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朔山水甲桂林

個把月前的長週末，黑蠻夫婦、黃醫生、尹老闆、我與內子，一行六人到桂林及漓江一遊。那天晚上下機後，上了事前安排好的旅遊車，在駛往下榻的酒店的途中，隨車的導遊對路上景物像背書那樣說個不休。我對內子說：「這個導遊很賣力，但這些沒有意思的介紹實在吵耳，可否叫她少說一點？」

處理這樣的事，內子一向高明。不知她對那導遊說了幾句什麼，那導遊突然開心地問：「你們以前到過桂林嗎？」黑蠻說八年前到過，黃醫生說什麼我聽不清楚，尹老闆的普通話平平「有」奇，是有勇氣但不懂得聽的那一種，所以欣然自得。輪到我，答曰：「五十四年前在桂林念過六個月書，校名是真光小學。」

導遊說她沒有聽過「真光」這個校名。後來，她說回家問過年老的母親，也沒有聽過。「真光」在香港大名鼎鼎，而且我可以作證，是同一的「真光」，在抗戰期間曾經在桂林慘淡經營。如今，能有資格「證實」的人，恐怕不多吧。

次日起來，天下雨，早餐後大家一起去游七星巖。一進巖洞內，迎面高高在上的石壁，以大字刻著一首毛澤東所書的《滿江紅》，讓我看得呆了。看了好一陣，我對身旁的內子說：「老毛寫的是懷素書法，但懷素寫不過他！」

是的，在此之前我曾看過毛潤之的幾幅好字，知道他書法了得。但去年韋子剛送給我一套兩冊厚厚的毛氏書法，看來並不怎樣，於是對他的書法本領有點懷疑。如今看到這首刻於壁上的《滿江紅》書法，就不再懷疑了。

試想，《滿江紅》九十三個字，加起上、下款來有百餘字。那樣多的字數，整篇沒有敗筆，氣若奔雷，變化萬千，瀟灑利落，是不能靠「碰彩」或運氣的。我可以說，如果毛氏這幅《滿江紅》書法是代表他用心下筆的水平，那麼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沒有哪一位書法家可以比得過他。我甚至還可以評得高一點：在草書而言，他應該是王鐸之後三百年間的第一把手了。

不過，令人尷尬的是，在這書法對面石壁上，刻著的卻是一行巨型的什麼共產偉大領導的政治口號，入「石」三分！一個把中國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的暴君，與一個在詩詞及書法上可以直追古人的才子，竟然是同一人！這是中國人的悲哀。在巖內的一個小時行程中，我在想，倘若毛氏當年不搞政治，專攻詩、詞、書法，那麼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很可能與九百年前的蘇東坡平起平坐了。為什麼毛潤之當年會有一念之差？

帶著無限的感慨，午膳後我們一行六人在桂林登山看景。五十四年，江山依舊，但點綴著江山的好些建築物，都是蘇聯式或共產制下的像火柴盒般的房子，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破了相。

第二天乘船游漓江，下陽朔。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漓江名不虛傳，以風景優美來品評，它應該是天下第一江了。是的，雄壯的山河我見得多，但優美如漓江，卻是前所未見。

從漓江下陽朔，開頭的三分之二舉世無雙，但其後的三分之一卻不怎樣。然而，一到了陽朔，就恍如入了蓬萊仙境，奇峰迭翠，目不暇給，又使我想起毛潤之所寫的「江山如此多嬌」了。

陽朔是一個小小的市鎮，背山面水，環目四顧，怎樣看都是如詩如畫。加之該小鎮還沒有受到「共式」建築物的污染，不由得使我肯定五十多年前常聽到的贊語：「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這天只在陽朔盤桓了一個小時，回桂林是坐汽車的。經陽朔的近郊，只見水田人家，遠山近樹，參差相映，有點像陶淵明《桃花源記》裡面所說的境界。

