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的創傷

這幾天在電視看追憶梅艷芳的片斷，悲從中來。羅文、張國榮、梅艷芳先後在十多個月內謝世，都是很了不起的演藝天才！香港文化的幾個重要人物怎可以這樣短壽呢？如果還不心酸，我可以多加一個林振強。香港究竟是受了什麼詛咒呢？

不要誤會，我不是新潮演藝的專家。藝術的欣賞我是個古人：音樂聽莫扎特，繪畫看塞尚，文學服莎士比亞，才華羨蘇東坡，而電影老是把《北非諜影》看完又看。然而，個人品味是一回事，天才判斷是另一回事了。上述的早逝藝人不僅天分明顯，而更重要的是：除了香港天下間到哪裡去找呢？

二十年前余英時教授說香港沒有文化，我不同意。細想之下，如果余教授說的是中、西傳統的文化，香港有不足之處，但香港的文化很特別，自成一家，了不起，而這是出於彈丸之地，歷史上不容易找到這樣的例子。

我幼年時的兩位文化英雄，是小明星與唐滌生。雖然來自廣州，但他倆的主要創作期是在香港。小明星創始的腔韻歷久不衰，而唐滌生的粵劇曲詞則只應天上有。橫看直看，唐滌生值得拿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可惜西洋鬼子不懂我們的語言。又是香港的悲哀：小明星與唐滌生皆短壽。

我少年時的香港文化英雄，是發明新派武俠小說的梁羽生與金庸。於今回顧，五十年代的攝影藝術香港也大有看頭，可惜後來國際沙龍的約束把當年的天才埋沒了。我是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碰運氣的。當時的粵語時代曲，肉麻兼俗氣，不能入耳。但二十五年後回港工作，聽到許冠傑唱的衷心佩服。是的，許氏兄弟也是天才。

可以說，香港歷來的文化天才不少，都特別，有新意，而風格的轉變相當快。天下間到哪裡去找另一個小明星，一個唐滌生，一個查良鏞，一個李小龍，一個許冠傑，一個梅艷芳……？天才到處都有，為什麼小小的香港會產出了那麼多的獨樹一幟、大有成就的呢？

答案不容易，我還要多想。我的感受，是協助我們找這答案的關鍵人物，是周星馳。這是因為雖然上述的文化人物是香港獨有，但只有周星馳我無法想像其它地區可能產出一個。成龍、周潤發等都是非常「香港」的，但沒有香港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有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這是說，如果要選一個角度解釋香港文化，以解釋周星馳作為起點不會錯。

香港的文化不僅標奇立異，而且重要。國內開放已還，從哪處進口的文化最多呢？無與倫比的是香港。余英時教授當年認為台灣的文化遠超香港的。從傳統的中國文化看，可能對。但今天，香港的文化——無論是菜式、歌舞、演藝、文字，甚至香港話——在國內皆大行其道。這是說，國內的人認為香港的文化遠比台灣的可愛。

梅艷芳與她的幾位天才同事的早逝，在那麼短的時日一起發生，是香港的創傷。死者已矣。我認為何志平的一項重要職責，是有系統地整理香港的文化傳統。有朝一日，香港與國內的文化會打成一片。但在這之前香港獨有的，既然政府替納稅人出了錢，研究整理一下對人類的文化歷史會有貢獻。從唐滌生開始吧。

侮辱自由經濟的指數

傳統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再次公佈他們計算的自由經濟指數，在一百五十五個國家中，香港連續十年排名第一，而中國大陸則排一百二十八，近於包尾！不容易想像有更糊塗的指數分析。傳統基金是奉自由市場為聖殿的。該基金有大名，受人尊重。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每年花錢去算出這胡說八道的指數，讓我這個大教授啼笑皆非。

從基本問題說起吧。傳統基金維護自由經濟。歷久以來，他們要證明自由經濟對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他們的指數證明了什麼？香港自回歸以還，經濟節節敗退，失業率從以前的百分之二以下上升至百分之八以上，千瘡百孔，令人欲哭無淚。自由經濟排第一，要不是天下奇聞，就是證明著自由經濟不可取也。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冠於地球，而如果把產品與生活的質量算進去，冠於地球歷史。但中國排名一百二十八。證明了什麼？證明不自由的經濟大可取也。傳統基金為什麼要年年花錢去否決自己的信念呢？

更神奇的是，中國的自由經濟指數連續四年下跌，而香港則被認為政府開支不高。這些量如果沒有政治因素存在，就是絕頂無知。

如果世界上有市場知識大比賽，投我一票的人應該不少吧！是的，我對市場的所知足以在世界各地擺擂台。一年前我對侯運輝說：「回顧平生，我沒有見過一個比今天中國大陸更自由的市場經濟，而綜觀大陸的經濟增長，不僅證明我們的理論是對的，而是對得比我們當年可以想像的厲害。」

