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

一百零二歲的郎靜山先生不久前在香港舉行攝影展，在展前的討論會中，我被邀請為主持人。這是盛情難卻的邀請，而在「主持」之際，郎老的高齡不單使我想起很多往事，也使我這個在年歲上可以作他孫子的人有夏去秋來之感。

一九五五年我在攝影上初出道時，郎靜山早已大名鼎鼎了。他的迭底片——尤其是山底加雲底——功夫，是我們後輩當時必修的「課程」。在黑白攝影日漸式微的今天，郎老始創的絕技，會否有一天失傳呢？

在那次有紀念性的、關於郎老的攝影藝術的討論會中，要發言的有十多人，都是攝影大家。我環顧四周，只有三人相熟，那是：簡慶福、陳復禮、何藩。這三君子是我在五十年代中期因醉心攝影而認識的朋友。然而，見到座上還有那麼多我不認識的攝影高手，我就想到王羲之的話：「曾不知老之將至！」

作為該討論會的主持者，開始時不免要說幾句簡單的開場白。一時之間，三十餘年前的往事，注到心頭。我於是說：「東方與西方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藝術媒介也有所不同。近二百年來，東方借用西方媒介或西方借用東方媒介，是常有的事，但總是『河水不犯井水』，能青出於藍的例子絕無僅有。西方沒有王羲之，沒有李白，也沒有八大山人；而我們也沒有莫扎特、莎士比亞、畢加索……」

我跟著說：「唯一的例外是攝影。攝影所用的相機、底片、相紙等都是西方發明的，但在攝影上，中國人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尤其是黑白攝影那方面，五十年代香港的造詣光芒萬丈，無與倫比也。」我於是舉出一些實例，說：「以大場面風景而言，美國大名鼎鼎的Ansel Adams僅可與我們的簡慶福相提而並論。說到詩情畫意，非洲的Will Till不及我們的陳復禮。至於街頭巷尾之作，法國的Henri Cartier-Bresson是遠不及我們的何藩了。」

識英雄，重英雄，聽到簡、陳、何這三人的名字，在場的二百聽眾三次掌聲雷動。這使得場內的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討論會過後，一位寫稿的朋友要我重述我先前提及的與簡、陳、何相比的三位外國攝影家的名字。何藩在旁大聲說：「我要補充一句，說到燈光人像，加拿大的Yusuf Karsh不及我們的張五常——你要寫明這是我說的！」藩兄真的是說笑了。Karsh的燈光人像，前無古人，我怎能與他相比！

浪不一定能淘盡英雄，但三十多年來大家的尋尋覓覓，不免使人有英雄遲暮之感。人老了，就覺得昔日的競爭對手比自己高明得多。不久前我在這裡盛讚何藩，言出由衷。何藩把我與 Karsh 相比，不會是客套之言，而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許在心理上覺得，再不濟事也要比非朋友勝一籌吧。對朋友的維護，老而越甚，自古皆然，我在心領之餘是不能反對的。

大家坐下來吃晚飯時，我對何藩說：「我有很多朋友沒有機會看過你的攝影作品，這使我耿耿於懷。今天大家一起想當年，豪情雖減還在，我們明年一起搞個攝影聯展好嗎？」他立刻贊同。簡慶福在旁聽著，我問：「阿福，你也跟我們一起『聯展』吧。」他毫不考慮就答應了。我感到意外的驚喜，抬頭，見到席上對面的陳復禮，就跑過去對他說：「阿福同何藩要同我聯展，你參加不參加？」他立即說：「當然參加！」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想了兩天，決定這四人聯展的英文名目是：「Gone are the Days—a Memoir of Four Photographers」。意譯過來是：「往日時光——四友攝影聯展」。地點，我打算訂香港大會堂的低座；大約明年六月十一日舉行。四友作品，每人五十幀，加起來有二百幀了。

假若評判者為上帝，要選出歷史上最優秀的十位攝影家，簡、陳、何三位肯定是入選的。這三位老友作品甚多，每人只選五十幀——其中不少是舊作——這聯展應該是史無先例的佳展了。

