兩年。今天只重寫《受價與覓價》（《供應的行為》的下篇）就用了十六個月。昔日有其他工作，今天無所事事，容易集中，算思考與動筆時間，每字算，今天多用了不止一倍。記憶力與體力是衰退了，但想像力與分析力皆昔日桃花，依舊也。有長進的是對問題重要性的判斷，而經濟是老人的學問，在觀察上今天比十二年前老到。

《科學說需求》與《收入與成本》詳盡地介紹了經濟學的理論與概念，簡單的，但變化複雜。這可能比複雜但沒有什麼變化的理論與概念難學。世界複雜，解釋複雜的現象我堅持用簡單的理論與概念，但要用出變化才可以有系統地處理複雜的觀察。這是經濟科學的主要困難。

跟著的《受價與覓價》與《制度的選擇》是把前兩卷教的理論與概念應用到複雜的現象去。這裡說的應用是解釋行為，是推斷現象，而用上的例子多是實例，重視細節，可以驗證的假說差不多頁頁皆是。這跟同學們常見的「應用經濟學」書本教的是兩回事。



後記

《受價與覓價》分析的是傳統的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成本與租值也屬這範圍，我在卷二《收入與成本》大興土木地修改了。本卷分析的是市價的釐定與市場的現象。

阿爾欽及科斯早就認為傳統的公司理論是災區。困難主要是在長線、短線的不知所謂，以及成本曲線的闡釋。換言之，災難是在供應那方面。一九六九年我到了西雅圖華大，諾斯、麥基及巴澤爾三位同事認為我是全面革新價格理論的適當人選——他們也認為傳統的公司理論是災區。經濟學者喜歡以數學方程式掩飾災難，而更頭痛是寫教科書一般是為了賺錢，說傳統的諸般不是不容易賣出去。

公司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話題，我選走的路是重視真實世界，跑廠跑市。不少行家這樣做，但我的考查多而雜，中、西雙方的現象皆有掌握，是比較特別的。

批評容易，改進艱難。十多年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時，雖然體力與記憶力比今天好，但還有其他工作，不能像今天那麼集中。當時做錯了的是只在這裡那裡修改，沒有放膽地把我敬仰的馬歇爾傳統從頭再寫。今天再沒有牽掛，在敬仰中隨意揮灑。十多年前要引進那些不好處理的交易或訊息費用感到有點縛手縛腳，今天來去縱橫，舒暢多了。同學們可能不習慣，會感到《經濟解釋》的重寫比較難讀。

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發表《學術生涯的終結》，說自己的嚴謹學術論著止於《中國的經濟制度》，還會做的只是修改《經濟解釋》。我可沒有想到這修改變為重寫，算是有點自食其言了。

三八六：競爭市場的覓價行為

（本文是《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最後第六節。）


討價還價是覓價，絕對是。買者覓，賣者也覓。既然是覓價，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必然向右下傾斜。受價行為是指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無從覓價，不能不受。

購買或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是需求定律——說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怎可以自圓其說呢﹖傳統的解釋，是市場的需求曲線是無數購買者的個別需求曲線向右橫加的組合——即是每價加個別購買者的需求量。這樣加起來的市場需求曲線當然也向右下傾斜。然而，市場有無數個出售者，每個只佔市場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把這向右下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的一小點放大，橫向拉開，就變為平線一條了——永遠不會絕對是平，但近於平。於是，只要我們不吹毛求疵，個別出售或供應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所以不能不受價。


尊重傳統但不同意

上述的受價解釋經濟學接受了不止百年了。基本上我不同意，但或明或暗地我的《經濟解釋》寫到這裡還是接受著這傳統之見。我是刻意地等到這裡（卷三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才提出異議。太早提出同學們會讀得天旋地轉。重要的一點是真實世界的確有受價這回事，即是一個出售物品的人不能自己訂與眾不同之價而在市場生存——他要接受被市場決定了的價，否則會遭淘汰。真有受價這回事，也即是說在某些情況下這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一條平線。我不同意的是傳統對這平線的解釋。在《經濟解釋》寫到這裡之前，這點相當重要的不同意對我的分析完全沒有影響，所以接受傳統的「平線」解釋不會誤導同學。然而，這裡要分析的是在激烈的競爭市場出現討價還價的行為——即是出現覓價——傳統的平線解釋就不中用了。

我是個十分尊重傳統的人，從來沒有為了標奇立異而創新。然而，雖然從前輩的論著學得很多，我認為經濟學的傳統不重視解釋行為，對現象的細節知得不多，也往往指鹿為馬。我在經濟學的興趣只是解釋現象，別無其他。面對自己知道的現象細節，認為死死板板的經濟學解釋不了。我不能更改現象，只能修改理論與概念。是不容易的瑣碎工種，一點一滴地修改，今天回顧逾半個世紀，也感到自己在一門學問上可以做到的差不多了。科學永遠可以改進，也需要永遠地這樣做。我把自己走過的路寫下來，清楚的，同學們可以選擇繼續走下去，也可以選走自己的。


需求平線再闡釋

處理競爭市場與覓價行為的並存，我對受價——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的解釋是市場的集中。多個的需求者與供應者集中於一室之內，或通過電訊把訊息集中起來，大家各自見價購入或見價沽出。人數不用很多，總成交量也不需要很大，但二者要足夠地使個別的買或賣不影響市價。這是期貨或股票市場的一般情況。價可以波動，但如醉酒步行（random walk），即是沒有誰可以肯定下一個價會向哪方走。是的，說受價，醉酒步行可以作為平線看，這樣，個別購買者或出售者只是看著市價來決定買入或沽出。我在第二章指出，期貨市場是最清晰的受價市場。

現在讓我轉到一間出售黃金的店子。這店子不代表整個金市，面對的顧客不集中，通常只一個。這顧客對金的需求曲線本來向右下傾斜，但因為金有期市，其價為何該店子或會以告示說明，或顧客可以方便地打開報章一看，知道不可以討價還價，買還是不買只看著價來決定，而購買多少是按著他的需求。換言之，買金的顧客的需求曲線是按著金價為平線，到了他要購買之量以外才向右下傾斜。店子老闆面對這顧客的需求曲線，即是顧客按該價購買的量那部分，也是平線。不是由一條向右下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的一點向橫拉開至近於平——不用拉，絕對是平，因為價是平線。


收費莊家替代免費拍賣官

讓我再解釋一次。我提出的集中市場是把瓦爾拉斯（L. Walras）的免費拍賣官轉為事實看。瓦氏之見，是無數的購買與供應者表達著他們對某物品在不同價格下的供或求，一個義務的拍賣官整理供求相方表達著的意欲，找到一個可以清貨的市價就是均衡點了。我說的期貨是一個集中市場，免費的拍賣官由多個莊家替代。跟瓦氏有別，這集中市場的交易費用不是零，因為莊家的服務不是免費的。他們的收入一方面從出售價與購入價的差距獲取，另一方面他們掌握著買賣雙方的落單資料，可以私下沽出或購入而獲利。莊家的收入是在他們互相競爭下決定的。

買價與賣價有差別不會左右受價的行為：上述的情況是二者皆平線。這裡的關鍵是從以物為本的角度看，可成期市的物品只限於品類不多的質量有嚴格量度準則的二、三十種。這關鍵我在第二章解釋過了。回頭再說出售黃金的小店子，老闆與顧客單對單地交易，什麼都可以談，只是價格由集中的期貨市場決定了，其變動也跟著期市變，是沒有空間可以討價還價的。這是受價。


沒有預先決定了的價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常見的市場顧客與出售者的交易是沒有期貨那種釐定了買賣雙方不能不接受的成交價。出售者面對購買者的個別需求曲線因而向右下傾斜，於是要覓價，買賣雙方皆覓。這樣，在好些情況下討價還價的行為會出現。

我曾經提及，經濟學傳統說的壟斷或專利，是指一個出售者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然而，這裡分析的競爭市場，不是什麼壟斷或專利物品，只是因為沒有莊家集中處理，沒有一個預先決定了的價，出售者面對一個購買者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面對不同購買者也如是，這競爭出售者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當然也是向右下傾斜的了。重點是有訊息費用存在，尤其是物品質量的訊息與其他出售者的售價訊息，顧客知得不足夠，半點與眾不同的特徵也沒有的物品也可能出現討價還價的行為。事實上，出售同樣物品的小店子往往彼此相連，競爭激烈，但出售者與購買者互相覓價，開頭的叫價與最後的成交價可以相差幾倍！

沒有疑問，這種在激烈競爭下的覓價行為起於出售者面對的顧客的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推上去，不像黃金那樣，這曲線傾斜起於沒有一個集中的市場預先決定了一個買、賣相方不能不接受的價。理由明顯：物品質量的訊息不足與市場沒有莊家清貨帶來的不知價的訊息困難，顧客要覓價，而這覓價的簡單方法是先出低價，投石問路。顧客覓價，出售者衡量一下顧客的來頭，也覓顧客願意出的最高價。


價格分歧再闡釋

這裡有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推理：一個顧客的訊息費用愈低，或這顧客的時間成本愈低，在上述覓價的情況下，他的需求曲線的傾斜度會較小，也即是說他的需求彈性係數會較高。這觀點支持傳統的以需求彈性係數不同來解釋價格分歧的假說。我不反對，但認為是次等貨色。在第七章第二節我指出，以彈性係數不同來解釋價格分歧容易找到反證的例子，而我提出的以訊息費用及資源空置來解釋價格分歧，不容易找到反證。既然引進了訊息費用，我們不再需要考慮需求彈性係數。再者，彈性係數難以觀察，事前更難猜測，但從以物為本看訊息費用的或高或低是不難排列的。

這裡要補一個註腳。如果上述的訊息費用夠低，市場的傳言會促成買賣雙方一起認同的價，而價有變大家知道得快。這是另一種集中市場，不需要有很多的出售者及購買者，也不需要有期貨市場的莊家專業清貨。農產品在很多鄉鎮市場出現這種大家隨時知價的情況，在神州大地應該有悠久的歷史了。常見的農產品一般可以，某些金屬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還沒有期市引導的香港也可以，但製造品期市也無能為力。只要大家知價而又認同，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傳統提供的需求平線解釋怎樣看也不對。這傳統漠視訊息費用，更沒有從以物為本的角度看交易或訊息費用帶來的現象。

我為在激烈競爭下製造品出現討價還價行為的解釋想了很長的時日，十多年前找到大致上可取的答案。這次重寫《經濟解釋》，在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之間的灰色地帶有了深入的體會，提出了擠迫效應，讓我以訊息費用及資源空置這二者的合併，給價格分歧作了一個圓滿的解釋。討價還價的解釋就變得遠為清楚了。討價還價帶來的效果是同樣物品不同顧客付不同的價，是價格分歧。


不二價先遭淘汰

讓我假設有多間小店子一起零售相同或很相近的物品，每店按期付租金，有兩三個銷售員工，而購進物品所有店子皆付同樣的批發價。購進的物品賣不出可以退貨，付出的批發價因而是直接成本。租金是上頭成本，而員工的工資在空閒時屬灰色地帶，邊際成本曲線畫不出來。這樣，在員工閒置的情況下，物品的零售價只高於入貨的直接成本少許，小店子偏於出售，但收那麼低的價這小店不夠交租及發工資，所以要可收盡收，價當然愈高愈好——這是爭取租值的方法。在競爭下生存，眾多店子的平均售價要足以彌補貨價、工資、租金等成本，但在競爭下店子的平均售價不會高出足以生存的平均價多少的。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一九六四年困擾著老師阿爾欽和我的。我們問：如果在相同的多家店子中有一家的老闆選擇一個可以生存的平均價，決定打死也不減，其他的店子會為了生存而跟著同樣施行不二價嗎？後來我想到的答案是不會的：因為如果有閒置員工存在，先被市場淘汰的會是打死也不減價的店子。

想想吧。零售行業，店子一時水盡鵝飛，一時擠迫爆滿，而不同的店子可有不同的冷熱。你實行不二價，其他有員工閒置的競爭店子會把價減至低於你的，而只要生意夠多，生存沒有問題。這樣，生意好時大家好，生意不好時你獨自淒涼，怎會不先遭淘汰呢？


討價還價的規律

另一個關鍵是訊息費用存在，顧客無從肯定物品質量及市價為何。因為價高通常代表著質量高，出售者偏於誇張地先開高價，希望偶爾碰中一些不知就裡的。這樣，同樣足以生存的平均成交價，其變差數（即方差，variance）會上升。一般而言，訊息費用愈高成交價的變差數愈大。市場的觀察支持這點：名牌皮包、手錶之類，從百分率看，討價還價的空間一般遠比冒牌貨為小；遊客多的市場會有較大的成交價變差數；凡是顧客需要重複購買之物，訊息費用比較低。在深圳有多間店子比比相連的文具中心與電子用品中心，同樣物品的成交價變差數遠比賣冒牌貨的為低。

還有兩個規律。其一是以上述的競爭店子為例，生意興旺時物品成交價的變差數會下降。這是因為擠迫使邊際成本變得明確：流失甲顧客是招待乙顧客的成本，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上升。其二是生意興旺時，出售者的開價不是較高，而是較低。理由也是邊際成本變得明確，速戰速決需要開較低的價。

不是凡有不菲的訊息費用及閒置員工就會出現討價還價的現象。到餐館進食，顧客看著餐牌價叫菜，不議價，因為壓價可使送來的食品減量。訂婚禮酒席有議價的行為，但跟餐館訂出的價差別不大。這也是因為食品還沒有產出，大手壓價對後來產出的食品會有不良影響。


詩中密碼

在大商場或百貨公司之內購物，久不久有折價的現象，但通常不討價還價。這是因為老闆不在現場，同樣物品容許討價還價，帶來的成交價有變差數，會鼓勵銷售員出術，「落格」也。

有趣的是在香港某些檔次不低的商店，就是在大商場之內的，只要老闆或其親屬在場，討價還價的行為往往出現。說有趣，因為這些商店老闆之外有多個銷售員，分頭作戰，各自跟顧客討價還價。他們的設計是在物品上用線掛著一個小紙牌。紙牌的一面寫上物品的銷售價，其實是該物品的開價。紙牌的另一面寫著幾個顧客讀不成理的中文字。這幾個字是從一首耳熟能詳的五言或五律詩的兩句抽出來的，每個字代表一個數字。例如詩云「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小紙牌的一面寫著「晚後秋」就是說八百五十元了。這代表著最低的出售價，顧客不知道，但三十多年我跟一位老闆賭猜得中，勝了。我很佩服這些商店的銷售員。一個陌生客進門，只幾秒鐘銷售員會知道此客是否意圖購物，應酬幾句知道該客是哪一類，價應減多少有了打算。有導遊帶顧客進店是另一回事。導遊把兩個指頭輕輕地按在櫃枱上，是說他要分成交價的兩成，銷售員要打進售價去。導遊知道他帶著的遊客是哪種人物，我見過一位導遊把整個手掌放在櫃枱上。


老友的好文章

訊息費用導致討價還價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增加了交易費用。如果所有銷售同樣物品的商店一律不二價，交易費用的節省可使幾方面得益。我認為這是某些名牌商品的廠商或批發商試圖管制零售價的原因。一九六○年芝加哥的Lester Telser發表的關於廠商管制零售價的文章，老師阿爾欽和我皆認為是精彩之作，但不同意。Telser之見，廠商管制零售，不准低於某價出售，是希望能藉此強迫銷售員多花時間示範產品的優越性。該文邏輯嚴謹，考慮到廠商有多方面的選擇，佳作也。

然而，上佳之見不一定對。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名牌手錶管制零售價，但手錶是沒有什麼需要銷售員多花時間示範的——跟Telser提出的吸塵機例子不同也。零售價管不容易，香港的名表批發推出這種管制經不起時日的蹂躪。雖然今天還有管制零售折頭的名表，但商店的職員可有較大的折頭。像我這樣的顧客會托職員購買。

名牌手錶是有壟斷性的物品，覓價理所當然，但物品相同的競爭市場出現討價還價則要靠訊息費用與資源空置來解釋了。


（本章完，卷三也完。本章有三個附錄：類聚定律、欺騙定律、收藏第一定律——皆與訊息費用有關，是發表過的散文，這裡不再登。卷四《制度的選擇》是最後一卷，也打算從頭再寫。）

三八五：藝術收藏與拍賣現象

（五常按：本文是《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第五節。）



元代畫家黃公望（一二六九——一三五四）老年時畫的長手卷《富春山居圖》今天約值五十至一百億元人民幣吧（我以五釐折現率及看一眼的入場費算出）。即是約值十億美元，西方的畫作拍賣從來沒有相近之價，不知達芬奇的《蒙娜麗莎》拿出來拍賣值多少。上蒼有知，收入場觀看費，我賭《蒙娜麗莎》鬥不過《富春山居圖》——炎黃子孫人多勢眾也。

畫了三年，完工時黃公已逾八十，不可能再多畫一卷同樣的吧。三百多年後的乾隆皇帝竟然收藏了兩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這不奇，奇就奇在乾隆認為是真的那卷今天的專家認為是假，乾隆認為是假的那卷今天的專家認為是真。我同意今人認為是真的那卷畫得比較好，但較好是真的證據嗎？今天認為是真的一六五○年被燒過，之後分為長、短兩卷，但被燒過可不是真的證據。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今天的人貶低乾隆皇帝的鑑證能力。乾隆當然可能錯，但此君凡事苛求，魄力雄強，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藝術收藏家，而且他可以起用的鑑證專家無數。我沒有詳細地跟進今天的專家認為乾隆把《富春山居圖》看錯的理由，而如果上蒼作判斷，我要賭的錢會押在今天的專家那一邊。這裡我只是要指出鑑證藝術作品不容易達到一致的共識。


專家判斷常有分歧

《富春山居圖》只是名作中的一個例子。王獻之的《中秋帖》，懷素的《食魚帖》，米芾的《研山銘》——皆著錄無數的名作，但今天皆有鑑證名家說不是獻之，不是懷素，不是米芾。古書畫當然比近代的較難鑑證，但近代的也絕不容易。約二十年前一套十六幅的傅抱石畫作在香港某拍賣行推出，有專家為文說是國寶級的真品，跟著該專家再寫文章說假假都沒有那麼假。我有兩位深懂傅大師作品的朋友，一說是真一說是假。當時拍賣行收回不拍。我不懂，但純從邏輯推理看，認為是真的機會不小：如果多如十六幅可以假得連一些專家也看不出，傅大師的畫作今天不會那麼值錢。齊白石的畫比較容易假，也很值錢，可能因為齊老寫的字難假。我因而推理，買齊老的畫不要選字數少的。兩年前某君出版一本自己收藏的林風眠畫作的結集，有多張，大部分不是精品。兩位專家說大部分是假，也有懂的說全部是真。我不是專家，但認為全部是真。

這些及無數其他類同的例子證實我要再說的觀察：藝術收藏品的或真或假不容易有一致認同的專家。西方的畫作比較容易，因為油彩有厚度，一個作者的筆觸比較容易鑑別，而他們的藝術發展時日比較短，也較為重視整理作品與存案。另一方面，上節提到的翡翠玉石專家對孰真孰假的判斷很一致，對玉質的高下排列也很一致，雖然在市價的判斷上專家之間可有相當大的差別。中國的藝術收藏傳統以真、精、新排列重要性，其實那所謂「精」也是說「真」，因為一個作者的精品比較難假。


概率取捨與價變規律

為什麼藝術品的專家鑑證會遠比變化複雜的翡翠來得困難呢？我想到兩個原因。其一是鑑證人為之物一般比鑑證天然之物困難。藝術作品的價值主要是作者的思考與手藝，但翡翠的價值主要是天然的石頭。人為之物遠為容易複製，因而遠為容易假冒。其二，任何需要專家鑑證的物品，善於其道者一定要看得多，最好是能親自買賣或收藏，賺錢或虧蝕皆會對物品有較為深入的體會。翡翠玉石無數，市場成交也無數。然而，大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品，尤其是屬於某一作者的，不容易多見，更勿論親自買賣了。這些日子藝術品在神州大地的拍賣市場升得急，主理拍賣生意的要提供鑑證——雖然次等拍賣行出售的很多是假。也是這些日子，拍賣行業的一般意識，是求物品易，求鑑證專家難。

因為藝術收藏品難有一致性的專家認同，購買這些物品的真偽之辨只能是一個概率上的選擇。稱得上是精品的比較難假冒，所以在大市上升時精品之價升得比較多，大市下降時精品之價跌得比較少。這樣，假以時日，同一作者同樣大小的作品，精品與一般之作相比，前者的相對價格會上升。這規律好些收藏老手知道，加上市場有競爭，投資的利息成本不菲，除非遇上這些年中國那樣的高速經濟增長，初入門的要收藏投資的回報率高於利息率是很困難的事。學習是漫長的過程，不容易，但有趣。經濟不論，幸運不算，投資於藝術收藏賺的是訊息費用的工夫錢。