上海的出租車沒有「交更」這回事。你道為什麼？是因為駕駛員每星期工作三天，每工作天上班十七個小時。你情我願，政府不管。不少商場的售貨員也是一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時間長——他們喜歡多假日。企業職員一般超時工作，有飯盒，但沒有超時工資——他們刻苦的回報是分紅，有賺有得分，虧蝕沒有。

二○○三年，中國大陸的大學本科畢業生，求職的起點工資比二○○二年的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在經濟急速增長的情況下（一說是過熱的情況下），下降了百分之四十。這是因為大學畢業的人數上升了。工資下調得那樣大幅，那麼快，是國內能維持低失業率的一個原因。為什麼香港的工資，在通縮與衰退的情況下，下調得遠為緩慢呢？因為公務員的工資訊息誤導，也有政府綜援福利等措施。今天，國內同學的一般的求工意識是求有可以學習的工作，工資次要。這與香港五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時的青年意識是一樣的。

到國內的商場購物，你會發現一個怪現象。除了電器等有固定規格的物品，差不多所有其它物品顧客可以訂造，而訂造之價與現成之價大致相若。傢具顧客要或大或小，這裡加那裡減，悉隨尊便。成衣如是，燈飾如是，枕頭被窩如是，甚至瓷磚、木地板等特別品種皆如是。一位美國進口商告訴我，他給中國某廠商一個新產品設計，訂小量，兩天內廠商提供修改建議，議價後立刻產出。

為什麼made to order這現象在中國那樣普遍呢？競爭激烈，反應敏捷，而更重要的是沒有龐大的政府機構管什麼才算是安全，什麼才適合環保，用不著申請許可證。當然，有些產品我們是不應該鼓勵的：盜版、冒牌貨之多，令人咋舌。有些冒牌貨神乎其技！賣價不到正牌的十分之一，表面看上帝也分不開來。

在激烈競爭的物品市場中，美國反托拉斯法例所反對的價格分歧、捆綁銷售、強制零銷價等行為普遍存在，證明著這些行為與壟斷無關。討價還價的行為眾所周知，較少人知的是香港人所說的「海鮮價」普遍地出現在酒店與航空這兩個行業。酒店租金與飛機票價可以分分鐘轉變——空位多下跌，空位少上升。

市價的靈活彈性與變化反映著市場運作的自由程度，而工資與房租的安排則反映著合約自由選擇的結果。無論是物品市場或生產要素市場，我們今天在國內見到的好些合約安排與價格行為，是西方經濟學者沒有見過的自由選擇，顯示著只要買賣雙方你情我願，政府不管——直接管的沒有，間接管的也沒有。

香港與大陸的發展是大家反方向走。我不想再說香港這些年來的（政府）醫管局，（政府）資助教育，（政府）壟斷土地，（政府）壟斷貨運碼頭，（政府）供應房屋，（政府）大搞福利，（政府）強迫強積金等。這些皆與自由經濟背道而馳。大陸呢？自負盈虧的發展正在醫療、教育等行業勵進，而省與省、市與市、縣與縣之間的競爭令人大開眼界。公路、公園、水鄉等無處不收費，而這些也是自由經濟的選擇。不這樣，公路不會興建得那樣快，公園、水鄉等不會頻頻修葺，清潔起來。外資不斷湧進，國際工業在神州大集會，難道是因為中國的經濟不夠自由嗎？

傳統基金把中國的自由經濟指數排近包尾，說是因為中國有外匯管制及對外貿易不自由。外匯管制是有的，但作為世界知名的研究基金，他們怎會不知道，數之不盡的外資合約是說明某些外匯可以出口？怎會不知道北京對匯管隻眼開隻眼閉，黑市匯率早已不存在，而流入香港的人民幣據說高達八百億？

說到對外貿易，傳統基金怎會不知道，作為一個大國，今天中國的外貿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高出美國的三倍，且正在急升？更令人尷尬的，是該基金把香港的經濟自由排名第一，一個重要理由是香港的外貿量在世界排名十一。他們竟然不知道，香港出口的產品大部分是大陸產出的！

是取締這無聊指數的時候了。

三角二洲大比拚

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前景如何比較，或誰勝誰負，是今天大熱門的話題，不少讀者希望我拿出水晶球來說一下。珠三角的朋友見到長三角的發展有超前的跡象，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維持珠三角在八、九十年代的相對優勢。

首先要說的，是鬥輸了不打緊，因為我的水晶球說，除非天有不測之風雲，二十年後，地球上最繁盛的兩個工業區是這裡為題的兩個三角洲。問題是二十年後哪個是天下第一，哪個是天下第二？世界大賽跑第二很不錯，只是第一遠為過癮罷了。