我想，雖然有我這個連第五百名也數不到的非名家在其中魚目混珠，也不會把這個「四友聯展」弄得黯然失色的。就算我的作品不成氣候，也無傷大雅。既然是老朋友，又是懷舊，是不應有其它顧慮的。

我想起蘇東坡的詩，有如下四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鄧小平晚節可保乎？

我從來沒有批評過鄧小平。即使在六4的前前後後，鄧老當時分明晚節不保，我的解釋是：他人老了，對事情看近而不看遠，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不能加以深究。

我是個書生，對政治一竅不通，也無縛雞之力。但我懂得歷史，也知道歷史是由像我們這樣的書生寫出來的。我說過很多次，不管中國的前途怎樣，將來的歷史會對鄧小平有很高的評價。理由簡單不過：不管鄧老高舉什麼「堅持」之旗，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政制下的領導人，不反對私產，推行市場的運作。他在門戶開放上的敢作敢為，史無前例，著實令人佩服。我認為，假若中國沒有鄧小平，方勵之不會有那麼多話可說，而什麼民運、學運就更談不上了。我也認為，沒有鄧老倡導的中國改革，東歐不會變色，蘇聯不會瓦解；而柏林的圍牆不會倒下來，其碎件之一當然不會為我所獲而置於書房內了。

我今天這樣想，將來的歷史學者也會這樣想。大事不拘小節，這是為史之道。今天東歐一塌糊塗，但畢竟放棄了一個行不通的制度，到了明天大有可為也。

二三百年後的歷史學者寫二十世紀的歷史，會認為近幾年來舉世共產政制的潰不成軍是頭等大事，而棄「共」取「資」，對人民的生活大有裨益，豈有不大書特書之理？他們一定會問：人類的生活有這樣重大的轉變，究竟起自何因？他們會舉出好幾個因素；但歷史學者永遠都崇拜英雄，於是，他們也像辛棄疾那樣，會問：二十世紀的「天下英雄誰敵手」？答案不是曹、劉，而是鄧某！

我可以肯定地說，將來歷史學者對鄧小平的評價，會比我們今天的人所給他的評價高得多。這是未蓋棺而可以定論的事。有趣的問題倒是，他日鄧老蓋棺定論，後人對他的「晚節」的評價會怎樣呢？鄧小平的晚節可保嗎？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作為鄧老的擁躉，我不能不承認他晚年之際，做錯了幾件事——雖然那可能因為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一，他對方勵之及其它「民主」人士的言論，實在是過於敏感了！假若幾年前鄧老對中國的「民主」言論開放一點，或索性聽而不聞，或用上「黑貓、白貓」那一招來處理，我們今天便可能不會聽過方勵之這個名字。方兄若名留千古，倒是北京政權一手造成的。方兄成名並非壞事，但我認為，經改未達而要先談政改，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今天東歐及（前）蘇聯的經驗，有力地支持我這個看法。

其二，像趙紫陽那樣的經改上將，怎會因為一些學生的熱情而被打下馬來的？趙氏像一般炎黃子孫那樣，同情青年，這又怎算是彌天大罪？趙氏一向對鄧老讚揚，忠心耿耿，決不會意圖政變。一個偶爾傳言可能復出便使香港股票暴升的人，是不應該被「關」起來的。在這一點上，鄧老又似乎是過於敏感了。

其三，我們同情六4的學生，但不少人像我一樣，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也不同意他們不知進退的做法。而話說回來，無論怎樣，以坦克鎮壓，我們是絕不會同意的。六4的英雄可不是學生，而是舉世因為中華民族而站起來的炎黃子孫。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回事。這樣的熱情不加以利用，反而以槍彈的「冷水」潑之，是不智也。這也可能是因為鄧老過於敏感的緣故。

綜觀以上三點，作為一個執政者，鄧小平的弱點是過於敏感，缺乏大將應有之風度，與他主張的黑、白貓的招式是有出入的。這對鄧老的晚節沒有好處。然而，替鄧老保持晚節的也有三點。

