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與楊培新合著）

前言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在北京所認識的新朋友中，有一位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在中國體制改革的問題上作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我當時答應了會試作大約二十點的「配套」建議，供他參考。其後我因工作過忙，而又一向認為書生之見無足輕重，所以遲遲沒有動筆。但這位朋友不斷提及此事，使我耿耿於懷。

也是去年九月，我在北京與楊培新相遇，一見如故。楊氏對中國經濟情況的深入體會，吸引著我。回港後，我在港大找到一些經費，邀請了這位中國經濟學者到香港來，作為期兩月的交流訪問。楊氏四月初抵港後，大家在研討中的談話更為隨便，可說是無拘無束了；而我和其它同事，從他那裡所獲得的對中國大陸的深入認識，也彌覺珍貴。

楊氏和我在經濟分析推理上，似乎沒有不可解決的分歧；談到最近數月來有關中國大陸的通脹及金融財政的困難，我知道楊氏是這個題材的專家。於是，想起我欠北京那位朋友的「配套」建議，也就決定試將「配套」減半，集中在大陸的金融財政的問題上作一個「小配套」的建議。楊氏在這題材上既有深入的認識，那麼，我非請教不可。既然請教，我就索性邀請他連手寫這一篇文章。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寫了初稿，他作了修改、補充。其後大家坐下來討論，將不同意的以邏輯辯證為依歸，直至大家意見相同，彼此認為可以接受。

毋庸諱言，我的經濟立場清楚明確；而長居於中國大陸的楊培新，愛國愛民之情溢於言表。本來是各走極端、水火不兼容的思想背景，但在人民生活的大前提下，我們客觀地尊重邏輯與經驗的說服力，可以聯名的「配套」建議就很順利地達到了。那些堅持「道不同不與為謀」的香港朋友，也許會同意時代的確是轉變了。

是的，學者不可以改造歷史，但歷史卻會尊重學者的意見。我們衷心希望，這次合作只是一個開端，對年青的經濟學者有一點示範作用。至於我們的建議會不會被接受，倒是我們期望以外的事了。

——張五常



近九年來，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足以令人刮目相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對歷史有認識而又對中國的情況瞭解的人，會同意這個觀點。今天，雖然我們對中國仍然存在的各種困擾及說不通的政策與混亂的現象重下批評，但這只不過是在難以苛求的改革中，我們還是有所苛求罷了。我們這樣做，不僅是出於一點關心，幾年前我們認為是苛求而難以做到的改革，現在有不少已經實現了。我們於是覺得我們的期望可以更上一層樓，所以也就大膽地再提出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近幾個月來，中國大陸正面對著一些頗為頭痛的金融財政的困難。實際的通脹率，似乎比政府所公佈的高得多。人民有搶購消費品的意向，而幹部及職工要求加薪，使政府感到有點愛莫能助，有點青黃不接。

是的，中國大陸有金融財政的困難。從樂觀那方面看，這些困難的基本原因，是工商業的改革有點瞄頭，搶先了好幾步；而金融財政那方面的改革，卻落後了，以致經濟整體的各部分不能互相配合。但我們認為，中國的金融財政困難是可以解決的。這解決的辦法比一般人所想像的容易得多。理由也是簡單之極。試想，中國的確是有了改進，人民的生產力急速地增加了；國家的經濟既然大有長進，金融及財政的困難怎會比十多年前一窮二白的時候更嚴重？窮人的經濟困難總要比富有的人多——這是膚淺的道理。中國大陸目前的金融財政困難，只不過是因為在配合上有所不逮。

在這篇文章裡，我們誠懇地提出十個足以解決中國大陸的金融財政困難的建議。這些建議，希望能被勇敢地、大力地推行。本文兩個作者中之一，曾經建議以出售土地來幫助減少財政上的困難。而本文所建議的，則是中國應該推行而還未推行的。


一、約束及穩定貨幣的增長率

近三年來，人民幣大約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雖然這比工業的百分之十四的增長為速，但我們認為人民幣的增長率還不是促成近期通脹加速的主要原因。理由有二：第一，個體戶及私營企業的進度，近幾年在大陸的確非同小可，而其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增長，大都沒有算在統計之內，所以貨幣增長率較高是不會加速通脹的；第二，很多以前自給自足或私下交換的產品，現在大都在市場上成交。基於這些因素，中國大陸的貨幣增長率可以比一向實行市場經濟的地方大很多，而仍不會引致急速的通脹。話雖如此，我們還認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是過高的。將這增長率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比較穩妥。

貨幣增長率對通脹有直接的關係；將這增長率穩定下來，也同樣重要。時快時慢、大上大落的轉變，會使人民對政府的政策產生不良的預期。我們認為改革在迅速進步時，人民幣的增長率不妨高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到體制比較完善了，就逐步減低這增長率，以至最後比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稍為高少許就行了。


二、將銀行利率提升至自由市場利率的水平

這是最重要的、急迫的政策。在目前，人民銀行的存款及貸款利率只不過是市場利率的三分之一，大大地偏低了。利率過低的害處數之不盡。但在財政上，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一，存款利率若低於通脹率（這是目前大陸的情況），人民便會錢一到手就立刻花光。這是惡性通脹的導火線。存款的利率不僅要高過現實的通脹率，也要高過市場一般預期的通脹率；而存款利率高於後者的正差，是應該等於投資的平均盈利率，減去少許存、貸之間的交易費用。中國大陸目前在開放改革中，百廢待舉，投資的盈利是應該比先進國家或地區高的。所以我們認為，當前人民銀行的存款年利率不應低於百分之十五。

