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傳媒惹來的禍

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考試制度，香港的傳媒歷來不遺餘力。另一方面，他們又大事鼓勵他們反對的制度。不久前見到香港的報章，以整版的篇幅介紹香港今年會考的多個「狀元」，什麼九優、十優之類的——七優也算是狀元了。大字標題，措辭誇張，熱鬧非常。孩子狀元們各有各的哲理，權威性地發言，而驕傲的父母，當然以教導有方的姿態出現，真的是羨煞旁人也。

是的，每年七、八月間，香港傳媒公佈新狀元的消息，非常熱鬧。這樣的情況我在美國二十五年從來沒有見過。就是我自己在大學的成績創了什麼紀錄，不僅報章不報道，校內的學生報不報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些年前，一位香港留美學生，讀了五年學士，畢業時一起拿得五個學系的學士，衣錦榮歸，香港的報章當然大字標題歌而頌之。嗚呼哀哉！任何在美國讀過書的人，都知道大學畢業若多讀十多個學分，就可以多拿一個學士。真正讀書的，要趕著入研究院，貴精不貴多，快手快腳地拿一個學士就研究去也。我自己和我教的姨甥都是兩年拿得學士，算是交了功課，就轉向研究上打主意。要是我們跟人家斗多銜頭，五年拿十多個學士易如反掌。

書可以不讀就千萬不要多讀，這是求學的黃金定律。世界上的書讀一億年也讀之不盡，我們要選讀那些非讀不可的。我念學士時，是舊學分制，一百二十個學分畢業。因為有其它的規限，通常的學士生要修一百三十多個學分才能畢業。我左算右計，結果畢業時是一百二十三個學分。那是算得很準的了。但多讀了三個學分，蝕了本，自歎倒霉。

香港的傳媒每年按時搞前述的狀元英雄榜，大鼓大擂，好不熱鬧。但那豈不是鼓勵了無知的孩子如寒鴉赴水，飛蛾撲火？本來是良材美質，但為了爭取毫無意義的風頭而讀壞了神經？

我不是要向孩子狀元們潑冷水，但香港每年的數十個孩子狀元中，將來能有一個在國際學術上有一席之位的，其機會應該近於零。這是因為學術的成就與考試扯不上關係。要在學術上有點成就並不困難，問題就是不可以從考試的途徑而得之。以考試而得狀元，筋疲力盡，到了要爭取學問之際，變作一個傻狀元，死火！

孩子是要多玩耍的。想當年，我是因為好於街頭巷尾之藝而給皇仁書院逐出校園。這是我之幸。後來因為精於街頭巷尾之藝，腦筋靈活了，作學術研究如放風箏，如賭象棋，如彈波子，如踢足球，千變萬化，狀元們怎可以鬥得過我？

中國古時的聖人喜歡胡說八道，但孟夫子說過一句中肯的話。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這句話重要。教育孩子，主要的是要孩子有所用心，但卻不是要用於墨守成規的考試上。

七十年代初，上文提到我的一位姨甥，在香港的中學成績算是不錯，但入不了香港大學。我見他有所用心，認為孺子可教，就破例地用自己的美國大教授名頭推薦他到中文大學去。殊不知中大的校長親自回信，說他相信我的姨甥是個好學生，但成績不夠好，不能取錄云云。我逼著叫姨甥到美國去，跟我求學，只教了他三招兩式，六年後就拿得博士，今天是美國某名校的大教授，在生物學上是名家。若按今天香港的大學以文章被引用的指數來衡量，應該沒有另一個華裔生物學者有他的一半水平。

我自己的兒子從小就有所用心，所以我很怕他著重考試。事實上，在中學時他每次成績特別好，我就有微言。這是因為讀過書的人都知道，考七十分與考九十分所需的勞力增加很大，但過了兩三年，這二者對該課程的認識不分彼此，勞力的增加是浪費了。兒子既有所用心，用到課外的知識是上策。我當時擔心的，是兒子若中學成績太差，就進不了大學。剛可進大學的中學成績是最理想的了。