名堂效應影響市價

是真是假的概率不一定對，所以市場出現了其他準則的協助。例如作品有沒有著錄是重要的考慮，而著錄是何方神聖，出版的日期是否夠老等，市場皆重視。以國畫或書法而論，收藏家或鑑賞家的印章稱得上是專家的可以背得出來。雖然電腦可以容易地複製印章，但今天懂的可以辨別，而印泥顏色的考究也是一門學問。因為是真是假的概率可變，用心的收藏家會花時間去考慮資料，希望在市場購得他人不知道證據的作品，或增加自己擁有的作品的證據。

來源重要，這方面西方比中國遠為有系統地處理。名堂也重要：是誰收藏過或今天是誰放出來。最有說服力的名堂效應可能是清代的瓷器。一家在歐洲稱為什麼堂的瓷器收藏，其價高出同樣水平的很多。可能我知得太少，認為鑑證舊瓷器沒有鑑證舊書畫那麼困難，但從名堂效應作判斷，舊瓷器的鑑證是比舊書畫困難的。

我有一個不嚴謹的觀察：愈是初級的鑑證家愈會偏於說一件藝術作品是假。如果這觀察是對的話，可不是因為說假、假、假會提升自己的身價，而是說假的代價比較小。說是真，人家依你說的買下來後，發現是假，你的聲名代價會下降很多。說是假，害得人家走了寶，你是不用付多少代價的。


明拍與暗拍的選擇

這就帶到今天收藏市場中最熱門的名堂：拍賣行。次等的不說，大有名堂的無疑給問津者有提供「真品」的訊息，雖然孰真孰假常有爭議，而今天的拍賣行一般不敢保證。另一方面，有疑問的作品也往往拍賣——可以肯定的是太少了。拍賣行的專家有他們的專業水平，但免不了也有問號。他們自己很少收藏，也不是專於某時期或某作者。大師如吳冠中曾經幾次看錯了自己的畫，何況我們沒有聽過拍賣行有吳冠中專家。經過多年的觀察，我認為從個別作者的角度衡量，拍賣行之外的收藏家往往比有一般性的專業鑑證家高明。

藝術品拍賣是公開舉手的。這跟翡翠原石下暗標或在巾下以手指出價不同。有趣的問題是明拍與暗拍這二者哪方會帶來較高的成交價。答案是清楚的：雖然有時明拍價高，有時暗拍價高，但選擇明或暗的最終權力是在出售者的手上，所以一般而言，哪種拍法被選中是成交價較高的。

翡翠原石拍賣，物主只在石皮上開幾個淺而小的水口，由專家選擇最佳玉質的示範位置。主要的買家要求暗拍是為了保護他們苦學多年看皮賭石的知識。這要求物主接受，因為一般而言願意出高價的人對該原石的產品市場有專業認識。倒過來，代理眾多藝術品出售者的拍賣行要買家舉手明拍，是希望後者能集中表達拍賣行之外的眾多收藏家的知識。因為這些知識的集中，一件藝術品的拍賣成交價往往高出估價多倍。是的，藝術品拍賣，舉手的人是誰或是代表著哪位買家不少人知道。有些初入門的人會跟著朋友說是大收藏家的舉手。


造價的行為

瞞騙的行為當然存在，一般沒有趣味，不好說。拍賣行的聲譽值錢，屬下的職員混水摸魚常有，中、外皆然，也不好說。但造價的行為是要分析一下的。公開拍賣鼓勵造價，因為拍賣的成交價不僅會公佈，而且傳遍天下。這公佈之價不一定是真的。價高是不凡的象徵，造不實的高價對好幾方面的人有好處。在幾種情況下造價的行為會出現，這裡要談的是藝術品的作者刻意地把自己作品的拍賣成交價造高。要付的兩頭佣金加起來約下錘價百分之二十。有時請朋友把價叫上去，其實是自己間接地買回來；有時預先約好買家，暗地裡答應會附送些什麼。算是欺騙的行為，但下文解釋，算不上是不道德。是的，今天不少朋友恨不得二十年前曾協助藝術家造價。

西方的藝術市場也有造價的行為，可能比中國為早。十九世紀，兩大繪畫天才——梵高與高庚——就有不造與造的比對。梵高不為自己的畫作造價，平生只出售過一幅畫，整生貧困；記載說高庚有造，也懷疑他喜歡用別名寫文章稱讚自己的畫。二十多年來，中國畫家的收入上升得快，其中有造與不造價的。造的不公佈，但不是大秘密。

這裡的有趣問題，是造價會否增加一個藝術家的財富呢？答案是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造價失敗可以是災難。有家境富裕的造價造足整生也沒有什麼作為。長遠地看，市場對藝術品的判斷很少出錯。足以傳世的藝術作品早晚在市場有可觀的真價，但像梵高的作品那樣，要等到死後一年才有人搶著要，是多麼令人惋惜的事。

成功的造價行為是協助基本上在市場有可為的藝術家提早增加收入，因而增加財富。我也認為有些很不俗的藝術家，因為不造價永遠在市場消失。造價因而可以挽救這些不足以傳世但應該有可觀收入的准天才。問題是造價要成功可能要不斷地造一段日子，成本不菲，而最頭痛是不知造哪個價才對。把價造得太高，吸引不到買家，減價帶來的形象是藝術家的大忌。把價造得太低，要加價很困難。原則上，一個有真實本領可以打進市場的藝術家，造價可以協助提早入市，但選錯了價會是災難。

在訊息費用奇高的藝術收藏市場，造價的行為是作者對收藏者說：你們看看這邊吧——我是天才，你們怎可以不知道呢？從負面看造價是欺騙的行為，但從正面看作者是意圖減低市場的訊息費用。中國詩人中天賦最高的李白也有造價之嫌。在《與韓荊州書》中他寫道：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未完待續）

三八四：翡翠訊息與玉石定律

（五常按：本文是《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第四節。）


說過了，作為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這實驗室很難用。雖然有學者嘗試過，但一般而言，我們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調控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即是經濟學說的侷限條件（constraints）。經濟學者難以在真實世界調校那些影響人的行為的侷限條件的轉變。我們要在真實世界找到一些有趣或有啟發性的侷限轉變，考查其他侷限有沒有相連的關係，推出假說，然後用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把假說驗證。

考查侷限轉變麻煩，確定行為的轉變也麻煩。很多時，微小的現象轉變不會像自然科學的實驗室那樣可以量度得準。這解釋了為什麼統計學在經濟學的用場遠比自然科學來得普及。原則上，統計學的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可以算出肉眼不容易察覺的因果關係。問題是回歸分析不可靠，容易欺人也自欺。我花過幾年時間操作這玩意，到後來還是認同一些專家朋友的話：這種統計的結果往往不可靠。這裡要解釋清楚：明顯清晰的因果關係是用不著以回歸統計來證實的，雖然以這些技術表達較為可觀，也較為容易被學報取錄。但我們要知道的是真理。因果關係，假若微小得不容易看出來，要靠回歸統計才能表達，是要想辦法避免的。


選誇張實例是上策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喜歡找誇張的實例作為研究考查的材料。好比四十多年前要考查租金管制帶來的效果，我到香港從事。當時租金管制很多地方都有，但管制著的租金只比市值租金低十多個百分點，不夠誇張，效果如何靠統計分析容易中計。另一方面，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租管下，香港戰前舊樓的市值租金比管制著的租金高出十倍以上。誇張的管制會導致誇張的現象，有說服力的推理驗證容易多了。該租管帶來的誇張現象讓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今天看有機會傳世的《價格管制理論》。

以物為本考查訊息費用對行為與市場的影響，我當然選訊息費用高得誇張的例子。一九七五年我選中產自緬甸的翡翠玉石，跟著到香港九龍的廣東道考查——那是當時舉世最大的翡翠市場了。翡翠產品是現代之物，訊息費用奇高，後來知道古文物及古書畫等的訊息費用更高，八十年代中期起轉到古物的考查。本節說玉石，下節說古物。


翡翠的特徵

翡翠是獨石，不是從一個石礦切出來，而是一塊一塊挖掘出來的石頭。在泥土中埋藏了無數個世紀，必有石皮。獨石不罕有，翡翠的石皮比較厚，一般不通透，每塊從數兩到數百斤不等，而以市價高低論質量這種獨石的或大或小沒有決定性。

翡翠獨石有個性：獨石無數，內裡的玉質特徵沒有兩塊相同。舉個例：你隨意選十塊翡翠獨石，每塊取出二十粒同樣大小的玉珠，把合共二百粒玉珠胡亂混集，一個懂翡翠的專家可以把十份二十粒玉珠分開，各歸各的，跟原來的十塊獨石的出處吻合，不會出錯。太多的獨石這樣切碎後各歸各地再組合會有困難，但不同的玉件是否出自同一翡翠獨石專家不難判斷。有個性是翡翠值錢的其中一個原因：某女士擁有的翡翠手鐲不僅好看，除非同一獨石還造出其他相似的手鐲，該女士擁有的是天下獨有。

翡翠獨石多如天上星，重量以噸數計，但指環鑲著的一粒蛋面精品，以重量算其市價可以高於上佳的鑽石。跟著推下去的色澤、玉質、瑕疵等變化無數，到最低質的一粒同樣大小的蛋面之價跟一個漢堡包差不多。這超於十萬倍的價格差距是怎樣決定的呢？是由誰決定的呢？說是由市場決定，那當然，但市場是憑什麼作這決定呢？


專家與市場

一九七五年調查玉器市場時，我嘗試拿著十隻不同的翡翠玉鐲，普通貨式，找五個專家各自替我排列市值的高下。他們的估價有差別，同一玉鐲最大的差距約一倍，但十隻的價值高下排列五個專家近於完全一樣！這可見翡翠的個性與特徵專家可以鑑別，而每個特徵的微小變化帶來的市價轉變，大致上專家之間互相認同。沒有專家，翡翠玉石難以成市。

同學們不妨考慮如下的觀察。美觀的玉石有多種，沒有哪種比得上翡翠那麼值錢，雖然這些年和田白玉之價也上升得急。和田玉的特徵變化遠沒有翡翠那麼多而複雜，訊息費用沒有那麼高，因而遠為容易學得懂。有些准寶石，例如瑪瑙，非常漂亮，但不值多少錢。翡翠玉石可以入色，即是玉真色假，而入色的很好看。我看不出，賭你也看不出，但專家可以一望而知，用不著拿到什麼化驗室去。因為有專家的存在，真色與假色之價相差約二百倍。

要成為翡翠專家是大投資。這些專家通常出自家族傳統，從小天天看，下過賭注，輸過錢。專家有多個層面。最低層應該是街上的翡翠小販，而最高的是頻頻賭石有斬獲的人。賭石是指購買獨石原件，因為有不透的石皮，看不到石內的玉質，只憑幾個小小的淺「水口」下注。指導原石要在哪些位置開水口的人也是頂級專家，收費不菲也。

翡翠是清代中葉才從緬甸傳入中國的。但炎黃子孫有數千年的愛玉傳統，從乾隆到今天的二百多年，中國的翡翠市場雄視天下。尤其是今天，玉石之價急升，翡翠專家說賺不到錢是騙你的。

翡翠值錢是因為有專家鑑別特徵與質量，而特徵與質量的孰優孰劣卻是市場消費者或收藏者的取捨使然。從個別例子看，專家的推薦有影響力，但專家的判斷是受到市場需求的指引。有兩點足以示範市場需求的影響力。其一是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取捨：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對翡翠的色澤喜好跟中國的有別，不同色澤的相對價格因而不同。其二是同樣在神州大地，不同年代選擇有變。論翡翠，中國人愛綠色，但我母親那一代愛的綠是明顯地比今天仕女愛的綠為深。中國人愛翡翠通透，但我母親那一代遠沒有今天那樣重視通透：一種毫不通透的「綠荳青」翡翠，其相對價格我母親那一代比今天高很多。

市場提供消費者的需求訊息，專家們把這些訊息引伸到翡翠玉石千變萬化的特徵去，按市場的需求把這些特徵變化導致的價格變化加以釐定。一般而言，石以黃為貴，但翡翠中國人喜歡綠，是獨石之內的礦脈，不多見，而綠得適度、通透、搶眼、無瑕等合併極為稀有。不是以稀為貴那麼簡單：黑色也少見，但有小黑點或略呈黑色，價必暴跌。四十年前黃色不值錢，但今天翡翠之價大升，黃色配合得宜也有可觀之價。


訊息投資與隱瞞訊息

專家能鑑別特徵的微小變化與互相認同是翡翠產品有龐大市場的主要原因。頂級的專家不僅要講一點天賦，日夕地操作二、三十年是慣例。這些專家所知的遠超翡翠小販，主要是因為前者頻頻見到高檔次的翡翠，而小販從事多年不一定有機會拿到一件珍品細看。專家因而有多個層面。我在上文提到專家給玉鐲估價可以相差一倍，主要是因為五個之中有四個不專於玉鐲生意。是的，玉鐲、玉珠、蛋面、掛件、擺件等，專業不同對市價的判斷有出入，但玉質孰高孰低專家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動不動十年以上的時間投資，專家知道的翡翠知識值錢。投資要有回報。我是專家，你不懂，為什麼我要免費教你呢？有好些方面我可以免費傳授，但牽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會保留，甚至對你說假話。你是沒有生意關係的朋友，或是我的顧客，或是要供應玉石給我，又或者是行內的競爭購買翡翠原石的人，我給你的關於翡翠的訊息傳達會不同。

欺騙與誇張常有，但我重視的是隱瞞的行為。當年在廣東道，議價購買翡翠玉件，價值較高的，見有別人在旁，購買者喜歡用毛巾把手掩蓋著，在巾下與出售者用手指相交討價還價，因為購買者不要讓外人知道他出的價是多少。


廣東道的拍賣

最精彩莫如當年的翡翠原石拍賣。原石有不通透的石皮，只有幾個賣家選擇磨出顯露少許玉質、以蠟拋亮得美觀的水口。賣家刻意地隱瞞訊息：水口的位置是專家認為玉質表現最佳的地方。一個水口選錯，原石之價可能大跌，要不要再多開水口是賣家付錢給專家的選擇。把整塊原石切開才出售會真相大白，但通常原石的賣家不會那樣做，因為他認為只提供幾個小水口賣價會較高。有些人認為把原石切開會破壞其後的產品製作，但我的調查否決了這觀點：任何翡翠產品都有專家，知道怎樣切開才對。

與今天相比，昔日廣東道的原石拍賣是小拍賣，出價與還價皆在毛巾下以手指從事，是買家的要求，因為不同的買家專於不同的玉件產品，而不同的原石有不同的產品用途，買家不要讓他的知識在出價中給競爭者知道。我在《供應的行為》的舊版中有如下的描述：

「廣東道的玉石原件拍賣令人歎為觀止。是四百平方呎左右的小室，中央方桌一張，沒有椅子。地上放著二、三十個籃子，每籃之內載著一至五、六件原石，每件都有小量水口。室內有幾枝吊燈，讓顧客在拍賣前以燈光照射來猜測石內之質。大約有兩天的時間給顧客這樣審查，拍賣時是以每籃子內所有的原石算一價。

「在拍賣官的身後有一間僅可容身的小房子，有布簾，賣主藏身其內。一輪出價後，拍賣官轉身把巾下的手伸向小房子。布簾伸出賣主之手在巾下與拍賣官的相觸。大家不說什麼，但觸手的時間比較長。拍賣官在巾下傳達給賣主的訊息，是顧客所出的高價為幾，不同顧客出價的差距大小，以及拍賣官認為應該賣或再作第二輪競投的意見。賣主的回應也在巾下傳達了。要是決定出售，拍賣官叫出價高者的名字，這價高者不能反悔。

「一般來說，如果第一輪競投有幾位高價的價格相近，第二輪競投同一籃子是必然的。凡起一輪重投，舊一輪的出價皆作廢。那是說，只要拍賣官沒有叫你的名字，你在重投時所出之價可以低於早輪的。第二輪的巾下出價比較慢，拍賣官常叫觸手者出高一點，是有議價的性質了。第二輪過後，拍賣官又再轉身與賣主的手在巾下相觸。

「在我參觀過的兩次上述的玉石原件拍賣中，每籃平均大約有三輪巾下觸手。任何一輪之後，一叫人名就賣出，賣出後之價是要公佈的。賣不出就把籃子搬開。拍賣完畢後賣主請所有在場的人晚宴，是慣例。沒有人認識我，這種晚宴我魚目混珠地吃過一次。」

今天，翡翠原石的拍賣，因為參與的人太多，再不能用以毛巾掩手之法了。轉為用填表投標，投暗標。


結語：玉石定律

選擇翡翠考查訊息費用是選一個誇張例子。執到寶，因為在那複雜無比的微小變化導致的訊息費用奇高的情況下，以物為本入手讓我們看清楚市場是怎樣形成、怎樣運作的。翡翠品種變化多，量大，其價從高於鑽石下降至與漢堡包看齊，但出現了一群大家互相認同的專家。下節可見，古物、古書畫之類可沒有一致認同的專家。效果如何是下節的話題。

訊息費用，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是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一方面，市場的競爭會減低訊息費用；另一方面，隱瞞訊息或欺騙的行為會增加訊息費用。以翡翠為例，不隱瞞訊息專家的出現不需要那麼大的知識投資。例如把翡翠原石切開才出售，不需要看石皮猜石內之質，要成為一個頂級翡翠專家可以節省十年八載。因為隱瞞訊息而增加的訊息投資算是浪費嗎？局部看是，整體看不是。

我們要明白沒有大量專家的存在不會有今天大家見到的龐大翡翠玉石市場，不會有那麼多的太太小姐盛裝招搖過市，也沒有那麼多的君子看得那麼開心。然而，沒有回報不會有那麼多人花那麼多時間與精力投資於翡翠學問。隱瞞訊息有利可圖，是翡翠專家出現的一個主要原因。

一九七五年從西雅圖到香港考查翡翠市場之前，我對同事巴澤爾說有機會推出一個玉石定律（Jade Theorem）。去年巴兄的一位朋友（John Wallis）在上海與我相聚，竟然問：玉石定律找到了沒有？他們還記得，是多麼尷尬的事。今天找到了。該定律說：需要專家鑑證的物品，自私自利的行為會增加訊息傳達的費用，但沒有這種費用的增加那些物品不會有貴重的市場。


（未完待續）

三八三：以人為本的訊息不對稱理論

（五常按：本文是《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第三節。）


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是小孩子也知何解的大術語：解作每個人各自知道的訊息不同。某些事你知得比我多，某些事我知得比你多，就是訊息不對稱了。這是以人為本作為研究分析的出發點，然後帶到市場物品或生產要素那邊去。不容易有收穫：以人為本跟市場物品有了分離，不容易考查訊息費用的侷限轉變。


訊息費用是訊息傳達費用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觀察：說訊息對稱是說訊息費用的存在或不存在皆不會影響人的行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無所不知的天才，即是說訊息費用是零，我們是無從以其轉變來推斷或解釋行為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無所知的蠢才，即是說所有人的所有訊息費用皆高不可攀，那麼在競爭下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生存的適者不會被訊息費用左右著他們的行為。如果所有的人既非天才也非蠢才，只是大家知道的每個人都一樣，於是沒有人會隱瞞，沒有人會行騙，每個人會按著自己的比較優勢成本生產，按著自己的需求購買，知識一樣，學問相同，訊息有變大家一起知道——這樣的世界可能是個烏托邦，但人類知識或訊息的轉變只是代表著生產資源的侷限有變：本章分析的訊息費用可沒有變，因為那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所有人掌握著的知識或訊息一樣，是沒有什麼訊息還需要傳達的！

經濟學要處理的訊息費用是交易費用其中一種，只在社會存在，因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然而，說過了，以人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既不容易知道也不容易理解這種訊息費用起自何因。我的取向是以物為本入手。另一方面，以人為本的訊息不對稱理論也有趣，牽涉到不少名重一時的經濟學者，我們不應該漠視。


檸檬市場與葛氏定律

起自阿羅一九六三年的思維，第一篇關於訊息不對稱的大名文章是G. Akerlof一九七○年發表的《檸檬市場》（The Market for Lemons）。檸檬的表皮光澤可愛，但內裡酸得不能入口。這好比我們明朝的劉伯溫寫《賣柑者言》提到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西方的文化以檸檬代表著外表好看但其實是質量低劣的物品，購買的人容易上當或中計。

