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國難明，倫敦可慶

關於釣魚島、黃岩島之爭，今天吵得熱鬧的，我沒有作過考查，好些問題不明白，無從以一個知者的立場發言，只是幾天前看到一個美國電視台介紹菲律賓，心境難平，要在這裡發幾句牢騷。

首先要說的，是西方的朋友沒有讀過中國的歷史，不知道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傳統說，國家富強時重視國土完整，但侵佔他人的地方則沒有興趣。中國的統治者顯然認為文化不同他們管不了。一七九一年，打了第十場勝仗，乾隆皇帝稱自己為十全老人，寫下《十全老人之記》，說是自己的地方都拿回來了。以他當時的實力，乾隆大可予取予攜，但沒有這樣做。那些認為中國有侵略意向的朋友要多讀中國的歷史。中國要領土完整，但不侵略。這傳統跟日本、英國、法國、西班牙等的歷史意識是不同的——八國聯軍就有八個侵略國家。

這邊廂不明，那邊廂轉悲，因為從美國台轉到中國台去，說的是圓明園的故事，聽到當年見過圓明園真跡的老外寫下來的，說該園是人類奇蹟。把珍品拿去是一回事，燒掉卻是人類的恥辱。我想，炎黃子孫會偷，會騙，但不會為了過手癮而把人家的精心建築燒掉。文化不同，行為有別也。

菲律賓是個窮國，人均每年收入只二千二百五十五美元。不止此也，他們的財富或收入分配很不平均，很極端化。富有的主要是有政治關係的人物，以及一些中國血統的富商。容易想像，那裡的窮人窮得不得了。

幾天前在上文提到的美國電視台看到菲律賓貧苦人家（尤其是孩子）的苦況，心境難平，而令我髮指的是那裡有一條村，稱「一腎村」，因為村民長大後把自己的一個腎賣掉，市價一萬美元。電視無情，村民肚子上有一條刀痕者眾，都拍出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菲政府說要大事增加軍備，要跟誰打仗呢？當今之世，一架在空中戰鬥可以捱得幾分鐘的飛機，其價可以為菲律賓的勞苦大眾保存逾千個腎。他們究竟是怎麼樣想的？報導又說日本會廉價提供武器。我認為把武器免費贈送也解決不了問題，因為菲律賓不是個好戰的民族。打仗不是把槍桿塞進人民手上那麼簡單。一旦進入備戰狀態，正常產出的投資會停頓。發國難財的故事永遠是指很小的一撮人。

朋友說，數十年來，菲律賓人民的生活，最好時期是馬可斯執政。朋友的看法可能對：三十年前香港菲傭的工資是中國內地女傭工資的二十倍，今天這二者大致打平，而內地的菲傭工資比香港的高。香港政府減了菲傭的最低工資，還被接受是說菲律賓的人民生活這些年沒有改進。

九千多萬人口，算是不少，但菲律賓的天然資源十分好，有地震，也有颱風，但發展起來會是個旅遊勝地沒有疑問。中國改革發展有成，可以幫菲律賓一個大忙更沒有疑問。他們的天然資源——尤其是礦物——中國用得著，土產的手工藝品中國也大有市場。澳洲、加拿大、俄羅斯等就憑他們的天然資源賣給中國，避開了金融風暴的蹂躪。菲律賓的人口與資源的比率沒有那麼優勝，但位於中國的比鄰而沒有明顯地被中國的發展帶起，我不明白。

旅遊應該是不難處理的生意。首先要搞好治安與衛生。進口貨一律免稅，以菲律賓的工資與租金衡量，炎黃子孫的自由行會行到那裡去。不妨選一個小島搞一個高檔次的賭場，國際招標，把澳門的生意搶一點過去。無數美麗的島嶼，朝輝夕陰，氣象萬千，遊艇生意應該好得不得了。這一切的發展都不難，只是政府要漠視利益或壓力團體，也要不管自己及有關人士的利益。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但財富落在一小撮人的手上，民主是很可怕的事。