女兒呢？她無所用心，對任何知識都沒有多大興趣。這樣，真的是「難矣哉」！她的另一個問題，是可以完全不讀書而考試成績很不錯。這算是對父親有了交代，但興趣培養不出來，難道我要以威逼利誘的方法來「教導」自己心愛的女兒？在大學，女兒顯得很有文學的天分，但畢業後她不要深造，三勸不聽，也就算了。

不要以為只有能人異士，才可以在國際學術上有點成就。太蠢的不成，但我認為只要智力中等，有所用心，教育得宜，在國際學術上贏得一席之位的機會起碼有六成。這是因為數之不盡的重要學術研究，是不需要有大智大慧的人才可以做得好。

智力大致上是天生的。然而，大多數人不明白，一個孩子的天生智力怎樣，不是由什麼智商測驗或考試成績或甚至日常的表現就可以知道的。你要讓孩子去嘗試，去樂在其中地做一下。而又因為天分有許多方面，你要讓孩子嘗試多方面的。好些時候，一個孩子在幼時顯得蠢，但到了某一個年紀就聰明起來。我自己要到二十八歲，突然間對經濟理論融會貫通，覺得課本錯的多，對的少，才有膽把前賢之見一視同仁，手起刀落。

我認為「用心」這回事，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但在某程度上也可以培養出來。我一向認為，對事情有興趣的孩子，凡有興趣就用心的，是一個准天才。一般父母不知道，有興趣是極為難得的事。

只要孩子有興趣的不是不良嗜好，千萬不要阻止他。同樣重要的，是孩子感到有興趣的是否需要用想像力。電子遊戲因為不用想像力，我不會鼓勵孩子日以繼夜地幹。我作孩子時的放風箏、彈波子之類的玩意，對想像力的啟發就大有用場了。

最後，教育是後天的。學校的教育遠不及父母所教重要。父母要讓孩子作多項的嘗試，要不阻止孩子的興趣發展，而最重要的，是不強迫孩子在無關宏旨的事項上——例如考高二十分——多下功夫。

讀書求學是要考試的。考試是衡量，但卻不是求學的目的。香港的教育制度本末倒置，使考試變為目的了。批評香港教育制度的傳媒，為了要洛陽紙貴而大事宣揚考試英雄榜，難以自圓其說！

千古絕聯

神州大地臥虎藏龍，無話可說。那樣大的一個國家，有那麼悠久的歷史文化，天才輩出是必然的事。然而，因為傳統的科舉制度，數之不盡的天才被埋沒了。

唐初的孫過庭，要不是遺留下來一篇手寫的《書譜》，今天可能沒有誰會聽過這個人。《書譜》非同小可。作者論書法，字寫得好不在話下，文氣與文采皆達頂級，而更重要的是內容之精妙，不僅前無古人，且後無來者。從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館的《書譜》真可見，作者自己修改之處甚多。這使我意識到該《譜》可能是草稿，那就更令人拜服了。

朋友問，要是今天尚存的古人書法讓我選一件，佔為己有，那我會選懷素的《自敘帖》，或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還是米芾的《吳江舟中詩》？我答道：「都不是，我要《書譜》。」

明代的徐渭，是數世紀一見的藝術天才。要不是身後才子袁中郎在朋友家裡見到他的文章，嚇破了膽，於是奔走相告，徐渭可能籍籍無名。朋友，你有沒有見過今天存在南京博物館的、徐渭所繪的四十呎長的《雜花圖卷》？你只要一見，就知道齊白石等大師不足道矣！

若干年前，我在上海買了一幅明人的狂草書法，有傅山的筆意，但勝傅山一籌，後來，遍查參考書籍也找不到作者的名字。在美國西雅圖鄰近的Bellevue市的一家酒店內，掛著四條幅草書書法，有清人之意，但除王鐸外，整個清代沒有誰的草書比得上。後來在參考書中又找不到該作者的名字。

