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99 - 103

廣東 Jim 問：



現排污和環保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請問有何對策?




答Jim：



人口密度高的國家，排污與環保非常頭痛，何況隨地吐痰的炎黃子孫歷來沒有潔癖。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還要高，但國家非常清潔。這可見文化傳統對環保有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人口密度高無疑是大困難。曾經發表《驚喜洛陽》，大讚該市清潔。然而，跑到那裡市區之外的鄉鎮，其清潔則不敢恭維矣！



環保困難，因為市場確實不容易處理。千萬不要相信市場無所不能之說。文化傳統是重要的，非常重要，但要培養出清潔的文化談何容易哉？曾經建議推廣可取的宗教，讓教會協助清潔教育，而教育的本身，不管是教會的、家庭的、學校的——對清潔的習慣重要。在清潔教育這方面，中國的推廣是不及格的。



排污這種事，政府參與策劃是需要的。今天國家有錢，是大花一點錢來處理排污與環保的時候了。然而，政府的策劃雖然需要，但執行起來有很多問題。要點是有了專家策劃後，工程事項要全部招標，由私營機構從事。要嚴厲的：若有作奸犯科，或偷工減料，判以重罰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此外，老百姓的清潔習慣，也可通過重罰逼出來。這是香港近幾年的經驗。不妨建議，在地上吐一口痰罰款五百，出不起錢的罰掃街三日，如此類推可也。當然，要找到證據而罰之於法不容易，但殺一可儆百，而重罰在美國及香港是證明有效的。當年美國總統的弟婦在街上棄紙一張，被罰掃街，後來罰款了事。



在大事推廣清潔環保的過程中，一個重點是要保護神州大地的文化風貌。這點非常重要。我認為清洗一番之後，文物、古村等保護得宜，中國是天下最幽美的國家。這樣看，主理環保的人要有很好的品味，也要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深入的認識。唐詩宋詞總要背得出一兩百首吧。

把政府上市 問：

有張老的理論依據,可否把中國的縣政府當作一個分公司,他們分成固定,向世界招騁縣長,甚至把政府上市？




答把政府上市：



問題有意思，但答案複雜，讓我分點說吧。



（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今天中國的縣是公司無疑問。有清楚的範圍界定，幹部職責與財政分成皆有規定，而縣做的是土地與其它項目的生意。



（二）從法律的角度看，中國的縣可不是西方的公司，不依照西方的公司法（corporate law）。



（三）西方的公司法，其實起於地區公司法律，起自英國，而今天美國不少城市是成立了地區公司的（incorporated）。



（四）西方地區公司的起因，可不是為了做生意，而是為了兩方面。其一是要成立一個法人，永遠不死，作為信託之用。其二是成立了地區公司後，多多少少可以避去上頭政府的侵犯。在法律形式上，這種不做生意的地區公司與今天大做生意的有限公司（corporation或limited company）沒有什麼不同。有法人，有股份，而又因為虧蝕是有限的，法人可以永遠不死。



（五）原則上，中國的縣當然可以成立地區公司，但因為大做生意，不少入不敷支的縣，地點欠佳的，需要政府分配幫忙，有限公司於是不易成立。地區公司破產是很頭痛的事。不是有限公司是不能上市的。



（六）招聘縣長與今天由上頭委任（其中有委員投票的決定）是有矛盾的，不能二者並存。我看不到今天的委員投票委任制有很大的不妥，更無從肯定招聘制度較為可取。我的立場永遠是：一個事實證明可行的制度，效果不錯的，不要亂動它。同學要明白，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是經過近三十年由經濟壓力逼出來的，絕對不是北京上頭以獨裁胡亂取捨。因此，雖然有不少問題看來不妥（所有制度皆可批評），我們只能衡量效果來作取捨。論經濟效果，人類歷史沒有見過像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那麼高明的。我知道有不少細節還要改進，但要想得相當肯定才敢提出建議。目前看，招聘縣長不要考慮，因為會影響地區制度的整個結構。如果有朝一日，中國的縣按西方的法律成立公司，這招聘是一個考慮重點。問題複雜，因為西方可行的不一定是較好的。

網友 問：



當課稅對像不存在明顯的市場缺陷的條件下,人頭稅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而且從稅收成本方面來看也是較低的,為什麼現實中政府很少採用這一稅收方式?




答網友：



在經濟學上，人頭稅（head tax，又稱lump-sum tax）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稅制。這是因為此稅不能寫進任何函數之內。這是說，只要一個人有頭就要抽稅，固定的，不會因為收入多少或生意賺蝕而轉變，所以抽此稅不會影響資源的有效使用。



然而，理想歸理想，可行歸可行，歷史上從來沒有成功過。一個困難是抽人頭稅，政府找不到頭：躲起來或虛報頭數，或幾個人用同一身份，據說出現過。倒轉過來的例子也有。昔日墨西哥的人壽保險做不成，因為好些人「死」太多次。



不知是真是假，清代的康熙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是把人頭攤分到土地上，抽地稅，起於人頭難抽之故也。地稅無疑遠為容易抽，對資源使用的影響也較少。十九世紀美國的亨利·佐治，就力主單抽地稅，所謂單一稅制是也。此公也屢說購買土地是發達之途，應該單抽地稅，可惜他死時不名一文，連購買墓地的積蓄也沒有。這是佐治的幽默。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深受佐治的影響，寫成了《三民主義》。孫氏的學問在西方受到鄙視，拜佐治為師（把其思想搬字過紙）是一個原因。



當今之世，數人頭再不困難了。但當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要推出人頭稅時，被輿論罵得狗血淋頭，鳴金收兵。有說這是她後來被迫下台的一個原因。人有三衰六旺，際遇不同，政府要抽同一的人頭稅，怎可以過關呢？在一個「民主」國家，抽不同際遇的人同樣的稅是不能接受的，雖然無數研究顯示，先進民主如美國，富有的人避稅的法門甚多，納稅的百分比比中等人家為低。

加拿大 Yi 問：



身為一個經濟學教授，您認為經濟學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幫助？




答Yi：



千萬不要幻想經濟學可以給你帶來財富。我沒有遇到一個大富人家是曾經研究經濟的。學經濟，對小康或多一點有助，但同樣花那麼多時間作學問投資，收入的回報經濟學只是差強人意。從經濟學中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的金融學，今天的打工收入最高。是教人投資的職業，很有點尷尬，因為那些職業金融專家自己的投資命中率，一般比不上我已故的不識字的母親。聽說風水先生是不能替自己看風水的。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只是解釋世事，別無其它。是非常有趣的學問，對腦子的操練有大助焉。但我是幸運的，因為初出道時就有了終生僱用合約，沒有被任何人強迫發表。一起筆就升到正教授，從來不需要為爭取加薪而寫文章。這樣的經濟學職業，七十年代起不復存在了。純為解釋世事而學問，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收入不錯，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決定，雖然要拚搏，往往苦不堪言，但整體來說自由自在，有不枉此生之感。



真的有解釋力的經濟學問，在市場值錢嗎？大學之外很難說。不少公司曾經邀請我作董事，但那是看名頭，不是看學問，一般推卻。專欄文章可以賣點錢，但恐怕那是因為我的興趣廣泛，可以無所不談，讀者認為過癮。



應該是很值錢的——應該富可敵國（一笑）——是我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理解。是深入的理解，所到之處前無古人（一笑），但我要向誰收錢呢﹖不少朋友認為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貢獻（一笑），如果是真的話，那麼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抽小半個傭，也富絕地球矣（最後一笑）。但一分錢也沒有收過，天下能不為區區在下而同聲一哭乎？



寫到這裡，悲從中來，不由得想到明人徐渭的一首詩：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

棋魂問：



中國近代,現代,有多位文學大師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終究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中國當代作家誰最有希望獲諾貝爾文學獎?