黃岩島的誰是誰非我不評論。作為炎黃子孫沒有人相信我會站在中間位置。算我從火星飛來的吧。火星人怎樣看呢？黃岩島這種糾紛菲律賓隨時可以搞，但今天搞起來是劣著，不智也。報導說，今年四月十一日菲律賓以軍艦干預中國的漁船。是因為海底有石油嗎？機會不高：中國南海的地殼的斜背（anticline）破裂多，三十年前美國的石油朋友很失望。就算真的海底富有石油，但動不動是天價的玩意，有誰會在中國認為是她的海域投資開採呢？Anticline是指地殼碗形反蓋，石油的儲藏必須有，此其一。其二是地殼不能多有破裂，因為石油容易蒸發流失，而在海底油輕於水，有破裂流失更易。要先滿足這兩個條件才輪到講運氣。

讓我說清楚一點。這些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對菲律賓應該有大助。進一步說，沒有中國，菲律賓的經濟不容易搞起來。一個善良的民族，唱歌跳舞盡屬一流——在美國時我教過不少菲律賓學生，所以知道。加上他們有天賦的資源，中國的發展對他們應該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回顧以往的二十年，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沒有看頭，沒有好好地利用中國這個近水樓台，我不明白。只對中國有貿易順差不是大作為，而吵將起來，這順差容易消失。

水漲時只剩一塊小石頭的黃岩島，之前我沒有聽過。今天阿基諾三世把該石頭送到中南海，遇到的溫家寶先生是個非常頑固的人。是很麻煩的棋局，為什麼會走成這個樣子呢？政治不談，面子不說，我認為爭取與中國經濟合作互利還是容易商量的。中國的文化傳統歷來是這樣。然而，英諺云：上帝幫助那些幫助自己的人。菲律賓的政制改革看來是需要的。我不懂，但從刊物讀到從電視看到從朋友聽到的各方面，他們的政制有嚴重問題。

這些日子老人家無所事事，只希望能休息幾個星期然後動工寫《經濟解釋》的最後一卷。但讀到或看到的消息沒有一項可讓老人家開心一下。可幸今早好消息終於來了：倫敦奧運的門票賣得非常好。我很擔心英國因為搞奧運輸大錢，害了他們本來就困難的經濟。八年前雅典的奧運，在恐怖活動的陰影下，顧客寥寥無幾，虧大本，種下了他們今天苦不堪言的禍根。今早的報導說，倫敦奧運門票訂價奇高，但一開始發售，熱門項目立刻銷售一空。不一定會賺錢，但不會大蝕可以肯定。

我屢次對中國的朋友說，倫敦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大城市，他們要藉奧運到那裡看看。歷史、文化、品味、檔次、園林、變化，應有盡有，而計程車（出租車）的服務水平冠絕天下！只一點不好：物價貴！帶多點錢去吧。

只要願意花錢，不用擔心買不到任何項目的最佳座位票。倫敦的黃牛黨組織遠比中國的高明。為什麼會是這樣是老人家的秘密了。

兩個「淺」問題惹來的困擾

《經濟解釋》的卷三——《受價與覓價》——終於完工了。其實是遺棄，因為不想再讀。整本是重寫，花了十六個月，個多月前完工，自己認為重要，朋友們說這裡那裡難讀，於是這裡那裡再修，不知是否改進了。幾位朋友幫忙。十多萬字的書，個多月下來，修改及補充的加起來只千多字，不可能易讀很多。有人說一件藝術作品不會被完成，只是被遺棄了。《受價與覓價》是否藝術作品只有天曉得，但我有把它遺棄的感受。

很少弄得這樣累。體力衰退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反覆地考慮自己認為想通了、寫通了但讀者朋友還說有不明白的地方。這些朋友皆飽讀經濟學論著，我知道他們認為難懂的地方在哪裡，但摸不準他們認為難懂的要點。不是深學問，只是跟傳統的有大分離。他們不習慣吧。我自己認為不深。多年來我走自己的路，朋友們早就跟進，只是今天重寫《經濟解釋》，知道沒有機會再重寫了，於是可放盡放，自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