其一，六4的學生及民運人士，逃出生天，到了外地，其表現一般地令人反感！（在吾爾開希逃離國內之前，我大概是第一個在香港電台說過：這青年華而不實；當時曾引起非議，於今回顧，我倒有先見之明！）

其二，不久前鄧老南下，他究竟說了些什麼話，各說不同，但南中國與香港的人為之鼓掌，使舉世矚目，這可以反映出鄧老功力之深矣。

其三，這是最重要的——六4之後，中國的經濟有一年裹足不前，但跟著而來的是，尤其南中國，經濟欣欣向榮，這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而珠江三角洲的增長率，更是史無先例也。

中諺云：「民以食為天！」既然中國人民的生活，在鄧小平的晚年時期大有改進，我認為，鄧老的晚節是不會令人喟然而輕歎的吧。

也談香港文化

不久前，在日本有千多萬讀者的《朝日新聞》邀請我替該報寫一篇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評論，指明不可超過一千字。我響應說，中國的問題那麼複雜，一千字怎可以寫得言中有物。他們把一篇看來（日文）有好幾千字的評論給我看，解釋說，我以中文寫的作品是要翻譯為日文才發表的，而一千字中文，翻成日文就大約變成三千字了。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值得探索一下。

我曾經略作計算，雖然一個英文單字往往有一個以上的音節，但把英文翻譯為中文，平均一個英文字會變為兩個多中文字。另一方面，英文的常用字彙比中文的多出起碼三倍。結論是很明顯的：英文比中文難學，而其表達能力，在「變化」上，也比中文強。

日文既然要用比中文多三倍的字數才能表達同樣的內容，也難怪不懂日語的我，聽日本人說日語，覺得好像是開機關鎗那樣格、格、格地格個不休。

我於是問一些對日本文化有點認識的朋友：日文應該是效率較低的語言吧？他們立刻同意了，且向我舉出很多例子。但為什麼大有作為的日本人，其語言會變成這樣子的呢？我的答案是：日語自古至今多是外來進口的，於是成了一種百鳥歸巢的語言。今天的日文，有我們的漢字，有英、法、德等音譯的外來語，真是「八國聯軍」也。

我於是也想到香港的文化。我曾經強調，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我也認為香港的文化比台灣的多采多姿。然而，香港的文化也是進口的。那為什麼進口的文化，在殖民地的香港，竟然大有可觀呢？我的答案是：香港文化的進口有主流，也有支流，而在「殖民地」的自由發展下，香港人大可擇其過癮者而從之。

香港的文化主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餘生也晚，沒有親身聽過小明星唱《癡魂》，沒有機會跟唐滌生暢談粵劇、粵曲之道，引以為憾。但我曾在灣仔的街旁，與楊官璘賭過一局棋，相持不下達四十分鐘之久才輸五毫子給他，引以為榮也。這些都是不簡單的文化，是中國文化「一角」中之表表者耳！

我們要「感謝」港英政府。他們的專家真的懂得「殖民」之道，可以不管的就不管，使香港的文化人士可以大展所長。我認為若不是在香港，金庸怎能寫出他的武俠小說，而舒巷城也難以寫成他的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是蘇東坡說的。金庸在太平山下看少林寺，功夫「打」來別有奇趣；舒巷城以秦淮之思而描述西灣河的街頭人物，感情溢於紙上。

至於擇歐美的善者而從之的，更是不勝枚舉了。比較突出的，是五十年代香港的攝影藝術。張汝釗的金魚、李錫安的靜物、何藩的街頭巷尾、簡慶福的大場面風景、關大志的意之所至、陳復禮的詩情畫意……於今回顧，都是前無古人的功力，歐西的攝影有所不逮也。

我認為，香港的文化能擇進口的善者而從之，主要原因，是香港承繼了中國大陸的文化主流，吸收後根深蒂固；但同時卻拋棄了中國文化傳統不良的約束，在我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方之珠上大「展」個人的觀感，各抒己見。而大好的文化或藝術，永遠都是以個人風格為出發點的。