工業發展不可以無商。商業的發展，上述的兩個三角洲將來能否冠於地球，我的水晶球就比較模糊了。這是因為商業的重點是金融——貨幣、融資、外匯等事項。金融的發展可以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這是近來我格外重視人民幣的處理的原因。今天人民幣處於有利陣地，再走幾著正確穩健的棋，金融的發展會如長江大河；走歪了一兩著就很頭痛。歷史的經驗說，金融走進殘局是不容易收拾的。今天看，處理人民幣與中國金融的穩健棋著不難選擇，只恐怕北京的頭頭不敢走，或舉棋不定。

寫下了的文字不能收回來。十年前我說上海的經濟早晚會超越香港。兩年前我說如果中國取消外匯管制，開放金融，上海會在五年內超越香港；今天看，如果大事開放金融（包括外匯），上海超越香港四年的時間就差不多了。如果上海超越香港，長三角超越珠三角是必然的事。如果不開放金融，上海要超越香港很困難。如果上海永遠停留在香港之下，長三角還有機會勝珠三角，但不會差很遠。

讓我提出幾項重要的因素給讀者考慮。

（一）雖然時間相同，長三角的太陽比珠三角的早出一個小時。太陽早出早開市，這對金融行業是重要的。兩個例。例一，紐西蘭不是窮鄉，卻是僻壤。那裡的匯市有看頭，主要是因為整個亞洲他們的太陽最早出。例二，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搞不起來。開放金融對上海非常有利。

（二）天氣是珠三角好。整年溫和的天氣減少電力的需求，如果石油之價像七十年代初期那樣狂升，珠三角對工業的吸引力就會相對地上升了。最近幾年長三角的外資招徠勝於珠三角，石油價狂升會改變這發展。

（三）文化是長三角勝。這點重要。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經濟發展就佔了一個大便宜，這是歷史的經驗。英國於二戰大傷，跟著又大搞什麼福利經濟，慘不堪言。戴卓爾夫人能夠起死回生，廢除國營企業雖然是重點，但深厚的文化幫助不少。

文化底厚的民眾有尊嚴，知識比較高，工作比較認真、比較積極。不是說珠三角沒有文化，但以中國的傳統文化衡量，長三角一帶遠為優勝。可不是嗎？蘇浙一帶的古跡名勝所在皆是，從晉代的王羲之到唐代的杜牧到明代的董其昌、徐文長，到清代的揚州八怪，都是那裡的人。珠三角拿得出來的嶺南畫派，雖然可觀，怎樣也比不上蘇浙一帶的傳統。另一方面，雖說香港的文化特殊，了不起，但到珠三角其它地方走走，其文化厚度的感受是遠遜於長三角的。

（四）海港是珠三角勝。香港是整個中國海岸最佳的港口，可惜政府糊塗得很。那邊廂人家大興土木，花巨資，建造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要把貨物運到寧波的海港去；這邊廂政府大搞貨運壟斷，刻意地拖遲了近在眼前的多處貨運碼頭的開放發展。今天的情況，是香港處理貨櫃的收費比國內的高出兩三成，而深圳的鹽田則要排長龍打崩頭。珠三角有那樣絕對的海港優勢，竟然搞到這個樣子，叫作捉到鹿唔會脫角。

（五）土地是長三角勝。珠三角與長三角都水源充足，且氾濫的地區不廣。以平坦可用而廣大的土地算，長三角勝。我沒有讀過或作過二者的地理分析，但從遊覽觀察所得，長三角幾個工業區的氣派非凡，令人一開眼界。較新較大的發展是一個原因，但水源充足而平坦廣大的土地，長三角是天下的表表者。因此，無論公路、綠化等措施的設計看來很方便。

（六）外向地點是珠三角勝。長三角較近日本及北美；珠三角較近東南亞、印度、非洲與歐洲。向前看，日本與北美的發展速度不及東南亞、印度與東歐，而人口的密度也是後一組遠為密集，所以從外向運輸的角度看，珠三角勝。

（七）內向地點是長三角勝。是的，長江帶來的經濟利益勝珠江——前者直達人口密度冠天下的四川。從國內貿易的角度看，長三角勝。

上述七項讀者不妨自己考慮，每項打個重要性的評分，然後再打兩個三角洲的每項分數，加起來比較一下。不作得準，雖是無聊，卻有玩意。

記著，推斷中國一定要假設中國會繼續改革發展，起碼會按步開放金融，沒有什麼發神經的瘟疫、恐怖或戰亂。我說過，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二十三年前我從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分析中國的發展，肯定沒有理由悲觀看中國。

二十多年來我對中國的經濟推斷都用筆寫下，發表了，不是口講無憑的。四年前我說過，如果中國大事開放金融，二十年後長江三角洲（上海一帶）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這是不可能更極端的推斷了。四年後的今天，金融（及外匯）只放寬了一點，長三角的發展一厘不差地朝著我說的方向走。當時我考慮到幾方面的局限及其轉變，最後在文化厚度上打個重分。這是經濟學。

珠江三角洲的朋友不要失望。本文提出的七項因素可以協助那裡的頭頭，考慮怎樣改進。幾年前在廣州見到王岐山，意識到他尊重市場的思維作出了不少貢獻。這可見珠三角還有大可改進的地方。