作者提出的主要例子，是舊汽車市場。出售二手舊車，車主對車的質能是好是壞比考慮購買的人知得多，這就是訊息不對稱了。跟著的推論是：舊車市場檸檬貨多，皆金玉其外，顧客一般知道，所以一般賣不起錢，於是，明知自己的舊車質能上佳的車主，除非要離鄉別井，不想把珠混魚目，不會把優質舊車混合在滿是檸檬貨的舊車市場以賤價出售。另一方面，檸檬貨充斥舊車市場，顧客願意出的價可能愈弄愈低，原則上可以推到舊車市場不存在。

奇怪沒有人指出，Akerlof的檸檬市場分析其實是故老相傳的英國十六世紀貨幣觀中的葛氏定律（Gresham』s law）的新版本：劣幣把良幣逐出市場變作劣舊車把良舊車逐出市場。我曾經指出葛氏定律是謬論。理由如下：雖然葛氏沒有說明，但後人指出劣幣驅逐良幣需要劣幣與良幣之間有一個固定的兌換率，否則兌換率的變動會讓優、劣二幣共存。我說固定的兌換率不足夠，因為在市場購物可以討價還價，提供劣幣的要付固定兌換率之外較高之價，而提供良幣的則可大手壓價。這是說，不管兌換率怎樣固定，市場的同樣物品，使用良幣與使用劣幣的相對價格才是真正的良、劣二幣的兌換率。我曾對希克斯（J. Hicks）解釋，如果十六世紀英國真的出現過劣幣驅逐良幣，那麼當時的英國人一定是很蠢的。但英國是個大智大慧的民族，所以劣幣驅逐良幣應該沒有出現過。正相反，良幣驅逐劣幣人類歷史屢見不鮮。一九四八年在廣州，市場的取向是收港幣，不收當年眨值得快的金圓券。中國開放改革初期，名牌賓館指明收外匯券，不收人民幣。這是說在有訊息費用的市場波動下，劣幣會被良幣淘汰，推翻了葛氏定律。這也是說，在物價比率上訊息費用奇高的物品不能成市，而貨幣是所有物品中對訊息費用最敏感的。


起點不同結論相反

說訊息不對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有不盡不實的困難。細微地看，金玉其外的檸檬市場所在皆是：包裝粉飾是市場的一般取向，而廣告一般信不過小孩子也知道。說舊車的車主對車的性能比顧客知得清楚是對的，而說顧客不容易相信舊車主的誇誇其談也對——瞞騙是訊息費用不菲的一個原因。這些行為會把舊車之價壓下去，但問題是，舊車市場真的像Akerlof說的，劣質舊車會把優質舊車逐出市場嗎？不會的：原則是，哪種舊車的質量的訊息費用在市價的比重上愈高，愈會先遭淘汰。這樣排列，新車會淘汰舊車，而舊車中優質的會淘汰劣質的。

觀察所見，舊車市場舉世皆是。沒有遭淘汰是因為舊車的市值夠高。瞞騙歸瞞騙，因為提供舊車的可靠訊息有利可圖，專家會出現：舊車的代理商在檢查車質後，稍作修理會提供擔保，而懂車的修理專材會收費提供意見。另一方面，如果舊車賣不出去，新車賣不起價，所以汽車的製造商重視耐用與容易維修保養——即是說製造商會設計減少檸檬的酸度。

鑑證舊物的專家的出現要講舊物值錢。你和我家中的無數舊物，一般不值多少錢：訊息費用在比重上高，沒有專家鑑證，所以沒有市場。但稱得上是收藏品的舊物，例如舊書畫、古瓷器之類，因為成為財富累積的倉庫，很值錢，訊息費用奇高也有專家鑑證。

我們難以明白為什麼Akerlof選擇以人為本作為分析檸檬市場的起點——即是以買家、賣家的訊息不同出發。如果不這樣，訊息不對稱理論不會那樣名盛一時。但檸檬與汽車皆物品，我會選擇以物為本，從而直接地帶到專家與市場應對這些方面去。有趣的是，以人為本跟以物為本的分別，邏輯上竟然推出相反的結論。以人為本，劣舊車把良舊車逐出市場——是葛氏定律的新版本。以物為本則倒轉過來：因為劣舊車的訊息費用在市價的比重上較高，會先遭淘汰。


阿羅的有趣觀察

其實，訊息不對稱這個理念起自阿羅（K. Arrow）一九六三年發表的《風險與醫療保險的福利經濟》，雖然他沒有用上「不對稱」這一詞。阿羅的數學天賦冠於行內，但自己少用數。我認識他，很多時不同意他的分析，但衷心拜服這個人。從純理論的變化衡量，整個二十世紀只有費雪比得上他。他是搞經濟理論想像力最強的人。是的，阿羅這個名字將會傳世。

阿羅的醫療文章很長，變化多，複雜無比。任何牽涉到保險的話題皆複雜，何況牽涉到有關人命的醫療市場。這裡我只能在阿羅提出的兩項訊息不對稱說幾句。其一是身體健康這回事，冷暖自知，購買保險的人比出售保險者知得清楚。這會導致不利的選擇（adverse selection），即是說出售醫療保險者遇到的顧客是偏於身體欠佳的。效果如何，市場會怎應對是大話題，我不敢沾手，這裡從略了。但我禁不住要提出阿羅文內的一個關於中國的有趣註腳，我沒有聽過，不知同學們可否證實。那是註腳三十五，寫道：「很多人相信，曾經有一個時期，中國人健康時給醫生錢，但生病時不付。」阿羅是為了支持一個看法：醫療保險是購買健康利益，沒有利益不應該支付。但他忘記了一點：生病時不付診金，病人豈不是死得更快？但我不能排除生病不付醫生錢這個不無道理的看法，很想知道中國是否真的曾經出現過這個傳統。如果出現過，我要知道細節。

阿羅提到的跟訊息不對稱有關的第二點，是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不是他首先提出，但得到當時聲望如日方中的阿羅下筆處理，道德風險之說就變得流行了。道德風險是說購買了保險的人不再會那麼小心謹慎，例如買了火險不會那麼小心防火，甚至自己縱火來賺取保險的賠償。醫療保險也如是：有了保險依靠的人或會減少注重健康，或動不動找醫生看病。阿羅指出在美國，醫療保險在政府大手推行下，醫療費用是大幅上升了。阿羅可沒有說，資料顯示，醫療費用大幅上升主要是因為保險賠償的打官司律師費用大幅上升，水出魚，魚飲水，加進了醫療收費那邊去。


同意凱恩斯批評馬歇爾

很不幸，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今天也差不多——經濟學者的興趣主要是經濟效率這個話題，即是帕累托條件是否被違反了。尤其是阿羅，他對市場的運作在多種情況下不能達到帕累托至善點的看法觸發了大爭議。得到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的啟發，當時反對阿羅表達得最清晰的是德姆薩茨（H. Demsetz）。一九七四年在《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中，我把交易費用推到盡，指出如果所有侷限條件都算進去，違反帕累托至善點是不可能的。更為詳盡的解釋可見於《收入與成本》第八章。

這裡含意著的是我和行內朋友對經濟學的看法有分離。我認為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主旨是解釋世事，是好是壞，或怎樣可以改進社會民生，不應該是經濟學者的責任。經濟學可以準確地推斷一個政策會有什麼效果，執政的人會否接納是他們的選擇。經濟學者不能改進社會，過於操心不會活得久——雖然為了貧苦人家的生活我有時發牢騷。我同意凱恩斯批評馬歇爾，說後者過於熱衷做好事。施蒂格勒也這樣批評過弗裡德曼。

提到價值觀，因為阿羅一九六三年的大文來來去去是環繞著帕累托。他想像力強，變化多，推理巧妙，但沒有著重於醫療保險帶來的多種市場變化，沒有推出假說然後加以驗證。保險市場是大難題，醫療保險與醫療市場是難上加難的。如果阿羅當年能把他的天賦集中於解釋這些市場的運作，今天的經濟學會有另一番景象。


炎黃子孫發放訊號多

阿羅之後，《檸檬市場》發表於一九七○，跟著阿羅的學生M. Spence一九七三提出訊號（signaling），薩繆爾森的學生J. Stiglitz一九七五提出過濾（screening）等熱鬧分析。後二者主要用於僱主與被雇的勞力或員工市場，所以起筆就把問題放在以人為本的框框內，不容易像檸檬或舊車那樣可以直接地從以物為本的角度看。訊號與過濾二者的推理大同小異，只是前者由找尋工作的人發放訊號，後者由僱主審查過濾申請工作的人的本領訊息。這裡略談比較熱門的訊號理論吧。

聘請員工，僱主與被雇對員工的本領的所知不同——這是訊息不對稱了。申請工作的員工提供自己的履歷資料，例如是某大學的畢業生，是訊號。這訊號可能導致員工的收入分配不同，但員工的總產量不會因為這訊號而增加。然而，爭取大學畢業是成本不菲的投資，為此而作出不會提升生產力甚至可以誤導的訊號，是社會的浪費。當然，訊號理論的分析可以很複雜，但大概是這樣說。

我要指出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個人的名片可以印得名頭多多（西方很少見），是訊號，而我們不能排除欺騙的行為。訊號理論說的是老實人，也可以誤導，不老實的當然會給社會帶來另一些「浪費」了。多年前我知道有一個人，多富有我不知道，但出入用勞斯萊斯汽車，有穿上制服的駕駛員，也有女秘書拿著公事包亦步亦趨，據說跟別人談生意或到銀行借錢這樣的排場會有較好的效果。排場也是訊號。


三十年有新看法

這裡我要推薦同學們細讀巴澤爾（Y. Barzel）一九七七年發表的關於訊息費用及一九八二年發表的關於量度費用這兩篇文章（可在網上找到），其中包括了我當年對量度的看法與訊號分析的批評的一小點貢獻。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這裡我要加進自己的新看法。有兩點。

第一點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訊息不對稱的理論與合約理論雖然往往相連，但訊號分析只考慮時間工資合約。如果所有生產活動皆以件工合約從事，員工提供的履歷訊號無關宏旨！當然好些生產活動件工合約的交易費用過高，沒有被選擇，然而，因為原則上有件工合約的選擇，訊號傳達帶來的浪費不會高於時間工資與件工工資的交易費用的差別。另一方面，除了件工合約，僱主與被雇還有分成、分紅、賞金或以個別工程算等合約的選擇可以考慮，訊號誤導帶來的「浪費」也要以這些其他合約可以減低訊號費用來衡量。這樣考慮，會從以人為本轉到以物為本那邊去。

第二點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競爭市場。一個頻頻被僱員訊號誤導的生意老闆，在競爭下會被市場淘汰，而一個妄作投資於提供訊號的求職員，也會遭市場淘汰。大家見到投資於發訊號而遭淘汰的例子不少吧——我在上文提到的以勞斯萊斯充排場的老闆，不到一年就遭淘汰了。要是我們不管淘汰帶來的「浪費」，適者生存的老闆與員工的行為必會滿足傳統關注的帕累托至善點。

我不同意傳統的帕累托觀四十年了。帕累托觀是基於在不能避免的侷限下達到的至善點。假設每個人在面對的侷限下爭取自己的利益極大化，帕累托條件或至善點怎可以被違反了？說人自私是說爭取利益極大化，這不僅包括對社會有貢獻的行為，也包括瞞騙、盜竊等。我說過，如果社會的每個人皆遵守《聖經》寫下的十誡，社會會比我們生存著的富有，或大家會有較高的收入。可惜人是人，《聖經》有十誡是為了減低交易或社會費用。我們不能沒有矛盾地假設每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而又希望每個人只作對社會有益的事。這裡我又要同學們參閱《收入與成本》的第八章了。

以人為本的訊息不對稱理論沒有什麼解釋用場。本節起筆時說，訊息費用是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費用。說人與人之間的訊息不對稱只不過是說有訊息費用存在，說了等於沒有說。訊息費用是一種侷限，以之解釋行為我們要知道在怎樣的情況下這種侷限會怎樣轉變。這是為什麼我選走以物為本的考查路向了。


（未完待續）

三八一：訊息費用最難處理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八章《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的首兩節。）


訊息費用是交易費用的一部分，好些時二者分不開——我在《收入與成本》第八章解釋過了。有些訊息費用不是交易費用：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交易費用不存在，但可以有訊息費用：魯兄跑到山上遠眺，試圖預測天氣，要付代價。


第一節：以物為本論訊息


經濟解釋或行為推斷需要掌握可以觀察到的有關侷限轉變。一般而言，處理交易費用的侷限轉變遠比處理生產成本的侷限轉變困難，而在交易費用中，處理訊息費用是最困難的了。經過多年的探討，我認為後者困難主要起於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達往往不盡不實，牽涉到隱瞞與欺騙等行為。訊息值錢，可以值很多錢，可靠訊息的獲取可以是大投資，你要知道，為什麼我要免費告訴你呢？我們要怎樣衡量訊息的可靠性呢？要怎樣算訊息本身的市價才對？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看一個乾隆時期的瓷瓶。我細看後說是乾隆後期的珍品，是難得一見的官窯。我可能看錯，但我是依我知道的直說。然而，如果靠買賣古瓷為生計我可能說另一番話。我不是專家，也不懷疑一些專家可能說是民國時期的仿製品。鑑證不容易，容易有問號，而憑什麼才算是專家呢？

今天經濟學盛行的訊息不對稱的理論，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盛行。一九七五年我到香港渡長假，行前對同事巴澤爾說要到香港考查玉石市場，因為認為這市場可以提供資料，解釋為什麼巴兄和我皆認為訊息不對稱的理論是謬論。後來巴兄一九七七年發表了一篇跟該理論過不去的好文章，可惜不易讀。他曾經要求我聯名發表，但文章他寫好了完整的初稿，我只跟他研討過，貢獻甚微，沒有理由叨他一半的光。後來我知道他為這件瑣事耿耿於懷。最近為了寫這章，我要求巴兄傳來他的舊作，再讀，果然還是好文章，但大家分道揚鑣那麼多年，我今天對訊息問題的看法是換了好些角度了。


從玉石到收藏品

當年選擇考查玉石市場，因為聽到香港進口的緬甸玉石，稱翡翠，首次出售時往往是原石不開，購買者要從石皮的外表猜測石內的玉質，猜錯的機會高，因而有人靠幸運發達，有人猜錯輸清光。把原石切開真相大白，為什麼不先切開才出售呢？為這個問題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廣東道的玉石市場考查了幾個月。玉石怎樣看真的難學，今天我還是不懂，但得到了我要知道的細節，找到了答案，會在本章第四節詳述。

考查玉石的經驗讓我想到從物品的角度研究訊息費用。這種費用問題太多，太複雜，以物品為本入手應該是最容易有收穫的門徑了。我選訊息費用高而又變化多的物品入手。這就帶到收藏品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作者謝世、真偽難辨的物品。中國開放改革以還，推土機到處操作，加上什麼盜墓的，出土的文物無數。走馬看花，我考查過的訊息費用高的物品類別可真不少。二○一○年在上海的一個收藏家協會講話，我以《倉庫理論》為題，直言自己不是任何收藏品的專家，但因為經濟研究的需要，我考查過的類別多而雜，每類知一點，但包羅萬有。

同學們明白嗎？訊息費用高深複雜，我選擇集中在以物為本的途徑考查。物品可以拿在手上，有憑有據，而我在玉石市場的考查有稱意收穫的經驗。更重要是我要知道市場怎樣處理訊息費用，從物品的訊息入手是一個清晰的好去處。然而，不同類別的物品市場的處理方法往往不同，所以多而雜的訊息費用高的物品我或多或少總要涉足一下。


第二節：三位大師的訊息經濟觀


第一篇重視訊息費用的重要文章是科斯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性質》。他稱之為交易費用，其實主要是訊息問題：不知價，所以公司替代市場。我把這話題帶到合約選擇那邊去，說不是公司替代市場，而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是卷四《制度的選擇》的話題了。

第二篇重要的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發表的《知識對社會的用途》，是哈氏的代表作，也重要。簡言之，該文說市場是把所有人的各自所知集中運用，遠比計劃經濟的一小撮策劃者知得多。這是說，市價包含著很多人的知識，以之指導資源的使用會遠比政府的策划來得可靠。這裡有兩點哈氏當年沒有注意。其一是因為訊息費用的存在，市價可以誤導。其二是從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看，在某些合約安排下，政府的策劃可以節省交易或訊息費用。後者也是卷四的話題。


弗裡德曼的補充

在哈耶克的觀點上，我欣賞弗裡德曼的補充。弗老對我說：如果在一塊石上可以種出美味的水果，假若這塊石屬公有，沒有誰會種植，也不會趕著去通知政府，然而，石塊私有水果會種出來。為此我再作補充：不管擁有該石塊的人怎樣守秘，只要他把美味的水果在市場出售，消息會傳出去，石塊上可以種出水果珍品的訊息早晚會傳遍天下。一八四八年美國加州出現的尋金熱，是源於一個人在某荒地拾得一金塊，拿出來在酒吧炫耀，被外人秘密跟蹤，地點發現了，消息傳開，三十萬人從遠方湧至，加州就是這樣發展起來。這些不速之客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台山，「舊金山」這個名字是他們起的。


施蒂格勒學究天人

再跟著而來的關於訊息費用的重要文章是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發表的《訊息經濟學》。我當時剛進研究院，有機會聽到他親自到母校解說該文。六年後施兄成為朋友，他敏捷絕倫的思想使我震撼。認識他之前我喜歡背誦他的文章，認為他的英語文采冠絕行內：弗裡德曼幾番對我這樣說，到今天我還是那樣看。施兄才高八斗，學庫五車，赫舒拉發認為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經濟思想史的學問，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施兄。在芝大時我還是喜歡長駐圖書館，在館內頻頻遇到他。他早就大名遠播，在芝大有呼風喚雨的權力，但還是日夕不倦地為學問而追求，對當時剛出道的我有深遠的影響。提到這些，因為要讓同學們知道在下述我批評施氏的訊息分析不代表我不敬重這個人。我恨不得自己能有施蒂格勒的學者風骨，感激他對我的教誨與鼓勵，也希望同學們能多讀他的文章。

施蒂格勒說因為市場有訊息費用，同樣的物品其市價有差異數（variance，統計學稱「方差」），所以購買者會在市場找尋，而物品愈值錢，購買者付出的找尋費用會愈高。購買貴重物品會多花時間或費用找尋當然對，但我曾經指出，市場物價的差異數是顧客找尋的結果，不是找尋的原因，施兄是本末倒置了。市價有差異數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這差異數為何。如果大家知道差異數為幾，此數會下降。如果大家知道差異數中的最低價為幾，在競爭下這差異數會下降為零。如果一個人找尋開始幾次碰巧遇到差異數變化大，他會多找尋，反過來他會少找尋。這些及其他變化會帶來不少博弈理論的玩意，但我的取向是問差異數的或大或少由什麼決定，而市場會怎樣處理——這就是我要以物品作為研究調查出發點的一個原因。除瞭解釋現象，我對經濟學沒有興趣。

顧客會在市場找尋是事實，同樣物品的市價有差異數也是事實。每個顧客按著自己的所知，花了他們各自認為是不要再多花的找尋費用，買或是不買，市價的差異數就被決定了。差異數的存在反映著訊息費用的存在，也反映著通過市場的運作處理來決定這差異數的大或小。


法例左右誤導研究

我要指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可能因為風俗習慣，更可能是因為政府法例對消費者的保護，市場的物價差異數一般沒有像香港及中國內地那麼大。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師阿爾欽提出在密集競爭下有討價還價的行為，他不相信，我要幾次申述。是的，好些市場現象在美國不是調查研究的好地方。法例的侷限可以誤導訊息費用帶來的現象。我不是說消費者不應該受到保護——這類問題我沒有興趣——而是要考查訊息費用導致的行為現象，政府法例的影響愈小愈好。我認為施蒂格勒對覓價與價格分歧的處理屢有失誤，是因為他觀察到的現象是被交易或訊息費用之外的法例侷限擾亂了。

一九六九年我對美國的同事說要到香港研究件工合約，他們認為我的主要目的是渡假。我沒有向他們解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因為法定的最低工資夠高，跟件工工資有衝突，在工會壓力下，件工合約在多個行業被政府定為非法。我們怎可以在美國調查件工合約呢？有幾位美國行家發表過件工合約，但我認為他們因為不知細節而作出令人尷尬的分析。今天的美國，在保護消費者法例的影響下，好些商店說明顧客購買了某物品後，如果能在其他商店發現同樣物品價格較低，拿出證據，原先的商店會退還價差。這樣，同樣物品的市價差異數會下降，但不是因為訊息費用下降了。


（未完待續）

三七四：隱瞞訊息與全線逼銷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七章《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最後第四節。）


全線逼銷（full-line forcing）是美國市場文化的一個稱呼，其他西方國家怎樣稱呼我沒有考究。香港也有類同的市場運作，一九七五年我考查過，但沒有聽到有什麼名稱。經濟學者對這話題的興趣也是來自反托拉斯的案例。