孫髯翁是清朝的人，不仕，潦倒落拓，算是少見經傳了。他遺留下來一副為昆明滇池而寫的長聯，共一百八十字，其氣勢之雄偉，其感情之洋溢，其文采之斐煥，就是文章也難得一見。好些人說這首刻在大觀樓的長聯是天下第一聯，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因為我們的文字是單音的，對聯是中國獨有的文化。但作為一門藝術，對聯有過大的約束性。從《詩經》到晉朝興起的駢文到唐代以杜甫為首的律詩，近於對聯的藝術大有可觀，但以純對聯而論，算得上是好藝術的並不多見。這是因為平仄、虛實、詞類、字類等吹毛求疵的約束，使對聯走向刁難、取巧、「砌字」的路，不容易避免「斧鑿」痕跡。十多個字的對聯也不容易寫得自然，更何況一百八十個字。

試看孫髯翁的千古絕聯吧：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聯寫景，下聯寫情。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上聯第二句——「奔來眼底」——不是大師是寫不出來的。以「注到心頭」對「奔來眼底」，不僅妙絕，而跟著而來的「看」對「想」，開門見山，景、情互對得瀟灑自然。

以四個方向對四個朝代，不是一個發明，但「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就可圈可點。毛潤之寫《沁園春》，提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幾句，有口皆碑，但比起孫髯翁的漢、唐、宋、元，就略嫌霸道，不夠細緻。孫前賢之妙，是能舉出四樣小事物來刻劃四個大時代。

「漢習樓船」我要到兩年前才搞清楚。「習」是「練習」或「演習」。「樓船」呢？兩年前我見到一件漢代的大陶器，是一艘有三層樓的船。唐朝界定版圖，據說是用「鐵柱」的。「宋揮玉斧」我也是在古物上學得的。據說宋太祖曾經除下發上的玉簪，在地圖上揮指領域。我見過幾件中國古時用於發上的玉簪，出奇的重，果然是斧形。至於「元跨革囊」，應該是「彎弓射大鵰」的前奏了。

文人「襲」前賢而加以變化，歷代屢見不鮮。論文筆高下，一個可靠的衡量準則是以後之襲者與前賢相比。我想舉三個例子來品評孫髯翁的文字意境，當然會考慮到他寫的是對聯，有較大的約束性。

例子一。論及英雄「俱往矣」，北宋的蘇東坡寫道：「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南宋的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明代的楊慎：「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到了孫髯翁：「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我認為孫勝楊，但比不上蘇、辛。

例子二。唐初的王勃：「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孫髯翁：「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我認為孫的意境遠勝王矣。

例子三。唐初的李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孫髯翁：「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孫勝。

無論怎樣說，因為孫髯翁的長聯有一百八十個字，不可能是碰巧之作。而若不是碰巧，那麼他的才華直追古人，當無疑問。這樣的人少見經傳，能不興歎乎？

感謝舒巷城。我十五歲時他讀這首大觀樓長聯給我聽，過耳不忘，數十年來我久不久就大聲朗誦，以舒胸懷。最近在書展見到梁羽生的《名聯觀止》上下兩大冊，上冊封面印著大觀樓上聯，下冊封面印著下聯，真的是重視了，我立刻把《名聯觀止》買下來。羽生先生是舒巷城的好朋友；他的國學功力比我深得多。

狂生傲語

個多月前，深圳市政府邀請我到那裡一行，款待我的人除了深圳的官員外，還有從四川、北京、廣州等地來的舊相識，是搞刊物的，要替我作訪問。閒談中，他（她）們說在中國大陸，差不多所有大學生都知道我這個人，但評價卻不一樣。

「人怕出名豬怕肥」，聲名這回事，我歷來是避之惟恐不及的。我從來不用名片，寫信不用銜頭，傳媒要訪問，接受的都是朋友關係，不好意思推卻。我不推卻的，是學生邀請講話。然而，「出名」這回事，求之不得，推卻更難：一傳十，十傳百，「出名」指數是以倍數上升的。無從禁止，罷了，罷了！

聽到朋友說外人對我的評價不一，我倒有興趣知道他們怎樣說。既然避不了，就要面對現實。在深圳會面的朋友說，少數的中國青年說我「狂妄」，多數的對我是「狂迷」，差不多一致的說我是學術界中的李白。「狂妄」之評我不同意，對我「狂迷」很有點那個，但把我比李白，是擦中了「鞋」，使我高興萬分。