父親的故鄉是珠三角的惠州，我的心在哪裡不言而喻。我的腦子說，要勝長三角不容易呀！

做筆記與寫下來

做學問的確人各有法。幾天前讀到學問大師錢鐘書喜歡做筆記，凡讀書必做筆記，本本做。我想，這個人一定非常用功，天天讀。要不然，他可以讀多少本書呢？我呢？數十年前讀書從來不做筆記，後來索性連讀也不讀。作學生時上課聽講，尊重老師，裝模作樣地在紙上寫，其實是畫公仔。聽課我集中於聽，不抄筆記。不明白的抄下來也沒有用；明白了的用不著抄下來。

當年讀書我喜歡買新書，盡金錢之可能，不買他人用過的價格遠為相宜的。我不要見到外人在書上加上種種他們認為是重要的記號。外人認為重要的，我不一定那樣看，買舊書可以受到舊書主的不良影響。新書在手，認為是格外重要的我會作一些簡單的記號。我的兒子讀書比我高一籌。他也堅持買新書，但他的書讀後還是全新的，沒有半點記號，差不多連翻閱過的痕跡也看不到。

一天我問兒子：「這些書你讀過了嗎？」答道：「都讀過了。」再問：「讀得通透嗎？」答道：「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讀得更通透的人。」我見他成績好，不再問了。但我說：「你讀過的書那樣新，讀後賣出去可獲高價。」他說：「不要讀的書我不買，但買回來讀過的書永遠不賣。」我想，這也有道理，於是不再管他的讀書閒事。

兒子像我一樣，其治學方法自成一家。我不管他求學的事，但有時好奇地走進他的房間看看。房間凌亂不堪，讀書不做筆記，但他聽課時寫下的筆記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整齊得不得了！字體用小正楷，看來寫得非常快，分節分段往往用上大小標題。妹妹說哥哥考試前只翻閱一下筆記，早睡。人各有法。

幾天前兒子三十二歲了，還在研究院讀書。三個月前他給我電話，說他把老鼠細胞的基因做了手腳後，成功地在鼠身上種出癌，使教授們嘩然。我問：「可以把癌消散嗎？」答道：「不能，但原則上可以使癌的增長減慢或停止。」幾天前再與兒子通電話，他說：「爸爸，你猜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出的使癌減慢增長的方法，竟然使癌的增長加速了！」我說：「不壞、不壞，最好是減慢，次好加速，最差是什麼效果也沒有。」他哈哈大笑，說：「當然，當然！教授們為我的加速很興奮，使我這幾天睡不著。」

回頭說當年自己讀書，有慢讀與快讀兩種，慢的很慢，快的極快，從來沒有不慢不快的。慢讀是那些經過左查右查，在師友間問來問去，決定了是重要而非讀不可的論著。這個水平的讀物不多，讀時是每字每句反覆推敲，遇到自己認為是重要的章節，每幾句就站起來，在房子內行來行去，細想三幾個小時是慣例。過了幾天又反覆讀，又再行來行去，每個理念、每點新意的各種含意都想個通透，然後找老師或同學研討。

這樣慢讀，做筆記顯然是多餘的，因為讀後差不多可以全部背出來。一位到美國某研究院攻讀經濟的朋友，不久前打長途電話向我問功課，談到四十年前我曾經慢讀的論著時，他讀錯了一個字我替他修正。

快讀是翻閱，處理那些人云亦云的、無足輕重的作品。要翻一下，因為有時幸運地見到幾句算是略有新意的。天下的學問說少不少，說多也不多。任何一門學問值得慢讀的作品屈指可算。快讀翻閱，一目十行，行雷閃電，一天可以翻十多本，怎還有閒情逸致去做筆記呢？當年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圖書館內有自己的、對角僅可在地上睡覺的小室，每兩三天推一小車書籍進內，貨如輪轉，如是者大約三年，你算算我讀過多少書呢？那些批評我三十多年不再讀書的道貌岸然的君子，可謂不知天高地厚。

不做筆記，但自己的思想是要寫下來的。奇怪，沒有寫在紙上的思想作不得準。認為自己有所悟，有新意，但思想不夠成熟時寫不出來。寫得出來而自己覺得是順理成章的，從來沒有出現過大錯。問題是決定什麼時候動筆。這一點，我的依憑是一種奇異的感受：想了很久的問題，到了某一天我有莫名其妙的衝動要下筆。差不多所有自己比較滿意的學術作品都是這樣寫成的。