第二，貸款的利率過低，借錢的人就會盲目地作大手筆的投資，或是以「投資」之名而將借來的錢花在消費品上。我們認為人民銀行的貸款年利率應在百分之十八或以上。這利率應該首先實施於「三資企業」以及集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對國營企業貸款也要分別情況提高利率，盡量與市場利率看齊。這樣，當然會使一些企業面臨困境；然而，中國不應鼓勵經營不善或浪費資金的企業存在。以低利率鼓勵投資是劣著——中國要鼓勵的是慎重的投資，也要鼓勵節約的生產成本。以市場利率貸款就會有這些功能：使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除了銀行提高存款利率外，政府也不妨考慮發行市場利率的債券，代替向銀行透支以彌補財政赤字的做法。這對壓制通脹是有效的。

提高銀行存款、貸款利率，以至與自由市場利率看齊，是當前最容易採取、最容易見效的措施。這可以「一箭三鵰」，達到下列目的：一、把社會上害怕漲價而從事搶購的消費轉為安心的儲蓄；二、協助約束貨幣的增長率；三、約束浪費的投資，也迫使企業補充自有的流動資金，以減少利息負擔。


三、容許私營和地方性的金融機構參與競爭

我們所提到的市場利率，在浙江的溫州很明顯。那裡的農民合資所辦的私營財務公司很發達，辦得有聲有色。他們以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至十五吸收農民存款，然後加二、三厘的利息借給他們認為是有前途的企業或有眼光的生意人。

可惜的是，當他們搞得稍具規模時，人民銀行就限制這些財務公司的數量，也對他們所用的市場利率施加管制。

在目前的中國，小型及非國營的企業是沒有辦法得到專業銀行貸款的。但這些企業是中國今後發展的重要骨幹。鼓勵私營財務公司的存在，除了規定一些保障存款的法例外，讓他們自由經營，對社會經濟實在大有裨益。可以說，就算專業銀行願意貸款給小型及非國營的企業，他們也絕不能像財務公司那樣，小心地調查每一個借錢的人或企業才作出決定。

由於資金不足，外資的自由參與就大可加以利用了。在目前的諸多管制（尤其是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外資的銀行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但事實上，撇開這些管制不說，在中國搞財務公司是有錢可賺的。如果廢除了管制後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仍然裹足不前，香港略有財富的人總會湧進去。我們這樣估計過：一間小型而又有利可圖的財務公司的總投資，只不過是二、三百萬港元而已。

在目前，管理銀行的人有一種思想：銀行少，好管理，金融容易穩定。原來全國只有一家人民銀行；分設幾家專業銀行以後，再也不允許設立其它金融機構。這其實是一種壟斷思想。實際上，只要管理得法，銀行再多也不會出亂子。目前看來，不僅要允許私人的、外資的財務公司有一定的發展，還要允許企業、企業集團成立財務公司或金融公司，對省市成立投資金融機構也應適當放寬。這是說，金融事業也應增加競爭，從而改善服務，吸收存款，提高貸款質量。這樣做，也會減少了目前因貸款而搞的走後門或人事關係的行為。


四、搞好抵押的法例

令人傷腦筋的是：非私產的資產，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負責人，是不能抵押的。但貸款若沒有抵押，交易費用就增加了。辦得好的承包制度（見下文），在個人的負責上與私有產權的性質相同，資產也就可以抵押了。問題的重心所在，也還是在體制改革中，各部分要互相配合，具有私產性質的承包配合抵押，抵押配合市場的利率貸款，這種貸款配合節約以及慎重的投資，這樣的投資配合低通脹，等等。


五、取消外匯管制及外匯券

外匯券的存在擾亂市場；外匯管制的存在更為禍不淺。但這二者如魚得水。在一方面，外匯券維護著外匯管制的頑固性；在另一方面，假若沒有外匯管制，外匯券就會變得有等於無，不被取締也會自討沒趣了。這二者若能一併取締，除了一小部分有特權的人外，必然舉國歡騰，體制改革的速度也就更為可觀。發展沿海地區、大出大進、「兩頭在外」的對外開放政策也易於落實了。

本文作者之一，曾經多次為文批評外匯管制的一無是處，這裡不便重述了。在這裡，我們認為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匯管對金融及財政的禍害。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日新月異，訊息靈通，世界交往密切的今天，一個國家的貨幣若不是國際性的，這國家的金融就不能國際化了。本身的貨幣不國際化，又怎可以落實對外開放，並大談現代化呢？

人民幣不是一種國際貨幣，因為它不能在國際上流通；在有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對外匯率有黑市與白市之分。在國際上，白市（官價匯率）當然不被市場接受，而黑市（自由市場匯率）因為是非法的緣故，在國際上的交易費用就過高了。

第二，人民幣既然不是國際貨幣，外資機構若要到中國大陸作金融事業的投資，又怎會不焦頭爛額呢？例如，外商要到中國搞財務公司，北京怎會容許他們以黑市匯率兌換人民幣去貸款？若以官價兌換，又怎會不血本無歸？外商到中國大陸搞生產投資，匯管雖然令人頭痛之極，但聰明之士總可以通過以貨物換貨物或其它的辦法，間接地以不明顯的黑市匯率成交。但要投資金融事業，匯管的阻力就重如泰山了。

第三，本文作者之一最近從研究中得到一個結論：匯管雖然可以增加政府的外匯收入，但對中國整體的外匯收入卻是減少了。這是因為匯管不利於出口貿易的發展及外資的引進。財政是以國家為重而不是以政府為重的。如果國家有虧損，真正的財政困難消除不了。另一方面，由於匯管對外貿是一個大障礙，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因而有所限制。這對政府的稅收是不利的。

第四，因為外匯管制而引起的「黑」、「白」匯率，往往使真實的成本及收益在計算上大有困難。在中國大陸，不僅外資有此困難，內資同樣有此困難；而政府本身的金融財政的預算也會因而混淆不清的。當然，政府——或地方政府——本身不會公開以黑市匯率計算基本建設的成本，但若不這樣做，基建的真實成本豈非大大地低估了？這又怎會不增加政府的財政困難呢？政府按官價（低價）匯率向出口企業收購外匯，賣給基建單位，這是損害出口企業的利益以補貼基建項目，實行「無軌搬運」。這怎麼能夠不打擊出口的積極性？