我不敢說自己似李白，沒有資格似李白，但卻很想似李白。誇大一點來看自己，我的才華可能有李老白的十分之一。懂得欣賞李白也算是有點過人之處吧。

問題是，外人為什麼會對我那樣看？我從來不譁眾取寵，不搏「出位」。自己要知道的學問，我虛心求教——要不然，不會有那麼多的高手樂意教我，而且教得那樣用心，那樣起勁。說我喜歡「我行我素」，是對的。但那有什麼不妥？生命是我的，只有這一次，若阿諛奉承，言不由衷，豈不是辜負了自己？

前思後想，外人看我從來都從兩端看，可能是因為我有點「怪」，有點與眾不同。但每個人都必定與眾不同。我的「不同」可能比較特別，連自己也搞不清楚。

一個明顯之「怪」，是人家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的，我可能怎樣嘗試也做不到；但我自己能做到的，外人往往不能夠。舉一個例，數十年前搞黑白攝影，黑房放大的功夫我是個專家，在美國加州要拜師者甚眾。我的困難是自己在黑房放大的相片，用同一底片的，永遠是張張不同。就是初學不久的也可以做到張張一樣，但我怎樣也辦不到。放十張，張張不同，但通常有一張會是精品。十張的平均水平不高，但最精的一張卻無與倫比，外人怎樣也辦不到。此乃「怪」也。

論記憶力吧。新相識朋友的名字，我要聽十多次才記得住；自己在美國之家的地址、兒女的電話號碼，永遠記不起（要經太太找他們）。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相信，詩詞、古文之類，三十歲前我過耳不忘。就是到了四十多歲，為一件石油壟斷大官司作顧問，我毫不費力地強記文件三千多份。此亦「怪」也。

在思維上，我的本領也大略如此。好些朋友認為是顯淺不過的問題，我聽來聽去也聽不懂，想來想去也想不通。但朋友認為是湛深的，時來運到，我可能在幾秒鐘之內找到答案。

巴賽爾（Y.Barzel）在他一本書的序言中，就提及七十年代他和我的一件瑣事。一個當時新興的理論觀點，他認為不對，想了幾天，稍知錯處何在，但想不清楚。某天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告訴我那理論觀點（之前我沒有聽過），不到一分鐘我就清楚地指出為什麼是錯了。有趣的是，在作石油研究中，有一個「甲等於乙」的理念眾所周知，但我就是不明白，去求教巴賽爾，他一聽就明白，向我細說了半天，我還是不明白。到最後，大家決定不再談這理念了。

在洛杉磯加大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課，我那不平均的思考本領，往往語驚四座，於是成了名。赫師在課堂上問：「為什麼結了婚的人會多買人壽保險呢？」（答案應該是：結了婚，責任大了，躲避風險的意圖增加。）我答道：「因為結了婚，保險經紀在婚姻註冊處找到你的姓名地址，就跑來向你遊說！」同學們笑彎了腰，我卻不明白有什麼可笑。赫師替我打圓場，說：「這一課我本來要談風險，但史提芬說保險可能與風險無關，我們倒要考慮一下。」

另外一次，也是在赫師的課上，我的表現就不是那麼蠢了。勞工超時的工資比不超時的高，所以工作與休閒之間的相對價格線是彎曲的。赫師說他想了好幾天，也不明白為什麼在分析上，超時工資不能達到柏拉圖的至善點。他把問題畫在黑板上，還沒有畫好我就提供了答案。

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是每個人都有的際遇，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的「問題」，或可說是比較特別的際遇，是外人看我似乎永遠是從我之所能那方面看，而忽略了我之所不能。這樣看，就免不了把我誇張起來了。

在這「誇張」的問題上，我自己也是要負一點責任的。雖然我沒有試圖掩飾，「不能」的事我不會津津樂道。倒過來，自己稱心之作，免不了要多說幾句。記得在大學上心理學的課，教授說：「人的記憶會無意識地自我調整，稱意的記得久，不稱意的忘記得快，若非如此，生命苦不堪言。」可以說的是，這種「調整」我似乎比別人來得快。