答棋魂：



諾貝爾的任何獎都不是為中國人而設的——或者說，以中文動筆獲該獎的機會甚微。自然科學不著重文字語言，炎黃子孫的機會較大。如果諾貝爾的和平獎是發給對人類生活的貢獻，我認為鄧小平在生時應該拿得。奇怪經濟學諾獎不是發給對經濟實踐的貢獻，而是給一些我往往看不出有什麼實踐用途的學問。論實踐的經濟貢獻，還健在的眾君子中我首選朱鎔基。此見也，是離群之馬，區區在下能活到今天是奇跡。



文學文學，一般指文藝之學，當今之世，早就不合潮流，令人惋惜。高行健拿得諾貝爾文學獎，全靠翻譯翻得好。有誰會是那樣幸運呢？李碧華的某名著，好的，好些年前有了英譯文稿，拿來給我看，請我代為修改。我一看就讚不絕口，說自己譯不到那個水平，不用修了。如果碧華有幾本那個水平的小說，譯得有同樣的水平，問鼎諾獎是有機會的。已故的張愛玲自己懂英文，很懂的，但水平跟她的中文差很遠。



健在的中國文藝寫手我一般不熟，翻閱過一些，好的有相當水平，但翻譯怎麼辦呢？個人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值得拿文學諾獎的，翻過幾頁老查似乎認為可以的英譯，認為不成，不是英語水平不足，而是譯不出原文的味道——應該不可能吧。



丘吉爾當年寫《二戰》，是巨著，獲文學諾獎，值得的。這類有關政治及國際話題的「文學」，在中國目前的言論約束下恐怕寫不出大成。昔日英國的羅素，以論事散文獲文學諾獎，也值得。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個人認為，如果我以中文寫羅素那類散文，有信心寫到他的水平，但以英文下筆就不成。這可不是因為我的英語水平不足（文字上，我二語的水平差不多），而是文化傳統有別，我寫不出他的西方文化的感受。



總的來說，「東是東、西是西」這句話，多多少少有點道理。諾貝爾獎是西方的，自然科學不需要講孰東孰西的感受，但文學要講，且翻譯不易，是以為難。

人民幣的困境（之四）

不久前在報章上讀到周小川先生在十七大的言論，有云：「中國當前貨幣政策仍要堅持多目標，並強調促進經濟發展……。他大稱，中央銀行首先要注重通貨膨脹的防治，保持幣值穩定，其次在宏觀調控和制定貨幣政策時要考慮促進就業……。」



上述的觀點無疑是西方某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可以辦得到嗎？地球歷史沒有成功過。今天歐元幣值穩定，主要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多目標」。可不是嗎？歐元成立以還，德國與法國的失業率毫無改進，其它的歐盟國家有失業率低很多的。歐盟之邦有不同的經濟困境，是佛利民當年認為歐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歐元成功，是因為主事者只求幣值穩定，不管其它。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在實踐上沒有成功過。原則上行得通嗎？理論說很困難，困難重重也：一石多鳥要碰巧。國家大事，豈同兒戲哉？



雖然不是我的研究專業，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進貨幣，有名師指導，同學了得，而後來認識佛利民、夏理·莊遜、蒙代爾等貨幣大師，要不跟進也艱難。記憶所及，佛老當年認為沒有一個聯邦儲備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後來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認為最好。格老的政績如何呢？處事臨危不亂，國會應對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間，美國的利息率輪上輪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說過，利息率轆來轆去，轆上轆落，早晚會有投資者或借貸者被轆瓜。言猶在耳，次按風暴就出現了。



費沙的利息理論說得清楚：投資的回報率應該與市場的利息率相等。很顯然，投資的回報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內的利息率那樣轆上轆落。換言之，格老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違反了經濟原則。佛利民當年是反對以利息率調控經濟的，但以幣量調控，困難重重，格老轉用利率也就無話可說。可惜佛老去年謝世，否則見到今天的次按風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國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是以利率調控，拜格老為師，放棄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鎔基傳統。不敢說朱老比格老聰明，而是美國的「無錨」（fiat money）貨幣制度有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佩服蒙代爾，他四十年前就這樣說。



西方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於史密斯之前，其後參與的天才輩出，實證研究的大好文章數之不盡，可謂精英盡出矣。然而，理論歸理論，實踐歸實踐。實踐上，該理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要點：我們不知道方程式內的貨幣量究竟是些什麼！是M1？是M2？是M3？還有其它嗎？



我肯定幣量理論有嚴重的失誤，始於一九九五。該年我的一位師兄A. Meltzer訪港，我帶他到雅谷進午餐。在貨幣研究上，這位師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學生，與老師拍檔研究貨幣得享大名。單以調控銀根（base money）來調控幣量的主張，是這位師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這個「銀根」法門後來被西方的國家普遍採用，是以利率調控之前的事了。可以說，從貨幣理論實證研究的角度衡量，這位師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師兄向我提出一個困擾著他的問題：美元的幣量急速上升了好幾年，但美國見不到有通脹復甦！他說想不通，唯一的解釋是當時美元在國際上強勁。分手後我再想，得到的解釋是：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蘇聯解體，國際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間多持美元是不會導致美國本土的通脹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對自己多年來的幣量觀有懷疑，那是大師的風範了！



於今回顧，我歷來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幣量之說外，其貨幣觀還有兩處失誤。其一是他對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解釋，是貨幣的頂級研究，詳盡得前無古人，但輕視了當時的美國工會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低工資半點也不低。這些加起來約束了勞工合約的選擇，而重要的件工合約當時在美國是被判為非法的。我絕不懷疑佛老說的，當年美國的聯邦儲備局做錯了，失誤頻頻，幣量應加不加，或應加反減，也不懷疑在合約選擇自由不足的情況下，大幅增加貨幣量，搞起一點通脹，對當時的大蕭條有助。然而，朱鎔基的中國經驗卻令人大開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脹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著有負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提升，通縮率達兩位數字應無疑問。樓房之價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這樣的極為「不景」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保八，而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長三角的經濟就是在那時飆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經驗，明顯地否決了佛老的單以貨幣理論解釋大蕭條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項失誤，是他認為金本位制度放棄了之後，一個大國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實物為貨幣之錨。昔日以金或銀為錨的本位制，導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長的時日，今天還有不少經濟學者嚮往。可惜此制也，金或銀本身的價格波動會導致其它物價的波動，而這本位制的瓦解，起於經濟增長或行軍打仗，金或銀的供應量不足。



沒有誰不同意有實物為本位的貨幣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實物。是朱鎔基在九十年代處理貨幣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來：以實物為貨幣之錨，市場要有實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實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儲存有關的實物的。解釋是後話。



這裡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標的貨幣制度雖然老生常談，但歷史的經驗沒有成功過。貨幣的基本用途是作為計算單位（unit of account），亦即是協助市場交易的單位了。凱恩斯是這樣看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的主要目標是穩定物價，而如果只針對這單一目標處理，成功不難。這應該是中央銀行要集中的唯一職責。經濟的其它方面應該是央行之外的責任。不要羨慕美國聯邦儲備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經濟的各方面去。看似大權在手，其實手忙腳亂！是那個無錨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貨幣無錨，以幣量調控物價難於登天，顧此失彼，於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標去。



君不見，西方常說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開放改革後的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不是說經濟沒有波動，而是沒有週期性。貨幣制度不同，市場合約選擇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別。個人認為：朱老搞出來的中國貨幣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國不會有今天。我同意蒙代爾為此而提出的格言：還沒有破壞，不要修理它。



（之四）

人民幣的困境（之三）

上文提到人民幣面對兩項困境。其一是兌美元上升，外貿以美元結算，彈性係數不協助，中國的外貿順差不跌反升。這會帶來外間再強迫人民幣升值，有可能一重一重地逼上去，使中國走上日本當年的不幸的路。其二，中國的勞苦大眾的工資，高於跟他們競爭的印度及越南等地，人民幣再上升，這幾年發展得很有看頭的農民生活，會遇到嚴重的打擊。

這裡轉談第三項困境。那是這幾個月中國的通脹是明顯地上升了，到了近於不可以接受的水平。這裡我們要冷靜下來，思量一下。首先，近來的通脹加劇主要是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這是好現象。農轉工的人數那麼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自然的現象，而如果農產品的價格不升，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有抬頭的一天。然而，普通常識說，農轉工的人數多，非農業的物價理應下降才對。但沒有，只是上升得少。原則上，中國的物價指數，農產品占三分之一，其價上升一個百分點，其它物價下降半個百分點可以抵銷，使通脹率為零。但沒有。在目前中國的發展中，通脹年率低於五可以接受，目前是在六至七之間，不好，也不大壞。