最近各地紛紛設置外匯調劑市場，並放開調劑價格，這方向是對的。現在應當進一步、徹底地取消外匯管制。


六、取消所有價格管制

中國所採用的「指導性價格」及「雙軌制度」等術語，雖然在修辭上說很不錯，但它們其實是價格管制。單從金融財政那方面看，這管制的禍害有如下幾點：

第一，價格管制並沒有真實地把市價降低：人們通過排隊輪候或人事關係來取得貨品的交易費用，浪費了真實價格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真實的通脹卻被官訂的自欺欺人的價格掩蓋了，以至失卻了對政策有助的訊息。美國在七十年代初期的價格管制就有如此效果：後來解除管制，通脹的數字就更為大幅度的躍升。

第二，有特權或特殊關係而能以官價購入商品及生產數據的人，對物品不會加意珍惜，這種浪費的行為對國家財政有害無益。這裡講的也包括一些重點建設項目；這些項目依靠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給企業，要企業以低於市價的「調撥」價格，為它們提供設備。這種變相補貼也助長了浪費之風。

第三，官價會引起搶購潮，而這搶購潮會促長市場對通脹的預期。

第四，價格管制使生產成本及收益的預算失了準則。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也就是國家的財政有困難了。

第五，價格管制很自然地壓制生產的增長；這樣，政府就減少稅收，也增加了通脹的壓力。

當然，放開價格，也需要有其它方面的配合。這些，包括收緊貨幣供應量，使總需求和總供應互相適應；包括進行更徹底的企業承包制，逐步廢止指令性計劃，使企業能夠自主地增產，或改產市場適銷的產品。


七、簡化稅制

稅制越複雜，累進稅率越高，逃稅的法門就越多，生產的阻力就越大，以致最後在效果上的稅收越少。複雜的稅制從來沒有好處，而以累進稅率的「劫富濟貧」的辦法來均分收入，就是發達了的國家也行之不易，大傷腦筋，而還未富有的國家就更應避之若蠍了。

我們建議中國只採用兩種稅：（甲）所得稅（包括企業和個人）——除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免稅外，其餘一律由中央政府徵收百分之十五；賺錢極多的也是百分之十五。（乙）物業（房產）稅——每年徵收物業（房產）的估價百分之一，由地方政府徵收，作為地區本身的基本建設及教育事業所用的經費。

美國及香港的經驗，證明以上所提出的「甲」、「乙」稅項是足夠了的。當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些稅收可能還不足以應付政府的各項開支，但我們其它的建議可以彌補其不足之處，及通過增加生產的辦法來增加稅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左抽右抽及急遽累進的稅制對稅收是沒有幫助的。


八、大量利用私營企業及地方政府搞基本建設

大部分的基本建設，例如水、電、煤氣、電話、交通等供應，以及去糞渠、化糞廠、廢物清理服務，是不需要政府插手的。在美國，這些「公共事業」的設施由私營企業來承包，成本一向都遠比政府的為低，而服務的質量也遠為優勝。唯一的憂慮是，這些私營的公共事業可能因為有了壟斷權而導致高價，但只要政府在招標時能慎重地處理，使競投者指明服務的價格及日後調整的約束，壟斷的問題就不大了。

事實上，私營企業承辦公共事業，其功效是遠勝政府的。這些企業能獲巨利而提供服務的價格還要比政府的低。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香港的經驗也是如此。很多時候，政府大可從中取利，在招標中包括了特權價的競投；不過這樣做，服務的價格就會提高而對社會經濟沒有什麼好處了。

在美國，很多其它的公共設施——例如公路、街燈、防火、警察、公安——也是由私營或近於私營的企業承辦，或是由地區政府辦理。公立的學校、醫療所等也是由地區政府從物業稅所得來辦理的。至於航空、鐵路等設施，私營的優點也就極其明顯了。

可以這樣說，由中央政府搞基建（包括公共設施）是成本高，利益低，浪費程度驚人。這是中國大陸目前財政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的建議是，除了國防及一些難以收費的跨省公路之外，北京中央各部委是應該對絕大部分的公共事業「洗手不幹」。將搞好基本建設的責任大膽地下放到地方政府那裡去，指明這些政府可以用賣地的收入及以每年得自物業估價百分之一的物業稅，並運用社會集資，來搞有關的服務；也容許他們以招標的辦法，讓私營企業的內資或外資競投承辦，這就穩當得多了。


九、承包要徹底

目前中國工商業的承包制度有很大的發展，但存在的困難也一言難盡。這些困難增加政府的負擔，也就是增加政府的財政困難了。承包的中心概念是把企業包給經營者和職工負責，這點與私有產權大致相同，但前者可以維護生產資源的公有形象。但我們認為中國的工商業承包不夠徹底，以致這個制度還不能盡量發揮其生產潛力，也不能善用經營者的判斷力。

中國大陸當前正在改良企業承包制，考慮把部門包干落實為企業承包——不僅允許企業有經營自主權，而且給企業以投資自主權，及有自立項目、自行建設的權利，以此來配套改革投資、計劃、物資、金融、外貿體制。

我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是實行承包和租賃相結合的體制。這個徹底的承包制，是將生產機構內的國有資產以幣值折現估價，達到了一個資產的總淨值。國家於是規定承包的機構，按月或按年繳交給政府這資產淨值的利息。如是，則資產在名義上還是國家的，但政府卻完全不管承包機構的行政與決策了。那是說，現有的承包合同內所規定的「保」、「掛」及利潤指針等項目，都要一併取消。這樣，承包者就好比向政府借錢投資，正如在發達經濟地區的投資者向銀行借錢那樣。

假若承包的機構付不出政府規定的利息，那麼政府就大可以招標競投。另一方面，承包的機構應該有權將下屬機構或公司轉讓，有權發行股票或將股權分給成員，也有權公開資產負債表，將下屬機構或公司抵押給銀行，藉以增加資金。上述的這些權利，可以運用，是因為在徹底的承包制度下，每個成員的權利與責任都可以劃分得清清楚楚的。