是不容易理解的現象。在一個題材上，知道自己的思維有一些重點，分析有一個輪廓，但往往依稀，有點模糊，若隱若現似的。然而，只要感到有衝動的奇異感受，下筆必定成章，從來沒有失敗過。美好的思維發展是動筆後的事。家中的人見慣了，知道我動筆思想就變作另一個人，一般的聲浪我聽不到，而思想的集中往往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動筆把思想寫下來時微妙的細節才出現的。很多很多的細節，之前沒有想過的，動筆後會接二連三地出現。是這些細節把整篇文章的結構連接起來，而比較稱意之作，只寫完了初稿，還是很草的，我彷彿看到一座建築物屹立於紙上，很有自豪之感。

我說過了，想了十三年才動筆的《公司的合約性質》，拖了那麼久是因為自己沒有衝動下筆。後來高斯退休，被邀請供文，選該題是適當不過的，但我膽怯，要選其它題目。殊不知一九八二年二月，我突然對「公司」有奇異的感受，忍不住坐下來，不分晝夜不斷地寫下去，細節源源不絕，一氣呵成，還未重讀就立刻知道該文會傳世！

個人最長的思想等待是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從用心學經濟到動筆算，是四十一年，但從出版商拿著合約要求我寫該書算起，是二十七年，有衝動要寫，也是一氣呵成，而事後看到的建築物比我事前想像的可觀得多了。

沙場秋點兵

作研究生時老師艾智仁說了幾句對我影響很大的話。他說：「沒有一位老師懷疑你求學的熱情，但你要知道，成功只能以成果衡量，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艾師可能因為見到我喜歡誇誇其談，就開門見山地教訓一下。我想，既然誇誇其談不重要，那就不用改了，但成果總要做一點出來。那是三十八年前，而從那天起，我老是要做出一些可以看得到的成果，不斷地嘗試。

成果主要是給自己看的，其它人怎樣想要管也管不著。這幾年退了休，試行整理自己數十年的所得，主要還是給自己看。後者我可能比好些其它人散漫，或較少關心，因為有些文稿找不到了。

年輕時聽說李白不保存自己的詩作，隨意揮來，隨手丟去。但我有一本七百多頁的《李白全集》，字小而又印得密密麻麻的，如果他自己不保存，怎會有那麼多作品遺留下來呢？十多年前在北京見到一整套《蘇東坡全集》，是清代的線裝書，叫價人民幣二萬，相宜之極也。當時手上不夠錢，回港後知道侯運輝要去北京，委託他替我買下來。殊不知侯夫子替我還價萬六，賣家不減，他竟然不買。消息傳了出去，一位律師不動聲色，飛到北京買了下來，如獲至寶。蘇學士也是小心地保存了自己的作品的。

舒巷城謝世後，朋友們以為他保存下來的作品不多，殊不知他的太太在家中找尋，差不多全部找了出來。數不清花千樹替舒巷城出版了多少本書了。

輪到我自己，中文寫的這幾年整理得差不多了，只有二三十篇在九十年代初期發表的找不到。是少量，其中似乎沒有格外重要的。美國的師友聽到這些年來我寫了不少中語散文，希望能選出一些譯成英語，在西方出版。最怕翻譯工作，而聘請專人翻譯，有關經濟的可能譯得不當，要自己修改就更頭痛了。散文的英譯慢慢再算吧。

攝影那方面，一九九三年為四友聯展出版的《往日時光》，我有五十幀舊作在其中。然而，自己認為應該怎樣處理的攝影藝術，只是斷斷續續地在腦中想了三十多年，沒有作品。最近幾個月我才拿起算是被高科技淘汰了的舊相機，把腦中想的拍攝出來。攝得快，已出版了《流光幻影》與《荷鄉掠影》兩本攝影集；第三本題為《武陵散記》，作品齊備了，將於二月出版。大約五本攝影集就足以表達自己想了多年的光的藝術。看來要到九寨溝走一趟。

是有趣的觀點，可能沒有人想過。整理作品不一定是指整理已經產出的：在腦中想通了，還未產出，也要整理，雖然要多加一重產出手續。三十年前高斯常說的需要「整理」的兩篇大文，一篇關於美國的野生大水牛，另一篇關於馬歇爾，只是作了多年研究，想好了怎樣下筆，但沒有寫出來。可惜今天還沒有寫出來，而他九十三歲了，恐怕不能寫出來了。

嚴格地說，整理作品要包括腦中想好了的。這幾個月我決定先產出而後整理攝影作品，是因為這門造詣要到外間跑，體力狀態重要。一旦遇到適當環境，動作要快，有時要迅速奔走。整理作品（或思想）的時間選擇顯然是重要的。

這就帶到整理自己的專業思維——經濟學——的處理。真幸運，我選六十五歲動筆寫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選對了。之前的二十年我少寫嚴謹的經濟文章，多在街頭巷尾跑，為的是要積累觀察，融會思維。這導致不少人閒言閒語，胡說八道，指我放棄了學術云云。於今回顧，早三幾年動筆這三卷書是寫不出來的。只用了兩年時間、一氣呵成三十萬字的《經濟解釋》，據說今天有四千多個網站局部或全部轉載。外人重視我當然高興，但更重要的是完工後一年，自己翻閱，認為再不能寫出那樣滿意的成果。積累了四十年的學問，成功地來一個大總結，天下學者雖多，有誰可以這樣幸運呢？