大壞而又頭痛的，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按照經濟常規，幣值上升是會帶來通縮的，但沒有。以香港為例，近兩年港人到大陸消費，物價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強。不是說國內的人也遇到同樣的通脹，分析複雜，但可以肯定地說，因為人民幣值在國際上升了，國內的通脹率其實不止目前公佈的六至七之間。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經濟學問題。幣值上升，應該有通縮——讀者不妨想像人民幣值大幅上升，通縮必至——但為什麼上升了百分之十還會有通脹加劇的現象呢？

我的解釋有兩方面。其一，貿易順差急升，外資繼續湧進，外匯儲備激增，這些進帳或遲或早是要用人民幣兌換代替的。這會導致人民幣的國內流通量增加。不是說外匯進帳要下降至零才沒有通脹，但因為這進帳的激增使人民幣量上升，央行加息約束的主要是國內市民的消費與投資，不是明智之舉。其二，央行以壓制人民幣需求的方法來紓緩其上升壓力，例如禁止在國內自由地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壓制需求會促使市場預期人民幣會繼續上升，爭持人民幣會使幣量被迫提升。

這就帶來我曾經說過的一個重點：要紓緩人民幣上升的壓力，約束需求（目前做的）是劣著——正著是增加人民幣的供應。後者，為避免國內的通脹加劇，央行要把人民幣大量地放出國外——這是要解除目前的外匯管制了。

解除匯管，把人民幣大量放出去，要人民幣變得毫無上升壓力很容易，而放出去夠多人民幣值是會下降的。要注意：把人民幣放出去與此前決定（而最近剎掣）的天津「直通車」到香港買股票很不相同。「直通車」是內資外流，但人民幣外放有引進外匯的效果，國家是有錢賺的。這裡要說清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不反對內資外流，但指明是購買股票卻是劣著。股票之價，原則上，是反映著上市公司的回報率，市場應早有定論。無端端因為「直通車」而使港股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反映著股民一般無知，早晚會損手爛腳！買股票不是移民潮買樓，不是自由行購物，而是市場投資，要看上市公司的投資回報。

炎黃子孫有錢出外投資，那很好，但要讓他們自由選擇投資的項目與回報的預期。說實話，當今之世，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投資比神州大地更可取，但如果炎黃子孫要分散一點，那到外間下點注，過癮一下，也無不可，但不要強迫他們通過港股市場。

要紓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大量把人民幣推出國際是最上選的了。這裡還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重點。這兩年人民幣上升，主要是兌美元上升，而我說的接單工廠今天叫救命，主要是他們一律以美元結算！是個尷尬的問題，炎黃子孫很有點面目無光：既為泱泱大國，經濟搞了起來，震撼世界，但外國人購買中國貨，為什麼不能用人民幣結算呢？這是因為中國還有匯管，人民幣不自由外放。

北京的朋友要為國家的尊嚴設想一下吧。但在目前的形勢下，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外放，有不小的機會帶來相當頭痛的麻煩：國內的通脹因而急速上升的機會存在。這裡我們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有兩點對通脹是有利的。第一點，如果北京依照我的建議，取消進口稅，貿易順差大跌，有紓緩通脹的效果。第二點，以提升人民幣的對外供應來減少該幣的上升壓力，市場再不爭持。另一方面，人民幣自由外放，對通脹不利也有兩點。第一點，人民幣的強勢下降的本身，會增加通脹的壓力。第二點，如果外放了的人民幣回流，國內的人民幣量增加也會導致通脹。人民幣留在外地則不會，但外放了的總會有某部分回流，尤其是投資中國這些年成為風氣了。我們無從估計外放了的人民幣的回流比率會是多少。

兩點會紓緩通脹，兩點會增加通脹壓力，一起合併，國內的物價會向哪個方向走呢？很難說。如果一定要我猜一下，我認為在目前的物價明顯地趨升的形勢下，解除匯管，外放人民幣到沒有上升壓力的那點，國內通脹加速的機會較高，有可能引起急速通脹。因此，我不能不舊話重提，建議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這後者我分析過多次，但好些讀者還是不明白。應該是傳統的貨幣觀誤導了他們。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再說一次。

這裡要補充一下的，是人民幣大量外放，中國的外匯儲備會相應上升。與貿易順差及外資湧進的儲備上升不同：除非人民幣大量回流，其外放帶來的儲備上升是不會增加通脹的。

（之三）

人民幣的困境（之二）

說過多次，反對人民幣升值是為了中國的農民。也說過多次，中國農民的生活搞不起，經濟增長怎樣了不起也沒有用。說要改善農民的生活說了幾千年，得個「講」字，但今天是看到曙光了。

近來反對人民幣升值有點火氣，情難自禁也。可不是因為農民的生活沒有改進，或改進得太慢。正相反，大約二○○○年起，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得快，上升速度超過我的期望。形勢好，是關鍵時刻，潑冷水愚不可及。左盤算右盤算，我認為這幾年農民生活改進的速度，如果再持續十年——從歷史看是很短的時日——中國的農民會達到小康。還要鼓勵城市的工商業發展。農民生活的改進，是要靠工商業的繼續勵進帶動的。不容易看到農民的生活與城市的人均收入打平，因為後者有大富人家。但農民的人均收入，要達到城市的中等人家水平不苛求。那是小康，大約還需要十年吧。這是以目前農村的發展速度算，也把二○○三年起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速度算進去。

說實話，要一下子大幅提升農民的生活，易過借火。那是拜當年的日本為師，禁止農產品進口。但這樣做，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會變得潰不成軍，無從再進矣。我反對禁止農產品進口，或抽進口稅；我也反對最低工資，反對補貼農業，反對福利經濟——因為這些會扼殺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我贊成大事推廣農村子弟的知識教育，認為最好鼓勵私營的慈善機構辦學，贊成在農村推廣適用於中國的農業科技，也贊成大學取錄學生時，農村子弟的高考成績不妨讓個折頭。

我也認為兩年前取消農業稅是對的。這「取消」協助了在農民大量轉到工商業去的情況下，農產品的總量還繼續上升：棄置了的農地再被耕耘，僱用全職農工開始盛行，而農作的機械與建設投資，雖然還簡陋，是明顯地急速上升了。

不要相信農民的生活愈來愈苦，或貧富兩極繼續分化。就是北京也難以估計流動人口，以戶籍人口算農民的人均收入不對，而外國機構的什麼分化指數統計，根本不知道中國發生著些什麼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與農村之間可能還在加闊，但相對的百分比升幅，這幾年農民比市民升得快是沒有疑問的。這發展繼續，農民的收入早晚會追上城市的居民。

北京目前的統計，是全國農民人口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是以戶籍人口算吧。我調查了幾個農村（包括河南、江蘇、浙江、廣東、貴州），圖案竟然一樣：可工作的農村勞力，十個走了七個。近城市的走得較少，因為容易半農半工。大略地算一下，從總人口看，今天農村的實際人口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從勞動人口看，操作農業的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過比較深入調查的專家朋友，說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六年前在廣州講話，我說中國操農作的要下降至總勞動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才算及格。這言論給人痛罵，說永遠不可能。曾幾何時，今天應該是達到了，比我六年前想像的快。今天看，農作勞動人口再下降五個百分點就差不多了。

無可置疑，近兩年建築工人的收入上升得很可觀，反映著從農轉工的速度緩慢了下來。僱用的農工興起，而他們的全職收入，目前是略高於工廠的低薪工人。這裡要指出一個考慮重點。以低工資從工商業學起，只要勤奮，知識與日俱增，假以時日，其收入的上限有機會高到天上去。換言之，工商業的知識有很大的爭取空間，機會有很大的變化，因而收入增長的彈性高。農業可沒有這樣的際遇。中國的農作知識了不起，但主要是數千年的智慧積累，農村的孩子從小耳聞目染，長大後一般都學滿了師。不是說先進的農業科技對中國毫無用處，但地少人多，好些外來的科技沒有多大用場。技術上，這些年中國的農業有長進，而以膠布建造溫室這幾年盛行了。那天我見到農民投資五千，用膠布建一間房子，可養雞千隻，有無限感慨。是新法飼養，而令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戶農家拿得出三個五千元。