十、是解雇幹部的時候了

雖然我們沒有準確的比較數字，但據一般的觀察，中國大陸為人民（政府）服務的幹部，在人口的比例上，確是遠遠超過一般發達國家。正確地說，幹部是公僕，其服務對社會也是一種生產——有價值的生產。但應防止滋生下列兩點弊端：第一，這些服務不能喧賓奪主；大部分的人力資源應該用於有直接市場價值的產品與服務上。第二，幹部甚至執政者，都應該是公僕，是純為人民效勞而不是為自己效勞的。在以往的中國政制中，有前者喧賓奪主，後者本末倒置的現象。

近幾年來，這二者的改進是頗為明顯的，但幹部還是太多了，吃飽了飯爭權奪利的幹部還是數之不盡。我們因此大膽地建議政府要將一部分幹部解雇，使餘下的忙於應做的工作，抽不出時間來搞權力鬥爭。

是的，大量解雇幹部而使他們投入市場生產，政府在財政上的節省及稅收上的增加必定大有可觀。這解雇現在應該是不困難的，因為大陸的就業機會是大大地增加了，被解雇幹部很容易會得可償失。另一方面，由於解雇的節省及公僕模式的轉變，餘下來的幹部就大可以加薪了。


結論

中國大陸有金融與財政上的困難，是不容否認的。但這些困難是被誇大了，使很多人覺得不容易補救。我們的觀點是：困難是有的，但比起十年前，這困難好像是在生活渴求改善中的一種奢侈品，因為經濟大有改進才出現的。

假若中國大陸完全沒有改進，還是像大躍進及文革期間那樣的一窮二白，也就不會有今天的金融財政困難。在這個有趣的觀察上我們思前想後，就肯定了這些困難的主要成因，是在那舉世矚目的體制改革中，各部分的發展不協調。有些地方辦得很好，有些辦錯了，也有些裹足不前，與經濟整體脫了節。

在本文的十個建議中，我們的主旨有三：一、貨幣制度要使物價安定而又能促進市場貿易；二、政府要以減少浪費的辦法來減少支出；三、政府的徵收要盡可能不壓制經濟運作。概括來說，我們所提出的建議，是一套「平衡」辦法，在我們所能想到的各方面，都考慮到了。當然，中國大陸的發展還有不少其它問題；這些問題很多是我們在其它各自發表的文章內分析過的。

最後，因為我們的建議是具體而平衡的，也是相關的，這些建議也就應該「配套」實施。假若採用「零敲碎打」之法，顧此失彼，那麼，金融與財政的困難就不容易解決了。

評《末代皇帝》

幾個月前在美國看了《末代皇帝》，覺得是難得的好戲。後來這部片在香港上映了，各方影評，在稱讚中都有所保留。一些評論認為該片不忠於史實，一些認為除了攝影、導演外別無可取，也有一些認為若中國人親自製作，會拍得更好。對這些評論，我莫名其妙，更不明白為什麼對這部片的評價，外國的比香港的高，所以在百忙中我還是抽空去多看一次。其結論還是與第一次的相同：《末代皇帝》是好戲也！


複雜故事一氣呵成

我與香港的評論者有分歧，可能是因為他們低估了拍這部影片的困難程度。溥儀的一生，傳奇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傳奇的故事真的是發生了。這個無知皇帝所經歷過的時代演變，即使最富想像力的大文豪，喝醉了酒也想不出來。時代包括清末，軍閥時期，「滿洲帝國」，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以至最後以瘋狂的文革收場。在人類歷史上，有誰的一生可以遇到更複雜的歷史經驗？無巧不成戲，這個人偏偏是一個皇帝！拍電影又從何入手？

《末代皇帝》最明顯的成功地方，就是觀眾看得明白。單是這一點就不容易了。我說的觀眾，不單是我們這些炎黃子孫：外國的觀眾也看得津津有味（該片在美國公映時，高朋滿座，散場時讚好之聲不絕於耳）。老實說，我想不到有哪一位中國導演能將溥儀的一生及其背景，拍得連外國人也能看得明白的。

當然，要在兩小時三十五分內述溥儀而還能使觀眾明白，歷史的簡化、刪減是必須的。這可算是不忠於史實了。吹毛求疵，責之何患無辭？我要問，那些批評《末代》不忠於史實的人，可否舉出一部中國人拍攝而可看性高的歷史影片，是比較忠於史實的？除了簡化及一些刪減外，《末代皇帝》當然與史實還有出入之處。投資了二千萬美元的製作，怎可以忽略市場的品味需求？《末代》的「故事化」無可厚非。令人佩服的是，在需要爭取市場的大前提下，《末代》沒有故意歪曲史實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地方是言之過甚、譁眾取寵。

是的，《末代皇帝》將一個不平凡的故事，平凡地表達出來，在細節上添上趣味、感情，要說的重點說得清楚。整部片子沒有冷場，而更重要的，是將一個複雜得無以復加的故事一氣呵成了。


我對溥儀有了改觀

多年以來，我們讀到關於溥儀的文字，都往往把他形容為近於小丑的角色，毫無本領，是一個悲劇中的令人反感的人物。但看過了《末代皇帝》後，我對溥儀有了改觀：我同情這個人。

《末代皇帝》的一個成功的地方，是在同情的出發點上——不是在可憐的出發點上——肯定了溥儀這個人的性格。把他的性格刻劃成這樣，不一定對，但影片很有說服力，使我覺得這性格是可信的。溥儀的性格被形容為無知（深居禁宮多年，怎會不無知呢？），狂妄（自小就天天受人跪拜，當然狂妄了）；另一方面，溥儀還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顆善良的心（他以園丁收場，也就可信了）。