我的朋友G. Hilton一九五八年發表的《Tying Sales and Full-Line Forcing》是第一篇關於全線逼銷的經濟文章，而最受廣泛注意的是M. L. Burstein一九六○年發表的《全線逼銷理論》（A Theory of Full-Line Forcing）。都是有斤兩的文章，後者湛深難明，當年讀得懂的主要部分我不同意。老師阿爾欽認為重要，我不大懂也讀之再三。後來在華大跟巴澤爾研討過幾次，沒有得到什麼。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長假，無意間在朋友的商店聽到他對全線逼銷的投訴，我只問幾句清晰的答案就冒出來了。跟著考查了香港的另一個行業，再後來想到五十年代韓戰期間，我父親的商店也施行全線逼銷，性質有同也有別。


全線逼銷的特徵

全線逼銷也是一種捆綁銷售，跟上節分析的很不相同。我考查所得，全線逼銷的要點如下。一、捆綁著的不同物品的種類可多可少，也可以是壟斷或是競爭物品。二、不同物品之間的物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沒有捆綁的母體與被綁的子體的分別。三、捆綁著的不同物品在使用上可以沒有關連，例如鹽可能捆綁著咖啡。四、可能由廠商或批發商把物品捆綁著賣給零售商或工廠，但零售商不會同樣地捆綁著賣給消費者。五、捆綁的物品中必有一種是市場的熱賣品，這熱潮一過，捆綁會瓦解，所以全線逼銷一般不持久——再有熱賣貨再捆綁是另一項全線逼銷了。


搾取消費者盈餘問號多

回頭說Burstein的文章，作者著作等身，以想像力與深度知名行內，但我認為在細節上他對真實世界的全線逼銷的要點掌握不足。我不肯定的理解，Burstein的湛深理論說全線逼銷是為了搾取消費者盈餘。他認為如果甲是壟斷物品，以沒有壟斷性的乙物品捆綁逼銷，甲物品能獲得的壟斷租值往往比單售甲物品為高。這捆綁把甲物品之價減低，減到邊際成本，然後把甲的壟斷租值加在乙物品之價上。

不是淺思維。有點像昔日萬國商業的電腦捆綁紙卡，不同的是紙卡收低價，而紙卡的用量自由變動。有點像我在上節討論的打印機捆綁著碳粉，但碳粉（或盛載碳粉的盒）一定要有壟斷性或特性，而碳粉之量也自由變動。有點像昔日迪士尼樂園收入場費，但入場費出售的只是一張「許可證」，不是一種可以享用的物品，而入場之後再收費的玩意多少可以自由選擇而變動的。最接近Burstein的想法可能是昔日的迪士尼樂園還給顧客另一個選擇：購買一小本有二十多張可選擇二十多項玩意的票，要全本買，然後進場免費。這是另一種全部或零的安排，與收進場費異曲同工，但除非進場後只是行來行去也算享受，進場的本身不是可以享用的物品。

當年困擾著我的有如下數點。一、全線逼銷捆綁著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我認為不管不同物品如何各自訂價，只要捆綁著的比率固定，顧客一定要一起購買，那只能算是一種物品。好比一雙鞋子售價五百，出售者可訂左鞋四百右鞋一百，但一定要一整雙買；或者出售者訂價左鞋五百，買一送一，右鞋免費。這些與五百買一雙是沒有分別的。二、以固定的量來搾取消費者盈餘是可以的——這是全部或零的安排。然而，單以壟斷物品作全部或零的安排來作這搾取足夠，用不著把其他物品捆綁著。三、以進場費或入會費之類搾取消費者盈餘，不是什麼物品，顧客付這些費用只是為了進入後可以享用項目的權利。但如果一個顧客要買甲物品，你把他不要買的乙物品捆綁著，逼他一起買，不是不可以，但你要從甲物品搾取的消費者盈餘一定較小。四、全線逼銷捆綁著的，很多時全是競爭物品，沒有什麼專利或獨特之處。換言之，在算得上是全線逼銷的實例中，觀察到的細節要點不支持搾取消費者盈餘這個假說。


得來全不費功夫的解釋

回頭說機緣巧合，在朋友的商店中只問幾句就找到完整的全線逼銷的解釋，我在《供應的行為》的舊版中有如下的回憶：

「一九六二年我開始推敲全線逼銷的現象，一九七五年破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該年我從美回港度長假，到朋友的零售店聊天，老闆朋友提出一個他面對的全線逼銷的現象，我如獲至寶，只問了幾句，不到五分鐘，就得到完整的解釋。這可見真實世界的啟發無與倫比，經濟學者是不應該把自己關在斗室之內而揣測外間的世界是怎樣的。

「我還記得當日與該店老闆傾談的幾句話。我問：『老闆，生意很好吧？』『有什麼好的？一隻名牌打火機的批發商發神經。他們的打火機款式一樣，一金一銀，歷來我們要金造的取金，要銀造的取銀，大家相安無事。但最近他們規定取一金必定要取一銀，一綁一逼銷，否則不賣。』『是金的好賣還是銀的好賣呢？』『當然是金的，供不應求。』『是因為最近金價急升吧。』『應該是的，日本仔最近只要金的，不要銀的。』

「我再問：『你可以從批發那裡只取銀的吧？』『那當然，但銀的我們要虧蝕，不強逼我們不要。』『你賣金的給日本仔賺很多錢吧？』老闆笑了，笑得很開心。我繼續問：『銀的你大減價總可以賣出去吧？』『我們要虧蝕！』最後我說：『你不會那麼蠢，告訴那批發商金打火機賺多少錢。』他哈哈大笑。」

如上可見，全線逼銷起於隱瞞訊息——這裡是指打火機的零售商對批發商隱瞞著金與銀打火機的零售價。一九七五年金價大升，位於熱鬧商場的零售商面對眾多的日本遊客。這些遊客一般只買金的，不買銀的。零售商知道金與銀打火機的相對價格大約應該為何，但他不會熱心地通知批發商——就是坦誠相告批發商也不會相信，更何況不同的零售地點顧客的選擇不同。


熱賣捆綁滯銷的理論

這就是問題。金、銀打火機一熱一冷，市場的相對價格應該大約為何零售商比批發商知得清楚，但前者不會通知後者。這是市價訊息的隱瞞。另一方面，批發商知得比零售商清楚的，是兩種打火機的存貨及散貨給多個零售商的速度。批發商知道金的存貨下降得快，銀的存貨下降得慢，也知道零售商要不是隱瞞著市價的訊息，就是提供訊息也不可靠。批發商知道金的要加批發價，銀的要減批發價，但要嘗試改價多少次才能命中呢？一個簡單的處理方法，是批發商以一個固定的比率把金的捆綁著銀的——當年見到的實例是一對一，但有需要可用其他比率——以金的拉快銀的去貨速度，以銀的拖慢金的去貨速度。只要金與銀捆綁著的去貨速度回覆到經驗上的正常速度，市場零售的金與銀打火機的相對價格一定對！

這裡同學們還要注意幾點。其一，零售商購進了捆綁著的金、銀打火機後，會分拆開來賣給消費者。因此，市價訊息的隱瞞不會持續很久。另一方面，因為不同地區的零售店有不同的金與銀的比率需求，這捆綁的撤銷會被拖慢了，尤其是有全線逼銷的捆綁給批發商提供著可以替代市價訊息的去貨速度的指引。其二，如果市價的訊息費用不存在，不捆綁比捆綁對批發商有利，因為有些檔次高的零售店只賣金的打火機。金、銀捆綁不一定會流失這些高檔次零售，因為不同檔次的零售店之間互相發放貨物是常有的行規。

其三，批發商捆綁逼銷通常會保留著物品各自的價，雖然像左鞋、右鞋那樣，對零售商而言，在捆綁下這各自的價沒有意思。批發商保持各自的價是為了方便算出捆綁著的總價，也為了需要撤銷捆綁時不需要再印價單。其四，捆綁逼銷的總價可以隨時改，而捆綁的物品比率也可以改，但這些更改會因為捆綁逼銷帶來的訊息費用下降而改得比較少也比較肯定。其四，打火機的例子，金的是熱賣品，銀的滯銷品。全線逼銷的捆綁一定有熱賣品，但邏輯上不一定需要有滯銷品。然而，我知道的這種逼銷實例一律是熱賣的捆綁著滯銷的。理由明確。只有熱賣品沒有滯銷品，調校批發價只調熱賣的，遠為容易，但如果碰巧有滯銷的，而同一零售商兩種皆銷售，那麼把熱賣的與滯銷的一起捆綁逼銷是一石二鳥，訊息費用的節省是增加了。


其他全線逼銷的例子

一九七五年的暑期，得到打火機捆綁逼銷的啟發，我轉到認識朋友多的攝影器材這個行業去考查。當時香港的商業結構沒有今天那麼專業，而遠在數碼科技之前，攝影器材多而雜，單是一個名牌的相紙就有多種類別。批發商捆綁逼銷的出現，通常起於某照相機推出一個熱賣的新型號，或一個市場搶購的新鏡頭。一時間供不應求，批發商喜歡把滯銷的膠卷或近於過期的相紙一起捆綁著，推給零售商。滯銷閃光燈的陳年舊貨也是捆綁的好對象。這些逼銷通常為期短暫，到了熱賣品的供應足夠就不再捆綁了。

據說金屬產品最容易出現全線逼銷，與Burstein提出的例子類同。若如是，這逼銷起於不同金屬原料的相對價格常有大幅波動，從而導致金屬產品常有熱賣與滯銷的情況。但金屬原料永遠是競爭性的物品，因而不支持全線逼銷是為了搾取消費者盈餘這個假說。

施蒂格勒曾經發表過一篇短文，關於美國電影批發商例行地推出block-booking。這是指次等貨色的影片，批發商喜歡把不同影片組合捆綁著，逼銷給次等的電影院。我不記得施兄的解釋，但當年不同意，認為也是熱賣與滯銷影片的組合逼銷。跟上述的打火機、攝影器材、金屬物品等的不同之處，是影片的捆綁逼銷當年是例行的安排，每次有次等影片出現批發商皆捆綁。不難明白，這些影片的票房反應為何批發商難作判斷，捆綁著推給零銷的電影院處理好了。


韓戰帶出第四奇

上述的全線逼銷是捆綁銷售的第三奇，主要起於批發商有熱、冷物品在手，一時間對市價的所知不及零售商，但後者隱瞞著市價的訊息，所以批發商以捆綁逼銷解拆。

最後要說的是捆綁銷售的第四奇，也是全線逼銷：捆綁著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也是固定的。理由也是要隱瞞價格的訊息，但此奇也，要隱瞞訊息的可不是零售商，而是批發商。批發商要隱瞞入貨價的訊息自古皆然，不奇，這裡要說之奇是批發商要隱瞞批發的出售價，因而把其他物品捆綁逼銷。這現象少見，但我有一手的可靠資料。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韓戰爆發，在美國施壓下，香港實行「禁運」。多年後一位退了休的港英高官告訴我，香港當時靠自由進出口為生計，當然反對禁運，但美國施壓也無可奈何。這解釋了為什麼這禁運雖然嚴厲，但不是全面的，一些有足夠資歷的進口商被放一馬，但進口要證明只賣給香港本土的用家。話雖如此，偷運到中國內地去是理所必然的了。有特許進口權的商人因而賺大錢。我父親在香港永樂街經營電鍍原料，因為是老字號，容易拿得本土廠家的專用證，是個獲益者。

當時父親商店遇到進口被禁運的物品只有一種，那是鎳，一種電鍍必用的金屬，一條條的，稱鎳條。入口價港幣三元多一磅，在禁運下，市價高於三十，有時達五十。當時父親有病在身，我是跑香港工商署申請進口批文的人。鎳條是賣給工廠用的，他們是否真的自己用我們管不著。鎳價愈升愈高，父親的店子就倣傚永樂街的西藥進口商店，推出捆綁逼銷，把其他同樣工廠可以用得著的電鍍原料與鎳條捆綁著一起銷售。理由明確，父親的商店不要讓外人知道鎳條的進口可以賺那麼多錢，以免外人也想辦法進口，於是捆綁著其他原料，把鎳之真實市價隱瞞著。這裡要注意，鎳是熱賣品，但其他原料可不是滯銷的。把其他原料提升一小點價，捆綁著鎳條逼銷，可以把沒有進口鎳條批文的行內競爭者殺下馬來。

當時香港的永樂街是西藥進口批發的集中地，小小的商店生意龐大。西藥是當時運禁最嚴厲的物品，尤其是盤尼西林。這些西藥進口商為了隱瞞盤尼西林及其他救傷藥物的價格訊息，推出捆綁逼銷。也是沒有滯銷物品捆綁著。

全線逼銷的捆綁是為了隱瞞價格訊息，與上節分析的捆綁不同，被綁的不同物品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不是為了搾取消費者盈餘，也不是要把壟斷租值的賺取推到被綁的量可變的物品那邊去。你要騙我，我捆綁著物品逼你購買。我要騙你，捆綁著逼銷你不會知道物品分開的批發價。全線逼銷不會持久，只是電影片的捆綁不斷地重複。批發商隱瞞入貨價千篇一律，自古皆然，但用上全線逼銷來隱瞞批發價不多見。比較多見的是零售商隱瞞市價，批發商以全線逼銷解而拆之。

同學們明白嗎？經濟解釋的推論要先在真實世界觀察入微，要掌握著事實細節中的要點才可以把經濟學的理論與概念用出威力。不容易，但有趣，而整體掌握得到家經濟學的推斷或解釋力是大可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的。


（第七章完。附錄有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賣橘者言》與二○○九年發表的《炒黃牛的經濟分析》。）

三七三：捆綁銷售變化多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七章《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第三節。）


經濟解釋的一個困難，是要對需要解釋的現象觀察入微。細節重要。雖然把現象簡化是無可避免的程序，但我們要先知得相當詳盡才有機會選出這簡化不能漠視的重點。看錯了，指鹿為馬，拿不準重點，推出來的理論假說會是白費心思。我們可以修改理論，但不可以修改事實。能正確地掌握細節的重點是分析捆綁銷售（tie-in sales）的大麻煩，有些到今天我還沒有足夠的掌握。

嚴格來說，市場的所有物品皆捆綁銷售。購買汽車，輪胎與電池是與車捆綁著的。我在分析公司性質時指出，只要交易費用容許，任何物品中的任何一小部分都可以分部獨立成交，而把所有部分組合起來的「工程」也可以有自己獨立的成交價。為什麼我們在市場見到的物品會是這樣或那樣的捆綁組合一般是淺常識，但這裡要分析的是奇哉怪也的捆綁：普通常識說應該分開銷售，卻被捆綁著一起銷售。本節分析的是兩奇，下節分析的全線逼銷也是捆綁銷售，也有兩奇，合共起來是四奇了。


捆綁紙卡第一奇

第一奇是捆綁銷售這個話題的「始作俑者」：一九三六年萬國商業機器（IBM）被美國反托拉斯起訴。該機構出租他們持有專利的電腦時，規定租用者一定要購買他們供應的電腦使用的紙卡。但紙卡他們可沒有專利，於是被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訴。官司打了二十多年，萬國商業敗訴，不能再捆綁。

捆綁銷售可能是反托拉斯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因為指出了一個奇怪而又有趣的市場安排，行內一直吵到今天。得益最大的應該是我：得到該官司的啟發，思考佃農理論時我從合約結構那方面想，跟著是一系列約十二篇關於合約的英語文章，最後一篇是二○○八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了。數十年前的今天還活著。

當年萬國商業機器租出電腦規定用戶一定要購買他們供應的使用電腦時必需的紙卡。電腦是捆綁之物（tying good），紙卡是被綁之物（tied good）。細節上有兩點重要。其一是這二物的比率不固定，常有變動——即是說同樣一部電腦，不同的用戶使用的卡量不同。其二是電腦有多項專利，是有壟斷性的物品，但紙卡則毫無專利可言，天下所有造紙卡的廠商皆可以提供。把電腦的租賃捆綁著紙卡，美國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訴萬國商業，主要是指控後者把電腦的壟斷專利伸展到沒有專利的紙卡去。


壟斷伸展不成理

那所謂「打孔紙卡」（punch card）在西方的工業有悠久的歷史，初時主要用於紡織業。到了上世紀二十年代，萬國商業推出七點五吋乘三點二五吋的紙卡，每卡有八十行可以用打孔機打穿小孔，讓電波通過，而電腦要計算或要整理的資料是存在這些小孔的位置上。記載說，同樣的紙卡，萬國商業提供的比競爭市場的價高百分之十強。在聆訊中萬國商業說他們的紙卡比市場的質量好。顯然不成立：任何人見到那些紙卡都知道容易造，而萬國提供的也是從競爭市場買回來。

把電腦的壟斷專利伸展到紙卡去言不成理！有三點。一、那麼容易製造而又有悠久競爭歷史的紙卡，供應者無數，要伸展壟斷是伸之不盡的。二、如果壟斷可以那麼容易地伸展到其他競爭產品去，天下所有產品會被壟斷產品捆綁著。三、擁有壟斷產品的人要賺取最高的壟斷租值，單憑壟斷產品爭取會比捆綁著任何其他自己沒有壟斷權利的產品為高。這第三點芝加哥學派在分析全線逼銷時似乎持著不同的看法，是後話。


戴維德的巧妙思想

既然以電腦捆綁著紙卡不會多賺壟斷租值，為什麼萬國商業要捆綁呢？芝大戴維德的口述傳統答案是兩方面的合併，有趣精彩。一方面，戴老認為這捆綁是利用紙卡的使用量來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是神來之見吧。當年量度使用密度的計量器不先進，用之於電腦不易，而據說當時的計量器容易被外人倒撥調校。以捆綁紙卡替代計量器想得巧妙瀟灑，我拜服。但為什麼要量度電腦使用的頻密度呢？戴老的傳統說是為了價格分歧。這第二方面我不同意，因為同樣型號的電腦，不同用戶的租金相同，而紙卡之價也相同，何分歧之有哉？我在第一節指出：售價要是直接地與量聯繫著的價。脫離了這直接聯繫，間接地算，所有市場物品皆可算出價格分歧。

間接地算，萬國商業當年的捆綁銷售起碼可算出兩種價格分歧。電腦的租金很高，紙卡的價格很低，如果以每個計算（per calculation）論價，用紙卡愈多「計算」的平均價愈低。這顯然不是戴老傳統的算法。其二是如果每張紙卡賺取一分錢，加進電腦的租金去，那麼月用十萬紙卡的等於多付電腦月租一千，而月用一千紙卡的只多付電腦月租十元。後者是戴老傳統的算法。我不認為是價格分歧，問題是萬國商業為什麼要把紙卡捆綁呢？

當年困擾著我的，是如果要憑這捆綁多賺錢，把電腦廉價租出去，大幅提升紙卡之價，萬國商業賺取的總租金會較高。或者萬國可以不收電腦租金，收更高的紙卡之價，但規定每月要有一個最低的紙卡使用量。然而，事實上，當年萬國商業收取的電腦租金很高，而紙卡之價微不足道，高出市價百分之十強是微乎其微的收入增加。龐大如萬國商業這個層面的機構，為什麼要採用捆綁紙卡的麻煩來增加一小點租值呢？為什麼紙卡之價不提升？換言之，電腦租金與紙卡收費的比例不合情理。過後分析今天的打印機、噴繪機等捆綁銷售時，所有實例顯示生產出售者皆把賺錢的重點推到被綁的墨盒或碳粉那邊去！


維修保養的解釋

當年我想到的萬國商業的捆綁銷售的解釋——今天還認為是對，不需要改——是捆綁紙卡賺取不多的錢是維修補養的費用。當年萬國的電腦體積龐大，需要佔用一整間房子。只租不賣，因為發明專利之外還有商業秘密，不讓外人拆開來研究。他們也不讓外人維修，要用自己訓練出來的。於是，把電腦租出時萬國擔保凡有故障必免費修理。這裡有點像賓館收每天房租或酒店式公寓收月租時，很多瑣碎的事項或服務皆由業主負責，而昔日萬國的龐大電腦不是他們的專業技術人材不懂得保養維修。

這裡的問題是同樣的電腦不同的用戶可以有很不相同的使用頻密度，租金相同不能處理使用頻密度不同帶來的維修保養的不同需要。如果萬國商業按期出售維修補養的合約，認為自己使用頻密度大幅偏低的客戶會投訴。如果萬國按修理員工的時間收費，究竟時間用了多少、零件之價是否合理等可有爭議。捆綁紙卡，在紙卡之價上賺取一點來幫補租金之外的保養費用，可以解決不同用戶的使用頻密度有大差別的困難。