我打算兩三年後為《經濟解釋》來一次修改，補加多篇有關的散文作為附錄。英譯何時動筆、由誰動筆等是頭痛的問題，但高斯、諾斯、巴賽爾等朋友催促這英譯本。翻譯是艱巨而沉悶的工程，又要補加註腳，一年的時間不一定足夠。

最後要整理的，是英語文章的結集，斷斷續續（斷多於續）地搞了幾年，遇到的困難不少。其一是找不到一些文稿。今天還找不到的，最重要是一篇簡短的、寫於一九七八年的關於期貨市場的文稿，沒有發表過。其二是兩份厚厚的關於石油工業的價格與合約分析。花了四年時間，得到該工業的重要機構與專家的全面協助才寫成，艾智仁曾經說是他讀過的最深入的實證經濟研究。可惜是顧問工作，賣斷了，物主不是筆者，而又牽涉到幾家石油公司的文件，發表的許可是不易獲得的了。

第三項困難，是這些年來看人家的生平文章結集，一般是把原來在學報發表的版本掃瞄入碟，然後複印成書。成本相宜，但這種百鳥歸巢的製法馬虎得很，不好看。我要的是重新打字、校對、排版，註腳要放在每頁之下，而需要時加上一些前言後語。這要花不少時間，也是要聘用助理的工程了。

不管怎樣，我決定了英語文章的結集要在今年底之前出版。到那時，攝影的思維整理也應該差不多了。明年我會有較多的時間，關起門來細想，考慮怎樣把學問寫進書法去。

艾師當年說得對：成功只能以成果衡量。能否傳世是另一回事，一個求學的人總要拿得出一些有點斤兩的成果來看看。要怎樣才能辦到呢？說要有耐力，有毅力，都不錯，但這些老生常談不足夠。給同學們說一個小秘密吧。我認為在造詣上要有成果，從事者要有點「殺氣」，英語所謂killer instinct是也。這是說到了結尾的重要關頭，要懂得作一口深呼吸，然後手起刀落。

辛稼軒的《破陣子》是這樣說的：

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可愛的極端與一個不收數尾的女人

梅艷芳謝世了。《蘋果日報》以開頭二十大版報道，其它香港的綜合報章也差不太遠。篇幅破了紀錄。這是應該的。梅艷芳是我聽過的、讀過的最極端的人。是可愛的極端。沒有機會認識她引以為憾。

能歌、能舞、能演，盡皆精絕——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表演天才了。朋友，男女中西不論，你想得出哪位有這三者合併的virtuosity呢？我好奇地在紙上寫下幾個西洋鬼子的名字，想了一陣還是放棄了。有機會要問問陶傑怎樣選。此乃梅艷芳的極端之一也。

四歲半在一個連小猴子與大笨象都餓得皮黃骨瘦的遊樂場賣唱，沒有機會讀書，但長大後雄視炎黃子孫的舞台。此乃極端之二也。

登場無論打扮、服飾、動作，盡皆刺激。這是二十世紀發明的誇張藝術，彷彿要做到宇宙容之不下似的。這方面，她近於天下第一把手了。此乃極端之三也。

在使人擔心她會心臟病發的激歌暴舞中，數秒之間往往變作柔情似水，唱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此乃極端之四也。

豪氣迫人。什麼賑災搶救、仗義執言，她屢次身先士卒。此乃極端之五也。

情深似海。同行如敵國，但在她彌留之際，蜂擁而親之的藝人破了紀錄。此乃極端之六也。

幾方面的報道，梅艷芳對自己的病情很清楚，更明白她那種激動演出是患癌者的大忌。她知道自己的選擇：要多活三幾個月呢，還是多演八大場？選得好！選得好！沒有色彩的日子，不要算了。是的，梅艷芳是個不收數尾的人。此乃極端之七也。

我的太太說，梅艷芳之死，今後會影響好些人對死的看法。一位自稱不哭的同學，聽到梅艷芳謝世哭了半天。我的妹妹說，梅艷芳的一生是一枝蠟燭從頭不斷地燒到尾。書法老師周慧珺是多年的梅艷芳迷，年多前有機會在上海一睹後者演出的風采，拍案叫絕。周老師對書法吹毛求疵，知名天下，她說梅艷芳的演藝半點瑕疵也沒有。老師比我知得多。她和陳佩秋是同道，對京劇、昆劇等很有研究。

梅艷芳是個現象。我認為這現象的發生，起於一個得到上蒼賜予無與倫比的天賦與倔強的個性的人，生長於凡事極端的時代與地方。二十世紀後期的香港與中國，緊張刺激的事無日無之。你可以麻木地過日子，可以馴服如羊，也可以站起來吶喊——雖然你的聲音不會有多少人聽到。但如果你有超人幾級的歌、舞、演的天賦，站起來，頑強地對抗著極端的時與事，以演藝發洩，你就是梅艷芳。