溥儀的無知與狂妄之所以令人同情，是因為他作皇帝不是他自己選擇的。這一點，《末代皇帝》強調得很清楚。一個三歲的兒童，天真爛漫，在宮殿裡遊走嘻笑之際，被臨死的慈禧宣立為皇。小孩根本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導演的刻劃實在高明：慈禧下旨立君，小溥儀背向慈禧，對滿堂拜倒的人視若無睹。中國的傳統侮辱了小溥儀，小溥儀也就侮辱了中國的傳統——這令我看得痛快！

皇帝這個職位很特別。要得到這職位的人可能不擇手段地來爭取；但我想，被迫接受這職位的人應該是悲哀的角色了。當然，我們無從知道，溥儀若是可以選擇，他會不會那麼蠢，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選做皇帝。但他被選中了而非做皇帝不可，卻是無辜！單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同情了。為了要爭取觀眾對溥儀的同情心，《末代》用了幾乎一半時間去述禁宮內的約束與三跪九叩。這也高明：在當時中國的多事之秋，上佳的題材俯拾即是，但製作者偏偏著重於溥儀的成長。

令我在內心深處震動的，是溥儀從無知到狂妄，從狂妄到無知的狂妄，而到後來還是在共產制度下馴服如羊。一個狂妄而無知的皇帝，自己以為是「九五之尊」，竟然在共產的專政下不堪一擊！這也是《末代》的成功之處。是的，我們看過其它描述共產的恐怖的電影，讀過像《苦海餘生》那樣的書，也熟知那所謂「傷痕文學」。但這些只不過令人覺得恐怖與悲慘罷了。《末代》的「共產」並不「恐怖」，但卻能使一個狂妄的皇帝自殺不成，摔倒於地。這使我思潮起伏，不能自已久之。

重看《末代》時，我特別注意導演處理文革的一個片斷，僅幾分鐘，可圈可點。在大牆上生動地畫上毛澤東的巨像與一群紅衛兵。幾個持著毛氏巨像的人領先遊行，跟著而來的是一群身穿軍裝的人押著一些「反動」的囚犯。溥儀突然認出了其中的一個犯人，是他坐牢時的好幹部，連忙追上去查問究竟。「犯了什麼罪呀？沒有錯也認了吧！」溥儀關心地說。他跟身穿軍裝的人理論，被推倒在地。這當兒，橫巷中轉出一群紅衛兵，年紀輕輕的但一臉嚴肅，在喊口號，在跳忠字舞，在唱語錄歌。

短短幾筆，鏡頭轉接得如流水行雲，一筆重於一筆。不誇大，不渲染，不恐怖，也不悲慘，但卻令我「夢墮青雲齒發寒」！

假若《末代》的男、女主角是由外國演員擔任的，那麼我們的電影行業就更尷尬了。但尊龍與陳沖演得甚有分寸，難以苛求。一些評論者可能見他們未獲提名競選奧斯卡金像獎，就認為演技有所不逮。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

溥儀這個角色由四個演員擔任，四個都稱職，而尊龍演晚年的溥儀，以中國男演員的水平而論，算是很有特色的了。單是在結尾時，他走上皇帝寶座，向小孩回頭一笑，表現出一點神秘，一點天真，一點愛，就使人難忘。


結論

外國人拍中國的電影題材，比中國人拍得好，是值得我們反省的。以往，外國人所拍的中國戲，總是有點糊里糊塗，有點無稽，令中國人發笑。《末代皇帝》一改常規，勝了一著，再沒有什麼令中國人覺得可笑的。與其吹毛求疵地批評，自我安慰，倒不如自我反省一下，以之借鑒，有所改進。所以在這一意義上說，我認為輸了一著是值得慶幸的事。

要描述中國自清末以來腐敗的政治效果，拍攝電影的人，大可把場面氣氛弄得恐怖、悲慘，大事渲染——總不會是過分的吧！然而，《末代皇帝》的製作者的巧妙處是：他們完全不用這一套；在一看再看之下，該片令人感到有千鈞之力。中國人有返璞歸真之說，該片在藝術上，正是這樣達到返璞歸真的境界了。

《末代》在美國異常賣座，不容易明白，也更令我佩服投巨資者的眼光。它在日本票房甚佳，不足為奇，而最近在台灣的爆棚之盛，則是意中事了。我希望這部影片最好能在大陸公映：票價再低也有微利可圖，而人民看了，溫故知新，對中國大陸的改革總會有點好處吧。

閒話龍苑

從氣氛環境那方面看，到過龍苑的人都認為它是餐館中最優美的了。這本是足以炫耀的事，但卻給我帶來麻煩。

話說去年四月啟業不久，一位好意的龍苑顧客，看到牆上掛著上海書法名家周慧珺所寫的八個大字：「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和上款的「五常教授雅屬」，就寫了一篇關於我和龍苑的文章，寄到《信報》發表。《信報》的讀者大都認識我。從那一天起，我就沒有安寧的時刻。

為了龍苑而要訪問我的刊物，遠多於為了股票暴跌而訪問我的！本來，刊物報道對龍苑的生意不無好處，但美國的餐館應在美國宣傳；香港地小事多，我的工作又忙得出奇，就是沒有龍苑也應付不了。從學術那方面看，餐館這個行業是大有研究的價值；而我亦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寫一本名為《龍苑的故事》的書，比較深入地分析管理的交易費用。然而在目前，資料還不足夠，所以在龍苑的話題上我是不想多說的。

問題是，對龍苑好奇的人源源不絕，而見到《資本》雜誌印刷精美，那我就想，以畫面描述龍苑來滿足香港朋友的好奇心，也是好的。以照片傳真，在版面的空白上總要填上一些文字，那我即使「不想多說」也不能不閒話幾句了。

八年前我打算建造龍苑，不是為了生意投資（以我的背景，要作投資，怎會想到餐廳那方面去？），而是要過一下建造園林的癮。專心於學術研究的人總是有這樣的困擾：他們日思想夜思想，思想驅之不去，就得自創一些可以分心的法門。這法門因人而異：艾智仁打哥爾夫球，連拿造塑像，巴賽爾聽古典音樂，佛利民看馬戲團表演……我選的是造園林。