無論怎樣說，一個地少人多的國家，加上農業的本質，農民收入的上升彈性遠不及工商業。所以我認為一個年輕力壯的農工收入，只略高於工業的低薪是不夠的。這幾年農產品的價格比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是好現象。假設工業產品之價不變，農產品之價再升一倍至一倍半，加上設備投資與新技術，農民一般可達小康。這樣盤算，我的估計是再要大約十年。

漫長的黑洞，中國的農民終於走到盡頭，見到光亮了。為什麼不讓他們走出洞口呢？發神經！說過無數次，農轉工，中國的農民起步時是轉到我稱為接單工廠去。這些工廠的產品沒有自己的商標，也沒有任何專利，只是有單接單，有版照造，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什麼先進之邦，而是越南、印度等工資比中國還要低的地方。人民幣升值，大家用美元結算，訂單會容易地跑到這些後起的地區去。今天的中國可沒有日本當年那樣著數，可以讓日圓上升一兩倍還有競爭力。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佛利民說得清楚：世界大變，不久的將來地球會增加十至二十億的廉價勞力在國際上競爭。沒有看錯，這競爭出現了，是地球之幸。我為印度、越南等的興起感到高興，而對中國來說，落後之邦有點錢是大吉大利，因為與之貿易可以多賺一點。但讓人民幣升值是讓賽，是輕敵，是未富先驕。

是的，就是農轉工到了一個飽和點，北京還不能讓人民幣升值。原因是要提升農民的收入，我們要讓工商業的收入上升。這上升會自然地迫使工業改進產品的質量與引進科技，而這幾年中國的研究投資的上升率是世界之冠。人民幣不升，中國的接單工業總會有抬頭的一天。是的，中國早晚要放棄低下的接單工業，讓改革較慢起步的接單去吧。絕對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中國的勞苦大眾吃了那麼多年苦，今天的形勢是他們的血汗換回來的。

五年前說過，人民幣強勁，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人民大眾吃得苦。人民幣升值，對富有的炎黃子孫無疑有利。但勞苦大眾呢？難道他們會旅遊巴黎喝拉圖紅酒嗎？

（之二）

人民幣的困境（之一）

（按：此文乃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於貴陽貴州財經學院講話之大略。是日也，朝雨送寒，午後講座，老師同學雲集者二千。隨後揮毫數紙，晚宴貴州茅台，夜敘法國紅酒，老生常言該地貧瘠，蓋前日事耳。）



各位同學：

我老是想得簡單，這次講話，每點要說的都簡單，但因為有多點，加起來就變得複雜了。所以同學們要聽得留心，否則加不起來。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得快，歷久不衰，其貨幣幣值強勁，在國際上有上升壓力，是大吉大利的形勢，與貨幣呈弱勢是兩回事。好比一個男人找不到女人，相當頭痛，但如果有多個美女追求，則過癮之極，處理何難之有哉？目今人民幣在大好形勢下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困境，恐怕源於處理失誤，為何如此，怎樣解救，說來話長，讓我說說吧。

二○○二年我在南開大學說人民幣是天下第一強幣（當時黑市還低於官價），二○○三年三月說兩年內先進之邦會強迫人民幣升值（當時黑市與官價打平）。不出所料，只四個月後這「強迫」就出現了。我當時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這反對今天依舊——為何反對我會解釋。感謝貨幣大師蒙代爾。他也屢次公開反對人民幣升值，後來知道他的理由與我的差不多，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首先要說的困境，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六至十之間後，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急升。說過好幾次，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順差上升的機會很大。經濟本科一年級的彈性係數分析，說物價上升，需求量下降，但總消費可能增加。到了三年級的對外貿易課程，這彈性係數增加了好幾個，方程式長而複雜，都支持著貨幣匯率上升不一定可以減少貿易順差，但沒有誰可以事前推斷彈性係數是哪個數字。當然，如果人民幣升得夠高，到某個價位中國的貿易順差一定會下降，但到那一點，或到順差不存在的那一點，中國的經濟很可能會走上日本的路。我大概是一九八六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是的，當年發展得頭頭是道的日本，經濟不景已有二十個年頭了。二○○一年在三藩市與佛利民暢談日本的困境，他說日本看來有轉機，六年過去，這轉機還看不到。這可能是因為日圓幣值在國際上大幅上升了，受益的多是有錢人，話得事。三十年前紅極一時的日本，在經濟政策上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地價急升，飛到天上去。其二是讓日圓匯率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今天約一百二十兌一）。史坦福一位名教授作過深入研究，兩年前發表所得，直指日圓升值對日本經濟的禍害。像蒙代爾一樣，這位教授支持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經濟學諾貝爾獎十之八九落在美國學者手上，但那裡的議員老是認為人民幣值上升會改善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更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外國堅持要求中國貨價上升。說會增加本土的就業機會是淺見。最近見報，中國貨的價格在美國是明顯地上升了，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中國貨的總消費於是上升了。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我敢十對一打賭，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再上升必將加劇。另一方面，雖然中國貿易順差上升的本身不一定會導致人民幣值上升，但市場一般是這樣看。如此一來，政治施壓，市場又施壓，人民幣要不升很頭痛。

不止此也。最頭痛的關鍵，是如果人民幣受到壓力而再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會繼續上升的機會很大。這是因為中國貨在外地暢銷已有十多年，那裡的消費者養成了慣性，這是會促成彈性係數下降的。我們無從知道人民幣要升到哪個價位這慣性才會改為有利中國貿易順差下降的彈性係數。這樣，人民幣值再上升，中國順差又再上升，外國加重施壓，一重一重地推上去，中國會被迫走上日本的不幸的路。前車可不鑒乎？

只有兩個可以改「善」中國貿易順差（指減少）的途徑，肯定有效的。其一是中國大幅施行出口關稅。這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極為不利，但總要比外國大幅提升中國貨進口稅為佳，因為前者稅收由中國獲取。其二，最佳的選擇，是廢除外國貨進口中國的關稅，或起碼大幅減少。廢除所有進口關稅是妙著，最好的，貿易順差一定下降，而炎黃子孫可以大享鬼子佬的名牌真貨之樂矣。不妨考慮與外國洽商，大家一起取消所有關稅，但中國單方面取消所有進口稅也是正著，何況這後者瀟灑好看，乾脆利落，有大國之風。這也是對世界公佈：地球一體化，我們不跟你們婆婆媽媽，身先士卒地表演一手，成為天下第一個自由貿易大國。

縱觀天下大勢，我認為中國取消所有進口稅不僅要做，而且迫在眉睫，要盡快做。這是一項肯定可以大幅減低中國貿易順差的法門，而又因為有那麼多的外資要到神州大地下注，我們無需擔心取消進口稅會對中國目前的外匯進帳有不良影響。說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那麼多，要燒也要燒好幾天。

取消進口稅對中國的工業會有負面影響嗎？也不用擔心。一個原因是中國貨的競爭者絕大部分不是先進之邦的優質名牌，另一個原因是讓優質名牌免了關稅殺進中國，這些產品會迫使中國提升產品質量，很快的。今天，我絕不擔心中國的工業家會那樣不爭氣，見到外來的名牌就心驚膽戰，鳴金收兵，躲起來了。