任何人都像我一樣，在痛下苦功之後若得到一點成果，會自我欣賞，自我陶醉一番。拍得一幀好的攝影作品或寫出一幅好書法那樣無足輕重的事，我可以引以為傲而整晚睡不著。

事實上，我在任何造詣上要有點成果，為的主要是自己欣賞一下，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記得在一九八一年末，我晝夜不分地用墨水筆寫下我想了十三年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不知寫了多久，但在寫完初稿的一剎那——還沒有給女秘書打字，更勿論後來的修改——我知道該文會是傳世之作，不禁仰天大笑！

百無禁忌，不滯於物，自我陶醉，於世俗有所不合。更與世俗不合的，是一旦在某題材上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不會再涉足於該題材上。《公司的合約本質》寫好後到今天，除了對學生解釋外，任何學者朋友向我提出公司理論的問題，我都忙顧左右而言他；不知何方神聖寄來求教的有關「公司」的文章，我從來不看。其它我寫過的自己認為滿意的題材，皆如是。這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自己走過的艱苦的路，千山萬水，到最後披襟岸幘，怎樣也不願意再走該路了。

是之謂狂生歟？

（按：作者在文末所用的「披襟岸幘」，取自清人孫髯翁的大觀樓長聯，是說解開衣襟及高舉頭巾，言其喜而傲也，請參閱《千古絕聯》一文，見本書第五十五頁。）

賣書的經驗——本本皆辛苦

「花千樹」這家出版社的名字是我起的，我很滿意。要出版舒巷城的書，我不由得想起他生時跟我談詩論詞，大家是那樣的投入，那樣的溫馨。我又想到他和我都熱愛的辛棄疾的詞，想到那首我們曾經爭論過的《青玉案》：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蕭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就這樣，「花千樹」這個名字就信手拈來了。我跟舒巷城爭論《青玉案》的原因，是我寫了一篇「怪文」，說辛棄疾可能是歷史上第一個印象派藝術家，文中舉《青玉案》及稼軒其它的一些詞為例。我的要點，是稼軒有好些詞使我感到光，覺得他是以光寫意。舒巷城說我過於膽大，會開罪「專家」，勸我不要發表。「怪文」後來沒有發表，但我今天還認為自已是對的。

找出版社出版舒巷城的作品不容易。純文藝之作沒有市場，而我又不願意禮下於人，低聲下氣，讓人家左抽右選舒巷城的作品。我要讓舒巷城的遺孀決定一切。那我就對有興趣的朋友說：「你們搞一家出版社，出版舒巷城的作品，由王太話事。我自己的作品加盟，不收版稅，在財政上應該可以打個平手。我的作品的設計由我話事。其它的書我一概不管，但不能破壞舒巷城的形象。」

可幸今勝昔：今天開出版社所需的資金甚少。最低的資金，是請一個人，買一部計算機。「花千樹」的投資大少許，有三幾個職員，兩部計算機。辛棄疾的文采非同小可。因為名字超俗，新奇而又聽來舒暢，其名不脛而走，使人覺得「花千樹」很有點了不起。

開檔初期，在設計、校對、紙張的選用等事項上出現了好些問題。但幾個月後就入了軌道。他們要參加書展，我當然樂意幫忙。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很想知道出版市場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為書展趕稿，到展場簽名等事項，我是頗為賣力的。

「花千樹」在書展場所租了一個小單位，六天的租金二萬多元。因為是新入行，這單位的地點是「貨尾」，台灣「遠景」的沈登恩說是「荒郊野外」地帶。可能風水好，這單位竟然客似雲來，連清潔的阿嬸也說這單位特別旺。

生意好不一定是有錢賺的，六天下來，「花千樹」賣了大約六千本書，數量不算少了，但賺錢卻不是那麼容易。打八折後四十塊錢一本，製作成本十多塊，要是全部算版稅，書的成本就去了一半。租金與搬運等去了三萬，有十三個人輪班工作，其中三分之一是義務的，所以除清可剩幾萬元。但假若考慮到書可以六折批發給書店出售，書展八折，其實每本只有毛利十元。這樣算，賣六千本是要虧損的。