在學術上，我的思想集中力似乎是比較特別的。朋友跟我說話聽不到，電影看不懂，書本看不到幾句腦子就轉到在研究中的問題上。這樣的人，要找辦法將思路轉到學術以外的事去，就不容易了。唯一可靠的辦法，是造園林。這可能是因為造園林之時，四方八面也要顧及；所以當人馬集合，機械轉動之際，我一站在地盤之中，就可以立刻忘記其它一切；於是身心舒暢，判若兩人。

一九七九年，我無意間在西雅圖以北的郊區看到一塊部分是沼澤之地，認為是難得一見的造園林之勝地，就急不及待地把它買了下來。但那是一塊商業用地，若建了園林，作什麼商業用途適當呢？答案只得一個：餐館。雖然我老早就知道經營餐館，事務很瑣碎，但為了要造園林，餐館也就跟著設計了。我於是和一位建築師朋友，斷斷續續地下了七年工夫。其中法例上的手續搞了三年（地盤與小河相連，而美國的規例是近河五十呎之內什麼也不能動的；後來政府見我們的設計別開生面，對該州會有所貢獻，就破例批准了）。

園林是由我自己建造；對餐館本身的設計，我定下了兩條大綱。第一，在餐館內，要使每一位顧客都覺得自己身在園林中。第二，中、西的文化要分得很清楚：中就是中，西就是西，決不可以不中不西。那是說，中西不能混合，但卻大可合璧，而「混合」與「合璧」是兩回事。後來我這個「合璧」的概念，不僅應用在裝修設計方面；餐館內的服務方式與飲食物品，也是以這個概念為依歸。可以說，不管是好是壞，龍苑確是與眾不同。（後來外間的評語並不一致，但有一家報章選之為華盛頓州的最佳餐館。可惜的是，該州的人對中國食品所知甚少，因而龍苑還是要經時間的考驗才可以下定論。）

園林的建造，是三年多前開始動工的——第一步是開闢一個湖。由於自己轉到香港工作，這項工程要在我假期中才能有所進展；園林斷斷續續地造了兩年多，用盡了我積累了五年的假日。屈指一算，投入工作的日子總共七十多天；這算是很快的了。其它一些數字也值得一提。該園林共享了四千多噸巨石，其中最大的重達三十二噸——據說從來沒有人搬置過這樣巨大的石頭。高達二十呎的柳樹十一株，是遍尋美國西岸才得到的、既大且強又可移植的黃柳。中國的梅花十株——幸運地，一位日本的園林家賣了給我。此外黑松二十，小松三百，杜鵑逾千，櫻花三，楓樹十餘，其它植物不便羅列了。

湖中的睡蓮雪白，水蘭鮮黃。在餐館裡，透過玻璃地板，可見足下盛開的睡蓮與來去的錦鯉。有水的花園不可缺少了橋。我在香港幾乎搜盡了關於小橋的書籍，卻找不到滿意的，後來在飛機上看到了一個廣告的一小角，畫面上有不及一吋的日本木橋。得來全不費工夫，就把它放大起來照造了。

說實話，龍苑在啟業後數星期就獲選為「四星」餐館，令我有點尷尬，因為我知道行政上不少問題還有待解決。但龍苑的園林在華盛頓州獲首獎，我倒樂於接受。我沒有在當地將這首獎宣揚，是因為建築師朋友得不到建築設計獎。那些大名鼎鼎的建築物裁判員有眼無珠：他們見龍苑不在鬧市之內就不跑來欣賞了。難道我那朋友寄去的照片還不夠說服力嗎？

給女兒上的一課——也是女兒給我上的一課

最近在汽車裡安裝了電話，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公余之暇能跟自己的孩子多談幾句。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車子裡掛電話回家。女兒接聽，她第一句就說：「爸，你可否早一點回家？」「是什麼重要的事？」我有點緊張起來。「我要問你一些功課！」她說。這的確是重要了。女兒剛滿十五歲；入學十二年以來，從來不向我問功課。她自小成績好，但總是將習作收藏起來，不准我多管她的讀書「閒事」。如今竟然要問功課，使我受寵若驚，也覺得事情是有點「嚴重」了。

我於是立刻趕回家，一見到女兒就問：「什麼功課？」「我明天考經濟試，要問你一個問題。」這使我為之愕然。她知道我是教經濟學謀生的，但不會知道一位經濟學教授，對中學的經濟學問題不一定答得出來。要是她問的是其它科目，我總可以應付吧，但中學的經濟怪招層出不窮，假如答不出來，那我這個經濟學教授怎樣下台呢？望著女兒，我登時嚴肅起來，如臨大敵。

她問：「什麼是command economy？」一聽，我如釋重負！Command economy這一詞，我在美國二十多年沒有聽過；但幾年前回港任職，因為職責所在而涉及中學的經濟學，也就學會了。這樣，我便毫不猶豫地回答：「Command economy也就是planned economy，計劃經濟是也。」她望著我，似乎不大明白。我就跟著解釋：「計劃經濟是跟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相對的。市場經濟以消費者為主，比如他們要多吃蘋果，蘋果的市價就跟著上升，果農見蘋果有利可圖，當然會多種蘋果，蘋果的供應就增加了。這種以市場價格傳遞訊息、以價格指導生產什麼和指導產量多少的制度，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呢，不利用市場，而是政府僱用一批認為是有才幹的人作有計劃的決策，以指標的方式來規定生產什麼和產品的數量，然後賣給或分配給消費者。」


試卷外的答案

我認為自己的答案很妥當的了。殊不知女兒繼續問：「以消費者決定他們自己的喜好，既自然又合理，那麼，政府為什麼還要計劃生產呢？」我答道：「政府要增加本身的權力，使官員得益。」她反駁：「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說的。」真麻煩，我這個女兒明知故問，把我難倒了。要是告訴她老師和書本都錯了，那麼在考試時怎樣作答呢？女兒的考試重要，還是真理重要？考試答「錯」了，女兒埋怨我可不是好玩的。