我不是個喜歡標奇立異的人。衣著天天差不多已有數十年了。不知是上蒼的祝福還是詛咒，自兩歲起因為不守孩子的規矩被家中人天天罵。後來大家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懶得管我。我喜歡想自己的。你說我想得怪，我說你想得怪，大家打個平手，是沒有什麼需要爭論的。我對深問題的處理往往感到縛手縛腳，但對淺問題的看法則往往與眾不同。奇怪，深問題我要找到淺答案才有滿足感，是以為難。淺問題呢？我找到的滿意答案一律不淺！

回頭說《受價與覓價》比較難讀，我認為主要起於兩個「淺」問題，經濟學本科必問，但答案我不同意。我早知道經濟學的傳統有這些無可救藥的困難，只是要到《受價與覓價》才感到需要全面地說清楚。朋友們不習慣，所以覺得難讀吧。

第一個淺問題是：為什麼有市場？市場交易給社會帶來利益之見起自我們的韓非子之前，由英國的斯密發揚光大，其後補充證實的大師無數。這些高明之見真的是解釋了市場的出現嗎？如果我們問：市場的存在假設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就變為難題了。一九八一年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我指出：如果所有交易費用是零，不會有市場！跟著的推理是：市場本身的運作一定有交易費用的存在，但市埸不可能是為了增加交易費用而出現的。市場的出現一定是為了減少某些交易費用，這些減少了的是些什麼呢？為這後者問題我想了多年，後來認定交易費用是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費用，而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租值消散，所以租值消散是社會或交易費用。這樣看，市場的出現減少了租值消散這種社會費用，換來的是權利界定與合約交易等費用的增加。說租值消散的減少多於合約交易費用的增加促成市場出現是定義性的了。

在《受價與覓價》中我沒有頻頻提及租值消散或交易費用，但這些費用的節省與變化每一步推理在腦中我沒有忘記，同學們讀時不這樣想會感到有點困難。不是很難，因為不是高深的學問——只是跟傳統之見有頗大的分離。

第二個淺問題是：邊際成本曲線是怎樣畫出來的？本科當然有教，十一年前分析上頭成本時我知道是難題。當時有很多其他工作，約束多，不能盡放地處理。這次寫《受價與覓價》，知道再不能迴避或推遲，大手發揮才知道是相當麻煩的學問。邊際成本是傳統公司理論（內地稱企業理論）的靈魂，出現的問題是在很多情況下，這傳統根本不知道邊際成本是什麼——邏輯上不可能知道——曲線畫不出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

直接成本是不產出不需要支付的成本，而邊際成本只能以直接成本量度。在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之間通常有一片灰色地帶，很麻煩，因為合約的結構有變這灰色地帶的或大或小會跟著變。知道是難題，我一路推遲，推到不能再推的《受價與覓價》的第六章才處理，逼著要推出「成本定律」與「擠迫效應」來給自己解困。沒有意圖標奇立異——半點也沒有——而是傳統的公司理論，尤其是牽涉到生產那部分，其處理沒有什麼地方值得保留。

同學們想想吧。用這種合約安排邊際成本曲線畫得出，用那種合約這曲線畫不出來，還有其他合約一時可以一時不可以。原則上，所有上頭成本可以通過合約的處理而變為直接成本，倒轉過來也對。傳統的生產理論究竟是教什麼的？

同學們再想想吧。飲食行業，老闆們喜歡算毛利。那是食品售價減除水、電、煤氣、食料等不產出不需要支付的直接成本費用。邊際成本曲線只能以這些費用畫出來。但這些只是總成本中很小的一部分，要怎樣定價才對呢？有些食肆把廚房及食料全部判出去給外人做，老闆按每碟菜算價購入，加價每碟出售，邊際成本於是因為合約之變而變。很多其他行業無從算毛利，因為不知直接成本為何；有些把工資算進直接成本……千變萬化，我們要怎樣推出一個有一般性的理論來解釋生產與覓價的行為呢？大致上《受價與覓價》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有一般性的解釋用場，但因為是第一次這樣推出，還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改進是同學們的工作，是將來的事，老人家是管不著的了。