不久前要動筆大罵何志平，因為作為文娛的頭頭他竟然不懂得天天送花給病重的香港文娛的中心人物，也不懂得叫特首立刻頒發一個特別獎。想不到梅艷芳走得那麼快。

走是走了。但餘音裊裊，不絕如縷！

福利經濟的誘惑

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了一篇評論溫家寶在哈佛演說的文章，引起意想不到的爭議。同學們說，這爭議與溫氏的演說無關，而是文章的最後一段，關於福利經濟的。我寫道：

「溫家寶的仁慈表現也使我擔心，擔心中國會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讀到的一些政策報道有此傾向）。我絕對贊成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搞福利經濟會引起很多、很多事與願違的效果。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願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裡。」

我認為這段話是說得很中肯的了。同學們說，一個論壇是關於思想的，大部分回應同意。另一個論壇是關於經濟的，大部分回應反對我對福利經濟的看法。兩個論壇都有人說中國太窮，沒有錢搞福利。但有錢搞不搞呢？同學們說，因為經濟論壇的讀者比較多，投起票來福利經濟看來會通過，雖然搞到什麼程度沒有說明。

人心肉造，讀者的選擇我理解。我的心也是肉造的，但腦子的結構不同。心歸心，腦歸腦，不可混為一談。幾天前的晚上看到一則新聞。廣東某小鎮的一間郵局代理行騙，使不少貧困的人受到損失。其中一位仁兄說，他的工資每小時人民幣一元，好不容易積蓄了一千五百元，以現鈔寄回家養妻活兒，被郵局用假收據騙取了。這故事令人髮指。我的心說：殺頭，殺頭！我的腦子說：貧民沒有銀行戶口，不能用支票，明白明白，但為什麼不到銀行以現鈔匯款呢？是因為戶籍有問題，拿不出身份證嗎？還是因為銀行的最低手續費過高，貧民不願意支付？為什麼政府不網開一面，說明貧民匯小款銀行不能收費？這些問題令人思之惘然。

我要向樂善好施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你在街上見到一個女人，身上血跡斑斑，抱著一個五歲大的睡著的孩子，坐在路旁行乞。你袋中有錢，而家中更有很多很多錢，你會不會給那個可憐的女人一塊錢呢？我知道你心裡的選擇。但你的腦子怎樣想呢？你不傻，知道那個女人還可以工作，知道她身上的血是用鴨血塗上去，也意識到那個五歲大的孩子多半是租來的。你可能像我那樣，正要拿出錢包給那個女人十大元，但腦子卻想，不要鼓勵這樣的行為吧。那個女人可以工作，應該工作，但她選擇行乞為業；那個孩子應該開始認字，但卻被迫，偽作睡著在路旁行騙。孩子當然不明白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你會想，這孩子長大後會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衷心直說，回顧平生，我沒有試過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幫助的人，自己可以幫助，有求於我，我推卻了。這方面我沒有特別之處——很多人都會那樣做。問題是我們不容易知道哪些是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四十年前，在美國加州，鑒別需要福利賑濟的人需用福利職員。結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三元，其中兩元是政府職員的薪酬。這可說是為政府職員而設的福利制度了。不止此也：串謀虛報的例子時有所聞，而爭取增加社會福利的，永遠是政府的福利機構。後者說是為貧民爭取，可惜他們沒有讀過歷史，不知道貧民歷來沒有代言人。美國的其它什麼食物憑券等福利制度的糊塗賬更是磬竹難書了。這些不幸，發生在世界上憲法最完善的國家，能不令人歎息乎？

加拿大的經驗更糊塗。別的不說，單是他們的「社會醫療制」（socialized medicine）就有說之不盡的恐怖故事。問問你在加拿大的醫生朋友吧。不相信，再問你認識的加拿大病人。加國的社會醫療是福利經濟失敗的一個「典範」。

一九九○與一九九一年，我兩次到瑞典，那個舉世知名的福利經濟國家。城市清潔，國民的平均收入近於世界之冠。然而，市場的物品不僅價格奇高，而且少得可憐。我認為那裡的中等人家吃不飽（不像香港人）。為什麼呢？層層抽稅，稅率奇高，而政府無論做什麼福利、教育、醫療、公共建築等項目，都算進國民收入的數字中，但這些不是市值。

輪到香港吧。清楚記得大約四十年前，香港的議員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資助。當時的財政司葛伯偉破口大罵，說教育完全不是政府的責任，擲地有聲！今天回顧，葛老的信念後來節節敗退。我們記得到了七十年代，公立的學校淘汰了私立的，教育司署愈來愈龐大，官員薪高，管制課本，管制課程，而考試局又跟著跑出來，管制考試。效果怎樣了？朋友，你信不信，五十年前，我是因為中語作文不及格而被逐出皇仁書院的校園的。朋友認為我的中語文章的水平如何？如果當年的語文教育有今天的政府管治，又會如何？