我於是強作鎮定地說：「你們的老師和書本都認為消費者的喜好不一定對，不一定是有益的，正如你父親認為你所喜歡做的事不一定是對的一樣。他們因此認為市場的制度可能出錯，而有計劃的判斷總要比沒有計劃的好，所以計劃經濟就被一些政府推行了。」她說：「我是孩子，不夠經驗判斷，父親的判斷可能比較好；但消費者不是小孩，他們的喜好是他們的事。蘋果沒有市價，政府怎麼會知道蘋果應該多種一點還是少種一點好？」我說：「這也有道理，但你們老師和書本都不是那樣想，或者他們像你父親一樣，認為你多吃一些蘋果，少吃一些糖果，是有益的。」

晚飯的時候到了，兒子也在座。女兒突然問：「爸，在計劃經濟中，人民怎可以富有的？」我立刻回答：「當然不可以，他們飢寒交迫！」我的兒子聽到了，捧腹大笑，笑得很開心。我這個兒子，讀書的成績也很好，惟有經濟一科不稱意。這一笑，倒也顯出他下過功夫。

飯後，女兒的同學打電話給她，問的也是關於command economy的事。女兒就把剛從我那裡聽到的照說了一遍。那小同學顯然聽得莫名其妙，問：「市場經濟既然以消費者的喜好來決定，政府又何必計劃，多此一舉？」女兒將這問題轉給我。我說：「政府要權力，不，還是照書本所說的好了，市場可能出錯，政府可能是萬能而有先見之明的。」女兒轉達了。但過了幾分鐘，她又說：「我的同學還不明白，政府的判斷怎可能比消費者的判斷好？」我實在答不出來。如是者反覆幾次，我終於說：「不用擔心，試卷不會問這問題的。」


奇怪的計劃

女兒睡了。我思潮起伏，想著這樣的一個問題：連小孩也認為是行不通的計劃經濟，為什麼一些經濟學者及那麼多執政的人卻認為是行得通呢？

本來是膚淺的問題，但作深入研究的學者可能把它看得過於湛深，以致盲目起來。記得二十年前我讀到高斯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四二年的文章，說過這樣的話：若要消費者表達他們的喜好，強迫他們出價是唯一的可靠辦法。我當時拍案叫絕，卻不明白為什麼那樣多的經濟學者會不明白這一點。但經濟學者的茅塞未開，可能是因為他們有多種的顧慮。在很多情況下，市場也有所不能，這是他們深知的。有了種種顧慮而又高估了政府的公正嚴明、先知先覺，他們其中一些人讚成計劃經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不能否認，計劃經濟對經濟學者有點好處：他們當政府顧問而增加收入的機會是增加了。所以我們不容易分辨支持「計劃」的學者，是真的相信「計劃」可行，或是因為他們可從中得益。話雖如此，近二十年來，支持計劃經濟的學者是越來越少了。

撇開經濟學者不談，我的女兒及她的小朋友的發問，使我體會到一件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對經濟學所知越少的人，就應該越不明白計劃經濟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對這些人來說，正如我的女兒一樣，以消費者出價來決定生產，應該順理成章。但事實上據觀察所得，很多對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執政者，卻大事反對市場，高舉「計劃」。這豈非有點奇怪嗎？

我於是不能不又再度從「爭取權力」那方面去作解答了。在計劃經濟中，得益最大的往往是作「計劃」的人。最明顯的利益，當然是產品以配額的辦法供應，或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執政者有分配給自己及親戚朋友的權力，不需要排隊輪購。比較不明顯的，是對權力的維護。假若執政的人要控制民眾，用荷槍實彈的辦法很容易引起反抗，不是上策。以計劃經濟來控制，則可以控制得名正言順，實在高明得多了。試想，政府以計劃生產，分配由政府決定，不服從的人就可被加上「黑戶」、「反革命」、「思想不正確」等帽子，少獲分配，每月只得生油四兩，豬肉半斤。這不是比用武力鎮壓高明得多嗎？

回想在共產政制下的中國，以上的推斷是可取的吧。在目前，北京所搞的「指導性」價格及那連帶的所謂「雙軌」制度，也有同樣的功能，作分配的人有可觀的利益。據說趙紫陽有意廢除「指導」的制度。他若能真的廢除「指導」價格——廢除自己對社會沒有益處的權力——那就更加可敬了。

是深夜了。女兒突然跑進我的房間，坐在床沿。原來她也睡不著。她欲語還休，吞吞吐吐地說著些什麼。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見我答不出她的問題，怕我難過。到最後，她說：「爸，我對你的關心比我日常所表現的大得多。」「傻孩子，」我輕聲地回答，「這一點，我老早就知道了。」

擦鞋何罪？

可能因為北京的領導人見大學經費不足，而政府本身又有財政困難，提出了學生們應該「生產自救」的建議，所以在不久前，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就跑到街上擦鞋來幫補生活費用。這一「擦」，觸犯了北京的一些執政者，認為大學生擦鞋是給國家丟臉。於是，學生擦鞋就被指為「干擾人大政協會議」及「沒有營業執照」。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擦鞋風波，竟引致身居要職的政治局委員親自對學生說話。

真想不到，為了面子，中國大陸的某些執政者竟然將不名一文的大學生，看得比昔日我們到北美洲留學的一群，還要「嬌生慣養」！一時間我想起自己五十年代末期在美國留學時的「生產自救」。


一段溫馨的回憶

是的，像我們一輩的，在三十年前到北美洲唸書的學生，比現在的北美留學生幸運得多了。當時，美國的移民局准許外來的學生找工作來「生產自救」，使我們生活無著的學生可以自給自足，拚命工作、拚命讀書，轉眼間就成了專業人士。於今想來，那一段用功的日子，是我平生最愉快的時刻。記得一天晚上，我在Scoville教授家裡洗完了碗碟之後，拿到了幾塊錢，帶著疲倦之身步出他的家門時，他對我說：「你讀書成績那麼好，工作又那麼起勁，將來你會覺得現在的日子是美好的。」教授之見，果然不凡。