第三天，本來是安排了去看一個位於桂林的什麼新巖，據說是格外精彩的。但我想，七星巖是巖，游漓江時又順路看過另一個巖，巖到底是巖，若巖洞裡說這裡（鐘乳石）是什麼烏龜呀，什麼寡婦呀之類，俗不可耐，再多看一個巖，不是很累嗎？不如坐汽車再到陽朔去吧。

我把有關後者的建議說出來，黑蠻夫婦大聲附和；但黃醫生怕坐汽車，叫尹老闆陪他留在桂林，再游巖洞去也。

從桂林乘車到陽朔只需八十分鐘，沿途春光明媚，四個人說說笑，不消一會工夫就到了。陽朔的確是一個好去處，很有風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裡有一條賣舊物的小街，其中的小店舖很有趣味。在這街上，我花了數千元，討價還價，買了好些少數民族的較古的手鐲，回家後內子為此開心了好幾天。

上帝對陽朔是仁慈的。今天，它還沒有受到「精神文明」的污染。但願日後不會喊一聲：救救陽朔！

書法贗品

收藏中國書畫的人有一個座右銘，那就是所「收」的作品要「真、精、新」。他們以「真」為三要素之首，可能是由於歷來贗品多的是。在歐西的藝術市場中，鑒賞真偽是做得比較認真的。相比起來，在中、港、台一帶，令人尷尬的例子不勝枚舉。好些畫廊都有「假貨」待沽；而拍賣的文物中贗品時有所聞。當然，比較有份量的畫廊與拍賣行，有專家鑒定，比較可信。

歷久以來，中國書畫（尤其是古書畫）的鑒定家，一致認為，鑒定書法比鑒定國畫容易。這是因為能賣得好價的書法大都是一氣呵成，面目明確，可以取巧的地方甚少。一般人可能難辨真偽，但要騙倒專家就不容易。有時專家認為是真的，但又認為寫得不大好，就可能有問題，不應該下注。可以說，就書法而言，凡是專家認為是真而精的，偽作的可能性甚少。像宋人吳琚寫米芾的字那樣，精而又能以假亂真的例子，歷史上很少見。但吳琚還是看得起自己，沒有冒米芾之名下筆。今天，吳氏的書法，一幅之價應在百萬港元以上了。

上文所說的書法，專家認為是「真而精」就是「真」的慣例——即所謂「開門見山」的慣例——可能今後不再！這是因為不久前「發生」這樣的一件事：在紐約蘇富比拍賣的一幅算得上倪元璐的書法精品，從拍賣行的目錄印刷中看，沒有一個專家看得出是假的。他們從其它證據中（見下文）明知是假，但就是看不出假在哪裡！其中有一位專家朋友見過該贗品的真跡（不是原作的真跡），說墨跡太新（真本不應如此），所以他看得出來。但他在看贗品真跡之前，就明知是贗品，心裡有數，所以才說得那樣「容易」吧？

倪元璐（一五九三——一六四四）是明末的一位頂尖的書法家。專家們能一望而知蘇富比拍賣行的是贗品，因為該贗品是倪元璐的兩幅——曾經出版好幾次的——有名的「五律書法」的合併。一個書法家重寫又重寫同一的詩、詞是常有的事，但寫得筆筆一樣卻不可能，且從來沒有出現過。釋文說：

滿市花風起，平堤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上埭天連雁，荒祠水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盻夕陽游。
何如謂亭賦，二十回登高。九子龍殊好，五侯鯖合淘。持鞭嘗百草，為頰盤二毛。贈世綏山果，不仙亦足豪。　　元璐

眾所周知，計算機仿製印章可以仿得完全一樣。這解決了一個製作贗品的困難。很舊的紙或綾，在國內市場今天還可以買到。這解決了第二個困難。用幻燈片從玻璃桌下或屏風後投影而模仿，據說是一種新方法。而我個人認為，除了以上三點外，這幅倪元璐書法（贗品）的仿製者，是一位書法家。