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困難的分析問題，《受價與覓價》間接地提供了相當圓滿的答案。這問題是：市場的存在一定有交易費用，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不對，但市場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要怎樣加進去才對呢？這些費用千變萬化，你要怎樣加或減都可以，但砌出來的往往是套套邏輯，得個「講」字，中了計自己也不知道。《受價與覓價》與跟著的《制度的選擇》的處理方法是避開了「這是因為交易費用那是因為交易費用」那一套，找尋一些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出現的規律或定理。在《受價與覓價》中，「以物為本」的處理方法應該是貢獻，因為關於交易費用的行為規律是從這個角度推出來的。

《受價與覓價》提出的生產結構包含著交易費用，而有關的合約結構是《制度的選擇》的話題，要更為直接地處理交易費用了。我會繼續從以物為本的角度入手，跟卸責、勒索、博弈等以人為本的時興學問過不去。

制度與合約是同一回事。朋友們說合約是我的強項，卷四《制度的選擇》應該比較容易寫。應該是，但不會是。這樣說，因為覓價的行為也絕對是我的強項——在街頭巷尾跑了那麼多年說不得笑——但寫起來很辛苦。愈是知得深入的話題，放手地發揮應該是格外困難的。

「經濟解釋」一詞將會傳世

上星期發表《思想傳世的玩意》後，突然想到一件事，叫一位同學到網上替我找一些經濟學的中文用詞或術語被提及的次數。事緣二〇〇七年為科斯寫《中國的經濟制度》時，要捧他一手，囑該同學到網上找「科斯定律」在華文世界被提及的次數。結果是「科斯定律」與「科斯定理」二者加起來有十多萬次。還健在的西方經濟學者沒有誰在華文世界有科斯的功力。科斯的東西是由我單槍匹馬引進中國來的，不由得沾沾自喜。跟著（也是二〇〇七年）叫該同學搜查老人家發明的「經濟解釋」一詞，逾百萬次，記不清楚了。

幾天前為了好奇再叫該同學到網上搜查，「科斯定律」與「科斯定理」加起來逾五十萬次，大有長進。「經濟解釋」呢？飆升到一千八百萬次，網上懶得提供細數了。該同學覆核幾次，沒有錯。網上這類數字有時上升了又下降，不知是搞什麼鬼的，但這樣的天文數字只出現一次也讓老人家開心吧。

我跟著再查幾個我認為是大熱門的術語，得到的結果如下：「剩餘價值」，八百一十九萬；「三民主義」，三百五十五萬；「無形之手」加「看不見的手」，四百八十九萬；「基尼指數」，三百四十八萬。是的，「經濟解釋」看來遙遙領前，十分過癮。

我是一九七三年想出「經濟解釋」這一詞的。二○○○年為《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寫的《序言》中我有下面的回憶：

「上文提到的文稿，華大一位同事把它譜入他寫的課本中，說明是我的發明。一家美國出版商——Prentice-Hall——的經濟編輯讀後，找到文稿的原文，帶了合約來找我寫一本經濟學課本。那是一九七三年的事了。

「該出版商給我的條件優厚，且說明不用看大綱，不用評審，我要怎樣寫也可以。這是難得的際遇，但我說從來不打算寫課本。然而，一九七三年間，美國因為石油問題及價格管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通脹急劇，而自己有兩個還不懂得走路的孩子，要多賺點錢是人之常情。我於是叫出版商把合約留下來，讓我考慮一下。他要我先給他一個書名，我就在一張空白的紙上寫下：Economic Explanation（經濟解釋）。這本書我終於沒有動筆。」