六年前，在某次講話中，我說如果舉世取消關稅，全球一體化競爭產出，我會將身家押在炎黃子孫那邊去。這類推斷我從來不錯。

（之一）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二）：張五常答問（2）

提問三：



張教授你怎麼看待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學發展？





張五常：



科斯很反對現在經濟學的發展。布坎南也反對得很厲害。Gary Becker也反對，不一定反對得很厲害，但也是反對。科斯反對得很厲害，很多次來信，或通過助手轉達，要求我在中國搞起經濟學。他認為美國沒得救。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科斯和我兩人是絕對相信——可能整個經濟學界只有我們兩人相信——如果你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就不可能解釋世界。這只有我們兩人相信。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但一般的經濟學家不覺得那麼重要。愛因斯坦想出相對論，他完全沒有看到什麼實例。有些人相信，他們可以把門關起來，不需要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在紙上演算數學方程式就可以搞出來。我和科斯兩人認為，雖然這在原則上是可能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而還能推斷髮生了什麼事，但機會很低，近於零。這世上有多少個愛因斯坦啊？所以你先知道了發生什麼事再去作解釋，推測完全不同。你說現在的博弈理論解釋了什麼？弗裡德曼在他的《科學方法論》裡說過一句話：經濟理論是用來推斷還沒發生的事情。科斯為此與他大吵一頓。我是中間人，很頭痛。因為他們在科學方法論上是彼此有點誤解的。兩人都是好朋友，互相尊重，但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都對，也兩人都錯。



我個人認為，如果你不知世事，就無從解釋世事。天下有多少天才呢？我最近寫了篇文章，說Stigler啊、貝加啊，都鬧過很多笑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我認為我比較優勝之處就是我知道發生什麼事，街頭巷尾的。沒有一個現象在手，我是不會去搞的。這就是分別所在。也就是說，在方法論上說，兩個都對；但在實用上說，我覺得我這條路比較好。（掌聲）





提問四：



剛才張教授說「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改革也是產權界定的過程，是由政府主導的。說到政府的作用，第一個是保護社會不受外來的侵略，第二個是保護個人的財產不受他人的侵犯，然後就是處理一些經濟外部性的問題。那麼在改革當中，在產權清晰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是應該慢慢地淡出？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使政府慢慢地淡出？您說過中國地區之間的競爭，說這是最好的制度，學生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說經濟改革方面還可以的話，但說到政治改革，我覺得很迷惘。如果說經濟改革是自由的前提，那麼政治改革應該怎麼樣？





張五常：



我的老師艾仁智說過一句話，成功只能以效果來衡量，意圖如何是無關的。我同意這句話。你的攝影理論說得怎麼樣都好，拍不出好的照片，沒用。中國是有很多問題，但你不可否定的是，其經濟增長率破了人類歷史的記錄。香港當年增長多麼快，最快的時候絕對不夠中國現在快。而且中國的人口是那麼多。到中國內陸去看，到處都發展很快。我很同意蒙代爾的這句話：「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這邊說要投票，那邊說要怎麼怎麼。我跟周其仁說得很清楚：「你不要跟我說中國的不對，你要告訴我中國做對了什麼。」你說我厲害不厲害？但我自問，如果給我來改革中國，給我生殺大權，我沒有信心能做得這麼好。你左批評右批評，有些問題他們是知道的，就不要再罵了；有些是他們做不到的，也不必再說；明顯是走錯路的，你就要集中管那裡。



很多鄉村進行差額投票，一開始就出現買票，這就是中國文化。台灣也是這樣。黎智英有一篇文章，叫《阿扁Bravo》，為台灣叫好，因為現在要審問阿扁嘛。台灣民主萬歲。蠢到死，他沒有想到，如果台灣沒有民主，不會有阿扁這樣的人出現。（笑聲、掌聲）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阿扁是省長，早就給「雙規」了嘛。（笑聲）更幽默的是，同一期的《一週刊》，有一個叫詹宏志寫的文章，回憶以往，拚命說台灣好，好得不得了，多可愛。蠢到死，原來他說的，是蔣經國的時代，（笑聲）那是大獨裁者的時代。我們在座的楊懷康先生，（笑聲）又是要民主，他是郭伯偉的忠實朋友。蠢到死，他們所讚賞的香港，是完全沒有民主的香港。這是很頭痛的問題。我說得很清楚了，你要搞民主投票，要先把憲法搞好。這是很困難的事，現在連美國都遇到很大的問題。美國的民主曾經是非常好的，但是現在也不行。（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二）：張五常答問（1）

主持（向松祚）：



現在有15分鐘的時候可以讓各位向張教授提問題。





提問一：



張教授，我冒昧提一個問題。國內的企業MBO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前一陣子比較熱門的郎鹹平教授也受到影響。我個人理解，可能也跟剛才講到的自由化的步驟有一點關係。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張五常：



郎鹹平教授不是學經濟的，他是搞管理方面的。所以他對中國企業的觀點，不是經濟的看法。當我們看，說國營企業行不通，我們不是說股份制行不通。股份制去到哪個程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上市公司是可以看作一個私營的企業。其中牽涉到轉讓權的問題是很關鍵的，也就是說我有沒有權收購這家公司，我能不能把這家公司的股票隨時隨地賣出去？這些都帶出很多經濟學的問題。但郎鹹平不是研究這些問題。我聽說，但沒有看過他的文章，他關於企業方面的某些調查是做得挺好的。但他研究的不是經濟學方面的問題。



我強烈反對他的，是他說過的一句話。他說，現在的中國是五千年以來最糟糕的。這一句話我罵得很厲害。他不能為了自己出風頭，就這樣侮辱中國人。你們不明白，中國有今天，不是因為我，也不是因為弗裡德曼，也不是因為科斯，而是因為那些勞苦大眾。他們是很辛苦的。你們見過嗎？清晨三點鐘，在上海的那些高樓大廈的鋼架上，幾十層樓的鋼架上，已經有人在燒焊。你們可以想像，他們只是為了多賺幾元錢。中國就是有這樣的人。我們的責任，就是把制度搞好，讓這些人可以盡己所長。但真正的英雄，還是他們。你們可想而知，那東海大橋，才花了多長時間就建起來？七千人日以繼夜。你說中國五千年來最糟糕，得罪我張五常不是問題，但是你得罪了這些人。你想一下現在人民幣這麼強是什麼原因？不是因為我，不是因為弗裡德曼，而是因為那些人在工廠裡這樣苦幹。我看到了真的非常感動。髒兮兮的，水也不能多喝一口，東西也不能多吃，但他們無所謂。他們這樣，是因為中國開放，他們看到有前途，所以就拚命了。中國人真的能吃苦。你還這樣侮辱中國人？這是說不通的。所以他的問題是，他想出風頭，太多口。





提問二：



Ronald Coase和Friedman對你和對中國的改革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想起他們在Director家裡進行的那場大辯論，最後Friedman是同意了科斯的看法。Friedman後來是被convince了呢？還是他自己本來就有這樣的想法？





張五常：



這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太緊張刺激了，雖然我不在場，但左問右問，十個參與辯論的人我認識其中七個。簡單地說一次這件事吧。科斯1959年的那篇關於音波頻率的那篇文章，裡面提到一個例子。他說的是，我在這裡種著玉米，你在我的玉米田裡泊車，是損害了我，我有權要求你賠償。但是倒過來，如果我不給你泊車，因為我要種玉米，我是損害了你，你可以要求我賠償。他用了這個例子，文章寄給Director的時候，芝加哥的人說他這一點是錯的。因為他們歷來相信，一家工廠污染鄰居，這家工廠要補償給鄰居。但科斯倒過來看，可不可以是鄰居補償給工廠讓它不要污染呢？他們反對得很厲害，反對得最厲害的是嘉素，就叫Director不要刊登這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是好的，但要取消這個泊車的例子。幸好科斯不肯取消，因為在這一段的最後一句，就是「權利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取消那個泊車的例子事小，沒有了最後那一句就事大。我認為那最後一句就是科斯定律，別人卻不知道，以為60年那篇文章才是科斯定律。