當年我嘗試找尋支持萬國是為了維修保養而捆綁紙卡的證據，參考過一些該反托拉斯的檔案，也跟一位熟知該案的同事研討過，得不到肯定的結論。維修的問題在案中雖然有提及，但反托拉斯這回事，牽涉到「擴張」是辯方的大忌：你要把電腦的壟斷擴張到修理那邊去嗎？你有什麼秘密需要保護呀？


被綁之物是純競爭物品可能天下獨有

一九六二年我開始跟進捆綁銷售與全線逼銷。五十年後的今天再寫這話題時，竟然想到昔日萬國商業的著名紙卡捆綁可能是歷史上獨有的現象，之前之後可能沒有出現過性質一樣的。捆綁之物與被綁之物，二者之量的比率自由變動是常有的現象，但被綁之物像紙卡那樣純屬競爭市場物品——沒有專利，沒有秘密，也沒有特殊品味或過人之處——可能是萬國當年的電腦獨有。下節可見，全線逼銷往往捆綁著競爭市場的物品，但互相綁著的量的比率是固定的。換言之，比率自由變動的捆綁，其中一物毫無壟斷性質，可能只是昔日的萬國商業獨有。

當年與同事們研討萬國的紙卡捆綁，提到其他兩個大家認為是相同的例子。例一是為皮鞋穿帶的打孔機，有專利，捆綁著看來沒有專利的鞋孔用的小銅圈。這裡要注意：該打孔機是打孔與鑲上銅圈一起完成的。例二是有專利但今天不再用的油印機，捆綁著看來沒有專利的蠟紙。今天老人家有了下文打印機及噴繪機的新觀察，回頭看，上述的小銅圈及蠟紙可能有專利，更有可能是小銅圈與蠟紙刻意地造得不宜用於其他有類同功能的機器。也要注意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美國寫文稿時，用油印機蠟紙再不捆綁，用家可在市場自由購買其他牌子的。


第二奇被綁之物價高

這就帶到捆綁銷售的第二奇，沒有紙卡那麼奇。我想到故老的打孔機與油印機可能是捆綁與被綁的皆有專利或有點壟斷性，跟萬國商業的紙卡不同，是因為最近考查了先進的小型打印機（包括三或四合一的）與大型噴繪機，一律是有著物品量比率可變的捆綁。所有的實例都是機器之價相宜，近於產出的直接平均成本，但綁著的碳粉、彩墨、感光鼓等，不同用家的用量變化大，價格高，是這些機器賺取租值的主要來源了。

激光打印機用的碳粉本身顯然沒有什麼專利，感光鼓據說也不一定有，但裝載碳粉與感光鼓的盒子則專利滿佈。不止此也，這些打印機頻頻更換型號，幾個月一次，每次換型號裝載碳粉及感光鼓的設計不同，略有變動，務求新型號一定要用新盒子。紙張由用家自己自由購買，不論感光鼓，只論碳粉，顧客的打印或複印成本約人民幣十二分一張。相比之下，「非法」地把碳粉加進舊盒內的成本約十分之一。裝載碳粉的盒子的製造成本顯然遠比碳粉高，據說有些空盒子從外地以貨櫃運到中國內地去。打印機賺錢主要是賺我這種人，懶得處理可以弄得一團糟的舊盒，只用原裝有碳粉的新盒。另一方面，舊盒只可再用兩次。


多少通吃與捆綁定律

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是為什麼打印機的製造商要把租值的賺取全部推到碳粉那邊去。答案有相關的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如果把兩種或更多的有專利的壟斷物品捆綁，全部收壟斷之價會流失顧客。要先有顧客才可以捆綁出術的。只要顧客用得夠多，免費送機出去也無所謂。但沒有這保證打印機的本身不能不以近於平均成本出售。第二方面是集中於數量自由變動的被綁之物賺取租值，訂價之後顧客多用多收，少用少收，是通吃的處理。

這就帶到老人家要提出的捆綁定律。這定律說：母體、子體二物相綁，通過被綁的量可自由變動的子體物品來賺取母體的壟斷租值，會賺得比單憑母體訂價出售為高，但被綁的子體物品一定要有專利或特性，否則把子體之價提升不僅競爭者會殺進，而母體的顧客不會管什麼捆綁不捆綁。

但我推斷這種捆綁不可以持久。科技會老化，過了一些時日只要有一間製造商能提供水平足夠的母體物品，容許甚至鼓勵顧客自由地在競爭市場選購子體物品——例如一間有水平的打印機製造商設計碳粉容易加進的法門，鼓勵顧客在競爭市場購買碳粉——這製造商可以把母體物品之價大幅提升而還可以把其他施行捆綁的製造商殺下馬來。今天先進難明的科技，到了明天小孩子會認為是淺玩意。我也推斷雖然這邊廂打印機的捆綁早晚會瓦解，那邊廂另一些物品的類同捆綁會出現。換言之，這裡提出的捆綁定律是不會成為歷史的。

昔日萬國商業的紙卡無疑是冤案，而與今天的打印機及噴繪機的捆綁安排互相輝映，照亮著問題，教我們很多。


先覓價然後出術的效率觀

第二個問題是捆綁或被綁的物品既然皆有專利壟斷性，無效率的死三角會出現嗎？答案是不會的。傳統的死三角出現源於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先決定產量才找上頭的需求曲線之價。我考查打印機所得，是製造商倒轉過來，先問打印或複印一張應該收何價才決定怎樣捆綁及產出多少的。市場不同類別的打印機無數，不計紙張用家的成本一律環繞著人民幣十二分一張加感光鼓久用後要更換。雖說有專利壟斷，價可變而使出售量或增或減，但製造商的心目中是先有一個每張打印的大約之價才決定在下面怎樣出術。先覓了價才調校下面的出術，價是邊際收入，製造商會調校他們在製造上哪方面可以加哪方面可以減，務求邊際成本最後等於價。

轉到大型的打印機（又稱複印機），不是家庭用的，我得到的香港資料如下。製造商免費提供機器給客戶，每月收費港元一千三百，有外人無法倒撥調校的計量表，每月印一萬張不收費，超過一萬張每張之價減半。紙張顧客自理，算起來又是環繞著人民幣十二分一張。供應商提供所有維修及碳粉、感光鼓等。大機複印得快，耐用。每月用不足一萬張，每張之價當然高過十二分。但這種大型機主要是為做複印生意的商店用的。超過一萬張每張之價減半是意圖鼓勵多用了。六分一張製造商也有可觀的租值進帳。


噴繪機的捆綁類同

轉談噴繪機，今天神乎其技，上佳的微噴效果比正規的彩色攝影相紙沖洗出來的效果還要好。這些龐大的噴繪機只約人民幣五萬，但彩墨價高，噴繪出來的作品，同樣大小，比攝影的彩色相紙作品價高約一倍。但噴繪的作品可以很大，而且可在多種不同紙料或布料噴上。

我細看裝載噴繪彩墨的墨盒，遠比打印機的碳粉盒簡單易造。噴繪機的製造商當然說他們捆綁的彩墨超凡入聖，有獨到之處，但我的考查所得不是這樣。他們獨到之處不在彩墨，而是在噴繪機的軟件設計。這軟件是為他們提供的彩墨而設計的。用家在市場購買他家供應的彩墨，不管質量如何色彩有少許差別噴繪出來的作品差很遠。


賭同學猜不中

過癮的捆綁銷售變化多，不限於上述的例子。香港的酒家賣一元一隻雞是捆綁銷售，因為顧客不能只吃雞不吃其他，也不能購買多只帶回家。我認為這是噱頭，不是生意之道：沒有見過可以持久地這樣做的。昔日西方的租金管制帶來鑰匙的捆綁。政府法例說我要廉價租公寓給你，你給我數千元購買該公寓的鑰匙吧。還是香港人的想像力比較瀟灑。二戰前香港的租金管制，業主收鞋金，因為行來行去找租客行破了多雙鞋子。二戰後，香港的租金管制帶來另一個層面的想像力。市租與管租差距太大，不可能行破那麼多的鞋子，業主於是轉收租客建築費：政府指明我要收廉租，那是指房子還沒有建造好的租金吧！同學們可以想出為什麼打起官司業主必勝嗎？我賭同學猜不中。


（未完待續）

三七二：價格分歧的原因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七章《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第二節。）


價格分歧有三等之別。第一等（first degree）又稱無瑕價格分歧（perfect price discrimination）。這是上章第三節提到的搾取消費者盈餘，但所有消費者的所有盈餘全部被搾取了。這裡要注意，不同的消費者同樣地被搾取不是價格分歧。無瑕價格分歧是指不同的消費者有不同的需求曲線，每個要付的沿著該線下降的價格排列跟著不同，或每個消費者要按他們各自的需求曲線而付不同的「全部或零」之價。生產覓價者當然難以估計不同顧客的不同需求，所以在真實世界無瑕價格分歧難以執行。最接近的實例，是我曾經提到的昔日美國的迪士尼樂園收不同組別的遊客不同的入場費。是價格分歧。因為不同組別的顧客被搾取不同的消費者盈餘，很有點「無瑕」的味道。

明顯地，無瑕價格分歧在真實世界近於不存在。經濟學者對這話題感興趣，主要是以之示範那無效率的死三角可以怎樣剷除。他們要示範剷除死三角的困難吧。可惜我掃了他們的興，在上章解釋了為什麼該三角根本不存在。

第二等（second degree）價格分歧有點無聊，同學們不學算了。這是無瑕的第一等加上一點瑕疵：與其沿著不同顧客的需求曲線每小量降價（第一等），第二等是按量部降價，例如量單位一至一百每單位是一個價，一零一至二百每單位是較低的另一個價。價格分歧是指不同顧客的同量部分的單位價格不同。有些國家的工業用電這樣算，而不同工業的量部單位之價不同。


三等分歧的理論邏輯

最常見而經濟同學必學的是第三等——third 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是也。這是上節提到的那類：同樣物品，不同市場或不同顧客付不同的價，任由顧客購買多少的。傳統提供的解釋是因為需求彈性係數不同，所以價格不同，彈性係數較低的付較高的價。是邏輯井然的推理，清楚明確，這理論被行內毫無疑問地接受不止一百年了。讓我們看看這理論的結構吧。

假設一個覓價者產出的一種產品有兩個分隔著的市場，售價一樣兩個市場都有顧客，但如果這兩個市場的價格需求彈性係數（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不同，價格分歧可讓這覓價者獲得較高的總租值。推論如下。兩個市場有兩條不同的需求曲線，因而有兩條不同的邊際收入曲線。把後二者向右橫加，得到的是兩個市場的總邊際收入曲線，生產覓價者的產量是邊際成本等於總邊際收入。然而，要賺取最高的總租值，兩個不同市場的邊際收入要相同。這樣，覓價者給每個市場的供應量是按著彼此的相同邊際收入而供應的兩個市場的量，在各自上頭遇到的需求曲線那一點就是各自的價。如果二者的需求彈性係數一樣，兩個市場的價會相同，沒有分歧，但如果彈性係數不同，彈性係數較低的價會較高，彈性係數較高的價會較低。這就是價格分歧了。


邏輯對不等於真理對

這裡有一個科學上的麻煩：邏輯推理對不一定代表著解釋對，而頭痛是錯的解釋可能因為邏輯推理對而被認為是對了。以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來解釋價格分歧這個現象，在邏輯推理上不僅對，而且經濟學不容見到那麼清晰地對的邏輯。可惜還有最重要的一關要過：要用可以觀察到的事實或現象驗證。凡是牽涉到彈性係數的理論皆難以驗證：不是真實世界沒有彈性係數這回事，而是難以觀察及量度。一般而言，我們只能大略地猜測彈性係數是高還是低，而有時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甲情況的彈性係數比乙情況的為高或為低。

嚴格來說，以需求彈性係數不同來解釋價格分歧是一個沒有驗證過的理論假說。隨意的觀察到處都是問號。入住頭等病房的富人的醫生診金是入住普通病房的窮人的四倍，是因為富人的需求彈性係數較低嗎？還是富人的需求彈性較高，需求曲線近於平線，但高到天上去？香港的地鐵收學生半價是政府及納稅人的仁慈，但昔日芝大校園鄰近的電影院收學生近於半價不是仁慈之舉，我們怎可以肯定學生對電影的需求彈性是比較高呢？


傾銷的解釋

一般之見，是以需求彈性係數解釋價格分歧，最具說服力是一個國家的出口貨往往比產出國之內的格價為低，理由是出口貨要面對國際競爭，所以需求彈性係數較高。應該對吧。是嗎？這些日子中國的產品出口到香港市場，質量較高價格較低是事實。質量較高是因為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解釋過了。價格較低呢？我考查所得是因為中國有出口退稅這優待政策。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發覺同是日本產出的照相機，同牌同型號，在日本市場比香港市場價高。但當時日本的租金與工資比香港的高很多。更為明顯是香港屢有日產照相機的水貨出現。水貨相宜不少但不是假貨，也不是次貨，而是沒有通過正規代理進口的真貨。雖然沒有香港代理的保證書，但質量一樣，很少失靈，而偶爾失靈廠方也是照「保」的。我當年考查所得，水貨是傾銷貨，dumping是也。

一個牌子的照相機快要出新型號，但日本的廠家發現舊型號存貨太多，怎麼辦？他們不要在本土市場賤價推出這些貨尾，以免影響形象及本土市場的大局，於是推到國外去。因為價低，有時低於歷史成本，日本的廠商不會明目張膽地傾銷於香港市場，以免代理的商人投訴。有隱瞞性的傾銷是水貨，其實往往也是通過作為代理的商人，有時代理的老闆明知卻漠視，讓員工賺取一些外快。水貨久不久出現，但同樣的水貨不會持久。

水貨之價通常遠比同樣的正貨為低。算是價格分歧，但用不著需求彈性係數作解釋。大手割價賣貨尾最好賣到國外去不難明白，老外稱傾銷，炎黃子孫稱水貨，後者比較生動過癮，而反傾銷的西方君子的學問欠奉，不知道真正的傾銷是不會持久的。當然，政客或競爭生產的敗軍之將會見人家價低就大呼傾銷，要求法律協助。


不敢打賭等於沒有解釋

除了上述，我們要注意有些國家的出口貨是專為入口的國家設計的，有小量留在本土銷售，但入口國家因為量大其價較低。我們也要注意瑞士的名牌手錶在瑞士本土市場往往比競爭激烈的香港相宜。更為起眼是德國製造的天下第一名牌的施坦威鋼琴，在德國本土之價比沒有進口關稅的香港相宜很多——其差距遠超運輸費用。這些觀察皆不支持以需求彈性係數不同來解釋價格分歧這個傳統接受了逾百年的理論假說。

我在本土市場與國際市場大花筆墨，因為傳統老是喜歡以這兩個市場來示範價格分歧。我沒有說這兩個市場沒有價格分歧，而是找不到支持不同彈性係數這個假說的證據。我也沒有說彈性係數較低價格會較高沒有出現過。當然出現過，但偶爾的出現算是什麼推斷或解釋呢？牛頓說蘋果會掉到地上，你敢打賭不會嗎？但如果你以邏輯推出需求彈性係數是這樣那樣，所以價格分歧會是這樣那樣，以實證為憑，我賭你錯。


訊息費用與資源空置

我要在這裡介紹自己對價格分歧的解釋，其贏面跟賭牛頓的蘋果會下跌是一致的。這解釋說，在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下，有訊息費用，加上有資源空置，價格分歧會出現。這是侷限轉變導致行為轉變的理論，簡單的，雖然在下章分析討價還價時一些小節還要加進去。

在附錄的《賣橘者言》中我提到訊息費用的存在導致同時同地同樣的橘子不同的顧客可能付出很不相同的價。這是價格分歧。一般而言，訊息較差的顧客要付出較高的價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當年我試圖挽救傳統的彈性係數假說，問：訊息費用較低的顧客會有較高的需求彈性係數嗎？答案是可能，但不一定。當時我用簡單的時間成本來代替訊息費用，時間寶貴的顧客大致上會付出較高的價，也是近於定義性。困難是我們怎可以肯定時間寶貴需求彈性係數會較低呢？這關係我推不出來！

無論怎樣說，我們不需要用上需求彈性係數不同來解釋價格分歧。訊息費用的引進有時需要有時不需要。這種費用不容易處理，我會在第八章以整章分析。我認為資源空置是更為重要的解釋價格分歧的侷限轉變，通常需要，但也有不需要的例外，因而要補加訊息費用。


房間與座位空置

從賣橘的經驗可見，資源空置對價格分歧有重要的決定性。當年我帶著學生在香港街頭賣橘，如果客似云來，要排隊輪購，價格分歧會急速下降甚至消失。上文提到的水貨或傾銷的例子也類同。更為明顯的例子是賓館的房價，有很多空置房間時價格分歧常用，尤其是高檔次的。二千多元一天的房間，被譽為貴賓的可能只付數百元。然而，當賓館近於全滿，則改為貴賓不貴。空置導致飛機座位票價的分歧也明顯。十年前我在《供應的行為》的舊版中寫道：

「凡是空置常出現而又有辦法瞞天過海的行業，價格分歧司空見慣。二十多年前我坐飛機回港，坐普通位。因為『關係』非凡，買到半價之下的機票。在機艙內我好奇地向前後左右的乘客查詢，竟然發覺票價最高是我！」

飛機票價是海鮮價，容易出現價格分歧，中國內地的處理更為明確：普通客位可從沒有折頭減到一折。同機的打折變化通常沒有那麼大，也不小，是價格分歧。我沒有作過深入的考查，隨意的觀察是二○○五年左右，內地機票的折價幅度比二○一一年為大。也是隨意觀察，二○一一年取消班次的頻率比二○○五年為高。如果這些不嚴謹的觀察是對的話，那麼取消乘客人數太少的航班，把乘客擠進其他班次去，是減少座位空置的另一個法門。這支持座位空置導致價格分歧：取消班次的頻率上升與票價打折幅度下降的聯繫是證據。好些西方國家，乘客有法例保護，沒有故障取消班次航空公司要賠錢給顧客。不知同學們認為哪種處理對社會整體有較大的利益呢？

說到機票折價，我又要給同學出個試題。中國內地的機票打折只限於普通客位，頭等或商務艙永不折價，就是空空如也也不折。那是為什麼？昔日曹子健七步成詩，今天老人家有朋友作證，用不著七步想出答案（一笑）！


成本定律再顯神通

為什麼資源空置會促成價格分歧的行為呢？答案是上章提出的成本定律：直接成本是可以按量支付的成本。資源的空置量增加，上章提到的灰色地帶擴大，直接成本算不出來，邊際成本曲線於是畫不出，生產銷售的覓價者無從以成本的指示訂價。好比飛機座位的例子，有空置，傳統的分析說服務多一個顧客的邊際成本近於零。這看法不對：一張機票一千五百元，說多招待一個顧客的邊際成本只二十元有什麼意思呢？正確的看法是空置座位多我們無從算出邊際成本，但當擠迫開始出現，甲願意出的票價就是供應座位給乙的成本，而當擠迫度上升，座位的機會成本也上升，是直接成本，而這就是邊際成本曲線了。

現在的問題，是當飛機有大量座位空置，招待顧客的邊際成本變得模糊，或無從算出，主理的航空公司要怎麼辦呢？可以選擇停飛，但如果要飛，公司的選擇是可收盡收。如果公司只訂一個價——整班機的需求彈性係數等於一之價——有兩個困難。其一，該彈性係數之價為何難以估計；其二，就是容易估計只訂一個價的總收入會比採用價格分歧的為低。換言之，從九折減到一折而使機艙全滿的總收入，會比任何單收一個價的總收入為高。中國內地的航空公司顯然很懂得利用擠迫度的變化來調校折頭的變動：普通艙座位通常是全滿的。

賓館有大量房間空置的分析類同。不同之處是賓館不可以關一天開一天，但飛機有偶爾停飛的選擇。停飛一班改作其他用途，或改作與其他客機合併擠迫，一班機的飛與不飛的直接成本之別大致上可以算出來。採用可以停飛跟他家合併的處理會提升起飛的擠迫度，而這提升會使打折的範圍縮小，也即是價格分歧下降。


訊息費用與資源空置不能二者皆缺

我恨不得能只用訊息費用或只用資源空置來解釋價格分歧這個現象，但不成。昔日芝大鄰近的電影院收學生近於非學生的半價，是價格分歧，但標價明目清楚，訊息費用不存在。是因為有座位空置嗎？那當然：昔日的美國有不少次級的電影院這樣的分歧標價，用小鏈把兩個價牌掛在售票的窗口，但當演出的電影是大熱門，他們會把學生的價牌取下來。

只用資源空置可以解釋所有價格分歧嗎？也不成。英國倫敦的音樂劇場場爆滿，同劇不改可以爆幾年，但通過黃牛黨的精明處理，價格分歧的普及是結果。我在《炒黃牛的經濟分析》寫過，此文也會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錄。倫敦的黃牛老兄們手法高明，我拜服。他們是利用喜歡看音樂劇的外來遊客有訊息費用的困擾，推出價格分歧而為生計的。