當年華大的一些同事很喜歡這個書名，但認為有爭議，因為沒有人會說物理解釋、化學解釋、生物解釋……為什麼我提出「經濟解釋」呢？我當時的回應，是人的行為惹來的不同解釋無數，是對是錯專家的處理各各不同，就是經濟學行內的派別多過華山論劍，「經濟解釋」是我個人在一門學問上的處理方法，其他的我管不著，也懶得管。其實「經濟解釋」這一詞是從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卡爾納普（R. Carnap） 那裡搬過來。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大作本科生時我聽卡大師的課，聽到他幾次用「科學解釋」（scientific explanation）一詞，知道他認為解釋的方法無數，但科學的是獨立的另一回事。解釋人的行為的方法無數，我的經濟解釋也是獨立的另一回事。這「獨立」是指方法獨立與理念獨立。我用卡爾納普教的科學方法，加上後來進了研究院得到老師普魯納（K. Brunner）的教誨。我見到普老師旁聽卡爾納普的課，知道他教的是維也納學派的一脈相承。一九八九年我寫的《科學的方法》只是加上自己想出來的一些變化。天下的學問來來去去就是那麼多，分別主要是看你怎樣用出變化。至於理念獨立，稍後我會以鈔票失蹤的例子解釋。

我與「經濟解釋」這詞結下不解緣。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的講座演辭，我取名《Economic Explanation：Let Us Ride with the Surging Tide》。一九八九年上述的《科學的方法》在《香港經濟日報》刊登時，是《經濟解釋》的第一章，由周慧珺題四個字，發表了十二期因為母親在街上跌倒而停筆。可能因為這十二期寫得特別好，要求我繼續寫下去的讀者無數，終於二○○○年以三卷本的計劃續筆。九十年代後期，兩位中國內地的朋友翻譯了一部分我的英語文章，出版前問我該結集用什麼名字，我建議《經濟解釋》。二○○五年出版自己的英語論文結集，書名是Economic Explanation。今天快將出版的《受價與覓價》，是《經濟解釋》的卷三。

疲勞轟炸！重寫《經濟解釋》，一位同學每期放到網上幾個博客去，雖然很少提到「經濟解釋」，讀者的點擊總數約一億，加上轉載無數，同學們早就被炸得昏倒吧。

聽說幾年前我的一位舊學生也用《經濟解釋》之名在報章寫專欄，我沒有見到；收到一些內地學子以《經濟解釋》為題的文稿，我沒有時間讀。幾次內地的朋友要以《經濟解釋》為名出版刊物或搞學會，要求我同意。我回應說《經濟解釋》這詞我沒有註冊專利（一笑），但要真的集中於解釋才有意思。在今天的中國內地，要獲得批准搞刊物或學會不是那麼容易。

上文提到，「經濟解釋」一詞有理念獨立性。讓我用一個以前說過的淺例子示範吧。假如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有行人的地上，沒有風，我可以肯定地推斷，沒有警察在旁該鈔票的失蹤機會遠比有警察在旁為高。小孩子也知道，小孩子也有解釋。問題是眾人的解釋可能各各不同。

鈔票失蹤，我的經濟解釋只一個，基於兩點。一、需求定律說，價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二、成本是最高的代價，價也。沒有警察，把鈔票佔為己有的代價是下降了。

同學們會問：這樣簡單的現象，小孩子也知何解的，為什麼要用到需求定律與成本概念呢？殺雞真的要用上牛刀嗎？我的辯護是：淺的、深的現象或行為我皆用這兩把簡單的牛刀處理，雖然深的要用出複雜的變化。解釋也是推斷，二者只有事後與事前之分。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的路，準確的，用的還是上面那兩把簡單的牛刀。不是說經濟學的其他理論毫無用處，而是把有用的歸納起來就只是這兩把刀。活學活用，變化起來同學們可能感到天旋地轉了。這是我選走的路，走得用心，半個世紀過去，我對自己的選擇與處理是滿意的。