從如上的種種看來，今後鑒定書法的真偽，有什麼辦法呢？答案是：不能看印刷品作鑒定，要看真跡，然後按如下四點作判斷：

（一）細看墨跡的新舊。但據說把墨跡弄「舊」不大困難，更何況若干年後，墨跡可自然而然地變舊。

（二）印章色澤的新舊。據說舊印色很難仿得酷似。上海偽造書畫的在市場搜購舊印泥，加油再用，但色舊油新還是一個破綻。

（三）經過昆蟲或微生物蛀食的舊紙或綾，蛀前下筆或蛀後下筆在放大鏡下不難看得出來。但偽造者若用完好無缺的舊紙或綾下筆，這個鑒定準則就用不上。話雖如此，完全沒有瑕疵的舊紙或綾，絕無僅有。所以這第三個（可能是我發明的）鑒定辦法比較可靠。

（四）作品的來源（此前的收藏家是誰，作品有否重要的舊注錄或有否出版過）很重要。但收藏家的印章，如今由於計算機仿製容易，就「有」等於「無」；還是要在印色方面下功夫。

科技發達的今天，偽造者可以「偽」得精，萬無一失的鑒定方法是沒有的。可幸的是，在專家雲集的藝術市場中，價叫得高的或是大名家的作品，「冒牌」者要瞞天過海也要大費功夫。專家彼此間大都是朋友，研究後認為是真的（原作），他們可能秘技自珍，但有疑問時他們就樂得把「心得」共諸同好，於茶餘飯後津津道之。

這次蘇富比拍賣的倪元璐書法贗品還有一個疑點：儘管是一萬五千美元的估價，但也實在太低（應該估五萬美元左右）。低的估價使買家不細心研究；當然，好些時候，因為賣家不求高底價，名家的真跡也可能估得過低的。

令人尷尬的是，蘇富比拍賣行舉世知名，其書畫專家應該非同小可。倪元璐是大名家，他的被「印」摹的兩幅作品都是名作，出版過好幾次，那些非同小可的專家怎可以完全不知道的？

背誦大有裨益

我曾在《懷古說》一文內提到五十多年前就懂得背誦杜牧的「折戟沉沙……」，而該文又說明是「六十有感」。一些讀者屈指一算，那時我還不到十歲，怎可以「折戟沉沙」一番，背誦什麼「銅雀春深鎖二喬」？

我不是一個背誦天才，但認為每個人在少小時的背誦能力特別強。少小時沒有煩憂，腦子裡沒有牽掛，沒有污染，只有一片天真的純潔，什麼詩詞歌賦之類，是很容易在記憶中刻上去的。

我懂得背誦整首《長恨歌》、《琵琶行》、數以百計的詩詞、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閣序》等詩文時，只有七、八歲。當時我不明白其中的內容，字也不識得幾個，但就是懂得背誦。

事情是這樣的。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著我們六個孩子在廣西逃難，在桂林、柳州一帶逗留大約一年，然後逃到平南，步行十多個小時，抵達一個名為哪沙的村落，在那裡住了一年多。

哪沙是「如假包換」的窮鄉僻壤。那裡的村民不相信世間有汽車、火車，飛機更不用說了。更「僻」的是，這村子裡沒有誰識字的，所以沒有筆墨，也沒有紙張。母親總是希望我們能繼續求學，但連紙筆也沒有的地方，怎麼辦？

好在機緣巧合。跟我們一起逃難到哪沙村去的，有五名男子漢，都是「性格人物」。我記得一位是畫家（曾用燒焦的木炭替我在牆上畫了些「造像」）；一位是打功夫的師傅；一位懂英語，是阿Q所說的假洋鬼子；一位懂中藥，教過書，沉默寡言。還有一位是姓鄧的，曾教古文維生，整天書空咄咄。

這鄧老師很八股，整天在哦哦地吟誦。他身無長物，但帶著一堆詩詞歌賦與古文之類的書本，一有空就拿起來哦呀哦的。在哪沙，我們大家都無所事事，因此鄧老師「口水多過茶」，天天以吟誦自娛了。