可以這樣說吧。參加書展的好處，是可能遇到書店之外的顧客，及替出版社宣傳一下。究竟這些好處能否補償租金及工資的損失，就不容易算出來了。可能最大的好處，是書展的確很熱鬧，有點像年宵佳節的氣氛。朋友們認為好玩，那我就不計時間成本跟他們玩了六天，坐在那裡簽名大約簽了四千次（有好些是讀者帶著舊書來給我簽的）。我本來不打算花那麼多時間坐在那裡簽名的，但「花千樹」的朋友說若我不在，生意就下降。見他們那樣要求，我只得硬著頭皮，簽呀簽的。

簽名可不是那樣簡單的事。預先在書上簽了名，效果不是那麼好。顧客要見到我這個人，要題上款，閒談幾句，有時要握握手，或拍張照片。這一切，我都照做無誤。

加上款，寫什麼「先生」或「女史」教正之類，大約七個字，再加簽名就是十個字了。要書賣得多一點嗎？那我就要在寫上款時賣弄一下鋼筆書法，又因為要趕，就以狂草下筆，寫得龍飛鳳舞的。這樣寫了十多本，觀者雲集，其中有些忍不住去買一本來過癮一下。寫我自己的名字當然不用想，但寫上款若要可觀，總要想一下，希望能有意在筆先之效。這樣認真地寫，開首五、六十本還可以，但近百本就不成氣候了。所以我像傻佬一名，簽了數十本就要站起來，散散步，鬆弛一下。

簽到第四天——那最熱鬧的星期六——我就研究那「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問題。我發覺若有人排隊簽名，買書的人會較多；若排隊的人下降至零，就要等幾分鐘才再有顧客。這樣，落款及簽名的快慢對生意有決定性。

因為簽名是在攤位之外的小桌上，怕會展的工作人員說我「阻街」，所以排隊之「龍」不能太長，但為了生意又不能太短。能保持五、六個人排隊是最理想的了。助手於是「審時度勢」，看人龍的長短來指揮我的快慢。這樣一來，鋼筆書法就免不了要打個折扣。

六天簽書四千本，寫了大約四萬字，墨水用了半瓶，沒有稿酬，而又盡可能以書法下筆，本本皆辛苦，於今思之，猶有餘悸。值得安慰的，是這次機會能老老實實地讓我見到自己多年來的讀者。其中一些聽到我要離開港大，或聽到我和港大不歡而散，無不感歎。

一個中年婦人帶著一個十多歲的男孩，走到我的面前，驕傲地對男孩說：「這位是張教授，是媽媽的老師。」

我看鐘庭耀事件

（編者按：

二○○○年七月七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鐘庭耀於《信報》及《南華早報》撰文，指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某些管道，向他傳達停止對特區政府及其本人作民意調查的訊息。七月十四日，鐘庭耀在記者會上指事件的「第三者」是當時的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而鄭曾透過「第四者」副校長黃紹倫，先後兩次向他傳達「特首不高興」他所作的民意調查，假如他不停止民調，將會被「陰乾」。

鄭耀宗於七月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上否認曾透過黃紹倫逼使鐘庭耀停止民意調查計劃，但承認曾與「第五者」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於九九年一月會面，談論鐘的民意調查。

香港大學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經公開聆訊後於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作出結論，指路祥安和校長在九九年一月六日的會面，導致黃紹倫在鄭耀宗的指使下，向鐘庭耀傳達訊息，令鐘覺得其學術自由受到抑制。

二○○○年九月六日港大校務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接納調查委員會報告前，鄭耀宗與黃紹倫提出辭職。校務委員會最終只通過「閱悉」（note）調查委員會就事件所作結論的議決。）


我不認識鐘庭耀，但認識他的朋友都說他是個正人君子。我也不認識鐘的上司陳婉瑩。朋友說，陳上司在事發後所說的一些話，傳媒的報道有問題。他們又說這個上司有腰骨。陳作鐘的上司只有三個月，對事情所知可能不多。陳婉瑩之前，鐘的上司是吳啟宏。我認識這個人，但不熟。我對吳的印象很好：這個人辦事能幹。