無心插柳柳成蔭，「經濟解釋」一詞看來會傳世。這會把老人家帶進傳世之境嗎？如果會，不是我希望的事。我希望自己的思想傳世，不希望因為自己「創造」的一個術語而傳世。我是個討厭創造術語的人。另一方面，「經濟解釋」一詞在神州大地風行是好事，因為早晚會給今天時興的經濟學當頭一棒。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同學們在課堂上舉手發問：「老師呀，你教的經濟理論解釋了些什麼？」

思想傳世的玩意

爭取傳世可以看為無聊玩意：真正的傳世要講逾百年，什麼身後聲名今天不值錢，他朝自己不知道。我不懷疑好些人這樣做，而自己也嘗試。他人為什麼這樣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可以解釋一下，是後話。

中國詩人的傳世傳統可能天下罕有。一兩句可以朗朗上口的詩可以被傳誦逾千年。不止此也，詩以地名，地以詩名，今天的遊客還是搶著付錢去看什麼白帝城、黃鶴樓、烏衣巷、滕王閣、岳陽樓等——當然不少是假貨，而范仲淹根本沒有到過岳陽樓。應該不是詩以地名，而是地以詩名。這傳統可能神州獨有。懷舊或懷古是炎黃子孫的美德，老外可沒有多少這樣的興趣。

有時我在遐想，寫得出幾句絕妙好詩可以傳世，作個詩人倒也不錯吧。事實上，不少算得上是詩人的到處吟詩賦詞，希望詩以地名，或地以詩名，因而傳世去也。這些詩人一律失望。幾年前到張家界一行，在路旁買了一冊厚厚的詠誦張家界的詩集，內裡詩、詞數百首，詩人也數百，但我找不到一首曾經讀過，也沒有一個詩人曾經聽過。可見一首詩之所以傳世，可不是寫得好寫得妙那麼簡單。詩人本身需要是偉大的。除非你是孫髯翁，寫得出那首大觀樓的一百八十個字的千古絕聯；或者是寫黃鶴樓的崔顥，有李白說寫他不過。

思想要傳世應該比詩作困難。不會難很多吧。當年我喜歡長駐圖書館，專於經濟書籍那部分，作者的名字十之八九我沒有聽過。發表於大名鼎鼎的學報嗎？發表後三年還有人記得很不容易！

為什麼我這個老人家還在嘗試以學術思想的文字來博取傳世呢？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這個人沒有其他有機會傳世的本領。其二是這些日子無所事事，而從不少朋友的例子中知道，到了這把年紀腦子不頻頻使用會退化得快。這二者皆負面因由。其三屬正面：我的思想文章不容易死掉。從來沒有發表過大紅大紫的，而作為炎黃子孫文章在西方多被引用不容易，但令巴澤爾嘖嘖稱奇的，是我發表了的英語文章不容易死掉。有些被遺忘了十年八載又再被提及。我於是幻想：如果四十多年還有人記得，再來一個四十多年就近於百年了。當然我沒有機會見到，但幻想一下不是罪，何害之有哉？有點無聊，但人總要有點希望，無聊一下，可以活得較有趣吧。

學術思想要傳世當然渺茫，但經濟思想史上我看不到誰像我今天那樣遇到那麼有利的形勢。是的，今天對經濟學有興趣的中國學子可能比整個地球其他國家的加起來還要多，而他們的經濟學課本教的只是一些公式化的學問，說不上是有挑戰性的思想。我可以用中文下筆，而什麼互聯網、博客之類的傳播廣闊度人類歷史只今天才有。再者，同學們關心世事、國事、自家事，我收到他們的關於經濟的問題多得不可能回應。我只希望能有一小撮老師或同學能看得懂我寫的往往不容易讀的比較嚴謹而又變化多的分析。只一小撮足夠，因為他們會把我寫下的擴散開去。