我不清楚香港政府今天對中、小學的資助數字，但大學是每位學生每年政府津貼學費二十萬，學生自己出學費四萬，加起來是二十四萬。這等於三萬美元。我肯定，以同樣的大學教育水平比較，美國的私立大學的收費不到一半。

我曾經在葛伯偉面前大讚他主導的政府供應廉租屋的政策，說雖然我們原則上反對福利經濟，但香港當年有那麼多的難民湧至，不安置他們，讓他們有棲身之所，然後自力更生，香港的治安會有大問題。他聽得高興極了。有誰會想到，這個臨時安置難民的措施，會造成今天舉世最龐大的政府房屋供應的城市，官員架構林立，什麼長樁短樁等醜聞使廉政公署疲於奔命？

醫管局、綜援金、強積金等問題，我不想再評論了。曾幾何時，香港的三代財司對我說，他們的座右銘是市場可以做到的，政府不染指，而政府的責任不是立功，而是避錯。那是香港成為世界經濟奇跡的時代。今天香港完全失去了東方之珠的光芒，也是奇跡。

贊同福利經濟的朋友可以香港為鑒。香港的經驗有說服力。今天香港的財政赤字大得驚人，但如果取消所有福利，財政會有盈餘，而官員們還可以保持他們目前的冠於地球的薪俸。不得以而求其次，回復到葛伯偉時代的政府福利水平，財政也不會有困難。

君不見，在葛伯偉時代，比例上，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憐人遠不及今天那麼多。給他們錢，他們哭得更厲害了。福利經濟是搞什麼鬼的？

不知為不知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句孔夫子的老話，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化傳統對學問比較有份量的說法，也是與西方的治學方法最相近的。問題是我們只懂得說，不懂得做。今天讀到或聽到同學們的言論——尤其是網上的——我發覺中國青年的通病是不知為知之！這個壞習慣不改，要爭取真學問就不可能了。

上期在這裡發表《熊彼得與海伯納的主義時代》，我指出在某些時代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好文筆的支持，可能有市場。但同學們真的要搞這一套嗎？時代轉變了，模糊不清的理念再不容易被視為有性格，加上文筆一般乏善足陳，還打算做一個模糊的哲理、主義思想大師，希望成名，是愚蠢不過的選擇了。故扮高深，以不知為知之的市場看來不復存在，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青年朝著這方向走？

學問不容易，你認為知道的，往往其實不知道。考你一下吧。民主是什麼？你答得出來嗎？我答不出來。不少朋友，有大名的，有小名的，有無名的——都高舉民主，說得朗朗上口，他們沒有一個知道民主是什麼，只是像宗教那樣重複地說。好些年前我翻閱了不少民主大師的論著，希望學得些什麼。殊不知他們也不知道，彷彿是在寫《聖經》。他們給民主的定義，撇開了空泛之辭，是投票。如果民主是指投票，何不乾脆地說投票，不談民主？但他們又不願意這樣做。

什麼是人權？政客們說要保護人權，天天說，但何謂人權他們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人權是產權之外的權利。研究產權四十年，我所知的讓我推出這個人權定義來。有哪位高舉人權的君子可以給我一個人權的定義呢？不知產權為何物，是不可能知道人權為何物的。

同學們要做學問，應該把不知為不知作為大前提，搞通了這一關再作打算。不要跟著人家說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也不要認為自己高人一等，看到皇帝穿上了另一件新衣。想當年，師友們對我的影響有一個重點：他們都是不知為不知。今天，這些師友都是學問名家了。

一念之差，做學問會急進。老是不知為知之地說看到了皇帝的新衣，是走進了學問的死胡同，自欺欺人。在二十世紀的主義時代，你還有一點機會靠模糊起家，但時移世易，今天的世界不同了。盲目崇拜的人愈來愈少，不知為知之只能自欺，不容易再欺人了。

不知為不知的法門是不管誰是皇帝，客觀考慮。也不要認為痛罵某名家可以成名。生當今日，同學們要知道，真學問怎樣也罵不倒，假知識怎樣也捧不起來。漫罵是無聊的工作，但我知道同學們喜歡做。那是為什麼？難道你們不知道，模糊理念、空泛口號的日子，如果還存在，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啟蒙老師艾智仁，要說幾句衷心感激的話。他今年八十九歲了。整整四十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他，之前聽過很多人說他是價格理論的天下第一把手。當時艾師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十問九不知。我是個好學生，很多問題自己早就認為知道答案。然而，同樣的問題，就算是很淺的，艾師往往說他沒有答案。他不可能沒有聽過我心中的答案，說不知是客氣地說我想錯了或學錯了。

當年得到艾師的不知為不知的啟蒙，只幾個星期我就走進經濟學的桃花源裡。