（未完待續）

三七一：價格分歧不易辨識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七章《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第一節。）



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是經濟學的一個熱門話題，本科與研究院必教，可惜到今天還滿是問號。有關的分析起自度比（J. Dupuit, 1844），經過陶西格（F. W. Tausig, 1891）與庇古（A. C. Pigou, 1920）的耕耘，魯賓遜夫人（Mrs. J. Robinson, 1933）全面分析，再由施蒂格勒（G. J. Stigler, 1946）推廣普及。來頭可真不小。



第一節：價格分歧不易辨識



傳統的定義，價格分歧是同樣的物品，在不同的市場以不同的價格出售。要把市場隔離是重要條件，因為價格不同，在同一市場沒有誰會購買價高的，或者以低價購得的可以轉售而獲利。顯淺嗎？一九六七年施蒂格勒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我敢打賭，你們不可以在地球上見到在一間店子之內，同時出售同樣的物品但價格不同。」一位在座的學生舉手回應：「就在校園隔鄰的電影院，同時同片同店，門票成年人收二元，學生收一元二角五分。」施大師在講台上行來行去，行了良久，突然說：「告訴你吧，今天晚上我會把那電影院燒掉！」

當然，學生要出示證件是隔離非學生的方法，正如香港的地鐵學生收半價也要拿出證件。真的需要嗎？一九八四年的農曆年宵之夜，我帶十多個學生在香港街頭賣橘。同一場地，橘子盆盆一樣，我教學生跟顧客討價還價時不要說得那麼大聲，儘可能把顧客帶到少人的角落去。結果是同樣橘子的成交價很不相同。為此我發表了今天還有不少人記得的《賣橘者言》，該文會放在本章之後作為附錄。是的，在同一商場，不同攤檔出售同樣的名牌假貨，有時甚至同一攤檔出售同樣的物品，經過討價還價之後不同的顧客付出很不相同之價。討價還價不可能沒有價格分歧的出現——沒有價格分歧不會討價還價——我會在第八章處理。



包裝與成本惹來武斷

辨識一種物品出現不同售價是否價格分歧不是那麼容易，往往困難。產品當然要相同，但有些製造商把基本上是相同的產品用上不同的包裝，或加上「豪華」的型號，而把價大幅提升。是價格分歧嗎？不容易判斷。一九六四年赫舒拉發和我嘗試以同類物品的產出成本與售價的比率的不同作為價格分歧的鑑別，沒有成功，因為成本與售價的比率不同是任何製造商都會用上的經營手法。

另一方面，絕對相同的產品，成本不同因而價格不同不算是價格分歧，但成本要相差多遠才算是不同呢？數碼科技盛行之前，國際長途電話在繁忙時間高出不少。這不是價格分歧，因為繁忙時間有擠迫，電話公司的機會成本比不繁忙時間高出很多。同樣一隻手錶，型號一樣，不是假貨，在租金很不相同的商店出售，租金高的可能賣較高的價，應該不是價格分歧。然而，好些時價格之別與租金之別是脫了節的，是否價格分歧難判也。跑市跑廠跑了那麼多年，好些價格有別的情況是否價格分歧我不敢肯定。有時肯定是同樣物品，也肯定成本較高，但售價卻較低，有這樣的現象，不是沒有解釋，但是否價格分歧很難判。

武斷成分有時免不了。多年前我讀到某課本說長程飛機的頭等票價是普通票價的三倍是價格分歧。應該不是，因為頭等艙每客位的空間是普通艙的兩倍多，而服務也遠為優勝。同樣，醫院的頭等病房收費約普通房四倍，也不是價格分歧。然而，香港及好些城市的醫院，醫生收費是按著病房收費的升降比率變動：同樣的病，住頭等房的病人的診金約普通房的四倍。雖然不懷疑醫生看頭等病人會多花幾分鐘，我的武斷是價格分歧。一位好友（R. Kessel，一九七五年謝世）一九五八年發表的《醫療的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是精彩文章，同學們要找機會細讀。



蘋果每口算價的謬誤

關於價格分歧最重要的一點，是售價一定要是直接地與量聯繫著的價才算。兩個同樣同價的蘋果，你一個我一個。你吃三口就丟掉，我吃五口，每口之價你比我高。不是價格分歧，因為蘋果是同價。淺嗎？不一定。阿爾欽說銀行發信用卡是價格分歧，因為不同的用戶付錢的時間不同，有些早付，有些推到要交利息的前一天才付，二者賺取的利息不同；有些過期的被罰款加利息。這不是價格分歧：不同用戶的付息與罰款條件一樣。到餐館進膳，餐館送顧客優待券，再光顧的可獲優待，阿師會說是價格分歧：你回頭再光顧我不回頭，餐價因而有別。不是價格分歧，因為你和我受到同樣優待，只是我不領情而已。

昔日美國的超級市場及好些其他商店，通過發行印花的機構，按顧客的消費贈送印花。顧客把這些印花積蓄起來，貼在一本規定的冊子上。貼滿了，一本一本的，可以拿到印花機構的店子換取物品。以印花換取的物品一般實用，質量好。阿師之見，是贈送印花屬價格分歧，因為有些人貼冊子換物品，有些人把印花隨手扔掉，所以大家在超市購物的真實價格不同。我說不是價格分歧，因為超市對所有顧客同樣收費：售價一樣，按消費贈送的印花量也一樣。你扔掉印花是你的自由，正如上述的蘋果你只吃三口也是你的自由。

為瞭解決阿師之見跟我的有別，當年我派助手去搜查購物印花回贖（換領）的數據，即是印花公司發放了出去的印花有多少回頭贖物品。得到的數據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印花回贖，不支持價格分歧之說。然而，就算有高的百分率不回贖，我也不認同價格分歧之說，因為購買同樣物品，不同顧客的買價與按價收到的印花量是一樣。



印花現象深不可測

我到今天對贈送印花這現象還想不到解釋。這種印花當年在美國普及，不限於超市，而發行印花的機構顯然是賺著不少錢：他們設立的印花回贖物品的店子的地點租金貴，裝飾華麗，僱用人手不少。為什麼超市要搞這些麻煩呢？簡單地折價不是遠為方便嗎？我不懷疑有些家庭主婦認為把印花貼在冊子上是好玩意，但好些朋友認為麻煩：貼之無趣，棄之可惜。為什麼這些朋友不到不送印花價格應該較相宜的超市購買呢？因為差不多所有超市皆送印花，含意著不送印花的超市會在競爭下敗退。顧客不要印花當然可以，但物品不折價。

不是小玩意，也不是短暫的時興。始於一八九六年，後來有兩家龐大機構從事，一家的印花綠色，一家藍色。在全盛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其中一家發行的印花總量是美國郵票總量的三倍！七十年代美國經濟不景印花生意下降，九十年代中期起不再普及了。我想不出解釋，但聽過的解釋無數，皆不成理。類似上述的印花現象，出現三幾個月甚至一兩年不奇怪，但九十年是另一回事，那麼普及也是另一回事。



重點還是價與量的聯繫

我要再說一次：售價是直接地與量聯繫著的價；價格分歧是指同樣物品同樣的量，其價有別。蘋果之價一樣，不同的人的每口價不同不是價格分歧。看似淺白：以每口價不同算，所有物品必可算出價格分歧。你和我買回家的電視機同價，但你看得比我多，算是價格分歧嗎？如果是，所有物品都是，價格分歧再不是個需要特別處理的現象了。淺嗎？信用卡、餐館優待劵、贈送印花等你怎樣看呢？

同學們要記住價與量的直接關係重要。在過後第三節可見，對我影響很大而又非常有趣的捆綁銷售的分析，是我歷來敬仰的芝大元老戴維德的口述傳統。老師阿爾欽曾經說戴老的捆綁銷售傳統是芝加哥學派的唯一獨特之處。然而，芝大的朋友提供的捆綁分析，卻嚴重地犯了價與量沒有直接聯繫的失誤。八十年代初期，我有機會向戴老解釋為什麼芝大的捆綁分析是錯了。他不僅立刻同意，而且說當年他總是覺得有些什麼不對，但想不出困難在哪裡。

去年在給巴澤爾的信中，提到不少人認為我的佃農理論是受到科斯定律的影響，但其實主要的影響是戴維德的捆綁銷售。科斯對我的影響無疑重要，但捆綁銷售把我帶到合約結構與合約選擇這些重要話題去。

重要的思想不需要是對的。



（未完待續）

三六四：邊際成本的擠迫效應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六章《成本定律與覓價行為》的第四節。）


上節分析一個生產覓價者可以通過搾取消費者盈餘的方法來減低甚至剷除那因為消費者的邊際用值高於生產者的邊際成本而出現的無效率死三角。覓價者是從消費者的需求那方面找尋有利可圖的門徑。有前人分析過，但不夠全面，變化也不夠多。同學們細讀上節後可以多想出其他變化。

本節提出前人沒有說過的擠迫理論，老人家的發明，是從覓價者的供應那方面剷除那無效率的死三角。即是說，一方面覓價者可從顧客需求那方面出術，另一方面可從自己供應那方面出術，二者只用其一死三角可去，雖然二者合併使用的雙管齊下在真實世界常有。

左出術右出術，都是覓價者出的術，消費者豈不是被欺騙了？不是的。在市場，生殺大權永遠在消費者之手：不買是市場中最大的權力。生產者要千方百計討好消費者，不出術不容易生存。尤其是做廠，可以生存的我一律佩服。

我從一個造錦盒的朋友的例子想出一個擠迫理論。先有多年的思維。首先，我歷來不清楚傳統的公司理論假設資源或生產要素的空置或閒置是什麼，又或者這傳統暗地裡假設滿負荷（full capacity），即是沒有空置資源。但這滿負荷的定義是什麼呢？傳統沒有說，是不知道吧。跟著是我在本章第二節提出的成本定律。有了這定律，我提出的上頭成本概念在實際用場上可以操作了。一個晚上，半睡半醒中我把資源空置與成本定律合併起來，翻來覆去，突然想起一九七七年自己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思維，加進去後一個完整的擠迫理論冒出來了。


擠迫理論是座位票價的延伸

回頭說那位製造小錦盒的朋友。他製造的錦盒是為印章或花瓶之類用的。造得特別好，所以生意興隆。應接不暇，他要顧客排隊等候。說明是趕急的他可能加點價，但一般而言他要顧客排隊。他說加價顧客會流失，當然對，但他認為顧客排隊重要。製造商一般如是，希望有顧客排隊，所以生意好時一般不加價。

製造錦盒的朋友無疑是個覓價者。解釋他希望顧客排隊因而不加價，我們要注意他擁有或僱用的生產要素之量怎樣算。經濟學有兩種算法。其一是天然單位（natural unit），即是一平方廠房就是一平方，一個工人就是一個。這是傳統的算法。其二是魯賓遜夫人提出的效率單位（efficiency unit），以同樣生產效率算生產要素的單位，很少人用，而在卷四分析件工合約時，我會指出夫人是用錯了。這兩種算法皆忽略了另一個去處。以傳統的天然單位量度生產要素，其量不變，運作的擠迫度增加在某階段可以增加產量，跟著總產量達到一個頂峰，再擠迫產量會下降，邊際產量下降定律使然也。我在這裡要提出的擠迫理論，可不是邊際產量下降那麼簡單，而是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空置或閒置的資源或生產要素，傳統的分析沒有處理好。我因而想到一個生產的老闆可以用價格的調校來調控生產的擠迫程度，讓顧客施壓。這是把我一九七六年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思維與邊際產量下降定律及成本變化這三者合併的理論了。


邊際成本的擠迫效應

上述造錦盒的朋友只有一間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廠房，擠迫，但還可以增加產量。工具可以用得較為頻密；小廠房可以多擠進一兩個人；工人可以提升拚搏，密不停手。換言之，擠迫雖然會使邊際產出下降，但有一個階段總產量與總租值會增加。我跑過工廠無數，知道工開三更的其生產要素或資源通常還有某程度的空置，或多或少擠迫可以擠出一點產量增加。不是說產量要增加到最高點，而是老闆要爭取的是租值升到最高點。後者比前者先到。

再看造錦盒這個簡單例子吧。因為不同的盒子變化多，不能以件工算工資。本章第二節說過，時間工資，不是短暫的，容易出現灰色地帶。灰色地帶愈大，直接成本愈難界定，邊際成本曲線愈是畫不出來。然而，擠迫出現這灰色地帶開始消失！擠迫愈甚，直接成本愈清楚，邊際成本於是變得清楚了。這是因為有擠迫容易衡量工人的時間產量。我在第二節提出的成本定律成立：雖然時間是委託之量，有擠迫可以容易地按產量算時間工資。

跟著出現同樣重要的觀察，是擠迫會導致邊際成本上升得快——邊際產量下降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邊際產量轉變之外，一般的情況是擠迫會導致工資在邊際上升：趕工及加班等會提升邊際工資，或要加點分紅或獎金，而在中國，老闆提供的膳食會豐富一點。這些增加也是直接成本，促使邊際成本上升得更快。然而，因為生產要素在程度上有空置，在一個階段擠迫導致邊際成本的上升會帶來上頭成本的總租值上升。那是廠房、工具、老闆名頭等租值。也是直接成本的水、電、材料等的平均成本通常不會變。如果再增加擠迫邊際成本的上升使總租值下降，老闆不會再提升擠迫——加價為上也。這裡要補充：刻意地用擠迫的方法來賺取的最高租值，不會比課本教的工資等於邊際產量那種沒有交易費用因而沒有物資空置帶來的租值那麼高，但考慮到因為有交易費用而出現的物資空置的問題，在一個階段擠迫會提升租值。

話得說回來，在資源或生產要素空置的話題上，我不知傳統的分析究竟怎樣看，也不肯定該分析是否假設沒有空置。但我在這裡提出的要點是清楚的：滿負荷或沒有空置的定義，是擠迫程度使總租值達到最高點。換言之，資源的負荷永遠有彈性，而滿負荷的定義只能從經濟收益那方面看。說過了，傳統的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是沒有什麼值得保留的。

擠迫程度是選擇的結果。造錦盒的老闆是個覓價者，知道他訂的價可以高一點或低一點，或生產要素可增可減。調校擠迫的方法主要是調校價格。擠迫的程度跟價格的變動反方向走。老闆會訂哪個價呢？會訂與邊際成本會合之價！可收之價高於邊際成本，沒有理由不增加產量，減一點價，顧客施壓，擠迫度上升，邊際成本上升得快。換言之，擠迫的一個效果，是把邊際成本擠到售價或顧客的邊際用值那裡去。是的，只一種產品擠迫也會擠出這樣的效果。價等於邊際成本，廠房、工具等的租值會達到最高點，均衡點是邊際成本等於價等於顧客的邊際用值。租值的邊際升幅是零，但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總租值會比沒有擠迫為高。這租值增加是上升得快的邊際成本曲線之上與售價之下的另一個三角。無效率的死三角不存在。這是邊際成本等於邊際用值等於邊際收入的均衡。


有利可圖雙管齊下

讓我們回頭看問題。代表供應的邊際成本曲線向右上升，代表顧客需求的邊際用值曲線向右下降，二線相交是邊際成本等於邊際用值的均衡，滿足了帕累托。說壟斷覓價無效率，不能滿足帕累托，是說產量因為邊際收入與邊際成本的相交點在價或邊際用值之下，使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死三角出現，但這死三角的存在是說消費者與生產者皆有利可圖而不圖。

上節提到的搾取消費者盈餘是生產供應者沿著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出術，可以有幾種變化。本節提出的擠迫理論是生產供應者沿著自己的邊際成本曲線出術，減一點價會提升擠迫，邊際成本上升快得，因為邊際產量下降之外其他直接成本（例如加班工資、分紅或獎金等）會在邊際上升。生產出售者所獲的最高租值是把邊際成本擠到與價格會合那點去。

沿著消費者的需求曲線搾取盈餘或沿著生產者的邊際成本曲線提升擠迫，二者只滿足其一整個死三角消失。前者賣家的利益較大；後者買家的利益較大。二者的混合使用常見。前者可讓消費者保留大部分盈餘——要點是在邊際上搾取；後者可讓員工分享租值。無效率的三角消失會使老闆、員工、消費者三方面得益。這分析容許交易或監管費用存在，但通過價格調校的安排這些費用是被壓下去了。

以調校價格來調校擠迫度是我一九七七年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的思維的延伸。昔日不少行內朋友質疑，今天盡皆喝彩。不知他們對老人家新發明的擠迫理論怎樣看。不是擠到無可再擠，也不是擠到產量最高，而是擠到租值最高的邊際成本等於售價。一種產品如是，一家機構多種產品會有一種或以上的產品如是。這裡的困難，是交易費用的存在往往導致合約的安排鎖住了資源或生產要素調動的靈活性，例如簽了長期合約，租金與工資不能下調。這樣，當生意不景，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空置，產品的售價沒有以下調來提升擠迫與租值的空間！我認為這是生意虧蝕需要關門倒閉的一個主要原因。


擠迫調校與工作發放

離開了造錦盒的小老闆，跑到較有規模的製造廠去，本節提出的分析依然適用，只是略為複雜。製造廠通常有多種產品，原則上價高於邊際成本老闆會爭取製造，有時見過於擠迫導致邊際成本過高，不接單，有時因為有空置或不夠擠迫而求客。同樣的產品在不同擠迫度之下可有不同的價。有時趕工要立刻砌出生產線，協助舒緩擠迫，員工辛苦，不補貼一點中國的小廠要多買幾隻雞做菜了。一廠之內，不同的產品有些租值可觀，有些租值是零。說某產品在邊際上有零租值是說邊際成本等於邊際用值，滿足了帕累托，而廠商要爭取的是邊際之內其他產品的租值總和達到最高點。

我也要提出工廠之間互相發放工作的現象。中國的工業以地區集中知名，除了原料及專才因為集中易得之外，互相發放工作對調校擠迫有助，是價格之外的另一種調校，可以減少擠迫度的大幅波動。更要提及的是那些所謂山寨小廠的出現，是跟著大廠搵食的。不是嗟來之食，而是好些瑣碎工作大廠不勝其煩，要發給山寨小廠造。這種發放由大廠監管質量，但山寨小廠無疑是協助著大廠的擠迫調校。

引進搾取消費者盈餘與擠迫效應，傳統的壟斷覓價無效率之說是站不住腳的。但我要問的可不是什麼好什麼不好，也無意改進社會。重要是這裡提出的分析可以解釋大家觀察到的市場現象。這才是經濟科學。從有解釋力的角度看，邊際用值等於價等於邊際成本根本不重要，真實世界是否有這種均衡無關宏旨。重要的是這分析提供了一個推理架構，教我們怎樣想與怎樣觀察才對。


（第六章完。本章原本打算推出價格分歧這話題，但細想後認為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合併較為合理。這二者是第七章的內容。）

三六三：搾取盈餘提升效率

（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六章《成本定律與覓價行為》第三節。）


依照傳統的分析，一個壟斷覓價者面對的向右下傾斜的市場需求曲線是他的平均收入曲線。假設沒有上節提到的灰色地帶，清晰的邊際成本曲線自下而上，在平均收入曲線之下與邊際收入曲線相交。這是均衡點，產量與售價這樣決定含意著覓價者的租值極大化，也是財富極大化。售價是在上述二線相交之上遇到需求曲線的地方，也即是售價等於產品的平均收入。這分析只有一種產品，賣一個價，而任何價消費者可以隨意購買多少。另一方面，作為平均收入的需求曲線是消費或需求者的邊際用值曲線，即是說，售價是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最高邊際用值。


無效率的傳統闡釋

依照這分析，邊際用值等於價，但因為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這個價是高於邊際成本與邊際收入的相交點。從社會的角度看，邊際成本是社會要放棄資源來產出多一點的代價，而邊際用值是消費者願意付出購買多一點的最高所值。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增加產量社會得益，因為消費者願意付出的價高於產出多一點的代價。然而，一個壟斷者面對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價等於邊際用值但高於邊際成本，是浪費。增加產量，邊際用值會下降，邊際成本會上升。社會的最高利益是產量增加到邊際用值等於邊際成本。這是完善競爭或受價的理想世界，因為受價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與邊際收入曲線相同，等於價，產出的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也等於邊際用值。受價的均衡點因而達到社會利益的最高處。

在資源的使用上，競爭受價與壟斷覓價對社會的貢獻因而有別。覓價，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受價，邊際用值等於邊際成本。從前者到後者之間，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那部分，逐步收窄到邊際用值等於邊際成本時，在幾何曲線上會出現一個三角形的社會浪費所值，薩繆爾森稱之為dead-weight loss，我譯為「死三角」。這是壟斷覓價歷來受到經濟學者詛咒的原因，而剷除這死三角是福利經濟學的重心所在。