「經濟解釋」這一詞今天在中國內地變得流行了。我採用集中這個法門：只問為什麼，不問好不好——這是指散文或評論時事之外的四卷本《經濟解釋》。只管真理，簡單的理論與概念務求用出變化，而現象的細節與假說的驗證不斷地推出。這一切皆為集中於解釋，別無他求，應該可以增加傳世的機會吧。

昨天去信給科斯等幾個老朋友，說他們屢次要求我把《經濟解釋》的幾卷翻為英文，今天可以考慮，但翻出來會愈千頁印刷文字，我是無能為力的了。有一個基金可以出錢，不知能否找到上選的譯手。也頭痛是《經濟解釋》完全沒有圖表，沒有方程式，也沒有註腳，違反了經濟學論著的規格，要找到西方大名的出版社接受恐怕不容易。

我歷來不重視把自己的中語論著翻成英文。思想不論國籍，而只要能成功地攻進神州，早晚會傳到西方去。其實翻譯也無聊。我希望能讀到譯作而還健在的舊師友中，最年輕是巴澤爾，他今天八十歲。

傳世玩意是一種幻想遊戲。你可以幻想自己投資凡投必中，變得很富有，但其實不是。這後者的「投資幻想」與前者的「傳世幻想」的不同處，是投資的效果你在生時會知道，可能要面對慘淡收場的現實。思想傳世呢？效果如何你不會知道，因而可以不斷地繼續幻想下去，原則上，只要還活著你可以想得開心。老師阿爾欽曾經問：「史提芬，假如你有萬斤黃金，收藏起來，但被人全部偷了，你不知道，以為自己還有萬斤黃金，對你有什麼影響呢？」我回應：「如果我以為自己有萬斤黃金而不斷花錢，總有一天圖窮匕現。」思想傳世這玩意是幻想著自己有萬斤黃金，全部被人偷了自己永遠不知道，怎樣亂花一通也不會圖窮匕現。很有點無聊，但何樂不為哉？

思想運動是怎樣進入狀態的

丁俊暉的斯諾克天賦是沒得說的了。他的困難是不容易進入狀態，而進入了狀態可能一下子消失！斯諾克不像乒乓球，後者每一分要與對手直接較量。原則上斯諾克由自己操控，只是對手的存在帶來兩方面的麻煩。其一是對手防守得妙是給你出難題。其二是跟好些運動一樣，斯諾克著重節奏，對手的行為可以把你的節奏擾亂了。

跟對手的存在最沒有關係的運動比賽應該是高爾夫球。八十多年前美國的Bobby Jones高舉如下的哲理：比賽時只針對場地，不管對手。他是歷史上唯一的在同一年獲四個大滿貫賽事冠軍的人（一九三○年的四個與今天的四個有兩個不同）。原則上高爾夫球是一項可以完全不管對手的比賽，究竟Jones是否真的那樣打只有天曉得，但他是這樣說。應該是真的吧。此君職業律師，高爾夫是他的業餘玩意！

思想是一種運動，可以是劇烈的：容易累，體重會下降，而把腦子弄壞了的例子不少。究竟腦子思想時是怎樣運作的是科學上的大難題：發現DNA結構的天才Francis Crick謝世前在這方面有研究，沒有聽到有什麼大發現。

寫這篇文章是因為察覺到在重寫《經濟解釋》的卷二《收入與成本》與卷三《受價與覓價》時——尤其是後者——我可以容易地進入思想狀態，也可以保持這狀態到一個題材完工。我是個「心不在焉」的人，思想要進入狀態應該比較容易，但這些日子不僅比壯年時容易，而且每次將要進入狀態之前自己預先知道，這狀態能否繼續保持著自己也知道。這裡試將自己的經驗寫下來，對來日方長的同學可能有點幫助。讓我分點說。