我那不識字的母親聽說鄧老師有點學識，就要我們跟他學習，但真正從鄧老師那裡學到一點什麼的，就只有我一人。這往往是因為每個天黑而不能出外玩耍的晚上，鄧老師朗誦一句詩、文，我就「依樣葫蘆」照樣朗誦一句。字音或長或短，或速或緩，但沒有或高或低的，兩人一起咿咿哦哦，倒很過癮。一年多的晚上差不多都是這樣度過的。

由於沒有紙筆，鄧老師只好教我這樣背誦。可能是因為我當時只有七、八歲，他從來沒有向我解釋詩文的內容。我開始明白有關的內容，是好些年後的事，而因為懂得背誦，久不久就把記得的詩、文在腦中轉來轉去，這樣，對內容的理解、體會遂與日俱增。是的，例如一些辛棄疾的詞，我今天的領悟比三十年前我拿博士銜時深入得多。要不是我在少小時就懂得背誦，多年以「記憶」來慢慢消化，這領悟是不容易達到的。

從個人的經驗所得，我認為在語言文化的教育上，我們不妨倣傚一下往日的傳統學習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在童年記憶力特強的日子裡，求學的應該多點背誦。不要在解釋上大費思量，吹毛求疵的解釋更要避免，讓兒童「背」了再作道理。如果童年時不這樣做，長大後腦子給其它雜事塞得滿滿的，要「背」要記，就不容易了。

除了協助與日俱增的理解和領悟，多背誦一些詩、文的佳篇，還有兩個重要的好處。

其一是在需要時，要運用得好，背誦——有助於記憶的背誦——幾乎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我今天以中語寫文章，引用古今之句來點綴、過癮一下，毋須翻書籍。假如我要尋書覓句，運用起來豈不是格格不入、文氣大「傷」？

事實上，我是在一九八三年末，四十八歲時，才正式開始用中語寫文章。如果我不是在童年時下過一年多的背誦功夫，文體可能目不忍睹。

其二，寫文章，文「氣」很重要。背誦古人的佳作，文氣的感染是很自然而無可避免的。中文如是，英文也如是。在美國念大學，學英文，我就找一些佳作，實行背誦。因為年紀大了，背得很辛苦，但還是背了一些。有朋友問過：「你的英文寫作是怎樣學來的呀？」說來話長，我就只簡單地說：「背誦《聖經》的《創世記》。」

今天香港的大學生，一般地說，智力皆屬不凡，然而中、英文寫來都很有問題。我認為這困境的存在，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在中學時，他們讀書是為了應付會考，而且試題是他人所「出」，因而文學老師不敢自我發揮，不敢以自己的才華來「影響」學生，恐怕學生「會考」不及格。（這一點對文學比對科學更具殺傷力。）其二，學生在童年之際，今天的語文老師較專注於解釋內容，而忽略了每天要兒童背誦一兩段上佳的文字。

中國藝術為何節節敗退？

從中、西藝術歷史那方面看，我曾經提到宋代的藝術比歐洲同期的高出許多；元代幾乎一蹶不振；明末清初時的十七世紀，我們的藝術發展又大有起色，但只能與歐洲打個平手；從十八世紀開始，我們就節節敗退，輸得一塌糊塗。

是的，於今回顧，中國的藝術發展有兩個高峰，其一是十一世紀時的宋朝，其二是十七世紀的明、清之間。這兩個高峰哪一個比較出色很難說。個人認為十七世紀稍勝，但與歐洲同期的藝術相比，宋代顯得光芒不可方物；到了清初，歐洲就迎頭趕上了。

試想，宋朝大約早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四百年，當時的歐洲，除了希臘的建築，沒有什麼超凡的藝術令人歎服。即使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人物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天才橫溢，但其作品受宗教的框框約束實在太多，意念並不超凡。文藝復興後期的米開蘭基羅（一四七五——一五六四），更是表現出色的藝術家，但米氏在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是因為他試圖打破宗教的框框傳統。

是的，自意大利的米開蘭基羅及接踵而至的西班牙的格萊科之後，歐洲藝術一日千里，一百年有大成，二百年把我們比下去，三百年舉世拜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中國節節敗退」的觀點，倒不是我「發明」的。外國的有識之士都這樣看。同樣，一些美國的學術朋友，略知我們宋代藝術的，驚歎之下，都不約而同地把它先後與歐洲相比，跟著必問：中國為何節節敗退？