黃永玉、黃苗子、張大千、葉恭綽、鄧爾疋、葉淺予……的藝術成就，香港的感染力不可抹煞也。若晚年不到香港來定居，林風眠的後期作品，怎會有如此燦爛風光？說香港沒有文化，是從何說起的？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文化更是別開生面了。許冠傑的粵語時代曲、黃沾的率直狂態、尊子的諷刺漫畫、林振強的《慈祥鵬》、周潤發的收放自如、周星馳的「無厘頭」等等都是香港的獨有文化！

附庸風雅的代價

富有的人要花錢，可能是一件頭痛的事。天天大魚大肉，鮑參翅肚，很容易吃厭的，而對健康也沒有好處。賭博可以一樂，但因為長賭多輸，富有的人是不大可能貪勝不知輸的。孔子云：食色性也！所以自古以來，富者對美色有殊好——李白的「名花傾國兩相歡」可不是亂寫的。然而，在封建不再的今天，三妻四妾的例子甚少，更不用說「後宮佳麗三千人」了。

於是，有錢可花的人，在為自娛傷腦筋之際，會覺得「附庸風雅」是一個好去處。買畫、買古董之類，可以花很多的錢。這個玩意很過癮，也可以作為一項投資，使下注者有利可取。我有幾位十多年前開始藏畫或古玩的朋友，今天發了達。

不過，我這幾位賺大錢的「藏」家朋友，可不是附庸風雅那麼簡單。他們或則從小對藝術感興趣，進而有很深的研究；或則開始時僅喜收藏，後來卻痛下苦功，學懂了。這些是難得的花錢例子：既可過癮，也可賺錢，除了收購藝術作品外，我想不到哪一項花錢的玩意可以這樣魚與熊掌，二者兼得的。

近十多年來，日本人富有不在話下，而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也分明變成發達之區了。這樣一來，懂也好，不懂也好，附庸風雅之士傾巢而出。近幾年來，蘇富比、佳士得等國際性的拍賣行，在歐美要虧本，但在香港卻可賺錢。上述的蘇、佳這兩家拍賣行，近一年來竟奇兵突出，在香港拍賣油畫。與宣紙比，帆布確是不同，附庸風雅之士「打針都冇咁快」，突然間變為油畫專家了。

蘇富比與佳士得在香港所拍賣的油畫，可不是畢加索等人之作，而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油畫家。如此一來，附庸風雅之士過癮之餘，倒真的要付出代價。理由有三。

其一，國內的畫家數以千計，而且越來越多。可不是嗎？一個在國內的繪畫教師，月薪頂多是數百元人民幣，但假若時來運到，他們的一幅油畫可以賣得數萬

元——那是十年的工資了。有十億以上的人口的中國，從事繪畫的人豈有不暴增之理？如此下去，供過於求是遲早的事。

其二，蘇富比與佳士得這兩家拍賣行大名鼎鼎，畫家若被選中，一登龍門，身價何止十倍？然而，這些畫家可不是單為拍賣行的需求而繪畫的。我見過這樣的一個實例：同一畫家，其筆下同類或差不多的作品，在拍賣行賣的，與畫家本人私下賣的，價錢相差十倍！我又知道有一些國內的畫家，用多個名字或藝名繪畫。作品相同，而姓名有別，可以用迥異之價「傾銷」。

其三，繪畫有很多派別，而近兩三年來，中國的畫家始創了一個新派。我稱之為「攝影派」。這一派的畫很逼真，使人覺得如攝影，幾乎可與相片真假難分。不幸的是，這種繪製品的闡釋能力，與攝影沒有區別，所以，縱然技術超凡，惟其藝術又從何說起呢？

是的，油畫中的「攝影派」，在闡釋上是拜攝影家為師——在這方面，其實他們所拜的只是二三流的攝影家而已。我沒有嘗試過繪畫，但對攝影我有三十七年的經驗與「功力」。假若我以相機及黑房技術來製造一幀像攝影派的「油畫」，易如反掌也。

綜觀以上三點，我認為在亞洲，附庸風雅於油畫的人，將要付出可觀的代價。今天的所謂「名畫家」，明天可能不過如此而已。藝術是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我也認為，若小心從事，今天在中國的油畫方面下注投資是值得考慮的，不過，要顧及如下四點。