（一）雖然思想運動可以是比賽——例如下象棋——但學術思想我避免跟他人比賽。針對的是一個問題或一個現象，是對問題而不是對他人。他人說過的可以參考，而自己想出來的與他家不同會直說不同意，但我不會以他人的錯作為自己思想的起點。喜歡聽到掌聲，但誰對誰錯視若等閒。要爭取的是自己可以走得多遠，而不是要把一個假想的對手殺下馬來。說競爭帶來進步沒有錯，但與他人的思想競爭惹來太多顧忌，遠不及只管改進自己或希望傳世那麼沒有牽掛。另一方面，學術思想最忌磨斧，而跟他人競爭，免不了有磨斧痕跡。

（二）跟體育比賽不同，學術思想可以回手，即是可以下回手棋。這點重要，要懂得好好利用。思想要先有一個問題，提問要下回手棋，務求把問題弄清楚，要判斷問題是否有趣，以及有了答案可以帶到些什麼地方去。找尋答案時更要多下回手棋。先求大概地對，往往要考慮好幾個可能對的答案，然後逐步淘汰。淘汰後可以回手——發表了的也可以回手。

（三）休息重要。想一個問題，過程中會有好些其他問題出現。遇到難題我通常只想幾分鐘就停止，休息一下再想。我喜歡躺在床上想，難題只想幾分鐘就想其他，或亂按電視務求分心不再想。自己認為重要的難題是不會消失的。它一定回頭，不會放過你。回頭時再想幾分鐘，跟著設法把它拋諸腦後。這樣一次又一次，如果問題問得對，答案的方向大概沒有錯，可取的答案一定會出現。你不用忙，不要趕著找到答案，因為你要等待思想進入狀態。進入狀態之前我通常沒有肯定的答案，只是在感受上愈來愈舒適。

（四）你想到一個廣泛的題材要在思想上發揮，要把這題材切成可以獨立的章或節，然後逐節處理。思想專於一節，之後再想另一節。一節之內有不同的要點，也有不同的問題甚或難題。你要這裡想一下那裡想一下，跳來跳去，問題會逐步漸變得清晰，可能的答案會變得明確一點。但你不要管是否真的有了答案。你要等。等什麼呢？等到你感到有點衝動要坐下來動筆。這衝動的湧現是說你的思想開始進入狀態。我自己的經驗百無一失。有了這衝動的狀態，動筆時問題與答案會一起清晰地冒出來，而以前沒有想過的也會在動筆時出現了。是思想集中的時候，不要再跳來跳去。不要忘記你還是在下回手棋，文稿只要能舒適地寫下去就要不斷地寫下去，初稿完工後你會立刻知道可否修改而成佳作。這些日子人老了，只幾千的學術文字我通常分三天寫——思想進入了狀態，維持這狀態幾天是沒有問題的。進入狀態前的思想不妨跳來跳去，但動筆後思想要集中到初稿收筆才考慮怎樣下回手棋。

上述是近兩年我重寫《經濟解釋》的經驗的大概。跟我在盛年時的主要分別，是今天步驟明確，所以對思想進入狀態的程序知得遠為清晰。我是因為體力衰退了而逼著要在思想與休息的時間上作出較有系統的安排。同學們還年輕，可以花天酒地一番才在思想上拚搏，但進入思想狀態的程序應該是一樣的。

四十多年前到了西雅圖華大，經濟系主任諾斯對我說不用管文章數量多少，而有兩家學報的編輯說我的文章不需要真的通過評審。這二者的合併應該是多年來我在學術上的思想不難進入狀態的一個原因。要是逼著算文章數量，要管評審員或編輯喜歡的文章格式為何，以我的個性來說，思想是無從進入狀態的。

最近完工（快要出版）的《受價與覓價》是十一年前《供應的行為》的下篇的重寫。上海姜建強與佛山李俊慧說是前後六卷《經濟解釋》中最好的。香港蕭滿章說今天大修重寫的三卷比以前有關的首兩卷高出很多。到了這麼年紀還有那麼大的改進，無所事事及與世無爭是原因，但這些有利因素帶來的效果是要點：今天要進入思想狀態是由我自己全盤操控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