這個問題我想了十多年了。今天的「大概」答案，是下述的三個原因。

其一，中國藝術發展的第一個「致命傷」是元朝。像歐洲一樣，中國自古的藝術發展，帝皇的影響很重要。元朝的皇帝既不懂中國的文化藝術傳統，也是些沒有什麼「墨水」之人，於是把宋朝的優良傳統幾乎攔腰打斷。毛潤之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倒說得不錯。

相比之下，清朝的外族帝皇高明得多了——從康熙到後來的皇帝，都學習中國的書法。雍正的書法最好，可以稱得上是書法家。乾隆呢？喜愛書法，不成；喜歡寫詩，更不成；但乾隆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藝術收藏鑒賞家！

其二，二十多年前，我看過一本今天已忘了作者是誰的，名為《歐洲的奇跡》（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該作者認為歐洲自文藝復興之後，科學與藝術發展的神速是一個奇跡。他的主要解釋是：歐洲是很多國家的合併，國與國在交流中互相競爭，互相衝擊、啟發，因而大有所成。

我認為這觀點有道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莫扎特等人的生平事跡。他們為了名成利就，往往東奔西跑，周遊列國，使人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之感。一國之中可以有競爭，有衝擊，但多國之間的來往對天才就更有這樣的好處：這個政制下的市場不欣賞我，我就跑到另一個政制下的市場去。於是，競爭與衝擊就更加熱鬧了。

其三（這是我幾個月前的發現），歐洲到了十八世紀之後，評論藝術的人大都是收藏藝術作品的人——這點很重要。

自古以來，中國、歐洲的藝術發展都受到帝皇及宗教的影響與約束。藝術家要吃飯，吃誰的飯就要為誰的品味而創作。帝皇與宗教主事人的品味可能不錯，但有禮儀、信仰的約束，卻沒有理論基礎。吃富有的人的飯對藝術的發展好一點。更好一點的是吃藝術商人的飯。這是因為商人收購藝術作品要賺錢，他們就不能不顧及市場的喜好而下注。

對藝術發展最有利的，是藝術家要吃藝術評論家的飯。這是收藏家作藝術評論家的情況了。歐洲到了十八世紀，這情況開始出現，跟著，此風盛行，而到了十九世紀，印象派作品的主要收藏家都是藝術商人及評論家。這樣，藝術的發展要顧及市場大眾的需求，也有理論與概念爭論的協助。

去年暑假，我在美國一家書店裡（大減價時），僅以八美元買了一本精裝的名為《印象派首期的收藏家》的書。書中敘述了一群為了賺錢而收藏作品的畫商。他們有先見之明，看中了當年籍籍無名的塞尚等人的畫，收購後執筆為文，理論滔滔，引起爭議，熱鬧非常，影響了多個藝術天才的思維，促成了後來公認為偉大的印象派。

藝術家要吃飯，也要在思維上有所啟發。收藏與評論是同樣的人就可以一舉兩得。這是歐洲藝術之幸。

上述的「藏」與「評」的結合情況，中國到今天還很少見。評論藝術的人不「入貨」，得個「講」字，要吃飯的藝術家是不容易聽得「入耳」的。

思宋有感

最近紐約佳士得的一次中國古畫拍賣中，第三號是一幅據說是宋代的畫，小小的只有十英吋（面積不到一百平方英吋），畫中主題是樹上幾隻猴子。簽名與印章看不清楚，佳士得的《目錄》註明是「無款」之作。

該小型宋畫的估價是一萬五千元至二萬美元，但拍賣的成交價，卻是二十六萬六千五百美元，在收藏行內一時傳為佳話！

機緣巧合，這幅小型宋畫拍賣之際，我剛好在長途電話中聽得清楚。從八千元叫起，在眾多買家搶叫之下，不到三十秒鐘就超過二十萬美元。為什麼如此吃香？畫本身是精彩的，但據說畫中看不清楚的簽名與印章，經一些「心水清」的人研究後，鑒定為馬遠（一一九○——一二二五，南宋畫家）的祖父馬興祖（一一三一——一一六二）之作。祖父的名氣，遠不及孫兒，但這可能是馬氏祖父遺留下來的孤本，要「收」為己有的人就視金錢如糞土了。我想，宋代的魅力非同小可也。