科斯怎麼也不肯取消那一段，就引起了辯論。Director就說：「要發表沒有問題，你要來芝加哥大學做一次演講，澄清你的觀點。」科斯就說：「演講就不必了，跟幾個人談一下就可以。」Director就把這篇文章擺在59年那一期的首位，然後在60年的春天，科斯去Director的家裡吃晚飯。Director就找了當時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來。我聽到的是幾個不同的版本。有些是相同的，有些不同。John McGee說他記得很清楚，說他們凌晨離開Director家的時候，就知道剛才發生的是歷史。Harberger的記憶，是Harry Johnson當時在英國，聽到這件事，就打了一封電話回芝加哥大家，說恭喜一個英國人再發展新大陸。所以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McGee跟我說，Harberger在Director的家裡搬動傢具建造欄杆，把牛與麥隔開。科斯和Harberger就不記得有搬傢具的事，但McGee說肯定搬過。科斯怎麼也不肯認輸，人人都反對他。他一吃完飯就說：「假如一家工廠污染了鄰居，工廠應不應該賠償給鄰居？」人人都說應該，但科斯說不，就吵了起來。吵了一個多小時，人人都說他錯了，但他不肯認錯。根據Stigler的回憶，Friedman突然之間站起來，開機關鎗一樣亂掃一通，半小時之後，所有人都躺下了，只有科斯一人還站著。所以有人就說，科斯定律應該是Friedman的。這是不對的。為什麼不對呢？因為他1959年的那篇文章已經說了出來。如果不是59年說了那一句，那麼你可以說60年那篇文章是受Friedman的影響。



根據科斯的回憶，他對我說得很清楚：「我想來想去不覺得自己有錯，不可能錯，所以怎麼也不肯認錯。但是，弗裡德曼那麼清楚，他一說完的時候，I knew I was home。」就是弗裡德曼說完了，他才知道自己對了，（笑聲）是安全抵家了。其實他59年已經說過了。（笑聲）所以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界定權利就是私有產權，但其實想像下去是很深的，否則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弄不清楚。這個故事是科斯親口跟我說的。在芝加哥校園裡，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Alchian也聽說，其實Coase Theorem是Friedman的嘛。Stigler也曾經說過，imply可能Friedman占較大的貢獻。而Stigler是搞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他跟我說過很多次，整個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就是科斯定律那句話。這是Stigler的判斷，而且Coase Theorem的名稱是他起的。我問過科斯之後，認為主要的證據就是59年那篇文章，科斯定律應該還是科斯的。



我還做過最後一次求證，我問了Friedman。科斯拿了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去瑞典觀禮。Friedman很喜歡我們兩夫妻，一見到就拉我們坐在他的身邊。有會場的工作人員拍我肩膀，說Coase在外面，叫我出去迎接他。我們出去，見到科斯，互相擁抱。科斯走路很慢。我們回到原位，坐在Friedman旁邊。掌聲雷動，我就問Friedman：「坦白地說，這個人值不值得拿諾貝爾獎？」Friedman是很坦白的人，如果Coase Theorem是他的而不是科斯的，他不會客氣的。（笑聲）他說：「他啊？10年前就該拿了。」所以Coase Theorem是科斯的。（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一）：張五常演講（2）

張五常：



（續前）



第二方面的問題，就是產權的問題。他們反對私有產權，不喜歡那個「私」字，到現在還是要用「民營」來代替「私營」。（笑聲）這就很困難，要怎麼解釋私有產權，才能說服中國使用這種制度？他擺明了是共產國家嘛。後來我說服了弗裡德曼，我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名號沒有關係，問題是怎麼推行私有產權制度。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土地怎麼能私有？1985年的時候我開始推出兩權分離的說法，說明土地不需要所有權也可以私用。說到「私」字，他們就難以接受，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為科斯的貢獻很大。



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所謂私有產權無非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得清楚。就是這麼簡單，但科斯沒有用到「私」字，北京容易接受。一講他們就明白，比打針吃藥還快。（笑聲）你說這是不是神奇的事，其實沒什麼深奧。當時我是Alchian的學生，他最喜歡講私有產權的事，但他來來去去都講不出這一句，就是權利界定這一句。這麼簡單的事情，科斯講出來了。但是當時很多人讀科斯那篇關於音波頻率的文章，他講到權利界定的問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講私有產權。我將這一點賣出去，北京馬上就抱住。



看看所有法律的書，當年我看很多這類的書，看看所有講產權的書，沒有人能講出這一句。只有科斯1959那篇關於FCC的文章，突然說出這麼一句：權利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他突然冒出這麼一句，我一讀到就跳了起來。後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科斯對中國的貢獻很大。說私有產權，怎麼說他們都不明白。但你說權利模糊不清不行，他們就認同。你說權利界定清楚就行，他們也認同。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都是幸運的事情。我自問是想不到這種說法。Alchian教了我那麼久，他也說不出來。你問什麼是私有產權，打開法律書看，看得眼都花了，還是看不明白。但科斯只說了這麼簡單的一句。據我所知，北京的朋友自80年代中期起，一提起權利要界定清楚，人人讚成。你說大鍋飯不可取是因為界定不清楚，人人讚成。你說要砸了大鍋飯，人人讚成。你說人民公社不可行，人人讚成。所以回想起來，這些思想的東西，不需要很深的，只要說得對。所以科斯的貢獻很大。



去年，我帶著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去杭州。杭州的青年才俊、黨委書記請我們在西湖邊一個豪華的大廳裡吃飯。本來是為了邀請這位院長，他才是貴賓，但他們都不管那院長，人人當我是貴賓，拉著我拍照。那院長站在那裡就很尷尬，他以為自己是貴賓。（笑聲）那院長跟我說：「原來你才是貴賓，我不是。」我也覺得很尷尬，我當他是貴賓的嘛。（笑聲）結果貴賓說他不是，我才是。我當時說了一句什麼話呢？我說：「我再向你們介紹這位朋友：這位是科斯的老闆。」（笑聲）科斯還是芝加哥法律學院的人嘛，雖然是90多歲退了休，還是掛名在那裡。這個是法律學院的院長，那你說是不是科斯的老闆？（笑聲）馬上人人都不理我了。（大笑）當時侯運輝在場，真有其事吧？所以科斯的名氣在中國很大。



第三個問題，改革的時候，原本是等級排列的制度，改為是以權利界定的制度。以前等級很高的人，並不等於是資產多的人，所以這些人就反對改革。



80年代時，這就是改革的困難。我當時建議花一筆錢來買斷特權，但怎麼說得出口呢？高干子弟在外面拿點好處，如果完全封殺這種行為，是很難辦的。要買斷特權，又想不到辦法。完全不給好處，他們又反對改革。

所以88年我跟弗裡德曼到中國時，我說：「我跟你約法三章，你有什麼意見與我不同的，我們關起房門打清楚。在外面，你不要不同意我。我不會不同意你，但你也不要不同意我。」因為當時中國的情況，是對什麼事情都懷疑。如果我們是同一個學派出來的，卻在公開場合互不同意，就很難推銷我們的主張。



當時就有這個問題：高干拿好處這件事，不可以完全反對。想買斷又買斷不了，也不好看。當時說到Stigler的觀點。Stigler怎麼看呢？他認為財富應該落在競標最高的人手上。這是Stigler的觀點，他認為不能隨便把財產送出去，要以投標的方式進行。我跟弗裡德曼說，Stigler是錯的。你別管是誰，只要成了私產，隨便亂扔出去，都比不變成私產的好。這個觀點，就是艾智仁（Alchian）和科斯的觀點。但是Friedman的老朋友是Stigler，Stigler是不會同意這個觀點的。所以當時我跟他說：「這一點你要想清楚。不要動不動就投標，要盡快拋出去，變成了私產後再讓市場來進行投標。」他考慮了這一點，想了一晚，然後對我說：「你是對的。」弗裡德曼對事客觀。所以我不同意你們說跟弗裡德曼辯論都輸。我認識他那麼多年，跟他討論問題時就集中在事情上，通常是無所謂輸贏的。



又如關於國營企業的問題。我跟他說得很清楚：問題不在於國營的低效率，而是因為國營的緣故，為了維護那低效率，就不給私營參與競爭。這個就是問題。就像中國電信，打電話去美國那麼貴，為了維護其存在，就不允許競爭。Friedman就有這一點好，他一同意你、支持你，他馬上對外講。他對中國的事情真的很盡心盡力。



但有一件事我要說的，是像弗裡德曼這樣地位的人不容易做到的，這對我影響很大。也就是以他那樣的地位，有時說話稍微說歪一點，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我認識很多在香港搞政治的人，如立法會議員，有誰真的能做到言出由衷？很難做得到，沒有人做得到，尤其像弗裡德曼那樣舉足輕重，說歪半句可以有很大利益的人。但他真的是不講就是不講，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只是個小人物，但有時即使是我說歪半句也可以有很大的利益，或者是有些話可以不講。但弗裡德曼就不是，他完全不賣賬。真是難得，我從未見過。怎麼可以做得到呢？有時在不同場合，稍微客氣一點。但他完全不做。在這方面他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後來也知道自己也能做到，也就把心一橫，什麼利益都不要考慮，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當你做得到，就樹起了這個招牌。