第一，買畫時首先要顧及作品的本身，不要管那畫家名氣的大小。名氣要由時間、歷史肯定的。在今天判斷中國油畫家的名氣大或小，實在是太早了。第二，若自己不懂得欣賞油畫，則要請專家朋友代為品評。第三，自己不願意掛於客廳牆上的畫，一律不買。第四，價高於三萬元的所謂「名家」作品，避之則吉也。

至於上文所提及的所謂「攝影派」，其作品目前的高昂市價，似乎是由下述的那類鑒賞家「決定」的。某天在佳士得的展覽大廳裡，我見到一位欣賞者在一幅油畫面前大聲說：「嘩！乜畫得咁似架！」

想起了《中華文選》

閒著無聊，翻閱最近出版的拙作《憑闌集》，談到《關於中文教學》一文時，再有感慨。該文反對中文教學，但也承認香港的學生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我指出這不幸，並非由於英文教學所致，而是由於香港政府對教育的諸多管制——那是學語文的大忌。

今天重讀該文，我想《中華文選》這一套課本跑到哪裡去了？我記得，《中華文選》由淺入深，一共八冊，收集了好些名家的散文，包括古文的。那是一本課本精品；四十年前，我在香港作「番書仔」時，它是中文教材。我不相信，以《中華文選》作課本的學生，其中文水平會像今天香港學生那樣不成氣候 。

我還記得《中華文選》第一冊的第一篇，是巴金的《繁星》——「我愛月夜，但我也愛天星。從前在家鄉，六、七月間的夜晚，在庭院中納涼時，我最愛看那密密麻麻的繁星。看著那天星，我就會忘掉了一切，彷彿回到母親的懷裡……」第二冊的第一篇是魯迅的《秋夜》——「我家後園有兩株樹，一株是棘樹，還有一株，也是棘樹……」

是的，《中華文選》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與《背影》，有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有王勃的《滕王閣序》，有蘇軾的《赤壁賦》，也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其它名家還有冰心、徐志摩、梁啟超……而所選的文章無一不是精品。

我還記得《中華文選》是我被逐出校門之後還要一讀再讀的。這套選集，讀來過癮之至。趣味盎然的課本，其感染力可使學生不顧及考試而讀之。《中華文選》有這樣的魅力與能耐，但今天卻不知去向。

我不知今天香港的英文書院裡所用的中文課文是什麼。大約十年前，我參閱過他們的中文課本，發覺所選用的文章不能與《中華文選》相提並論也。這「新」課本不是沒有好文章，但其中一些艱深難明，一些老氣橫秋，一些諸多造作——非精品也。更重要的是，「新」選的文章缺乏趣味情致，沒有感染力。

好的文章是超越「時間性」的。那麼為什麼《中華文選》會被淘汰呢？最近，我向一位舊同學提出這問題（我於一九五七年離港赴美，一別二十五年），他說，在六十年代時，香港學生激增，編選課本的見有利可圖，獲得教育司署的批准，就推行新的中文課本而把《中華文選》拋棄了。

我從來不反對著書或編書賺錢，但書的好與壞，怎可以由政府官員下判斷的？不懂中文的人當然不可以當中文教師，但假若一位中文教師有資格教學，那麼他就應該有選擇課本的權利。由政府指明要教什麼，試題要怎樣發問，哪一課本可以用，哪一課本不准用，教師再有才華，也無能為力也。

今天，英文書院的中文教師，大多數可能不曾聽過《中華文選》這個書名。但我認為，只要他們看過這一套書，而又有選擇課本的自由，加上沒有考試之種種「規定」的話，那麼，《中華文選》死而復生，是可以肯定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出版《中華文選》的書局，因為此書不被中學採用就不再發行。香港好學的學生還是有的。學校不採用作課本的書，自己也可以把它視為課外讀物。既然過癮精彩，課餘讀之，何樂而不為？何況九七在望，他日在中文方面若能下筆成文，每月多了兩千塊錢的收入，應該是低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