前些日子，一位日本女士說，她在日本的一位朋友，有一幅中國畫出售，要我問問朋友有否興趣。我看她帶來的照片「樣本」，是宋人范寬的《溪山行旅》！我說：「不可能吧。這是台灣故宮博物院的鎮山之寶，最近故宮的珍藏品赴美展出，這幅范寬名作不准離開台灣，即使美方願意買一億美元保險也借不到，你的日本朋友有沒有搞錯？」她的朋友沒有搞錯，因為後者擁有的，顯然是數十年前在日本精心印刷、幾可亂真的複製品。這市場早已絕版的複製，我後來出價五萬港元也買不到。

宋代的繪畫大師，說來何止范寬一人。那時名家輩出，還有李成、郭熙、崔白、李唐、文同、夏圭、馬遠、馬麟等大師，風格各異也思維高逸、氣勢超凡。宋朝的起迄年期是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比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的中心人物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早出三百年，但從藝術的概念與理論那方面看，我認為達芬奇是不能與范寬等人相比的。是的，歐洲的繪畫藝術要到十七世紀中期才有《溪山行旅》的意念和想像力。

轉談書法吧。雖然我認為明末清初的書法不下於唐宋，然而，以米芾、黃山谷為首的宋四家來說，理論縱橫，下筆天真，令人神往。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趙佶——宋徽宗。這個創立瘦金體而草書又好得出奇的大書法家，竟然是一個皇帝！古今中外，我想不到有哪一位皇帝或執政者在藝術上有宋徽宗的能耐。

說文章，雖然我偏愛魏、晉，但唐宋八大家中的蘇東坡與歐陽修（皆宋人也）真的非同小可。單是蘇學士的前後《赤壁賦》就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宋的詩不及唐，但宋詞的發展光芒萬丈。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等人的功力，在西方的詩人中似乎找不到。

最近我對中國的陶瓷器學習了一點欣賞之道，是初學，什麼「窯」呀老是搞不清楚。正因為這樣，我可以不受任何專家的言論影響，而作出個人對陶瓷藝術的直覺「判斷」。這一「判」也，宋瓷十分，其它最高的是八分左右而已。我的直覺是，宋瓷的設計簡單而高貴，色調清純，靜而雅，自然而毫不造作，但細看之下，其變化含蓄、微妙，而又多采多姿。是的，從不懂瓷器製作技術的個人直覺來看，宋瓷的藝術是世間罕有的。

論科學，自希臘的歐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之後，中國比歐西落後很多——差了好幾條「街」。好些為我炎黃子孫的祖先的祖先之古代科學家大捧特捧的言論，甚至說我們祖先的科學勝歐洲祖先的，皆大言不慚也。

但從藝術文化這方面來品評，我們的宋代，比同時代的歐洲，的確勝出了五六十條「街」。中國在元朝的藝術文化一落千丈，令人歎息。不過，到了晚明徐渭那個時代，我們還是大有看頭，還能把歐洲比下去。十七世紀中葉，中、西雙方大約打個平手。如果我們這一邊派出八大山人（即朱耷，一六二六——一七○五）等四大高僧出賽，那麼歐洲應戰的，只派出一個荷蘭畫家倫勃朗（一六○六——一六六九），就勢均力敵，再加上意大利的雕刻家Bernini，我們的和尚就會心驚膽顫了。

到了十八世紀，我們節節敗退是毋庸諱言的。單是一個莫扎特，炎黃子孫就聞「音」喪膽。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畫壇印象派的前奏，我們就變得面目無光。

曾經是那樣有智慧的民族，那樣有感性的民族，有那麼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為什麼會變得這樣不成氣候的呢？

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