那是一九六○年前後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念學士的時候了。早上五時起來，駕著一部小車子給訂戶送報紙去；六時四十五分趕到校園，穿上制服在停車場收泊車費，左手收錢（每輛收一枚「二角半」硬幣），右手替一些教授改試卷。收車費，工資每小時二元；改卷，每份一元。每小時加起來的收入有六、七元了，而那一心二用、眼觀六路的工作，倒也過癮之極。

早上十時，上課去也。因為加州大學的學費不是按科而是按學期計，所以我選修的科目比一般免費的美籍學生多，四年的課程在兩年內修完了。下午四時，有洗碗工作就去洗碗，有掃地工作就去掃地。晚上八時用膳後，功課溫習時間三、四小時就夠了。到了週末，就把賺來的錢去享受一番。

後來由於成績好，學校免了我的學費。跟著的生活更寫意，或做助理教員，或做助理研究員，或替運動員補習，「生產自救」的時間越來越少，書就讀得更好了。

當然，今天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是遠不如我們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留學的那麼幸運。在北美，最不起眼的工作也足以餬口，可以交得起學費。另一方面，學校的知識差不多予取予攜；大有興趣的科目選之不盡。令人敬佩的高手教授不僅多，而且他們從來不擺架子，有問必答。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都知道只要把書讀得好，雖然不一定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尋找足令生活舒適的工作是不愁的。

中國大陸今天的情況及機會，跟美國三十年前相比，相差很遠了。可是，相差很遠也需要有急起直追的第一步。以擦鞋起步，何害之有？


擦鞋可迫使大學制度改進

有些人認為，這次北京的大學生擦鞋，並不是為了「生產自救」，而是希望以這種「低賤」的工作來製造不良形象，爭取同情。要是學生們真的有此想法，他們是錯了的。我想不到有哪一位在國際上算得上是有識之士，會認為學生擦鞋是「有辱國體」。當然，北京的某些執政者可能這麼想，但他們可能沒有到過外國去看看吧。在先進之邦，薪酬有高低之別，但工作卻沒有貴賤之分。假若大陸的青年生活未見安定而又先在工作上論貴賤，他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言？鞋是要擦的。大學生不應該是高人一等，要他們來擦或其他人來擦都是一樣。

或者北京的學生認為，既然掌政的人要面子，擦鞋可使他們對大學增加經費。這樣想，也是錯了。在目前大陸的改革過渡期中，不僅政府的資助求之不易，而就算是求到了，對大學不一定有好處。目前中國大陸的學校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教職的高下是論資排輩，而不是以學術高下來決定；第二，「思想教育」還在推行，真正有價值的知識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這兩個重要的制度缺點，怎可以以增加政府經費的辦法來改善呢？政府出錢越多，它對學術的控制權力就越大，「思想教育」就會變本加厲，而不學無術的「教授」的權力就更為鞏固了。

假若大學是私立的，經費來自學生所交的學費，那麼學校的掌權人膽子再大，也不敢僱用不學無術的教師，更不用說把他們提升了；校內的課程，就會重於有價值的知識，低貶了「思想教育」。試問，那所謂「四個堅持」的思想，對生產有什麼貢獻？沒有市場價值的教育，私立的大學怎可以大事推行而不倒閉？美國的上佳學府，大部分是私立的；在美國，即使是公立學府吧，納稅人通常都指定，政府對大學的行政無權過問。

當然，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不能期望大陸的大學能在短期內轉為私立。但學生「生產自救」，卻是值得鼓勵的事。假若學生能以擦鞋或其他行業掙一點錢，多買幾本書，交一點學費來補助教師的微薄收入，那麼他們對大學的課程、教師升級或調整薪酬時所用的準則，就有點發言權，或可以有力地多說幾句話。他們可以說：我們有權爭取有市場價值的教育，因為學費及生活費用的一部分，是我們自己賺回來的。這樣的說話，要比現在的大字報高明得多。這也是說，「生產自救」是可逼使大學制度的改進。以擦鞋的收入來補助生活或交一部分學費也有同樣的效果。


結論

容許學生擦鞋，會改善外人對中國大陸的觀感。這是一個自我發憤圖強的形象，是一種為了爭取知識而不論貴賤的意向。我想不到有哪個在國際上有一席之位的學者會不同意這觀點的。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國的大學制度大有問題，而這問題的重心所在，是政府管制得厲害。我們不能期望政府增加經費而又減少管制。出錢的人說話時可以理直氣壯；學生多出一分錢，多一分「自救」，就可以多說一分有份量的話，政府也就要讓步一分。這是說，從樂觀那方面看，政府有財政困難而對大學資助不足，對中國的青年不無好處。

另一方面，半工半讀的優點，不僅對目前大陸的求學困難有所幫助，而且工作本身也是一種鍛煉。不分貴賤的工作態度，是成功之途的一個起點。要是香港政府容許兒童擦鞋（在比較安全的街頭擦），我樂意見到自己的孩子到街頭擦之，讓他們賺一點零用錢，去體會一下「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哲理。這可不是空口說白話。去年夏天，我的兩位十多歲的孩子曾跑到美國去做一些粗下的工作，他們倒也敬業樂業，使我想起自己的當年。今年夏天，他們會多做一點的。


二○○○年後記

今天一個在國內的大學本科生，每年自己要出的求學經費大約是一萬元人民幣，其中四千元是學費。這數目不算少了。政府是有補貼的，但在比重上，國內求學的私下錢遠高於香港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雖然有那麼多的政府管制，國內學生對教育的發言權比香港學生的大。也難怪在今天，國內學術水平較差的教授大都奮力補修，免遭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