雖然「死三角」一詞是薩繆爾森起的，分析「三角」的天下第一高人是我的好友哈伯格。源自劍橋的馬歇爾，發揚推廣是劍橋的庇古與魯賓遜夫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倫敦經濟學院崛起，帶來死三角的另一個熱鬧——邊際成本低於平均成本的爭議——我在本卷第三章第五節處理過了。今天老人家回頭看，跑廠跑市多年，發覺前輩之見屬紙上談兵，因為在很多情況下，邏輯上，邊際成本曲線畫不出來！這是本章與下章幾次提到的話題了。


有利不圖不成理

這裡先說一個大麻煩。死三角的出現是因為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而增產逐步收窄至二者相等的三角總和是增產對社會的貢獻，但壟斷者可沒有增產，於是浪費了。問題是，如果增產消除了這死三角，壟斷者與消費者可以分享這死三角的利益，為什麼他們不這樣做呢？奇怪經濟學者很少注意到這個尷尬的問題。有時我的感受是他們希望社會無效率，正如某些無良醫生希望多人生病，好叫自己能多賺點錢。據說醫生亂開藥方的不少——經濟學者也如是吧。

為什麼大家有利可圖而不圖呢？說因為有交易費用，那當然，但沒有交易費用連市場也沒有。是什麼交易費用促成上述死三角的存在呢？同學們想不出答案不要難過，因為經濟學教授也想不出。我自己的答案，是除非政府諸多管制，上述的死三角根本不存在。


消費者盈餘的解釋用場

這裡我要引進消費者盈餘（consumer's surplus）這個概念，在《科學說需求》第五章第八節我提供了三個看法不同但其實一樣的定義。簡單地說，這盈餘是決定了購買量，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最高用值與他需要付出之價的差別。好比你口渴得要命，最高願意出一千元喝一瓶水，但五角錢可以買到，二者的差額就是你的消費者盈餘了。你的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是你的邊際用值曲線。物品賣一個價，你需求最後的量是價等於你的邊際用值。在此價之上與需求曲線之下有另一個三角，那是你的消費者盈餘，因為你願意付出這盈餘三角之所值，但不需要付。出售者當然希望能搾取這個你願意付出的三角盈餘，要怎麼辦呢？

讓我假設你是市場的代表人物，很多個你的需求曲線向右橫加就是市場的需求曲線。這樣，處理你跟處理市場的方法一樣。界定你的消費盈餘三角的需求曲線是你的邊際用值曲線。你的平均用值曲線是在這邊際用值曲線之上，二者的關係跟平均收入與邊際收入的關係相同。如果出售者要以你的平均用值訂價，高於你的邊際用值，你按此價購買之量不會是你平均用值之量，而是價等於你邊際用值之量，你還會有消費者盈餘。即是說，八個蘋果你的最高平均用值是五元一個，但訂價五元你只會買三個（五元是你的邊際用值），有消費者盈餘。但如果出售者知道，他會訂價五元一個，硬性規定你一定要買八個，否則一個也不賣。這樣，你的消費者盈餘會全被搾取了。用這種「全部或零」的搾取消費者盈餘的方法出售，出售者的最高利益是產出的邊際成本等於你的邊際用值，死三角消失。

因為我發覺內地的同學奇怪地沒有學過「全部或零」這條需求曲線（其實西方也少教，但香港的中學高考生應該熟識，因為他們的老師曾經是我的學生），我要再解釋一次。同學們知道的需求曲線是消費者的邊際用值曲線，也是出售者的平均收入曲線，是每價任由消費者購買多少的。售價之上與這需求曲線之下的三角面積是消費者盈餘。假設我是壟斷覓價者，要搾取你的消費者盈餘，一個方法是沿著你的需求曲線（也是你的邊際用值曲線）每量收不同的價，從高價逐量把價下調。這樣，你的盈餘會轉到我的手上，即是被我搾取了。這樣「沿線」收價，你的需求曲線就變作我的邊際收入曲線。只要你願意出的邊際用值高於我的邊際成本，或只要有死三角的存在，我會繼續增產，出售給你的每量減價，直至邊際的價等於你的邊際用值等於我的邊際成本。死三角消失。

這裡的問題是我們很少見到每小量逐量減價的行為，因而以為這種搾取盈餘的方法行不通，尤其是消費者會反對開頭價高的那部分。但覓價者可用另一種不同的銷售方式，效果一樣。那就是用你願意出的平均用值訂價，但你要買一個指定的量，否則完全不賣。你的平均用值也有一條曲線，稱全部或零需求曲線（all-or-nothing demand curve），即是每價你一定要買按此價指定的量的全部。沿這全部或零曲線購買你半點消費者盈餘也沒有。這全部或零的需求曲線是你的平均用值曲線，也是出售者面對的平均收入曲線，而你原來的每價任買多少的需求曲線則成為出售者的邊際收入曲線了。


真實世界的例子

倡導福利經濟學的庇古知道原則上一個壟斷出售者可以這樣做，但實際上市場見不到「全部或零」的銷售安排，所以不能成事，死三角驅之不去。真的那麼困難嗎？五十年前美國的迪士尼樂園收五元進場費，顧客進場後每項玩意再收費，是全部或零的安排。你不進場是「零」，進場是「全部」，進場費從你的消費者盈餘搾取，而進場後每項玩意的收費當然要比不收進場費為低，即是較為接近玩意產出的邊際成本了。

同樣，算得上是高檔次的俱樂部或會所收一個可觀的入會費，每月再收會員費，但會員在會場內享用食品其價會比同樣級別的食肆為低。入會費及月費皆屬搾取消費者盈餘，不容易榨到盡，但屬全部或零的安排。

上述收進場費或入會費是全部或零的變化。如果太多的顧客選零——不進場或不入會——怎麼辦？出售者可以分組別處理，例如昔日的迪士尼樂園的進場費學生或旅遊團較低，而今天的名貴會所或哥爾夫球會一律是機構的入會費較高﹐私人較低。入場費不同是價格分歧，入會費不同可能是，不一定是，我沒有足夠的資料作判斷。價格分歧是過後第七章的話題。


從邊際看不需要搾取很多

這裡要注意：說售價或消費者的邊際用值等於產出的邊際成本是不需要限於一種產品的。我們要從使用資源或生產要素的角度看。一家賣小食的壟斷覓價店子產出多種不同的小食，只要其中一種「邊際產品」的成交價等於邊際成本，死三角的浪費不存在。其他售價高於邊際成本的小食不代表著浪費，因為該小店的資源使用對社會的邊際貢獻等於這些資源的邊際成本。當然，這裡要假設該店子不是賤價賣貨尾或是割價賣廣告。另一方面，壟斷覓價的虧蝕者無數，如果不管訊息或交易費用帶來這些虧蝕，其損失是社會的浪費，是另一個死三角。一般而言，不管是覓價還是受價，一家機構會有租值回報不同的產品，從而賺取邊際產品之內的其他產品的租值。

以搾取消費者盈餘的方法帶到售價或邊際用值等於或近於邊際成本的安排是不需要全部搾取消費者盈餘的。搾取大部分也不需要。因為只要有死三角存在，或邊際用值高於邊際成本，增產可使買賣雙方得益，生產出售者會試圖增產。例如到食肆進膳，正規菜譜之外有套餐，或有特價菜式。其他產品的量大折價可能因為成本較低，也可能是按量折價推近邊際成本的手法。


結語

同學們常見的一個覓價者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之下的邊際收入曲線是限於一種產品，任何價皆讓顧客隨意選購多少的。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家略有規模的工廠只製造一種沒有變化的產品及任由顧客購買多少的。批發商沒有見過，零售商店也沒有，雖然零售是指拆散了的。經濟學者假設的公司或工廠可能要到火星去找。這假設對某些問題可以接受，但要解釋死三角的存在與教怎樣改進社會是開玩笑了。根本沒有病，經濟學者胡亂下藥作什麼？

傳統的死三角的存在是說生產者面對之價高於他的邊際成本。如果你是生產者，會不會那樣傻，見價高於邊際成本但不多產出呢？多產一件賺一件，不需要全部搾取消費者盈餘，你會設法多產一件嗎？當然會。很小的一個死三角你也會試圖增產來搾取多一點。另一方面，如果一家機構產出多種產品，我們要從資源或生產要素使用的角度看經濟效率。只要其中某產品的某量達到邊際成本等於顧客的邊際用值，死三角不存在。

世界複雜，我們不應該先以理論推斷世事為何，然後把世事簡化來遷就理論。我們要倒轉過來，先知世事，找到有趣的，提出理論假說作解釋，然後在理論的約束下試圖把複雜的世事一般化。昔日弗裡德曼和我的共識是：說世界複雜無疑對，說世界簡單無疑也對，從前者到後者之間的關鍵是理論對世事的解釋能成功地一般化。理論以簡單為上，但用簡單的理論複雜的概念變化無可避免。

消費者盈餘是一個概念，有了不起的解釋力，所以重要。困難是要懂得怎樣用出變化。


（未完待續）

三六二：合約結構主宰成本定律

（五常按：本文是《受價與覓價》第六章《成本定律與覓價行為》的第二節。）



掌握經濟學概念的困難源於變化多。這些概念是從人類的行為規律演變出來的。概念的變化是複雜理論的替代。概念變化少要多用複雜的理論；概念變化多理論可以大手地簡化。我選走後者的路，認為複雜的理論對解釋行為很困難。

作研究生時我學過不少複雜的理論。後來為人師表，在研究院教理論時，那些沒有什麼解釋用場的複雜理論可以應酬學生的提問。然而，回顧經濟學的發展，有解釋力的作品永遠是那些能把簡單理論用出變化的。說簡單理論用出變化其實是說概念用出變化。概念的變化可以很複雜。世界本來就複雜。基於複雜世事的觀察，以簡單理論處理，概念的複雜變化無可避免。我們只希望能把概念的複雜變化再簡化。



成本與租值的另一個分別

論到經濟概念的變化，最複雜莫如成本，尤其是要加進也算是成本的租值、租值消散、交易費用等。這些方面我在《收入與成本》花了不少筆墨，還要繼續補充。這裡我要介紹另一個關於成本與租值的不同看法：成本的變動決定行為，而租值的變動是被行為決定的。

馬歇爾提出上頭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稱間接成本）與直接成本的分別，很有意思。跟馬前輩有別，我把上頭成本闡釋為覆水難收的投資或簽了不能反悔的合約，但因為競爭者往往也要面對類同的侷限，覆水難收的投資會帶來一種租值收入，由市場釐定，也由市場保護。這租值是上頭成本，其所值跟覆水難收的投資不一樣，可以較高或較低，也可以是零。租值可以作為成本看，因為入了局的人可以把生意賣出去，有這機會的選擇。

馬歇爾提出的直接成本，是不生產不需要支付的。應該對。不生產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帶來的一個含意，是面對需求這種成本決定是否要生產及產出之量為何。除非是為了賣廣告，或應酬，或樂善好施，或預期看好，市價低於直接成本是不會生產的。直接成本於是成為這裡要說的非租值成本，決定行為而不是被行為決定。



直接成本的定律

我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定律，稱「成本定律」，是只為直接成本而用的。這定律說，直接成本是按量度產量而支付的費用。為什麼我要用上「定律」這樣隆重其事呢？因為這定律可以方便地帶到合約結構那方面去！不是定義，而是定律。有兩個理由。其一是定義不可能錯，但定律則可能錯，所以有解釋力。其二是這個看似簡單的「成本定律」有不少變化，可以推得很遠。

同學應該記得，我在《經濟解釋》舊版卷三第四章第二節提出的「履行定律」跟這裡提出的「成本定律」略有相同之處。履行定律說凡是量度而作價的特質，提供服務者履行合約的意向增加，使監管費用減少。換言之，卸責或瞞騙的行為主要出現在沒有量度作價的特質上。履行定律與本節提出的成本定律的用處不同。相同的是量度與作價的關係。在經濟學這關係到處都重要，好比在價格分歧、捆綁銷售等話題上，傳統的錯誤分析往往錯在這關係處理失當。是後話。（這裡，同學們不妨重溫《科學說需求》第五章第七節《何謂量？》。）



購買廠房與件工合約的例子

讓我從曾經說過的說起吧。還未入局，考慮投資設廠，購置廠房等投資是直接成本。作這考慮時你一定盤算過要產出什麼及產量的大概是多少。這樣，你是按量度產量而支付購買廠房等投資，沒有違反我提出的成本定律。

現在假設你下了注，投資購買了一間小廠房，付清了賬，只產出一種產品，只訂一個出售價。讓我再假設你以件工聘請工人，即是工資以每件產品算。廠房、水、電、材料等皆由你提供。這裡，廠房的投資再不是你的直接成本。你不是把廠房租回來，也不打算租出或賣出去。只為自用生產，廠房本身的市價變動不會影響你的直接成本。但其他費用如水、電、材料、工資等是你的直接成本。產品每件算工資，當然是按產量支付。材料的成本也是按產量支付。至於水與電，是按水表與電表支付，而產量如何水與電的費用會如何你心裡有數。這是說，工資、材料、水、電等皆按產量支付費用，皆直接成本，而這些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怎樣變它們的組合會跟著怎樣變，課本有教，這裡從略了。



覓價與受價之別

這裡關注的，是所有直接成本的合併會算出一件產品的直接平均成本與產量變動的邊際成本。如果生產率增加或廠房出現擠迫，邊際成本會上升。你是個覓價者，面對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爭取財富或租值極大化你的產量是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因為邊際成本在出售價之下，會出現一個所謂無效率的「死三角」。但售價會在平均成本之上，得到的差距總和是租值的回報，也即是廠房所獲的租值，上頭成本是也。如果你從事這項生產有過人之處，或是什麼名牌寶號，還有另一些租值要加上去。換言之，租值是由市場決定的，把生意出售可獲租值的折現，但產量多少，賣何價，則由直接成本及市場需求決定。還有一個重點，因為租值是上文說過的（機會）成本，而出售之價包括這租值，所以價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就為何——你面對的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就是你的平均成本曲線，也即是平均收入與平均成本相同。不是我的發明，是弗裡德曼先說的。要補充：假設產品只賣一個價。

如果你是個受價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一條，上述的租值算法沒有變，只是賣價不由你決定。因為你面對的邊際收入曲線也是平線一條，跟面對的需求曲線一樣，你的產量會較高。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的均衡點是提升了產量，死三角不復存在。這是傳統的完善競爭增加經濟效率的看法。接下來第三節可見，面對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的覓價行為，死三角的出現是限於一種產品只賣一個價與不約束顧客購買量的均衡效果。這裡也要補充：受價者面對的需求是平線一條，課本教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曲線是碗形，是從碗形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直加上去。其實也是價為何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也為何，有關的只是一點。



轉換合約直接成本會變

現在讓我轉到一些變化去吧。如果上述的廠房你不是買下來，而是租下來，每天算租金，隨時可以遷出，那麼你會以每天的產量來打你的算盤。這廠房租金於是成為你的直接成本。加上水、電、材料、工資等，你的產品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會上升。在一般情況下，雖然加進租金直接平均成本曲線會移動上升，但邊際成本曲線不會移動，所以產量與售價也跟著不變。會變的是你自己的租值或上頭成本：會下降。

我說在一般情況下你的邊際成本不會變，是因為你要付的廠房租金沒有因為你的產量變動而變。這後者的變動是可能的，所以把廠房的上頭成本改為每天算租金的直接成本，你的產量與售價有變動的可能。機會不大，因為租廠房給你的業主通常不會管你的產量變動。如果業主知道你的生意好，加租，你接受，這也只會使你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線移動上升，不會影響你的邊際成本曲線。



合約選擇與成本定律的關係

不管怎樣說，如果一個生產者的所有成本都是直接的，都是按著產量來支付費用，決定價格及產量一般而言會較為精確。問題是交易（包括訊息）費用會增加。你買廠房，不租，是為了增加一點穩定性。你要求長期租約，不要每天算，理由也類同。租廠房給你的業主也有你隨時不交租的顧忌。選擇以哪種合約安排來處理你的生產活動，交易或訊息費用是重要的考慮。合約選擇，經濟學的分析困難永遠是交易費用帶來的麻煩。說這是因為交易費用，那是因為交易費用，會容易地走進套套邏輯的框框去，即是說了等於沒有說。處理不易，但可以處理——這是卷四《制度的選擇》的話題了。

上述的重點，是合約的結構有變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的分配會跟著變。我提出的成本定律的主要用場，是照亮著一條路，教我們怎樣看生產的合約結構的變化。這變化要從租值與直接成本之間的替代看：這樣安排是量度產量算成本，那樣安排上頭成本由市場決定。有市場重要，分受價與覓價，產量為何由直接成本決定，而直接成本是由合約結構主宰著的。換言之，要明白市場的運作，依照我提出的成本定律，重要的一步是問費用的支付是否按產量算。



轉移算價怎樣看

讓我在這裡向旁走一步，先談另一個有關的話題。那是轉移算價（transfer pricing），很多大機構採用，尤其是西方的。轉移算價是指同一機構之內（或母子公司之間），不同部門使用機構提供的物資的調動要算量與價。例如甲部門多用樓房面積要多算租金，乙部門用少了面積要減租金。機構提供的筆、墨、紙張等，每個部門要記錄下來，算價。部門各自的工資當然更要算了。這些是一家機構或公司之內每個部門算所用的物資或場地之價，會計部有清楚的記錄，而會計部本身用了些什麼也要算。這些算價不是算機構產出的物品之價，而是算機構之內不同部門的物資使用的量與價，所以稱為轉移算價。甲部門要求多點樓房面積嗎？可以，但要加租金，而乙部門少了面積當然要減租金了。你要多用一張紙，我比你少用一張，大家算清楚吧。

有趣，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有時機構只有一個大老闆，為什麼還要這樣算？解釋有三，應該是三者的合併吧。其一是在年尾分紅時，不同部門的貢獻要看他們各自使用物資的支出，濫用的行為於是受到約束與監管。其二是不同部門各自算清楚，機構的運作增加了訊息，例如機構要增產或削減開支，不同部門要怎樣調整有了依憑。最重要可能是第三點：上頭成本的租值由市場決定，機構老闆不能不接受，但這租值提供的訊息沒有直接成本那樣清晰明確。清晰的成本有助生意決策，所以老闆要以「轉移算價」這操作來看看如果上頭成本是直接成本他應該怎麼辦。這樣看，轉移算價是假設的直接成本了。



沒有灰色地帶的兩端

讓我轉到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之間的灰色地帶吧。先從兩個沒有灰色的極端看：上頭是上頭，直接是直接，沒有問號。第一個極端起於交易費用的阻礙性太強，合約的安排無從以產量算支出。有共用品性質的資源是好例子。一家公司的名牌寶號可以很值錢，往往是曾經花了龐大投資才獲取的租值，但擁有者無從按產量算使用寶號的費用。發明專利或商業秘密，雖然租用合約不易處理，但存在，你按產量租用是你的直接成本。如果秘密或專利是你自己擁有，因為是共用品性質你無從計算每件產品的費用為何。自己擁有，自己使用，有共用品性質的資產帶來的租值是上頭成本，沒有灰色地帶。（關於共用品，同學們要讀《科學說需求》的第八章。我不同意薩繆爾森等人的分析。）

另一個極端，是上文提到的以件工算工資，是直接成本無疑問，沒有灰色地帶。分紅或分成合約也可以從量的變動看直接成本的變動，也無疑問。這裡有一個麻煩：分成如果沒有其他約束會出現抽稅帶來的效果，所以分成合約的結構會比件工合約來得複雜。這裡同學們要讀我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佃農理論》。



兩端之間可有灰色

在上述的兩個極端之間，灰色地帶是比較容易出現了。例如以時間算工資，不是每天算的短約而是一年的長約，灰色地帶容易出現。有兩個原因。其一是量度時間只是一個委託的量，不是產品本身，監管產量有較大的困難（見一九八三年拙作《公司的合約性質》）。其二是時間工資合約為期愈長，生意的變化帶來的產量上落可以很大。你聘請了一位經理，約定了年薪，每月發工資，生意大跌你怎麼辦？你可以毀約打官司，可以關門說破產，但也可能期待生意有轉機，守得云開見月明。跟聘請的經理說明生意好有分紅，所以工資調低一點有助。但除此之外，生意下跌，你不關門，不毀約，你發給經理的工資要切進上頭成本的租值去。你希望生意有轉機，這租值下降至負值你可能還要堅守。這裡的問題是在好些情況下，你發給該經理的工資再不能以產量算——委託之量也不能——不是直接成本，而是上頭成本的租值消散。這消散下降至零甚至負值，你還因為預期可有轉機而繼續支付工資，可以關門但不關，是賭博。我曾經讀到的統計數字說，這種賭博勝出的或然率不高。