我最記得在蘇州的一晚，是陪他從上海到蘇州，張永珍的女兒招待我們。天也黑了，我們又遲到了。那晚也挺冷的，是十月份了，天氣開始冷了。在酒店裡，已經是晚上九點、十點了，肚子又餓，一桌子都是飯菜。張永珍請了很多高干來，副市長啊，副書記啊，坐滿了一桌。坐下來，就吵了起來。那是1988年，他們說國營企業是好的，可以挽救，弗裡德曼當然不同意，通過翻譯就吵了起來。我坐在那裡，看著一桌子菜都涼了，又肚子餓（笑聲）。怎麼辦呢？他們在吵架。我當然很想吃了，就用中文說：「某些情況下，弗裡德曼教授是對的。在某些情況下，你們是對的。」（笑聲）然後我就拿起筷子吃了。（笑聲）不知道為什麼弗裡德曼猜到我在說什麼。（笑聲）他用英文說：「史蒂芬，我知道一個人的靈魂可以出售，可是不要減價減得那麼快。」（笑聲）他就是這麼一種人。所以當我自己想出賣靈魂的時候，很難說不想一下他。想到他，靈魂就加價了。（笑聲）



後來去到南京，有件事也是挺尷尬的。倫敦大學有一個經濟學院，那裡的一個教授，是整個香港大學系統的External Examiner（校外考試官）。他是經濟學教授，來中國做生意。做什麼生意呢？他是幫中國的高干子弟，拿著爸爸媽媽的好處所得，去倫敦讀書，去拿學位。當晚碰到他的時候，當弗裡德曼大致上知道這個是什麼人的時候，就很尷尬。他很清楚地跟我說：「這隻猴子是誰？（笑聲）我不要跟他一起吃飯。」這就是弗裡德曼。



謝謝各位。（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一）：張五常演講（1）

本博客管理員按：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的忌辰，為表示對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懷念與敬意，張五常博客將於此日前後推出「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紀念特輯」，內容是把去年張五常教授於弗老逝世後在深圳主持的一個追思會的現場錄音整理後，精選部分內容在此刊出，敬請持續關注！





張五常：



各位朋友，大約在兩個月前，在北京，周其仁帶了兩本書來讓我簽名，一本是《中國的前途》，一本是《再論中國》，是1985、1986年的時候在《信報》出版的。這兩本書很特別，雖然是《信報》出版的，但有人把它們全部複印，內容是《信報》的版本，封面的書法則另人模仿，在北京各印了2000本，上面印了幾個大字：內部閱讀。據說這兩本書當時在《信報》出版了之後，在北京就這樣複印了，派給幹部閱讀。事後很多人說讀過我關於中國的看法，很多國內的朋友都這樣說，國內的很多幹部也這樣說，主要就是因為這兩本書的盜版，由國家盜版（笑聲）。這兩本書裡很多次提到科斯，很多次提到弗裡德曼，所以我趁著今天的機會講一下中國的發展和我們幾個老頭子的關係。



你從這裡望出去看深圳，很不錯吧，二十年前你是不可想像的。我記得1988年帶著弗裡德曼來這裡，才開始有房子，但這裡還沒有，這整個區都還不存在。弗裡德曼很關心中國，他的自傳裡，我數過，講中國的那一章最長。我數了一下頁數，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所以他對中國是相當重視的。



說起來，1980年的冬天，科斯要我回來香港工作。然後81年中的時候很多人通知我，其中一個是楊懷康，他說香港大學的教授位子會空出來，叫我申請。科斯也叫我申請，逼得很厲害。當年的11月左右，我們在UCLA開會慶祝戴維德和科斯的退休，弗裡德曼坐在我身邊。我跟他說起他那本《自由選擇》的書，我問他：「你這本書賣得那麼好，是1980年最暢銷的書，是因為你寫得特別好，還是因為加上你的夫人的名字？」因為以前可沒賣得那麼好。他說：「不是這些原因。以前我那本《資本主義與自由》，比這本更好，但那時的時勢與現在不同，是時勢造英雄。我想少賺一分錢都不行。」



他聽說我想回香港工作，他就知道科斯是想我去講制度問題，幫助中國改革。弗裡德曼當時是反對我回來香港的，他的理由很簡單。他說：「你在西雅圖那樣的不毛之地，不可能有什麼學術的，竟然能寫出《蜜蜂的神話》，你無需回香港。在西雅圖也可以寫出這麼好的文章，在美國可以找到飯吃的。」但後來我還是回香港了。



我記得我當時問他很清楚：「如果我回香港，要推廣（今天叫）新制度經濟學的東西。我是不喜歡搞政治的，但是寫文章的時候，我要提你的名字。你要站在我這一邊。我一個人怎麼能打得上去？我說什麼，你在站我旁邊支持我。我說你講過什麼，你要承認。」（笑聲）他說：「沒問題，你要用（我的名字）就用。」科斯也說這樣說，Alchian也這樣說。



因為當時我覺得，要推行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幾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我記得那時有美籍的華裔經濟學家，還有一個拿了諾貝爾的，搞Macro。他們三個人加起來，也教中國改革，用的是production function（生產函數）理論。蘇聯也是專家，已經很多年了。函數理論就是函數理論，有什麼特別的呢？蘇聯的，日本的，美國的，火星的都沒有任何不同，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幹嘛要用這些呢？中國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但他們有拿了諾貝爾獎的，有Princeton的，有Stanford的，我就一個人，那是輸定的。這就是當時的背景。因為他們說得很清楚，產權不重要，制度不重要，把生產函數弄好就行。（笑聲）我當時回到香港，你們有諾貝爾獎得主，那我也有諾貝爾獎得主。（笑聲）但我背後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後台，就比他們的大。（笑聲）因為只要我提到誰，他們都讓我用他們的名字。我就是有這些緣份。所以我的書裡，動不動就提到科斯、Stigler，因為他們都答應給我用他們的名字。但是如果不是他們說過的，我不可以硬說他們說過，但他們起碼是說過類似的話。（笑聲）



你們可以想像我當年的困境。怎麼跟當年北京的朋友介紹這些東西？你張五常是誰啊？我於是就不是說這是我張五常說的，而是說弗裡德曼也是這麼說啊，因為有一群人圍著我嘛。中國就有這個問題，他們是崇拜英雄的。所以後來有人批評我，說我喜歡在文章裡講自己認識哪些大師。這是誤解。我的確是不但認識他們，而且很熟。我不會那麼蠢的嘛，我擺他們的名字出來豈不是把我自己的名字壓下去了嗎？你問我，是我的經濟學好，還是弗裡德曼的好，當然是我的好嘛。（笑聲）我沒有理由把他的名字擺出來，壓了我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擺他的名字出來，是要告訴中國的朋友，這觀點不止是我個人的，而是很多人支持我的，這不過是「拋浪頭」而已。（笑聲）



回想當年，中國的改革有幾大問題。第一是他們不相信市場。聽起來很無稽，但他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知道。80年代初期，武漢開始搞蔬菜自由市場，這以前是國營的，現在給私營做。中央領導人親自飛去武漢去看，他要親眼看見才相信。這是多麼的無知。因為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管制，都由國家領導，突然說要做自由市場，他們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在香港有這種事，會是多可笑。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去見中央領導人，高海燕當時在場。中央領導人在弗裡德曼面前教他經濟，（笑聲）他說：「弗裡德曼教授，北京有一千多萬人，家家戶戶天天都能買到蔬菜，如果沒有政府的領導，怎麼可能有蔬菜吃？」（笑聲）他們是到1993年都還不知不信。