我開門見山地贊以上的「三君子」作開場白，為的是要說一句他（她）們不喜歡聽到的話。那就是：如果我是港大校長，我是不會支持大學作民意調查工作的。在美國或其它先進之邦，民意調查是傳媒的事，或是某些專搞民調的機構，收費替政客或壓力團體做的，大學避之惟恐不及也。主要原因是雖然民意調查的方法與陷阱往往納入傳媒系的課程內，但民調工作的本身卻與學術無關，算不上是什麼學術研究。

大學否決民意調查的工作不是問題。問題是香港大學做了多年，認為民調是一種學術研究，大做特做，然後（似乎）加以干預。董特首時運不齊，這「干預」早不干，遲不干，卻起於九九年一月，董特首民望暴跌之際。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比一般的干預學術敏感得多。

試想，去年《壹週刊》每星期要求讀者在計算機網上選最佳文章。有兩位學生問我要不要他們幫一把，投我的票。我嚇得魂飛魄散，立刻禁止他們那樣做。要是我說：「好呀，請多投我的票！」一傳開來，我不知要躲到哪裡去。

還待調查的事，我當然不能妄下判斷，說港大高層干預民調真的是發生了。假如真的是發生了，我也認為不是大問題。如果我是校長，我會理直氣壯地說：「港大的民意調查工作起在我之前，我老早就認為這種工作是傳媒的事，或外間專業機構的工作。美國的大學從來不幹，我認為港大也要停止，但因為各種因素，起易停難。去年特首辦有人來找我問及民調的事，雖然沒有給我壓力，但使我意識到民調工作可能扯到政治那方面去，那就更與學術脫節了，所以我要加速停止。」

港大高層可沒有那樣說——他們極力否認干預。如果沒有干預，否認是對的。但如果有而否認，那就「玩完」了。

港大另一個大問題，是在鐘庭耀開記者招待會後，三位高層人士出來否認「澄清」時，表現得非常差，觀者無不嘩然。他們好像是完全沒有作過準備功夫似的。

第一個出場的是港大外務處處長陳鈞潤。此君有懂文墨之譽，既然專於「外務」，他應該對答得體，面面俱圓。想不到，記者一發問，他好像是剛從火星飛來似的。陳處長在機場的表現也令人失望。學生等了那麼久，他竟然笑得出來，說他也不知道校長另有出路，使人覺得他搞的是「調虎離山」計。後來在校長的記者招待會上，陳處長的表現更毋庸細說了。

第二位是副校長黃紹倫。《明報》的民意調查竟然給他有一分之多——百分之一的人相信他。我真的不明白，有備而戰的記者招待會，事前明知一定會被問及的最重要問題，黃副校長竟然忘記了答案。另一方面，我們從來沒有聽過，學術研討是要把「研討」者召到副校長室去的。

第三位是鄭耀宗。鄭校長落筆打三更。事發時他身在英國，竟然說因為沒有傳真機，所以全不知情。長途電話那樣便宜，怎可能不用一下？後來他補說他度假是真的度假，所以校方的事一於少理。這可能是真心話，但怎可以說出來呢？

鄭校長回港，其表現就更令人尷尬了。在機場避見學生可以理解，因為有記者在場。但跟著讓學生在自己家前、風大雨大的環境下坐了一整晚，怎樣也說不過去。早上睡足了，會見學生只幾分鐘，隔閘而談，態度輕浮，措辭高傲，使人有鄙視學生之感。

準備了幾天的校長記者招待會，一塌糊塗！內容姑且不說，但宣讀寫好了的文稿，怎可以白話與廣東話交替並用的？鬼妹記者發問，怎可以用英語答了幾句就轉用廣東話的？辭不達意，毫無文采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半點學者的風範。排山倒海的輿論給鄭校長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他是不應該舉行記者招待會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了，將來的結果會怎樣呢？我認為董特首很可能與整件事無關。若如此，路祥安先生是自作聰明，要負責任。至於港大那方面，我認為獨立委員會的調查，很快就會水落石出。這個判斷基於兩點。第一，假如鐘庭耀所說的大約是真實的話，不少港大人士會知道實情。干預民調這樣的事，為時那麼久，不可能只有鄭校長、黃副校長及鐘庭耀等三個人知道。第二，在一不小心就給輿論殺下馬來的情況下，應該沒有可以置身事外的人會說假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