結語

灰色地帶惹來的麻煩，是在好些情況下我們難以判斷由直接成本決定的邊際成本為何。這判斷是解釋生產與覓價行為的一個重要部分。做生意的人可能不知道，而假設他們知道雖然有科學方法論的支持，但經濟學者歷來沒有說明他們假設的是什麼。漠視交易費用是災難，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也是災難。

本節提出的成本定律教我們怎樣看問題，同時指出，合約結構的安排有變成本的性質會跟著變。直接成本是否清晰有時重要有時不重要。還有的是，不管是覓價還是受價，只要市場有競爭，合約的選擇夠自由，生產者是否知道邊際成本何物可以是無關宏旨的：只要競爭市場有選擇合約的自由，懂得數鈔票，左嘗試右嘗試，生意亂做一通不會是大錯。合約的自由選擇對經濟運作重要，一九六六年構思佃農理論時我已經看得清楚。可惜到今天經濟學者還漠視合約的分析。

經濟學者要解釋做生意的人的行為，做生意的人聽到經濟學者的解釋以為是發神經。這是經濟學者的咎由自取了。經濟學者通常不懂生意之道。不需要懂，但為了研究，我曾涉及的生意有多種，因而深信經濟學可以解釋商人的行為。我不是懂生意之道，而是知道市場發生著些什麼事。說什麼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入，商人聽來哈哈大笑。他們笑經濟學者不知世事。我認為那是起於經濟學者不從觀察世事作為起點才用他們的理論及概唸作解釋，然後推出驗證假說。

我希望從這節同學們可以知道，邊際分析要用得有彈性，要懂得怎樣容許灰色地帶的存在，也要知道做生意的人在灰色地帶的選擇往往舉棋不定，有些是獨行俠，可以一博，有些家中有孩子要照顧，認為博不過。知道侷限及其轉變，經濟學推斷人類行為的準確性與牛頓推斷蘋果會掉到地上的準確性是一致的。

灰色地帶有灰色地帶的處理方法，跟沒有灰色地帶的處理方法不同。不知世事，以為沒有灰色地帶，是怪不得做生意的人嘲笑經濟學者的。



（未完待續）

三六一：馬歇爾的失誤

（五常按：本文是《經濟解釋》卷三第六章《成本定律與覓價行為》的第一節。）


覓價（price searching）是指一個出售者所訂的價不是由市場決定，而是由出售者自己決定，所以他要覓價。減價賣得多一點，升價賣得少一點，含意著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絕大多數的市場是這樣。反過來，受價（price taking）是指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平線一條，按此價他可以無限量地銷售，把價提升少許他一點也賣不出去。在真實的世界，除了期貨市場或近於該市場的產品，受價的行為少有。

覓價是因為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他要決定售價，不能不覓。經濟學是以出售者面對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來界定壟斷的：這門學問提不出更為可取的壟斷定義。壟斷永遠有競爭，只是程度不同。我們這裡關注的是面對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一個產出銷售者會怎樣選擇訂價與產量。不是問應該怎樣，而是問會怎樣。

覓價分析麻煩有趣

西方的經濟學者要不是對市場認識不足，就是認識的市場變化不多。一九六四年我向老師阿爾欽提出在香港某些小街上，眾多小販攤子出售相近甚至相同的物品，但出售者不斷地跟顧客討價還價。阿師有點不相信，跟我研討了好些時日。銷售同樣物品，在同一市場的激烈競爭下出現討價還價的行為，我想了三十多年才找到解釋。這是本卷第八章的話題。

討價還價含意著出售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向右下傾斜的。競爭者無數，這出售者算是個壟斷者嗎？算是，因為他面對的顧客被訊息費用左右著，不知道其他出售同樣物品的最低售價為何。討價還價當然是覓價，出售者與購買者皆覓。結果是同樣物品，不同的購買者往往付出不同的價。屬價格分歧，是本章過後要討論的話題了。

解釋覓價的行為或現象是經濟學比較麻煩的部分，從這裡開始我分三章處理。不容易，但非常有趣，也示範著經濟理論的解釋力。牽涉到的理論不深，但概念要掌握得好。傳統的分析不著重真實世界的考查，因而漠視了理論與概念的變化。這不幸的發展源自我歷來佩服的馬歇爾傳統。馬前輩對概念的掌握弱於他推理的超凡本領，而後來的人把他的理論簡化錯了。


第一節：馬歇爾的失誤

從重視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那方面衡量，馬歇爾是古往今來天賦最高的理論家。高不可攀，他跑了幾年工廠才動筆寫他的《經濟學原理》。百多年前跑廠應該沒有我們今天那麼方便，變化不像今天那麼多，而更重要是馬氏忽略了工業的合約結構。解釋覓價的行為，牽涉到的理論當然離不開需求與供應，前者重要的是需求定律，後者重要的是成本概念。馬歇爾在這兩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也混淆著重要的失誤。

在需求那方面，彈性係數是馬氏的發明。雖然消費者盈餘不是他首先提出，卻是由他定其名而加以發揚。彈性係數對解釋行為的用場不大，但消費者盈餘則非常重要。馬氏不重視後者的解釋用場，而他的學生庇古對解釋行為沒有興趣，把消費者盈餘帶到福利經濟那邊去。

吉芬物品否決定律

馬歇爾處理需求的最大失誤，是在他的一八九五年《經濟學原理》的第三版引進了吉芬物品。這引進否決了需求定律！嚴格地說，沒有這定律經濟理論無從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馬氏重視經濟解釋，深知科學不容許以事實解釋事實。他是科學方法走在前頭的其中一個重要人物，但要數十年後西方才發展好我信奉的科學方法：解釋行為要有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假說——不可能被推翻是無從驗證的。吉芬物品的存在——即是需求曲線可以向右上升——使我們無從肯定物價之變人的行為會跟著怎樣變，因而沒有可以驗證的假說。我知道吉芬物品今天的經濟學課程還在教，但那不是教經濟解釋。我也知道近二十年有了新潮的科學方法，但驗證假說還是基本的要求。

在卷一《科學說需求》我對需求定律的各方面作了詳盡的解釋，不深也不淺，但怎樣用是要頻頻練習的。從《經濟解釋》的卷一到卷四我都示範怎樣用，而示範得最多是本卷。我說過，不可或缺的經濟理論只有需求定律，把這定律用出變化是解釋行為的主要法門。

經濟學難在掌握概念

轉到供應那方面，主要的理論是邊際產量下降定律，由馬歇爾高舉的von Thunen（1783-1850）首先提出。這定律可用成本的變化取代（見《收入與成本》第六章）。供應的重心所在，是成本概念的變化與掌握。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淺學問，但有大成的人甚少。這看法應該對。但凱氏認為經濟學要有大成需要多方面的學問集於一身，不一定對。我認為經濟學之難，是難在成本概念及也屬成本的租值概念的掌握，而交易或制度費用也屬成本。換言之，經濟解釋的困難主要是侷限變化的處理。

偉大如馬歇爾，我認為他對概念的掌握是較弱了。尤其是成本的概念，馬前輩的掌握不到家。不容易明白為何這樣。直接成本、上頭成本（他也稱間接成本）、准租值（quasi rent，可簡稱租值），基本上來自馬氏的創意，但他自己掌握得不夠好。

今天同學們背得出的成本（指機會成本）定義（背得出不等於懂），馬歇爾奇怪地沒有掌握得好，屢有失誤。成本是最高的代價，經濟學鼻祖斯密知道，跟著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勝定理清楚地以邏輯證實，但李氏本人在應用上也常有失誤。跟著的密爾用得對，再跟著馬歇爾則用得不對。不是簡單的發展。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猛攻時，那所謂機會成本只限於那條「生產可能曲線」的闡釋。後來反覆重讀阿爾欽、弗裡德曼與科斯這三位的作品我才對成本概念的掌握開始有舒適感，但還要過若干年，等到每次看成本皆向前看，等到懂得處理租值消散，才感到真的舒適。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成本永遠要向前看，本科早就教了，但運用起來懂得貫徹地這樣看的鳳毛麟角。同學們要記住，一秒鐘之前的選擇也是歷史，覆水難收的支出，不管多大再不是成本。

天才思想用得不對

馬歇爾對成本概念掌握不足惹來不少麻煩。那所謂准租值（quasi-rent）是他首先提出的，無疑是天才之筆，可以簡稱租值。上頭成本（overhead cost）他又稱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也由他提出，也屬天才。可惜馬前輩當年因為概念的掌握不足，不知道他說的準租值或租值與他說的上頭成本是同一回事。不是淺話題：二○○一年我發表《上頭成本與租值攤分》（見《供應的行為》舊版第三章第四節），懂經濟學的朋友讀到皆站起來。然而，我知道問題還沒有圓滿地解決，因為「灰色地帶」還沒有處理好。這灰色地帶可以很小或很大，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這問題我一拖再拖，不斷推遲，拖到今天，走投無路，於是決定在本章第二節以《合約結構主宰成本定律》為題處理。

另一個麻煩，是馬歇爾提出長線與短線的分割處理。把不同的因素或變量分割開來，讓某些變某些不變，可以示範每項轉變帶來的效果，作為一個分析的步驟有其可取之處。但這樣處理是數樹木而不看森林，而解釋現象要問為什麼某些量變某些量不變。受到馬氏的影響，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好幾項長線與短線的分析，科斯與阿爾欽等人皆認為這些發展對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其實是分析市場，不是分析公司的性質）有災難性的影響。

避開交易費用的麻煩

我認為馬歇爾提出長線、短線的分析是有著一個不言自明的含意：他要避開處理交易或訊息費用這些侷限。他沒有說明，但某些調整短線有困難，長線則沒有，其含意是短線調整會較為容易地受到交易或訊息費用的左右。避開處理交易費用帶來的麻煩比當年馬氏想像的嚴重得多。交易費用（也是成本）是很難處理的侷限。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時沒有幾個人重視，或認為是套套邏輯。經濟學者重視交易費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的。這轉變是跟馬歇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分離。很不幸，可能因為交易費用的處理不易，演變出來的是卸責、恐嚇、勒索等無從驗證的假說，而最盛行的是博弈理論，也是無從驗證。

回頭說生產成本這個重要話題，馬歇爾之後成本曲線也有長線與短線之分，也屬災難，而更頭痛是好些課本把馬氏的上頭成本處理為固定成本，直接成本處理為可變成本——真的弄得一團糟了。同學們要記住：成本永遠要向前看，計劃產出什麼，量為何，要多快，用哪種方法，各有各的成本，沒有什麼長線短線的。也要記住，那所謂上頭成本是由市場決定的租值，而直接成本是不產出不需要支付的。我在卷二處理過，本章第二節會再處理，但集中在上頭成本的「灰色地帶」。

漠視交易費用帶來的困難不少，而或明或暗地假設交易費是零帶來的困難更多。馬歇爾的傳統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如果交易費用是零（馬氏沒有說明），這兩個市場不可能分開，而我在一九八二年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費用真的是零不會有市場。以一般均衡分析知名天下的瓦爾拉斯（L. Walras, 1834-1910）以N種產品及N減一的相對價格為分析的起點。如果交易費用是零（瓦氏說明是零）品種之數（N）無從決定。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我還是拜服馬歇爾。他跑廠的經驗讓他的作品有真實世界的內容，而上蒼賜予他的天賦使他創立的理論架構既完整又清晰，當年我讀來彷彿拿著一件實物在手，看得到，摸得著，因而後來可以逐步改進。一九六一年我開始讀馬歇爾，因為父親的事業，我是從商店與工廠的環境中長大的。

（未完待續）

歧視自己的悲哀

用心寫好了張培剛大哥六十多年前的舊作重印的序言，正要回到自己的《經濟解釋》的卷三第六章，卻收到不少朋友及讀者提到該《序》最後的一段話，是炎黃子孫的內心共鳴吧。我本想大發一次牢騷，但歷來對歧視問題淡然處之，或鄙視也。這一次，我想到不久前在廣州中山大學講話後一位坐在前排的教授提出的一個問題，也牽涉到歧視。當時我作了整整兩個小時的講話，累了，忙顧左右而言他。後來想，自己在中西雙方的學問上走了那麼多年，學術歧視這回事我是滿有資格表達一點意見的。《再為大哥序》引起反響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炎黃子孫在西方受到歧視有些屬咎由自取，有些怎樣也說不過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認為那所謂祟洋媚外，或炎黃子孫喜歡把西方的名校大師之見看作高深學問或不敢貶低，可能是在西方飽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學之外的。我說過，中國三十多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長奇蹟，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劣策則全部是進口貨。我對西方經濟學不以為然的言論說得多了，這裡不再說，但希望大哥的書這次重印，可讓同學們知道從中國輸出求學的經濟學者的思想，因為經歷不同，際遇有別，在經濟發展學而言，比起西方是遠有過之的。」

我在中山大學講話後那位教授這樣問：「今天內地的大學只聘請從西方回歸的，而大學教師要升職沒有喝過洋水機會甚微，你怎樣看這些現象呢？」我早就知道這些年在內地的大學任教職沒有喝過洋水屬次等國民，而文章能在西方的學報發表彷彿入住五星賓館，內容全是廢物也舉為上品。我熟知的經濟學的確如是，其他的學系我既不知也管不著。不是老外歧視你，是你歧視自己。老外歧視你是他們的無知，你歧視自己則是崇洋媚外，悲劇也。學問的追求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幾天前我用電話從一家拍賣行投得一本一七九八年在英國出版的譯名為《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書，因為知道乾隆皇帝當時歧視英國人於極端，稱他們為蠻族（barbarians），我要讀讀當時的老外怎樣看中國。炎黃子孫崇洋媚外應該是乾隆之後的事：鴉片戰爭打人家不過，跟著人家一把火燒了你的圓明園，用不著等到八國聯軍了。被西方歧視不難理解：鬼叫你自己不爭氣。歧視自己是另一回事。

我是懂英文的，四十年前的水平跟今天的中文水平一樣。然而，三十年來我轉用中文下筆。西方的朋友不僅有微辭，有些甚至說我放棄了學術。使我不快的是一些中國血統的學者朋友也那樣說。幾天前收到一位當過多年諾獎委員的瑞典朋友的電郵，說他聽到我在學術上增加了產量，不懷疑有深度與創意，但不以英文下筆是太可惜了。我的算盤打得清楚：如果我的文章對社會真的有點貢獻，為中文讀者下筆其貢獻會較大。至於翻成英語，到我的智力明顯地衰退了再考慮吧。不翻也無所謂，因為只要斤兩足夠，有互聯網的協助早晚會打進國際去。

中文是一種上佳的語言。昔日的大缺點是不能打字，但今天以電腦打字比打英文還要快──雖然我自己還是用墨水筆爬格子。英文也是一種上佳的語言：它的主要缺點是難學。中、英二文要學得到位皆不易，但初學入門中文因為沒有什麼文法（尤其是不需要學動詞的變化）及字彙少很多，遠比英文容易學。我反對崇洋媚外的那種學術歧視，認為學術文章只要內容斤兩可觀是中是英無所謂。但我也認為中國的學子一定要學好英文。太多的重要論著是英文的，翻譯不容易翻得可靠。何況地球正在一體化的今天，懂英文有大著數。不僅要懂，也要寫得、講得像樣。不是那麼容易，下兩年苦功吧。一般而言，這兩年苦功的收入回報率會比任何其他知識投資為高。

學好英文不是崇洋媚外，而是面對地球一體化的發展，中、英兼通是好投資。今天無數的西方孩子學中文，他們的父母看得準吧。我推斷，本世紀中期的世界會是中、英雙語的世界。但我反對不以英文下筆算不上是學術這個流行的看法。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有些思想了不起的人對語文的操控不是那麼好，尤其是一些中國學者難以英文下筆。但學問是思想的事，用哪種語言表達不應該左右著思想的發展。其二是中文的確是好語言，可以表達得清晰。蘇東坡的傳統說不得笑。我不是什麼語文專家，但認為人類只有兩種語文根源是上佳的：一是拉丁文，二是甲骨文。

說過無數次，我認為數文章、論學報這種學術評審制度是悲劇。是從美國搬來的，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越戰前美國的大學可不是這樣算。科斯一九六○年的大文發表於籍籍無名的《法律經濟學報》，只印製了五百本，足夠。科斯其他的數十篇文章可以報廢而對他名垂千古不會有半點影響。學術的發展要博大文，而大文的試金石是傳世時日的持久。今天發表，明天沒有人記得，是浪費了紙張。

我不僅反對以數文章、論學報等準則來排列學問的高下，不僅反對只算英文不算中文，也認為完全不發表文章可以是重要的學術大師。不久前給巴澤爾一封長信，論及大家認識的經濟學高人，我直言可以拿一百分的只是戴維德。已故的戴老當年是芝加哥學派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大教授，令人高山仰止的，但就是不喜歡發表文章。他主編過幾期的《法律經濟學報》是古往今來經濟學報中重要文章最多的。戴老當年對我說：「很難找到值得發表的文章。你不要寫不值得發表的。」

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是我經歷過的學術氣氛最濃厚的日子。那是英國早期的傳統。後來的不幸轉變源自越戰，我解釋過了。解放前的中國，蔡元培的日子，有幾家大學也有這樣的味道。今天，中國的大學是從弄壞了的美國制度抄過來，抄得不倫不類，加上政治因素，人事關系，師薪低下，外快盛行，要改革可真不易。我那個在美國做大教授的外甥，研究細胞卓然有成的，說從中國到美國學生物的不少學得有看頭，但沒有一個願意回國，理由是政治因素與人事關系他們應付不了。

我對在美國教過我的師友說過不少感激的話，都是衷心的。但奇怪，雖然我知道有種族歧視這回事，也感到像阿爾欽、弗裡德曼等大師的智慧與學問使我見而生畏，但從來沒有覺得我會永遠地比不上他們。我也沒有覺得有一天會在他們之上。我當年的感受，是他們既然樂意教我，我要學他們的思考方法，要找尋他們的思想深處，然後走自己的路。我也認為要改進他們教我的不會很困難。從改進老師教的這個狹窄的角度看，青出於藍是理所當然的事。天下的學問廣闊無邊，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去處，比較高下是無聊的事。當然，有些人蠢得無可救藥，或品味塵下，或毫無靈氣──這些人不宜做學問，但興之所至，趣味所在，做學問是自由的選擇，我們還是應該鼓勵的。

我為自己的興趣做自己的學問，你歧視我是你的蠢行為，與我何干哉？不少朋友說某某人抄襲了我發表了的思想，但沒有提到我。我不懷疑這些行為存在，也不懷疑歧視的因素增加了這些行為，但有什麼打緊呢？發表了的文章不可能沒有日期，不管用什麼語文表達，是誰抄誰的早晚有人知道──除非被抄的思想無足輕重。

中國人被外人歧視是不幸的，不難明白，但只要國家能富強起來，炎黃子孫可以在地球上高視闊步地走，這種歧視會自動消散。我因而認為在學術上我們今天見到的中國人歧視自己是遠為嚴重的不幸。在學術發展上，目前中國的大學制度不大事改革不會有前途。這改革難度高，而如果歧視自己的意識繼續存在，這改革是難上加難了。看不起自己做什麼事也舉步維艱，何況是學術這種需要不斷地拚搏的玩意。

中國的孩子聰明西方早有定論：孩子的智商比賽中國血統的歷來名列前茅。中國的學子可以苦讀也早有定論：考試成績驕人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在學術發展而言，這些都不大重要。重要的是想像力。論想像力，中國人了不起。我的主要證據是中國的詩人寫出來的作品變化瀟灑，比喻聯想新奇。外國的詩人寫不出這樣的作品。西方的詩人有他們的獨到之處，但論想像力，中國人勝出是沒有疑問的。當年在美國我以想像力知名行內，尤其是那篇關於中國舊婚姻的文章。不管是好是壞，西方的學者寫不出這種作品。文化不同，優勢有別。

溫家寶先生說恨不得中國能有像不久前謝世的喬布斯那樣的人。我認為不僅沒有，而且在目前的侷限下不容易想像有。最近讀《喬布斯傳》，認為他的個性不值得我們羨慕。他不是個我希望交為朋友的人。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會產出一個喬布斯。商業科技要有大成不一定要走喬布斯的路。我不否認喬布斯是個天才，但天才的類別多得很。我相信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產出與喬布斯分庭抗禮的另一類甚至多類的商業與科技合併的天才。我也相信在學問上中國人可以走得很遠。科斯與阿爾欽甚至認為中國人的天賦較高，機會相同學問會做得較為優勝。可惜今天中國的大學制度，看來是基於一個炎黃子孫只有次等腦子的謬誤。處理的方法因而是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