深圳是最好的例子，這裡賣地是1987年時我叫他們賣的。我說你們不賣地，是不可能搞得起建設。他們聽從我並不是因為什麼自由市場，而是因為「經費」二字。（笑聲）不賣地何來經費？他們一聽「經費」二字就很開心。（笑聲）他們其實也是不相信的。我說把地賣出去沒有問題的，只要不管就行。把地賣出去，讓地產商競爭發展，政府不要插手干預。他們問：「那你們香港呢？」我說：「香港就是不懂。你們聽我說吧。」你看日本的明治維新。這一方面弗裡德曼是很佩服我的，因為我是到處鑽。我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政府完全不用管，沒問題。深圳有很多移民進來，政府不要插手，不要搞租務管制，不要建廉租房，這些是最忌諱的。當時深圳只有30萬人，現在是1370萬。多少人來了深圳！沒問題。這就是自由市場，香港是沒有的。你聽說過有人沒地方住嗎？



但是有些事情也挺好笑的。他們聽我說，沒有搞租務管制，可能聽得過了頭。90年代初期深圳的法例規定，住客欠租的時候，只要有證據他沒有支付租金，不用審判，公安就會進去搬傢具扔到街上去。你說這是不是維護私有產權？在自由市場這方面，在不干預市場這方面，你們可能會認為中國是不干預得太過份，但事實上中國的市場比美國自由很多。你要訂枕頭，訂傢具，怎麼訂造都可以。你要把自己的名字燙在磁磚上也沒問題。你要枕頭加三兩、減四兩，隨便！的士司機可以一天開車17個小時不休息。這些事情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你要買個枕頭，想訂造，給你做枕頭的人有可能要坐牢。要經過很多部門的批准，要貼上「經政府審核」的標籤。



所以國內的自由經濟，主要是受弗裡德曼的影響。這比他的貨幣理論對中國通脹的影響要大得多。當我說來說去不能說服的時候，就拋出弗裡德曼的名頭，說他也是這樣主張的。回顧整個20世紀，聽Becker講話，聽Stigler講話，都沒有Friedman這樣主張自由的程度。弗裡德曼甚至是贊成自由自殺，（笑聲）贊成自由吸毒，贊成自由嫖妓，自由得發神經。（笑聲）你們聽過這樣的故事嗎？他的兩個兒女要去坐火車旅行，Friedman就說：「這裡有兩張頭等票的錢，給你們去坐火車。如果你們要買三等座位的票，這是你們的選擇，但我就給頭等票的錢。」結果他的兒女都拿了頭等票的錢去買三等座位的票。這就是弗裡德曼。雖然我不敢肯定，如果他的兒女吸毒，他會不會也鼓勵。（笑聲）所以說到自由，弗裡德曼的自由是近於發神經的自由，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這個概念是好的。當我推廣這個概念的時候，當然不會說自由自殺這一類的，但他的影響是一定的。在某一方面，北京的朋友是很尊重弗裡德曼的。當然提到弗裡德曼，我們要盡量表示尊重。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三）

趣味這回事，因人而異，他人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人，興趣不同大家不明白，自古皆然，為何如此恐怕上蒼才知道。所謂人各有志，我無從干預他人的興趣或品味，就是自己的兒女也管不著。個人的興趣歷來廣泛，欣賞的說多才多藝，批評的說不夠專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怎樣想。
是好奇心的驅使吧。從小我嘗試過的玩意無數，如今老了，回顧平生，興趣持久的玩意有一個特徵：那是要做出一些可以拿在手把玩一下的作品來。這是說我要搞一點創作，有作品給自己一點滿足感。永恆的滿足是指可以傳世，當然困難，但幻想一下，誇誇其談，沒有犯法，無聊之輩的閒言閒語是無能的言論了。

不容易解釋自己的品味。少小時放風箏、彈珠子、釣魚等，神乎其技，但興趣短暫。青年下象棋有兩手，而作研究生時橋牌打到國際水平，興趣皆短暫。考試成績，或教書拿什麼獎的，皆如過眼雲煙。我是個從來不用名片的人，對名頭毫無興趣。

記得一九六七年博士過了關，到大學校務處申領名頭，該處說因為我是外籍學生，要交五十美元。我說：「五十元？我不要。」轉身而去。殊不知處長是曾經教過我的Warren Scoville教授，他追出來，說早就聽到我的論文，要替我出那五十元。我當然搶著掏自己的錢包了。這位教授對我有影響，我作研究時對資料的慎重處理來自他的教誨。視名頭如無物，然而，六九回港時母親要一枝筆簽名，我送她老人家名筆一枝，上刻「愛妳的兒子——《佃農理論》的作者」。《佃農理論》是一件作品，我珍惜，當時希望可以傳世，四十年後的今天看，傳世的機會差不多可以肯定。

從經濟學作品衡量，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古典與新古典學派的傳統中，作者著書立說，而今天的行家則選寫文章。雖雲在被迫發表的情況下，寫文章較為容易生存，但寫書的傳世機會顯然佔優。事實上，退了休的行家朋友，紛紛把他們發表過的文章結集成書，但這樣處理不會有一氣呵成的感受。我的《佃農理論》是書，中文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也是書，皆一氣呵成之作，其傳世機會高於我的任何文章。是的，我認為文章寫得怎樣精彩，總比不上以同樣題材寫一本組織得好的書來得有氣勢。我也認為影響了世界半個世紀的凱恩斯的《通論》，如果分十篇文章發表，沒有誰會管他！

試圖創作，珍惜作品，因而維持興趣的人可能不太多。我自己卻是相當極端的。然而，在拿得出作品而自傲一番的幾項玩意中，興趣的持續性很不相同。藝術攝影似乎來得太易，很快就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我是純為玩光而搞攝影藝術的，是自己一九六五的發明。當年得新法，以黑白膠卷從事，猛攻三個月就轉回論文那邊去。二○○三年再用此法，轉用彩色膠卷，有計算機協助，如虎添翼，搞了十八個月，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封機去也。還打算再出一本精選的，題為《影詩三百首》，算是告別一門玩意的儀式了。

書法呢？倒轉過來，是太難。算是天之驕子，因為只略有小成，求字者無數。我正在安排一個地方，訂製巨桌一張，日夕揮毫幾個月，自信必有佳績。我已經達到自知還差多遠的境界，很不容易。古人說學而後知不足，我是學而後知其足的。研習書法的經驗，似乎是說，比較困難的玩意，我的興趣較為持久。當然，這是指自己認為有點天賦，可以一博，而又真的有點興趣才開始嘗試的。

轉談寫中語專欄文字，匆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興趣還持續。讀者多無疑有助，但主要是砌字成文是一種藝術，好玩的，可能中文獨有，而這些年自覺砌得大有進境。古文、詩詞、四六文體、平仄、音韻、白話文、廣東話……隨意混合，然後砌、砌、砌。完全不講什麼文法（蘇東坡不講，我為什麼要講呢），從西方搬過來的只是分段與標點。讀者的接受性是我的試金石，只此而已。

神州興起，中文可以在計算機打字，打得快，今天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但計算機不僅給你打字，而且教你寫，後者的不良影響開始明顯了。這方面我是個古人，而古人是砌字的。其它寫手可能沒有像我那樣好奇地分析過，但我認為寫得朗朗上口的「古人」，一律砌字。

回頭說經濟學，集中於解釋世事，對我來說，是幾項拿得出作品的玩意中最容易興趣持久的了。首先是面對一個沒有他人完善地解釋過的現象，或有個話題可以針對，文章寫出來通常是一件相當完整的作品，可以玩弄於指掌之間，反覆重讀，滿足感很特別。其次是需要解釋的現象多得很，有深有淺，有趣味盎然的，也有淡然無味的。作者要選擇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像藝術家或小說家選擇題材那樣，往往要花上好些時日。再其次是要成功地解釋一個比較複雜的現象，作者要多方調查，也要等待靈感予我的時機。

在經濟的調查研究上，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一九六九開始調查租務管制，一九七四才發表《價格管制理論》；一九六八想公司現象，一九八三才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一九七九跟進中國的開放改革，二○○七才寫出《中國的經濟制度》。這些是自己愛不釋手的作品，傳世應該沒有困難吧。

興趣是什麼？是愛！對我來說，這種愛的持續，要有自己的作品值得擁抱，最好能像自己的親生子女那樣，永遠珍惜。

（之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